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反帝统一战线斗争七项纲领，得到了全国人民及各界进步组织的响应。4月20日，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经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1700余人签名，通过宋庆龄、何香凝等人联名发起成立的"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KH队从瑞金出发，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由于六届五中全会以来"左"倾冒险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使得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中，只能继续执行前一阶段错误的战略战术，从而在蒋介石重新发动的进攻面前，遭到更为严重的损失。鉴于红军力量的严重削弱和中央苏区的日趋缩小，粉碎敌人"围剿"的希望已经完全丧失。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军主力，分别自瑞金、雩都（于都）地区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但是，临时中央的领导人，在指挥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和突围时，又变得惊慌失措，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遭受到很大损失。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1.6万余人和部分党政工作人员，在项英、陈毅等人的领导下，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斗争。
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第一师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正式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杨靖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下辖两个师、两个教导旅和一个保安队。这支部队，后来发展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军民早期的抗日斗争，是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前奏，他们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顽强战斗，给敌人以大量杀伤，自己也遭受到重大损失。其后，杨靖宇为抗日英勇牺牲，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悲壮的一页。
是年冬，陕甘革命根据地建立。它的建立，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召开
1月15日，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出席会议的除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外，还有省委的代表。博古主持会议并在会上作了《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陈云作了《国民党区域中的工人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报告；张闻天作了《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的报告。全会主要讨论了这三个报告。并于1月18日会议通过了《中共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五中全会关于白色区域中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决议》、《五中全会给二次全苏大会党团的指令》等文件。
全会增选王稼祥、凯丰（何克全）等为中央委员，增选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李维汉、孔原等为候补中央委员；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博古（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项英、王明（陈绍禹）、陈云、康生、任弼时、张国焘、毛泽东、顾作霖、朱德为委员，刘少奇、王稼祥、关向应、邓发、凯丰为候补委员；选举了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员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博古负总责；成立了以李维汉为书记的中央党务委员会。
