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对日不予抵抗，而寄望于国联的外交解决。迟至1932年1月21日，国联李顿调查团
才宣告成立。该团2月3日自欧出发，绕道东京、南京、汉口等地，4月20日始抵达东北。而在此期间，日本发动了上海事变并成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调查团9月完成任务回返欧洲，10月抛出一个貌似中立、实则偏袒日方的《国联调查报告书》。即便如此，日方仍拒不接受，并退出国联，使国联决议案如同废纸空文。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全国掀起支援上海抗战热潮。南京国民政府虽口称支持，却很少付诸行动。反之，为避免战火殃及，国民政府1月30日宣布迁都洛阳，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各院部迁驻洛阳办公。在民众抗日救亡的呼声之中，装点¨面的国难会议4月7日于洛阳召开。会议重申国民党政府现行的屈辱外交政策，否决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与民主要求。
上海战事结束后，蒋介石马上调集兵力，向各苏区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由于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嘀，鄂豫皖、湘鄂西两苏区的反"围剿"相继失利。随后，蒋介石调整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
国联李顿调查团"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于1931年9月21日正式向国联递交声明书，要求国联采取措施阻止此种形势的扩大，恢复事变前的状态，并要求日本赔偿损失。国联理事会几次通过决议，要求日本撤兵，均遭日本拒绝。而与此同时，日本对东北的军事行动则丝毫未减攻势。在这种情况下，各国代表认为，由国联派遣一个由各国驻华官员组成的调查团前往沈阳调查实况是最现实的救急办法，日本政府首先反对，美国政府亦不赞成，结果，国联以"未全数通过"为由否决了此案。1931年11月19日日军占领齐齐哈尔之后，日本政府战略目的第一步已经实现，已不再担心国联调查会改变现状，再者，日本认为，在调查团报告书提出以前，国联当不会再有所主张，日本正好可以利用这几个月的空隙扩张并消化在满洲所取得的"战果"。因此，日本主动提出派遣调查团，英、法、美三国政府立即表示赞成。12月10日，国联决议，组织调查团到中国实地调查。
1月21日，国联远东调查团正式成立。英人李顿任团长，美人麦考益、法人亨利克劳德、意人马柯迪、德人希尼为委员，中、日两国分别派遣原代理外交部长顾维钧、日本驻土耳其大使吉田为陪察员。因李顿任团长，故该团又称国联李顿调查团。调查团于2月3日自欧出发，首先到巴黎、伦敦、华盛顿会见各国政府要员，2月29日抵达东京。调查团先后会见了天皇裕仁、首相犬养毅及外务、陆军、海军大臣等官员。3月14日，调查团抵上海，参观了上海战区，27日到南京，会见中国军政要人。之后，调查团前往九江、汉口，转道济南、北平、天津等地。在北平，调查团多次与张学良及东北军政官员举行会谈，以了解东北情势。4月20日，调查团始抵达东北。
本为调查团的来访，在东北作了周密安排。日本前驻苏大使被派往关东军作顾问，以帮助应付外交上的细节。调查团所到之处，日方也均进行了事先安排：命令奉山路沿线日军暂退铁道一英里外；暂时撤销由日人把持的奉天省自治指导部；警告东北各级伪官员不得泄露不利于日本的消息和资料；将任何有可能揭露事情真相的政治犯、游民、乞丐及能讲英语或法语的住院病人，都送往乡下拘留起来。不仅如此，关东军司令部还事先起草了对日本统治"歌功颂德"的请愿书，交给声势显赫的中国人和俄国人，要他们签署后送交李顿。
调查团抵达沈阳后，日方对中国代表及随行人员监视极为严密，不许他们随便出入或与人交谈，中国人若想接触中国代表，便会立即遭特务逮捕。在沈阳期间，调查团会见了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等。随后，调查团又先后到达长春、吉林、哈尔滨、旅顺、鞍山、抚顺、齐齐哈尔等城市，了解情况。6月问回到关内，与南京政府要人会谈。7月4日由北平去东京，与日本政府商洽编写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相关事宜。20日又由日本返回北平，着手起草报告书。9月4日，调查团各成员在报告书上签字后返回欧洲，完成了调查使命。
对李顿调查团的来华，南京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以配合其调查活动。顾维钧组织了一个由南京政府各部代表和专家组成的委员会，仔细研究了调查团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组织撰写备忘录。调查团在华期间，顾维钧向调查团递交了20余份说帖，以详尽的事实向调查团揭露了日本侵华罪行，介绍了中国的内外政策。此外，东北爱国将领，社会贤达，24个东北民众团体和学术团体，东北抗日义勇军，华北工业协会等团体，以及京、沪、平、津等地的学生、市民等，纷纷走访、投书、致电调查团，要求其主持正义。东北各界人士还克服种种困难，给调查团寄送书信、文件1500余件，揭露日本侵略东北的罪行。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日内瓦、南京、东京同时发表。该报告书长达10余万言，除绪言和结论外，分列10章。报告书以一种"中立"的姿态对日本侵占东北事件进行了叙述与分析，其中揭示了若干基本事实，对于日本侵略巾国东北的阴谋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报告书承认中国对东北三省的领土主权，指出"日军在是夜（即9月18日）所采之军事行动，不能认为合法之自卫手段"，其行为是与国联盟约相背缪的。报告书还指出，伪满洲国的成立是日本一手制造的傀儡政权，其"所有政权均操之于日本人之手"，"在当地中国人心目中只是日人之工具而已"。
但是，报告书也反映了美、英、法等欧美列强的偏见，提出了不少错误的结论和荒谬的建议。首先，在中日争端问题上偏袒日本，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所谓的"特殊利益"，乃至"满洲为日本之生命线"的侵略叫嚣认为"可表同情，并欲谅解"，荒谬地归论出中国抵制日货运动为中日冲突之重要原因；其次，赞扬日本在开发东北中之诸多功绩，说"若无日本之活动，满洲不能引诱并吸收如此巨额人民"，并夸耀伪满洲国傀儡政权"计划中列有若干开明之改革，其实行不仅利于满洲，即中国之其余部分亦属相宜"；再次，报告书叫嚣苏联共产主义于"北满边境外进入危险之可能，常使日本不能忘怀"，因此，英美等国宁愿以牺牲中国的东北，换取日本进攻苏联。
由于英美等国仍存在殖民主义的倾向，因此报告书既不同意中国要求的恢复"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态，也不承认日本一手制造的伪满洲国，主张以"国际合作为最善之解决"，在中国东北设立一种特殊制度。其具体方案为：由国联行政院提出，由中日两国代表和中立国观察员在中国东北建立顾问会议制度，控制一切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大权，其中日人应占重要比例；依照顾问会议所提议之办法建立起名义上属于中国中央政府的东三省地方自治政府；在外国教官的协助下，组织特别宪兵和警察，为东三省境内惟一的武装实力，而其他一切日本的以及中国的武装实力均应退出东三省境内。
报告书发表后，南京国民政府召开会议进行研究，决定对报告书大体上表示同意，而日本政府则对报告书表示反对。为此，中日两国代表在国联各种会议上围绕报告书展开了激烈的争辩。11月21日，国联行政院开始审议李顿报告书。12月6日，国联开始进行大会讨论，并于1933年2月14日一致通过了关于《李顿报告书》的草案。2月21日，国联再次举行特别大会，24日以42票赞成，1票反对（日本），1票弃权，通过了根据《李顿报告书》起草的决议草案。对于该决议案，中国代表表示赞成，日本代表团则于反对之后，发表宣言书，声明"日本与国联其它会员国对于实现远东和平之方式所抱之见解不同"，全体成员退出会议厅以示抗议。3月27日，日本正式宣布退出国联，国联大会通过的决议案也便成了一纸空文。
