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是1983年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反映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片中女医生陆文婷医术精湛，认真负责，但工作18年还是住院医生，月工资只有56元5角，工作和生活的重担把她压垮了。
电影放完，全场灯亮，陈伟兰看到外科专家吴蔚然教授，紧紧握住陈云的手，泪流满面。
回到办公室，陈云问陈伟兰：你觉得这部电影好看吗？我觉得这部电影非常真实，不管是描写知识分子的感情，还是描写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都是非常真实的。他还说了一句：“这部电影是放给我们领导干部看的。”
陈云长子陈元对此事的印象也很深：
看了以后，他就很感慨，说我们国家知识分子肩负了很多工作，科研、教学这些工作负担非常重，但是家庭负担同时也很重，上有老，下有小，为了支撑这个家庭，往往都是工作过度，营养不够。所以他就强烈提出来，要改善知识分子的待遇。
在此之前的1982年6月，陈云看到北京航空学院一位老师的调查报告，其中反映了知识分子生活负担重的情况。
这位老师就是时任北京航空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的刘成功，他回忆起当时的生活状况：“住在一个16平方米的房子里头，另外我还有岳飞岳母都近八十岁的人了，每个月的收入当时就是62块钱，就是解决吃饭问题。东西也都比较贵，工资又少，所以买的菜都是劣等的，都是成堆的。一个月的工资花不到月底，总差个三天到五天。”
陈云随后做了调查研究，对象之一是大女儿陈伟力。陈伟力在科学院工作，她的待遇也很低。陈伟力回忆当时：“房子很小。我们三个人，一个双人床放在房间里就没有什么空间了。”
了解情况后，陈云马上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一封信：
“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和工作负担重、工资收入低、很多人健康水平下降。我认为，这是国家机关的一个大问题，确实要下大决心在今明两年内着手解决，不能再按部就班地搞。”
在批示中，他还专门用了一个词——“抢救”。每读到这里，刘成功都禁不住热泪盈眶，他说：“特别从陈云同志的批示里头提出抢救知识分子，‘抢救’二字字字千斤啊，切中了要害。”“不到一百字的陈云同志的批示，非常具体的，非常具体。特别是给中央写的那封信，我反复读了好多遍，说的道理是非常的深。”
很快，全国的知识分子普涨了两级工资，解决了燃眉之急。很多单位开始按照中央精神，逐步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和补贴。
陈云的秘书朱佳木回忆陈云当时的话：“当时他还算过一个帐，大概十几亿，他说我们搞一个项目恐怕都不止这些钱。说我们要抢救中年知识分子，要像搞基本建设一样，你把它当成一个项目，他说这些钱是花在刀刃上的，花得值得。”
作为这件事的当事人，刘成功这样评价：“我觉得陈云同志的品德很高尚的，而且他做了具体的研究，后来在他的信里提到了480万，我说这个数字，我看前面是，中组部了解的，中组部的情况来的，这么具体。确实这是两级，一级6块钱，两级是12块钱，但是在当时来讲确实是给我们解决了问题。老师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都十分受教育的，都是很受感动的，也表示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感谢。”
后来，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来看望陈云，陈云又提到：你看过《人到中年》这个电影吗？他们生活多困难哪，应该大力发展食品工业，发展方便食品、半成品。
