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制造了榆关事件，随即占领山海关。2月，日本关东军纠合伪军，直犯热河。3月初，承德沦陷，热河遂陷敌手，张学良因此下野。
军占领承德后，开始进犯长城各口。驻守长城内外的中国军队，在全国人民抗日浪潮的推动下，激于爱国热忱，奋起抗击日本侵略军。驻守喜峰口的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与敌浴血奋战，在冰天雪地里，身携手榴弹，手握大刀，潜入日军阵地，拼死肉搏，使喜峰口失而复得，显示出中国人民在侵略者面前不屈不挠的英雄主义气概。在古北口、冷口、怀柔等地的中国军队，长城内外广大民众，也积极地参加了抗击日军的战斗。长城抗战发扬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但是，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坚持"必安内始能攘外"的不抵抗政策，长城抗战，终于失败。
日军强渡滦河，侵占冀东20余县，平津危急15月31日，何应钦派代表与日方签订了《塘沽协定》。《协定》的签订，实际上是承认了日本占领东三省及热河省的"合法"性，承认了长城一线为伪满洲国的"国界"，使我国的主权进一步丧失，为其后日军进一步扩大侵略提供了方便。
在中华民族处于危急的关头，爱国将领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人，于5月26日在张家口通电全国，宣告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决心以武力收复失地。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积极支持下，抗日同盟军奋勇作战，光复察东重镇多伦，并使察省失地全部收复。但是，由于南京国民政府采取分化瓦解与武力镇压相结合的绞杀政策，抗日同盟军终于失败。
国民党第十九路军高级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联合第三党势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福建人民政府。但由于南京国民政府采取分化收买与武力镇压的政策，福建事变终于失败。虽然如此，它却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继续高涨，并为其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榆关事件
榆关（又称渝关、山海关）事件，是日军秦榆守备队长落合正次郎策划制造的手榴弹爆炸事件，反诬中国军队所为。以此借口，侵占我山海关。
东北沦陷后，山海关即成为日军入侵关内的天然屏障。1933年1月1日上午，绥中日军往榆关调动，下午2时，驻榆日宪兵守备队通知日侨迁至南海日兵营"避难"。晚9时半，日一列兵车由绥中开抵榆关车站。在车站的日军步哨将事先准备的爆炸物投掷于车站附近爆炸；同时，日军在南关外鸣枪并爆炸手榴弹；紧接着向我南门外步哨射击，迫其退入城内。经榆关驻军第九旅交涉，日军反诬我军挑衅。我驻临榆第九旅旅长兼临永警备司令何柱国在北平闻报后，星夜回防。
榆关日军向临永警备司令部提出：（1）撤退南关中国驻军、警察及保安队；（2）撤退城上中国守军；（3）南关归日方警戒。并限及时答复，否则武力夺取。临永警备司令部允诺南关暂由日方警戒，南关稽查兵暂撤城内，俟天明调查真相后再交涉解决。日方通知说："本事件无须调查"，"否则，即以武力夺取南关"。日方的无理要求，遭到我方严词拒绝。日方竟将我南关公安分局局长扣留，缴去警察枪械。双方处于对峙状态。
上午10时，日军炮击临榆县城，步兵爬城进攻。中国守军第九旅六二六团官兵，不顾"不准还击"的命令，以石头、手榴弹回击，击毙日军儿玉中尉等。同时，日军3000余人在飞机、火炮、坦克支援下，于石河铁桥、南关、二里店、五眼城、吴家岭之线展开进攻，将榆关城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企图从南门突破。何柱国遂下令还击。战至下午5时，日军不支而去。是晚，日关东军命令日第八师团长西义一命令铃木第四旅团增援。
上午，日增援部队在飞机、坦克及海军炮舰配合下，猛攻临榆县城。并向东南城角和南门附近发起重点进攻。中国守军以步机枪、迫击炮和手榴弹顽强抗击，双方争夺激烈。至下午2时，日军发起总攻，炮火更为猛烈，日军坦克趁势攻人城内，与守军发生巷战。由于国民政府军政当局惟恐事态扩大，不发援军。第九旅六二六团以不足2000人兵力抵抗，伤亡逾半，一营营长安德馨及二、三、四、五连连长均阵亡，全营伤亡几尽。下午4时，何柱国下令撤出，临榆遂陷。城内商号毁于炮火者500余户，民众死伤千余人。
国民政府外交部就榆关事件照会日驻华使馆。要求日本政府迅饬日军退出榆关，严惩肇事者，嗣后不得再有此种举动，并保留要求日方赔偿一切损失之权。同日，外交部发表宣言，详述了榆关事件起因、经过，指出日军侵榆为其预定计划，此举的严重后果是威胁平津、热河；要求国联迅即以最有效方法予以制裁；中国军队将尽其力量抵御日军之暴行；并电令驻国联代表颜惠庆将日军侵榆情形报告国联，要求采取有效措施。
冯玉祥就榆关事件自张家口电国民党中委邹鲁，电称："倘再不全力抵抗，则华北各省随时可沦人日人之手"，蒋介石等人对日妥协，"足以亡国灭种而有余"；"凡为民族独立而同情抗日者，皆为吾友，应互相提携之；凡为亲日辱国以阻挠抗日者，皆为吾敌，应竭力攻击之"。
日关东军与在华驻屯军制定《山海关事件处理方针及纲要》，竟说榆关事件系中国方面调动军队引起的。"作为中国驻屯军执行任务上的一局部地区问题和以后用兵不受约束的原则处理"，还要求张学良部今后不得向榆关一定距离内"侵入"。
日军纠合伪军进攻九门口要隘，东北军姚东藩之第十五旅退沙河寨、石门寨，九门口失陷。
日本政府复照中国外交部，反诬榆关事件系中国军队向日宪兵住宅掷弹、开枪及开炮所致，日方"不能不采取自卫行动"。同日，日陆军省发表声明，宣称："热河为’满洲国‘之一部……而’满洲国‘对于该省内扰乱治安或侵入该省内之不逞分子，自得视为侵略者而讲求自卫手段或讨伐手段。"22日，中国政府外交部就榆关事件再次照会日方，驳斥日方来照中所述各节"既非事实，更多附会"，并对日军最近又在九门口、石门寨等处进攻中国驻军，在北平等地持械游行及举行作战演习等提出抗议，要求迅将占据榆关及其附近之日军撤退，严惩肇事者，并对北平等处日军严加约束，勿令再有妄动。外交部长罗文干发表谈话，声明："满洲国"必须取消，中国在东三省必须恢复固有主权。但由于国民政府执行对日妥协政策，日本对中国政府的抗议竞置之不理。榆关事件不了了之。
中国教育学会成立
1月28日，中国教育学会在上海成立。总会会址设于南京，各省市设立分会。该会"以研究及改进教育为宗旨"。主要任务是：研究教育问题，搜集教育资料，调查教育实况，提倡教育实验，贡献教育主张，促进教育改革，发刊教育书报。首任理事为常导直、庄则宣、郑西谷、邰爽秋、郑晓沧、孟宪承、顾元怀、汪典存、许本震、陈鹤琴、陈礼江、杨亮功、陶行知、刘廷芳、刘湛恩共15人。该会设有：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民众教育、教育行政7个研究会。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迁重庆，1945年抗战胜利后迁回南京。1948年所属研究会增加到22个，并在全国各地设立26个分会，个人会员达2500余人，团体会员108个。先后共举行过9届年会。
该会在抗日战争前，主要研究生产教育、师范教育、国难教育等问题；抗战中又逐渐完成各种教育学术专题研究，如大学教育系目标及课程、缩短学制总年数、十年教育建设计划等。设有中国教育调查所，从事国内教育的实际调查。1944年起刊印《年报》，登录会员的重要论著及实验研究报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解散。
热河失陷与张学良下野
日军攻占山海关后，随之积极部署进犯热河的军事行动。
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的张学良发表通电，表示决心抗日。
张学良制定以"确保冀热并巩固平津为目的"的防御方针，成立华北军总司令部，由蒋介石兼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并发布了华北军两个集团军七个军团战斗序列及任务。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张学良兼，辖第一军团总指挥于学忠，第二、三、四军团总指挥分别为商震、宋哲元、万福麟；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张作相，副总司令汤玉麟，辖第五军团总指挥汤玉麟，第六、七军团总指挥分别为张作相兼、傅作义。并对各军团的防务作了具体部署。18日，热河省府主席汤玉麟与承德各界设午宴欢迎宋子文、张学良等一行。宋子文致词称："本人代表中央政府，敢向诸位担保，吾人决不放弃东北，决不放弃热河，纵令敌方占我首都，亦无人敢作城下之盟。"张学良勉励大家誓守热河，雪"九一八"之耻。汤玉麟在致答词中表示决心与日周旋。同日，张学良、张作相、汤玉麟、万福麟、冯占海等27位将领自承德发表抗日通电，谓："时至今日，我实忍无可忍，惟有武力自卫，舍身奋斗，以为救亡图存之计"，表示"但有一兵一卒，亦必再接再厉"。并要求全国声援。
伪满"讨伐热河作战军"总司令部发表进犯热河声明，宣布成立讨热军总司令部，任张景惠为总司令，张海鹏为前敌总指挥，统率数万大军，与日军协同作战。
中国华北军总部制定"确保冀热，巩固平津"的作战方针，规定在热河方面：（1）以有力之热边守军，务极力迟滞敌之前进，予后方主力军以运动之余裕时间；（2）如强敌突然进袭，务宜死守各要点，以待主力军来援；（3）按预定计划扼守凌源、赤峰、乌丹之线；（4）如敌以主力自朝阳向凌源方面进犯，则以右军团固守叶柏寿、大城子一带，以第二集团军主力经建平以东向南压迫；（5）如敌主力自开鲁方面西进，则以二集团军主力守备小河沿，乌丹线，以骑兵军直袭通辽，以后方援军主力速向经棚、林西间集结，构成左翼重点，与骑兵合力采取攻势；（6）如敌对开鲁、阜新、朝阳等地同时进攻，则令各军扼守凌源，赤峰各要点，以待援军。此计划未及下达，日军进攻已提前开始。
此时，日关东军侵热已准备就绪。2月下旬，日伪军共10万人，分三路大举进攻热河。北路由通辽侵开鲁；中路由义县犯朝阳；南路由绥中寇凌南。当时中国驻守部队约有20万人，倍于敌军，本可顶住敌人的进攻；但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的影响，以及热河省主席汤玉麟腐败无能，贪污虐民，各路守军均无斗志，结果一触即溃。2月21日，中路日军攻占南岭。22日，日军铃木旅团派早川支队由锦州出发分两路进攻北票，守军汤玉麟部汤玉山团在口北营子略作抵抗即弃守，日军随占北票。是日，汤玉麟通电抗议日军进攻热河北票、南岭，并表示"大战既已开始，玉膦谬膺疆寄，守土有责，誓与国土共存亡"。
日驻南京领事上村，就日军侵热事向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罗文干面递日本政府备忘录，竟称："热河省内张（学良）军及其他反满军队之存在，不但与’满洲国‘主权抵触，且与热河省治安恢复不能两立。"此次日军攻热系"因张军等留驻热河省内，不得已而出此"，其责任"应由中国方面负担"。并扬言如张学良部武力抵抗，"则难保战局不及于华北方面"。
当日晚，中国政府外交部将致日本政府之备忘录交日领事上村。严正指出："热河为中国之领土，与东三省之为中国领土相同。中国政府派兵往热防御外国之武力侵热，乃系行使其固有之主权。日本政府竞要求中国军队退出热河，显系扩大侵略范围，破坏中国领土主权，日本政府自应绝对负攻热之全责"，"如日本军事行动侵及华北，中国军队自必行其自卫守土之权"。翌日，复将备忘录电达国联，要求采取有效方法制裁日本。
本政府不顾中国政府抗议，继续扩大侵略。2月23日，北路日军由通辽出发，进攻开鲁。守军汤部骑九旅旅长崔兴武率部逃往林东（今巴林左旗），不久投敌。24日，日军占开鲁，继续沿辽河直趋下洼。25日，中路日军一部由锦州向朝阳进犯，守军汤部董福亭旅弃朝阳向凌源退却，日军随即侵占朝阳。热河守军节节败退，各线义军因指挥不一，亦各自后撤，防线全部动摇。汤玉麟却掩饰败退实情，谎电国民党中央，称：系为了"集中兵力，缩短战线，诱敌深入，与敌决一死战"。
蒋介石手令华北各军将领，宣称："倭寇攻热，业经开始，时至今日，吾辈军人为国家民族争人格，为公理正义尽责任，惟有牺牲一切，以报党国。"月28日，日军攻击纱帽山附近阵地。守军利用防御工事及险要地形进行抵抗，但在日军猛烈攻击下全线退却，日军随占纱帽山和凌南。
日军进攻叶柏寿，守军董福亭旅抗敌，后因第一营营长率部投敌，董部溃散，日军乘虚直入，占领叶柏寿。3月2日，日军西犯凌源。守军万福麟部于兆麟师一度抵抗后向平泉撤退。驻平泉之万部王永胜旅见前方溃退，随之弃守平泉，经宽城退往喜峰口，凌源失陷。至此，朝阳至承德大道完全敞开。张作相命汤玉麟在承德以东布防，汤部官兵不听调遣，要求先补发3个月军饷。张、汤感到大势已去，慌忙弃军逃跑。张作相将司令部由承德撤往古北口。汤玉麟则扣留军用汽车和"后援会"汽车200余辆，由承德装载私产、鸦片运往天津租借。同日，赤峰失陷。汤玉麟于4日晨，带领文武官员、眷属和特务队、辎重营千余人丢弃承德，西逃丰宁，后又东逃至滦平。日军先头部队128人于4日午时不费一弹占领承德。
热河全省旬日之间沦于敌手，全国人民极为悲愤，同声谴责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卖国罪行。宋庆龄极为愤慨地指出："对于这种卖国行为谁负责任？是蒋介石政府。"《国闻周报》载文指出："热河战事，不旬日而弃守，自表面言，责在汤玉麟，自实质言，则责在政府。……汤玉麟固应惩办，较汤玉麟重大倍蓰者，应如何惩办？"月5日，张学良据报汤玉麟弃守承德，召开紧急会议。张亦电请国民党中央将热河不战而退之将领予以惩处，并下令通缉汤玉麟。同日，何应钦亦电请中央将汤褫职严办。同日，孙科在上海对记者谈话称："热河天险，守军达10余万，……不料战事竟未及10日，而全线崩溃，承德陷落，诚出人意料。计算日军每日进展，途径50里，如入无人之境，谓为抵抗，谓有激烈战争，其谁能信？""在前线指挥之汤玉麟各军事长官，应予严惩。即负责最重之张学良，亦应立即引咎辞职，以谢国人。"月7日，张学良电国民党中央引咎辞职。请求"应恳迅赐明令，准免本兼各职，以示惩儆"。3月8日，蒋介石、何应钦、宋子文在石家庄会晤，预商张学良下野问题。同日，国民政府令：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畏葸弃职，贻误军机"，"着即先行褫职，交行政院、监察院会同军委会彻查严缉究办，以肃纲纪"。3月9日，蒋介石及张学良在保定会晤，准其去职。以平息全国人民的愤怒浪潮。张学良作为蒋的替罪羊，于3月11日通电下野。12日，国民政府明令准免张学良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代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职；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代执行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职权。同日，张学良离平赴沪，何应钦到会接任。何对东北军官兵表示："一切照旧，望各安心。"4月1日，张被迫出国。
