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蒋介石调集军队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中先后出现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等错误，致使红军苦战一年，损失惨重，于1934年10月被迫长征。直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召开，才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中国革命才转危为安，走上新的道路。
龙华惨案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对中共党员及革命群众一直实施搜捕残杀政策，隐蔽在国统区秘密活动的中共党员及革命进步人士处境极为危险。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占据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与王明政见不同的党内同志遭致错误的打击。1931年1月17日，对党的前途与命运忧心忡忡的林育南、何孟雄等8人聚集在上海市汉口路的东方旅社31号房间，商讨抵制王明"左"倾错误的对策。由于叛徒唐禹告密，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会同租界巡捕房，闯入东方旅社，当场捕去林育南等8人，并抄去一些文件材料。随后，在该旅社潜伏守候的密探，又于当晚和次日续捕了前来联系的李求实等3人。1月17日至21日，国民党密探和巡捕，还对天津路的中山旅社以及虹口、提篮桥、杨树浦、新闸路等有关处所进行搜查，又先后逮捕多人，连同林育南等人共计32人。1月23日，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将林育南等32人，加上原先已在关押的其他4人，共36人，由公安局看守所同时用囚车解去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
林育南等人在国民党监牢中，面对敌人的刑讯和屠刀，并未屈服与胆怯。他们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宣扬共产主义；在牢房里则镇定自若，相互照顾。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虽身在监牢，却仍牵挂着党和人民的事业，仍在热烈讨论着各种有关的问题。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等5位左联革命作家也在被捕之列。他们紧张收集牢中的材料，准备写作诗歌与小说，柔石还抓紧时间向殷夫学习德语。2月7日晚，未经公开审判，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胡铁生、李文、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等24人被秘密枪杀于警备部刑场。此即龙华惨案。国民党对报纸舆论严加控制，秘而不宣。为了毁尸灭迹，将林育南等24烈士的遗体集体深埋在警备司令部刑场旁边菜地的大坑内。
上海解放后，党和政府根据群众和烈士家属提供的线索，经过多方调查研究，在原来烈士们就义地的旁边，挖掘出烈士们的遗骸。当时完整的尸体有18具，还有头、骨不全的约数具。同时挖掘出的，还有烈士们随身携带的铜元和手铐、脚镣，冯铿临刑时穿的一件绒线背心，没有烂尽，上面弹痕累累。
党和政府把挖掘出来的二十四烈士遗骸集中安葬在大场公墓，并树碑纪念。不久，又专门建立龙华烈士陵园，树立了一块《龙华二十四烈士》的集体墓碑，以作永久纪念。蒋介石囚禁胡汉民年6月国民政府二次北伐成功后，国民党成了统治全国的执政党。以什么方式治理国家的问题，提到了国民党重要议程上来。胡汉民在北伐军占领北京之后，从巴黎致电谭延闽，向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提出《训政大纲案》，在党内首先倡导实行"以党治国"和"训政"的建国方针。随后又从柏林寄回了《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提出了训政时期设置五院的建议。同年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接受了胡汉民的提案，胡也于同期踌躇满志地从欧洲回国，准备按照孙中山的政权建设理论，帮助蒋介石建立五权分立的政府。
胡汉民系国民党资历深厚的元老，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熟悉孙中山思想并具有民国初年的执政经验，故而当他在国民党派系斗争激烈之时回国，其归属流向格外引人注目。蒋介石为防止胡壮大反蒋派势力，对胡汉民采取积极拉拢政策，亲自到上海去接胡，对胡的各项主张极表赞同。胡汉民回到南京，立即被加推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负责制定《训政纲领》，筹划国民政府的组织结构，俨然国民党政策的制定者。胡汉民也确实尽心尽力，希冀利用自己的职权，建立一个期望中的政府。因此，按胡汉民的安排，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谭延闽、胡汉民、王宠惠、戴季陶、蔡元培则分任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各院院长。作为立法院院长，虽无多大权力，但胡汉民却很看重立法院的职权，他想通过立法院，来架构中国政治框架。
胡汉民希冀蒋介石模仿土耳其的总统凯末尔，在统一国家后把国家大政交给文人伊斯默治理，而胡汉民则愿意充当伊斯默这一角色。蒋介石虽一心想独揽党政军大权，但在国民党派系纷杂、内战迭起的混乱时刻，毕竟不敢原形毕露，在某些方面还要听从或者容忍胡汉民的活动及安排。胡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也不得不依赖蒋介石。因此，胡汉民在所有的军阀混战中，总是无条件地站在蒋介石一边。在中原大战和扩大会议期间，他坐镇南京，稳定后方，与蒋配合极为默契。他想利用蒋介石的强大武力，实现国家的真正统一安定，争取一个能让他施展政治抱负的良好环境。可是蒋介石不是凯末尔，在中原大战胜利在望之际，蒋考虑的是如何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增强个人的权力，而不是如何制造一个民主的法制国家。故而，蒋于1930年10月从兰封前线致电国民党中央，提议召开国民会议及制定约法，以及时地将军事胜利转变为政治胜利，并借机巩固自己的地位。而胡汉民则坚持：国民会议在一定情况下可开，但约法是无论如何不能制定的。
蒋介石与胡汉民的矛盾由来已久，但由于双方存在互利关系，二者只能相互容忍。中原大战胜利之后，蒋的力量强大，有恃无恐，不愿再在此问题上让步。而胡汉民在相当长时间内，一直以为蒋介石能为他所用，觉得蒋会在军事胜利后把国家交给他治理。眼见蒋介石想借军事胜利攫取更多的权力，便把反对制定约法，当成制止蒋介石在政务方面指手划脚的一个关卡。因此，在整个约法之争中，胡始终坚持己见，不肯让步。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及其亲信一致认为，要顺利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便必须首先用非正常手段除掉胡汉民这个障碍。
2月26日，蒋介石发出请柬，请胡汉民参加28日晚在总司令部举行的晚餐。28日晚，胡汉民按时抵达总司令部，其警卫立刻被引到别处解除了武装。胡进入会客室后，只见室内已先坐着首都警察厅长吴思豫。吴递上一封很厚的信，信中罗列了胡汉民的罪状，指责胡"勾结许崇智"、"运动军队"、"反对约法"、"破坏行政"，反对中央政策等等。胡汉民又气又急，坚持要和蒋介石当面理论，一争高下。时至深夜，蒋介石终于露面。胡汉民把蒋给他定的"罪名"逐条批驳，蒋时时被驳得哑口无言。胡一口气辩论了两个多钟头，最后心力交瘁，赌气地说："从今天起，我什么都可以不问。"蒋介石立即接过来说："胡先生能辞职，很好。"事已至此，胡汉民虽仍不服输，却已于事无补。
胡汉民当夜即被扣留。他连夜写了一纸因病辞职的声明，让人交给蒋介石。天亮以后，蒋介石派邵元冲、吴思豫带兵护送胡汉民至南京东郊汤山俱乐部软禁起来。因胡汉民受此挫折，身体每况愈下，3月8日由戴季陶、邵元冲等人接回南京，居住在南京鼓楼附近的双龙巷宅内。首都警察厅派警日夜监视，既不许胡离开一步，也不允外人接近，后来干脆把双龙巷两头堵起来，使胡汉民完全与外界隔绝。
将胡汉民软禁起来后，蒋介石便放手对他进行批判。3月2日，蒋介石在国府纪念周上讲话，指责胡汉民曲解遗教，反对制订约法。同日，国民党中央召开常务会议，决议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并免去胡汉民国府委员、立法院院长及本兼各职。
至此，蒋介石逼胡辞职并将其软禁，以为以后的事情一切都顺利了。出乎意料的是，扣胡事件却在国民党内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胡汉民在国民党内有相当的影响，他被扣的消息传出后，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粤系、桂系以及其他反蒋势力均暂时团结起来，组成了新的反蒋联合战线。5月28日，反蒋派的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宁粤"之争由此开始。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呼声中，宁粤双方均表示愿意和平谈判。粤方最先提出的条件之一即是立即请胡汉民复职。蒋介石为了结此事，亦急于想让胡在公开场合下露面，但胡汉民在未得到确实的安全保证之前，拒绝出席各种会议。宁、粤代表讨价还价之后，终于同意在上海召开和平会议。10月初，宁方代表陈铭枢携粤方给胡汉民的信，由广州返宁，向胡汉民转交了粤方的信，并说明宁粤会商情况，胡汉民乃同意复职。10月14日，胡汉民结束了7个半月的监禁生活，乘车离宁赴沪。南京政府对外宣布胡汉民已"销假视事"。一场由约法之争引起的蒋介石囚禁胡汉民事件就此告一段落。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公映。
由于技术、设备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的电影事业在20世纪前半叶与国外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但中国的电影工作人员，在种种不利条件之下，仍积极开拓，勇于进取，努力缩小与国外先进技术的距离。1931年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的公映，即能很好地说明这一情况。
由于众多的人口，中国具有着广阔的电影市场。在经济普遍不太兴旺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少的投资者看好了中国的电影事业。在数百家电影公司之中，由张石川、邵醉翁、罗明佑所分别创办的明星、天一、联华三家影片公司在中国电影界中形成了鼎足峙立的局面。由于有声电影还未问世，他们所制作与放映的均是无声电影。
8月，美国华纳兄弟影片公司所制作的有声电影第一次在美公映，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从此美国就放弃了无声电影的制作。差不多与此同时，苏联的电影技术专家也在有声电影的制作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有声电影在美正式公映4个月后传人中国，1926年12月，上海百星大戏院自美购入若干有声短片，在虹口新中央大戏院连续播映了一周。影院还把放映机、影片、扩音器材陈列，并由放映技师讲解片上发音的原理，引起了中国电影工作者和观众的极大兴趣与关注。自此之后，美国的有声影片便源源不断地输人到中国。
