“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的一项重要决定成为历史转折的有力注脚，这就是恢复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众望所归，陈云当选中纪委第一书记。对此，中央书记处原书记、中央纪委原副书记何勇评价：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和国家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新起点，也是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一个伟大的新起点。
重建的中纪委群英荟萃，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首的100人组成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邓颖超任第二书记，胡耀邦任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为副书记。陈云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代表说：
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我感谢工作会议和中央全会同志们对我的信任。但是，我的身体情况是很差的。我将尽我的力量来工作。
中纪委刚刚恢复，面临的任务却异常艰巨。一方面，党长期以来的优良传统、作风，在十年浩劫中被严重破坏；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即将到来，纪检工作面临许多全新的问题。仅半个月，中央纪委收到控诉信、申诉信或建议信就有6000多件，有些信甚至长达几百页。
李楚栋时任中央纪委干部室主任，他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当时中纪委刚刚建立以后，各种各样的问题，大量的问题积累得很多，比如冤假错案。所以向中纪委写信反映情况那真可以说是雪片似地飞来，每天收到的来信都是成麻袋地装。
在纷繁复杂的局面中，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究竟应该怎样做起？
1979年1月4日至22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陈云向中央纪委委员们阐述：
“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我们这次会议就是要为实现这个基本任务做必要的准备工作。”
廓清前进方向，陈云领导中纪委启动了第一项重要工作——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刘家栋时任中央纪委研究室主任，他曾经说：《准则》是我们党，除党章以外第一部党规党法。为什么要搞准则呢？就是针对党内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的地方。陈云同志直接管这个事情。
时年74岁的陈云，为这份文件的制定投入了巨大的精力，非常谨慎认真。2月28日，陈云给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写信说：
“这个档发下去征求意见，……再改。再改之后也只作为中央试行档。试行中如有不妥，还可以再改。”
《准则》的起草工作充分发扬了民主作风，以中央文件印发至县团级党委进行讨论，征求意见，收到各地报告148份，党员个人来信50件，修改意见1800条。草案经过中央纪委各位书记多次讨论，12次易稿。《准则》起草组成员郭仪回忆起当时紧张工作的情景：
制定12条准则，搞了几个月。逐条逐句地来修改，办公会议都是讨论，搞到一定时候就拿去讨论，反复修改。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一、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
二、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
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四、坚持党性，根绝派性
五、要讲真话，言行一致
六、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
七、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
八、选举要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
九、同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作斗争
十、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
十一、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
十二、努力学习，做到又红又专