中共临时中央开展反对"罗明路线"和邓、毛、谢、古的斗争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瑞金。从此，即在根据地内全面贯彻其"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并为此打击了一大批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反对或不赞成他们的错误主张、坚持正确意见的、有实际经验的党和红军的干部，对他们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从2月开始，他们在福建开展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3月，又在江西开展反对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打击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通过这两次错误的党内斗争，更加强化了"左"倾路线在中央根据地的统治。
罗明，原名罗善培。广东大埔人。当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1932年8月，毛泽东在同罗明谈话时指出，福建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以便主力红军能够集中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指出，在上杭、永定、龙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驻漳州和广东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这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根据地十分重要。罗明在省委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谈话的精神，并采取了切实贯彻的措施。1933年1月21日，罗明就长汀、连城、新泉的工作，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认为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以巩固和扩大闽西根据地；要求处在根据地边缘区的地方武装，应先打击当地的地主武装，对国民党正规军不要硬打，要采取游击战、运动战，从打小仗中来锻炼和提高红军的战斗力；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大红军，不能一味地以削弱地方武装去"猛烈扩大红军"；对边缘区、新区的工作指导应不同于巩固的中心区域，不能把中心区域的工作方式千篇一律地照搬到边缘区、新区来。
罗明的上述主张，是从闽西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的正确意见。但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错误地认为这是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1933年2月15日在《苏区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中认为，以罗明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计是悲观失望的，对于敌人的大举进攻表示了张惶失措。"因此中央局决定："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并撤销其省委代理书记的职务。
随后，临时中央又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亦即反对所谓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邓小平，四川广安人，当时任江西省会昌、寻邬、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湖南湘潭人，曾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谢唯俊，湖南耒阳人，曾任赣西南特委委员、赣东特委书记、江西省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五师师长；占柏，江西寻邬人，曾任寻邬县委书记、寻邬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他们依据多年积累的斗争经验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分别发表过一些有利于反"围剿"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意见，抵制王明、博古提出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做法。他们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不赞成向着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主张"坚壁清野"，"诱敌深入"消灭敌人，不赞成把敌人挡在根据地大门外、同敌人硬拼；主张群众武装、地方部队和中央红军都应得到发展，不赞成用削弱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的办法来扩大红军；他们认为根据地的中心区和边缘区的工作应加以区别。不能采取一样的办法。在土地分配问题上，他们仍坚持"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正确政策；关于行政工作及扩大红军、地方武装等工作，他们主张"由政府计划"，不应由党代替政府去做，等等。他们还曾批评坚持"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为"洋房子先生"，并针对某些人所谓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的说法，认为苏区的山上有马克思主义，倒是大城市产生了立三路线，等等。
由于邓、毛、谢、古的正确意见，是对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和政策的抵制，他们就被认为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被指责为"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对于四中全会后的新的中央领导表示极端不信任"。他们因此遭到错误的批判和打击。3月下旬，苏区中央局还直接召开了会昌、寻邬、安远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通过决议，指责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心县委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即"罗明路线"，并批评江西省委反"纯粹防御路线"的斗争不深人。4月下旬，在中央局领导下，江西省委在全省开展所谓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遭到批判和打击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纯粹防御路线"、"逃跑退却路线"、"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等帽子，分别被派往农村或撤换职务。
这场斗争，实际上是反对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对于其后反对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的斗争，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长城抗战
春，中国军队在长城一线抗击日军侵略的战斗。
1月1日，日军进犯山海关，中国驻军何柱国部奋勇抵抗，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2月，日军进攻热河，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逃，3月4日，省会承德失陷。3月9日，蒋介石决定让张学良引咎辞职，由何应钦兼代北平军分会委员长职。并调中央军3个师北上，以应付全国要求抵抗的舆论和稳住长城前线战局。何应钦秉承南京政府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不作收复失地的打算，只是想守住长城各口，依靠长城阻止日军进犯。何应钦以傅作义部、中央军十七军、商震的三十二军，分别担任独石口、古北口、冷口方面的防务；以宋哲元部之二十九军接替东北军担任喜峰口方面的防务，即从冷口以西的董家庄起，沿喜峰口、罗文峪到乌兰峪，长达300余里的防线。
二十九军以宋哲元为军长、刘汝明为副军长。编为3个师：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下辖3个旅，旅长分别为黄维纲、佟泽光、张杰。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下辖两个旅，旅长为赵登禹、王治邦。暂编二师，师长刘汝明，下辖一个旅，旅长为李宝田。二十九军接到命令后，即派先头部队前往商洽接防，主力部队迅速集结到三屯营、澈河桥、滦阳城一线。
日军服部、铃木两旅团联合先遣队抵达喜峰口，趁万福麟部和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交接防务之际，向喜峰口守军万福麟部发起进攻。万部抵挡不住，退回喜峰口内，致使日军占领了喜峰口外前沿制高点孟子岭。傍晚，与松野尾先遣队一起占领北侧长城及喜峰口东之董家口等阵地，居高临下，控制了口门。
是夜，三十七师冯治安部旅长赵登禹奉令派王长海团以急行军前往增援。王长海组织大刀队500人，分两路黑夜潜入日军阵地，趁日军酣睡，用大刀砍杀，夺回阵地，双方均受重大伤亡。次日拂晓，日援军四起，大刀队始撤还。
日军服部旅团增援喜峰口，在炮火掩护下，由董家口、铁门关等处发起进攻，占第二关门及两侧高地。宋哲元令二十九军赵登禹旅、三十八师张自忠部、暂二师刘汝明部增援喜峰口。赵登禹负伤，伤、亡营长各一人。
同日，日军第八师团第十六旅团向古北口发起进攻，占将军楼口高地及炮石口长城线一角。中央军二十五师关麟征部赶到，部署第二道防线，协同东北军王以哲部一一二师御敌。
日军全线炮击喜峰口，我官兵拼死迎击，毙敌百余名。至下午3时半，西侧高地弃守。宋哲元手谕全军："无论如何要拼命保阵地"，"国家存亡，本军存亡，在此一战"。下午4时，赵登禹令二一七团团长刘景山率部反击，经两小时肉搏激战，将两侧高地夺回。是夜，赵登禹旅再次派队绕敌后，占领日炮兵阵地，卸毁日军大炮18门，烧毁辎重粮秣，砍毙日军官兵数百名，给骄横的日军以严重惩罚，在日本国内引起震惊。我军也付出很大代价。
同日，日军第八师团第十六旅团再次猛攻古北口。我军奋勇抵抗，伤亡甚大。关麟征亲率特务连赴前线指挥，中途遭日军狙击负伤，由七十三旅旅长杜聿明代师长。是役，一四九团团长王润波牺牲，官兵伤亡尤多。
日军再度进攻喜峰口，双方激战，伤亡均惨重。日军撤至半壁山。
日军因攻喜峰口未得逞，遂变更部署，沿半壁山向罗文峪正面进攻。被二十九军暂二师刘汝明击退。
同日，天津《大公报》为宋哲元部喜峰口抗战发表社评，称喜峰口抗敌"竟能使骄妄气盛之日军，受偌大打击，此诚足为中国军人吐气"。
同日，日军第三十三旅团占领界岭口。次日，被万福麟部反攻夺回。24日，日军第二次进攻，万部撤退，日军亦退至长城线。双方相持至4月中旬。
日军铃木旅团步骑炮混合部队三四千人再次向罗文峪、沙石峪等处进攻，并以飞机20余架助战。暂二师刘汝明部奋力抵抗，阵地反复得失10余次。晚，刘部从两翼夹击，营长王合春率部抄人敌后，重创日军，王合春牺牲。该营生还者仅70余人。18日，日军再次进攻不逞。19日，日军撤退至半壁山，25日，日军主力返回承德。
日军于本月上旬进攻冷口失败后，又令三十三旅团进攻冷口。猛攻南面我军阵地，遭三十二军商震部黄光华师奋勇抵抗。商震亲往前线督战。经连日战斗，日军未达目的。25日中止进攻，倾全力保口外萧家营子。
日军第三十三旅团第二次进攻界岭口，被万福麟部击退。
同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杨杰要求蒋介石调部队增援长城各口抗战，遭蒋拒绝。
日关东军司令武藤鉴于日军进攻长城各口受挫，决定将攻击目标转向滦东。
日军转攻滦东，占领沙河寨、石门寨。守军何柱国部退守海阳镇、亮甲山一带。4日，日军第十四混成旅团岩田支队纠合伪军靖安游击队共3000余人，在河田少将指挥下进犯海阳镇，占领海阳。东北军何柱国部奋起反攻，又夺回海阳镇。10日，日军大队飞机轰炸海阳，守军何柱国等部向西南后撤。海阳再次失守。
日军服部旅团再次进犯喜峰口，以猛烈炮火掩护步兵千余人向老婆山、孩儿岭我军阵地攻击，遭赵登禹旅阻击未逞。翌日，日复增兵续攻，双方均有较大伤亡。12日，日军混成第十四旅团进攻喜峰口，宋哲元部三十七、三十八师各一部腹背受敌。是日，何应钦令放弃喜峰口，撤往通州以东沿运河布防。13日，喜峰口失陷。
日军3万人猛攻冷口，三十二军商震部奋力御敌，因伤亡甚重，11日，放弃冷口，向滦河右岸撤退。同日，界岭口守军之五十三军杨正治部缪澄流师因冷口失陷，左侧暴露，也放弃了界岭口。
何应钦令滦东守军全部退往滦西，并令驻秦皇岛守军撤退。是日晚，日海军陆战队登陆占秦皇岛。17日，日军占昌黎。至5月9日，滦东各县悉被日军占领。
日军第八师团进犯古北口，占领古北口部分阵地，中国守军第二师黄杰部官兵与敌苦战经日，坚守南天门，形成双方对峙局面。
