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5月，陈云在上海休养。有一天在洗脸时，他将右眉上的一颗黑痣给洗破了，出了血。于是去上海华东医院做了个小手术，缝了四针。六天后，伤口痊愈，黑痣却不见了。陈云一看，便和工作人员们开起了玩笑，说老汉这颗痣没了，于奶奶不认识了，说这是从哪里来的坏老头。
陈云口中的于奶奶指的正是夫人于若木。
夫妻间情深意笃，尽在此中。
“老实人和老实人在一起，能够合得来。”
1937年11月27日，延安城上空的一阵空袭警报扰乱了陕北公学的秩序，学校立即组织学生隐蔽。正在师生们慌忙躲避之时，学校又传来了消息，原来这次来的并非敌机，而是我方自己的飞机。学校号召学生们准备去机场迎接，当学生们正往机场赶时，又传来消息，欢迎会就定在陕北公学的操场上举办。
在陕北公学的操场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同志为来人举办了一个简单而热烈的欢迎会。欢迎会大约有2000多人参加，还在陕北公学读书的于若木就坐在前排离主席台7、8米的地方。
正是在这里，18岁的于若木第一次见到了陈云。
即使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在于若木的记忆里，那天的情景依旧清晰：
主席台的人我都看得很清楚。王明、康生、陈云三个领导人，都看得非常清楚。他们都穿着黑色的衣服，穿着马裤、长筒马靴，跟延安的服装完全不一样。一看着他们，就觉得特别高大，特别有精神。
此时，32岁的陈云已是共产党的资深领导人。几天后，他担任了中央组织部部长。重任在肩的陈云投入了紧张工作。由于过度劳累，他经常流鼻血，中央专门请了一位苏联专家为了他治疗。苏联专家回国以后，中组部就想在陕北公学里找一个学生负责护理陈云。首先要是党员，政治上可靠，其次还要条件合适，这就选中了于若木。
陈云和于若木就这样相识了。照顾陈云的工作并不复杂，就是定时给他的鼻子点一点药水。陈云在窑洞的门口给于若木准备了一张桌子，于若木经常坐在那里看书。没事的时候，陈云和于若木也常在一起聊天。
有一天，陈云找来于若木，郑重地说我们做个朋友好吗？于若木立即同意了。陈云又说：“我是一个老实人，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你也是老实人。老实人和老实人在一起，能够合得来。”陈云向于若木坦诚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他说自己已经32岁了，又强调自己只是高小毕业。他希望于若木好好考虑考虑他的条件。
可于若木却毫不介意：
那时候我入党之前，就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了。对共产党是非常崇拜的，觉得共产党人、共产党的领导，都好像神人一样，都是不平常的人。我觉得年龄差距也不是问题。虽然他的学历是小学毕业，但是在革命路程当中，他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跟他比起来，我还有自卑感，觉得我还配不上他。
双方关系确定以后，陈云为了慎重起见，还特意将在陕北公学男生队学习的于若木的二哥请来，坦诚地介绍了自己和于若木相识的经过，郑重地征求了于若木二哥的意见。于若木的二哥对陈云的印象很好，爽快地同意并祝福了他们。
就这样，1938年初，陈云和于若木决定结婚。陈云拿出了一块钱，买了花生、瓜子、糖果，在中组部的一间平房里，和于若木举行了一个简单而热闹的婚礼。
刚刚新婚，陈云就一连花了三个晚上给于若木讲党史。从大革命失败后的盲动主义讲到向忠发、顾顺章的叛变，从第五次反围剿讲到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挽救。延安城静谧的晚上，宝塔山下的窑洞里，油灯如豆的光亮照在窗户上的喜字上，映的整个窑洞里红彤彤一片。新郎官陈云讲得兴致盎然，新娘子于若木听得也是津津有味。在延安，“陈云洞房里上党课”一时被传为佳话。
