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初开始，国民党内部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等各反蒋派，协调一致，积蓄力量，展开了反蒋的巨大攻势。5月，蒋介石与各派军阀之间空前的混战——中原大战开始。战事瞬息万变，蒋一度"四面楚歌"，地位岌岌可危。关键时刻，张学良从东北入关为蒋介石解了围。随后，蒋介石逐一打败所有对手，确立了其在国民党内各派势力中的绝对优势。
中原大战于10月结束后，蒋介石为掩盖其武力统一后的不稳定局势，使自己的独裁统治合法化，急于召开国民会议，制定《中华民国约法》。此举遭到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等人的强烈反对。蒋胡双方均以孙中山的遗教作为武器攻击对方，从而引发了蒋胡约法之争。最终，蒋将胡软禁，形成了宁粤分立的局面。
在国民党新军阀进行混战之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不断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年初，毛泽东写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更进一步阐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为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但是，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却主张集中红军主力攻打中心城市，取得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结果使党的组织和革命力量遭受巨大损失。面对日益壮大的革命力量，蒋介石极为恐惧。在打败各路军阀后，他立即着手部署对各个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希图扑灭人民革命的燎原之火。但第一次"围剿"被红军粉碎。
本年度中间政派进行了诸多方面的活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也称第三党）的成立。第三党提出进行"平民革命"，建立"平民政权"，反对国民党南京政府的统治。此外，以胡适、罗隆基等为代表的人权派继续发表大量言论，主张改良，反对革命。他们既不满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又反对共产党。国民党蒋介石为强化其独裁统治，对中间政派和进步人士进行威逼和迫害。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国共产党积极领导左翼文化运动。著名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即于3月在上海成立。本年中，在理论界进行的关于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等方面的论战进入高潮。通过论战，更多的人接受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观点。本年度在考古方面又有重大发现。首次出土10000余枚居延汉简为研究汉代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国民政府查封《清史稿》
1月1日，故宫博物院呈文国民政府行政院，称：《清史稿》一书有反革命、反民国、藐视先烈、体例不合、简陋等19项错误，呈请国民政府行政院"永远封存，禁其发行"。
中华民国政府决定设清史馆编撰《清史稿》，清朝遗老赵尔巽任馆长。1928年，在书成之后，故宫博物院特聘史学专家对其详加审查，认为此书内容反动且谬误百出，特呈文行政院，文称："窃查清史稿一书，自民国设馆以来，迟迟久未成书，而承袁世凯及北洋军阀之余荫，修史者，悉用亡清遗老主持其事，已开修史之特例，且以遗老中最为不学无术之赵尔巽为馆长。彼辈诩忠于前朝，乃以诽谤民国为能事，并不顾其既食周粟之嫌，遂至乖谬百出，开千古未有之奇。且于前年北伐挺进之时该赵尔巽等用吴佩孚张宗昌等捐款，删繁就简，仓促成书，赵撰序文，盛称群帅之功，可为明证。故其体例文字之错谬百出，尤属指不胜屈。此书若任其发行，实为民国之奇耻大辱。"呈文列举《清史稿》之错谬共19项，主要内容有：（1）"反革命"。"辛亥双十，武汉革命，实中华民国建国之始，而《清史稿》本纪二十五，竟书日宣统三年八月甲寅，革命党谋乱于武昌。又瑞澄传亦书日：越月武昌变起，先是党人谋乱于武昌，瑞澄初闻报，惊慌失措，漫不为备。""夫赵尔巽等受民国政府之令，而修清史，竞谓建国为作乱，其反革命之意，莫此为甚。"（2）"藐视先烈"。"革命之成，先烈之功居多，凡系民国人民，宜何等钦仰。而张曾扬传，于徐烈士锡麟则书其刺恩铭，而不标其革命之历史，意谓非革命。于秋瑾烈士，则书阴谋乱。而尤奇者，彭烈士家珍之杀良弼也，路人皆知，而良弼传竞书曰：一日良弼归，及门，有人遽掷炸弹，三日而卒。""其藐视先烈，抑可其深。"（3）"不奉民国正朔"。"史稿所记诸事，自人民国以后，只用于支，不用民国某年字样。""夫清史为民国所修，而避用民国正朔，是修史诸人反对民国之一证。"（4）"列书伪谥"。"溥仪退位以后，安能再颁大典。溥仪行之，是反民国。诸人修史谥书之，亦是反民国。如陆润庠传，赠太傅，谥文瑞"等。（5）"鼓励复辟"。"满清既亡，以前诸臣，竟以遗老自居，殊不知在清为遗老已，在民国则为叛徒，政府不事追求，已属宽大，安能再示奖励，是劝人复辟。"（6）"反对汉族"。"太平天国立国十余年，实汉族之光荣。修史者当然不宜歧视。乃曾国藩传则日粤寇破江宁，据为伪都，分党北犯。洪秀全传则日僭号太平天国，又日粤匪，日贼，日陷某地，日为某王，日犯我军，皆否认我民族之反满清也。"（7）"为满清讳"。"本纪中于文字狱之惨酷，甚鲜纪载。于汉族之革命，则不表扬。于清政之暴虐，则不详载，何足以宣昭百世也。"
除此以外，呈文还列述《清史稿》的其它错误，如："体例不合"、"体例不一致‘、"人名先后不一致"、"一人两传"、"目录与书不合"、"纪表传志互相不合"、"有日无月"、"人名错误"、"事迹之年月不详载"、"泥古不化"、"简陋"和"忽略"等。
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转饬所属禁售，并将存于故宫博物院的《清史稿》全部运至南京封存，禁止流传。国民政府明令海关进口税改收金币。
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货市采用银本位制。1930年1月以来，金融市场金价暴涨，银价暴跌。金贵银贱严重损害了中国财政和工商利益，使得中国金融市场动荡不定，偿付海关担保的外债越来越重。为了缓和金贵银贱的矛盾，以及稳定国内金融市场和海关税收，1月14日，工商部长孔祥熙向行政院提出关税改征金币、发行金圆券、废两改元、辅币划一等措施，紧急救济金价暴涨风潮。1月15日，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财政部所拟救济金价暴涨、银价低落办法及实行海关税收采用金本位提案，工商部所拟取缔上海金业交易所标金投机交易具体方案，交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同日，国民政府下令，自2月1日起，所有海关进口税一律改收金币，以值60.1866公厘纯金为单位计算。依国民政府令，财政部电令全国各海关，称近日因金价暴涨，银价低落，为妥筹根本救济办法，决定自2月1日起征收进口税一律改用海关金单位。
国民党三届三中全会召开
中国国民党三届三中全会于1930年3月1日在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48人。本次会议共举行了5次大会。会议召开之际，正值阎锡山与冯玉祥、桂系、改组派、西山会议派等结成反蒋联合阵线。为扼制阎锡山等的反蒋活动，会议的第一次大会特派李石曾、张继、赵戴文查处阎锡山反蒋活动的真相。第二次大会通过了临时动议撤销整理晋省金融公债案。会议为进一步巩固蒋介石的地位，通过了修正的《中央政治会议条例》和《训政时期党务工作方案》、《训政时期民众训练方案》等文件。
《中央政治会议条例》规定：政治会议为全国训政之最高指导机关，对中执委会负责；委员从中执监委中确定，但名额不得超过中执监委总数之半；政治会议讨论及决议事项有：建国纲领；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事大计；财政计划；国民政府主席及委员，各院副院长及委员，以及特任特派官吏人选。《训政时期民众训练方案》规定以"训练"人民认清国民党训政之精神等为基本原则，还规定人民团体受各地党部指导，受政府监督。6日，全会闭幕。会议宣言指出：今后必须倾全力于地方自治工作；以举国之心思财力，发展各种基本工业；普及三民主义教育。会议为巩固蒋介石的地位，进行了人事调整，免除了阎锡山派系人物的职位。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
简称"左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支持的革命文化团体。
面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左翼文化运动。1929年8月，中共江苏省委指派夏衍、冯乃超等与创造社、太阳社及鲁迅等协商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正式成立。初期参加左联的有鲁迅、茅盾、冯雪峰、冯乃超、潘汉年、阳翰笙、沈端先、钱杏、郑伯奇、田汉、蒋光慈、郁达夫、李初梨、彭康、徐殷夫、朱镜我、柔石、林伯修等50余人，后逐渐发展。大会通过左联的《理论纲领》。纲领指出："我们不能不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上，攻破一切反动的保守的要素，面发展被压迫的进步的要素"，"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稳固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等。纲领还附有一个行动纲领和工作方针。行动纲领的要点为："（1）我们文学运动的目的在求新兴阶级的解放；（2）反对一切对我们的运动的压迫。"工作方针为："（1）吸收国外新兴文学的经验，及扩大我们的运动，要建立种种研究的组织；（2）帮助新作家之文学的训练，及提拔工农作家；（3）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及批评理论；（4）出版机关杂志及丛书小丛书等；（5）从事产生新兴阶级文学作品。"鲁迅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讲，这是当时"左联"的战斗纲领。他指出："左翼"作家"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是最容易’右倾"‘。"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对于左联成立后的迫切任务，鲁迅有四点意见：第一是"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第二是"战线应该扩大"。第三是"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第四是"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