日军猛攻古北口南天门阵地，守军八十三师伤亡惨重，遂由第二师黄杰部接防。12日，日军再攻古北口南天门阵地，黄杰部伤亡甚大。同日，日军渡滦河西犯，突破何柱国、王以哲等部阵地。13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北平分会决定放弃南天门阵地，古北口失陷。长城抗战，遂告失败。
其后，日军迅速攻占密云、平谷、香河、三河等冀东20余县，形成对平津的包围，平津危急。
中国守军二十九军等部的长城抗战，使日军伤亡3000余人，击毙日少佐以上指挥官2人，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增强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二十九军等部广大官兵，在劣势装备下，激于爱国热忱，同仇敌忾，与强敌拼杀，总计伤亡5000余人，英勇壮烈，可歌可泣，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故宫文物运抵南京
1月21日，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文书古物120箱，由津浦路运南京。
北平民众在中南海成立保护古物协会，由周肇祥任主席，通电反对故宫古物南运。同日及上日，北平工联、北平各团体救国会亦通电反对。1月31日，北平故宫古物3000箱，预定本月启运南下，因北平人民群起反对、搬运工人罢工而未果。北平民众团体致函国民政府，要求速定救国大计，不必急于迁运古物。同日，鲁迅撰写《学生和玉佛》、《崇实》两文，揭露南京国民政府只要古董、不要人民的倒逆行径。
国民政府行政院和中央文物保管委员会，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坚持将故宫文物运出，称这是为了防止故宫文物落人日本人之手的保护性措施。
首批南迁故宫文物2118箱启运。2月12日，因事先未定妥存放地点，停搁于南京浦口。是日，国民党中政会决定将文物分置河南洛阳、开封，由行政院电令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妥觅地点。嗣因蒋介石不同意，遂决定将文物分存南京、上海。2月20日，首批故宫文物运抵南京。至5月，故宫文物自北平分5批运走，总共19560箱，托运费达43万元。
国民党军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
2月至3月，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军事"围剿"。
南京国民政府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指导下，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不抵抗主义，而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却倾全力进行军事"围剿"。
在国民党发动第四次"围剿"前，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了三次军事"围剿"。
12月，蒋介石亲赴南昌，召开"剿匪"会议，部署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为此，特在南昌设立总司令行营，以江西省主席鲁涤平兼行营主任，共调集约10万兵力，采用"分进合击，长驱直人"的战术，由北向南，分路挺’进。至12月30日，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取得了龙冈战役的胜利，歼敌近万人。蒋军主力第十八师被红军全歼，前线总指挥、师长张辉瓒被活捉。至1931年1月3日，蒋军5天内，连败两仗，第一次军事"围剿"即告失败。
2月，蒋介石复派军政部长何应钦，重组南昌行营，何应钦任行营主任兼总司令，准备向中央苏区和红军发动第二次军事"围剿"。此次"围剿"共调集20万兵力，采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针，于1931年4月初，开始大举进攻。结果，被红军歼灭3万多人，缴枪2万余支，第二次军事"围剿"，遂告失败。
从1931年7月开始，蒋介石自任"围剿"军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聘用英、日、德军事顾问，调集部队共30万人，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至9月15日，蒋军"伤亡极多，损失甚钜"。先后被歼灭17个团，损失3万余人。蒋介石不得不停止其第三次军事"围剿"。与此同时，国民党还对鄂豫皖、洪湖等根据地进行多次"围剿"，结果均遭到失败。蒋介石不仅未能消灭根据地和红军，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更加扩大，人口增多，红军的力量更加壮大。
2月至3月，国民党在结束了对鄂豫皖、湘鄂西的第四次"围剿"后，调集了30多个师的兵力，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分左、中、右三路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红一方面军发动第四次大规模"围剿"。中路军由蒋介石嫡系部队12个师16万人组成，担任主攻任务，陈诚为总指挥；左路军由驻闽的第十九路军等部6个师又1个旅组成，蔡廷锴为总指挥；右路军由驻赣南、粤北的广东部队6个师又1个旅组成，余汉谋为总指挥。左、右路军担任就地"剿办"，并策应中路军的行动。这时，红一方面军共有3个军团和4个军，约7万人。
1月底，中路军组成3个纵队，向江西南丰、广昌一线推进，企图在黎川地区与红军决战。2月4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电令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等率部先发制人，集中全力，迅速攻取国民党军重兵把守的南丰和南城，进而威逼和夺取中心城市抚州、南昌，并争取江西一省的首先胜利。提出"虽大损失，亦所不惜"。称对中央局的指令必须立即执行。周恩来、朱德从实际出发，鉴于要求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正确意见遭中共苏区中央局拒绝，又鉴于国民党军已经作了新的部署，要在抚河以东调动敌人已无可能，于是决定率主力红军西渡抚河，进攻南丰城。但同时又认为，强攻南丰如果不能奏效，就转攻宜黄、乐安，调动敌人于山地，在运动中加以歼灭。
红军包围南丰，黄昏后对敌军发起全线进攻。激战一夜，红军虽然攻占了南丰城的一些外围据点，但进展不大，未能突破敌人主阵地，自己却伤亡300余人。此时，又发觉敌主力驰援南丰，周恩来、朱德当机立断，把强攻南丰改为佯攻，留一部分兵力迷惑敌军，把主力秘密而迅速地转移到敌前进的右翼宜黄南部，待机歼敌。2月26日，国民党中路军第一纵队右翼第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分两路东进黄陂，同由宜黄南下的第十一师会合。2月27日，敌军进入红军伏击圈内，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出敌不意发起猛攻，经两天激战，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几乎全部被歼，俘敌师长李明、陈时骥，取得黄陂战斗的胜利。接着，国民党又调动兵力，调整部署，将中路军缩编为前后两个纵队，交叉掩护，由宜黄向广昌方向搜索前进，寻找红军主力决战。3月20日，敌后纵队第十一师进至草台岗、徐庄一线，与前纵队拉长相距百里。3月21日拂晓，红军突然向敌第十一师发起攻击，激战1天，歼敌近1个师。黄陂、草台岗两战两捷，共歼灭敌军近3个师，俘敌1万余人，缴枪1万余支，国民党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就基本上被打破了。
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是周恩来、朱德等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战争的成功经验，从实际出发，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共苏区中央局进攻南丰的命令的结果。在红军处于受敌夹击的不利态势时，他们适时定下决心，毅然采取退却的步骤，由被动转为主动，从而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并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以大兵团伏击歼敌的范例。此后，中央根据地与闽浙赣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军也迅速发展到8万人。
国民政府废两改元
银两是我国历来通行的货币单位。近代银元广泛流通，形成银两、银元并行流通的局面。1917年虽有倡废两改元之议，但未能实现。
3月8日，国民政府公布了《银本位币铸造条例及换算率计算法》。接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又呈拟上海通用银两折合银币之换算率，并规定自3月10日起施行。
中央、中国、交通等三银行，奉财政部命令合组上海银元银两兑换管理委员会，上海银行公会及上海钱业公会都奉令自10日起所有款项收入及订立契约、票据与一切交易，一律改用银元。同日，海关税收亦改收银元。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召开第351次会议，讨论通过废两改元案。
同日，国民政府训令行政、立法、监察院自6日起所有公私款项的收付及一切交易须一律改用银币，仍用银两者在法律上无效；凡本日以前原订以银两收付者，应以规元银七钱一分五厘折合银币一元为标准，概以银币收付，如发生争执，各司法机关应将以银两收付之请求驳斥。又规定出口银类征税2.5％，以示限制。
财政部通令：本日起废两改元，上海钱业同业公会、银行业同业公会分别召开联席会议，议定实行办法。
同日，财政部令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合组的银两银元管理委员会即日起撤销，停止兑换。每一枚新银元重26.6971克，成色0.880，即每一枚含纯银23.493448克。
同日，上海银行公会联合会准备委员会发出通告，规定：（1）本会银两及汇划银两票据交换，于4月6日起废止；（2）4月6日起，交换银行收入4月6日前开发的银两及汇划银两票据，按法定价格七一五分别折合银元及汇划银元。
废两改元的实行，虽然没有根绝通货的混乱状态，但它是中国货币现代化的第一步，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简化了货币流通的手续，为铸币的改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因当时的所谓"银两"，实际上仅是作为一种记账单位，市面上并非真有银两流通。自清中叶外国银元大量输人我国后，由于质量形式标准化，使用便利，因此流通日广。特别是自民国以来，已成为通用的本位货币。无论国家收支、私人交易，概以银元计算。个别部门（如海关）虽仍以银两记账，实际收人亦必折合为银元。加之银两成色不一，折算不易，流通非常不便。而且银两银元并存，形成一种实际上的复本位制，对经济发展不利。实行废两改元后，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这些弊病，并为其后的法币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
新疆"四一二"事件
7月，新疆省政府主席杨增新被其下属樊耀南刺死。随后民政厅厅长金树仁又杀死樊耀南，自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兼边防督办，夺取了新疆的统治权。金树仁任用亲信，培植私党，扩编军队，垄断贸易，对新疆各族人民实行更加沉重的盘剥和民族压迫。这不仅加剧了与新疆人民的矛盾，而且招致地方实力派的不满。在哈密、吐鲁番等地先后发生了回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武装暴动，金树仁派督办公署参谋长盛世才为前敌总指挥前往镇压。回族军阀马仲英率部进入新疆，乘机收编暴动残部，致使局势更为复杂。金树仁政府已失去控制全疆局势的能力。
4月12日，驻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的"归化军"，向省政府主席兼边防督办金树仁索取军饷未获，反遭训斥。迪化城防指挥官白毓秀、迪化县长陶明樾、督办公署参谋陈中、航空队长李笑天及白俄"归化军"团长安东诺夫等人密议倒金。是日午后2时，安东诺夫率"归化军"400余人，攻人迪化城内，进攻督办公署。金树仁闻变，越后墙逃出。督办公署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盛世才闻报，率部急返迪化。当晚，举事诸人邀集省教育厅长刘文龙、财政厅长朱瑞墀、迪化行政长官李溶、新疆党务特派员宫碧澄等20余人举行会议，成立临时维持委员会和临时军事委员会，推刘文龙为临时省府主席，原东北民众救国军第十五旅旅长郑润成为临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刘文龙提出：保全全省各族人民生命财产、保全金树仁全家生命财产、保护苏联领事馆三项信条，经全体委员赞成。此即第一次"新变"。
金树仁在市郊调兵向迪化反扑。盛世才率部抵迪化市郊，占据城北要地拥兵观望。陈中等人请出由苏联回国的东北民众救国军助战，并与白毓秀往请盛世才率部入城，白毓秀于中途遭金部杀害。金树仁见大势已去，逃往昌吉。
盛世才率部进人迪化城，陈中等随召开临时维持委员会及临时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撤销临时军事委员会，推盛世才任临时督办，陈中任督办公署参谋处长，陶明樾任省政府秘书长，李笑天任航空处长。同日，刘文龙、盛世才向省内各区通电就职。并宣布施政纲领八条：实行民族平等；保障信教自由；澄清吏治；改良司法；整理财政；实施农村救济；扩充教育；推行自治。
金树仁在塔城提取省府在塔城公款黄金1270两后，通电下野。
国民政府派黄慕松为新疆宣慰使。翌日，黄赴南昌向蒋介石请示处理"新变"方针。