3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翻开《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的十二条原文，会发现这份文件当时极强的针对性，而且对于今天的很多情况依然适用。比如，其中的第五条是：要讲真话，言行一致。起草组成员郭仪谈到制定这一条的考虑：
必须写一条言行一致，特别是党的干部，领导干部，必须要言行一致。台上讲得多漂亮，台下你讲那一套谁信你的呀？你干什么的你是？根本就不是言行一致，所以做到言行一致。到现在也是，做到言行一致是不容易的，别看那文字简单，不容易。
《准则》从宏观的党性原则，到细致的行为准则，规定了共产党员的规范。其中第11条“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明文规定：“党内决不容许有不受党纪国法约束或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特殊党员。决不允许共产党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要坚决克服一部分领导干部中为自己和家属谋求特殊待遇的恶劣倾向。禁止领导人违反财经纪律，任意批钱批物。禁止利用职权为家属亲友在升学、转学、晋级、就业、出国等方面谋求特殊照顾。禁止违反规定动用公款请客送礼。禁止违反规定动用公款为领导人修建个人住宅。禁止公私不分，假公济私，用各种借口或巧立名目侵占、挥霍国家和集体的财物。党的各级领导人员必须自觉地严格遵守关于生活待遇的规定，同时加强对子女的教育。”
在《准则》的十二条中，有一条是陈云专门添上去的。郭仪回忆：“后来基本上定稿了，写作班都解散了。这时候陈云同志来了一个新的指示，12条准则必须要增加一条。”
陈云要求必须增加的，就是现在《准则》的第十二条：“努力学习，做到又红又专。”郭仪也分析了陈云的想法：“这一条啊，就是强调我们搞四化建设，不能造就一批宏大的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四化是搞不成的。就是说党的干部啊，必须是要又懂政治，又懂业务。陈云同志在当时全党注重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在那种情况下，他真是高瞻远瞩想到了今天的四化建设。”
1980年2月29日，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是一部重要的党规党法，是陈云领导制定的一份纲领性文件。
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宋平高度评价《准则》的制定及陈云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这样十二条，现在看来，这都是必须坚持的。陈云同志在通过这个党规党法——《若干准则》的五中全会上，又讲了一段话。他特别强调要认真实现集体领导制度。
《准则》公布以后，对党内政治生活由乱到治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轰动一时的“西水东调”工程、“国才式锅炉”都因违背《准则》被叫停，相关领导被问责。纪检工作一炮打响，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央纪委从1980年4月到11月的半年时间里，先后在北京召开了三次座谈会。而在第三次贯彻《准则》座谈会上，陈云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新时期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面貌日新月异，很多人受不了利益的诱惑，产生了种种不正之风，其中也包括不少党员干部。而紧紧抓住党风问题，正是陈云指导纪律检查工作的突出特点。
中央纪委办公厅原副主任凌华偆谈起，从陈云批阅的文件中就能感觉到他对不正之风问题的重视：
出现了很多不正之风，这些材料送到了陈云同志那里以后，陈云同志看得很仔细，他再返回给我，要我补材料的时候，我看到材料上面他用铅笔在一些文字和数字底下画了重重的杠杠，在很多地方画出了惊叹号，所以说明陈云同志对于经济领域中的不正之风是忧心忡忡的。
原陈云卫士长牟信之回忆起陈云常说的话：“当时他就多次说，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问题，说过多少次，这个腐败问题就是个党风问题。有一次他问我，他说为什么现在社会上送礼成风，为什么人家要送礼？”
陈云一向以身作则，他一生中从不收礼，也不送礼，成为雷打不动的原则。牟信之谈到一件往事：“1960年，我们到郑州去视察，离开郑州火车站以后，列车长告诉我说这个地方送了一大捆芹菜和半袋花生米。陈云同志讲，按价格算钱，算了以后把钱装在信封里面写上一个下不为例，火车到了徐州以后请他们给退回河南省会去。”
陈云的另一位秘书顾宗宏也回忆起一件往事：“有一年一个老同志从国外回来，就给我打电话说，我从国外回来给首长带了一套组合音响，他知道首长爱听评弹，有组合音响听不是更好吗？我说我们首长从来不收礼，他就老缠着我，结果缠着没办法，我去跟首长说。首长就很严肃地对我说，我的工资都不够全家吃饭的，哪有钱买这东西？你就把这话告诉他。那老同志在电话一听，我给他一说，吓得不吭气了，后来在他面前也不提这事了。”