"一·二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日本在东北的军事进攻极为迅速，仅两三个月内便占领了东北三省大部，1932年1月3日侵占锦州，并继续向东北重要城市哈尔滨等地进攻。随着日军在东北军事占领的基本完成，日本关东军又酝酿着一个更大的阴谋——建立日军操纵下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在中国东北的视线，减轻世界舆论的压力，迫使南京国民政府承认东北的既成事实，日本决定在中国上海挑起事端，燃起新的战火。
本侵略者发动上海事变的手段同发动"九一八"事变一样，首先阴谋制造了一系列的事件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上海则一直是全国抗日运动的主要策源地。上海的学生、工人和市民纷纷集会示威，抵制日货，组织抗日义勇军，并成立了"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反日运动日益高涨。驻沪日本侨民和日本官员对此极为恐惧与愤恨，决议寻机惩罚中国抗日民众。1932年1月9日，上海《民国日报》在报道前一天朝鲜人李泰昌狙击日本天皇事件时，使用了"不幸只炸副手"的词句。日本侨民认为此为"不敬"天皇之词，强烈要求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苍松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抗议。16日，吴铁城迫于日方压力，同意取消报道，赔礼道歉，处分负责人，此事暂为平息。
以这一事件为序幕，1月18日又发生了日本驻沪领事馆陆军辅助武官田中隆吉阴谋制造的所谓"日僧事件"。当天下午，日莲宗和尚天崎启升、水上秀雄及信徒藤村国吉、后藤芳平、黑岩浅次郎等5人，在田中隆吉、川岛芳子的嗾使下，以举行"寒中修行"为借口，在马玉山路中国人经营的三友实业社总厂门前肆意孳事，向正在操练的工人义勇军投掷石块，引起双方冲突。天崎启升、水上秀雄等被殴成重伤，其中一人死亡。田中隆吉借此扩大事端，19日夜派人偷袭三友实业社总厂，纵火烧毁了厂房、工房、仓库和30多台织机，总计损失达一万多元。事发后，这伙暴徒与急忙赶来的公共租界华籍巡捕发生冲突，行凶砍死两人，重伤两人，冲突中，日本暴徒亦有伤亡。
在这一连串的暴行之后，日人愈发猖狂。1月21日，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议，要求赔礼道歉、惩凶、赔偿、立即解散抗日团体。22日，日海军陆战队又借口上海《民国日报》21日登载了一篇题为《日浪人借陆战队掩护昨日在沪肆意横行》的报道与事实不符，向中国方面发出恫吓与威胁。由此，《民国日报》于1月28日被公共租界工部局封闭停刊。
随着卜海局势的日益紧张，日本开始向卜海大规模增兵。在平时，日本在上海的常驻军舰只有一两艘，陆战队六七百人，到"一·二八"事变发生前夕，日本在上海停泊的军舰增加到24艘，陆战队2000余人，在乡军人约3000人，飞机约40架，铁甲车10余辆。另外在长江各地还驻有军舰14艘备用。为避免冲突，上海市长吴铁城对村井总领事21日提出的四项要求表示基本接受，但对立即解散抗日团体的要求表示为难，需要请示上级后在30日以前予以答复。日方并不以此为满足，27日晚，村井向上海市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上海市政府于28日下午6时前明确作出答复，否则日本海军将自由行动。在此形势下，吴铁城被迫在28日下午3时15分表示全面接受日本的四项要求。吴铁城的一再退让并没有满足日本人的侵略要求，28日晚8时30分，日本的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又提出了早已准备好的一项新的军方通牒，声称："帝国海军因担心有多数日侨居住的闸北一带的治安，特决定配备兵力负责维持。本司令官切望中国方面尽快撤除配备在闸北方面的中国军队的敌对设施。"在尚未得到中国方面答复之前，日本海军陆战队2000人已按预定的作战计划，于11时30分向驻守闸北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进攻。面对日本的突袭，当时还未及撤离防地的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一五六旅在旅长翁照垣的指挥下，奋起抗击，"一‘二八"事变由此而发。
战事发生后，十九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领导下，抗日热情极为高涨，数次将日军击退。情急之下，日军在上海大量增兵。到2月底，侵沪日军增到10万人，而中国十九路军连同后来调赴上海前线增援的第五路军，总共不足4万人，武器装备更不如日军。但十九路军仍奋勇杀敌，坚持抗战一个多月，杀伤侵略军一万多人，打得日军三易主帅而不能有所推进。
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战，得到了全国各界的大力支持，国内迅速掀起援助上海抗战高潮，国外侨胞也以捐资助饷等方式给予支持。国民党政府对上海的抗战虽表面上支持，却未给予实质性的援助，甚至在某些方面还给予阻挠与牵制。上海抗战一个多月来，尽管十九路军一再函请援助，但国民政府除增派第五军两个师前往参战外，军政部并未给予一枪一弹的供给。相反，国民党军政部竞欠发十九路军的军饷达8个月之久，600余万元之巨，甚至要将国内外同胞支援十九路军的款项拨充欠饷，余数还得上缴归公。在这种情况下，十九路军孤军奋战，伤亡惨重，被迫于3月2日放弃庙行、江湾、闸北阵线，撤退至昆山至福山一线。与此同时，国联开会决定，要求中日双方停战。面对世界各国的干涉，再者，日本发动事变的目标也已完成，故此日本被迫停止进攻。至此，淞沪战事宣告结束。反抗；其次，东北是清室发祥地，旧王公贵族和封建势力对废帝仍抱有忠诚；再者，利用"帝国之尊"可以消弭军阀官僚的权力追逐。此外，自1924年底冯玉祥逼迫溥仪"永远废除皇帝尊号"，"即日移出宫禁"之后，溥仪就一直在日本"保护"下生活，因而日本深信，被日本长期豢养下的溥仪一定易于驾驭，能够甘心充当傀儡。日本的考虑并非没有道理，被驱逐出宫的溥仪一直梦寐以求地盼望着重登宝座，并将扶助其复辟的力量寄托在日本身上。故此，对于组建伪满洲国之事，日本与溥仪一拍即合，1931年11月居住于天津的溥仪由关东军秘密带往抚顺。
为了遮人耳目；日本拼凑的伪满政权，在形式上却装扮成是中国方面自发进行的。至1931年底，日本已网络了大批汉奸，建立了奉、吉、黑三个省一级的伪政府组织。随后，关东军指使驻哈尔滨的原东北特别区行政长官以"东北政务会议"的名义，于1932年2月16日在沈阳召集会议。出席者除张景惠之外，还有辽宁的臧式毅、吉林的熙洽、黑龙江的马占山、伪沈阳市长赵欣伯、伪辽宁维持会委员长袁金凯和伪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部长于冲汉等共7人。日本方面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石原莞尔以及关东军政治部长驹井德三等人也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按板垣事先拟妥的制造伪国的计划，定于3月1日前成立由满、汉、蒙、日、朝五族协和的"新国家"。该会议所拟组设的东北行政委员会于2月17日正式成立，张景惠被指定为委员长，熙洽、臧式毅、马占山、汤玉麟、齐王（即哲里木盟的齐默特色木丕勒）、呼伦贝尔盟的凌升等6人为委员。18日，关东军利用这个伪组织名义发表《满蒙新国家独立宣言》，宣称与国民党政府从此脱离关系。25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新国家"的有关事宜：国号：满洲国；元首：执政；国旗：红蓝白黑满地黄的五色旗；年号：大同；首都：长春，改称新京。
假造民意的工作，也于同时展开。1932年2月，关东军炮制了所谓《建国促进宣传运动计划》，指令各团体大肆宣传。2月29日，奉天市和吉林市分别举行了所谓"新国家成立庆祝游行大会"。同日，"全满建国促进动员大会"选出代表去旅顺"敦请"溥仪出任"执政"。由汉奸恭请溥仪出任伪满执政的"请驾"共有两次。1932年3月1日，冯涵清等6人前往旅顺"恳请"，溥仪假作"婉辞"。3月4日，"请驾"团扩大到32人，溥仪此次表示"暂任执政一年"。溥仪一行43人3月6日从旅顺出发，3月8日抵达长春。
3月9日，溥仪就任伪满执政的典礼于原长春道尹衙门内举行。在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等人的监视下，汉奸张景惠和臧式毅分别将伪满"国玺"和伪执政玺捧献给溥仪，郑孝胥则宣读了所谓"执政宣言"。10日，溥仪以"执政"名义公布了伪政府成员名单，伪满洲国政府宣告成立。郑孝胥任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臧式毅任民政部总长兼奉天省长，马占山任军政部总长兼黑龙江省长，熙洽任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长，谢介石任外交部总长，冯涵清任司法部总长，张燕卿任实业部总长，丁鉴修任交通部总长，并任命赵欣伯为立法院长，于冲汉为监察院长，张景惠为参议府议长兼北满特别区长官等。