有声电影的放映还须解决一个技术问题。在上海夏令配克影戏院1929年首次装置有声放映机之前，上海各电影院装备的都是无声片放映机。半年之后，上海各大影院也先后改装有声影片放映设备。但由于美制有声放映机价格昂贵，一般小型影院均无力购买。直至1930年上海华威贸易公司制造的国产"四达通"发音机问世，中小电影剧院才得以安置价格较廉的发音器材。1929年年底至1930年春，美国有声电影在北平、天津等大城市也开始放映。
面对电影市场被美国有声影片日益侵占的局面，中国的电影工作者认识到了拍摄中国有声影片的必要。但是，要拍摄有声电影，他们必须首先克服技术与经济上的困难。当时的有声电影，有蜡盘发音和片上发音两种。前者成本低，制作简单，但在外国已差不多停止使用了；后者成本高，制作复杂。中国要拍摄片上发音影片，不但在技术上有很大的难度，在财政上也有不少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明星影片公司决定从小规模的蜡盘发音着手，制作中国自己的有声电影。
明星影片公司拍摄的影片为《歌女红牡丹》，由于是初次尝试，在拍摄过程中遇到不少的困难。在收音过程中，接连失败了4次，第5次才试验成功。该影片一共制成了18张蜡盘，质量都不十分理想，而且，由于编导是从拍摄无声片中转化过来的，经验不足，在录音时只注意了对话对白，而忽视了有声电影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音响效果，所以就更影响了该片的质量。尽管如此，它毕竟是中国人自己完成的第一部有声影片。
《歌女红牡丹》这部影片，由洪深编剧，张石川导演，董克毅摄影。女主角歌女红牡丹（胡蝶饰），嫁了一个好吃懒做、挥霍无度的无赖丈夫（王献珍饰），她声名极盛时，月入颇丰，但仍不够丈夫的挥霍。为此她屡受刺激，以致嗓声失润，沦为三、四等配角，生活潦倒不堪。她虽忍气吞声、委曲求全，但丈夫仍然时加虐待，丝毫不顾夫妻之情。后来，红牡丹的丈夫因卖掉女儿，心情懊恼，以致失手杀人，被捕入狱。红牡丹不咎既往，在临赴外埠演戏前，还到狱中探望丈夫，托人营救。她丈夫在羞愧之下终于良心发现，痛改前非。影片利用有声电影的优越条件，穿插了京剧《穆柯寨》、《玉堂春》、《四郎探母》、《拿高登》4个节目的片段，使观众第一次可以在银幕上听到戏曲艺术的唱白。
3月15日，《歌女红牡丹》在上海新大戏院首次公映。由于这是中国的第一部有声影片，故而不但轰动了全国各大城市的观众，同时也吸引了南洋的侨胞，此部影片因此获得了可观的票房收入。有声电影的发明，揭开了世界电影历史的新篇章，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的拍摄，为中国的有声电影作了可贵的尝试。随后，中国各电影公司陆续拍摄了一系列有声影片，中国的电影事业开始进入了有声电影时代。
安阳后岗遗址发掘
河南安阳为古文化重要遗址之一。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自1928年至1932年在安阳组织了6次发掘，其中第4、5次发掘中，则包括著名的安阳后岗遗址发掘。
后岗遗址位于河南安阳县洹河南岸高楼庄以北的高岗上，面积约10万平方米。本地人因其在高楼庄之北，故俗称为后岗。发掘团来安阳不久即注意到了后岗遗址，只是限于人员不敷分配，时至1931年才由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组织了两次后岗遗址发掘。
第一次发掘时间为1931年4月16日至5月12日，除去周末及下雨天外，实际田野工作时间仅有18天。考查后岗地形后，梁思永等决定从最高处向东西南北挖掘纵横交叉的两道沟，以探视全岗遗存内容的大概。总共开坑25个，合计面积216平方米。第二次发掘自同年11月10日至12月4日，实际工作时间19日，开坑20个，挖掘地面面积385平方米。这20个坑，以岗的最高点为中心，可以分为东南、西南、西北三区，以弥补第一次东西南北纵横沟之不足。
后岗地面下的土层可归并为三大层。第一层，即后岗遗存的上层，以浅灰色土为主，土质疏松；第二层，即后岗遗存的中层，以绿色土为主，土质紧黏；第三层，即遗存的下层，以深灰色土为主，土质紧黏。三个土层层次分明，未发生重叠或交错现象。此三土层除了土色土质的分别之外，每层还包含有一种与其他两层各不相同的文化遗物。下层所包含的是彩陶文化（即仰韶文化）的遗物，中层所包含的是黑陶文化（即龙山文化）的遗物，上层所包含的是白陶文化（即小屯文化，又称殷商文化）的遗物。每层所包含的遗物里，既有它所代表的文化的普通器物，又有那个文化的特殊制品。其下层出土了带彩陶器、划纹红陶片、陶鼎、椎磨成的石器等物，其纹饰以平行短线所组成的彩纹为特点，并由此确立了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其年代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约为公元前4390年一前4180年。中层出土的实物为方格纹与压纹陶片，骨簇、石簇、骨凿等物，归属为河南龙山文化后岗遗存。后岗上层出土实物与安阳小屯近似，多为字甲、字骨、骨版、骨器、兽骨、石锛、鹿角、刻花白陶片等物，属于殷商文化遗存。
除以上实物外，还找到几片圆形白灰面、一个长方坑、一片夯土和一个石堆。关于其用途，梁思永等当时不能确定，推定其为以往工程的残迹。
之后，安阳后岗的发掘又进行了多次，其文化类型也日趋明确。遗址中发现有商代圆的祭祀坑和墓地，尤其是30年代所发现的中字形大墓，第一次揭示了商代以人殉葬的事实，为判明商代的奴隶社会性质提供了重要证据。龙山文化的遗存主要为房址，计有39座，绝大多数为地面建筑，形状为圆形或不规则图形。居住面抹有白灰，墙以黄粘土垛成或木骨抹泥而成，亦有土坯砌成者。
梁思永主持的安阳后岗发掘，发现并判明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殷商文化的迭压关系，首次明确了这三种文化的发展序列，奠定了中原地区仰韶、龙山和商文化的编年基础。
国民会议
在中原大战胜局已定之时，蒋介石急于将军事上的胜利进一步巩固为政治上的胜利，便从前线致电南京中央党部，建议迅速召集国民会议，并于会上制定训政时期约法。1930年11月15日，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根据蒋介石的旨意，通过了《召开国民会议案》。该议案规定，国民会议于1931年5月5日召开。
初，因胡汉民极力阻止国民会议制定约法，蒋胡矛盾激化。为排除阻力，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将胡汉民囚禁。3月2日，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临时会议，通过蒋介石等12人提议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的提案，并推吴稚晖、李石曾、于右任、丁惟汾、王宠惠、叶楚伧、邵元冲、刘芦隐、孔祥熙、邵力子、蔡元培等11人为约法起草委员。4月24日，国民政府公布《国民会议组织法》，规定国民会议由各省市之职业团体、国民党及蒙古、西藏、海外华侨所选出的代表组成。5月1日至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临时全体会议，专门讨论国民会一议召开事宜，并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草案》。
5月5日，由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国民会议在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所谓代表共447人。蒋介石在会上致开会词。他既反对共产主义，又反对英美的民主主义，主张只有法西斯主义才适合中国，只有推行法西斯主义才能获得最有效能的统治权。5月9日，国民政府向国民会议提出《政治总报告》。蒋介石对该报告作了说明，明确指出：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是最高的立法和政治指导机关，而国民政府只是在党指导下的一个最高的行政执行机关，全国一切权力全操于中国国民党。
国民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6月1日由南京政府公布，即日生效，并发表宣言，谓约法为训政时期之根本大法，要求全体国民对其竭诚拥护。
《训政时期约法》是1928年10月《训政纲领》的具体化，分为总纲、人民之权利义务、训政纲领、国民生计、国民教育、中央与地方之权限、政府之组织、附则等8章，计89条。其中心内容是加强蒋介石集团的统治。
首先，《约法》以根本大法形式奠定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法律基础。《约法》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这样，蒋记国民党中央就成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其次，《约法》规定"中华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并规定人民有迁徙、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表面上人民似乎有了这种种权利与自由，但每条后面均加上了"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的明文规定，从而又为国民党制订任何剥夺人民权利与自由的法律，提供了"合法"的依据，同时又起到粉饰国民党训政时期所谓"民主"制度的作用。
再次，《约法》虚列出许多"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的条款，但国民党统治时期执行的却几乎是与此相背的一套。
最后，《约法》规定，"国家应兴办油、煤、金、铁矿业"，"国家应创办国营航业"，"工商业之专利、专卖特权属于中央"，"人民财产，因公共利益之必要，得依法征用或征收之"。国民党统治者根据这些条款，为其发展官僚资本、垄断国民经济提供了以"国家""中央"和"公共利益"为挡箭牌的所谓"法律保障"。
总而言之，《训政时期约法》是一部维护国民党一党专制统治、欺骗人民的约法。
此外，国民会议还通过了《昭告全国拥护和平统一案》和《对于国民政府剿灭赤匪报告之决议案》。在这两项议案中，蒋介石集团不但申明剪除"军阀余孽及政客官僚"等异己力量，并将围攻红军作为当前重要任务，声称要在3个月内将其完全消灭。5月16日，国民会议通过《大会宣言》，17日会议结束。
这次国民会议，是国民党全面推行其专制统治政策的一次会议，是愚弄人民，反对共产党的会议。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
约法之争，使蒋介石与胡汉民积蓄已久的矛盾冲突骤然激化。为扫除障碍，蒋介石于1931年2月28日将胡汉民突然囚禁。消息传出后，国民党军政各界极为震惊，一场反蒋风暴迅速在广州形成。
胡汉民被扣之后，亲胡的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率先辞职，以示抗议，并南下广州策动陈济棠准备反蒋。占有广东地盘的陈济棠一直得到胡汉民和古应芬的支持，因而在政治上倾向于胡、古，同时，陈济棠与蒋矛盾尖锐，深受蒋介石裁减兵力、压缩军费的威胁。故此，陈济棠权衡利害，决定支持古应芬在广州树起反蒋旗帜，乘机壮大势力，以达到独霸广东的目的。陈、古四下活动，联络国民党内各派反蒋政客和军阀，准备在广东组织反蒋政府。他们首先撵走蒋介石安置于广东、意在牵制陈济棠的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接着与处境艰难的李宗仁、白崇禧尽弃前嫌，言归于好，随后又联络孙科与汪精卫等人。矛盾重重的反蒋各派暂时团结起来，组成了新的反蒋联合战线。