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免去金树仁本兼各职，着即来京，另候任用。同时发布命令，告诫新省民众："各安所业，静候办理，毋得聚众越轨。"同日，黄慕松由赣返京，作赴新准备。
黄慕松率宣慰团抵迪化，听取刘文龙关于事变经过的报告后，电嘱盛、马两军各驻原地待命，并接见马仲英代表杨波清，表示对马倚重。
临时督办盛世才在新疆督办公署以邀宴为名，即席将省政府秘书长陶明樾、督办公署参谋处长陈中、航空处处长李笑天枪杀，并宣布三人罪状为在大局未定之时，"破坏团结，诱引省军谋叛"。盛还表示，不愿恋此高位，将率部前往塔城。临时省府主席刘文龙在惊慌中亦当场表示辞职。其余诸人在震慑下除表示对盛、刘慰留外，亦前往黄慕松处，要求黄速电南京维持督办制，对盛、刘早日铲除。因在此期间，陶、陈、李与黄接触较多，陈又向黄力陈废除督办制。盛疑陶、陈、李有夺位之谋，遂发动此次事变。是谓二次"新变"。
刘文龙、盛世才联名电国民政府行政院，以平定马仲英殊功自诩，声称枪杀陈中等人，系因陈等"勾结谋叛，证据确凿"。要求中央派"关心边局"的陈立夫、彭昭贤、刘光、张凤九4人即日来新，调查真相。刘文龙另电新疆驻京代表张凤九，嘱张与中央各方接洽，早日发布盛世才为新疆边防督办的任命。
蒋介石、汪精卫联名电刘文龙、盛世才。电谓："两兄当金树仁弃职出走之后，马仲英违令进攻之时，一则维持秩序巩固后方；一则督励将士奋勇前敌，保靖之功，中央良深嘉慰。"要求刘、盛"万不可自生携贰，致隳前功"，应"仰体中央意旨，共济时艰"。
刘、盛复电表示"仰赖中央。万无携贰之理"。
黄慕松由迪化飞返南京。25日，赴江西庐山向蒋介石报告新疆二次事变情况。
国民政府任命刘文龙为新疆省政府委员兼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为新疆省政府委员兼新疆边防督办。从而开始了盛世才对新疆的统治。
盛世才又发表"九项任务"，即"彻底消灭贪污；发展经济，提高文化；防止战争，保卫和平；动员全疆人民努力春耕；便利交通；保障新疆永久为中国领土；反帝反法西斯，保障中苏永久友好；建设新中国；保障王公阿訇喇嘛的地位和权利"。他以此骗取各族人民的信任和各方面进步力量的支持，以加强他的政治地位，巩固其统治。
国民政府公开审判陈独秀、彭述之
4月14日起，国民政府江苏省高等法院假江宁地方法院，连续3次公开审判陈独秀、彭述之等10人的案件。
陈独秀，安徽怀宁人。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曾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积极倡导新文化运动。1920年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中共"一大"当选为中央局书记。在1927年八七会议前，一直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因犯严重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八七会议上被撤销总书记职务。因继续坚持错误，成为取消主义者，并组织秘密小集团，1929年11月被开除党籍。1931年5月被中国的托派组织推选为总书记。1942年5月27日病故于四川江津。
彭述之，湖南宝庆（今邵阳）人。1921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苏联学习。1924年回国后，在上海大学任教，并任《新青年》、《向导》编辑。曾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中共第四、五届中央委员。1929年和陈独秀等人组成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出版《无产者》月刊。同年11月15日，被开除出党。1949年后流亡国外，1983年11月在美国逝世。
10月15日，由于谢少珊（托派中央组织秘书，后改名谢力功）、费侠告密，陈独秀、彭述之等人被捕，致使托派中央被一网打尽。12月31日，江苏省高等法院检察官提出起诉书，称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组织以危害民国为目的之团体或集会，均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6条，……合依《刑诉法》第253条第1项提起公诉"。
陈独秀被提交法院审理消息传出后，蔡元培、胡适等都纷纷向他推荐辩护律师。陈的"五四"以前的挚友章士钊还自告奋勇义务担任他的律师。陈接受了章士钊，别人都谢绝了。
开庭审讯，检察官为朱傍，辩护律师章士钊。检察官起诉以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执行常务委员首席，是一党之主脑"为由，说对"其个人行动及发表之反动文件应负责任……即以中共反对派名义刊行之反动传单、宣言书及其指挥之行动，亦应由其完全负责"。然后列举了托派中央1932年2月10日的《政治决议案》等文件，及陈独秀以个人名义发表的《中国将往何处去？》等文章，指控陈独秀、彭述之等"组织以危害民国为目的之团体或集会，又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触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在审判席上，陈独秀指出，1927年因意见不合被中共开除，组织托洛茨基派，主编《火花》与《校内生活》。"照中国现状，组织红军还不可能。革命政党要夺权，当然要暴动……说我反对国民党，我承认；说我危害民国，我不承认。"陈还说，他"与皖湘闽赣等省共党不能合作，是因政策不同"。陈还申述了主张"打倒国民党政府"的三点理由：（1）刺刀政治，不合民主政治原则；（2）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人民则困苦无饭吃；（3）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不抵抗。陈独秀宣称：托派最终目的是："世界革命，在中国需要解放民众，提高劳动者生活。关于夺取政权，乃当然的目的。"月15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二次审判陈独秀、彭述之等。陈独秀承认托派最终目的是"推翻国民党，无产阶级专政"。
江苏高等法院第三次开庭审判陈独秀、彭述之。检察官朱傍指控陈独秀与中共一样，"主张打倒国民政府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都是危害民国"。章士钊律师出庭为陈独秀辩护。章士钊认为，陈独秀主张以"法定之选民投票"取得政权，"何得为罪？""国家与主持国家之机关（政府）或人物既截然不同范畴，因而攻击机关或人物之言论，遂断为危害民国于逻辑无取，即于法律不当。"章士钊还指出：陈独秀鼓吹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不但不冲突，"而且是一个好朋友"。陈当初曾与国民党"合作"，在国民党中担任职务（广东国民政府教育厅长）；在《汪陈宣言》中苦口劝阻"主张打倒国民党的人"；陈独秀与中共分裂组织托派以反共等等，"有功于国民党"。章为陈曲为巧辩。最后得出结论：陈独秀所谓叛国、危害民国"湛然无据"，法庭应"谕知无罪"，"省释无辜"。
陈独秀在章士钊辩护后，拍案而起，发表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据。"接着，他发表《陈独秀自撰辩诉状》。宣称：半殖民地的中国，"外困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内困于军阀官僚"。"对外排除帝国主义之宰制，对内扫荡军阀官僚之压迫。然后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统一、发展经济、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陈独秀说，这就是他"五四"以后"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原因"。他申明："共产党之终极目的，自然是实现无剥削、无阶级、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会。"并宣称为实现这一终极目的，"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任务"是："反抗帝国主义以完成中国独立"，"反抗军阀官僚以实现国家统一"，"改善工农生活"，"实现彻底民主的国民立宪会议"。并表示他过去、现在及将来，"所思所行，亦此物此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息尚存，挺身奋斗"。接着，陈独秀从法理和历史事实上，阐述了何为"国"，何为"民国"；论证了何为"危害民国"，何为"叛国"。他表示对所控"危害民国"及"叛国"之罪，"绝对不能承认"。陈独秀指出："国者何？土地人民主权之总合也"；卖国于外敌，毁坏民权之内政，才是"叛国"、"危害民国"的实质。他抨击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占国土，始终节节退让"；对内"以党部代替议会，以训政代理民权，以特别法（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及《出版法》）代替刑法，以军法逮捕审判枪杀普通人民，以刺刀削去了人民的自由权利，……试问谁为‘危害民国’？"这才是真正的"叛国"，真正的"危害民国"。陈独秀慷慨激昂，义正辞严，语惊四座，把自己变成了原告。他对国民党政府的揭发和控诉，证明"危害民国"和"叛国"罪的不是陈独秀，而正是国民党政府自己。为此，他要求法院"即应毫不犹疑的宣告予之无罪，并判令政府赔偿予在拘押期间经济上的健康上的损失！"月26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庭，法庭以"共同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等罪名，判决陈独秀、彭述之，各处有期徒刑13年，褫夺公权15年。法庭宣判后，陈独秀起立大声抗议："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同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社评：《今日中国之国家与政府——答陈独秀与章士钊》，宣称："反对并颠覆国民党者，即为反对并颠覆国家，即为危害民国，亦即为叛国。"月15日，陈独秀写成《上诉状》，驳斥国民党"政府即国家"之谬论，批驳法院的判罪是"莫须有"，"于理于法两具无当"。6月16日，律师蒋豪士将上诉书带到上海，与章士钊研究后，即递交国民政府最高法院。
江苏高等法院将检察官的《上诉答辩书》送陈独秀和彭述之，说《上诉状》"牵引他国之政制，图卸罪责，其理由自不成立"，"殊难认为有理由"。同日，陈独秀立即提出《再答辩书》，再次驳斥所谓"危害民国与叛国"罪。
国民政府最高法院终审判决陈独秀、彭述之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各处有期徒刑8年，驳回上诉。
陈独秀被判刑后，即被押解到南京第一模范监狱（又称"老虎桥模范监狱"）执行。1937年七七事变后，鉴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共产党要求国民党政府释放政治犯。8月21日，国民政府将原处陈独秀有期徒刑8年，减为执行有期徒刑3年。8月23日，陈独秀无条件出狱，彭述之亦获释。
中国国家社会党成立
中国国家社会党，简称国社党。主要代表人物为张君劢、张东荪。早在1921年他们就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到20年代末期，开始鼓吹国家社会主义。他们既反对共产党，又对国民党的腐败表示不满，企图以所谓国家社会主义为中国指出一条出路，并且积极筹备组织政党。1931年10月，张君劢、张东荪联络罗隆基等人在北平发起组织"再生社"，寓再造中华民国之意。在北平设总部，发行《再生》周刊。在天津设特别区委，在上海、武汉设立分部，从事宣传活动。《再生》创刊号上发表长篇政论《我们所要说的话》，正式提出了他们的政纲和具体方案。其中心思想是以所谓民族立场、民族观念，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阶级斗争观念。认为"民族观念是人类中最强的。阶级观念决不能与之相抗。无论是已往的历史，抑是目前的事实，凡民族利害一达到高度无不立刻冲破了阶级的界限"。"所以民族观念是深中于人心而较阶级为强。""马克思想以阶级作大的横断而有以打破民族国家的纵断，实是一种迷梦。……只有民族的纵断而能冲破阶级的横断，却未有阶级的横断而能推翻民族的结合。""中国前途的一线出路亦就在于这个有民族自觉心的民族。"他们的政纲可用三句话来概括，即："绝对的爱国主义"，"渐进的社会主义"，"修正的民主政治"。前两句是理论基础，后一句是其政治主张。以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
"再生社"作出建立国家社会党的决定。1933年4月，张君劢召集"再生社"成员在天津秘密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国家社会党政纲》和《国家社会党宣言》，宣告中国国家社会党正式成立。会议选举张君劢、张东荪、罗隆基、陆鼎揆、诸青来等11人为中央总务委员，张君劢为总务委员兼总秘书，总揽党务。大会通过的政治纲领表明了国社党的政治主张，即在政治方面，主张国家民族本位，反对阶级斗争，建立民主政治，提出"以民主政治为根本原则，以国情充量实行之"；在经济方面，主张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保留私有制，反对共产主义；文化教育方面，发扬民族文化，普及国民教育。国社党的组织分为中央、支部和分部3级。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休会期间由中央总务委员会设总秘书1人行使职权。总务委员会下分设文书、组织、宣传、财政4处。国社党群众基础薄弱，成员多属上层知识分子及政治人物。
国社党在北平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成员近千人。选举出中央总务委员会常委5人，张君劢仍任总秘书。并在苏、浙、皖、粤、桂、川和香港等地建立了支部和分部。