婚后不久，邓小平从太行山回到延安，听说了陈云和于若木的故事，即兴做了一首打油诗：“千里姻缘一线牵，鼻痛带来美姻缘。中山政策女秘书，先生路线看护员。”
“千里姻缘一线牵”指的是陈云和于若木本来相距甚远，是党组织牵线让他们走到了一起。“鼻痛带来美姻缘”说的就是流鼻血带来的这么一段姻缘。“中山政策女秘书，先生路线看护员”，说的是宋庆龄本来是孙中山的秘书，而于若木则恰好是陈云的看护员。
“先生”和“看护员”就这样开启了57年相携相伴、相濡以沫的人生故事。
两辆红旗车
在儿女们的印象里，于若木为了照顾陈云，为了让他能够更好地工作，自己牺牲了很多。二女儿陈伟华觉得，其实母亲非常聪明而且能力很强，有着自己的理想抱负。但陪伴着父亲，母亲也觉得是她自己的责任。于若木常常跟孩子们说，家里所有的事情都要以陈云为主。
于若木对陈云的关心可谓是细致入微。对营养学有研究的她协助医生定健康食谱，帮着厨师做营养餐。就连每次给陈云新做的布鞋，因为担心新鞋穿着会挤脚，于若木都要自己先穿上几天，直到鞋子合脚又舒适了，再拿给陈云穿。
陈云的身体一直较弱，他曾戏称自己是“木炭汽车”，走走停停。因此，有很多人说，陈云之所以能保持健康长寿，与夫人于若木的悉心照料是分不开的。但于若木从来没有觉得这是她自己的功劳。在她看来，这都是日常生活里最普通的事情。
对于“老太太”的照顾，陈云自己也是很满意的。有一年春节，陈云要接见一批烈士子女。接见之前陈云特意询问于若木自己应该穿什么衣服，于是于若木特意为他找出了一套。见完烈士子女之后，陈云又找来于若木，专门表扬她，说：你给我找的那套衣服怎么搞的？又合身，颜色也合适，特别好！于若木的印象里，陈云最高表扬的话就是“你怎么搞的”。
虽然陈云对夫人的悉心照顾十分满意，但对于于若木，陈云的要求也十分严格。
1978年，中央为陈云配备了一辆“红旗”牌轿车以便他从事国务活动时乘坐。他十分喜爱这辆红旗车，但他却规定，不论是公事还是私事，家里任何人都不允许乘坐这辆红旗车。
家人们都严格遵守着陈云的“三不准”原则。陈云的夫人于若木多年来每天都骑着一辆天津自行车厂生产的“红旗”牌自行车上下班。
“文化大革命”前，于若木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她每天都骑着自行车去香山上班。每次都要骑一个半小时，半路上饿了就吃块巧克力，有了力气再骑。粉碎“四人帮”后，于若木被调到了中科院院部的落实政策办公室，依旧每天骑自行车上班。
当看到陈云的红旗车时，于若木曾开玩笑地说：“我们家院子里停了两辆红旗车！”虽然陈云严格要求于若木不准使用公车，但在这近乎苛刻的严厉之中也不乏关心。陈云在和工作人员聊天时还曾经特意嘱咐，告诉老太太不要再骑车了，年纪这么大了，骑车上街怕出危险。
结果果真有一天，于若木骑着车被迎面骑车过来的一个年轻人撞倒了。因为看年轻人着急上班，于若木便忍着痛爬起来，说着没事没事，便让年轻人走了，自己也蹬上自行车回了家。到家一看，脚全都肿了，医生诊断是脚面骨折，于若木因此不得不休息了很长时间。也正是因为这件事，陈云再也不让于若木骑车，将自行车没收了，交给了二女儿。
于是，这辆“红旗”牌自行车就交给了陈伟华，伟华骑了十几年后，这辆车实在骑不了才“退休”。而另一辆“红旗”牌轿车，在陈云逝世后的第二天，就被于若木送还给了中央办公厅。
除了对待夫人，对待孩子们，陈云也是一样慈爱中不乏严格。
1971年9月，因为陈云的厨师病了，大女儿陈伟力负责去江西照顾他。
去江西之前，陈云就嘱咐陈伟力：如果你要去江西照顾我，你就不能拿单位的工资，将来要把工资退还给单位。于是，等到陈伟力1972年6月回到物理研究所时，将这一段时间的工资退还给了单位。