联络工作基本完成后，1931年4月30日，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等4位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联名发出"弹劾蒋中正提案"的通电，历数蒋介石罪状，号召全部爱护党国同志，将其"撤职查办"。5月3日，两广将领陈济棠、李宗仁等数十人联名通电，拥护四监委通电，要求释放胡汉民，限令蒋介石48小时内下野。反蒋各派经协商后，决定在广州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作为这次反蒋联盟的最高组织形式，规定凡属国民党一、二、三届中央执监委员赞成反蒋者均可参加，并由非常会议产生广州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峙。
非常会议在广州正式成立，汪精卫、邓泽如、孙科、李文范、邹鲁等人被推选为常委。会议发布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成立宣言》，号召"护党救国，打倒独裁"。同日，非常会议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国民政府，并于当晚公布《国民政府组织大纲》，产生16人组成的国府委员会。28日，发表了《国民政府成立宣言》，宣告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宣言》称南京政府已成为蒋介石独裁的工具，广州国民政府"自今日始，事事当反蒋中正之私，而向于总理之公"。5月31日，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发表就职通电。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下属机关亦陆续健全。外交部部长陈友仁、次长傅秉常，财政部长邓召荫、次长吴尚鹰。李文范、刘纪文、郭泰祺、傅汝霖、区芳浦、冯祝万、麦焕章、邓青阳、陈中孚等9人为政务委员会委员，邓泽如、古应芬、孙科等3人为财政委员会委员，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李品仙、叶琪、唐生智等15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
广州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内的胡派、汪派、孙派和地方实力派联合组成的反蒋局面的正式形成。1931年7月，广州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誓师北伐讨蒋，造成了对蒋介石极为不利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一方面采取强硬的政治攻势，全力攻击反蒋联盟，另一方面又不断放出和平空气，并派出张继赴粤调停宁粤纠纷。9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下达人湘动员令，14日与顾祝同部发生激战。随后，双方军事上又回复到原来的僵持状态。正在这时，"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人民要求团结抗日。宁粤双方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均表示愿意和平解决争端。故此，蒋介石派陈铭枢、张继、蔡元培携带他的亲笔信于9月25日赴港议和，粤方也派出汪精卫、孙科、李文范于同日赴港。双方代表经过讨价还价，终于同意在上海召开和平会议。经陈铭枢劝说，胡汉民于10月14日离京赴沪，结束了7个多月的监禁生活。
宁粤双方代表在上海举行所谓"和平会议"，双方各抒己见，难达一致意见最后决议由宁粤双方分别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俟南京政府改组后，广州国民政府即予取消。
宁方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开幕，通过了追认五中全会的《恢复党籍案》，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18日，粤方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会议谴责蒋介石、张学良对日本的不抵抗主义，并表示宁粤合作必须以蒋介石辞职为先决条件。会议在协商委员候选人时，引起纷争，一部分人转到上海，在汪精卫主持下，另开四全大会。
粤方选出的中执委由胡汉民领衔，电促蒋介石下野。迫于当时的形势，蒋介石以退为进，于12月15日通电下野。12月22日，国民党宁、沪、粤三方中央执、监委员在南京联合召开四届一中全会，宣告党的统一，并改组国民政府，选举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院长，并推选蒋中正、汪精卫、胡汉民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不负实际行政责任。
元旦，"统一"的国民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粤方也于同日发表通电，宣布取消非常会议及广州国民政府，并根据四全大会决议案，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亦于同日宣布在广州成立。西南执委会、政委会虽名义上归中央统辖，实际上仍维持着广东半独立的反蒋局面，一直延至1936年夏胡汉民病逝和陈济棠垮台才结束。内政部公布全国人。
二次北伐完成之后，国民政府内政部即制定户口调查表式及报告规则，部署各省办理户口调查统计。调查项目包括普通户、船户、寺庙户及公共处所户的户数、人口、性别、年龄、籍贯、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废疾等项。原定限于1928年12月前一律办竣呈报，但由于多种原因，截止1930年年底，调查完竣上报内政部者仅有江苏、浙江、安徽、山西、河北、辽宁、陕西、湖北、湖南、新疆、绥远、察哈尔、黑龙江等13省，仅调查一部分者有山东、福建、江西三省，其余均未报部。
因户口调查与时限关系甚大，内政部为了统得全国人口概数，只得将已报部的16省的调查统计数据进行汇总，对因故未查或中途辍办的四川、河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吉林、宁夏、甘肃、青海、热河、西康等12省及蒙藏地区，则根据原有人口数据，再参考各省之土地面积及人口密度加以估计，计算全国人口总数为474787386人。
内政部所公布的半查半估的人口数据，多数学者认为要比邮局、海关的数据准确可靠，比较接近事实，故此这个统计数字被社会各界广泛引据采用。后来人口学家王士达经详细核定，认为原数有些偏高，总人口数应为422828132人。
中村事件
前后，东北兴安岭科尔沁各旗一带土匪活动十分猖獗，为加强对东北边疆的防范，东北地方当局在这一地区成立了兴安屯垦区，并照会驻沈阳的各国领事馆："兴安区乃荒僻不毛之地，山深林密，惟恐保护不周，谢绝参观游历。凡外国人要求人区者一律不发护照。"各国领事随即复照认可，惟有对中国东北觊觎已久的日本对此默无一言，这便为其日后制造中村事件埋下了伏笔。
为了发动对中国东北的军事侵略，日本早就在东北进行间谍活动，而在"九一八"事变前夕，这种军事问谍活动变得更加猖獗。1931年6月初，日本参谋本部的情报科情报员、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大尉，及其助手关东军司令部退伍骑兵上士井山延太郎，奉命到兴安岭地区进行军事侦察。随行的还有雇来翻译俄文地图和充当马夫的白俄人西罗可夫，与蒙族王公派出的联络人员蒙古人留存根。他们身着棉衣棉裤，扮作中国农民模样。中村自称是日本帝国东京黎明学会会员，受学会委派到东北考察历史地理。中村等一行人从海拉尔出发，到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军事地理调查，然后准备经洮南回国。当他们行进到兴安岭佘公馆时，他们的装束与组合引起了当地守军的注意。当时正值夏季，他们的一身棉衣显得与时令极为不符。经过检查，从他们身上搜出了调查笔记、军用地图、寒暑表、指北针、测图仪器和一支南部式手枪。确定了他们的间谍身份之后，东北军屯垦军第三团负责人以这一带土匪出没、路途不清、第二天派兵护送他们回洮南为名，将中村一行4人扣留。
对于如何处置这些军事间谍，东北军屯垦军第三团召开了连长以上军官会议进行讨论。会上，大家认为中国是个弱国，外交上软弱无力，不敢与日本抗衡。如果把中村等人押赴沈阳，恃强凌弱的日本当局不但会无罪释放中村，还会反咬一口，要求中国赔礼道歉，引起外交上的麻烦。为此，激于民族义愤，军官们一致主张将中村等人秘密处死。是日夜半，遂将中村等一行4人用马车拉到后山处死。为防事情张扬出去，造成被动局面，爱国官军们把中村等的尸体火化，骨灰扬撒，还将马匹杀死，推入团部西边的洮儿河内顺流浮走。他们所带的行李衣物，除保留其笔记、地图、手枪、测图器等外，其余全部焚毁，投灰于洮儿河内。
关东军得知中村失踪之后，开始四处寻找中村的下落。他们到达佘公馆时，当地的一个蒙奸向日本告密请赏。随后，一只由中国士兵典当的中村所戴的手表也在一家当铺内发现，当即被日本人买去。日本当局掌握了中村等人被处决的真相之后，借机挑起事端，掀起了新的侵华高潮。8月10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向"满铁"副总裁江口定条发出《关于搜寻中村大尉事件》的信，提出关东军将就中村事件与奉天军警当局进行交涉，必要时可动用武力。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遂提出利用中村事件扩大事端，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意见。17日，日本政府以陆军省名义，公布了中村震太郎等被杀的经过，却有意隐瞒了中村等进行间谍活动的罪恶事实。同时，日方动用各种组织利用一切机会，尽量渲染中村事件，宣传所谓满蒙危机。在日本军政当局和右翼团体大肆造谣与蛊惑人心的宣传之下，整个日本的舆论为之哗然，怨恨政府的"软弱无能"，纷纷叫嚣要为中村报仇。日本利用中村事件发动侵华战争的卑劣阴谋已基本得逞。
中村等人进行的是军事间谍活动，中国政府完全可以据理力争，揭穿日本的侵略行径。然而，国民政府及东北地方当局，却对这一问题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态度，致使日本步步进逼，一开始便陷入了被动应付的尴尬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认为对中国东北进行军事侵略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于1931年9月18日炮轰沈阳北大营中国驻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万宝山事件
本对中国东北觊觎已久，内阁虽几度变更，其吞并东北的图谋却一直未曾放弃。尤其是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于1930年波及日本后，对日本的冲击极为剧烈，这便更加快了日本帝国主义实现其"大陆政策"的步伐。为制造武装进攻东北的口实，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一起又一起的挑衅事件，万宝山事件即为其中之一。
万宝山位于长春市以北约30公里的长春县三区境内，纯属中国政府辖区。1931年4月，在日本人经营的火车站脚行工作的郝永德在长春头道沟建立长农稻田公司。其经营项目主要为：包揽农田租给朝鲜侨民耕耘。4月中旬，郝永德在万宝山地区租用肖翰林等12人的生熟菜地500垧，租期10年。随后，郝永德未经县政府的批准，擅自将土地转租给被日本剥夺了土地而流落到中国来的朝鲜农民李升薰等耕种。为了引水灌田，李升薰等180余名朝鲜侨农在万宝山附近的伊通河上截流筑坝，开挖水渠。