同一天，溥仪还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一项出卖领土主权的卖国密约。其内容主要为：一是伪满的所谓"国防及维持治安"委诸日本，经费由伪满负担；二是铁路交通委诸日本或日本所指定之机关；三是伪满对日军所需之各种设施竭力援助；四是伪满参议府和中央及地方各官署之官吏，任用日本人，且"其人选之选定，由贵军司令官保荐，其解职亦应商得贵军司令官之同意"。通过此项密约，日本牢牢掌握控制了伪满洲国的财、政、军各项大权。
日本政府宣布承认"满洲国"，并派新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兼任驻"满洲国"大使。同一天，武藤与郑孝胥签订《日满议定书》。其内容为：一是伪满尊重日本国或日本臣民过去通过公私条约或契约享有的一切权益；二是日本军队驻扎于满洲国内。此外，该议定书还有一个秘密附件，规定日本人在伪满洲国拥有居住权、土地所有权、矿山开采和经营权、森林采伐和经营权、内河航运权、铁路交通权、航空权等等。
3月，伪满洲国改名为"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改称为"皇帝"，年号"康德"。各部总长改称大臣，而副大臣则一律由日本人担任。日本关东军牢牢控制着伪满各级政府及机构的权力，成为名副其实的"满洲国"的"太上皇"。
本帝国主义通过伪满洲国对中国东北实行残暴的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残杀中国百姓，掠夺东北资源，推行奴化教育，东北人民陷于日本殖民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直至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溥仪也于8月15日宣读《退位诏书》，伪满傀儡政权才彻底寿终正寝，宣告解体。
中华复兴社
由于蒋介石曾担任过黄埔军校的校长，故此在蒋介石的亲信中便增加了一批对蒋忠贞不渝的黄埔系人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面临内外交困的窘境，不得不于12月通电下野。1932年1月蒋复出后，时局仍f日严峻异常，蒋介石便想借助黄埔系来加强力量，巩固自己的地位。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黄埔系的骨干分子贺衷寒、康泽、戴笠等人，打着"复兴民族"的旗号，于1932年3月在南京成立了中华复兴社（简称"复兴社"），蒋介石亲任社长。该社以拥护蒋介石为复兴中国惟一领袖为宗旨，以蒋介石手订的"驱逐倭寇、复兴民族、平均地权、完成革命"为纲领。其组织原则为：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牺牲个人自由，绝对服从领袖。
复兴社成立一月之后，经蒋介石批准，内部又成立了一个核心组织"力行社"，其名来自于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一语。以后国民党内有所谓"十三太保"的说法，指的就是力行社的核心人物酆悌、贺衷寒、潘佑强、桂永清、邓文仪、葛武棨、梁干乔、萧赞育、滕杰、康泽、杜心如、胡宗南、曾扩清等13人。
复兴社在社长之下设干事会、监事会，并各设常务干事若干人，组织常务干事会和常务监事会。干事会并无实权，其了一项出卖领土主权的卖国密约。其内容主要为：一是伪满的所谓"同防及维持治安"委诸日本，经费由伪满负担；二是铁路交通委诸日本或日本所指定之机关；三是伪满对日军所需之各种设施竭力援助；四是伪满参议府和中央及地方各官署之官吏，任用日本人，且"其人选之选定，由贵军司令官保荐，其解职亦应商得贵军司令官之同意"。通过此项密约，日本牢牢掌握控制了伪满洲国的财、政、军各项大权。
日本政府宣布承认"满洲国"，并派新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兼任驻"满洲国"大使。同一天，武藤与郑孝胥签订《日满议定书》。其内容为：一是伪满尊重日本国或日本臣民过去通过公私条约或契约享有的一切权益；二是日本军队驻扎于满洲国内。此外，该议定书还有一个秘密附件，规定日本人在伪满洲国拥有居住权、土地所有权、矿山开采和经营权、森林采伐和经营权、内河航运权、铁路交通权、航空权等等。
3月，伪满洲国改名为"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改称为"皇帝"，年号"康德"。各部总长改称大臣，而副大臣则一律由日本人担任。日本关东军牢牢控制着伪满各级政府及机构的权力，成为名副其实的"满洲国"的"太上皇"。
本帝国主义通过伪满洲国对中国东北实行残暴的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残杀中国百姓，掠夺东北资源，推行奴化教育，东北人民陷于日本殖民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直至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溥仪也于8月15日宣读《退位诏书》，伪满傀儡政权才彻底寿终正寝，宣告解体。中华复兴社由于蒋介石曾担任过黄埔军校的校长，故此在蒋介石的亲信中便增加了一批对蒋忠贞不渝的黄埔系人员。1931年"九～八"事变后，蒋介石面临内外交困的窘境，不得不于12月通电下野。1932年1月蒋复出后，时局仍旧严峻异常，蒋介石便想借助黄埔系来加强力量，巩固自己的地位。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黄埔系的骨干分子贺衷寒、康泽、戴笠等人，打着"复兴民族"的旗号，于1932年3月在南京成立了中华复兴社（简称"复兴社"），蒋介石亲任社长。该社以拥护蒋介石为复兴中国惟一领袖为宗旨，以蒋介石手订的"驱逐倭寇、复兴民族、平均地权、完成革命"为纲领。其组织原则为：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牺牲个人自由，绝对服从领袖。
复兴社成立一月之后，经蒋介石批准，内部又成立了一个核心组织"力行社"，其名来自于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一语。以后国民党内有所谓"十三太保"的说法，指的就是力行社的核心人物酆悌、贺衷寒、潘佑强、桂永清、邓文仪、葛武棨、梁干乔、萧赞育、滕杰、康泽、杜心如、胡宗南、曾扩清等13人。
复兴社在社长之下设干事会、监事会，并各设常务干事若干人，组织常务干事会和常务监事会。干事会并无实权，其书记长掌握大权，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处理一切事务。在书记长之下设组织、训练、宣传、特务四大处（后增设军事、总务两处）。复兴社在各省市设分社，分社干事会也由书记集权，总揽一切，下设总务、组织、训练、宣传等组。分社之下，按地区及机关、学校的会员多寡，分别设立区社或支社，支社以下为小组。
特务处是复兴社中最重要的机构名义上隶属复兴社，实际上是直隶于蒋介石，干事会、书记长并不过问特务处的活动。特务处正式成立于1932年4月1日，戴笠任处长，郑介民任副处长。由于它是由戴笠、张炎元、徐亮、马策、胡天秋、郑锡麟、黄雍等10人发起的，故此他们在军统内部又被称为"十人团"。特务处最初有特务百余人，后来逐渐发展到近千人，成为复兴社各机构中人员最多的一个。
为了使活动更加秘密，复兴社除成立中国革命同志会和力行社等内围组织外，还成立了忠义救国会和中国文化学会等外围组织。这样，从力行社到中国文化学会就有了5层组织圈子：力行社——中国革命同志会——复兴社——忠义救国会——中国文化学会。各层组织对外都是秘密的，而其内层对外层，又是逐层保密的。复兴社既为一个秘密组织，其高级骨干分子便一般均有公开职务，即使没有，也都挂一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的头衔作为掩护的公开名义。
复兴社的活动，以控制军队为主，直接参与蒋介石的军事反共，并旁及其他。复兴社对国民党陆海空军的控制，以军事委员会政训处为总机关，在各级军队和各军事学校、各军事机关派驻政工人员，设立政训处。其主要活动是监视、侦察军官、学生的思想行动，进行法西斯主义教育和反共宣传。在非嫡系、杂牌部队任职的政工人员，根据指令在军队中从事分化、收买等活动，或加强对这些部队的控制，使其忠心追随蒋介石。