在陈云看来，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实际上源于党风问题，而党风问题攸关生死存亡。他曾说：
“对于利用职权谋私利的人，如果不给以严厉的打击，对这股歪风如果不加制止，或制止不力，就会败坏党的风气，使党丧失民心。所以，我说过：‘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朱佳木曾在这一时期担任陈云的秘书，他明显感觉到陈云对党风问题关注重点的变化：“78年79年80年，甚至81年，在那个时候他反复讲党风，主要针对的是党内的民主生活的问题。但是到了82年以后情况有很大的变化，这个时候他主要谈的是以权谋私的问题，关于权钱交易的问题，关于行贿受贿的问题，关于走私贩私的问题，关于重大经济犯罪的问题。”
改革开放，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有些干部在待遇上开始攀比，很多机关都在购买进口汽车。有一天，陈云突然叫身边的警卫员赵天元开辆进口车来。多年以后，赵天元回忆此事，依然历历在目：“有一天他告诉他，他说你跟许秘书说一声，明天开几辆车让我看看，一个是国产的车，一个是进口的车，看这个进口车到底有多高级。安排一个是尼桑，一辆是上海轿，一辆是公安部的一个奔驰500，防弹的，是当时最高级的车，接待外宾用的，接待外国首长用的车。”
第二天上午，三辆车都开来了。等陈云看完文件，工作人员向他汇报。陈云说，现在就看。当时担任陈云秘书的许永跃也记得当时的情况：“他从办公室，我们把这车放好之后，就请他来看，他一边走一边看，说老汉这次要开开眼，看看这些车是什么样子。”
看着陈云兴趣盎然，大家也兴致很高，但到了车前，陈云的表情却突然变了。赵天元说：“真正走到停车场的时候，我确确实实感到他一看到那两部洋车的时候，他的神情就不像刚才那么风趣了，就很严肃了。”“他先上了尼桑，上去之后，他在那儿看看车的内体，他还用手按按车座，他还坐在车的左后那个位置，按按车座，他还用拳头在那个靠背上捶了捶。他就说一句话，他说我感觉这车没有多高级吧。”下了尼桑，陈云来到国产车前，赵天元看到陈云的脸色缓和了：“下了车之后，走到上海轿跟前，首长说坐一坐，就上去了，上去之后，坐这个他情绪好，他看看这，摸摸那，看完之后，他竖起大拇指，说我觉得上海轿不错。然后，他就问许秘书，问这个车多少钱，进口车多少钱。所以首长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儿子自己的好。”而那辆最高级的奔驰车，陈云甚至没有多看一眼：“等他下了上海轿，他就想回去，不看奔驰。我就跟他说了一句，我说首长那辆奔驰才是最高级的，现在是国内目前能见到的最高级的车，他看了一眼：我懒得看。陈云同志还说了一句话，说老汉就坐红旗车。”
对这件事，赵天元感慨颇多：“当时我的感慨就很多，我觉得老人家他绝对不是说进口轿车不好。关键是，他对某些领导，就是某些党政干部花那么多外汇，自己坐高级轿车，他对这个非常有意见。”
几天后，陈云在中纪委的一份文件上批示：
“我建议，做表率首先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的各位同志做起。凡是别人（或单位）送的和个人调换的汽车（行政机关配备的不算），不论是谁，一律退回，坐原来配备的车。在这件事上，得罪点人，比不管而让群众在下面骂我们要好。”
很快，中央专门出台文件。从那时起，无论级别多高，领导干部一律都坐国产车。
“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
当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不正之风，比如邓小平就明确说：“现在，不正之风很突出，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群众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们，他们改了，下面就好办。”但是，这些振聋发聩的提醒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当时在广东省工作的丘海对此有切身体会：“国门打开之后，应该怎么样来进行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确实没有经验，特别是在沿海的一些地区，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原来的比较零星的一些、小规模的一些群众性的走私、贩私，在领导的一些错误判断和影响下，逐步形成比较大的，甚至是群众性的。”
不正之风演变成了腐败犯罪，这使得一向冷静的陈云怒不可遏。1982年1月5日，全国人民还沉浸在新年的喜悦中，陈云却被中纪委送来的一份材料气得满脸通红。时任陈云秘书的朱佳木依然清晰记得当时的情形：
我到陈云同志那些去，他指着桌子上的一个档就对说我，就是我前一天给他送过去的中纪委的一个《信访简报》，就是反映广东沿海地区走私猖獗，涉及一些领导干部。他指着这个简报说，告诉鹤寿要严办，要杀几个。杀几个可以挽救一大批，乱世要用重刑，我们解放初期贪污几千元就要枪毙。
说完之后，陈云还不放心，他略一思考，又拿起了笔：”索性我来批几句。”他就在简报上给当时的中央常委批了几句话。这份批示非常严厉：
“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