国社党成立后，极力鼓吹国家社会主义，并进行反共宣传活动。例如，1934年7月1日《再生》2卷10期发表的《反共战线》一文，诬蔑共产主义是一种策略，是骗局，叫嚣要用"治本"的办法，即树立一个"能够同共产主义比高低的独立思想体系或主义"来反对共产党，还号召一切反共势力联合起来，帮助"剿共军事"，"使共产党拿不到政权"。1936年11月23日张君劢跑到瑞金，发表《瑞金是精神上防共的第一线》的反共演说，攻击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学说。
七七事变后，张君劢先后参加了蒋介石的庐山谈话会、国防会议。1938年4月13日张君劢代表国社党致函蒋介石、汪精卫，表示拥护国民政府，"遇事商承，以期抗战中言行之一致"。愿追随蒋、汪之后，"勉竭愚诚，冀赞盛业"。国社党取得了合法地位。同年7月，国民党聘请国社党的张君劢、罗隆基、胡石青、徐傅霖、陆鼎揆、梁实秋等人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2月10日，张君劢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诬蔑共产党"自有党军，自有特区，自标马克思主义"，陕甘宁边区无异于"封建割据"，造成国内党派合作的障碍，是现代国家所不能容许的。他要求共产党将"八路军之训练任命与指挥"之权，完全交给蒋介石，"取消特区之制"，"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其目的就是要共产党交出军队、政权，放弃马克思主义。张君劢的公开信，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批驳。同时，国社党内部罗隆基等人也不同意张的观点，张因此受到孤立。在1939年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社党也受到冷遇和打击。因此，政治态度有所变化。
国社党加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团体会员。1946年8月，国社党在上海与伍宪子等人领导的民主宪政党合并，改称民主社会党，简称民社党。同年11月，因该党领导人参加国民党召开的伪国民大会，被中国民主同盟开除。从此，完全成为依附于国民党的政治组织。1949年随国民党去台湾。
冯玉祥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3月，日军占领热河，5月长城抗战失利，南京政府对日采取妥协政策，日军越过长城，分兵进犯察东和冀东，华北形势危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民族义愤，在部分国民党将领中也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身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委委员的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联合方振武、吉鸿昌等于5月组建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上海抗战失败后，冯玉祥怀着愤懑的心情于1932年3月退居山东泰山，但他始终不忘抗日救国，并认为必须有实力和地盘才能实现抗日主张。这时，因主张抗日、反对内战而被迫出洋的吉鸿昌从国外归来，亲往泰山拜晤冯玉祥，共商抗日大计。10月9日，冯玉祥移居张家口（察哈尔省会）抗日前线，当地驻军多为冯的旧部。11月，中共代表萧明会晤冯玉祥，具体商谈合作抗日问题。冯要求中共派人帮助组织新的抗日军队和政府。之后，中共即派出一批干部到张家口同冯筹建抗日武装。
初，中共北方党组织首先将由原汾阳军官学校改编成的二十九军教导团调到张家口扩编为师，作为基干；经吉潘昌联络，方振武由沪赴山西介休集合旧部，扩编为3个师。3月1日在绵山誓师，打出"抗日救国军"的旗帜，通电抗日。于5月抵达察省，成为抗日武装的主力之一。这时，冯玉祥旧部高树勋、孙良诚、张凌云等先后到达张家口，并扩充军队。
日伪军攻占沽源，察省形势日益险峻。
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在省会张家口召开察哈尔民众御侮救亡大会，决议正式组成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佟麟阁暂代察哈尔省主席，吉鸿昌为察省警备司令。冯玉祥在通电中指责国民党当局"以不抵抗而弃三省，以假抵抗而失热河。迩者，长城全线不守，敌军迫攻平津，公言将取张垣，不但冀察垂危，黄河以北，悉将不保。当局不作整军反攻之图，转为妥协苟安之计"。通电中冯玉祥称：将"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求争取中国之独立自由"。并派员赴广州、济南、天津等地向有关方面说明抗日决心。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发布免除苛捐杂税、释放政治犯、党费不得由公帑开支等三道命令。
同日，抗日救国军方振武部第一军军长张人杰、原马占山旧部军长邓文分别通电响应冯玉祥组建民众抗日同盟军，表示愿率所部，誓死追随。28日，吉鸿昌、佟麟阁、高树勋等14名将领自张家口联电冯玉祥响应抗日，以"保我河山，复我失地"；抗日救国军总指挥方振武、新编六十三军军长冯占海等也通电响应加入察哈尔抗日同盟军。29日，原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将领李忠义、第四军团总指挥刘震东等通电拥护冯玉祥组织抗日同盟军。
冯玉祥举兵抗日，得到全国人民和各界爱国人士、团体的拥护和支持。参加同盟军的武装力量和人员十分广泛。除以冯、方、吉等的旧部作为基本队伍外，还有察省的地方武装、原防守长城各口的爱国军队、原西北军旧部和从东北各地撤退到察省的义勇军等。北平、天津、太原等地学生也成批地到张家口参加同盟军。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也参加了同盟军。同盟军由几千人迅速扩大到10万多人。
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萧佛成、邓泽民、李宗仁、邹鲁等致电冯玉祥，支持同盟军抗日杀敌，表示西南当力图为后盾。
15日至20日，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到会军民代表61人，进一步确定了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性质、纲领和任务。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众抗日同盟军纲领决议案》、《关于民众抗日同盟军军事问题决议案》和《关于民众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决议案》等文件。纲领决议案共13条，主要有：（1）同盟军为革命军民之联合战线，以外抗暴日，内除国贼为宗旨；（2）同盟军否认一切卖国协定，并反对任何方式之妥协；（3）同盟军誓以武力收复失地；（4）同盟军主张对日断绝国交；（5）同盟军主张联合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势力共同奋斗，以完成中国之独立与自由；（6）同盟军为完成抗日任务计，必须肃清汉奸国贼；（7）实现抗日救国的民众政权；（8）取消苛捐杂税，改善工农、贫民、士兵生活；（9）释放因反抗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而被拘禁之政治犯；（10）保障抗日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武装之自由；等等。大会选出军事委员，组成军事委员会。由军事委员会互推冯玉祥、方振武、佟麟阁、宣侠父等11人为常委。并制定了抗日的具体方案。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组织与活动，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与积极合作。
冯玉祥任命第二军军长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邓文为左副指挥，李忠义为右副指挥。兵分三路向北迎击日伪军。接着，又任命抗日救国军总指挥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方振武、吉鸿昌、孙良诚、佟麟阁等26名将领联名通电：表示"为民族生存而战争，应民众要求而奋起，敢对国人一掬肺腑，凡与吾人同一战线者，皆为吾友；凡与敌人同一战线者皆为吾仇"。宣布"重整义师，克日北指，克复察省失地，再图还我河山。……四省不复，此心不渝"。
下旬至7月初，抗日同盟军先后克复康保、宝昌和沽源。7月4日，吉鸿昌亲率同盟军分三路进攻多伦。多伦为日伪军察东重要据点，筑有坚固工事，驻守3000多名日军及伪军李守信部，并有飞机助战。抗日同盟军于7日发起进攻，激战5昼夜，于12日收复多伦，击毙日伪军千余人，俘虏数百人。抗日同盟军乘胜追击，将日伪军全部逐出察哈尔省境。
克复多伦为"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首次收复失地之举。冯玉祥又表示：愿"自率十万饥疲之士，进而为规复四省之谋，一息尚存，此志不懈"。
抗日同盟军在察省胜利的消息，震惊中外，全国人民极为振奋，纷纷捐款捐物，支援同盟军。各省当局和各民众团体共捐款近40万元，并强烈要求国民政府授冯以重任，供给粮弹，兴师收复东北四省。
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致电冯玉祥、吉鸿昌，电称："政府之所不敢为者，而公等为之。政府之所不能克者，而公等克之。尽筹硕划，岂惟大快人心，直使今后之欲为石敬瑭、秦桧者，将有所畏慑，而不敢径行其私。"16日、17日，李烈钧、程潜、蒋光鼐、蔡廷锴、李宗仁、李济深、陈铭枢等先后电贺冯玉祥克复多伦。电文称："捷音传来，遐尔欣慰。激已死之人心，伸大义于天下。"表示要"从种种方面设法策应"。海外13个华侨团体亦发出通电，吁请旅居国外的爱国华侨，给同盟军以军饷支援。
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冯亲任委员长，下设秘书、政治、军事、经济等局。决心"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
蒋介石、汪精卫对冯玉祥抗日同盟军的行动大为恐慌，遂以各种手段进行破坏。威胁利诱，造谣诬蔑，诬冯"联俄"、"联日"，"勾结汉奸"、"划地自雄"。对此，冯多次通电予以驳斥。蒋介石、何应钦还委任庞炳勋为"察哈尔剿匪司令"，向抗日同盟军进攻。
蒋介石、汪精卫向冯玉祥发出四项最后通牒："（1）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致使察省脱离中央，妨害统一政令，寝假成第二傀儡政府；（2）勿妨害中央边防计划，致外强中干，沦察省为热河之续；（3）勿滥收散军土匪，重劳民力负担，且为地方秩序之患；（4）勿引用‘共匪’头目，煽扬赤焰，贻华北以无穷之祸。"同时，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军16个师计15万人云集察省，压迫冯放弃抗日。
冯玉祥通电全国，反驳蒋、汪其所谓"抗命"、"割据"、"赤化"等种种污蔑。冯玉祥声言："胜虽不足言功，但胜亦何至获罪"，"此真千古奇闻"。表示冯曾"屡次宣言，一则抗日到底，一则枪口决不对内。如中央严禁抗日，抗日即无异于反抗政府，则不但军事可以收束，即科我应得之罪，亦所甘心"。该电至平，竞被当局扣发。
抗日同盟军在日伪军和蒋军包围夹击之下，弹尽粮绝，伤兵无法医治，内部一些将领开始动摇。
何应钦对察事提出三项办法：（1）冯即日取消同盟军总司令名义；（2）将张垣、宣化让出，移驻张北、宝昌、康保，以便宋哲元回察；（3）过渡期察省军政事宜由佟麟阁暂时维持。
冯玉祥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8月3日、4日两次召开同盟军军政会议，决定取消同盟军名义，离察出走。
冯玉祥通电宣布即日起"忍痛收束军事"，要求政府令宋哲元回察接收一切；并表示"抗日雪耻之念，愈挫愈坚，一息尚存，此志不渝"。6日，冯通电全国宣布自本日起将察省一切军政交宋哲元负责办理。同日，宋部卫队200余人进驻宣化，抗日同盟开赴张北。
冯玉祥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宋哲元派秦德纯等接收张家口。同日，冯治安部由宣化开赴张家口。
"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察东失地阵亡将士纪念塔"及"全国军民抗日死难烈士祠"在张家口行落成典礼，冯玉祥等往祭。
冯玉祥离张家口，下午抵北平。汪精卫代表傅汝霖等到车站迎候。傅遵国民政府旨意，促冯去南京就职，遭冯拒绝。次日，冯抵济南，全市悬旗欢迎。17日，冯由济南到泰山"休养"。
吉鸿昌、方振武等，坚持抗日，反对收编，并将所部抗日同盟军改为"抗日讨贼军"。同日，方振武在张北通电出任代理总司令职，奋战于热河、长城一带。
何应钦勾结日关东军和伪军，夹击"抗日讨贼军"。方、吉率部与国民党军、日伪军转战两月，历尽艰辛，终因寡不抵众，弹尽粮绝，伤亡惨重，于10月中旬失败。方、吉二人在被押解北平途中，机智脱险。所部6000余人被缴械。方振武辗转经香港流亡国外。吉鸿昌避居天津租借，继续从事抗日反蒋活动。后于1934年11月9日，在天津被捕。24日，在北平英勇就义。时年39岁。
中日签订《塘沽协定》
国民政府在长城抗战失败的情况下，5月4日，明令设立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令派黄郛、黄绍竑、李石曾、张继、韩复榘、于学忠、徐永昌、宋哲元、王揖唐、王克敏等23人为委员，指定黄郛为委员长。17日，黄郛在赴平途中抵达天津时，接见记者诡称："外传本人到平后，有与日本妥协说，殊属不确。……本人当本中央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旨，应付华北危局。"下午抵平。
日参谋本部向关东军下达"华北停战指导要领"，指定关东军为签订停战协定当事人，由公使馆武官永津比佐重在关东军指挥下，担任接洽停战任务，以密云、平谷、蓟县为日军追击范围，中国军队撤退到顺义、宝坻、芦台以西。19日，日军攻占密云，进至牛栏山。20日，日军占领三河、平谷，日机11架次飞临北平上空示威。
21日午夜，汪精卫电北平当局："我军应付方案，政府实难遥制。"授权何应钦、黄郛、黄绍骇"便宜处置"。