底，李升薰等越过租用地界，在我国农民孙永清等41户的田地里挖渠。孙永清等前往制止，李升薰等被迫停工。5月初，李升薰等又来挖渠，制止无效。万宝山地区的农民忍无可忍，派出百名代表，向长春县政府请愿，要求县政府出面制止。31日，长春县政府派警察赶到现场，命令李升薰等停工，李等同意。日本驻长春领事馆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便衣警察数人，携带手枪赶到万宝山，怂恿朝鲜农民继续动工。中国地方当局为减免纠纷，6月4日主动撤离警察，同时要求日方：恢复被毁农田，停止拦河筑坝。日本驻长春领事非但不接受中方的正当要求，反而增派百余名非中国籍的朝鲜人帮助李升薰等继续挖渠筑坝。为确保6月底竣工，日方增派日警56名，携带机枪加以保护。
500余名忍无可忍的万宝山农民，手执锹、镐等农具，来到挖渠现场开始填渠毁坝。2日黎明，日本驻长春领事馆闻讯，派大批日警赶到现场，准备镇压来这里继续平渠的中国农民。当地农民赶至后，双方发生冲突。日警鸣枪射击，打伤1人，逮捕10人。同日，日方又增派警兵40名，携机枪两挺、快炮两门及其他武器来到万宝山现场。在日警武力保护下，朝鲜侨农有恃无恐，重新挖渠筑坝，并于11日竣工通水。
在这次事件中，朝鲜人和日本警宪均无伤亡。但是，有意制造事端的日本当局，趁机制造舆论挑拨中朝两国人民关系。它通过其控制的朝鲜报纸，捏造蛊惑人心的谣言，谎说中国人排斥朝鲜人，许多朝鲜人在万宝山遭害。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煽动下，从7月3日至9日，朝鲜仁川、京城、平壤、元山、釜山、新义州等地，掀起了疯狂的排华风暴。不明真相的群众及流氓暴徒，用石头、棍棒等器械砸毁华侨商店，殴打华侨。仅平壤一地，华人即有109人丧生，163人受伤，63人下落不明，仅在一所医科学校避难的华侨就达5000余人。成千上万华侨被迫归国避难。中国领事馆也被捣毁。
本蓄意使本已接近平息的万宝山事件扩大化，其目的首先是打算乘万宝山事件扩大之机，以当地日本人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为借口，出动军队，对长春等地进行武装占领，其另一个目的是为了扩大移民，增强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势力。
万宝山和朝鲜排华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全国各地纷纷致电、集会，开展反日运动，抵制日货，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经济绝交"。
中国人民在全国各地的抗日游行活动，迫使日本当局和中国政府就解决万宝山事件展开谈判。在谈判中，中国方面认为，郝永德与李升薰私订契约，未经长春县政府批准，因而是无效的。再者，万宝山属中国领域，朝鲜人在这里没有居住权，应该撤走。日本方面则强词夺理，一口咬定契约手续完备，应允许"韩人"继续挖渠筑坝，以免有误农时。谈判因日方顽固坚持非法入境的朝鲜人有权在万宝山地区居留和垦殖而陷入僵局。因朝鲜侨农播种误时，秋收无望，8月8日，日本方面鉴于继续留驻万宝山"保护"秋收无益而将日警撤离万宝山。这场无结果的谈判，一直延续到柳条湖事件的发生，才不了了之。
全国发生特大水灾
人类征服自然的同时，也对自然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与压力；与此相应的是，自然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给予了人类巨大的惩罚与灾难。1931年中国发生的特大水灾即是一个明显的实证。随着清中叶以来人口的激增，巨大的人口压力造成的一个突出的后果，便是天然植被的破坏与河湖淤床的滥垦。随之而来的，便是自然灾害的周期缩短与程度加深。1931年全国发生特大水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人们对生态环境的无节制破坏。此外，民国以来的水利废弛也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民国以来，内战连年，军费占了国家预算的大部分，发展林业、兴修水利的经费则几乎是空白。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仍是年年忙于内战，无力也无心顾及预防自然灾害，用于水利建设的经费极为匮乏，即便如此，仅有的一点水利经费也经常被侵蚀挪借。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长时间的普降大雨，全国特大水灾的发生也便在所难免了。
7至9月，中国发生了以江淮地区为中心的百年罕见的全国性特大水灾。长江及其主要支流，如金沙江、沱江、泯江、涪江、乌江、汉水、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以及淮河、运河、钱塘江、闽江、珠江，都发生了大洪灾。黄河下游泛滥，伊河、洛河的洪水为近百年所未见。东北的辽河、鸭绿江、松花江、嫩江等河流，也纷纷泛滥成灾。据统计，全国受灾区域为湖南、安徽、湖北、江苏、江西、浙江、广东、福建、四川、河南、河北、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等16省，其中，江淮流域的鄂、湘、皖、苏、赣、浙、豫、鲁等8省，受灾尤为严重。
江淮地区天气异常，以往分散在6—8月由南向北依次移动的降水，这年却全部集中在了7月。自7月初开始，长江地区连续降雨4个星期，雨量超出往常一倍半到三倍以上，再加上降雨时间相当集中，长江干流容纳不了从各支流滚滚而来的大水，江水猛涨，四处决堤，遂演成巨灾。7月28日，江水由江汉关一带溢出，泛滥于全市。8月2日，汉口全市尽成泽国。8月13日、17日，武昌、汉阳也相继被淹。武汉三镇没于水中达一月之久，受害者13万户，约65万人。大批民房被水浸塌，大部分难民或露宿在高地和铁路两旁，或困居在高楼屋顶。由于人畜尸体腐烂水中，瘟疫流行，淹死者约2500人，而死于瘟疫、饥饿、中暑者每日则亦有上千人。
这次长江大水，从湖北石首到江苏南通，沿途干支流堤防漫决300余处，除武汉被淹外，其他沿江城市也大多遭灾。7月19、20两日，长江暴涨，九江全市十之七八陷于水中。8月1日，九江附近皇堤溃决，九江城乡、安徽宿松、湖北广济、黄梅大部被淹。芜湖地势低洼，滨沿大江，此次亦是全境淹没，市区水深最高达丈余，浅处系五六尺。据当局调查，芜湖灾区达2500余平方里；城乡灾民41万8千余人，流离失所的22万余人，大约有9500多人溺死，房产损失约1500余万元。此外的安庆、南京、镇江、无锡、扬州等地，无不积水成河，交通中断。
除沿江各大城市外，各省的沿江县乡亦遭到洪水的无情袭击。湖北、湖南、皖南和苏南受灾较重，其中以湖北、湖南两省的灾情最重。江西、浙江的灾情稍轻，但在局部地区，如赣北的滨江沿湖各县，浙东沿海，钱塘江中下游以及浙北属于太湖水系的若干县乡，灾情也相当严重。此外四川的岷江、沱江流域，广东的北江流域和珠江三角洲，也是一片泽国。湖北地形低洼，号称"千湖之省"，除遭长江水淹外，境内大小河流也相继泛滥。全省70个县中，受灾者50余县，许多县几乎全境被洪水淹没。湖南也有61个县受灾，仅洞庭湖区就有258万亩农田被淹，受灾人口达96万人。
与此同时，灾害频繁的淮河这年亦是水灾空前。1931年6月中下旬之交，淮河上游出现暴雨，干流上涨，此后，江淮区域霪雨不止，时而夹杂大至暴雨，遂酿成了7至8月的淮河流域大洪水。自6月下旬到7月中旬，淮河上游的洪水从河南冲至皖北，把信阳到五河之间的60多处河堤尽行冲破。7月15日前后，蚌埠上下200多里淮堤崩塌在洪流里。淮北平原成了面积广袤的洪灾区。皖北20余县一片汪洋，尤以风阳、阜阳、凤台、怀远、霍丘、寿县、五河等县受灾最重。河南受灾也极为严重，但其情形较为复杂。除豫中淮河水系的颍河、汝河、洪河为患外，豫南汉水支流的唐河、白河，豫东的贾鲁河、惠济河，以及黄河支流的伊河、洛河，也均溢决成灾。据河南建设厅编写的《河南水灾》一书称，1931年河南水灾严重，永城、鹿邑、虞城、夏邑、民权、拓城、西华、项城、太康等21县耕地面积被淹60％以上，其中临颍、郾城约有98％的耕地没于洪流。另据天津《大公报》载，截至1931年10月止，河南已报成灾者为信阳等53县，"灾区南北长约千三百余里，东西广约千五百余里，灾民约达千五百余万，其范围之广，损害之大，实为有史以来所仅见"。
的江淮水灾，损失惨重。由于灾区广袤，其实际数据无从考定。李文海等在《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一书中，对所能见到的各处有关记载参证比较，作了一个轮廓性的表述。根据其综纳结果，此次江淮水灾，安徽、湖北、湖南、江苏、浙江、江西、河南、山东等8个重灾省区，386县受灾，占总县数的60％；受灾人口5311万人，占总人口的25％；受灾农田1.6亿余万亩，占总农田数的30％；死亡人口422499人，经济损失达23亿元左右。
除江淮流域外，华北、东北地区1931年也发生了水灾。仅以河北一省为例，据1931年8月11日天津《大公报》载，据不完全统计，河北发生水灾较重者为新城、容城、固安、文安、侥阳、献县、蠡县、河间、离阳等18县，灾民约为262431人，损失田地16200顷，总计损失4860万元。
全国发生的特大水灾，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损失的同时，也加速了本已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的崩溃。
"九一八"事变
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扩张蓄谋已久。早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即着手制定了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扩张政策。1927年，日本田中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正式确定了把"满蒙"同"中国本土"分离开来的方针政策。席卷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1930年波及日本后，对日本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为摆脱危机，日本进一步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其具体目标和步骤，首先是以武力侵略中国的东北，进而全面侵略中国。
本为侵略中国东北作了充分的准备。舆论上，竭力煽动海外殖民扩张情绪；军事上，积极推行扩军备战，国民经济军事化，加紧在中国东北的兵力部署；同时，日本在大举进攻东北之前，于1931年夏接连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及中村事件等挑衅事件。除此之外，日本还围绕发动"九一八"事变及其后之行动作了一系列具体的准备。首先，1931年春，关东军将首战地区定在沈阳。沈阳是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连接关内的交通要道，占据沈阳之后，即可截断东北与关内的联系。为制造侵占沈阳的借口，又选择了距北大营不远的柳条湖村附近的南满铁路一段路轨为爆破地点。其次，日本关东军分别组织了爆炸柳条湖铁路及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的秘密阴谋集团。再次，9月14日至17日，日军在沈阳北大营一带连续组织演习，并在沈阳街头张贴布告，通知市民突闻枪声，勿得惊慌。通过此活动，日本在乡军人及在东北的各种团体和机构均活跃起来。占领东北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之后，日本长期谋划的"九一八"事变便爆发了。