大会成立了常务委员会，通过成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发展左翼文艺的国际关系，发起左翼艺术大同盟的组织，确定各左翼杂志的计划等17件提案。选出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邮、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7人为常务委员，蒋光慈、周全平为候补委员。潘汉年、冯乃超、阳翰笙、钱杏、叶林、周扬等先后担任"左联"党团书记。左联在全国重要地区建立分部，创办的刊物有：《萌芽》、《前哨》、《文学导报》、《北斗》、《拓荒者》、《文学月报》、《现代小说》、《大众文艺》、《文艺新闻》、《十字街头》、《巴尔底山》等。以文艺为武器，配合当时的革命斗争，努力培养新人。1931年11月，"左联"执行委员会作出《关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提出加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政权的主张，使文学运动和实际革命运动紧密地结合起来。"左联"存在的6年期间，在小说、诗歌、电影、戏剧、音乐等方面都冲破了统治者的禁锢，创作出一批优秀作品，为革命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36年初宣布解散。
《中日关税协定》签订
到1928年底，与中国订有协定关税条约的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瑞典、挪威、丹麦、西班牙12国除日本外，都已先后与南京国民政府签订了条约，承认了中国关税自主权。日本作为条约期满国，应该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但当南京政府提出改订新约要求时，日本却蛮横地加以拒绝。直到各国均已与中国签约，才被迫与南京政府开始谈判，但仍坚持与条约未到期的国家一样，只谈关税，不涉及其它问题，并寻找各种借口，百般拖延，直至1930年3月12日，才在南京签订《中日关税协定草约》。1930年5月6日，由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廷和日本驻华代理公使重光葵在南京正式签订了《中日关税协定》。
协定正文5条，并附4件照会文件。其主要内容集中于正文第2条，规定："中国政府或日本政府彼此关于进出口货物所适用之海关税存票通过税及其他各种相似之内国税捐并航钞及与上述各项有关之一切事项给予彼国政府或其人民之待遇，应不较次于现在或将来给予其本国人民或任何他国政府及其人民之待遇；中国或日本国境内之出产品或制成品输入彼国境内者，不论来自何地，其进口税存票通过税及其他一切相似之内国税捐以及与上述各项有关一切事项所受之待遇，应不较次于现在或将来给予任何他国同样出产品或制成品之待遇；中国或日本国境内之出产品或制成品向彼国境内输出者，其出品税存票通过税及其他一切相似之内国税捐以及与上述各项有关一切事项所受之待遇，应不较次于现在或将来给予自该国境内向任何他国输出之同样出产品或制成品之待遇；中国或日本国船只其在彼国境内关于船钞及与船钞有关之一切事项所受之待遇，应不较次于现在或将来任何他国船只所受之待遇。"该协定貌似中日互惠，实际上是"惠而不互"，为日本掠夺中国资源和抢占中国市场提供了便利。协定不仅规定日本在华仍享受最惠国待遇，还将优惠待遇项目扩至船钞、关税等项，共达110种之多，而中国在此协定中所享受待遇者仅11种。不仅如此，在该协定的附件中还规定，在3年内，中国对棉货类、鱼类及海产品、麦粉、杂品等产品共67个品种110种货物的税率不能提高；中国还承认负责整理无担保或担保不足之日债。这一承诺致使协定签订后，日本即据此向国民政府讨索旧债，中方还承诺每年从海关收入中提取500万日元偿还西原借款，该协定成为偿还西原借款的法律依据。
中原大战
在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爆发的一场大规模的军阀混战。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取得了形式上的统一，但是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派军阀联合战胜张作霖的几个月后，这种形式上的统一便公开破裂。继1929年爆发了蒋桂战争和蒋冯战争后，1930年3月中旬，冯、阎、桂三派军阀联合共同反蒋，要求蒋立即下野，并推举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司令。4月1日，阎、冯、李分别在山西太原、陕西潼关和广西桂平就职。张学良则保持沉默，既不通电就职，也不声明反对。4月5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名义下令免去阎锡山本兼各职，全国通缉，并以总司令的名义通电全国讨伐阎、冯。5月4日，反蒋联军主帅阎锡山、冯玉祥抵达郑州，召集军事会议，部署对蒋作战计划，决定由津浦、陇海、平汉三路发起进攻，以徐州、武汉为第一期作战目标。5月8日，蒋介石下达作战计划，具体内容是：以韩复榘部担任津浦路正面，在山东禹城布防抗击阎锡山；以陈调元、马鸿逵两军布防山东济宁抗击石友三；令刘峙率第二军团主力沿陇海路向河南归德、兰封攻击前进；王均率第三军布防皖北，阻击孙殿英南下，叶开鑫率第八军攻河南淮阳等地；卫立煌第四十五师警备皖北及徐浦路线；令何成浚率第三军团会攻河南。并令各军于5月10日完成战备。阎、冯各军加紧备战，至5月10日，河南郑州完全进人战争状态，共集结约8万人左右，许昌、郑州间及陇海路交通断绝。5月11日，蒋介石抵达徐州，设行营于陇海路。当晚，蒋介石下达"讨逆"总攻击令，蒋军第二军团沿陇海线向归德进攻。至此，中原大战全面爆发。蒋介石与阎、冯、桂等军阀在东起山东，西至襄樊，北自陇海线，南迄长沙的绵延数千里的战线上，展开了大战。
大战前期，反蒋联军各部进展顺利。在津浦线，由于蒋军韩复榘未作有力抵抗，阎军于6月25日攻占济南。在平汉线，蒋军何成浚部为牵制冯军，在漯河以北发起攻击，很快也为冯军所败，退至漯河以南。在陇海线，双方主力激战，蒋军先占归德（今河南商丘），取得小胜，但旋即为冯军主力所发动的强大攻势所击败，蒋军主力遭重创。与此同时，从广西北上之张桂军也于6月上旬占领长沙、岳州，直逼鄂南。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于7月凋整其军事部署，把主战场由陇海线转移到津浦线，猛攻阎军，并于8月中旬重新占领济南。令拥蒋的广东军队蒋光鼐、蔡廷锴部出击衡阳，迫使张桂军退口广西。战局遂发生变化。8月问，为挽回败局，冯军再次在陇海线发动大规模攻势，以打通陇海、津浦两路，与阎军会师。在冯军的猛烈进攻下，蒋军纷纷后退。但这时恰逢大雨，冯军作战非常困难，加上官兵疲惫，给养不足，同时阎军进展缓慢，因此，冯军被迫停止进攻。蒋军得以喘息。8月下旬，蒋介石决定将进攻重点放到平汉线上，发起郑州会战，同时，进袭陇海线西段，截断冯军退回陕西的后路。9月6日，蒋军发起总攻。冯军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仍坚持对蒋作战，把大部兵力布置在郑州外围，准备与阎军协力作背水一战。但阎锡山已丧失信心，密令陇海线阎军向黄河以北撤退，致使冯军陷于孤立境地。战局急转直下，蒋军由被动转为主动。
在中原大战酝酿的同时，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和以谢持、邹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站在阎、冯一边，共同结成反蒋联盟。但在联盟各派问就由谁来领导等问题发生争执，直至8月7日，由汪精卫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并筹备召开国民会议。9月9日，由阎锡山任主席的"国民政府"在北平成立。冯玉祥、汪精卫、李宗仁等出任委员。此时，蒋介石采取军事打击和金钱收买的办法来削弱和分化反蒋派。9月18日，张学良发出拥蒋通电，派遣东北军12万人人关，进逼平津。阎军不战自退，东北军迅速占领平津。10月，冯、阎残部退人山西，桂军亦退回广西，"扩大会议"及其"国民矽府"垮台，反蒋联盟就此崩溃。11月，阎锡山、冯玉祥联名发表通电，宣布下野。至此，历时7个月的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终。这次军阀大混战，造成30万士兵的伤亡和无数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更充分显示出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反动和腐朽。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化团体，简称"社联"。1930年5月20日在上海成立。其主要任务是团结进步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光大和发挥这个伟大的理论，来促进中国工农革命的胜种’。《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纲领》规定："一、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及国际的政治经济，促进中国革命。二、研究并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它普及于一般。三、严厉的驳斥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如民族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及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如社会民主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及机会主义。四、有系统地领导中国的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发展，扩大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五、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是限于理论的研究，无疑地应该努力参加中国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实际斗争，在目前要积极争取言论、出版、思想、集会等等的自由，我们相信只有这样，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运动，方能扩大与深入。"朱镜我、马纯古、许涤新等先后担任"社联"党团书记。该联盟成立后的主要活动是出版各种社会科学方面的刊物，组织各种读书会和小组，学习、研究社会科学、介绍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提高革命群众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社联"成员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去，组织并参加各种抗日救国团体，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活动自行停止。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