渐渐地，市面上有了速冻饺子、方便面等等，对于双职工家庭来说，做饭这件事，比以前容易了许多。
这件事，只是陈云70年革命生涯的一个缩影，对于国计民生的思考，他从未停止，可以说事无巨细。
陈云的老秘书萧华光曾说：
一年365天，没有什么节假日、休息日、星期天，一直考虑老百姓，广大老百姓的生活，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他时刻关心人民生活。
“我们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首先要解决老百姓吃的问题。”
1979年10月，陈云因患直肠癌住院做手术。面对病魔，他处之泰。但是秋末的一天，收音机里将有雨雪天气的预报却让他坐不住了。陈云急切地问身边工作人员：“你们看见菜市场和大街上的人们，买过冬的大白菜了吗？”
计划经济年代，大白菜长期霸占着百姓的冬季餐桌。每到11月上旬，全家出动，顶着寒风排队买菜。半个月内，北京市要完成几亿公斤大白菜的砍收、运输、销售和贮存，犹如一场战役。
事实证明，陈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原陈云卫士长牟信之回忆：“那一年市场上的白菜，基本上全冻成水了。所以首长知道的这个事情以后，说这个事情，有关部门以后一定要不能再发生这样的事，这是关系老百姓一个冬天，在北京来讲一个冬天吃菜的问题。”
1982年10月25日，陈云给有关领导写信：
“北京、天津烂菜问题是一个多次发生过的事情。霜降已过，十一月八日‘立冬’，今年必须避免烂菜。因此，生产、流通、消费这三个环节必须立即组织好。因为菜‘烂与不烂’，只有几个小时的关键时刻。大白菜是北京市民当家菜类，因此必须安排在前。”
这也是他的一贯主张：“我们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首先要解决老百姓吃的问题。”
多方努力下，北京的冬贮白菜供应工作越做越好，“人菜两不冻”。然而，大白菜却渐渐卖不动了。
原来，改革开放后，北京市加快了住宅建设，越来越多的居民搬进了楼房，存不了多少菜，只能吃完了再从市场上购买。经济工作必须顺应时代发展，陈云批示：
“城市居民贮藏有困难，但春节后吃不到便宜的大白菜又有意见。这件事要由北京市委拟出一个妥善可行的办法才好，因为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按照陈云的指示， 1984年开始，北京适当减少郊区的大白菜生产，而在远郊如河北省邻县产菜区增加定购，就地贮存。市民告别了彻夜排队，春节后也能吃上便宜的大白菜。再往后，冬季市场上的新鲜蔬菜越来越多，老百姓的食谱也越来越丰富了。
上海陈云纪念馆党委书记马继奋向我们介绍陈云对民生的关心：“他在兼商业部部长期间，每个礼拜要去三个地方，王府井百货大楼，天桥农贸市场，北京的菜市口。别人向陈云同志反映了，现在女同志发卡买不到，他有意跑到女同志的化妆品柜台。跟他秘书说你赶紧拿一张纸给我，他在纸上写，写什么呢？某某某部长请你赶紧拨出几吨钢来，为全国每个女同志生产两枚发卡，不然的话她们要骂娘了。”
“从现在开始，对外的合同可以签了，工作可以做了，不要等待。”
民生无小事，不过长期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关注的绝不仅仅是细节，他的心里有一本大账。
“文革”结束后，由于迫切希望发展国民经济，仓促上马的一大批项目脱离了当时的国情，中央决定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一些重大项目面临下马，其中包括建国以来规模最大、投资金额最高的上海宝山钢铁总厂。
宝钢整个工程的建设，总投资为214亿元，当时相当于全国每人分摊20元，而且要6、7年后方能建成投产。因此，要求宝钢下马的呼声一时响彻全国。