9月18日晚，日军独立守备队的川岛中队长，以演习为名，率领105名部下向文官屯以南地区出动，在柳条湖爆炸地点3公里处设立前哨指挥所，其他部队也分散在文官屯一带待命。担当爆破任务的河本中尉，则率领数名部下沿着南满铁路赶到柳条湖现场，把准备好的炸药包装置在铁路路轨旁。当晚10时20分左右，轰然一声巨响打破了深夜的沉寂，西侧路轨被炸坏1.5米左右。日军诬称巾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立即命令攻打北大营及沈阳城，此即"九一八"事变。
驻守北大营的是东北军精锐部队独立第七旅，旅长王以哲8月间曾亲自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沈阳形势，请求将入关部队调回几个旅，以防日军有所举动。张学良则答称，蒋介石已指示暂不要抵抗，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随后，张学良又转来蒋8月16日的铣电，再次重申：在日军侵略面前，不准抵抗，避免冲突。故此，当9月18日日军炮击北大营，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向北大营逼近时，七旅官兵因旅长王以哲不在营中，参谋长赵镇藩电话请示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得到的是"不准抵抗，把枪放在仓库里"的命令。这样，至11时30分，日军占领了北大营西北角，19日凌晨，日军突人营垣，赵镇藩率队从南北两而出击，掩护部队撤退，北大营陷于敌手。
进攻沈阳城的日军第二十九军联队几乎未遇到抵抗，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和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坚守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严厉阻止守城军警抵抗。虽有部分官兵进行自卫还击，但终因势单力薄，力不能支而撤出战斗。至9月19日上午，日军占领了沈阳城。
在攻打北大营的同时，9月19日晨1时至2时之间，关东军司令官官本庄繁发布了占领南满铁路重要城镇的命令。仅19日一日，日军便相继占领了安东（丹东）、凤凰城、营口、大石桥、本溪、抚顺、瓦房店、盖平、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开原、昌图、四平街、公主岭等城市。南满铁路的北端、吉林的重要门户长春也于19日被日军占领。由于吉林军署参谋长熙洽叛变，日军于23日兵不血刃占领吉林。
从9月18日至25日一周内，关东军占领辽宁、吉林两省30座城市，并完全控制了12条重要铁路线，初步完成了第一阶段军事进攻。
占领辽吉两省后，日军并未放松侵略的步伐，1931年11月占领黑龙江省，1932年1月3日侵占锦州，2月5日攻陷哈尔滨。至此，东北三省全部沦为日本殖民地。"九一八"事变开始了日本帝国主义变巾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中国人民局部的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方针
南京国民政府自成立始，内部便纷争不已。1930年巾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暂时赢得了表面上的统一。正当蒋介石集中兵力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之时，反蒋各派以胡汉民被扣押为导火索很快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组成反蒋联合战线，日本也于东北屡次制造事端，妄图发起对东北三省的侵略战争。在此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蒋介石权衡利害，以为目前紧要事务，首属铲除国内腹患，故而于1931年7月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提出"唯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声言"不先剿灭赤匪"，"不先剿平叛逆"，"即不能攘外"。8月4日，蒋介石自南昌电告国民党中央，再次强调"安内可以攘外"。"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组织的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败局已定，红军革命力量不但未被"剿灭"，反而有了很大的增长。蒋介石为了全力对付中共及反蒋异己，对日军的侵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而单方面想依靠国联交涉解决。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军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便轻易占领了东北三省。蒋介石也由于政局的混乱与不利，于1931年12月通电下野。
1月蒋介石复出后，感觉一味施行不抵抗政策将不利于时局，于是开始修饰内外方针政策，继提出"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四不"方针之后，又重提"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不过此时的"安内"，由于广州国民政府的取消及反蒋联合战线的瓦解，其着重点已全部放在了"剿共"问题上。至于"攘外"，亦即抵制日本侵略方面，在1935年华北事变前，蒋介石由于一直将内外政策重心放置于"剿共"方面，故而对日军的侵略采取名义抵抗，实则退让的政策；1935年华北事变之后，一方面由于日军的侵略威胁到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央红军已迁出国民党中心地区，转移至西北偏远之地，故而蒋介石对日妥协外交政策逐渐发生变化，开始向抗日方向转变。
总而言之，"攘外必先安内"是蒋介石南京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这段时期的内政外交政策，只是由于时局形势的变化，其政策重心在"安内"与"攘外"之间有所侧移罢了。但是，蒋介石南京政府处理内政外交的原则，在此时期始终将"安内"作为"攘外"的前提。
学生抗日请愿运动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学生的抗日热潮迅速高涨起来。上海、北平、天津、杭州、太原、长沙、西安、开封、广州、福州、武汉、南昌等处的青年学生立即行动起来，纷纷组织起抗日救国会、抗日宣传队、抗日义勇军十人团等抗日组织。为督促政府抗日，各地学生不断派选大批代表奔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示威，要求出兵抗日收复失地，南京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学生运动的中心。在此期间，有3次学生联合请愿示威，规模最大，影响最广。
学生第一次大规模请愿活动，发生于9月下旬。9月26日，上海各大学代表团51人抵达南京，向国民党政府提出集中兵力，驱逐日寇出境等5项要求。蒋介石以哄骗搪塞的手段敷衍学生，请愿毫无结果，学生们决定扩大学生请愿队伍。28日，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会，和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校学生共5000多人，冒着倾盆大雨前往国民党政府门前请愿。慑于群众威力，蒋介石被迫接见学生，但他拒不答复出兵抗日的要求，反而要学生"早点回去，安心上课"。29日，上海交通、暨南、大同、同济、法政、持志、中法、中公等19所学校学生3000余人，也先后赶至南京，再次向蒋介石请愿，重申上海学生代表团于26日提出的5项要求。蒋介石在接见学生代表时，曾表示愿意接受学生们所提的要求。上海学生信以为真，当晚乘车返沪。上海学生请愿运动虽在蒋介石的欺骗下暂时结束，但他们的行动已点燃了抗日救国的熊熊烈火，在宁、沪学生带动下，全国各地学生也纷纷赶到南京请愿。
学生第二次大规模请愿活动，发生于11月下旬。1931年10月底，日军又大举向黑龙江进犯。马占山率部奋起抵抗，终因弹尽援绝被迫撤退，11月19日黑龙江沦陷。消息传出，学生再次掀起以声援东北马占山抗日为中心的请愿高潮。11月18日，万名学生向南京国民党四全大会请愿，提出武力收回东北失地，切实援助马占山抗日，坚决制止溥仪复辟等12项要求。蒋介石为了摆脱反蒋各派逼其下野的困境，在代表大会上宣称效法岳飞，率师北上抗日。大会也作出决议，要蒋介石"迅速北上，保卫国土，收复失地"。于是全国各地学生掀起促蒋北上的请愿运动。25日，上海、江苏等地学生请愿团2万余人相继到达南京。26日晨，在南京请愿的复旦、暨南、光华、大夏、中大、商学院、中国公学、同济、东吴、商船、美专、无锡学院、镇江中学等校学生万余人，联合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蒋介石迅速北上，命张学良戴罪立功"，并要求蒋介石签署出兵日期。学生在国民政府门前，悬起警钟，轮番敲打，表示"不答应出兵日期，誓死不离开国民党政府"。27日下午，蒋介石不得已乃接见学生，慑于学生的爱国激情，不得不作出"三天内出兵东北"的书面保证。但是，第二天蒋便撕毁协议，仍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要学生"各尽其责"，"勿越法纪"。所谓"北上抗日"之说，只不过是欺人之谈。学生们识破骗局后，认识到单纯的请愿是不够的，便把请愿发展为示威，自12月上旬起，发起了第三次大规模请愿示威活动。
初，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北京大学、北平工学院等北平20余校学生代表千余人，组成示威团南下请愿。南下示威团起草了《告全国民众书》和《南下示威宣言》，揭露了国民党当局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种种卖国行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收回东北失地，开放民众抗日爱国运动，退出"国联"，惩办外交失职人员和实行革命外交等。3日中午示威团到达南京。国民党当局对此极感恐慌，一面指使中央党部派代表在车站前备饮食"迎接"学生，妄图软化学生斗志；一面指使南京卫戍司令部扣留了北平示威团印发的《告全国民众书》和《南下示威宣言》四千余份。4日，国民党的御用喉舌中央社发出"南京查获反动传单"的新闻，为镇压示威学生制造舆论。
上午，北京大学示威团300余人从中央大学住地出发举行游行示威。他们高举"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的大旗，沿途散发传单，高呼口号。国民党出动1000多名警察宪兵，在成贤街包围了示威队伍，对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大打出手，结果示威队伍被冲散，185人被抓走，1人在乱棍下丧生，33人受重伤。此即轰动全国的"一二·五"事件。事件发生后，全国各地学生立即响应和声援北大南下示威团的斗争。北大学生被捕的当天，南京中央大学等校学生代表和北大示威团的部分学生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要求政府立即释放北大被捕学生，惩办凶手，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5项决议。随后，3000多名学生潮水般涌向南京卫戍司令部，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斗争一直坚持到深夜。