全会完全接受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对世界形势和对中国形势的分析，不顾中国革命运动遭受的挫折和面临的艰难，错误地判断"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它将决定中国的"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并估计这个问题将会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得到解决；宣称"在我们已将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主张集中火力反对中间派，在反帝运动和工人运动中只搞下层统一战线；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等口号下，在党内和军内继续推行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致使许多党政军领导干部受到批判和斗争，使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逐步陷人更加不利的境地。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全面肯定四中全会以来的"左"倾错误路线，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顶点，给中国革命造成更大的损失，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新生活运动
2月，蒋介石采纳了复兴社分子邓文仪等人的建议，在南昌发起所谓重整道德、改造社会风气的运动，由于它是从革新国民的生活习惯人手，故称为"新生活运动"。蒋介石说：所谓新生活运动，就是使全体国民的衣食住行全部生活都合乎民族固有道德——礼义廉耻——的运动。
"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介石的统治面临内外交困的严重危机：中共领导的武装斗争，不断发展壮大；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深入关内，民族危机严重，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在此形势下，蒋介石感到单靠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已难于维持其统治，于是发起了"新生活运动"。
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上讲演《新生活运动之要义》，宣称他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就是要使全国国民军事化"。要求首先在南昌和江西推行"新生活运动"。21日，"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在南昌成立，蒋自任会长，颁布《新生活运动须知》。23日，蒋在南昌再次讲演，要求全国达到"国民生活军事化"，并对"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内容和方法作了详尽说明。7月1日，蒋介石在南昌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自任总会会长，由陈立夫、康泽、邓文仪、杨永泰、熊式辉、钱大钧、蒋孝先等22人任总干事，并聘请何应钦、陈果夫、张群等37人为指导员。制定各省市、各铁路、海外华侨及江西省各县"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组织大纲，通告各地改组及推行。
蒋介石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力行新生活运动》等6篇长篇演说，还发表了文章、手谕，被编成《言论集》，广为印发。并颁发了《新生活运动须知》、《新生活运动纲要》、《新生活运动公约》、《生活三化运动推行方案》、《新生活运动歌》等文件。
"新生活运动"的内容是：以"礼义廉耻"为基本准则；以改造国民全部生活"衣、食、住、行"为实行起点；以军事化为最后要求。蒋介石说："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简单地讲，"就是要使全国国民军事化"。要以孔孟的"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道德标准，统一人们的思想，以使"国民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改造社会，复兴国家"。他进一步解释说："’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蒋介石强调说："礼义廉耻是以礼为首要"，"礼为四维六艺之首"（《新生活运动的中心准则》）。在《新生活运动须知》、《新生活运动公约》中，对人们如何走路、吃饭、穿衣、住房、行事等都还做了一些具体规定。最后，通过"新生活运动"，使全体国民的生活，按照"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六项标准，达到"整齐划一"的程度，即"军事化"。总起来说，蒋介石倡导的"新生活运动"，是以中国的儒家教义（四维、八德）为基准，吸取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的某些形式（文明礼貌）和德、意法西斯主义（整齐划一）三者相混合的产物，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