除了私人不能随意动用公家的财物，陈云的“公私分明”还体现在绝不将公事随意告知家人。陈云在“三不准”里严格规定了家人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不准翻看、接触只供他阅读的文件、材料。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购买商品实行统购统销、定量供应的原则，买东西都需要凭借票、证。60年代初，为了应对我国经济出现的困难局面，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等曾主张搞几种“高价商品”以回笼货币。所谓的高价商品就是指购买这些商品时不再凭票，只要花上比平价商品高上几倍的价格就能买到。高价商品一经推出，就受到市场欢迎。仅仅1961年1月，全国就出售了1800万斤高价糕点和糖果，回笼资金8300万元。
这一年夏天，于若木上街为陈云购置了一床高价毛巾被。结果第二天报纸就登出消息，因为国家经济已经恢复到一定水平，可以取消高价产品了。即日起，所有产品都降为平价产品。看到这个消息的于若木不由得抱怨起陈云来。但陈云却说，我是主管经济的，这属于国家经济机密，我当然不能随便在家里说。
陈伟力在江西照顾陈云时，也发生过一件类似的事情。一天，上级传来通知，要陈云去省里听传达文件。陈云迟迟不归，留在家里的伟力十分担心，害怕父亲遇到什么不测。直到天色近黑的时候，陈云才回到家里。陈伟力急着问他出了什么事情，陈云却说，现在还不能告诉你。这件事情会传达，但是要等到文件规定的，传达到你这一级的时候，我才能告诉你。过了几天，心情迫切的陈伟力又催促父亲，父亲还是闭口不提。一直等到文件规定的，可以传达到陈伟力这一级的时候，陈云才正式地、严肃地告诉了陈伟力关于林彪叛国逃离的事情。
在生活、工作的细节中陈云总是强调要“公私分明”，在儿女大事上，陈云更是坚持如此。于若木曾经说过：“我们家的家风有一个特点，就是以普通劳动者自居，以普通的机关干部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
1968年，只有18岁的小女儿陈伟兰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了西藏。
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有人给伟兰出主意，你可以试试让你父亲跟领导同志讲一讲，这样你就可以不去西藏了。于是伟兰回家向陈云表达了这个意思。结果陈云严肃地告诉她：我不能给你讲这个话，别人都能去，你也应该能去。
虽然陈云是如此劝导女儿的，但是18岁的小女儿刚刚毕业就要远赴西藏，作为父亲怎么能不担心牵挂。
伟兰要走的那一天，陈云把全家都叫了回来。此时“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在这种状况下，陈云虽然有很多话想说，却不方便开口。只是说伟兰现在要出远门了，去西藏。将来什么时候能回来，什么时候会怎么样，都不知道，全家要一起去送送她。
也许是不忍看着女儿的背影，陈云虽然让全家人都来送伟兰，却独自一人站在楼道里，没有出来。只是在女儿出门前叮嘱，再大的困难也不要害怕，别人能干，你也能干。小儿子陈方则受到父亲的叮嘱一定要将伟兰送到火车站。等陈方回家后，陈云立即问了伟兰的情况，陈方告诉父亲自己一直将姐姐送上了火车，陈云这才安下心来。
儿行千里母担忧，作为父亲的陈云对于独自远赴千里之外的女儿也是牵挂万分。因为那时西藏的交通不太便利，伟兰在给家里写信表示自己既看不到报纸，也听不到广播，生活比较枯燥。陈云担心伟兰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产生苦闷情绪，便给每个孩子都布置了任务，让孩子们每周都要给伟兰写一封信。陈云还特意给几个孩子分配好了时间，是谁在哪一周写信，以保证每周都有一封给伟兰的信。
有分离的忧愁，也有新生的喜悦。也是在这一年，陈云的大女儿伟力即将生产。由于伟力和丈夫都没有住房，为了女儿，陈云特意致信周恩来总理，要求从北京西郊的临时住所搬回城里的原有住宅以照顾女儿。
此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方面一家人四散分离，家里除了伟力只有陈云、陈方和伟力的丈夫几个大男人，另一方面在这种政治情况下陈家请不到人来照顾陈伟力。即使如此，为了迎接第一个孙辈的降临，陈云对女儿的生活还是进行了细心规划。