陈云的批示件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一致同意，邓小平还在旁边又加了八个字：“雷厉风行，抓住不放”。一场打击经济犯罪、反对腐败的激烈战斗迅速掀开大幕。
1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贯彻邓小平、陈云等中央常委的批示，决定严厉打击经济犯罪，首先认真处理负责干部中现行的经济上的重大犯罪案件。同一天，中央发出了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
2月11日，陈云给中纪委专门批示：
“现在抓，时间虽晚了些，但必须抓到底。中纪委必须全力以赴。”
很快，中纪委专门成立了贯彻中央紧急通知办公室，增设新机构，并从各方面抽调400多名干部参加工作。
时任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主任的庞然曾经评价：“没有陈云同志的指示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举动。工作方针是全力以赴，没有机构新设机构，没有干部先临时借调干部。”
3月8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有关条款作了相应的补充和修改。
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对这场斗争作了周密部署。
7月，中纪委先后派出154名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司局级以上干部，分赴北京、上海、广东、福建、浙江等省、市，充实和加强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办案力量，直接参与大案、要案的调查处理工作。
中央纪委原干部室主任李楚栋谈起当年中央纪委的战斗景象：“当时因为打击经济犯罪任务非常艰巨，中纪委机关里，还包括从各个方面抽调一些干部都奔赴办案第一线，那时候机关的人员都下去了。有些同志不大了解情况就问怎么回事，机关突然这么静悄悄的，孰不知我们很多同志都在很艰苦的第一线工作。”
前线烽火正急，坐镇北京的陈云密切注视着这场斗争的走向。朱佳木回忆：“陈云同志非常关注这场斗争的进展，有那么一段时间里面，他别的档都不看了，就是思考这件事。那个时候还有，陆陆续续反映我们一些领导干部，以及领导干部子女在经济上出现严重问题，各个方面来的简报，陈云同志有的做了批示，有的向有关的领导转达了意见。有一个事情，就是说一个经济犯罪分子、领导干部被逮捕了，新华社播的，他听见了，晚上听广播，每天晚上听八点钟新闻联播，但是第二天他看《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没有，他就让我打电话问为什么。”
在众多的案件中，广东省海丰县委书记王仲一案，牵动着陈云的心绪。
1980年7、8月间，海丰县打击走私贩私斗争正处于高峰期，被查获的走私货物在汕尾镇堆积如山，令王仲垂涎三尺。到1981年8月，王仲侵吞缉私物资、受贿索贿的总金额达6.9万元，在当时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
王仲的不法行为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海丰县一时成为远近闻名的私货市场。此案的处理受到陈云的密切关注，他多次听取案情汇报，先后派出100多人次的工作组。
时任广东省贯彻中央紧急通知办公室工作人员的丘海说起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争论：
有的同志认为，王仲是一个老同志，为党做了一些贡献，是不是应该从轻一点处理，犯了错误。但是中央特别是陈云同志认为，在我们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在一个地区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王仲确实是起了非常重要的、非常坏的这样一种效果。
1983年1月17日，在汕头市人民广场举行的审判大会上，王仲被依法判处死刑，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因贪污腐败被枪毙的县委书记，此案也被称为“改革开放第一案”。
作为这一案件审理过程的参与者，丘海的感触是非常深刻的：
对王仲这个案的查，以及最后的处理，都表现出了陈云同志，在问题上一种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治家的一种胆略和气魄。对王仲的处理，特别是这种严惩，向全国公示，我们搞改革开放必须是两只手都不能放松。
打击贪腐的斗争覆盖全国，没有例外。原化工部副部长杨义邦在对外经济活动中违反纪律，并有变相索贿受贿行为，给国家信誉和经济利益造成重大损失。2月1日，曾决定给予杨义邦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但2月24日，陈云在刘澜涛的信上批了一段话：
“这件案子书记处讨论了两次，不作决定。我是退无可退，才由纪委作出决定的。一部分参加书记处的同志顾虑重重，我看没有必要怕那些负责同志躺倒不干。要讲党性。不怕他躺倒。谁要躺倒，就让他躺吧。”