复兴社通过在各省市设立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对各省市及中等以上学校的教员、大中学生实行严密控制，并通过对少年儿童的军事训练，加强对他们的管制与教育。
此外，复兴社通过特务处系统加强对社会方面的法西斯统治，并采取监视、搜捕、禁锢、绑架、暗杀等手段，迫害和屠杀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革命群众。
由于复兴社是一个秘密组织，1932年9月蒋介石任命戴笠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使之便于公开活动，其人马则是复兴社特务处的原班人马。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将复兴社并人1938年7月成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复兴社组织形式虽已不复存在，但它所控制的各个系统仍在复兴社骨干分子领导下，听从蒋介石的集中统一指挥，从事各项特务活动。
国难会议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国民党政府的对内专制、对日妥协的政策也遭到了全国人民的不满。其中激进的派别，不只要求抗日，同时要求推翻国民党政府。中间派别纷纷通电请愿，企图以合法斗争的方式，要求国民党政府改革内政，开放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即便是国民党内部的某些派别，也对蒋介石集团的专制独裁深表不满。故此，社会上的民主派和国民党内的反蒋派，一致呼吁召开国难会议或国民代表会议、国民救国会议之类的会议，以争取实现他们的主张。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当权派虽极不情愿，却也不得不答应召开国难会议。1931年11月22日，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组织国难会议案》，准备在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之下，组织国难会议。1931年12月下旬，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决定：在半个月内召集国难会议，讨论御侮救灾绥靖事宜。1932年1月18日，国民政府下令召集国难会议，其召集工作由行政院办理。
在国民党四大通过《组织国民会议案》之后，各界民主人士立即开始国难会议的准备工作。1931年12月，熊希龄、马相伯、章炳麟、沈钧儒、左舜生、黄炎培等60余人在南京组成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发表宣言、通电，申述自己的主张。他们认为，统治者标榜党治，忽视大多数国民的国家主人地位是招致日本侵略重要原因之一。故此，他们要求国民党解除党禁，进行制宪，保障人民的集会结社等自由。随后，上海、北平、天津等地也陆续成立了一些要求民主宪政的团体。1932年1月国民党政府召开国难会议的命令颁发后，被邀请赴会的人士中，许多人要求，为共同御敌，必先结束训政，还政于民。在上海的黄炎培，张君劢等并为此派代表去南京与行政院长汪精卫谈判。汪则坚持国难会议只限讨论"御侮"、"救灾"’剿匪"事项，不得谈及他事。黄炎培等闻讯，气愤异常。于是，黄炎培、张君劢等62位被邀请的在沪国难会员联名致电国民党政府，宣布抵制会议。
4月7日，国难会议在洛阳召开。原定会员227人，出席者仅一百四五十人，主张抗日民主和不满蒋汪把持会议的人，几乎都没有参加。会议由汪精卫主持，共开预备会1次，正式会6次。黄炎培等62人再次致电，认为欲挽救国难，必须实行民主政治方能奏效。他们希望政府在未实施宪政前，立即确保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承认各党派并允许其自由活动，集中全国人才，组织有力政府。但这些合理要求，国民党政府根本未予理会。在讨论国内政治问题时，国民党分子张继作了总结性发言，他说："现在唯一希望，全国国民应一致帮助本党完成革命使命，同时督促政府，切实施行地方自治，以树宪政基础。"关于"御侮"问题，会议也作了决议："凡侵害国家政治独立及领土与行政完整之敌人，政府应用武力与外交，抵抗到底，有违上述宗旨之条约，概不得签订"，"在政府努力实行上项原则之时期内，全国人民，不分党派阶级概应尽最大力量，赞助政府，共同御侮"。此决议表明，国民党政府在不准人民起来抗日的前提下，仍然坚持现行的屈辱妥协的对外政策。会议于4月11日闭幕。
此次国难会议违背了人民呼吁召集的初衷，未能制订任何反映民众愿望的抗日救亡政策，也未给予人民任何的民主权利。中国人民争取民主权力的斗争此后更趋激烈。
淞沪停战协定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坚持抗战一个多月，3月2日被迫撤至昆山至福山一线。与此同时，日本也在国联的干预下停止进攻，中、日双方进入紧张的停战谈判阶段。
关于中日停战问题，国联曾召开过各种公开的、非公开的大小会议，3月4日通过了停止上海战事的决议案，3月30日通过了"上海中日问题决议案"。该决议案共订有14条条款，其中包括：日军撤回公共租界及虹口越界筑路地带，恢复"一·二八"事变以前之状态。在国联决议影响及各国代表的斡旋下，上海的中日双方代表自3月4日起在谈判桌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次日，中日两国代表均表示准备依据3月4日国联大会决议案与对方开始谈判。14日，中日双方代表在英国领事署开始首次会晤，列席会议的有英、法、美三国公使和意大利代办共6人。经数次争论与调停，3月21日各代表始在英国领事署商定了三项原则：（1）中国军队暂时留驻现在防线；（2）日本军队按照一定程序，撤退至1月28日以前的原防，此项程序将由正式会议决定；（3）由参加各友邦代表在内的共同委员会，证明第一、第二两项的实行。
双方在英国领事署举行正式会议。因双方分歧较大，会议断断续续进行10余次，无多大进展。后经英国公使蓝普森从中调停，提出一个折衷方案，4月28日双方始达成一致意见，停战协定至此已基本完成。
中日上海停战会议在英国驻沪领事署举行，下午1时半，《淞沪停战协定》签字始告完成。协定全文于当日晚9时在南京、东京、上海三处同时正式公布。
淞沪停战协定共有正文五条，其主要内容为：
第一条，中国及日本当局，既经下令停战，兹双方协定，自中华民国21年5月5日起，确定停战。双方军队尽其力之所及，在上海周嗣停止一切及各种敌对行为。关于停战情形，遇有疑问发生时，由与会友邦代表查明。
第二条，中国军队在本协定所涉及区域内之常态恢复，未经决定办法以前，留驻其现在地位（按：当时中国军队驻昆山、苏州一线）。
第三条，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的越界筑路，一如中华民国21年1月28日事变之前。但鉴于须待容纳之日本军队人数，有若干部队可暂时驻扎于上述区域之毗连地方。
第四条，为证明双方之撤退起见，设立共同委员会，列入与会友邦代表为委员。该委员会并协助布置撤退的日本军队与接管之中国警察间移交事宜，以便日本军队撤退时，中国警察立即接管。
第五条，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发生效力。
协定之二、三、四条，均有附件。附件一规定中国军队驻扎之具体地点；附件二规定日本军队驻扎和可以使用的地区；附件三规定共同委员会的组成。
淞沪停战协定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是国民党当局向日本妥协让步的产物。协定规定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地区，中国军队不能驻守，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域，实际上将上海变成一个不设防、不驻军、不准有抗日组织及活动、由英、美、法等列强共管的自由市。此外，协定没有明确规定日军撤回原状的日期，实际上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可长期留驻吴淞、闸北、江湾及引翔港等地，这不但给予了日军一个充裕的回旋余地，也为尔后日本帝国主义再次发动大规模的进犯创造了条件，埋下了隐患。
废止内战大同盟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出现内忧外患、战乱纷争连续不断的局面。这种混乱动荡的形势自然严重影响到工商业者的利益，尤其是"一·二八"上海事变的爆发，顿使上海这个全国工商、金融中心受到致命的冲击。为此，上海各工商联合会强烈希冀结束此种纷争混乱的局面，由于受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影响，他们决定发起一个由全国各商会参加的联合组织，共同致力于废止内战的斗争。