22日晚12时，黄郛偕李择一与日方中山、永津等举行会谈。永津根据关东军司令官武藤电令：擅自增加"今后不准有一切之挑战行为"及阵前求和等内容，提出四项停战条件：（1）中国军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以西，今后不准有一切之挑战行为；（2）日本军亦不越上述之线进击；（3）何应钦派正式任命之停战全权员赴密云对日高级指挥官表示停战之意志；（4）以上正式约定后，关东军司令官指定之日本代表与中国方面的军事全权代表，定某日某时于北宁线某地，达成停战成文协定。黄郛一一接受，翌晨2时谈判结束。4时30分，黄郛至军分会与何应钦、黄绍竑、张群、熊斌等商议后由何答复中山，表示对四项条件完全接受。
国民政府召开国防会议，对应付平津危局的原则决定：（甲）如日攻平津，惟有尽力应战，不可轻易放弃；（乙）如暂时休战希望尚未完全断绝，仍希继续进行，即在交战中，此种接洽仍不妨并用。汪精卫将上述内容电告何应钦、黄郛。
国民政府再次召开国防会议，决议要点为："与对方商洽停战，以不用文字规定为原则，如万不得已，只可作为军事协定，不涉政治，其条件需经中央核准。"汪精卫将此内容电告何应钦、黄郛，并说明："此为中央自负责任。"同日，何、黄在北平召开军政重要人员会议，决定派北平军分会高级参谋徐祖诒（燕谋）为军使，到密云日本关东军第八师团司令部阵前求和。
军使徐祖诒前往密云日军第八师团司令部阵前求和。徐与永津签订"觉书"，接受日方22日永津提出的四项停战条件。同日，北平军分会依"觉书"规定，电令前方各部撤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以南以西之线；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令各军停止战斗行动。
蒋介石、汪精卫、孙科、罗文干、马超俊、曾仲鸣、王世杰、陈绍宽等人在庐山举行会议，商讨对日停战问题。并将会议商议结果电告何应钦、黄郛，称："成文协定，至关重要，能避免最好，若不能避免，则参照国防会议决议：（1）限于军事，不涉政治；（2）不可有放弃长城以北领土之类似文句；（3）先经中央核准，……觉书签订后，我方不挑战，对方自不进攻，则时间稍宽，从长讨论，宁迟勿错。"同日，何应钦报告蒋介石、汪精卫决定出席停战会议中国代表团名单：最高代表熊斌，随员钱宗泽、雷寿荣、徐燕谋、张熙光，顾问李择一。
下午4时，中方代表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与日方代表关东军参谋副长冈村宁次，在塘沽大阪商船公司日本陆军运输部派出所举行预备会议。双方交换全权证书，约定次日上午9时举行正式会谈。
中日签订《塘沽协定》。上午9时，在塘沽日本陆军运。翰部派出所举行正式会议。日方冈村宁次首先提出停战协定草案，并说明这是关东军的最后修正案，一字不容更改。日方要求中方代表在上午11时前对草案只有"诺"与"否"的答复。日方对中方代表熊斌书面提出的《中国军代表停战协定意见书》弃而不顾。最后熊斌于11时10分被迫在一字不容修改的日方提案上正式签署《塘沽协定》。内容为：（1）中国军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不再前进，又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举动；（2）日本军为确悉第一项实行之情形，可用飞机或其他方法视察，中国方面应行保护，并予以便利；（3）日本军确认中同军已撤至第一项协定之线时，不超越该线续行追击，且自动概归还至长城之线；（4）长城线以南，第一项协定之线以北及以东地域内之治安维持，由中国警察机关任之。右述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的武力团体；（5）本协定签字后即发生效力。
《塘沽协定》的签订，使长城各口脱离了中国，平津以北的冀东成为"非武装地带"，中国军队不得在这一地区驻扎，从而日本获得长城以南的支配地位，整个华北门户洞开，形势日益严重，中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
中央苏区开展查田运动
在建设根据地的过程中，从1933年6月开始，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中央苏区在分配土地后，广泛开展了查田运动。
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过程，大致分为：没收分配土地；检查土地分配情况；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发展生产三个阶段。在中央苏区大致有三种区域：新发展区域；斗争比较落后区域；土地斗争深入区域。在斗争比较落后的区域，土地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农民革命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封建势力没有完全打倒；一部分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混进了地方政权机关、地方武装和群众团体；在阶级斗争激烈时，他们成立反动组织，破坏革命，阴谋同蒋介石的反革命"围剿"里应外合，实行反攻倒算。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分清阶级阵线，清查出漏划的地主、富农，深人解决土地问题，彻底打倒封建势力，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的觉悟和革命积极性，巩固革命政权，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开展了普遍深入的查田运动。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只有深入查田运动，才能彻底地消灭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广大农民迅速地走入经济建设的战线上来。
3月，苏维埃中央政府派干部在瑞金叶坪进行查田试点，以取得经验。在此基础上，把查田运动全面开展起来。
6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6月2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了《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6月中旬，在瑞金召开了瑞金、会昌、博生、雩都（于都）、胜利、石城、宁化、长汀等8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会议和贫农团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查田运动的报告和结论。对开展查田运动的目的、意义、政策和步骤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和全面部署。明确指出，查田运动是查阶级，不是按亩查田，查阶级是查地主、富农阶级，查剥削者，查他们隐蔽在农民中间而实在不是农民的少数人，决不是查中农、贫农、工人阶级。查田运动的阶级路线是："以工人为领导，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去削弱富农，消灭地主。"强调指出：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中最中心的策略，中农的向背，关系到土地革命的成败，侵犯中农的利益是绝对不许可的。还指出，富农与地主有分别，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所以对地主取消灭的政策，对富农则取削弱的政策。消灭富农的倾向是错误的，同时不应该把富农成分当做地主待遇。查田运动的步骤是：（1）讲阶级（做宣传）；（2）查阶级；（3）通过阶级；（4）没收分配。运动中必须动员广大群众，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会后，查田运动迅速形成一个广大的群众运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查出了一批隐瞒成分的地主、富农，纠正了一批错划的阶级成分，纯洁了阶级队伍。
在查田运动中，也发生了侵犯中农利益、消灭富农、按家遍查等"左"的错误倾向。为了纠正错误，1933年8月，毛泽东写了《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肯定了运动的成绩，批评了"左"的错误，也批评了有些地方向地主、富农投降的右倾错误。9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开展查田运动的布告》，要求各级政府及查田委员会抓紧查田工作的领导，纠正和防止"左"的错误。10月1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作出《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这个文件，用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农村各阶级进行了具体的划分，明确规定了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雇农在内）各阶级的标准。《决定》对20个问题，主要是如何划分地主与富农、富农与富裕中农以及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等作了明确的具体的规定。《决定》指出：一家有无主要劳动，"是区别富农与地主的主要标准"；"富裕中农与富农不同的地方，在于富裕中农一年剥削收入的分量，不超过其一家中一年总收人的15％，富农则超过15％"。《决定》还规定从事非剥削别人的工作的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应受到苏维埃法律的保护"。这两个文件是关于土地革命斗争的指导性文件。为此，临时中央政府还发出《命令》，要求各级政府按照这两个文件的精神对农村阶级成分进行复查，指出："凡在1933年10月10日以前各地处置之阶级成分有不合本决定者，应即依据本决定予以变更。"当《决定》在各地开始贯彻并取得一定成效时，1934年3月15日，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却又根据同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有关决议的精神，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的训令》。这个《训令》认为，纠正过"左"的错误，是阻碍开展查田运动并给地主富农以反攻的机会，因而是错误的。并提出"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的主要危险"，致使查田动出现了反复，给土地革命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由于临时中央力图在运动中全面贯彻它的"左"倾土地政策，使运动发生很大的偏差，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
中美棉麦借款
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在美国纽约与美国财政善后银公司签订《棉麦借款合同》。《棉麦借款合同》的主要内容是：（1）美国财政善后银公司贷款于中国政府，总额为5000万美元；棉花借款4／5，麦及面粉借款1／5，麦款中至少应有40％用于购买美国面粉。（2）年利5厘。（3）5年内还清本息。其中棉花还本，货到中国时还10％，3个月后还15％，第二年下半年还10％，第三年还15％，第四年还20％，第五年还30％；麦及面粉还本，第四年还25％，第五年还75％。（4）中国以卷烟、麦粉、棉纱、火柴等统税作担保。（5）棉麦的海运业务，均应有半数以上由美国有关公司承办。
消息公布以后，‘受到各方面的反对。舆论普遍认为，是美国借此推销其剩余农产品，以打击中国农业。国民政府则用此款打内战。6月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中美棉麦借款案，认为原则可行，交立法院审议。同日，胡汉民从广州电立法院长孙科，指出："国府发行国内公债已12万万……今既云收支适合，则何须秘密借款至2万万之巨。"表示"以党员立场，不能不严重反对"。8日，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电美国善后银公司及美国国务卿，反对棉麦借款。14日，立法院财政、经济两委员会审查通过棉麦借款案。
棉麦借款案提交立法院全体委员会，经长时间讨论，始附条件通过。其条件是：（1）设管理委员会，负保管、支配、监督之责，由五院院长任政府代表，再由农、工、商各界推代表6人组成；（2）借款用途限于发展工业，复兴农村经济，兴办水利，发展重要交通，不得移充任何对内用兵或其他消费之用。
孙科复电胡汉民，声称：此项借款，绝不消耗于内战。
上海棉花业同业公会具呈国民政府行政院，以棉麦借款使外棉源源输入、纱厂势难支持为由，要求政府收回成命。
下旬，日本指责美国名义上向中国提供商业信贷，实际上是对华借款，通过援助中国来反对日本，因此下令在中国的棉织厂抵制购买美棉。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扩大全国经济委员会职掌范围，直隶于国民政府，采常委制，以汪精卫、孙科、宋子文为常委。棉麦借款交全国经济委员会支配，另组监督与保管机关。25日，宋子文在上海对记者称：首批美棉即可到沪，将委托中央银行出售。日商采购亦不能禁止。
1月23日，根据借款合同，全部美棉4000万美元应支用完毕。"惟国内销路呆滞，未能尽量购销。"2月，国民政府驻美公使施肇基与美国政府商妥，将债额4000万美元减至1000万美元。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剿匪‘治本经费，准在美棉麦借款内动支。"因此，到1935年12月30日，国民政府经营美棉麦实际收入总额33622624余元，支付南昌行营充作"剿匪"治本治标费380万元。
杨杏佛被害事件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兼总干事杨杏佛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事件。