陈云嘱咐陈方承担起主要责任，在家里照顾陈伟力做月子。他还特意交代陈方，把伟力准备坐月子的房间的窗户用胶条、报纸都糊上。陈云还将自己所知道的有限的中国旧时坐月子的方法反复交代给伟力听：不能吹风、不能着凉、不能洗澡。
但毕竟是第一次做爷爷，陈云实在不清楚该怎么照顾孕妇，怎么带孩子，为此，他特意交代秘书肖华光回家去请教他夫人怎么带孩子，怎么坐月子，再来给伟力讲。当肖秘书给伟力介绍时，陈云也总在旁边认真地听着。
做好人，读好书。
1969年10月，陈云被下放到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此时夫人于若木已被下放到湖南衡东中国科学院的“五七”干校。大女儿伟力被分配到“五七”干校，大儿子陈元到湖南新邵县当了工人，二女儿伟华在北京怀柔县农村学校任教，小女儿伟兰被分配到驻藏部队，小儿子陈方在北京工厂当工人。
陈云离京时，没有一个亲属陪行。
两年零七个月，没有家人的陪伴，在一栋简陋的平房里，陈云独自度过了大部分的时光。在这里，为了便于保密，陈云特意化名“陈元方”，取的是大儿子陈元和小儿子陈方两人名字的各一个字。正是用这个名字，陈云给天各一方的孩子们写信，保持联系。
1970年12月8日，陈伟华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及了自己的学习愿望。陈云12月14日收到信件，一向重视学习的他当即回信说：“我万分欢喜（不是十分、百分、千分而是万分），你要学习和看书了。”
做好人，读好书。这是陈云对于子女们最朴实的要求和愿望。
从孩子们小时候开始，陈云就鼓励他们多看书、看报，拓宽知识面。他曾经送给五个子女每人一本《世界知识年鉴》，让孩子们开阔视野，了解世界各个国家不同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
陈元是陈云的长子。受父亲的影响，他从五六年级就开始看《参考消息》。据陈元回忆，那时的自己刚上初中，总是想知道世界上都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一天悄悄地走到了父亲的办公室，自己坐在沙发上，拿起了父亲的《参考消息》。坐在办公桌前的陈云刚开始不明白陈元在干什么，结果发现陈元坐在那里认真地看着《参考消息》。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给了儿子一个鼓励的眼神。从此以后，陈元每天只要有时间就会去父亲的办公室看《参考消息》。“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云在给女儿伟华的信中表扬了陈元坚持看《参考消息》的事情，这是陈元第一次从父亲那里听到他对自己看报学习的评价。
除了鼓励孩子们养成阅读习惯，陈云更重视阅读和学习的方法，重视引导孩子们怎样正确地学习。陈云就曾经告诫陈方要锻炼自己的思维方式。他建议，看新闻报道的时候，要想一想这件事情未来可能会有什么发展，会有哪些变化。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跟踪事件的发展。回顾当初你刚接触这件事时，你对它的判断如何，理解如何，再将实际发生的情况跟你当时的理解判断做一个对比。在陈云看来，这样可以锻炼思维方式，对一个人如何考虑问题、认识问题是非常有帮助的。
陈伟兰也记得父亲的教诲，陈云一再向她强调学哲学的意义。陈云说学哲学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学习过程，一个人只有掌握了好的思想方法、好的工作方法，才能够做好事情。为了更加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陈云打起了比方，这就像扭秧歌一样。他一边说，一边从沙发上站起来，扭起了秧歌。扭秧歌是往前走两步，往后退一步，学习的过程也要进进退退，进进退退。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学习搞扎实。