中国共产党六大以后，土地革命形势发展迅速。到1930年初，在全国10多个省份建立了根据地或开展了红军的游击活动，全国红军发展到约10万人。党在白区的工作也得到初步的恢复和发展，全国党员已有10多万人。1930年5月，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等新军阀之问的中原大战爆发，在客观上减轻了对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的压力。在这样的形势下，当时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等接受了共产国际提出的"实行武装暴动直接推翻反动统治"的"左"倾观点。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使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中共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个决议案的主要错误是：（1）在革命形势问题上，否认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认为"中国经济政治的根本危机，在全国任何一处都是同样继续尖锐化，没有丝毫根本的差别"；"总的形势，都表明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组织力量的充分准备，错误地认为当时革命力量的初步恢复和发展以及当时军阀战争的爆发，便具备了全国各地大规模武装起义的条件。甚至认为中国革命的总爆发会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2）在实际工作中，主张不再需要逐步积聚和准备革命的主观力量，认为群众已经不要小干、只要大干，也就是只要武装暴动，而且是全国性的武装暴动了。（3）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反对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坚持"城市中心论"。否认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意义和作用，说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把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看成是中国革命"决定胜负的力量"，并制定了组织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命令红军向武汉、长沙、南昌、九江、柳州等城市进攻，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4）在革命性质问题上，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一省数省首先革命胜利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中间决不会有丝毫的间断"，认定"中国资产阶级已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因此，"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可分离"。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提出革命如果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等过左的政策。
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李立三等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1930年8月1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把党、团中央以及全国总工会领导机构，合并组成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全国总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武装暴动和总同盟罢工的最高指挥机关，并将各级党、团、工会组织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停止了这些组织的一切正常工作。在组织上，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搞宗派主义，借口所谓"军事时期"和反"右倾"，拒绝了许多同志的正确批评和建议，并压制和打击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实行使党和革命力量受到很大损失，引起了党内许多干部和党员的不满和反对。在苏区，特别是毛泽东不但没有机械地执行"左"倾错误，而且纠正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左"倾错误。1930年9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指出"在今天尚不是全国的直接武装暴动的形势"，批评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会议通过了《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进而停止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李立三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会后离开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给党和红军造成了严重损失。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因急于组织暴动而把原有有限的力量暴露出来，使11个省的省委机关被破坏。党员人数由19万人减到12万人。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遭到很大损失，一些根据地也遭到破坏。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关闭天津海关
4月30日，为了准备反蒋战争，阎锡山下令截留天津关税，令天津海关关税及代征之二五附捐在津保管，不得汇往它处。5月1日，阎锡山又令天津海关将扣留关税及附税分存中国、交通两银行。
阎锡山制造的天津海关事件，为国民政府所不能容忍。5月2日，财政部长宋子文就阎锡山截留天津海关税收发表宣言，称：若阎氏截留天津关税税款之举许其成为事实，将开从来未有之恶例，不仅破坏中国对内对外之信用，‘而且对于国内购买大宗公债者亦将与以巨大之打击。他表示政府将以全力阻止。但是，阎锡山对宋子文的宣言不予理睬，相反却指使部下朱鹤翔在北平发表谈话，声明北方对关税盐税在不侵犯外国利益的范围内有扣留权。5月6日，朱鹤翔奉命向天津海关交涉保留关税，遭拒绝，朱即以派员接收相威胁。之后，双方交涉一个月，亲南京国民政府的天津海关税务司勃尔拒绝为阎锡山截留关税。6月12日，阎锡山下令免去勃尔天津海关税务司职务，由英国人辛博森继任，并令其即日赴任接收天津海关。6月16日，辛博森会同天津市政府代表陈鸿鑫、海关监督葛敬猷接收了天津海关。同日，天津市长、警备司令、天津海关监督联合发表布告，谓：对于担保债务部分之关税，按旧案妥善保管；所有该关收入税款，存放原指定银行；该关人员一律照支原薪，应享利益充分保障，抗令者斥革不贷。
阎锡山强行接收天津海关的行动终招致南京国民党中政会于6月18日通过决议，提出：照会英国公使驱逐辛博森出境；停闭天津海关，调回华洋关员；天津海关税款由大连、青岛各海关代征。6月1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通告全国，取消天津海关。6月23日，国民政府电令张学良派东北舰队封锁天津海关。但阎锡山针锋相对，毫不示弱。双方的争执直到阎锡山在中原大战中战败为止。
天津海关事件便利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对华贸易，使偷逃关税的船只无人管理，造成中国关税的重大损失。
国民政府公布《土地法》
6月30日国民政府公布了第一部《土地法》。该法律是立法院根据中央政治会议所决定的原则制定并通过的。
《土地法》全文包括总则、土地登记、土地使用、土地税、土地征收5编，共397条。
第一编总则含5章31条。第一章法例及施行之第一条明确指出："本法所称土地，谓水陆及天然富源。"其余诸条对执行该法的机构、经过、修正、施行日期及区域加以规定。第二章土地所有权中规定："中华民国领域内之土地，属于中华民国国民全体。其经人民依法取得所有权者，为私有土地。但附着于土地之矿，不因取得土地所有权而受影响。"规定下列土地，不得为私有："可通运之水道"、"天然形成之湖泽而为公共需用者"、"公共交通道路"、"矿泉地"、"瀑布地"、"公共需用之天然水源地"、"名胜古迹"、"其他法令禁止私有之土地"。规定，"凡未经人民依法取得所有权之土地，为公有土地。私有土地之所有权消灭者，为公有土地。""地方政府对于管辖区内公有土地，除法令别有规定外，有使用及收益之权。"地方政府对私有土地，可斟酌"地方需要"、"土地种类"、"土地性质"的情形，"分别限制个人或团体所有土地面积之最高额"。规定"国民政府对于私有土地所有权之转移，设定负担或租赁，认为有妨害国家政策者，得制止之"。明令"农地、林地、牧地、渔地、盐地、矿地、要塞军备区域及领域边境之土地"不得转移、设定负担或租赁于外国人。第三章土地重划，规定对"分段面积不合经济使用"之土地，"重行划分，并将重划地段，分配于原土地所有权人"，并制定相应的补偿原则。第四章土地测量明确其含意为"地籍测量与地质探险"，并规定其实施计划及测验方法。第五章地政机关及土地裁判所中规定设"中央地政机关与地方地政机关"，中央地政机关"直辖于行政院"，监督指挥地方地政机关。"地方地政机关，为省地政机关及市县地政机关"。"市县地政机关所在地，应设土地裁判所，直辖于中央土地裁判所"。