5月25日，全国商会联合会、上海市商会、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钱业同业公会发起组织废止内战大同盟，发表通电，声称："鉴于内忧外患之严重，特发起废止内战大同盟会，以期安内对外"，并制定章程十条，其中第二条为废止内战运动的方法，共分三个步骤：（1）平时发表文字或演说，宣传内战的罪恶；（2）如有政治纠纷发生足以引起内战时，本会应劝告双方信任若何民意机关调处之，任何一方不得以武力解决；（3）不幸内战发生时，本会团体会员及个人会员应一致拒绝合作，更得采用和平适宜方法制止之。通电还呼吁全国各省市商会、银钱业公会加入该会。同日，发起人沪银行界吴鼎昌、刘湛恩等18人，通电平、津、武昌、南京、广州、上海各界名人征求参加。通电发出后，平、津、南京、济南等市工商界一致赞同加入发起成立同盟之列。
全国商会联合会、上海市商会、上海银行同业公会、钱业同业公会四团体发表公告，决定在上海先行设立废止内战大同盟筹备会，即日起开始办公。筹备会成立时，正值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未久，筹备会即于成立第二日致电广东陈济棠和陈策，吁请悬崖勒马，另图和平解决，并电广州各团体婉劝力诤，联合阻止二陈互相残杀。随后，废止内战大同盟会推举代表朱庆澜、查良钊、陈立廷3人赴粤请愿停战。
废止内战大同盟在上海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大同盟会正式成立。到会代表449人，推王晓籁、吴鼎昌、林康侯、杨美真等7人为主席团成员。吴鼎昌致开会词，略谓：攘外必先安内，今外患莫知底止，乃二十年不断内战致成积弱所召。我民族国家求生存，惟有一致对外，长期抵抗；要长期抵抗，非在运动废止内战一条路上开步不可。大会推举吴鼎昌、王晓籁、朱学范等57人为常委，马相伯、段祺瑞、胡适等15人为名誉委员。9月6日，大同盟会在沪召开第二次常委会，决定在天津、北平、汉口、南京、重庆、广州等地设立分会。
废止内战大同式成立后，曾为停止国内军阀派系之间的内争到处奔走调停。山东韩复榘、刘珍年发生战事后，废止内战大同盟9月20日分电韩、刘，劝其停止军事行动，并电请青岛市长沈鸿烈设法斡旋。21日，大同盟公推张伯苓赴鲁止战。四川战乱发生后，废止内战大同盟12月12日通电中央党部、行政院、财政部及教育机关，以刘湘无故枪杀四川大学生、封闭《新蜀报》、封闭川省裕通银行，要求中央予以严厉制裁，褫夺刘一切职务。13日，大同盟会派代表林康侯等赴京，向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请愿制止内战。川黔事发后，废止内战大同盟总会于12月23日讨论制止内战，解决川黔问题办法，并电国民党中央党部、行政院、军委会等，要求：（1）严令川军即日停战；（2）迅组川政整委会；（3）授权整委会编遣川军；（4）严禁军火人川；（5）查办川战祸首；（6）调王家烈部离黔。
由于废止内战大同盟把"内战"的标准定为"争权利、夺地盘"的"非剿匪性质的战事活动"，所以，虽然它为消弭内战而到处奔波，但是其成果极为有限，因为军阀派系为利益、权势而争，非少数人调停、劝告所能解决。再者，大同盟会固执地把所有与蒋介石中央有矛盾的军事行动都视作反叛，故此它不但支持国民党的"剿共"军事行动，也反对十九路军成立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无意间成为蒋介石的御用工具。中央广播电台开播广播如同报纸、杂志，是舆论传媒的重要工具，从某种意义上说，其迅捷与影响往往超过后者。早在南京国民政府尚未成立之前，蒋介石手下重要人物陈果夫已注意到无线电广播在政治舆论宣传中的重要性，并多方搜罗无线电专家准备筹设广播电台，只是因经费人手问题而未得要领。1928年春，陈果夫得知上海有一部500瓦广播机欲售，便借得7000两银子作为定金，以1.9万两银总价买下。当年5月，勘定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后院西南隅旷地为台址，迅即造屋装机。该台被定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无线广播电台"，简称中央广播电台。因其功率有限，虽名日"中央广播电台"，实际上电波所及，仅东南一隅。嗣后，陈果夫等决定扩大功率，遂于1930年向德国得力风根公司订购75千瓦全套机械设备，在南京市西郊江东门外北河口建筑发射台，1932年5月全部装置工程竣工。
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66周年纪念日，新建的中央广播电台遂于是日正式开播。因其功率猛增，收听效果极为清晰洪亮，全国各地称盛一时，就是在世界上，也引起了很大轰动。
中央广播电台1928年草创伊始，只是初具雏形，节目单调而贫乏。1932年强力电台开播后，又增添了一部10千瓦的中波机加入联播，电台的节目也有了很大改进。电台的领导骨干，多为出身上海交通大学、留学欧美的机电专业人士，博文广见，思路开阔，他们参照欧美的广播套路，全面革新节目编排，使节目逐步达到系统化、系列化。为提高播音质量，电台公开招聘男女播音员，无论国语、英语，其播讲都堪称上乘水平。尤其该台的第一批女播音员刘俊英、张沽莲、吴祥祜3人，以特有的播音韵味更使听众为之耳目一新。一些节目的播讲形式，如儿童节目，也开始变得生动活泼。
为丰富节目内容，中央广播电台自己编排了许多文艺节目。除邀请各家乐队来电台演奏外，1935年以后，出现"本台同仁演奏"节目。戏曲节目园地除放唱片外，南京几家剧院有专线可通，时时转播，还经常有票友组织来台播唱。更值得称道的是，电台传音科长范本中组织台内人才演播话剧，并动员同仁自己动手编写适合广播形式的新型剧本。其取材相当广泛，而其中最集中、最突出的是爱国救亡的历史题材，借此宣传抗日救国，又不"有碍国交"，因而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
中央电台问世，正值国共内战、日军侵略的内外交困时期，该台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重要舆论喉舌，这两方面的话题自然占据相当比例。但由于在二者关系中，国民党更着重于"剿共"，而对抗日的宣传，则谨慎严肃，不激不随。故此，电台广播中，凡有政治演讲必然大谈"反共"、"剿共"，而一谈及国难，便色调灰暗，而且总是将之归结到"剿共"之中。尽管如此，在抗日救亡浪潮日益高涨的环境下，救亡的呼声不可避免地在这座电台进发出来。演讲、评论、歌曲、广播剧，均不约而同地发出爱国主义的呐喊，一些有识之士也常来中央电台发表救国宏论。但是，抗日救亡虽为时代的主题，国民党当局的"拥蒋"、"反共"、"救亡"的诡论仍充盈电台。
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很快逼近南京。自8月14日起，日机频频袭击南京，中央广播电台移设到东郊灵谷寺的短波发射台被毁。在这种危机四伏时刻，中央电台大多数员工仍坚守岗位，坚持播出。不久，形势更趋恶化，国民政府准备移往重庆，中央广播电台11月20日奉命广播《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之后，于11月23日停止播音，抓紧进行电台搬迁工作。
迁至武汉后，中央广播电台将一部250瓦的广播电台与武汉原有电台联合播音，临时成为暂驻武汉的国民政府的中央喉舌。但武汉毕竟非久留之地，因此，中央广播电台一方面在武汉继续播音，一方面将南京转移来的广播器材分批经宜昌再转重庆，同时派员分驻香港、广州、汉口、宜昌，积极转运由英国运来的35千瓦短波机部分器材，装轮西上抵渝。
重庆正处于忙乱状态，中央电台在上清寺附近暂驻，将运集来的设备装配成一部10千瓦中波发射机，于1938年3月10日以1450千周频率恢复播音，播音语种有国语、英语、蒙语、藏语、回语，不久，又借得重庆电信局7.5千瓦电报电话两用机，作短波广播，加入联播行列，并随之增添了厦门语和粤语节目。
要加强与世界的联系，国际广播电台的设立便极为重要。1939年初，中央广播电台在重庆又建起了一座35千瓦功率的短波国际广播电台，根据国际时差及不同季节，采用几种天线，向本国和北美、欧洲、东亚、南洋、印度等广大区域分段广播，使得国际宣传顿时改观。
抗战时期电台工作条件极为艰险，日机的连续空袭使电台损伤甚重。1940年9月底，中央、国际两台主要设备移入坚固的地下室内继续坚持播音，这使得日本对狂轰乱炸之中中央电台仍正常播音极感惊讶与懊恼。
团结御侮是抗战时期一大主题，设于重庆的中央广播电台也便成了反法西斯战线的重要宣传阵地。除国民政府重要人物外，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各党派、无党派的代表及爱国志士也经常在电台中频频出现，而国际广播电台的作用更是功不可没，成为中国与世界的桥梁，成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舞台。
