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老人的秘谈
在本届政治局常委中，除胡耀邦、赵紫阳还比较年轻外，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三位老人，几乎都是耄耋之年，邓小平和陈云年过80，李先念也接近80岁。岁月不饶人，党的领导集体必须尽快实现新老交替，为党工作了一辈子的革命家们，心想着要尽早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
十二届六中全会开完不久，邓小平和陈云、李先念等人经受着失去战友的痛苦。几位与他们共同战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友相继离开人世，让他们感慨万千：先是74岁的一代名将韩先楚，接着是两位元帅——94岁的刘伯承和90岁的叶剑英。
1986年的10月29号是叶剑英同志去世的追悼会，在那次追悼会结束的时候，邓小平同陈云同志说，是不是找个时间咱们一起谈谈。
10月31日上午，邓小平和李先念按约相继来到陈云家中，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重要谈话。
三位老人单独相会，这是很难得的事，身边工作人员赶紧为他们拍了几张照片，还没有等身边的人忙活完，他们便将工作人员支出了办公室。这次谈话意义非同寻常，谈话内容也是秘密的，连身边的工作人员不知道三位老人谈了些什么。
从这天以后，陈云一直未公开露面。往年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要在元旦、春节期间有所活动，新闻媒体也会有所报道。而1987年元旦、春节这两大重要节日，却都没有陈云的消息。
陈云在公众面前的“消失”，引起外界对他健康状况的猜测。某些大陆外的报纸甚至报道说，陈云已经“半身不遂”、“重病在身”，境外舆论一片哗然。
1987年10月19日，由陈云担任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提出，陈云将不再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要退下来。对陈云退下来这件事，中纪委的同事也想不通。
为了让大家理解自己的想法，陈云在会上公布了去年10月与邓小平、李先念秘密谈话的核心内容：“去年10月小平同志、先念同志和我共同商定，十三大时一起退下来。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
原来，那一次三人商谈的内容是关于退休的计划，由于涉及到中国最高层的人事变动，从稳定的角度出发，三位老人采取了保密的做法。
但无论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同事还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成员们，都不同意“三老”全退，不接受他们“十三大时一起退下来”的请求。愿望没有完全实现，三位老人只好采取“半退”的方式，先在十三大时退出中央第一线领导岗位。
由于还不能“全退”，陈云只能服从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参加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工作。11月1日，十三大选举产生了由200人组成的第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
中共十三大结束以后，《人民日报》于11月3日发表了一篇重要社论，题目为《意义重大的一步》，人们从这篇社论中，既读出了一些诗情画意，又品味出了它的政治意义。社论引用了四句诗，意味深长。先引用的两句是：“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相扶持。”这两句诗出自清代书画家郑板桥。社论后引用的两句是：“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这两句诗出自唐代诗人李商隐。
这几句诗，恰恰是陈云晚年特别喜好的和经常书写的。在80岁那年，陈云写李商隐的“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诗句时，陈云特意在条幅上补写了“后来居上第三梯队”几个赠言。陈云借古人名言，隐喻党的事业后继有人，他深信年轻一代的领导人会干得更好。
在这几幅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心境。题词的末了，还有这样一个寓意很深的落款：陈云，时年八十。这是陈云晚年题词的习惯，即署上自己的虚岁年龄。
陈云曾说：我们这些人快要“告老还乡”了。解放时，我45岁。那时，可以三班倒、四班倒，上午、下午开会，晚上同周总理谈，午夜去找毛主席，安排得满满的。现在我一个星期只能工作两个半天，多了不行。
陈云越发感到进一步实现干部队“交班”，尽快实现新老交替，使党的事业更加兴旺发达、生气勃勃、后继有人，这个问题刻不容缓。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的情况很严重，当时，在干部年轻化方面的一个最大障碍，是选拔高级干部方面顾虑太多，思想放得不够开。
1981年3月，在给全国政协副主席陆定一的一封回信中，陈云讲到国家的一些大政方针，他曾这样说：现在部长一级、省委第一书记一级都是60开外了。如不在这一两年中提拔一批青年干部，则将是极大危险。