第二编土地登记包括5章109条。第一章通则规定"土地登记，谓土地及其定着物之登记"。"所有权、地上权、永佃权、地役权、典权、抵押权"等"土地权利之取得、设定、转移、变更或消灭，应依本法登记"。"关于土地权利在登记程序进行中发生之争议，由土地裁判所裁判之。""因登记错误，遗漏或虚伪致受害者，由地政机关负损害赔偿责任"，赔偿"不得超过受损害时之价值"。第二章登记簿册及登记地图对登记簿的条目格式及登记地图的分类用途明确加以规定。第三章登记程序对登记人的资格、第一次土地登记程序、所有权登记程序、所有权以外权力登记程序、涂销登记都有详细的说明。第四章规定了登记费。第五章对土地权利书状的颁发、补换进行了规定。第三编土地使用包含4章86条。第一章通则指出："土地使用，谓施以劳力、资本，为土地之利用"，"土地，得就国家经济政策，地方需要情形及其所能供使用之性质，编为各种使用地"。第二章对"市地"的使用限制和房屋救济加以规定。第三章农地明确了耕地租用的办法和期限，规定："地租，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额千分之三百七十五，约定地租超过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者，应减为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不及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者依其约定。""出租人不得预收地租，并不得收取押租。"规定了荒地的使用。第四章对土地重划程序加以规定。
第四编土地税包括10章108条。第一章通则规定："土地，除依法令免税者外，依本法之规定征税。"第二至五章分别对地价之中报及估计、改良物价值之估计、地价册、税地区别进行了规定。第六章土地税征收中规定：土地税分"地价税和土地增值税"。"地价税，照估定地价按年征收之。""地价税，得由主管地政机关核准，分期缴纳。但每年不得过四期，并各分期相距之时间不得互有差别。""土地增值税，照土地增值之实数额计算，于土地所有权移转或于十五年届满土地所有权无移转时，征收之。"第七至十章对改良物征税、欠税、土地税之减免及不在地主税均作了规定。第五编土地征收含7章63条。第一章通则规定："国家因公共事业之需要，得依本法之规定，征收私有土地。"所谓公共事业包括实施国家经济政策、调剂耕地、国防军备、交通事业、公共卫生、改良市乡、公用事业、公安事业、国营事业、政府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及其他公共建筑、教育和学术及慈善事业，其他以公共利益为目的事业。第二至七章，对征收准备、征收程序、补偿地价、迁移费、诉愿与公断、罚则均加以说明和规定。
该《土地法》的公布，从名义上把国民党提出的二五减租租率推行到全国，但实际上并未实行。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也称"第三党"。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一些既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又不赞成中国共产党进行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的人，主要包括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和民族资产阶级左翼以及某些从中国共产党内游离出来的人，希望寻求出不同于国共两党的第三条道路，走所谓"中间的路线"。11月，国民党左派人士邓演达、宋庆龄、陈友仁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虽当时并未形成一个组织。但邓演达等人的宣言促使国内的谭平山、章伯钧等人于同年冬天在上海组织了中华革命党，并与邓演达保持联系。
8月9日，邓演达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华革命党各省区负责人第一次中央干部会议，到会的有10个省的代表，包括黄琪翔、章伯钧、季方、朱蕴山等30多人。会议决定将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会议通过了邓演达起草的政治纲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组织工作大纲》、《军事运动方针》等重要文件，提出组织"平民革命军"，进行"平民革命"，推翻南京反动统治，建立"平民政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会议选举了中央领导机关——中央干部会。邓演达为总干事，郑太朴、章伯钧、黄琪翔、李世璋分任中央干部会组织、宣传、军事、青年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出版《革命行动》（半月刊）为机关刊物，出版《革命行动日报》为机关报。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后，立即开展反蒋活动，终为蒋介石所忌恨，1931年8月邓演达在上海被捕，11月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于南京。邓演达遇害后，该党受到严重打击，一度瘫痪。1935年11月10日改组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
8月23日，由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军团与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三军团在湖南省浏阳永和镇会师。之后两军团前委举行联席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一方面军前委和中国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前委书记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彭德怀任副总司令。下辖第一、第三两个军团，共3万余人。8月24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发布由朱德、毛泽东签署的《向长沙推进的命令》，决定第二次攻打长沙。红一方面军组成后，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先后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12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等率领下加入工农红军，编为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1933年2—3月，红一军团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并增编红七军团，发展到14万人。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一方面军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后，红一方面军于6月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之后，两个方面军混编成左、右路军，继续北上。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所属部队第一、三军团抵达陕北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会师。抗日战争爆发后，红一方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
北平阎氏国民政府
蒋介石通过对桂系、冯系等实力派的战争，给反蒋各派以沉重打击。剩下阎锡山成为惊弓之鸟。阎认为与其束手待毙，不如主动出击。如能举一反蒋大旗，可能一呼百应。随后，阎锡山竭力拉拢各派反蒋力量，很快形成反蒋军事大同盟。1930年5月，阎冯桂张与蒋爆发了空前规模的中原大战。正当双方鏖战之际，7月上旬，反蒋各派商定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由汪精卫主党、阎锡山主政、冯玉祥主军。7月1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正式成立。会议发表了由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邹鲁、谢持、陈公博等30人署名的《联合宣言》。指责蒋介石"背叛党义，篡窃政权"、"个人独裁"、"托名训政以行专制"。宣称"誓为本党去此败类，为国民去一蟊贼，务以整个的党还之同志，统一的国还之国民，在最短期间必期依法召集本党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解除过去之纠纷，扫荡现在之障碍，使本党主义及政策得以实现。"7月28日，扩大会议通电发表党政七个基础条件：（1）筹备召集国民会议；（2）按照建国大纲，制订一种基本大法；（3）民众运动、民众组织，应按照建国大纲由地方自治做起；（4）各级党部对于政府及政治，立于指导监督之地位，不直接干涉政务；（5）不以党部代替民意机关；（6）党义治国，集中人材，群策群力；（7）中央与地方均权。8月7日，扩大会议通过宣言、组织大纲、中央政治会议规则、组织机构人选等项决议。由汪精卫、赵戴文、许崇智、王法勤、谢持、柏文蔚、茅祖权7人组成常务委员会，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和民众训练委员会。扩大会议每周召开一次会议，相当于原来的中常委会。
北平扩大会议通过《国民政府组织法大纲》，规定：由中央党部推定7—9人组成国民政府委员会。阎锡山为国民政府主席，阎锡山、唐绍仪、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未经本人同意）、谢持为国民政府委员。政府下设中央监察院，最高法院以及军事、法律、官吏惩戒、考试、蒙藏、侨务6个委员会和内政、外交、财政、司法、陆军、海军、交通、农矿、工商、实业等部。9月9日，阎锡山、汪精卫、谢持等在北平怀仁堂宣誓就职，宣布阎氏国民政府成立。随后，冯玉祥、李宗仁等也在各所在地宣誓就职。9月12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就北方成立政府事发表宣言，声明不论中外国籍，任何个人、商号或公司，凡与北平政府订立任何性质之合同或契约，绝对无效，国民政府不受任何约束，并认订此项合同或契约者为助长此次叛乱；北平故宫及他处所藏古物均系中国国家所有，绝对不许盗卖转移，私买或占有该项古物者，严惩不贷。
阎氏国民政府的成立，使中国政坛出现了南北两个国民政府。扩大会议决定，在党务方面第一步工作是对党员进行审查登记；第二步筹备"三全大会"，制定"三大"组织法，代表一律选举产生。在政治方面，着手筹备国民会议，组织约法起草委员会。然而随着张学良改旗易帜，东北军入关，很快冯阎的几十万军队被蒋介石瓦解收编。11月12日，汪精卫发表宣言宣告扩大会议结束。至此，阎氏国民政府遂告解体。
蒋胡约法之争
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后，面对国民党内部派别斗争的新变化，急于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以掩盖其武力统一下的不稳定局势，把自己的统治合法化。