抗战胜利前夕，中央广播电台的工作变得更加忙碌与兴奋。当8月10日日本内阁通过瑞士政府正式向中国政府转达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时，播音员潘启元、靳迈以无法控制的激越、微颤的声音向全国播放了这一消息，这声音使得举国沸腾！南京沦陷区的汪伪"中央广播电台"工作人员听到重庆电台消息后，欣幸之余不顾生命危险毅然卡断"大东亚播音"而改播重庆电台的新闻，胜利的消息顿时弥漫开来。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中央政府还都南京，中央广播电台亦着手拆运机件，1946年初夏全部返回南京并恢复播音。但是，人们尚未从八年抗战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内战便又卷土重来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将中央广播电台作为其反共的宣传鼓动工具，而电台职员也奉命编排"共×祸国殃民种种暴行之话剧"，这些从未到过战场，对解放区、共产党一无所知的编播人员，搜肠刮肚地编造出许多远离事实的反共广播剧。新闻虽为中央电台重点节目，但中央电台没有自己独立的采访队伍，主要播放中央社、中宣部、美国新闻处以及军事当局送来的新闻稿件，其中自然对反共大肆渲染，即使在国民党军节节败退的最后时刻，电台中播放的仍是"国军乘胜追击"之声。
电台中的捷报频传毕竟只为国民党的一厢情愿，并不能因此而阻挡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进步伐。国民党败局即定之时，中央广播电台又接到上级命令：全速拆卸广播设备南运。在台长吴道一恩威并施情况下，总共装运机械设备1652箱，重逾700吨，一并运往广州后转台湾。吴道一率领一批中坚分子走后，留在南京的台务则由张维和代理，资金、人员均行短缺，中央广播电台此时已名存实亡，连维持也感困难。
4月21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以气壮山河之势反复播出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代理台长张维和于次日悄然离京赴沪。攻打南京的4月24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播音员根据电台负责人梅益的指示，同已改称"南京广播电台"的中广代理传音科长蔡骧进行了广播通话。这使北平及早得知南京解放的消息，并迅速报道了这一喜讯，比新华社的电讯早好几个小时。
中央广播电台虽长期受"中统"势力统治，但大多数人员仍能认清形势，所以不少人积极保护电台，迎接解放。中共南京市委也派人组成"警察运动委员会"，重点保护中央广播电台江东门发射台。1949年5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委员会顺利接管了该电台，将之组建成江苏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南京人民广播电台，并于同年5月18日正式播音。
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
自1931年1月内政部举行第一次全国内政会议之后，"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相继爆发，国内灾荒、战乱连续不断，在这种情况下，内政部决定召开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以讨论各项事宜，调整内政方针。
12月10日，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在南京华侨招待所议场开幕。参加会议的除内政会议报到会员90余人外，还有国民政府、中央党部及各院部的代表，内政部长黄绍竑任大会主席。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讲话中声称："训政时期，首重内政，内政之要，首在地方自治，次则农村建设"。"此次内政会议，实为今后政治修明之关键，其重要直与国民会议相仿佛"。
此次会议自12月10日至15日止，为期6天，共开大会7次。会议分成民政、警政、礼俗统计、土地水利、卫生五组提案审查委员会，通过了"地方自治"、"整理土地"、"确定地方卫生制度"、"改良礼俗"、"执行调查统计工作"等议案400余件，审议建议案200余件，并发表大会宣言。《宣言》内称，"此次会议最重要之方针，为以不统一的方法，求统一的完成。以建设的事业，求全国趋向之一致。不背事实，不离原则。原则之外，仍有例外"。目前内忧外患之局势，"揆厥原因，实由政治之废弛"，"本会议同人，深为此惧，愿作前驱，务达目的而后已。此为我四千余年神明华胄生死存亡之会，邦人诸友，其共起图之"。
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讨论通过了一系列地方改革方案。《县政改革案》首先指列现行地方制度之六大缺点，针对此六项弊端，制定出县政改革的方针：（1）厘正地方行政系统确立县之地位；（2）充实县政府组织提高县长职权；（3）划分省县权限增进行政效率；（4）确定县财政系统实行预算决算制度；（5）设立县政建设实验区及县政建设研究院；（6）举行县长总登记；（7）增加县政府经费提高县行政人员待遇；（8）整理县行政区域增设新县治；（9）积极筹设县参议会；（10）提高县政视察地位明定考绩标准。此外，《县政改革案》还详细规定了县政改革的一系列具体办法，如充实县组织及改革县行政办法、各省设立县政建设实验区办法、各省县政建设研究院训练人员办法、内政部登记合格县长办法及县长奖励暂行条例草案等。
大会通过的《地方自治改革案》在回顾与分析了各省市办理自治的经过及情形之后，提出了此后关于地方自治的法令、组织、区划、人才、经费、权限、宣传、训练及进行步骤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并详细厘定了针对各项方针的改进地方自治办法大纲，为地方自治的实施提供了一个系统的规划。
针对农村破产日趋严重的情势，大会讨论通过了内政部所提《请拟定租佃条例以保障佃农案》。租佃条例规定：佃农所缴租额，不得超过当地正产物收获总额的1／3，副产物品概归佃农所有；正租以外，不得再有"小租"、"杂役"及一切陋规；业主与佃农身分平等，业主收回自耕之地再出租时，原佃农有优先承租权，当业主典当或出卖土地时，佃农依同样条件，有优先承典或承买权；包佃包租制及预收地租、收取押租制，应即废止。
除此之外，大会还通过了《修改地方行政机关组织案》、《确定粮食管理政策并改进民食行政案》、《重新制定县区镇自治法规区或镇以下施行保甲制度案》、《整顿警政案》、《统一全国水政以利建设案》等一系列议案。
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的召开，为此后的地方自治提供了方针政策。
中苏复交
由于中苏两国政局的复杂与变动，中苏两国的外交关系也呈时断时续状态。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积极推行反苏方针，并于同年12月14日发布对苏绝交令，中苏两国政府正式断绝外交关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又为中苏两国恢复邦交提供了契机。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不奋起抵抗，却寄希望于国联。但是，软弱无力的国际联盟并不能阻止日本的侵略，其派出的李顿调查团也只是提出了偏袒日本、以国际共管来代替日本独吞东北的荒唐建议。即便如此，日本仍拒绝接受，并全体退出国联，使国联决议有如一纸空文。依靠国联的希望落空后，国民政府在国际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于是，国民党中开始有人建议联合苏联牵制日本，以挽回外交颓势，摆脱政治危机。
恰在此时，苏联也一直希望同中国恢复正常关系。"九一八"事变后，为了避免卷入远东的战争，苏联一方面谴责日本的对华侵略行径，一方面又宣布对事变持中立态度，并向日本提议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但从总体上说，苏联还是希望改变自中东路战争以来的中苏关系现状，恢复两国邦交，以联合抵制日本。在此情况下，中苏开始作出恢复两国外交关系的努力。