尽管“阻力很大”，但为让中青年干部能尽快走上领导岗位，陈云不仅“为此而呼吁”，而且不断地采取特殊的措施。陈云认为，要实现“接班”，所需要的干部就不是一二千的问题，而是成千上万的问题。
1981年5月下旬，陈云将自己在杭州休养期间特意写作的《要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一文，分别送给胡耀邦和邓小平。文章指出了党内在干部问题上面临的两种选择，以极重的语气这样说：目前在我们面前放着两种办法由我们选择：一种选择，继续不警惕党内干部青黄不接的情况，不采取果断措施，任其继续拖下去。另一种选择，从现在起，就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让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在各级领导岗位上锻炼。
陈云的这篇文章，后来印发了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各同志和参加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所有代表。
此后，陈云又进一步思考第三梯队的建设问题。1983年6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就接班人培养问题又发表了重要意见，特别提到培养第三梯队的问题。他说：“我们搞革命、搞建设，搞得热热闹闹，切莫忘了要后继有人。现在，我们党的第二梯队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第三梯队也已经有了一定的数量。今后全党要努力把第三梯队建设好。”他提出建立第一、第二、第三梯队，使党保有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能够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干部队伍，这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的一项战略任务。
事实证明，陈云关于培养和选拔成千上万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的思想，对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干部队伍建设起了重大作用。这一工作为我们党造就大批跨世纪领导干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少做就是多做，多做就是少做。”
中共十三大以后，“半退”的陈云，更加注意采取“少做就是多做，多做就是少做”这种工作方式。“少做就是多做，多做就是少做”是陈云在80岁前后讲得最多的话之一，他经常在老同志和熟悉的人中讲这个道理。
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这句话的意思，是针对中央的老同志在工作中要注意身体来说的。多做了工作，如果累坏了身体，其实也就是少做了工作，少做了工作，而保障了身体健康，也就可以多做工作。”
就多做与少做的关系，陈云还手书了不少条幅，赠送一些老同志。他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丕显写的条幅是：“多做少活，少做多活，多活就能多做。”给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写的条幅是：“多做就是少做，少做就能多做。”
于若木曾回忆：“多做就是少做，少做就是多做。这一点陈云掌握得非常好，他自己规定，一个星期见客不能多于两次，抓住主要矛盾，关键的事情解决了，其他次要的就迎刃而解。”
陈云晚年的工作，正处在历史性的转折和现代化建设时期，党的事业需要他们这些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关键时刻继续发挥关键作用。陈云同志从这个大局出发，根据自己的身体，坚持量力而行地工作，坚持做他认为最必要的工作。
他还经常提醒比他年轻的中央领导同志，不要每天都是三班连续干，上午、下午、晚上都办事。他认为，必要的事情，必要的时候，要这样做。但是，三班经常都排得满满的，总不是个办法。他说，开会不要开死人。
陈云曾说自己是一辆“木炭汽车”，走走停停，走几里路，就要停下来，加加热，修理修理，有时还要人推一推。
陈云幽默地称自己是“木炭汽车”，但其实，他深知“养生之道”，他深知多做和少做、工作和健康之间的关系。
1979年秋，陈云因病住进北京医院，通过检查，确诊为结肠癌，必须立即手术。对于一位74岁的老人而言，这无疑有着很大的危险性。
陈云对主治医生吴蔚然说，你给我做手术，只要让我再活两年就行了。这次手术十分成功，不过4个月的时间，陈云就出院了。
但陈云要求的“两年时间”让吴蔚然很困惑。
其实陈云是把生命中所要做的事，计划在两年之内。有一次李先念见对陈云说，你也做一个五年计划嘛。陈云回答，我还是做两年计划，两年计划比较牢靠。
两年，实在不是太长的时间，陈云的愿望，有着一种“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情怀。
尽管身体状况比以前又有所下降，但他保持着一种健康的心态。事实上，陈云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两年计划。除了他的健康心态，这样的成绩恐怕与陈云注重锻炼，陶冶性情分不开。