10月3日，蒋从前线致电南京中央党部，建议提前召开"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电文称"确定召开国民会议之议案，颁布宪法之日期，并决定在宪法颁布以前，制定训政时期适用之约法"，"本党遵奉总理遗教，实施建国程序，暂定一党专政之制"，"而开国民会议，尤为总理遗教所昭示，早应切实奉行"。此电未经中央党部讨论便在报上发表。蒋此举是接过反对派曾提倡的"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的口号为己所用。这强烈地刺激了时任立法院院长的胡汉民。10月6日，胡在立法院发表题为《国家统一与国民会议的召集》讲演，与蒋大唱反调，指出：孙中山1924年主张召开国民会议的目的是"将对内对外方针征求全国国民公意"，这是有条件的，即地方脱离军阀压迫，社会日趋安静，人民团体能推出代表等等。胡认为冯、阎及无聊政客的国民会议，是自欺欺人的工具，不兑现的支票。至于约法，"我们在第三次全国代表会上之决议将总理所著、主要遗教定为效力等于约法的根本大法；如果于此之外再要所谓约法，那岂不是要把总理遗教一齐搁开，另寻一个约法出来吗？"这篇讲演发表在10月13日的《中央周报》第114期和《中央日报》上。蒋胡矛盾完全公开化了。
12日至13日，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召开。胡汉民在开幕词中提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意在严正的检查过去，策励未来。"他认为："三大"决议不能贯彻的原因是"军事影响"和"用人不当"。他宣称："有人说：’现在的会议，可以四不了之，甚么是四不呢？便是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动。‘这真是深中时弊的批评。"对于国民会议和约法问题，他只字不提。对此，蒋介石授意李石曾、吴稚晖向全会提出一项关于国民会议和制定约法的提案，从而引起激烈的争吵。蒋胡双方均以孙中山的"遗教"作为武器攻击对方。最后，双方都作了一些让步。胡同意召开国民会议，但反对选举总统和制定约法，蒋也同意不谈总统问题。全会最后通过《召开国民会议案》，决定1931年5月5日召开"国民会议"，但没有涉及任何制订约法的问题。全会通过了修改的《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兼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司令；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副院长均由国民政府主席任命。国民政府主席和行政院院长的权力得以加强。因行政院院长谭延闽已于1930年9月22日病逝，蒋介石担任了国民政府主席和行政院院长。
这次会议蒋未能达到目的，他并不罢休。1931年1月5日，蒋在纪念周上再讲国民会议问题时，重提制定约法。胡汉民寸步不让，进一步阐发他不同意约法的理由。他和一些立法委员进行谈话，其主要论点是：第一，认为不到制定约法的时候。他称："我在立法院，未尝不可以大出风头，立出一个约法，宪法来"，但"不应该不顾实际滥唱高调"，"现在各项法律案还没有完备。已有的，又因为军权高于一切，无从发挥其效用，徒然定出，根本法而不行，或政与法违，不但益发减低人民对党的信用，法的本身，也连带丧失了价值"。第二，认为孙中山主张的国民会议的性质不同于国民大会，孙没有谈过国民会议要制定约法。胡对蒋的反击，主要集中攻击蒋的军事独裁和违背孙中山的遗教上。
胡汉民的言论在国民党内产生很大反响，并严重威胁蒋的威信和地位。这使得蒋十分忧虑。在采取种种说服、压迫的办法均不奏效的情况下，蒋采用非常手段，1931年2月28日夜，以设宴为名，将胡骗到南京汤山蒋介石的总司令部，诬告胡"运动军队"、"反对约法"、"破坏行政"，当晚软禁于总司令部。事后，蒋极力掩盖真相，对外称胡本人"请求辞职"。3月2日，国民党召开中央常会，由戴季陶出面批驳胡汉民观点，并通过关于制定约法和免去胡汉民本兼各职的决议，建立由吴稚晖、李石曾等12人组成的约法起草委员会，加紧起草约法。胡汉民被扣押后，在政界引起极大波动。4月30日，国民党粤方中央监委古应芬、邓泽如、林森等联名通电弹劾蒋介石。古应芬率先辞职出走，接着胡派中委纷纷离宁赴粤。宁粤分立的局面形成。新任命的立法院长林森不肯就职，司法院长王宠惠出走荷兰。粤派要人云集广州，反蒋新阵线逐渐形成。蒋十分着急，采取各种措施，想促成国民会议成功。在匆忙公布《国民会议组织法》和《约法草案》后，5月5日召开了国民会议。会议通过多项议案和《训政时期约法》。此后，反蒋派聚集广州。5月27日，非常会议在广州正式成立。推举汪精卫、邓泽如、孙科等为常委，公布《非常会议成立宣言》。次日，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汪为主席。宁粤分立进一步加深。
国民党开始"围剿"革命根据地
11月，蒋介石在结束了对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后，立即开始对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11月5日，蒋介石拼凑的杂牌军8个师大约10万人，以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围剿"军总司令，以驻防在江西的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向中共领导的闽赣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敌人西自吉安东至建宁布下一个半圆形包围圈，采取"分进合击，长驱直人"的办法，由北向南分路挺进。当时红军主力为一、三军团，加总部直属队共3.3万余人，连同二十二军缩编的六十四师，共约4万人左右。根据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特点，在毛泽东诱敌深入、歼灭敌人于根据地内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在新淦、吉水、永丰、乐安等地作好了迎战的准备。双方交战后，红军以少数兵力配合地方武装迟滞、迷惑敌人，主力则于11月26日全部退至东固、直垄、龙冈地区。12月初又秘密转移到根据地中部宁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区，待机歼敌。12月9日，蒋介石亲赴南昌，召集各路将领商讨"围剿"事宜，限一个月收复失地，2个月肃清红军，并悬赏5万元缉拿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在蒋介石一手策划下，12月16日，国民党各路军队开始向根据地中心区进攻，先后攻占万安、泰和、东固、源头、广昌、建宁一线。29日，得悉张辉瓒率敌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进入龙岗地区，红军立即埋伏在龙岗附近山中。30日，红军发起攻击，激战至下午，国民党军"四面被围，地势险峻，粮弹罄尽，既难突围而出，复无坚守之资"。张辉瓒师部和两个旅被全歼，毙伤俘敌9000余人，活捉张辉瓒。随后，红军乘胜追击，于1931年1月3日在东韶歼灭谭道源师一半。红军5天内打了两个胜仗，共计毙伤俘敌约1.5万余人，缴获武器1.2万余件。这时，其余各路敌军纷纷退去。至此，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军事"围剿"以失败告终。
居延汉简的发现
居延汉简是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额济纳河（弱水）流域的汉代居延烽（对火）遗址中发现的。甘肃省北部额济纳河流域，古代泛称"居延"或"弱水流沙"，绵延300公里，遍地沙碛，气候干燥。由于东西两侧巴丹吉林沙漠和北山山脉的天然遮挡，使额河两岸成为我国西部的一条重要的南北通道。在汉代，这里是中央王朝与匈奴领主激烈争夺之地。据史书记载，西汉武帝时，在这里曾大规模修筑军事设施，进行屯戍，频繁活动长达两个世纪。居延至今仍保存着当时的大量城鄣烽塞等遗迹。
此次发现汉简10000余枚。汉简出土的地点，自毛目（鼎新）以北的双城子，沿额济纳河而北，至宗间阿玛之间的汉代烽（对火）遗址中均有发现。各地点所出的汉简，多者数千，少者数枚。其中以大湾、地湾、破城子等处发现最多。大湾遗址发现木简1500余枚。其中500余枚是在古堡外面一个后代庙宇基址下的汉代垃圾层中发现的，保存特别完好，都是长23厘米的木简。另外的1000余枚，发现在古堡外围东南角的嘹望台附近。随木简出土的文物有：铜印、铜镞、铁器、陶器、竹木器、皮块和芦苇等编织物。此处大约是汉代肩水都尉的所在地。地湾遗址发现木简2000余枚，估计此处遗址是汉代肩水候官所在地。破城子遗址发现的文物最多，其中木简有5216枚，都是公元前81年~公元前25年间的遗物。
居延汉简中年代最早的是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据《汉书》（卷六，武帝纪："（太初三年）强弩都尉路博得筑居延。"《汉书》（卷六十一，李广利传）："（太初二年）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汉简与文献记载是相符的。而大部分的居延简是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至成帝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之间的。年代最晚的，是东汉光武建武六年（公元30年）的。居延简的质料一般是就地取材，并无固定的材料。主要有：青杆（杆儿松）、毛白杨、水柳（垂柳）、柽柳（红柳）、竹、类似枣木的硬木等。
简的名称有简、册、牍、函、符、笺、觚等。居延出土的普通简，一般都长约23厘米、宽0.8～1.5厘米、厚0.3～0.4厘米。这种简连缀起来就成为册。牍的一般宽度为3.5～7厘米左右，长短不一。牍上有封检的称为函。旁边有刻文的称为符，大都长13～14厘米、宽1～1.5厘米。笺是圆顶的，长约3～4厘米。觚是比较厚的三棱的或方的简，每面皆可写字，宽约1.5～2厘米，有的长达30～40厘米。废简削下文字可以重写，削下来的薄片称为削衣，大都很零碎。还有上画人面形下部削尖的木橛，一般长约20厘米、宽5～6厘米，可能是迷信压胜避邪之物，不应属于简类。另外，还有无字的素材。
居延汉简运抵北平，释文工作迟至1934年才开始，由马衡、贺昌群、余逊、劳榦等人进行考释。由于是数人合释，没有形成一份完整的稿子。抗日战争爆发后，释文工作尚未完成。原简经徐森玉和沈仲章设法运出日寇占领下的北平，并经沈仲章在香港摄制照片，交由商务印书馆制珂罗版影印。在制版中，香港为日寇攻陷，书版全毁。原简被美国窃走，现存美国国会图书馆。后来劳榦在四川依据反体照片，重写释文，于1943年在四川南溪石印出版，1949年商务印书馆重新铅印。释文分为文书（书檄、封检、符券、刑讼）、簿册（烽（对火）、戍役、疾病死亡、钱谷、名籍、资绩、器物、车马、酒食、计簿、杂簿）、信札、经籍（历谱、小学、六经诸子、律令、医方、术数）和杂类（无年号者、有年号者）五项。其中，错释、缺字、错号、错排的很多。
建国后，居延考古又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仅汉简就出土近2万枚，其内容不仅包括居延地区的屯戍活动和兴衰历史，还保存了一些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初年的文献资料，涉及整个汉代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法律、哲学、宗教民族等各个领域，是研究汉代政治、经济、军事、民族以及社会生活的宝贵资料。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