但是，宝钢工程自1978年12月23日破土动工，已全面铺开；现场职工已有7万多人；与新日铁签订的协议，进口设备正陆续运抵上海。如果下马，损失会更大。
上海市党史研究室主任徐建刚介绍：
当时这个项目不光是上海的，也是全国的。在整个宝钢建设过程当中也引起很大的争议，第一要不要全盘引进，第二用什么方法来建设这么一个现代化的工厂。因为当时规模比较大，当时国家财力非常有限。所以国内产生不同的意见，认为投资过大了，或者说整个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内城市范围。或者说现代化程度脱离了我们中国的实际，但是这些问题整个围绕宝钢的建设。其实到最后，归结到一点还是对现代化道路的认识的问题。
宝钢何去何从，中央委托陈云作出决断。陈云详细听取各方意见，于5月31日至6月6日亲自到上海进行实地考察。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陈锦华当时是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兼市计委主任，他认为陈云的做法非常可贵：
他并没有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他去讲什么话，因为他当时管这个事情他可以讲话的，而他没有讲，而是到现场去检查，到上海去调查，听专家的意见，派人到现场去看，然后找专家谈，找我们这边。
陈云5月31日到达上海，第二天上午他就找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严佑民、韩哲一、陈锦华三人来，了解宝钢建设的情况。他还召集上海钢铁一厂、三厂、五厂和上海市冶金局的人员座谈，听取他们对宝钢建设的意见。他6月7日由上海回到北京，6月16日主持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全体会议，就宝钢建设问题提出八点总结性的意见。
心中的忧虑，陈云毫不隐瞒，他说：“在近一个半月中间，我对宝钢如何建设的问题，有过三次反复的考虑。”最终，陈云提出八点建议，决定“从现在开始，对外的合同可以签了，工作可以做了，不要等待。总之，大家要同心协力，把宝钢建设好。”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干到底。”
对于这一重大决策，徐建刚主任评价：“我觉得陈云一个是敢于拍板敢于决策，第二还是从实际出发，你现在已经投入那么多钱，如果你把它停下来什么代价？你建成的话对中国的贡献有多大？这两个帐现在看起来就很明确了，大家当时可能受到很多影响，很多人觉得不一定算得很清楚，但是陈云同志还是用非常明确的方法通过算帐，把这个帐算给大家听，然后说服了所有人，使这个工程顺利上马。其实到最后现在来看，没有宝钢的话中国钢铁工业可能还要落后十年到二十年。”
陈锦华也说：“现在来看他八个问题都是站得住的，经过时间检验是正确的。宝钢非常漂亮，应该讲宝钢的环保，按中国的话叫循环经济，科学的发展，都很好，我看了世界很多其他的钢铁厂，包括日本的、韩国的，在环保上来讲宝钢绝不在它们之下。”
宝钢建起来了，陈云却病倒了。如他所说“上半年到上海搞宝钢，后来开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只忙了26天，最后得了肺炎。像我这样的人，身体原来很弱，今年75岁了，经不起几次肺炎。”病重的陈云，回到了家中。
“人家对你鼓掌的时候，那可要小心。”
被称作共和国“红色大管家”的陈云，经他手运转的财政经费、战略物资，可以兆亿计算。但是，他的个人生活却鲜为人知。
陈云谦逊低调，在他生前，有关他的书籍少之又少，甚至报刊上的报道也很少。陈云纪念馆党委书记马继奋对我们谈起了《陈云文选》的出版过程：