6月下旬，中苏复交谈判在瑞士日内瓦开始，中国代表为颜惠庆，苏联代表为李维诺夫。为了防备日本从中破坏，谈判是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在谈判中，中方坚持两个原则：一是联苏并非容共；二是先订立《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然后讨论复交问题。南京国民政府提出这两条原则有它自己的考虑：国民政府想把对苏复交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相统一，企图利用该条约束缚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援助，以不影响其反共"剿共"计划，同时达到阻止日苏之间联盟的目的。然而，苏联并不接受中方的提案，主张先复交，然后再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故而，复交谈判一开始便陷入了僵局。日本政府风闻此讯后，多方活动，企图从中阻挠。1932年10月，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在赴日内瓦途中，抵莫斯科与李维诺夫会谈，表示愿与苏联政府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但苏联政府认为中苏复交为当务之急，遂拒绝了日方要求。国民政府为排除日本的破坏，放弃了先订约后复交的立场，训令颜惠庆从速办妥复交手续，双方很快达成协议。
12月12日，中苏双方代表颜惠庆和李维诺夫互换照会，并向世界各国宣布：自即日起，中苏两国正式恢复正常的外交与领事关系。
中苏复交后，国民政府派颜惠庆任驻苏大使，苏联政府派鲍格莫洛夫为驻华大使。1933年3月5日，颜惠庆抵达莫斯科，拜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递呈国书。5月2日，鲍格莫洛夫拜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递呈国书，中苏两国邦交完全恢复。
然而，中苏邦交完全恢复后，人们所期望的"一致联合，共同奋斗"的局面并未出现。由于对日施行妥协退让政策，国民政府对促进中苏关系深入发展的主要方式——签订中苏商约和互不侵犯条约并不太积极，双方来往数次，谈判未取得任何成果。当然，在中苏关系曲折发展之中，苏联的一些对华政策也对此负有一定责任。如苏联出售中东路一举，不但损害了中国主权，而且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不满，使中苏关系的发展笼罩着阴影。直至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事变"之后，中苏两国才各自调整和改变内外政策，从而为双方共同联合抗日铺平了道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基于对违背孙中山事业的国民党掌权者的愤慨，同时也为了寻求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于1927年8月下旬赴苏联以及欧洲访问。虽身居异国，却心系国内。1931年"九一Jk"‘事变后，宋庆龄对蒋介石政府采取的不抵抗政策极为不满，尤其对其镇压抗日民主运动更为愤怒，于12月19日毅然发表《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的文章，明确指出：国民党今已名誉扫地，受到全国的厌弃和痛恨。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爆发后，宋庆龄亲临前线慰问十九路军，并与何香凝、杨杏佛等积极开展支援救助工作。在活动开展中，宋庆龄等人深深认识到，在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下，民权被践踏，民意被强奸。为了保障人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宋庆龄等人决定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2月17日，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运用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和在国内外的声望，联名发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宣言》，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下简称"同盟"），并于12月30日在上海正式成立。"同盟"的最高执行机构是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伊罗生、邹韬奋、胡愈之等7人组成，宋庆龄任主席，蔡元培任副主席，杨杏佛任总干事。1933年1月，上海分会与北平分会也相继成立，其会员多为教育、科技、文化、新闻和法律界的知名人士。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唤起民众努力与民权的保障为宗旨，其任务有三：（1）争取释放国内政治犯，反对目前到处盛行的监禁、酷刑和处决的制度。该同盟首要的工作对象是大量的无名囚犯；（2）予政治犯以法律的保护及其他援助，调查监狱的状况和公布国内剥夺民权的事实，以唤起舆论的注意；（3）协助关于争取公民权利，如出版、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斗争。
同盟成立后，在宋庆龄的领导下，积极开展了多项保障人民民主自由权利、营救政治犯的活动，与国民党及其政府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同盟成立之前，宋庆龄等已积极参加了对牛兰夫妇的营救工作。牛兰即保罗·鲁埃格，原籍波兰，1930年到上海担任"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秘书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秘书，由于叛徒的出卖，于1931年6月与其夫人被捕，在华国际革命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由于宋庆龄的崇高威望和特殊地位，中外进步人士都把营救牛兰夫妇的希望寄托在她身上，而宋庆龄也确实热心努力，不负众望。她通过陈翰笙跟牛兰夫妇的外籍辩护律师取得联系，指派马海德以医生名义去南京监狱为牛兰夫妇治病，托人精心照管牛兰夫妇的孩子，并与蔡元培、杨杏佛等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予以公开审判，并允其自聘律师辩护。1932年7月牛兰夫妇第四次绝食时，宋庆龄偕牛兰夫妇的两位中外律师以及一位亲戚，同赴南京地方法院看守所探视，劝其进食。后来，由于宋庆龄、蔡元培等3人联名具保，牛兰夫妇才得以移人南京鼓楼医院，幸免于死。同年8月牛兰夫妇被判无期徒刑后，以宋庆龄为首的上海援救委员会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面指责国民党对牛兰夫妇的迫害，一面继续坚持营救活动，要求南京政府特赦二人。1937年底，日寇占领南京，牛兰夫妇乘机越狱，次年乘坐苏联客轮离开中国。"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以后，北平大学教授许德珩、侯外庐、北平师范大学教授马哲民等，与爱国师生一道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竞遭国民党逮捕。宋庆龄闻讯后，同蔡元培、杨杏佛等在1932年12月17日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委员会的名义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被捕师生。同时，还派杨杏佛专程到北平营救。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北平当局不得不将许德珩等爱国师生释放。