杨杏佛，江西清江人，民主人士。名铨，字杏佛，以字行。早年就学于上海中国公学，加入同盟会并参加辛亥革命。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1915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东南大学工学院院长。1925年任孙中山秘书并随孙北上。孙中山逝世后任治丧筹备处总干事。1927年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仍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8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成立，杨任副院长兼总干事（院长为蔡元培）。1931年曾撰文向国际国内报道红军的情况。1932年初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战时，创建技术合作委员会，对军队后方技术工作进行援助，同时开办后方伤兵医院，从事伤员救护工作。同年12月17日，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林语堂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执委兼总干事，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争取民主权利。其问奔走于民主斗争前线，积极设法营救被国民政府关押的政治犯。
蒋介石对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视为心腹之患，必欲除之而后快，因慑于宋庆龄的崇高威望，不敢遽然下手。乃决定杀掉一个"适当"的人对宋进行恐怖威吓。加之杨于1933年春天曾到华北等地进行过活动，宣传民权保障同盟的神圣任务，号召对蒋介石种种蔑视人权、无法无天的作法进行坚决斗争，并极力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一切为蒋所不容。
戴笠奉命杀杨是在1933年4、5月间开始布置。特务们先侦察了杨的每日行动，住处及杨嗜好骑马，每天早上有空便去到大西路、中山路一带骑马驰骋一两小时，特务们认为在此时对杨进行狙击机会最多也最有把握。但蒋介石不同意在这个地区下手，认为把杨暗杀于租界以外地区，既达不到威吓宋的目的，又增加了政府破案的麻烦，坚持要在法租界宋的寓所附近进行。戴笠只好改变计划，决定在中央研究院附近进行布置，准备趁杨外出散步或去宋寓所途中执行。戴笠于6月初亲往上海指挥布置。负责执行暗杀的是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化名赵立俊、陶士能），副组长王克全，参加此次行动的凶手6人，事前都举行了宣誓："不成功便成仁"，不能泄漏出去，否则将遭到严厉制裁。
18日早约8时，杨杏佛同儿子杨小佛的汽车徐徐驶出亚尔培路331号大门时，4支手枪同时向杨的车内射击，杨连中3枪，送往医院急救时，不幸身亡，年仅40岁。杨小佛受伤。凶手过得诚逃逸时，未能及时赶上汽车，被赵理君击毙灭口。戴笠对过之死，除假仁假义表示悲痛外，还对其家属给以抚恤。
同日，蔡元培电林森、汪精卫要求缉凶。6月20日，举行杨杏佛遗体人殓及追悼仪式。宋庆龄、蔡元培、鲁迅、何香凝、沈钧儒、李四光等到上海万国殡仪馆吊唁。宋庆龄对记者指出：杨被暗杀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性暗杀，她不会被这种卑鄙手段吓倒。
庐山军官训练团组建
蒋介石为准备进行第五次"围剿"苏区红军，7月，在庐山组设军官训练团。蒋介石亲自兼任团长，陈诚任副团长。聘请了以赛克特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为指导，并聘请意大利、美国的军事人员作教官，分期抽调赣、粤、闽、鄂、湘等省"剿共"部队军官施以法西斯训练。
蒋介石在牯岭饭店指示训练要旨，声称："此次训练唯一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一切的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一切训练的方式动作以及各种战术，统统要适合’剿匪‘战术的需要，统统要针对’土匪‘的实际情形与’匪区‘的实地的地形来作想定并实施训练。"月18日，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一期开学。学员1840人。蒋介石在开学典礼作《庐山训练之意义与革命前途》的演说，宣称："革命的成功，党国的存亡，以至各个人的生死，统统都看这次训练能不能发生效力"；举办训练团，"其目的是要训练打’赤匪‘的本领来消灭’赤匪"‘。同日，蒋又对教官演讲《革命军官须知》。
庐山军官训练团每期两周，施以政治、军事训练。其主要课程有蒋亲手编《"剿匪"手本》、《"剿匪"要决》、《"剿匪"部队训练要旨》以及《战时政治工作》等。并灌输"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教育。训练团至10月第五次"围剿"开始前完成3期，调训军官7500余人。
蒋又调集军队的高级党政人员，开办党政人员训练所，与军官训练团相配合。后扩充为军政党教人员训练团。蒋介石亲自向受训人员讲话，鼓吹"挽救国魂"、"挽救军魂"、"创造国家的新生命’、"创造军队的新生命"。蒋介石所倡导的"军人精神"，即是"智、信、仁、勇、严"；蒋所说的"民族精神"，即是"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蒋还大力鼓吹"力行主义"，"杀身成仁"，及"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统帅"、"一个命令"。以此，"完成安内攘外复兴民族的大业"。庐山训练团到抗日战争时期，迁至四川重庆、峨嵋山等地，改变名称，分散设立。国民政府推行"县政建设"。
12月，国民政府内政部召开第二次内政会议，决定各省设立县政建设实验区。1933年8月，行政院公布了《各省设立县政建设实验区的办法》，推行新县政。宣称以"改进地方人民生活，实现地方建设"。该办法规定：新县政实验区原则上以县为单位，亦可数县组成一个实验区。实验区应选择在交通方便，地位适中，从前办理自治较有成绩，地方有领导人才且能出力赞助的县；设实验区的县政府权限较大，在执行中央及省的法令有困难时，可酌情变更。经费比一般县充足，可从地方收入中保留50％作为实验经费，不足者可由省库补贴。各地地主士绅都乐于参加。先后出现了河北定县、山东邹平、江苏江宁、浙江兰豁、广西宾阳、湖南湘潭、河南辉县、禹县、云南昆明等实验区。其中定县的"公民服务团"与邹平县的"连庄会"，其作用与"民团"相同。定县的"农产改进社"与邹平县的"农村合作社"，实际上起到便利于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作用，加速了农民生活的贫困化。
远东反战大会
8月18日，国际反帝反战代表团英人马莱爵士、法人环音考托、比利时人波比等到沪，出席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的国际反帝反战大会。鲁迅、茅盾等联名发表《欢迎反战大会国际代表的宣言》，号召中国及全世界劳动者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团结战斗。
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反战大会创办的《反战新闻》双日刊在沪创刊。报道远东反战大会消息，揭露帝国主义掠夺中国和国民党政府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9月29日停刊。
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反战大会（又称远东反战反法西斯大会）原定9月3日在上海租借地区召开，各省市均派代表参加，由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当局的阻挠，虽经英国人马莱等多方奔走，终未得到允许，故不得不延期召开。
远东反战大会在上海大连湾路秘密召开。到会代表有：上海工人、东北义勇军、平绥路工人、十九路军士兵、河北、江苏、福建和苏区红军代表，及国际反帝非战同盟代表等65人。大会由马莱、环音考托、波比、宋庆龄等组成大会主席团，并推选毛泽东、朱德、片山潜、鲁迅、高尔基、巴比赛、台尔曼等为名誉主席。宋庆龄在大会上作《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报告。她在报告中谴责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民族利益的罪行，颂扬中华苏维埃道路，谴责帝国主义侵华暴行。大会通过关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及反法西斯蒂的决议和宣言，反对白色恐怖的决议，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红军的抗议，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苏区红军的五次"围剿"的抗议书等。大会决定成立远东反帝非战同盟中国分会，推选宋庆龄为主席。
国民党军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
蒋介石于1933年第四次"围剿"失败后，经过半年准备，于同年9月25日，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自任总司令，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大规模"围剿"。
为此，蒋介石聘请了以赛克特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及美国、意大利军事顾问，并从国外购买了大批新式武器，还制定颁布了《封锁匪区办法》、《匪区食盐、火油、药材、电器封锁办法》等13种反动法令。5月，在南昌设立行营，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5省军政事宜。行营下设军务、机要、军机3部，熊式辉、杨永泰、贺国光分任主任；另设作战、谍报、团队编练、党政4厅，由贺国光（兼）、晏勋甫、刘兴、朱怀冰分任主任，杨永泰兼任秘书长。之后，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以顾祝同为北路军总司令，指挥约22个师又2个旅，作为"围剿"主力；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指挥约14个师又2个旅；何键为西路军总司令，蒋鼎文为前敌总指挥，指挥14个师又1个旅。福建事变失败后，北路军一分为二，北路军仍以顾祝同为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指挥；东路军以蒋鼎文为总司令，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以50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苏区。从1934年6月起，"围剿"军战斗序列中，又增加了以陈调元为总司令的预备军。
蒋介石在第五次军事"围剿"中，吸取了过去失败的教训，放弃了先前"长驱直人"的作战方针，采取"层层筑堡，逐步推进"的方法，采用"平地、山地或城池均宜"的碉堡政策，在中央苏区周围修筑3000多座碉堡。实行"步步为营，节节筑路，划区兜剿，分进合击"、"战术守势，战略攻势"的战略战术。并实行以严密的经济封锁政策相配合，逐步缩小包围圈，消耗红军有生力量，最后寻求与红军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红军的目的。
起初，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曾遭到红军的奋勇抵抗。9月，国民党军攻占黎川，准备进攻广昌。周嵒的第六师在黎川东北的洵口等处与红一方面军遭遇战中遭到惨败。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内部"左"倾冒险主义占了统治地位，红军在洵口获胜后，没有采取待机而动，在内线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而是到外线攻打敌人的坚固据点，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和"短促突击"等错误的战略战术，使红军屡遭失败，继而又主张"全线防御"，变成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同敌人拼消耗，完全陷于被动地位。在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时，蒋介石被迫调兵南下，正是红军在闽北、浙南伏击敌人，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良好时机。当时，毛泽东曾提出红军应乘机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的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迫使敌人回援浙江，粉碎敌人对江西革命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是"左"倾机会主义者拒不接受，认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不予配合出击，反而把红军主力调去攻打永丰地区敌人的堡垒。结果，蒋介石在打败福建人民政府后，又集中全力进攻中央苏区。1934年初，红军在康都、建宁、泰宁地区与敌人相持数月，节节抗击，不能取胜，被迫后撤。3月，国民党军主力向广昌进攻。其他各路也协同出动。在4月10日至28日历时18天的广昌保卫战中，红军伤亡5500余人，占参战兵力的1／5。国民党军继攻占黎川后，又攻占了广昌。
广昌战役后，国民党军兵分六路向根据地进攻。"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领导者，依然采取单纯防御的战略，用分兵把口来对付敌军的多路进攻，以致无法阻止占优势的国民党军的推进。国民党军先后攻占了兴国、宁都、石城等地。红军苦战一年，仍未打破敌人的"围剿"，受到了很大损失。这时，毛泽东再次提出，红军应该毫不迟疑的转变战略方针，以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但是"左"倾领导者，再次拒绝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于1934年10月，被迫撤出长汀、宁化、瑞金、雩都（于都）等地，突围转移，开始长征，国民党军遂占领了中央苏区。留在根据地的红军余部，转入艰难的游击战争。