"新生活运动"的目的：按照蒋介石的说法，是要通过恢复中国的固有道德"礼义廉耻"来革新个人，使国民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进而改造社会，最后达到民族复兴。而复兴民族的"最重要的根本前提"，就是通过恢复中国固有的"八德"，来实践"四维"。蒋介石说"新生活运动是一个以道德的复活，来求民族复兴的运动"。实际上蒋介石的真实目的，是通过推行"新生活运动"，强迫人们组织军事化，思想奴隶化，以封建的伦理道德来整治人心，禁锢言行，使人民服服贴贴地接受国民党的封建买办法西斯统治。从精神方面配合其军事"剿共"。正如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要义》文巾所说："我们现在在江西一方面要’剿匪‘，一方面更要使江西成为一个复兴民族的基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开展"新生活运动"，是"一个最基本的最有效"的手段。
到1936年，全国共有20个省、4个直辖市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有1355个县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分会"，形成了遍及全国的推行"新生活运动"网点。各地学校也都推行了"新生活运动"。但是，这场喧嚣一时的"新生活运动"闹剧，并未收到多大的效果。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两周年纪念之感想》文中感叹道："我们现在到处都可看到新运的标语，而很少看到新运的实效"，"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不但如此，简直可以说有退无进。"
国民政府商议蒙古自治问题
7月26日，内蒙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伊克昭盟盟长、副盟长及部分旗王公在百灵庙集会筹备内蒙自治，通过《内蒙自治政府组织法》，规定"自治政府总揽内蒙各盟部族之治权"，"以原有之内蒙各盟部族之领域为统治范围"，"除国际军事及外交事项由中央处理外，内蒙一切行政俱依本自治政府法律命令行之"。对此，国民政府主张力加劝止。
察北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领衔通电要求自治。翌日，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以未到自治时机电复，并决定派巴文峻前往调查真相。
内蒙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在百灵庙召开内蒙自治会议。各盟旗对此意见并不一致，除锡林郭勒盟追随德王之10余人外，伊克昭盟无一人参加，乌兰察布盟仅一二旗参加。德王宣布会议宗旨，并提议组织自治机关，各旗均无人发言；继则提议组织自治条例起草委员会，亦无应者。德王遂自行担任起草自治条例工作。会议无结果而散。10月1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变更蒙藏委员会组织方案》、《改革蒙古地方行政系统方案》及《蒙古行政用人之标准案》。决定在蒙人聚居省份设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受即将成立的国民政府边务部（或称蒙藏部）监督指挥；地方政务委员会设蒙古代表会议，为蒙古人之民意机关；行政用人尽量容纳蒙人。同日，国民政府派内政部长黄绍竑巡视内蒙各盟旗，派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丕廉协助。
西蒙各盟旗首领电国民党中央、行政院、蒙藏委员会等，称："民国二十年国民会议议决案，已有特许外蒙自治之先例"，要求"采用高度自治，建设内蒙自治政府"。
黄绍竑由南京前往内蒙视察。11月10日，黄绍竑、赵丕廉在徐庭瑶及装甲车队护送下由归绥（今呼和浩特）抵百灵庙。内蒙云王（云端旺楚克）、德王及王公代表等以上宾礼接待。11月12日，黄、赵在百灵庙与云王、德王首次会谈。德王将《内蒙自治政府组织大纲》等文件呈上，黄表示中央虽赞同自治，但只限于组设蒙古自治委员会或在中央另设边务部管辖一切，并劝其接受中央方案。德王等对国民政府"改革蒙古地方行政系统方案"表示不满，坚决要求成立自治政府，坚持自治范围除三盟外，还包括察哈尔、绥远、宁夏省属的原有蒙地，并要求废察、绥两省，将治权交给自治政府，会谈无结果。谈判期间，黄绍竑对德王派力量进行分化瓦解，使德王处境孤立。11月16日，黄将德王方案退还，并扬言翌日返绥，以示破裂。云王乃挽班禅出面疏通，表示愿在察、绥两省省辖范围内各设自治机关方案的基础上与黄续商，并于晚间向黄递交自治办法11条，规定"内蒙设统一最高自治机关，定名为内蒙自治政府"，黄仍不同意。11月17日，经班禅等向德王劝说，遂改为设内蒙第一、第二自治政府，自治区政府间设联席会议。黄认为此方案基本符合中央原则，表示允转呈中央鉴核。谈判遂告一段落。
1月1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392次会议否决了德王所提的自治办法11条，通过了《内蒙古自治办法》11条。即：（1）内蒙古自治，分区设置自治政府，对区域隶属、组织权限、经费等另拟办法。（2）内蒙古自治之实施，自治区政府未成立前，由中央或当地省政府派员组设筹备处；（3）蒙古自治区在察、绥两省未设县治的地方各设两区；（4）自治区政府设委员5至15人，委员长1人，副委员长2人，区政府分科办事，为区旗两级；（5）自治区政府隶属行政院，并受中央各主管部会之指导监督；（6）自治区内之国防、外交均归中央，其特殊性质者，在不抵触中央及当地省政府法令范围内，区政府可发布或制定单行法规；（7）省区关系，自治区内各蒙旗行政为中央未授权省政府者属之，如涉及省行政范围者得与省政府会商。省政府得中央委托，可代表中央指导区政府办理自治；（8）自治区经费，由中央核准后拨款补助，税收属国税者由中央征收，在已设县区由省政府征收地方税，自治区政府仅在未设县区征收地方税；（9）经济问题，未开垦与未设县治的蒙旗，在该地区住满一年以上，不分民族得享游牧垦耕种，森林矿产归国有，并由财政部在该区设立中央银行分行；（10）教育制度及经费，由教育部会同蒙藏委员会拟订具体办法；（11）司法由行政司法部会同蒙藏委员会拟订具体办法。