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江苏、安徽、武汉、广州、济南等地示威团学生万余人在南京举行联合大示威。游行队伍从中央大学出发，经中山路鼓楼，过外交部、中央党部，直奔百子亭国民政府门前。当示威队伍前列抵达国民党政府时，队伍的后尾还停滞在珍珠桥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门前。因该报秉承国民党意旨，曾歪曲报道学生的抗日活动，示威学生提出质问，要求该报予以澄清，以正视听。遭到无理拒绝后，大批学生冲进《中央日报》社，先将大门打破，电话线割断，后将经理室、会计处、广告股、发行股、材料股捣毁，还有一部分学生冲人地下室，将印刷机拆毁。与此同时，聚集在国民党政府门前的示威学生，高呼口号，要求出兵抗日。早已作好准备的国民党当局迅速派出大批军警，从《中央日报》社马路两边，以密集的冲锋队形，手持棍棒、腰刀和上着刺刀的枪枝，向徒手的示威学生展开血腥屠杀。仅十几分钟的功夫，便有100多名学生被捕，30多人重伤，示威队伍也被冲散。上海文生氏英文专修学校学生杨桐恒，被刺死后扔到秦淮河里。当晚，各校学生返回中央大学后，开会决定次日继续举行各校学生联合示威。18日黎明，国民党当局实行临时戒严，调集大批军警部队，武装包围了示威学生驻地中央大学和国民大会堂。强迫他们登上卡车，将各地学生分批送到南京下关车站，逼迫他们返回原地。这就是"一二·一七"珍珠桥惨案。
珍珠桥惨案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地报纸连续发表时评，抨击并揭露国民党当局的暴行。12月24日，上海学生和市民公祭烈士杨桐恒，抬着死者的棺木举行了10万人的大示威游行。此次抬棺大游行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是五卅运动以来的第一次。珍珠桥惨案之后，各地学生爱国抗日运动都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血腥镇压。
"九一八"事变后的学生抗日请愿运动，在宣传抗日，激发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等方面，起到了震聋发聩的作用。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迅速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其中流亡关内的东北流亡群众的救亡热情更不待言说。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便是"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东北人民在关内所建的抗日救亡组织，它在宣传抗日救亡、联络与支援东北义勇军开展抗日武装斗争、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等方面，均起过重要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之后，为国难家仇所激愤的东北流亡群众很快组织起了各种救亡团体，其中最重要的有3个：东北同学抗日救国会、东北同乡反日救国会以及抗日救国会。在希冀国民政府抗日御侮的愿望破灭之后，各抗日救亡团体深感加强联合，建立统一的民众抗日团体的必要。9月23日，上述3个团体的负责人王化一、高崇民、阎宝航、陈先舟、卢广绩等人商议，决定将这3个抗日团体联合起来，组织一个名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统一的抗日救亡团体。紧张筹备之后，1931年9月27日，400多位东北流亡同胞聚集在北平旧刑部街奉天会馆内，举行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成立大会。大会在卢广绩主持下，选举了阎宝航、卢广绩、高崇民等31名执行委员会委员，随后又由执行委员推选出阎宝航、卢广绩、高崇民、王化一、彭振国、熊飞、霍维周、杜重远、李梦醒9人组成常务委员会，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以下简称"东救会"）的最高领导机关。常委会下设总务、军事、宣传3个组，各设正组长1人、副组长2人，均由常务委员兼任。
"东救会"以抵抗日本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为宗旨，并自始至终把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组织东北人民抗日武装，驱逐日本侵略者，收复失地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在此种思想指导下，"东救会"从事了多方面的抗日救亡活动。
本占领东北之后，在各地纷纷成立汉奸伪组织，借此达到统治东北之目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伊始，迅即展开反对日军操纵下的东北各省汉奸"独立"的活动。"东救会"一方面多次向国民党中央及各级党部和国民政府发出电函，要求肃清汉奸、卖国贼，不承认各种伪组织，一方面直接致函和发表宣言，对一些汉奸头目发出警告和声讨，号召东北人民捕杀汉奸，以正国法。9月24日袁金铠在日本关东军策划下成立了"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东救会"向多方发电致函，呼吁捉拿此贼。11月18日，在获悉日寇利用溥仪制造伪满洲国的阴谋后，"东救会"发表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申讨溥仪宣言》，言辞激烈地怒斥日本侵略东北的行径，大声呼吁国民政府对溥仪伪廷予以声讨与惩治。
"九一八"事变后，大批东北难民逃亡关内，安置这些流亡难民成为"东救会"的一大任务。对于抗日人员的眷属及流亡关内一时无法谋生的东北人民，"东救会"设立"东北难民教养院"，予以收容救济。对于流亡关内的青年学生，"东救会"一方面成立东北中学和东北难民子弟中学，帮助东北大学在北平复校，收容流亡学生，一方面又把青年学生作为培训抗日骨干的重点。"东救会"建立之初，即组织青年集中训练，11月又于北平宣武门外的江西会馆组织了东北学生军。这批学生军后来大多潜回东北参加抗日斗争，其中不少人还成为东北义勇军的政治骨干。
抗日宣传工作是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重点工作之一。"东救会"成立后，一方面在北平组织东北流亡青年成立宣传队，沿平津、平汉等线，向附近城镇和村庄的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号召各界人民以捐款及各种实际行动支持义勇军的抗日斗争；另一方面派出车向忱、阎宝航、王化一、杜重远等主要负责干部分赴南京、上海、广州、福建、江苏、浙江等地，揭露日本侵略暴行的真相，以唤起全国人民的抗日决心。为扩大其抗日宣传，从1932年起，"东救会"创办了《救国旬刊》、《复巢月刊》、《东北通讯》及《东方快报》等报刊，系统地报道东北义勇军的战况，鼓舞人民的抗日热情。
"九一八"事变后，许多地方爱国武装以及东北旧军队纷纷抗击日本侵略者。他们虽总称东北抗日义勇军，彼此之间却矛盾丛生，各自为战，不能统一。"东救会"分析了这个情况后，专门成立了由阎宝航、王化一、彭振国负责的东北民众义勇军指导委员会，先后派出黄宇宙、车向忱、宋黎、张雅轩、苗可秀、高鹏、纪廷榭、潘庚祺、魏兴华等大批干部秘密出关，联络各地义勇军，推动东北武装抗战。此外，"东救会"还在南京、上海等地募集款项，为义勇军提供军火物资援助，以提高部队战斗力。
强占东三省后，日军又集结兵力，进犯热河。"东救会"和另一个抗日团体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以下简称"后援会"）团结合作，开始为支持热河抗战开展活动。1933年1月4日，即日寇攻陷山海关和临榆的第二天，"东救会"召开常委会议，作出了以下决议：（1）劝促张学良率全体东北军出长城反攻，请他更换热河省主席汤玉麟；（2）发动东北义勇军配合正规部队反攻，各军团总指挥一律到前方去；（3）呼吁全国爱国人士团结起来，一致督促南京政府抗战。1月5日，"后援会"也开会作出支援热河抗战的四项决议，一并交王化一向张学良汇报。张学良当时对抗战正处于犹豫未决之时，对两会所提建议自然未表首肯。两会领导人深感遗憾与气愤，决定立即派朱庆澜、王化一、何遂、严宽等人赴热河，联络并推动热河驻军及义勇军抗日。1月9日朱庆澜等人即赴热河，除会见热河各路义勇军司令、鼓舞作战士气外，还拜会热河各界爱国人士，恳请解囊相助，并对热河军政当局给予了大量物资和资金援助。为督促政府热河抗战，"东救会"、"后援会"与平、津、沪三市的抗日团体，于1933年2月16日联合组成"东北热河后援协进会"。"协进会"成立后即决定选派人员赴热河视察情况，进一步推动驻热河的汤玉麟等部抗战。
热河抗战的声势造成后，"东救会"、"后援会"派出由王化一、杜重远、朱庆澜等人分别率领的代表团随同宋子文、张学良前往热河，深人前线慰问并援助抗日将士。热河抗战失败后，"东救会"及"后援会"又转入了积极支持长城、察绥地区抗战的活动。
"东救会"的抗日救援活动与国民党的对日政策是相抵触的，因此，国民党政府对"东救会"的存在及其活动是难以容忍的。"东救会"成立之初，国民党政府先是竭力拉拢，试图把"东救会"纳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为其所用。在拉拢控制无效之后，国民党又采取了分化瓦解的手段，亦纷纷成立学校、团体，以争夺东北青年学生，向学生灌输"攘外必先安内"思想，并指使参加"东救会"的少数国民党人制造事端，扰乱其工作。在此种分化瓦解手段亦遭失败后，国民党政府便对"东救会"采取了强迫取缔的严厉态度。1933年3月，热河抗战失败，张学良被迫辞职，何应钦继任北平军分会主任，形势对"东救会"日趋不利。"塘沽协定"签订后，何应钦以日寇在条约中要求取缔华北抗日活动为由，对"东救会"进行限制与压迫，并于7月10日通过高仁绂向"东救会"领导人传话，要求取消"东救会"。7月16日，何应钦派人正式通知取消"东救会"。鉴于当时华北的内外情势，公开进行抗日救国斗争已变得极为不利，故此，1933年7月31日，"东救会"常务委员会开会决定：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宣布结束。"东救会"虽被迫解散，但其广大成员并未停止抗日救亡的斗争，而是转入地下，以新成立的秘密组织"复东会"为阵地展开活动。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从成立到被迫解散，不满两年。但它作为东北第一个群众抗日救亡团体，高举团结救亡的旗帜，坚持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唤起了全民族的危机感，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马占山江桥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当局采取不抵抗政策，日本帝国主义在不到5天的时间内，便侵占了辽、吉两省的主要城市和重要交通线。在一股投敌自保政治逆流的气氛中，日本唆使、策动原洮辽守使张海鹏叛国，宣布独立，并积极扩充军队，准备进攻嫩江桥地区，图谋侵占黑龙江省。
张海鹏叛国投敌之后，张学良10月8日任命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兼军事总指挥。马占山旋即宣誓就职，决定不顾各方阻力，抗击日军侵略，誓死保卫国土。为准备迎击来犯之敌，马占山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军事措施：整顿内部，安定社会秩序；调集兵力，赶修防御工事，加强以江桥为中心的防务；电慰前线战士，激励他们努力备战，准备奋勇杀敌，并通电讨伐张海鹏，发出"献汉奸张海鹏首级者赏洋两万元"的公告，军队士气顿时大振。