为了争取言论自由，同盟负责人一方面与国民党当局斗争，一方面积极调动新闻界。1932年12月，宋庆龄向新闻界发表谈话，希望新闻界同人与民权保障同盟盟员携手并肩，共负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使命。此后，各新闻报纸开始登载特务捕人或杀人的消息，对国民党阴暗内幕也敢有所披露。但与此同时，国民党对新闻报纸业的控制与迫害也更是变本加厉了。1932年7月，镇江《江声日报》经理兼编辑刘煜生因其报纸揭载了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的属下公开鬻爵丑行而被当地公安局侦缉队拘捕，并于1933年1月未经任何法律程序而被枪决。为揭露顾祝同制造的这一文字狱，民权保障同盟于1933年2月1日下午在华安大楼八楼举行了一次大型记者招待会，宣读了民权保障同盟会的宣言。宣言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三项要求：（1）迅将顾祝同及其他有关负责人员免职，并依法惩办；（2）公布顾祝同所认为"宣传共产"的《江声日报》副刊所刊载诸文；（3）切实保障民权，务使以后不致再有此种同类之事发生。2月2日，上海《申报》、《时报》、《大陆报》等报纸刊登了民权保障同盟为刘煜生案发表的宣言。由于刘煜生案触犯众怒，蒋介石为了平息民愤，只得走马换将地将顾祝同调任他职。
为维护其专制统治，国民党在强化其国家机器的同时，对所谓"政治犯"的待遇也更加残暴而阴险。北平西安门内草岚子胡同，有座四周设有岗楼的大院，这便是1931年底设立的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这里监禁着90余名政治犯，大部分是天津、北平两地被捕的中共干部，以及其他政治色彩的犯人。监房阴暗湿臭，饭菜粗陋不堪，每个犯人还须戴着3～6斤重的脚镣。1932年底，狱中刘尊棋、薄一波、刘澜涛等得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的消息后，决定写信给宋庆龄，揭露监狱对政治犯的残酷迫害，呼吁改善待遇，出狱抗日。书信辗转送到民权保障同盟手中后，宋庆龄即刻委托总于事杨杏佛于1933年1月31日到北平监狱调查实况。杨杏佛跟同盟北平分会主席胡适和执行委员成舍我一道，首先来到炮局胡同的陆军监狱，随后又来到草岚子监狱，不但视察了监狱中政治犯非人的待遇，杨杏佛等还向在押政治犯宣传了民权保障同盟成立的宗旨。视察结束前，杨杏佛要求张学良的外事秘书王卓然向平津军政当局转达宋庆龄关于举行大赦政治犯、释放爱国青年的要求。2月1日和5日，英文《大陆报》和中英文合刊的《燕京报》先后发表了揭露北平军人反省分院政治犯黑暗生活的两封信，但由于国民党新闻检查处的阻挠，这两封信的中文本未能在其它中文报纸上刊出。2月11日，民权保障同盟在自己创办的《中国论坛》杂志中全文发表了这两封信的中文本，同期还刊载了《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一文。由于民权保障同盟的宣传活动及其舆论压力，原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张学良1933年3月下野之前，无条件释放了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刘尊棋等少数政治犯。
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宋庆龄等不顾个人安危，领导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同国民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33年3月24日，由于叛徒的出卖，陈赓与谭国辅在上海被公共租界工部局非法逮捕。2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罗登贤、秘书余文化和中华海员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亦同遭上海公共租界房拘捕。对此，宋庆龄立即召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盟员，商讨营救办法。由于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的营救，廖承志于3月31日晚得以保释，而罗登贤、余文化则于4月2日被转押至南京警备司令部的军事监狱，陈赓与谭国辅亦被押解到南京夫子庙的宪兵司令部。4月5日，宋庆龄、杨杏佛、沈钧儒等组成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代表团到南京慰问被捕同志。见到行政院长汪精卫及司法部长罗文干后，宋庆龄以民权保障同盟名义提出四项书面要求：（1）即刻释放一切政治犯；（2）废止滥刑；（3）给予政治犯阅报读书之自由，禁用镣铐及改良狱中待遇；（4）严惩狱吏敲剥犯人及受贿行为。随后，代表团又一一探望了狱中的陈赓、罗登贤、余文化、谭国辅。由于民权保障同盟的积极营救，蒋介石未敢对陈赓骤然加害，并不得已乃允其出狱，而罗登贤则惨遭杀害。
5月14日，共产党人、作家丁玲、潘梓年在上海昆山路丁玲家中，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事件发生后，由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蔡元培领衔，联合文艺界人士38人，5月23日联名给汪精卫、罗文干发去营救丁、潘的电报。随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组织了"丁、潘营救委员会"进行宣传和营救工作。营救委员会一方面发动上海进步舆论界掀起抗议浪潮，一方面发表宣言，控诉南京政府迫害革命志士的罪行。由于丁玲本人的声望和民权保障同盟的大力营救，国民党不敢将她杀害，而是把她转移至南京秘密幽禁起来，直到1936年9月巧妙逃脱。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还为反对国际上的法西斯迫害进行了斗争。1932年，德国希特勒建立了法西斯专政，开始以残暴手段镇压迫害革命力量。为了援助法西斯恐怖下的德国政治犯和牺牲者，1933年5月13日，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林语堂、史沫特莱、伊罗生等，代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前往德国驻沪领事馆递交抗议书，强烈抗议德国法西斯蹂躏人权、迫害进步人士和犹太人，摧残德国文化事业的暴行。宋庆龄还专门撰写了《谴责对德国进步人士与犹太人民的迫害》一文，重申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将与世界进步力量并肩作战。
除上述重大斗争之外，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还营救过因抗日被捕的13名北平邮务工人，营救过在山东被捕的国民党行动委员会的30余名成员，并对因组织托派被捕的陈独秀大力营救。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由于坚持不懈地与国民党黑暗政治作斗争，故而遭致国民党的愤恨与恐惧。起初，国民党南京、北平等市党部作出决议，发表宣言，诬蔑同盟为"非法组织"，要求国民党中央予以解散。随后，国民党特务接二连三地向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投寄恐吓信，威胁他们必须立即退出同盟，否则将采取"断然措施"。国民党在分化瓦解、警告压制均不奏效的情况下，便决定刺杀同盟总干事杨杏佛，以达到对宋庆龄间接进行威胁恐吓的目的。
6月18日，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中央研究院大门附近。宋庆龄闻讯后，不畏特务的恐吓和威胁，立即发表声明，抗议国民党暗杀同盟总干事的卑鄙罪行。6月20日，宋庆龄与同盟的其他领导人蔡元培、鲁迅、邹韬奋、胡愈之、沈钧儒等，不顾生命危险，毅然前往上海万国殡仪馆吊唁，以英勇无畏的实际行动回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恐吓。
杨杏佛被害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被迫停止。同盟从酝酿筹备到被迫解散，其间不足一年，但它却在宋庆龄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伸张民权，保护和援救了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为革命事业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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