这一自治办法是建立在中央高度的控制之下，与德王要求的高度自治不符，因而遭到云王、德王等蒙古王公的反对。
内蒙代表吴鹤龄、赵泰保等在汪精卫所设招待会上，表示坚决拒绝1月17日国民党中政会通过的《内蒙古自治办法》，要求照上年黄绍竑所商之原案通过。同时就《内蒙古自治办法》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三项补救要求：（1）请保障盟旗部族的原有地位及区域的权益；（2）实行自治，共御外侮；（3）各盟旗部永远免除省县的侵蚀压迫。并声明：蒙古自治绝非分离运动，自治并非为少数人谋利益，非反对省县当局，仅求公允。
内蒙云王、德王自滂江电黄绍竑，质问上年在蒙所商自治办法为何擅自改变，要求黄促成国民党中央照原案通过。同时德王指令在南京的内蒙代表赵泰保等连日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监察院长于右任及国民党四中全会请愿，请求采纳原订自治大纲。2月22日，内蒙哲里木盟、卓索图盟等盟长、王公通电表示在国民党领导下求自治，决不受日伪诱惑；盼国民政府以黄绍竑在蒙所拟方案为圭臬，从速复议自治办法。
国民党中政会第397次会议复议内蒙自治办法，通过蒙古自治问题原则八项：（1）在行政院隶属下设一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总理各盟旗政务；（2）各盟公署改称盟政府，旗公署改称旗政府；（3）察哈尔部改称旗；（4）各盟旗管辖治理权一律照旧；（5）各盟旗现有牧地停止放牧，以后从事改良牧畜，并兴办附带工业；（6）盟旗原有租税及蒙民原有私租一律予以保障；（7）省县在盟旗地区所征地方税，须割给盟旗若干成；（8）盟旗地方以后不得再增设县治或设局。同日，内蒙各代表开会讨论，决定一致接受。
国民党中政会第399次会议，决议设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特派何应钦、赵戴文为蒙古地方自治委员会正副指导长官，任命云端旺楚克（云王）为委员长，索诺木喇布坦、沙克多尔扎布为副委员长，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等21人为委员。同日，国民政府公布《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11条，《蒙古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暂行条例》9条。3月13日，在北平设立长官公署。29日，在百灵庙成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全体委员通电就职。该组织分二厅四处一财务委员会，经费由国民政府每月拨给5万元。由于3个正副委员长都年老多病，不能到职视事，因而蒙政会行政大权，实握德王手中。伪满洲国溥仪称"帝"年3月1日，伪满洲国执政溥仪在日本导演下在长春僭位称帝。
伪满总理郑孝胥召开各部总长会议，审议"国策大纲"，准备实行帝制。8日，伪满国务院召开特别内阁会议，讨论向溥仪提出《国体建议书》。11日，日本关东军授意伪满洲国省、市长向溥仪呈送《改帝制建议书》。18日，伪满在奉天召开实行帝制市民请愿大会。
溥仪在日本导演下称帝，溥仪宣布将"满洲国"改称"大满洲帝国"，伪年号"康德"，并颁布组织法。规定：（1）政府之政务与宫内府有别；（2）"满洲国"由皇帝统治之；（3）皇帝依立法院之翼赞而执行立法权；（4）皇帝依法律命令法院执行司法权；（5）国务总理大臣辅弼皇帝而任其责；（6）皇帝统率陆海军；（7）皇帝颁布"紧急训令"及大赦、特赦等。《组织法》规定即日改称总理各部职务为大臣，执政府改称宫内府，并新设国玺府等。
同日，任命沈瑞麟为宫内府大臣，郭玉熙为国玺尚书，郑孝胥为总理大臣兼文教部大臣，臧式毅为民政部大臣，谢介石为外交部大臣，张景惠为军政部大臣，张燕卿为实业部大臣，丁鉴修为交通部大臣、冯函清为司法部大臣，齐默特色木正勒为兴安总署总长，罗振玉为监察院长，赵欣伯为立法院长，林棨为最高法院院长。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全权大使菱刈隆等200余人参加了溥仪称帝仪式。午后，菱刈隆与郑孝胥交换伪帝国成立公文，表示承认。
同日，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就溥仪称帝发表谈话，指出：溥仪诸人始终为他人操纵之傀儡，并无独立人格，无论其名称为执政、为皇帝，其傀儡之本质则依然无所变化，"实无所用其惊异"，无再发表宣言之必要，亦无须作任何严正之表示。
国民政府为伪满溥仪称帝发表通告，称："政府始终认定此等傀儡，初无独立之人格，不成为讨伐之对象，而迹起卖国行为，自应与危害民国同科。"从帝王宫廷来看，伪满帝国溥仪完全是一个傀儡皇帝。在伪宫内府大臣和次长之下设有帝室会计审查局，总务处、内务处、掌礼处、侍卫处、皇宫近卫处等。在宫内府的700余名职员中，日本人虽只占1／10，但却占据着次长、处长、课长等所有重要职务。就是以溥仪名义颁布的诏书、敕语等，也都由通晓汉语的日人和有关的日本课长包办。掌管"御玺"、"国玺"和溥仪敕裁文书的伪尚书府，也与伪宫内府大同小异。溥仪的责任是，每天按照日本人的意旨在各种文书上画上大大小小的"可"字，至于文书的内容，根本不看，也无需过目。溥仪回忆道，从1934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我出巡、接见宾客、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日人）指挥下行事。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见了说什么话，以及出席什么会，会上讲什么，等等，概听他的吩咐。"（《我的前半生》第354页）。