我们大家都知道陈云同志的文选是在陈云同志逝世以后出版的，最遗憾的地方就是这个文选陈云同志正式出版他没有看到。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及时的去做这个事情？实际不是。党中央曾经三次五次向陈云同志提出来，希望他为中国革命留下宝贵的思想财富。但是陈云同志多次也讲过不要宣传我，要宣传死去的同志和革命烈士。
中央安排出版的《陈云》画册，陈云收到送审书稿后，也在书桌里压了好几年。陈云的小儿子陈方回忆：“他是这么说的，说这个画册我都看过了，我认为这个画册里面不光要有我，还要有党内的其他同志，一定得有他们才行。”
甚至商务印书馆的老同事请他写当年领导商务工运的回忆，他也婉言谢绝。商务印书馆的老职工、商务史专家钱普齐告诉我们：“陈云说商务的工运是上海工运的一部分，要了解相关情况看当年的报纸就行了，非常谦逊。”
有电视台拍了一部电视剧《陈云出川》，刚播出几集，陈云知道了，马上要求：“停播！”之所以这样，用陈云自己的话说：
“同志们，人家对你鼓掌的时候，那可要小心。一个人在人家鼓掌时，他可以有两种态度，一是小心谨慎，一是昏头昏脑。昏头昏脑就可能是跌筋斗的候补者。”
于是，直到陈云去世多年，我们才从他的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陈云的一点生活细节。但是，第一次接触到生活中的陈云，我们不禁为他的风范所深深震撼。
“钱是老百姓的，我们不能拿老百姓的钱开玩笑。”
今天我们能看到陈云的食谱，用陈云自己的话说，午饭是“楼外楼”，晚饭是“天外天”。这是什么意思呢？原陈云保健医生孙寿娟告诉我们：“楼外楼是西湖畔的餐馆，以西湖醋鱼、东坡肉闻名，陈云午饭一个荤菜、一个蔬菜，有一块鱼或肉，就叫‘楼外楼’；天外天是灵隐寺边上的素菜馆，陈云晚饭一个豆制品和一个蔬菜，就算‘天外天’。”
然而，尽管陈云到过杭州很多次，却从没去“楼外楼”吃过饭。从60年代开始，陈云都是独自吃饭。他从不请客，也不吃请。原陈云卫士长牟信之介绍：“他吃饭的特点简单，就是固定时间，固定菜谱，一年365天就是一种菜谱。说具体一点，早上一杯豆浆，一碗稀饭，一片面包，有时候两片小一点，加上点果酱。”孙寿娟也说：“中午吃一荤一素，晚上呢，就是两个素。两个素里边有一个是一年四季，365天，天天吃的豆腐。那个豆腐今天做的是红豆腐，就是放一点点豆腐乳，有一点点颜色，明天就是白豆腐，这是一个不动的菜。”
陈云吃饭总是细嚼慢咽，不急不忙。他爱吃大米饭，做饭要称重，中饭100克、晚饭75克。米饭吃完，一粒米也不剩，米粒掉到桌上要拣起来吃掉。这个简单的食谱常年不变。陈方说：“过年过节加两个菜，他说不用，我现在天天就是过年过节。”陈云有一次在上海过春节，上海市委原常委、秘书长王力平去给他拜年时正赶上他的年夜饭：“因为过年，看看他，其实还是那老三样。给他拜年，他也笑一笑点点头，跟我说拜年拜年。还是那一套，还是那一碗大米饭，一碗豆腐，几个花生米，大概还有点鱼。”
陈云体弱多病，医务人员希望给他加一点补品，却难于登天。孙寿娟医生回忆：“我们医疗组大家就提出来，就是光他那么一点菜，营养不够，要给他增加一点营养。那么提出来就是要给他一点蛋白质，那么就是说，用一点海参，或者一点鱼翅这些东西，胶原蛋白。结果给他讲，他说什么，那是地主佬才吃的东西，我不吃，他不干。那最后没办法，就是用了什么办法呢？就是捣碎了，搞成一个汤，喝一点点汤，他不知道，他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那么给他增加一小碗汤，给他增加一点抵抗力。”
1952年8月至9月，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苏联访问。其中，作为全国财经工作负责人的陈云，肩负着征询苏方对中国“一五”计划意见，以及商谈苏联援助具体项目的重要使命。为了国际礼仪和国家形象，出国前，有关部门为陈云制作了这套灰色毛料中山装，作为参加外事活动的“礼服”。这也是陈云第一次穿毛料中山装。陈云的长子陈元告诉我们：“到他去世再没有做过呢子毛料子的衣服，后来做过一身布料的。虽然穿得旧了，扣都松了，衣角都磨毛了，褪色了，他也不换，坚持这个。包括在重要场合，党代会上，重要的会议，他就穿着他一身布衣的中山装。”