福建事变
在南京国民政府绞杀了北方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后，1933年11月20日，南方又发生了福建事变。十九路军高级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陈友仁及第三党领袖黄琪翔等抗日反蒋势力，在福建与南京国民政府公开决裂，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简称福建人民政府）。并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开展抗日反蒋活动。
"一·二八"淞沪抗战失败，十九路军从上海抗战前线奉命撤退，即被调往福建去和红军作战，屡遭失败，该军将领觉悟到"剿共"不是出路。
10月26日，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潘健行（汉年）在瑞金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规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以互助合作为原则，恢复商品贸易；福建方面，释放政治犯，赞同抗日反帝团体及革命民众一切武装组织的活动，允许出版、言论、结社、集会、罢工的自由等。至此，十九路军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关系已初步形成。
李济深、陈友仁、徐谦等由香港到福州，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李章达、邓世增、沈光汉等人在鼓山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成立人民政府的时间和有关政纲、政策以及军事、财政等问题。决定20日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通过有关宣言、政纲草案；决定派李起恒、叶少泉分别接收福州、厦门两地中央银行，以防南京国民党政府断绝财政。
同日，蒋介石致电陈铭枢，声称："今日中国非‘剿共’不足以抗日，非先安内即无力御侮"；劝陈铭枢"勿受他人挑拨离间，为一时误会所隔阂"。11月19日，陈铭枢电复蒋介石，表示："决非他人挑拨所能离间，亦非一时误会所能隔阂‘，"所见不同，自唯有各行其是"。陈铭枢正告蒋介石："公自信有谋国之忠诚，何不于国民共怒之前，自决其进退！"月20日，在福州隆重召开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全国25个省、市、地区和华侨代表80余人，以及十九路军官兵、福建省福州市各机关团体及群众数万人参加了大会。
大会推举黄琪翔、徐名鸿等17人组成主席团，大会总主席黄琪翔致开幕词，李济深、陈友仁、余心清、蒋光鼐、蔡廷锴等15人相继在大会上发表演说。黄琪翔宣读《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宣告大会的宗旨为"救护国家，保障人权"。大会认为"国民党政府为买办、军阀、豪绅、地主之反革命政府，且为全民族最可耻之巨敌"。"为迅速推翻此反革命政府起见"，大会特宣言："（1）否认南京反动政府；（2）号召全国反帝反国民政府之革命势力，立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打倒以国民政府为中心之法西斯系统；（3）于最短期间召集第一次全国生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解决国是。"在经济方面，大会主张，"实现关税自主"，"计口授田"，"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设"。大会通过了《福建人民政府人民代表大会决议案》、《组织人民政府案》、《制定新国旗案》等12项决议案，代表大会还发表《告民众书》。大会议决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废除中华民国年号，定1933年为中华共和国元年，首都设福州；国旗图像为上红下蓝中嵌一颗五角黄星。代表大会推选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黄琪翔、余心清等11人为人民革命政府委员，以李济深为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余心清为经济委员会主席，陈铭枢为文化委员会主席，陈友仁任外交部长，蒋光鼐任财政部长，徐谦任最高法院院长；蔡廷锴任人民革命军总司令兼第十九路军总指挥。
福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主席李济深及委员宣誓就职。发表成立宣言和对外宣言。成立宣言揭露了蒋介石的卖国行为和黑暗统治之后说："此皆蒋中正等祸国残民之末节，然全国人民已莫不切齿痛恨。对于蒋氏政府之存在，已不可一日容忍，对于新政权成立之要求，已不可一日延迟。"人民革命政府向全国宣布自己的使命是：（1）求中华民族之解放，形成真正独立自由之国家；（2）消灭反革命之卖国政府，建立生产人民之政权；（3）实现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权力；（4）保障一切生产人民之绝对自由平等权；（5）排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打倒军阀，铲除封建残余制度，发展国民经济，解放工农劳苦群众。根据政府组织大纲任命了各方面的负责人。人民革命政府改组了军事机构和部队，设置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下辖十九路军总指挥部和七个军、两个空军大队。以蔡廷锴为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十九路军总指挥，向闽浙边界推进。同日，福建人民政府发布人民政纲——最低纲领18条。大要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制裁没收有危害中华民族利益之外资企业；整理新旧外债，凡祸国之政治借款，绝对否认；实行外贸统制；厉行关税自主；开放政权；各民族一律平等，确认民族自决；确定人民身体、居住、言论、集会、结社、罢工、示威、出版绝对自由；实行普选；废止一切苛捐杂税；耕者有其田，计口授田；严禁高利贷；取缔奸商；改良农工生活；厉行教育普及；实行征兵制等。
与此同时，胡汉民、萧佛成、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电复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陈友仁于19日电中陈述的及时响应发动反蒋事变，"一致动员，兴讨逆之师"。胡汉民等在复电中称：对李、陈等"揭橥讨贼，期伸正义于天下"，表示"至所同情"，但对其"宣言脱离中国国民党，废止青天白日旗"，"公然以推翻党治，组织农工政府为号召"，则认为是"背叛主义，招致外寇，煽动’赤祸‘，为患无穷"，表示"不忍苟同"，要求李、陈等"本历来护党救国之精神，幡然改图"。
在此期间，11月21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陈友仁、李章达、徐谦、戴戟等联名通电，宣告自11月20日起，脱离国民党，另组生产人民党（简称生产党），由陈铭枢任总书记。生产人民党的主要成员有十九路军中级以上军官，神州国光社成员以及少数华侨等。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于11月27日与苏维埃中央政府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条约划定了双方的边界及不得驻军的"中立区"，并对双方之间的通商、交通问题，作了具体规定。此后，福建人民政府给苏区运去大量的食盐、布疋、药品、军械等紧缺物资，实际上解除了南京当局对苏区的经济封锁。福建人民政府还下达了通缉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的命令，镇压了蓝衣社特务的活动，颁布了《大赦令》，使包括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内的150余名政治犯获释。
福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汪精卫等大为恐慌。南京国民政府对福建人民政府采取了严厉镇压的政策。在福建人民政府建立伊始，蒋介石便在《告十九路军将士书》中，指责其"联共勾日"、"毁党叛国"，煽动十九路军官兵"坚持剿匪之原有阵线，毋见挠于乱命"；命令各有关军政机关"迅予处置，务使叛乱魁日敉平"，并"严密防范，消弭祸端"。国民党中常会决定永远开除陈铭枢、李济深、陈友仁的党籍；中政会决定褫革陈铭枢、李济深、蔡廷锴各职，褫夺蒋光鼐本兼各职。南京政府还调集蒋鼎文的第二路军、张治中的第四路军和卫立煌的第五路军共15万人，开拔入闽。蒋介石亲任讨逆军总司令，调动海军由沪抵闽，向福州进攻，并连续出动飞机轰炸漳州、泉州、福州；同时派人到两广去活动，拉拢陈济棠、李宗仁等共同进攻福建人民政府；蒋介石还派人去日本请求日本出兵援助，日本侵略者随即派军舰协同蒋军占领厦门；蒋介石还派人潜入福建，以金钱、官职收买十九路军军官，从内部进行破坏。
中国共产党内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对福建人民政府也采取了错误的策略，不但不去联合他们共同抗日反蒋，反而号召福建的工农群众去"无情的揭露福建派口号与政纲的反动性，及其领袖的动摇、妥协、投降、出卖"，"以促进第三条道路寻找者的破产"。中共临时中央在军事上也没有给十九路军以应有的支援。
在蒋军重兵的包围进攻下，第十九路军将士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战斗异常激烈。经反复争夺，蒋介石的部队于1934年1月上半月，先后攻占延平、水口、古田，1月16日进驻福州。福建人民政府迁到漳州，十九路军总部迁设泉州，力图坚持斗争。但由于在蒋介石的军事高压下，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内部各派之间矛盾加剧，思想混乱，军事部署无法定夺。1月21日，十九路军重要将领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张炎联名通电，"脱离人民政府，拥护中央"，致使泉州、漳州失守。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黄琪翔等人感到大势已去，相继离闽，转赴香港。1月30日，蒋介石下令取消十九路军。历时两个月的福建事变遂告失败。生产人民党也转移到香港，之后，即告解体。
福建事变虽然失败了，但却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为其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发表
12月，著名学者、中国现代甲骨学家董作宾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一文。
该文初载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又，1965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五十附册，收入1977年台湾艺文印书馆出版的《董作宾先生全集》甲编第二册。
董作宾，河南南阳人。1923年人北京大学历史研究所国学门为研究生。在1928—1934年间，曾8次主持或参加殷墟的发掘，后来专门从事甲骨学的研究。1931年他在《大龟四版考释》文中，首先提出以"贞人"推断甲骨文的时代的断代方法。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文中，他全面地论证了甲骨文断代学说，将《大龟四版考释》文中提出的八项断代标准，进一步确定为十项分期标准，从而使甲骨文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该文将殷墟出土的殷代甲骨文区分为五期：第一期，武丁及其以前（包括盘庚、小辛、小乙）；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廪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
分期的标准有十项：
世系。作者综合前人的考订及新近所识，对照《殷本纪》，列出殷代先公先王世系图。
称谓。即：祀典中祖、妣、父母、兄的称谓；祖妣合祭；主祭者与被主祭者称谓图。
贞人。贞人即史官。贞人集团，又分作五期。
坑位。分为五区。
方国。武丁时的方国有苫方、土方、井方、儿伯、羌，肃、戊等国；帝辛时期征人方。
人物。作者认为，各时期的人物（史官、诸侯、小臣等）不同，因而可作为断代的标准。
事类。各方占卜之事类有不同，也可作为断代的一个标准。
文法。列表举出五期卜辞文法之不同。此外，还列出各期句法及常用词之不同。
字形。列出干支字体及常用字字形之变化。
书体。分为工具、款式、作风三项论述。在作风一项，又分为五期，列出各期之特点。
总起来说，《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一文的发表，是甲骨文研究中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将殷墟出土的10多万片甲骨文，区分为前后五个不同时期，不但可以探讨甲骨文字体、文例的变化发展，而且对研究商代后期各阶段的历史，有重要意义。
"五期分法"和"十项标准"，虽然还有待进一步补充和修正之处，但基本上还是适用的。迄今，学者们在甲骨文分期断代方面，尽管有粗、细之分，也存在不同看法，但都仍以董氏的"五期说"为基础。他还根据甲骨资料，探讨殷代年历之学，著有《殷历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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