《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发表
4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全国民众书》。向全国人民提出反帝统一战线斗争纲领七项。其要点是：（1）坚决反对国民党的投降和出卖政策；（2）全国民众起来为保卫中国领土与独立而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3）号召民众参加反日战争与游击战争；（4）武装民众，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及汉奸的财产作抗日费用；（5）取消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借款和利息，对国内实行累进所得税；（6）对日绝交，动员整个海陆空军对日作战，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与军阀战争；（7）反对《塘沽协定》及中日直接交涉。号召"一切真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的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都联合起来，在反帝统一战线之下，一致与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作战"。
中共中央《告全国民众书》发表后，得到了全国人民及各界进步组织的响应。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以上海反帝大同盟、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工会联合会等为组织基础，经宋庆龄、何香凝等联名发起，在上海组设"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由宋庆龄任主席，何香凝、马相伯、李杜、胡汉民等为委员，李杜兼军事部长。
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经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1779人签名，通过该会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亦称《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纲领》共六条，主要内容为：（1）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2）全体人民总动员；（3）全体人民总武装；（4）立刻设法解决抗日经费（没收日本帝国主义的在华财产，没收一切卖国贼的财产，国库一切收入用作对日作战经费，实行财产累进所得税，在国内人民、国外华侨及一切同情中国的外国人士中进行募捐）；（5）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出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为抗日总机关；（6）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纲领》指出："中国人民只有自己起来救自己"，"中华民族武装自卫"，才是中国人民自救救国的惟一出路。《纲领》发出的这一号召，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发表《对日作战宣言》，呼吁全国人民不分民族、宗教、党派，一致拥护《对日作战基本纲领》，结成反日统一战线，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宣言》还要求各界积极行动起来，共同组成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作为对日作战的总机关，决定抗日大计，管理抗日事项，并在所有地方、工厂、农村、学校、商店及机关设立基层委员会。
宋庆龄等以中英文向各方发送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公布之《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同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在上海一些工厂贴出或散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传单。15日，创办《武装自卫》期刊，作为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机关刊物。筹备会积极进行抗日活动，会员很快发展到10万余人。
国民政府颁布发掘古墓办法
4月11日，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在西安致电蔡元培、汪精卫、王世杰、蒋介石等，请通令全国严禁发掘古墓，谓"纵寻取学术材料，亦一律依刑律专案严办"。4月14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就戴季陶在西安通电请一律禁止学术团体随处发掘古墓事复电，谓学术发掘，不仅未破坏民族历史，且足以向上恢复千余年之信史，故对于学术研究，不宜泛加禁止。发掘古墓对"恢复千年古史其用大矣"。