生活中的陈云，冬天穿一件棉布军大衣，春秋穿一身半新半旧的深灰色咔叽布中山装，脚上是一双黑布鞋。对于这仅有的两身“礼服”，他非常爱惜，非公务活动从来不穿。但由于工作繁忙，穿的次数还是太多了，很多地方出现了磨损的情况。老秘书萧华光想了一个办法：“请上海洗染店的老师傅给他补一下吧。当时洗染店的老师傅知道这是国家领导人陈云同志的衣服的时候，他们都很感叹，说陈云同志生活那么艰苦啊。”
“礼服”如此，其他衣服就更不用说了，一件伴随陈云直至晚年、用口罩做补丁的睡衣最是典型。原陈云警卫员赵天元说：“陈云同志有三条毛裤，从厚到薄，我们给它叫一号、二号、三号。他这三条毛裤，都是补丁落补丁很多补丁，大部分都是于若木同志给他补，补的时候用旧的破秋衣秋裤的这样的料来做补丁。”
像旧睡衣、旧毛裤这样的“老朋友”，陈云还有很多。比如，一个从30年代一直用到去世的刮胡刀，如今保存在上海陈云纪念馆。马继奋书记介绍：“陈云当时是在上海地下党人的帮助下，登上了一条到海参崴去的苏联货船。这个时候他猛然想到了自己刮胡子的这个东西没有，想上岸，又怕暴露身份。当时就找了一个水手，就上岸给他去买了一把吉利牌的挂胡子的五片刀片，一把胡须刀。实际用时代来讲，伴随着他五十多年。”
在生活用品方面，陈云的节约也是出了名的。赵天元回忆：“不管是洗手还是洗脸，特别注意节约用水，他的水龙头，只要他一洗完直接赶快关。比如他洗头，他用一茶缸水就洗了。”铅笔、肥皂都要用到只剩一点点，毛巾要用成“四穿牌”。女儿陈伟华给我们解释：“整理他的衣服的时候，看见就穿着那个内衣、秋衣、秋裤很多都是破的，补了一层又一层的，这个确实挺感人。他那个毛巾上面好多洞他还用，他管这个叫‘四穿毛巾’。”
陈云的简朴，也影响到第三代、第四代，陈云去世多年以后，家里的洗手间仍然贴着“节约用水”的字条。陈元说：“在他身上，我们确实体会到了和看到了，艰苦朴素真正的含义。什么样才是艰苦朴素，我父亲这样就是真的艰苦朴素。”
陈云和“钱”打了一辈子交道，关于“管钱”、“用钱”最有心得，他经常语重心长地告诫财经干部：
“钱是老百姓的，我们不能拿老百姓的钱开玩笑。”“接触钱财物的机会越多，越要廉洁奉公，同每一元钱作斗争，个人不动用公家一元钱！”
陈云纪念馆中保存着三份收据，正是陈云与“每一元钱作斗争”的“战利品”。“文革”中，陈云被下放到江西，长女陈伟力来帮忙做饭，在那里待了10个月。陈伟力回忆，临走前父亲对她交代：“他说你到江西来照顾我，你没有在单位上班，他说这个工资是不能拿的，要把这个工资退还给公家。我就把10个月的工资退还给物理所，物理所给我开过一张收据。”无独有偶，一次妻子于若木也因此退了工资。80年代末，中央关于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决定刚刚通过，陈云马上前往交税，有关部门的发票还没有来得及做出来，陈云表示决不能等到下个月，于是就有了一张手写的缴税收据。
北京西城区北长街71号的陈云旧居，如今已经难觅踪影。自1949年进京，陈云一家人在这住了整整30年。
1961年11月上旬，一场寒流袭击了北京城。这天上午，周恩来总理收到一个字条。原周恩来警卫员成元功清晰记得当天的情景：
一天上午，10点多钟，总理起床以后，一进办公室就看到秘书写了一个汇报条说陈云同志感冒了，发烧，主要原因是因为天气太冷，他不让烧暖气，感冒的。
周总理看后十分焦急，马上从中南海前往北长街的陈云住所，发现陈云正裹着被子看文件，仍禁不住瑟瑟发抖。成元功说：“总理一到跟前就说，陈云同志啊，天气这么冷你也不让烧暖气，你看这感冒了、发烧了不都耽误工作嘛。暖气从现在开始马上烧，这一点你们要听我的。”然而，陈云却坚辞道：“11月15日，供暖的时间是我定的，我不能破这个例。”