是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思想理论界的一次重要论战。此次论战与大革命的失败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密切相关。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因为"国家真正的统一并未完成，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铁蹄之下解放出来；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并没有推翻，一切半封建余孽并没有肃清；现在的政权，是地主、军阀、买办、民族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这一反动联盟依靠着国际帝国主义之政治的经济的威力"。"六大"确认"中国现在的地位是半殖民地"，并指出"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因此，"六大"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这一揭示中国社会本质的正确分析触怒了形形色色的反动势力，一时间，反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派别群起鼓噪，主要有以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改组派，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他们鼓吹"中国封建制度崩坏论"，认为中国社会自春秋战国以来就已不是封建社会，不存在封建阶级，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都不是中国人民的敌人，明确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内，由于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等人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认为1927年蒋介石的叛变是资产阶级的胜利；中国很早就有商业资本，它已破坏了封建剥削制度及其残余关系；资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无产阶级只有等待资本主义发展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去进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争论由此引发，并直接影响了中国思想理论界。由于这场论战的最初的两个阵地是《新思潮》和《动力》两个刊物，人们通常称这场论战为"新思潮派"和"动力派"的论战。
3月，李立三在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上发表了《中国革命根本问题》一文，从"帝国主义怎样统治着中国"、"封建势力与封建制度"、"中国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等方面论证了"六大"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和对中国革命问题上确定的政治路线，对托洛茨基和陈独秀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同年4月，《新思潮》杂志发表潘东周的《中国的经济性质》、吴黎平的《中国土地问题》、向省吾的《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中国的商业资本》、王学文的《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李一氓的《中国劳动问题》等文章，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或假马克思主义的谬论，进行了有组织有系统的批判与驳斥。与此同时，托派分子任曙、严灵峰、刘仁静竭力反扑，1931年初，任曙出版了《中国经济研究绪论》，6月，严灵峰出版《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一书，后又出版了《追击与反攻》一书。193t年8月和1932年3月，刘仁静分别发表了《评两本论中国经济的著作》和《中国经济的分析及其前途之预测》两篇文章，大肆宣扬托派观点。1930年7月，《新思潮》被查禁后，党的刊物《布尔塞维克》又发表了伯虎的《中国经济的性质》、沈泽民的《第三期的中国经济》、张闻天的《是取消派取消中国革命，还是中国革命取消取消派？》、蔡和森的《论陈独秀主义》、瞿秋白的《中国经济和阶级关系》等文章，进一步分析批判托陈取消派的理论。同时，张闻天、刘苏华、王学文等同志还在公开出版的《读书杂志》、《读者》等刊物上发表批判文章。论战中，胡适、陶希圣等人，也趁机发表他们既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也不同意托陈取消派观点的文章，使这场论战显得"颇为热闹"，十分激烈。论战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
关于帝国主义和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关系问题。严灵峰认为"帝国主义本身是代表高度的资本主义势力，它对于封建的经济制度完全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地位"，因此"帝国主义在中国绝对地要破坏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要推动中国整个社会向着资本主义过程发展和扩大"。任曙也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内在的，而是外铄的"为理由，片面强调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促进"的作用。动力派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向中国大量输入商品，使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迅速发展起来，由于中国原来已有相当发达的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必然要使封建的自然经济完全崩溃下去。他们还片面引用列宁在某些地方说过的帝国主义侵略对封建经济所起的破坏作用的沦述，攻击"新思潮派"，说什么"帝国主义在殖民地扶植封建势力乃是无稽之谈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荒谬修。针对"动力派"的观点，"新思潮派"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指出：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不单表现于商品的输出与原料的输入，而尤其表现于它的财政资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表现于为财政资本所控制的银行、工厂、矿山、交通工具以及商业机关的统治，表现于势力范围的夺取，表现于利用并经过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地主军阀、买办资产阶级等来剥削与奴役广大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工农群众"。事实上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起着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帝国主义在中国造成了某些资本主义的关系，扩大了商品经济的领域，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然而另一方面却更为重要，即"帝国主义的目的，是在把中国变成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变成它的原料出产地，它的商品市场，它的投资的所在，所以它不但不能帮助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而且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它不但不消灭乡村中间的封建式的剥削，而且加紧了这种剥削"。因此，"中国经济的破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失业，工人市民的生活困难，强盗的频繁增加，土匪的到处蜂起，饥寒交迫的游民贫民数百万数千万的存在，无不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混战、封建的剥削所致。"帝国主义还把中国的封建势力作为他们统治中国的工具，致使中国经济日益遭到破坏。"新思潮派"还认为，资本主义固然是商品经济，但不能说凡是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商品经济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商业资本存在，但是"商业资本本身既不能代表一定生产方式，则它的作用便是随着生产方法而转移，因此它本身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制度"。在封建社会里，"商业资本无论如何发展，无论如何长期，假使在封建关系下面的生产力不发生改变，则这个生产关系不会根本改变"。外国帝国主义商品的输入，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中国的商品经济大量发展起来，但这决不等于帝国主义真要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反，帝国主义总是想方设法地阻碍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使中国的民族资本难以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为达到这一目的，帝国主义不惜把封建势力作为同盟者，扶植和维持封建主义的力量，使中国不能完全进人资本主义社会。