行政院教育、内政、司法三部就戴季陶提出发掘古墓意见决定四项办法：（1）中央研究院、地质调查所、北平研究院等学术团体，为科学工作起见整理先人遗物及已发现之坟墓物件，应照古物整理办法第八条办理；（2）因自然损坏及因建设工程而发现之古物，应照古物保存法第七条办理；（3）建议政府从速成立中央古物保护委员会；（4）各地古董商以及地痞私人假借名义盗掘坟墓，应通令各省市依法严办。
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在南京成立，由叶恭绰等10人任委员，傅汝霖任主席，并制定《工作纲要》10条。中日关内外通车通邮谈判。
关内外通车通邮，是日本侵略者于1934年3月扶植溥仪称帝后，为军事占领华北、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于同年4月向中国政府提出的无理要求。
4月2日，日南满铁路局长宇佐美在北平会晤黄郛，提出通车、通邮、设关等问题，要黄郛面谒蒋介石时转达。4月6日，黄郛抵南昌，与蒋讨论通车、通邮谈判方针。4月8日，日驻华武官柴山在北平发表声明，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以图尽快达到通车通邮目的。宣称日方"持隐忍自重之态度有一定限度"。4月11日，蒋介石、汪精卫与黄郛等在南昌商议华北问题及对日外交方针。关于通车问题，汪精卫主张"拟从速进行，恐愈久愈糟"。黄郛要求扩大北平政整会权限，以顺应日方强求解决华北问题，并首先以地方事件着手解决通车，然后再解决通邮、关税等问题，借以维持华北现状，认为此是挽救华北危局唯一的出路。
在蒋介石、汪精卫支持下，华北地方政府代表殷同、殷汝耕、陶尚铭与日本代表柴山、仪我在榆关就通车问题举行会谈。结果达成协议：不由双方政府出面，而由双方联合组成东方旅行社负责通车事宜。5月30日，汪精卫主持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通车问题。会议通过汪精卫提出的《通车办法大纲》。作出"在不承认伪组织及否认伪政权存在的原则之下，可与日本交涉关内外通行客车问题"。其通车大纲9条，内容为：（1）通车用南满路机车；（2）北平及沈阳车站仅售至山海关；（3）组织国际旅行社办理客票、货运行李等事务；（4）通车事务由技术委员会议定；（5）北宁路与奉山路车辆用交换方式；（6）通车帐目分别记有售票数目，双方清算；（7）通车不挂任何国旗，亦不得张贴布告；（8）北平至山海关及沈阳至山海关段，分组铁路警备队；（9）国际旅行社派中日铁道专门人员共同办事，总社设山海关，于北平、天津、沈阳设分社。
蒋介石核定处理关内外通车4项办法：（1）直接通车限于客车，并以每日对开一列为限；（2）通车事务应交由商业机关承办；车票即由该商业机关发行；（3）一切清算帐目及行车业务，应由该商业机关与路局接洽办理；（4）该商业机关应遵照中国法律组织之。是日，汪精卫电告黄郛，要求黄"查照督饬办理"。
北宁铁路管理局局长殷同在北平与关东军代表后宫、南满铁路代表宇佐美、日使馆武官柴山等讨论通车手续及确定办理通车机关之名称。商定：通车由中国旅行社与日本观光局合组东方旅行社承办；车票由该社发行；通车车辆用该社特定之标志；每日由平沈对开直达三等以上客车一列；入关车辆一律在山海关受我海关检查等。6月28日，中日双方同时公布通车方案，7月1日，开始通车。
关于通邮问题，伪"满洲国"成立后，1932年7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停办东北邮务。此后，所有寄往欧美的邮件都不再经东北转往西伯利亚铁路，而是改由苏伊士运河或太平洋传递；凡贴"满洲国"邮票的各种邮件，一律作欠资处理。
4月，日本强行要求中国与"满洲国"通邮，国民政府在日本的压力下，作出了可以"酌量赞同"与东北通邮，但不能承认"满洲国"。
29日，中国代表高宗武与日本关东军代表藤原保明在北平正式举行通邮谈判。双方就关于邮票、交换邮件、日戳、邮件种类等项进行了激烈争论。日方在其提出的所谓《关于满华间通信办法之暂行协定》中，坚持写上明确表达承认"满洲国"的条文，要求使用伪满邮票，坚持由伪满直接交换邮件，遭到中方反对。10月4日，通邮谈判在北平继续举行。日方坚持必须承认伪满邮政厅，邮票须有"满洲邮政厅"字样，邮戳须用伪满现用者，入关普通邮件邮费只定3分等条件。中方表示另制表示邮资已付之印花，专为贴人关邮费之用；使用邮政封锁前所用之外文邮戳，并用公历，地名用长春，不得用"新京"；入关邮件照关内邮资；不直接交换邮件，而用第三者。10月8日，蒋介石致电黄郛，指出："邮票及邮戳均有争持之必要，否则不承认伪组织即等于空言。"10月18日，高宗武等携带国民政府核准的《通邮谈判大纲》7条及关于邮票办法6条作为谈判的依据。下午，通邮会谈复会，高宗武根据《通邮谈判大纲》说明中国政府对邮票、邮戳等问题的方针，系避免承认所谓"满洲国"之嫌疑，所以邮票问题应以第三者出面；邮戳不可有新京、奉天之地名，其他问题在邮票问题未决前不必再涉及。日方表示俟请示结果后另制邮票，但"新京"等地名不能免去，双方未能取得一致。10月24日，通邮谈判在北平重开，日方再次提出备忘录，为高宗武等拒绝。高坚持邮票上除取消满洲字样外，尚需由第三者发行。双方争执，未得结果。
国民政府国防会议通过通邮谈判新方案，作为谈判的最后让步界限，其要点是：协商用仅有花纹无文字的特种邮票，由商办机关委托彼方印发，彼方所用邮之一切单据，其入关者仅用某邮局名义，年月用公历；邮戳用西文及公历；长春等大地名用字母代之，由商办机关交换邮件；邮资双方自定。同日，汪精卫将此方案内容电告黄郛，请其大力斡旋。11月10日，通邮谈判继续在北平举行。高宗武等提出南京国防会议通过的新方案并加以说明，日方代表藤原答称：只能以日方提出的最后方案为准，不能有一字一句的更改，中方只能作可或否之答复。并以如不接受，日方人员即行归去相威胁。高宗武等立即向南京报告并请示，汪精卫指示：力争以民信局为通邮机关，避免直接之通邮名义。