根据陈云的批示，7月22日，中央纪委作出《关于进一步核实和处理杨义邦同志所犯错误的决定》，决定给予杨义邦留党察看2年和撤销党内一切职务的处分，并建议撤销他在党外的各种职务。25日，陈云再次做出批示。8月11日，国务院决定撤销杨义邦的化工部副部长职务。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张曙告诉我们：“杨义邦是到1982年8月因为经济问题被查处的最高级别的官员。多年以后，被喻为陈云同志担任中央纪委书记第一书记期间打的第一只老虎。”
在陈云等人的直接领导下，改革开放初的这场反腐斗争，取得了重要成果。截至1983年4月底，全国已揭露并立案审查的各类经济犯罪案件共计19万2千多件，依法判刑的近3万人，追缴赃款赃物合计4亿1千多万元人民币，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10月，陈云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公布了一系列数字：
“我们绝大多数党员是不谋私利的，但因谋私利而犯法、犯错误的党员也不是一个很小的数量。就从打击经济领域犯罪以来，中纪委统计的经济犯罪案件中看，开除党籍的有九千多人，受党纪处分的有一万八千多人，两者合计二万七千多人。”
朱佳木回忆：“这个数字是他让我向中组部核对的，他为什么要讲这个数？我理解他就是为了要向大家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就是说我们当时27年遭到了国民党这样一种屠杀政策所剩一万多党员，最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是我们现在由于经济犯罪或者是经济方面的错误，损失掉了党员比当时的党员还要多，他就是要给全党敲个警钟，能引起大家的重视。”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重拳之下，腐败情况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得到了有效的遏制，这成为各项建设的重要保障。但是，反腐斗争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陈云对此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他多次强调：“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共产党不论在地下工作时期或执政时期，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
反对腐败是要冒风险的，陈云要求纪委的干部，“必须有坚强的党性，必须有一身正气”，他自己则是率先垂范。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他“准备人家打黑枪，准备折子折孙。”
陈云的女儿陈伟兰回忆起当时陈云的一句嘱托：
我父亲当然对这个事情是很看重了，而且他也把困难想得比较多。他就让秘书跟我们讲，说你们回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在后头有人可能会拿车撞你们，或者说是拿刀子捅你们。
从1978年到1987年，在陈云担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的9年里，建立健全了党内政治生活规则，加强了党纪党规党法的制度化建设，恢复重建了党的各级纪检组织，培养锻炼了一支作风过硬、能力突出的纪检干部队伍，为新时期党的纪检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这9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查处各种经济犯罪案件70多万件。在今天重温改革开放之初的峥嵘岁月，仍能看到党和政府端正党风、惩治腐败的决心。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顾秀莲十分理解陈云的考量：
他说如果党的风气很正很好，老百姓就很满意，那么我们的事业就会非常兴旺，就能搞得好。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也对我们说：
全世界现在都是一个腐败问题都是一个大问题，不管哪国，哪国的政府包括军队都有腐败问题，关键是看我们怎么反腐败。那么我们共产党确实是在反腐败问题上一直是很坚决的，尤其是作为陈云他们那个老一辈，他们在这些问题上是盯得紧的。陈云叔叔说的是生死存亡，那么现在我想这句话已经是深入到中国人民每一个人的心中，特别是能够就是我们党员，我们党中央时时刻刻都得记住的。
喜爱书法的陈云曾经送给中纪委副书记王鹤寿一个条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或许就是陈云对纪检工作的理解与追求；而回首当年的这份批示，又不禁感叹于这一路走来的艰辛与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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