“吃饭留三口，饭后百步走。讨个老婆丑，活到九十九”
这是陈云常常挂在嘴边的名言。
陈云有自己的方式加强身体锻炼。每天坚持散步，就是陈云锻炼身体的主要方式。晚年提起散步，他曾骄傲地对陪同散步的身边工作人员说过：“1962年在杭州，我每天上午在苏堤走2800米，从苏堤北头开始，走到花港观鱼坐车回去，这是2800米。下午也走2800米，晚上走两千米，这样一天就走15里。80岁以后散步，陈云只能量力而行了。一开始，他坚持每天散步三次，上午走40分钟，下午走30分钟，晚上减少为20分钟。一年以后，根据身体情况，散步时间又减少为每天上、下午各走20分钟，晚上走10分钟。随着年龄的增加，他的散步时间也逐渐递减，但却一直坚持着，直到最后住进医院。
到了80岁的时候，陈云过着相对“悠闲”的生活。为锻炼身体和陶冶性情，他开始站立着、手腕悬空练习毛笔字。据他的身边工作人员介绍，只要身体情况允许，他始终都坚持练习，一直练到90岁，可以说是十年如一日。
陈云的“健身球”是两个核桃。陈云女儿陈伟华记得，父亲陈云70多岁的时候，医生建议他多活动活动关节。当时，陈伟华还在北京怀柔辛营公社的农村小学工作，那里盛产核桃，所以她每年放假回家都带一些核桃。后来陈云问，能不能从农村找两个核桃，用来活动手部关节？于是陈伟华就到郊区选出两个特别匀称的、个大的核桃送给父亲。陈云将这对核桃放在他的沙发旁边，听评弹的时候，思考问题的时候，还有秘书给他读文件、读报纸的时候，他手里就拿着核桃，他常常对家人讲，‘这就是我的健身球’。
“做一个革命者，就要准备为革命奋斗到底”
从1987年中共十三大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的这五年，是陈云由“半退”完成彻底“全退”的五年，是陈云按照中央的要求，带领中央顾问委员会继续完成新老交替和传帮带的五年，也是陈云；顺利地完成中顾委历史使命的五年，同时还是陈云晚年政治生涯中最后在党内担任职务的五年。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发表重要讲话，改革开放进人一个新阶段。在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精神的指引下，中共于10月召开了十四大，确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决定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自此，陈云开始过起离休生活。
陈云自离休后，每天仍坚持听新闻广播、看报、看文件，关注国内外发生的大事。
陈云在晚年有一句名言曾令身边的工作人员记忆犹新——“既扫自己门前雪，又管他家瓦上霜。”
在陈云的心里，尤其让他挂念的，是中国千千万万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1994年4月初，陈云从新闻联播里听到中央机关为希望工程捐款的消息，他要求工作人员立即从他的存款中取出5000元钱，捐助给革命老区、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这笔钱落实到河南省卢氏县汤河乡和朱阳关乡的16名失学儿童身上。11月，中央办公厅信访局转来了这16名小学生写给他的信。他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让儿童失学，应该动员全社会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
不久，他在病床上听到中央号召为贫困地区捐赠衣服、被子的消息，他告诉妻子于若木立刻筹备捐赠事宜。全家除捐赠了几十件衣服外，还特意以陈云的名义捐赠了一条崭新的丝棉被子和床单。陈云觉得能给贫困地区捐赠物资，十分开心。当工作人员向他报告，捐赠的被子和床单已经送给了贵州遵义地区的一位前志愿军战士的家里时，他专门把于若木叫到病床前，亲自告诉她这个消息。
1994年5月25日，陈云因左肺有轻度的炎症，住进了北京医院。在医院治疗过程中，当身体的恢复稍微好一点的时候，他曾几次向专家提出什么时候能够回家这类问题，他还想尽最大限度地进行力所能及的工作。专家总是回答说，等您的身体完全恢复以后可以回家，但现在不行，因为家里没有这样的医疗条件。
即便是住院期间，陈云仍然关系着国家大事。
陈云在住院的日子里，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提出要听新闻，并要秘书每天给他讲讲国内外大事。有时白天因发烧昏睡，当晚上退烧清醒时，也会把秘书找去讲讲当天新闻。
1995年4月10日上午，这个有着70年党龄的老人，缴纳了最后一次含有特殊意义的党费。
这张弥足珍贵的收据，长19.4cm，宽9cm，收款单位一栏用蓝黑墨水清晰地写着“中央办公厅机关党委”，收据日期“1995年4月10日”，盖单位公章。这张收据，印证了陈云自己所讲的，“做一个革命者，就要准备为革命奋斗到底”。什么叫到底，就是到人死的时候，用陈云家乡上海话说叫“翘辫子”的时候。通过这些党费收据，我们能够感受到陈云强烈的党性观念和原则。
就在当天下午两点零四分，陈云静悄悄地离开了。
没人知道这位老人最后一个两年计划还有什么未完成的心愿。然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坚定信念却深深地烙印在每个人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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