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问题上，动力派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已到了"代替封建经济而支配中国经济生活的地步"。为了证明中国资本主义"突飞猛进的发展"，他们列举出许多种统计数字，以交通工具、银行、生丝的生产以及工业机器进口的数字来证明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他们还认为对待"华洋两种资本"应该"一视同仁"。因为"两者都是代表资本主义势力"，"绝对不应当随时随地把整个资本主义给他划一个界限，认为这是国货资本主义，那是洋货资本主义"。"不管帝国主义占取全部统治也好，中国资产阶级在刻苦可怜的挣扎中侥幸发展也好，总是使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势力扩大"，二者之和"压倒封建经济而支配全国生活"。对此，"新思潮派"鲜明地指出："应当注意到帝国主义经济在中国所起的作用，更要注意到它与中国资本主义间的互相关系"，"在破坏中国固旧的生产关系这点上看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帝国主义在华经济的发展都起着同样的作用，都有相等的意义"。但是它们之间又"有本质上和地位上的差异，站在科学的见地上应将中外资本主义分为统治的（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与附庸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两种经济形态来考察，更要认识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在中国的社会经济中，"本身尚受着帝国主义经济压迫与支配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不能领导国民经济的再生产行程，事实上居于支配地位的是帝国主义的经济，而居于领导地位的也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中国经济明显地居于隶属的地位，成为了各帝国主义的附庸"。只有区分外国资本主义与民族资本主义，才能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明确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资本主义是没有独立发展的前途的。
关于封建势力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动力派"否认中国社会中封建势力的存在，认为"商品侵入农村更急剧地促使广大的农民破产"，"于是乎使旧时靠着农民为生的封建的、半封建的领主、贵族、官僚，也因此站脚不住了"。现在的地主是民族资本家、商人、高利贷的地主，是新式的地主，是资本主义化的地主，他们对于农民的剥削同城市资本家剥削工人完全一样，并无性质上的差别。认为"中国土地问题，主要的已不是封建关系而是资本主义关系了"。"新思潮派"则认为："我们研究中国地主阶级，不是在研究他们的出身，而是研究他们怎样剥削中国的农民，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判断中国的地主是资本主义化的，还是封建的。"中国地主手中的土地，不是"雇佣劳动者来耕种，而是把它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租佃给无地与少地的农民"，而这种"资本主义化的地主的唯一记号""是中国地主所没有的"。在农村，地主对农民的剥削除了高额的封建地租剥削外，还有商业资本与高利贷的剥削，可谓无孔不入。中国封建势力除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以外，就是军阀统治。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现在中国农村租佃制度下的剥削关系，是封建式的剥削关系。"是农村经济危机的基本原因。"这种剥削关系，是建筑在土地关系之上的。土地问题一日不得解决，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国农民的解放，一日没有希望。所以土地革命，是数万万农民群众的切身的急迫的要求，是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上的中心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关键。"
这场论战在当时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使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观点，为更多的人所接受，推动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
与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密切联系的我国思想理论界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论战。1930年3月，郭沫若出版了他的重要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该书根据卜辞金文和各种古代文献，第一次把帝国主义入侵前的中国历史叙述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样几种生产方式有规律更替的历史，确认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完全符合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书一出版，立即遭到新生命派、托陈取消派以及其他资产阶级学者们的攻击，双方展开争论。除了一些专著和刊物登载这方面文章外，《读书杂志》从1931年底至1933年4月，先后出版了四期《中国社会史论战》专辑。形成了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热潮。这场论战涉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问题十分广泛、复杂。参加这一论战的主要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等；新生命派的陶希圣、梅思平等；托派李季、陈邦国、王宜昌、杜畏之等。论战主要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中提出来的。他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但马克思并未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作具体的阐述，因此，一直以来它就成为一个存在疑义和有争议的问题。1927年前后，苏联共产党内就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展开的争论引发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热烈讨论，各派见解被介绍到中国来后，影响了中国的理论界。郭沫若开始认为，马克思所讲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指古代的原始共产社会。他说：中国"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共产社会，西周是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时代相当"。后又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等于奴隶制以前的"家长制"或"氏族财产形态"。郭沫若大体上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作是奴隶社会的一个发展阶段。吕振羽开始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只是"亚细亚国家之封建主义的一点特色"，后又说它"不外是一种初期国家的奴隶制"，即希腊、罗马发达奴隶制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奴隶制。持不同见解的杜畏之在《古代中国研究批判》一文中攻击郭沫若用马克思的话来理解中国古代社会就是"机械地固执了一种死的成见方式"。他认为："氏族社会解体之后，不一定产生东方社会，也不一定产生古代社会，在他们社会上亦有建立封建社会的可能——这要看氏族社会之内部发展与氏族间的关系如何而定。氏族社会可以生育一个亚细亚社会，如在古代的近东；亦可生育一个封建社会，如在纪元前十二、十三世纪之中国；还可以生育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如南美洲印加帝国下的社会系统。"他认为"中国没有划然的奴隶社会一阶段"，是"在氏族的丘墟产生了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之过渡，这里面有封建关系，有奴隶劳动，有资本主义关系"。李季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与希腊、罗马奴隶制并行而又与奴隶制不同的东方的一个社会阶段。王宜昌认为它是东方的封建社会。胡秋原指出它是"专制主义的农奴制"。托派分子的说法尽管也不尽相同，但他们都一致认为中国历史上没有奴隶社会，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早已瓦解。
关于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制社会的问题。最早论证中国有奴隶制社会存在的是郭沫若。他通过大量文物的研究，得出了西周是奴隶社会的结论。之后，他又出版了《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多种著作，进一步阐述了西周奴隶制度。继郭沫若之后，吕振羽又提出殷商为奴隶社会的观点，后来也为郭沫若等许多进步的史学家所接受。吕振羽指出："我以为郭（沫若）先生对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功绩，不在于其见解是否完全正确，而在于他首先应用历史唯物论来系统地研究中国史，其开创的功绩，是不能否认的。"托派大多数人则否认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奴隶制社会。李季根据普列汉诺夫的观点，认为原始公社崩溃后，"因自然的地理的环境关系"，中国与欧洲进入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欧洲转入希腊、罗马的奴隶制，中国则进入以土地国有为特征的"亚细亚社会"。陈邦国认为"奴隶经济是由氏族社会到封建社会的一个过渡"，并不能构成一个社会发展的阶段。胡秋原更是认为"不是奴隶社会先于封建社会，而是封建社会先于奴隶社会"。"新生命派"的陶希圣把中国历史分为"宗法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梅思平也否认中国历史上存在奴隶社会阶段，他把中国春秋以前的历史分为氏族斗争时期、原始封建时期、原始帝国时期、新封建时期四个时期。强调"研究中国的特殊情形"，反对所谓"公式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关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共同的、一般的客观规律。