10月13日，张海鹏在日军督促下，命令少将徐景隆率3个团为前锋进犯江桥。14日，守卫江桥的卫队团与炮兵团为阻止叛军前进，将江桥三孔自行炸毁。16日，徐景隆部来到江桥南侧，遭守军迎头痛击，叛军被击溃，四散而逃，徐景隆则触雷毙命。
军在利用伪军进犯黑龙江省的图谋失败后，决定亲自出马，直接派兵。他们借口江桥乃日方所建，马占山如不在规定期限内修复完整，则由日方派兵保护监修。马占山据理回击之后，日方又提出苛刻要求：自即日起，嫩江桥梁不得运用于战术方面；在11月4日正午以前，两军各自桥梁撤退至10公里之地点，至完工为止，不得进入10公里以内地区。马占山随即召集将领商议，他们认为，江桥阵地非常坚固，日方这一通告，无异于使中方让防，若后撤，以后便更难抵御。这时，北平当局又传达了国民政府"避免同日军直接冲突"的命令。因此，马占山等人决定采取自卫手段，坚守阵地，准备迎击来犯日军。
日军嫩江桥支队分别从长春、吉林出发，2日夜在泰来附近集结。3日夜，突然向距离江桥几公里处的中国驻军投掷炸弹，炸伤士兵7名。中方持克制态度，未予还击。4日中午，日军百余人在飞机掩护下，对我阵地发动进攻。我军在马占山指挥下英勇还击，日军被迫撤退。下午6时，日军又来侵犯，驻守江桥的徐宝珍部坚决抵抗，奋勇杀敌，揭开了江桥抗战的序幕，打响了"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人民反击日本侵略的第一枪。
日军改变方式，张海鹏军队冲锋在前，日军督战在后，向中国军队发动猛攻。中国守军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与日伪军血战江桥，再次将日伪军击退。敌伤亡惨重，日军死167人，伤600余人，伪军伤亡共700余人，中国军队伤亡仅百余人，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的首次受挫，一向蔑视中国军队的日本侵略者开始对中国军队刮目相看。6日晨，日军以步兵两个联队，配以野炮40余门、重炮8门、铁甲车4列，再次向我方阵地大举进攻。守卫江桥的官兵以满腔爱国热情，使用陈旧的装备，激战终日，给进犯之敌以沉重的打击。日军滨本步兵联队几乎完全被歼灭，高波骑兵队也死伤殆尽，这是日军进攻东北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在这场战斗巾，中国军队也伤亡600余人。为保存部队实力，马占山当晚下令：主动放弃江桥阵地，移至距江桥25公里的三间房、大小新庄一带固守。
三间房距江桥约50华里，早在10月下旬，马占山即令暂编步兵第一旅进驻三间房一线布防，作为江桥阵地的第二道防线。从江桥撤退后，马占山于11月7日晚在三间房召开军事会议，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重新做了军事部署。由于兵力后继无援，部队不得不采取守势，抵御来犯之敌。
从11月8日到12日，战事一度沉寂。日军江桥遭重创后，一方面在政治上压迫马占山，另一方面调兵遣将。竭力补充兵力，准备新的进攻。自12日晚至18日，日军多次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中国军队在马占山指挥下英勇奋战，多次击退日军，但我军在战斗中也伤亡惨重。而且，由于孤军奋战，缺乏后援，敌我力量对比更加悬殊。在这种情况下，马占山决定放弃全部防线，于18日晚退至齐齐哈尔。敌军连夜追击，逼近齐市。19日晨，马占山率军退出齐齐哈尔，转驻海伦。当日晚，日军侵入省城齐齐哈尔。至此，马占山领导的江桥抗战宣告结束。江桥抗战，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我国军民对日军侵略者第一次大规模的抗战，不但在军事上重创了日军，在政治上也大大振奋了民族精神。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赣西南与闽西根据地联成一片，形成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闽浙赣、湘赣、鄂豫皖、湘西等革命根据地也得到了发展。全国苏维埃区域已扩大到十五六万平方公里，拥有一千多万人口，建立了红军第一、四方面军和第二、六军团。此外，各苏区纷纷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省苏维埃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召开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统一全国苏维埃运动的领导，不但极为必要，其客观条件也日趋成熟。
经过中共中央长期筹备之后，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省瑞金县的叶坪隆重开幕。参加大会的有中央苏区、闽西、湘赣、湘鄂赣、赣东北、湘鄂西、琼崖苏区的代表及上海、武汉等地秘密工会的代表和红军代表共610人，朝鲜的来宾也参加了大会。大会的议程是：（1）听取毛泽东代表中央苏区中央局作政治问题报告，项英作劳动法报告，张鼎丞作土地法报告，王稼蔷作少数民族问题报告，邓广仁作工农检察处问题报告，讨论和通过苏维埃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等法令草案和红军问题、经济政策、工农检察处问题等决议草案；（2）选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苏维埃政府。
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宪法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其全部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这个政权的目的，是为了"彻底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消灭封建制度及彻底改善农民生活"，"保障工农利益，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彻底地将中国从帝国主义压榨之下解放出来"，并"极力发展和保障工农革命在全中国胜利"。宪法大纲还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在大会闭会的期间，全国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
大会还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和红军问题、工农检察处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等决议案。劳动法规定八小时工作制，最低限度的工资标准，工人有监督生产之权。土地法规定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贫农、中农，并以实现土地国有为目的。大会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外宣言》，向全国和世界庄严宣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成立。
大会选举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卢福坦、朱德、瞿秋白等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闭会后最高政权机关。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机关。选举毛泽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王稼蔷为外交人民委员，朱德为军事人民委员，项英为劳动人民委员，邓子恢为财政人民委员，张鼎丞为土地人民委员，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周以栗为内务人民委员，何叔衡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张国焘为司法人民委员。人民委员会之下设国家政治保卫局，邓发为政治保卫局局长。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为全国工农革命斗争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红色中华》创刊
随着革命根据地的相继开辟与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广泛建立，建立一个全国苏维埃政权组织，以加强对各地工农民主政权的统一领导，便显得极为迫切与必要。经过充分准备之后，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的叶坪召开。这次会议，宣告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决定创办《红色中华》报，作为中央政府的机关报。
12月11日，《红色中华》报在江西瑞金县城北的叶坪创刊，内务部长周以栗担任主笔。在创刊号上，中共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布告第一号》，郑重宣布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成立。该报最初是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机关报，1933年2月，改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联合机关报"。
《红色中华》创刊时为铅印。中央印刷厂有几部四开机，既要印钞票、书报，又要印中央党刊《斗争》和少共刊物《青年实话》等，因而比较忙碌。由于《红色中华》编辑部距离印刷厂有七八里路，送稿、校对都需骑马前往。该报创刊时为周刊，从第50期起改为三日刊，从第148期起改为双日刊，每周出3次，星期日休假。编辑部工作人员很少，总共12人，而且在这12人中，专职办报者也并不多，多数兼有其他职务。但是，编辑部的任务却很繁重。不但要搞编辑、采访、校对，还要译电码、刻蜡版。为了保证刊物的正常稿源，《红色中华》编辑部成立了通讯部，在党、政府和群众团体等系统中组织了200多名通讯员，按期向通讯员发出报道指示、写作方法和注意事项等。为提高通讯员写稿的质量，通讯员的稿件即使不予采用，也要加以修改，并说明不用的理由，退还给通讯员。从第56期起，《红色中华》还创办了《写给通讯员》一栏，对通讯员进行业务教育。为坚持群众办报的方针，《红色中华》特辟《读者通讯》一栏，专登读者对报纸的意见。凡是能够办到的，报社都尽快采纳实施。
《红色中华》为一张四开报，一般是每期四版，但并不固定，可以根据需要增减版面。报头、大字标题及图花都采用木刻，纸张为毛边纸。因为是中央革命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的报道便集中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党政要闻、国内局势及中外大事等方面。其版面分栏主要为社论、要闻、专电、小时评、红色区域建设、中央革命根据地消息、党的生活、赤色战士通讯、工农通讯、红色小辞典、工农民主法庭、突击队等。为丰富该报内容，从第70期起，新闻《红角》一栏，专刊各种文艺性的短文和识字课等。从第72期起，根据读者的建议，增设不定期的文艺副刊《赤焰》。