1976年唐山大地震，陈云住地的房子成了危房，很多裂缝能伸进两个手指头。房管部门决定改造翻建，通知陈云马上搬家。陈元谈起陈云当时的反应：“最后他想了想，说我不干。他说我一辈子管全国的基本建设，我不能为自己动一砖一瓦，更不能为自己盖房子。”那么，安全问题又怎么解决呢？马继奋书记告诉我们：“工作人员为了陈云同志安全，在他办公室，在他的卧室就搭起了钢的支架，为了他的安全在房里面搭一个钢架。”于是，就留下了一张奇特的照片，陈云摆弄着他的古董唱片机，身边赫然耸立着一组钢架。
陈云最重求真务实，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是他每年都要做的事情。但是陈云外出，不坐飞机，也不坐专列。陈伟华说：“我以前知道爸爸出去都坐公务车，就是在列车后头挂一截公务车。那会儿不懂，我以为爸爸他没有资格坐专列，不懂。后来实际上是到改革开放以后，我听工作人员讲我才知道的，爸爸完全可以坐专列，但是他根本不坐。”坐火车，陈云总要早到几分钟，对此他有一套独特的计算方法。原陈云卫士长牟信之告诉我们：“他说一列火车是一千三四百人。他说我迟到三分钟，火车晚开三分钟，就等于浪费了72个小时，三天。”
出差到了地方，“不迎不送，不请不到”是陈云非常著名的原则，雷打不动。当时在上海负责接待工作的王力平回忆：“他还没来，他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给我们打招呼，说他有一个规矩，叫做不迎不送，不请不到。就是说，领导同志不许到机场码头宾馆迎送，他来就来了，你们用不着来接我，我走就走了，你们也不要来送我。”
出身江南的陈云最喜欢的城市是杭州，杭州的气候对他的身体也有好处，但很长时间陈云却不愿在杭州过冬。其中的隐情，只有原浙江省曲艺家协会主席施振眉知道：
就是生炉子这件事情上，他想不要搞特殊化，南方家里不大生炉子的，他叫不要为了我，特地叫人家宾馆生炉子。我后来一讲，对了，改革开放以后，变成宾馆，对外开放了，有住外宾、也有内宾的，其他几幢楼，冷了都要放暖气的，是不是？所以这样他那一年冬天也许听了我的建议，那一年来杭州过冬了。
“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
可能很多人不能理解，陈云这种严格得近乎苛刻的廉洁自律，是为了什么呢？1984年的一天，陈云像往常一样在家中练习书法，时年80虚岁的老人在明窗净几前挥毫写下了这样一个条幅：“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这是他在耄耋之年对自己一生奋斗历程的总结，也是对党内同志的谆谆教诲。
陈伟力时常回忆起父亲的一言一行：
他说他时刻想着，他的所作所为都关系到共产党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声誉，所以他做事情非常的谨慎，非常的小心。他说我一定要让老百姓的生活一年比一年有所提高，他说这样大家才会说共产党好。
“何畏衣冠陋？只恐见识穷。”像陈云这样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他们的生活习惯与凌云壮志之间总是有着一种简单、朴素而又深刻的辩证关系：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人吃好饭”；而自己，则“衣不求华，食不厌蔬”。陈方认为父亲的节约也是一种养生：“他的身体全都贡献给他的理想和为国家，为老百姓多做点事，他绝不多浪费一点自己的精力。”
“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包含着一位伟人的信念与执着。早在延安时期，陈云就提出：
“同志们如能为群众服务，解决他们的吃饭穿衣问题，就是群众中间的领导者，就是一个十足的革命者。”
他用世纪的尺度、一生的践行，履行了一位“十足的革命者”的诺言。粗茶淡饭、两袖清风，点滴细节构成了布衣陈云不同凡响的壮阔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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