14日，通邮会谈在北平重开，中方代表高宗武等据理力争，驳回日方上次所提或可或否之要求。但日方又提出所谓《关于通邮之申合事项案》7条，反对由第三者居间办理，并要求将其提案之第一条"通邮应由双方邮政机关间行之"载入记录。彼此意见相持，仍无结果。
同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华北对日交涉要案，出席中委多数表示不再迁就日本，以交通部长朱家骅为首坚持反对通邮协定。但中政会在汪精卫、蒋介石的主持下，仍通过了通邮办法6条：（1）在山海关和古北口设置东方民信局为通邮机关；（2）由东方民信局书面委托制成特种邮票专供人关邮件纳资之用，票面花纹由双方商定，不用文字；（3）邮戳用西文，年月用公历；（4）邮资各自自定；（5）邮务上之文件等仅用某地邮局名义，年月用公历；（6）普通信、明信片、快信、挂号同时办理，包裹汇兑另议。
17日，高宗武将国民政府此方案向日本提出，日方反对第一、二条。19日再议，日方坚决不让，会谈又告中断。11月23日，通邮会谈在北平作最后之谈判。日方仍提出本月14日所提之7条《申合事项案》，声言除文学可稍作商定外，其精神绝不能丝毫变动，如不立时允诺，即作为谈判破裂。高宗武等俯首就日方所持7条作文字之讨论。至翌日晨，高宗武等完全屈从日方要求，接受日方所提7条大纲。11月29日，国民党中政会及国防会议，讨论日方所提通邮大纲，获得通过。
14日，通邮谈判在北平北京饭店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中方出席者殷同、高宗武、余翔麟，日方为仪我、柴山、藤原等，双方将前通过的通邮大纲及谅解事项，各用本国文字缮写两份，当场宣读一遍后互换一份作为凭证。但在"不成文之规定"原则下，双方均不签字。双方定于12月底公布通邮大纲及其谅解事项。《通邮大纲谅解事项》主要内容是：（1）在山海关及古北口各设邮件转递局一所，所有出入关邮件均限在该两处转递。（2）进关邮件贴用特别之邮票，以兰花、高粱、长白山3种图案为邮票花纹。（3）邮件上不得盖用伪国字样的印记。（4）包裹、汇兑的一切单据不得印有伪国字样。（5）装运邮件之车辆，亦不得有伪国的年号。除车运外，更不得使用其他交通工具。（6）山海关转递局属菏北省邮务管理局管辖，古北口局属北平邮务局管辖。（7）关外一切邮务接洽等事，统由两转递局负责。接着，由河北省邮务管理局邮务处长曹健亭与黄子固签订合同。黄以私人名义承办山海关汇通转递局，自任总经理，并于山海关设总局，古北口设分局。
30日，国民政府交通部邮政总局通告：自明年1月起实行东北通邮。邮件、包裹及汇兑业务，由山海关、古北口两邮局负责承转，所有寄往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之邮件，如封面、书名、省名及地名无伪组织字样者，从明年1月10日起均予收寄转发，其包裹汇兑自2月1日起照章办理。同日，外交部为通邮事电各驻外使署说明通邮经过，并向国联作解释。翌日，日驻平使馆武官室用日文公布通邮协定内容。
1月7日，河北省邮务管理局邮务处长曹建亭与民营榆关汇通转递局经理黄子固，签订承办东北通邮合同，有效期限一年。1月10日，榆关汇通转递局及古北口分局开始收发东北邮件及经过东北取道西伯利亚之国际邮件。据黄子固电津报告：本日寄往东北邮件达1.58万余件，人关邮件2.6万余件。2月1日，关内开始收递东北包裹、邮件。
藏本失踪事件
藏本英明为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副领事。1934年6月8日晚，国民政府外交部新厦落成，日本驻华公使有吉应邀出席。11时，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副领事藏本英明赴下关车站送公使有吉赴沪后，从总领事馆出走。总领事须磨弥吉郎以藏本"失踪"通知国民政府外交部，要求于48小时内查出其下落。是日，下午4时，日驻南京领事馆再次送来备忘录，声称："本馆副领事藏本英明于本月8日午后10时半，只身外出，讵从此至今日午后，仍未归宅，请迅速周密搜查，保护该员，并迅速将其结果通知。"同时，日本驻南京领事馆还派员至南京警察厅作同样的陈述。
在此情况下，南京军警立即开始搜查，气氛极为紧张。
11日，日本外相广田训令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如南京政府无调查藏本事件真相之能力，日本政府不得不为保护公使馆员生命之安全作重大考虑。命即迅速解决该案，倘有怠忽，则将提重大抗议。同时，日本驻沪第三舰队派"苇"号舰开往南京。停泊于下关的日舰，褪下炮衣，炮口对着南京城，已作战时准备。日方新闻媒介，也大事渲染，鼓噪对中国使用武力。
同日，国民政府严饬首都警察厅、宪兵司令部为此进行户口总检查，分派便衣队四处查访。并悬赏万元。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沈觐鼎午后特访须磨，谓现正督饬宪警尽力彻查，劝日方"取镇静态度"，勿过于张惶。
12日，日外相广田训令须磨通知国民政府，如藏本案处理失当而发生不测事件时，其责任由中国负之。下午3时，须磨偕使馆参赞有野访汪精卫，谓日本政府对中国的警察职权难以信赖，处理此事件如有迟误，责任应由中国方面负之，要求严厉彻查。同日，日第11舰队司令杉坂乘巡洋舰"对马号"开往南京。南京日本侨民召开大会，对我施加压力。
在此形势下，行政院再饬各军警机关加紧侦察，情况极度紧张。
13日，陵园工人魏宗青在明孝陵山上将藏本寻获。据藏本自称：他因仕途失意，想去自杀，但未成功。国民政府外交部官吏闻讯，纷纷赶到警察厅加以慰问，并将藏本送到外交部转送日领事馆。至此，藏本"失踪"事件真相大白。20日，藏本由沪乘轮船返国。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7月5日，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给七军团作战任务的训令》，决定以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以寻淮洲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粟裕任参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曾洪易为中央代表，深入敌后，在闽浙皖赣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并在皖南创建新的根据地。