《红色中华》创刊时，正逢国民党积极准备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大规模的"围剿"之时，因此，《红色中华》便针对准备粉碎第四次"围剿"这一中心任务，进行有力地鼓动与宣传。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后，《红色中华》以醒目的大字标题，喊出了"红军等着粮食吃"、"一升米，一分钱，送到炮火连天的前线去"、"一切为了战争"等口号，为筹措战争经费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与动员。与此同时，对战争的进程也进行了及时的追踪报道。
由于《红色中华》创办在"左"倾机会主义控制中央政权的时期，因此，它虽然在宣传工作中有显著的成绩，但也明显受到了"左"倾错误的影响，大量宣传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特别是关于根据地建设上的错误，如过左的土地政策、过左的工商业政策以及过左的肃反政策等。1933年，邓小平、毛泽覃、古柏、谢唯俊被打成"反党集团"后，《红色中华》也曾公开批评过这些同志。这些错误宣传，虽然有损于《红色中华》的光辉战斗形象，但这毕竟是时代的错误，不应归结到某个具体报刊上。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利，1934年10月，红军退出江西中央根据地，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红色中华》在10月3日向中央根据地人民发出开展游击战争的号召后，宣告暂时停刊。红军到达陕北后，1935年11月25日，《红色中华》在瓦窑堡复刊。1937年1月29日，从第352期起，《红色中华》改名为《新中华报》。
《红色中华》报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个中央级大报，也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影响最大的报纸。至1933年秋，每期的发行数达4万多份。
宁都起义
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原为冯玉祥西北军的一部。1930年10月，冯玉祥在联合阎锡山、李宗仁反对蒋介石的中原大战失败后，被迫下台。蒋介石重金收买了冯玉祥的部下孙连仲，将冯的西北军余部改编为国民党的第二十六路军。全军辖二十五、二十七两个师，共6个旅。总指挥孙连仲兼第二十五师师长，下辖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3个旅；高树勋为第二十七师师长，下辖第七十九、八十、八十一3个旅。董振堂、季振同、李松昆分别为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旅旅长，赵博生被孙连仲聘为总参谋长。
国民党军队向来是嫡庶有别。二十六路军因原属西北军旧部，收编前曾与蒋军血战数月，收编后又被蒋视作"杂牌军"，待遇与蒋嫡系部队相差甚远，故此，二十六路军与蒋介石有着深刻的矛盾。蒋介石对二十六路军心有余悸，整编后立即将之调往江西"剿共"，以顺便达到其铲除异己的目的。
二十六路军广大士兵和中下级军官，多为陕、甘、青、宁等省区贫苦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31年初，当蒋介石命令二十六路军由山东开赴江西"剿共"消息传出后，广大士兵和中下级军官即均表反对。部队到达南昌后不久，蒋介石就命令二十六路军立即参加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二十六路军由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分左右两路从宜黄、乐安向南进攻东韶、小布等处。二十七师进至永丰县中村地区，先头部队突被红军包围，被歼一个旅。二十五师闻讯，仓惶退缩到宜黄县城内。同年7月，蒋介石又发动第三次"围剿"，令二十六路军进至被红军包围的宁都作配角。二十六路军被困宁都，进退两难。其士兵多为北方人，久居南方水土不服，瘟疫流行，死亡甚多。宁都周围的红军对二十六路军军事打击的同时，政治上则加紧了革命宣传活动。二十六路广大官兵对红色政权和红军有了新的认识，原来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污蔑诽谤之词只不过是欺骗宣传罢了。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厌战情绪与日俱增。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愈加不满。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立即出现了抗日救亡高潮。困驻宁都的二十六路军官兵受其感染，提出"回北方，打日本"的强烈要求，并立即付诸行动，部队离开宁都北上，准备开赴抗日前线。蒋介石对此严加训斥，并派嫡系部队进驻广昌，截断二十六路军的北上之路，二十六路被迫返回宁都。总指挥孙连仲束手无策，以养病为名离开宁都。随后，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也离开部队。二十六路军困守孤城，完全陷入绝境，广大官兵都在伺机寻找出路。
就在二十路军处于艰苦抉择时刻，中国共产党加紧了对二十六路军的争取工作，以促使这支部队举行起义，加入到红军中来。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曾在西北军中建立组织，对广大官兵产生了深远影响。大革命失败后，公开的共产党员离开了该部，但隐蔽的党员仍然在继续工作。二十六路军到江西时，中共中央分析该部情况，认为它存在起义的条件。1931年3月，中央军委派共产党员王超、李肃、袁汉澄到二十六路军中工作，与隐蔽在该军中的共产党员刘振亚取得联系，有计划地积极开展党的活动。到"九一八"事变前后，二十六路军中的党员已达20余人，并成立了以刘振亚为书记的中共特别支部。
中共二十六路军党组织在开展工作过程中，对总参谋长赵博生的政治态度极为重视。赵博生早在西北军时就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大革命时期对蒋介石分裂革命行径极为愤慨，到江西后，对凡是以"赤匪"罪名抓来的农民，他都设法予以释放。中共特别支部通过对赵博生情况的全面分析，认为他倾向革命，应尽早争取。于是以特别支部的名义给赵博生写了一封长信，分析了当时形势，指出举行起义参加红军是二十六路军的惟一光明前途。信写好后，由罗亚军送电报文件时压在赵博生的桌子上。一周后，赵博生找到罗亚军谈心，对信中的观点表示赞同。经过几次长谈后，赵博生主动提出了加人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中共二十六路军党组织，很快讨论并通过了他的要求，经中共中央批准，赵博生于1931年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赵博生的人党，为争取二十六路军的高级军官创造了有利条件。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与赵博生是老朋友，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与赵博生也比较熟悉。党组织通过赵博生对董振堂、季振同的工作，董、季二人先后表示同意起义，并通过他们联络了一批进步的中下级军官，形成起义的骨干力量。
中共特别支部除了在二十六路军中发展党组织外，还利用拉关系、交朋友、谈心，或乘机以"发牢骚"、"说怪话"等方式，因势利导地去影响试探广大官兵的思想情绪。针对部队官兵日益高涨的要求回北方打日本的有利形势，以及士兵中普遍存在的怕红军、怕下雨、。怕生病、怕吃大米等思想，党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政治鼓动工作，使许多人开始向往红军的生活，同情中共的主张。1931年底，起义时机已经成熟。
起义工作正在积极准备之际，中共在南昌的一个交通站突被敌人破坏，二十六路军内党的两份重要材料落人敌手。12月5日，蒋介石南昌行营急电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责令将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3名共产党员星夜押送南昌惩处。事发突然，中共特别党支部与赵博生商议，决定一方面由赵博生出面回电南昌"遵令即办"，一面派袁汉澄赶往瑞金向中央军委请示起义事项。
中央军委朱德、叶剑英等听了汇报之后，对起义作出指示：尽最大努力争取二十六路军全部起义，起义后改编为红十六军，由季振同、黄中岳、董振堂、赵博生互推领袖，起义时间定于12月13日夜12点。为保证起义成功，中央军委派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携带电台到彭湃（宁都）县苏维埃政府联络。
袁汉澄返回宁都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决定后，二十六路军党组织立即召集会议具体研究起义方案。由于全军的冬装和军饷已由南昌运出，13日前即可到达，同时季振同认为改编后的部队番号太小，故而特别党支部经请示中央军委批准，决定将起义时间推迟一天。13日晚，特别党支部再次召开行动会议，对起义作了详细而周密的部署：14日黄昏全城戒严，通往城外的电话线全部切断；总指挥部电台、二十五师师部电台和蒋介石设在二十六路军的特务电台，分别派军予以控制；各要害部门、县政府及通往苏区要道，由刘振亚率人负责保卫；赵博生以执行"进剿"命令为名，宴请团以上军官于晚六时到总指挥部开会，由孙步霞率人负责协助解决到会的反动军官。
一切照原定计划依序进行。当夜宴会除了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外，其他团以上军官都应邀到席。席间赵博生向到会军官讲明了当时的国内形势和二十六路军的处境及出路，并当众宣布起义加入红军。多数军官表示拥护，部分企图反抗或逃跑的，当场便被抓了起来。对不愿起义的军官，缴下武器和私章后，以他们的名义分别下令，调动其部队在指定的时间、地点集合待命。接着，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回到各自岗位，各部按原定计划进行，进展极为顺利，只是在夺取二十五师师部和电台时发生了十几分钟的枪战，有轻微的伤亡。除了李松昆逃跑时带走一个团外，二十六路军官兵17000余人全部起义。
清晨，浩浩荡荡的起义部队，在赵博生、董振堂等的率领下离开宁都开赴苏区，当天晚上到达固厚，通过电台向全国发表了起义宣言，郑重宣告二十六路军脱离国民党军队，参加红军。宁都起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116日，刘伯坚代表中央军委宣读了授予起义部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番号的命令，并颁发了毛泽东和朱德签署的委任状，任命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黄仲岳等为红五军团领导人。
宁都起义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一次著名的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兵运工作的范例。它沉重打击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削弱了国民党的"剿共"力量，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反蒋热情。红五军团的诞生，壮大了红军的力量，在人民军队发展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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