关于秦汉以后、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托派和新生命派大都认为是"商业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社会"。"新生命派"的陶希圣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早在战国时期就由于商业资本的发展而"崩坏"了，此后至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是含有封建要素的前资本主义社会"。梅思平认为秦统一中国是"商业资本阶级的政治成绩"。他说："秦以后的中国社会绝对不是封建社会，乃完全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李季说："中国真正的封建制度仅与周代相始终"，秦以后就是"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了。而这种"前资本主义"是过渡阶段，包含以前各种生产方法的残余。杜畏之也认为中国封建制度"崩坏"后，出现了一个"被历史拉长的过渡阶段"，包含"有封建关系、有奴隶劳动、有资本主义关系"。托派和"新生命派"的观点是依据"商品经济是破坏封建经济的"理论，认为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中"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很占优势"、"商业牵制工业"、已有"独立生产者——手艺工人——的存在"和"地方小市场的网"的存在，从而判断中国的封建社会早已"崩坏"，得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已是"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或"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结论。郭沫若、吕振羽等人，尽管对封建社会的上限有不同的看法，郭沫若认为始于春秋，吕振羽和翦伯赞认为始于西周，但他们都完全肯定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是处于封建制度的阶段。郭沫若指出："秦统一了天下以后，在名目上虽然是废封建而为郡县，其实中国的封建制度一直到最近百年都是岿然的存在着的。"那些拘泥于古籍上的文字，"说中国封建社会在秦时就崩溃了，那简直是不可救药的错误"。1934年，吕振羽在他出版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中，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划分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几个阶段，将古代和近代全部贯穿起来。这是史学研究的一大成果。
代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意义重大。通过历史的追溯，有助于弄清近代中国社会的来龙去脉。通过探讨历史问题，有助于认清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也使历史研究向前迈进了一步。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与史无前例的江淮水灾，是1931年，也是民国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日本对中国东北觊觎已久，在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一系列挑衅事件之后，于9月18日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村附近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然后诬称中国军队所为，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了进攻。此即震惊中外的"九一Jk"’事变，"九一八"事变，开始了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中国人民局部的抗日战争由此开始。
夏，发生了以江淮地区为中心的百年罕见的全国性特大水灾，受灾16省，其中江淮流域的鄂、湘、皖、苏、赣、浙、豫、鲁8省受灾尤为严重。长江沿岸城市及乡县大多被淹，淮河流域亦成为面积广袤的洪灾区。此次江淮水灾，其范围之广，损害之大，实为有史以来所仅见。
国内政局极为动荡。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想通过国民会议与约法将军事上的胜利转化为政治上的胜利，并借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但遭到资历颇深的胡汉民的强烈反对。为排除障碍，蒋介石于1931年2月将胡扣押，随后不顾反蒋各派的反对，强行召开国民会议，通过《训政时期约法》，从而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用国家大法的形式巩固下来。胡汉民被扣事件招致了反蒋各派的强烈不满，他们组成了暂时的反蒋联盟，另立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广州国民政府。
蒋介石在加强独裁统治的同时，继续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实行疯狂的"围剿"。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即调集兵力，自1930年11月至1931年7月对中央苏区连续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面对国民党军的"围剿"，中央红军在正确的战略战术指导下，将国民党的三次"围剿"一一粉碎。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南、闽西联成一片，奠定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为统一领导各地的革命运动，中共于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王明，原名陈绍禹，1904年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1924年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学习。在次年声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王明非常活跃，被商大学生选为出席武昌各校学生代表大会的代表，并于同年10月加人中国共产党，11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苏学习期间，深得米夫喜爱。1929年3月，王明回上海工作。
9月，中共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但八七会议以来在党内一直存在的"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未能得到纠正。在李立三"左"倾错误推行期间，王明因反对《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受到处分，六届三中全会虽然结束了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却并未撤销王明因反对李立三错误而受的处分，对此，王明心中不满。得知共产国际东方部全盘否定六届三中全会的消息后，王明便打着"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起来反对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10、11月间王明写成名为《两条路线——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
《两条路线》集中反映了王明对时局的错误认识。这个小册子指责李立三的错误为"左倾空谈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故而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还要"左"的错误观点。
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王明批评李立三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估计不足，因而没有能够更急迫地由民主革命转到社会主义革命。
在阶级关系问题上，王明批评李立三承认"第三派"或"中间营垒"的存在。他认为，资产阶级大、中阶层及一切资产阶级改良的派别，都是反对营垒的一翼。
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王明批评李立三"不曾懂得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指责李立三不反对资产阶级。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李立三同王明一样，把反资产阶级同反帝反封建并列，只不过不如王明更加彻底而已。
在革命形势问题上，王明批评李立三在"左"的词句下，取消中国革命运动的新高潮，"否认了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王明认为，革命形势将在"湘鄂赣各省等"成熟起来，在这里"我们必须夺取政权，建立起红军和临时中央政府"。
王明的这本小册子，在批评李立三的过程中，涉及到中国革命所有的根本问题，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土改、肃反、党的建设等所有重大政策问题，实际上是统治中共四年之久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总纲领。
12月上旬，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来华。米夫到达上海后，立即筹划扶植王明上台。
1月7日，由米夫一手策划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会期一天，许多与王明意见不同的人，竟未被通知开会。在米夫的操纵下，王明不但被全会选为中央委员，而且跻身于政治局委员之列。四中全会后的总书记虽仍为向忠发，但由于他缺乏领导能力，实际掌权的则是王明。通过这次会议，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控制了中共中央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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