在五个子女的回忆里，陈云即使在这段最艰难的时光里，仍然在坚持学习：“在他下放江西的日子里，我们去看他，他给我们讲得最多的就是要我们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著作，学好哲学。”
除了学习，陈云最大的盼望可能就是孩子们的探望。
1972年，陈元写信给陈云，告诉父亲自己准备去江西办婚礼。听说儿子要来自己身边结婚，陈云非常高兴，但也一直没有声张。到了婚礼当天，陈云才请来了干休所的政委尤云儒、副所长沈玉贵，加上秘书肖华光、卫士李奇，就是全部的宾客了。
新房的布置也十分简陋，除了墙上贴着的一张红纸喜字，整个房间看不出的一点新房的样子。没有嫁妆，没有贺礼，床上铺的还是从干休所借来的草绿色军被。陈伟华为弟弟和弟妹用麻布袋子做了两个枕头就算是新婚礼物，大家一起吃了顿饭，就这样为陈元办完了婚礼。
1977年，全国恢复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制度。消息传来，已在怀柔郊区当了十年教师的二女儿陈伟华兴奋不已。但此时距离考试只有两个月的时间，自己一无复习材料，二无人指导，来不及细想，陈伟华就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在信中，陈伟华表达了自己小小的要求：听说母亲的朋友在大学工作，所以她想请这位老师给自己辅导辅导，讲讲题。母亲很快回信了，谁知道里面只说，陈云说这叫走后门，不允许伟华找老师。伟华明白了父亲的用意，转而自己埋头学习，最终，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并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国家人事部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中，教师一度被打成“臭老九”。因此在80年代，很多人都不愿意从事教育工作。陈云知道这件事后，一度非常忧虑。他特意通过秘书向伟华转达了自己的意见，建议师范学校毕业的伟华重回教育战线。
在慎重思考了父亲的建议后，陈伟华做出了一个在别人看来颇为意外的决定。1985年，已是国家人事部副处级干部的她自愿放弃了在机关的工作，选择回到母校北京师范大学的附属实验中学，重新当起了一名人民教师。当陈伟华将自己重回讲台的消息告诉陈云以后，陈云特别高兴，说到我举双手赞成！过了一段时间后，还特意询问伟华在学校上班的情况如何。
1985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陈云为祝贺新中国第一个教师节的题词：“为人师表，无尚光荣。”这八字既饱含着陈云对广大教师的赞扬与希望，或许也隐含着对女儿自觉投身教师队伍的那一份肯定与欣慰。
在孩子们的眼里，陈云是一个要求严格但却非常慈祥的父亲。他对子女的爱总是默默地放在心里。
陈伟力依然记得，自己到江西时，陈云特意将自己住的卧室腾出来给她住，自己住在了旁边一间小房间里，而这些事陈伟力在当时都不知道，还是过了很久以后才听说的。
陈方的记忆里，父亲一直是一个将爱深藏内心的人。“文化大革命”时，北京市内经常进行大清查。走在街上随时有可能被拦下来，检查身份。曾经有两次，陈方很晚还没有回家，担心儿子安全的陈云便交代陈元出去找弟弟。陈元沿着回家的路，一个派出所，一个派出所地问，转了一圈也没找到，只好回了家。结果，陈云只说了一句已经回来了。在陈方看来，陈云对子女们都特别放心不下，特别牵挂。但是，他从来不表现出来，他既不会说出来，也不会流露在情绪里，所有的一切，他都默默放在心里头。只要孩子们回来了，平安了，他也就心安了，不再多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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