中共中央之所以派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因为日本在侵占中国东北后，接着又加紧了对华北的侵略，并加紧鲸吞福建、浙江和长江下游一带；国民党政府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由于中国共产党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的领导，使红军作战节节失利，到1934年上半年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在此严峻形势面前，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必须在政治上扩大宣传抗日救国的一贯主张，揭露蒋介石南京政府卖国、内战的罪行，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必须在军事上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地，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以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红七军团3个师约6000余人，从瑞金秘密出发。后于8月1日"反战日"，在瑞金隆重集会，公开誓师北上。先遣队经长汀、清流进入闽中地区。由樟湖坂渡过闽江，于8月1日攻占水口和古田县城，胜利到达闽东游击区，分驻连江县属的桃源一线。军团部在水口镇召开"八一"纪念大会，这时向部队正式宣布：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对内仍称红七军团。
红军抗日先遣队强攻福州，激战三昼夜未克，仍回师闽东游击区。8月14日，奇袭罗源县城，歼敌1个团。接着攻占穆洋镇，筹得现银3万元和一部分物资。8月28日，先遣队一举攻克庆元县城，到达闽北苏区。9月9日，离开闽北苏区，经仙霞岭，过江山、常山，穿过敌人两道封锁线，于10月底进入闽浙赣苏区。抗日先遣队北上3个多月，历经闽浙赣皖4省几十个县镇，由于沿途不断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兵员、军需均得不到补充；加上中央代表曾洪易的错误指挥，使红军先遣队到达重溪地区时，减员到2000人。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于长征途中发布命令，将红七军团和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合编成红十军团，佬命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委。下辖3个师，原红七军团改为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原红十军改为二十师、二十一师，刘畴西、胡天桃分任师长。同时，对省领导干部也作了调整：方志敏为闽浙赣省苏维埃主席兼军区司令员，并代表中央负责先遣队的北上抗日行动；曾洪易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留苏区主持省委工作（后叛变投敌）；粟裕任军区参谋长。红十军团和闽浙赣军区受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局和中央军区领导。
两军合编后，兵力约1万人，行动方向仍为浙西、皖南。11月18日，先遣队十九师自重溪出发，先行北上，向浙皖赣边挺进。11月24日，方志敏、刘畴西率领二十师、二十一师由葛源出发，经德兴、开化、婺源、休宁，于12月10日到达黄山东南之汤口镇，与十九师会合。这时，接中央军区来电：由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刘英5人组成军事委员会，以方志敏为主席，全面领导红十军团和创建新苏区的斗争，并由粟裕任军团参谋长，刘英任军团政治部主任。
抗日先遣队在汤口镇停留两天，对部队稍加整顿，同时向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反对内战"，"一致对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然后继续北上，深人敌后。
此时，蒋介石调集5个正规师、2个独立师、4个保安团及地方武装，以7倍于红军先遣队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扑向黄山，企图一举全歼北上红军先遣队。为粉碎敌人的进攻，军政委员会决定，将红军主力集中在太平县谭家桥地区，利用有利地形，伏击、歼灭中路之敌，然后寻机打击左右两翼，以争取打开局面。12月14日，红十军团同敌中路前卫耀武补充旅遭遇，争夺乌泥关，红军多次冲锋未能奏效，师长寻淮洲受重伤后牺牲，年仅22岁。红军被迫退出乌泥关，经旌德北人泾县茂林镇。这时又遭到24个团的四面堵截，伤亡很大，方志敏决定回师赣东北休整，再待机北上。1935年1月10日，红十军团离开皖南，沿着浙西的天目山脉向赣东北的怀玉山进发。
这时，蒋介石纠集20万重兵围追堵截红军先遣队。1月16日，粟裕、刘英率先头部队约800人突出重围，进入赣东北苏区。红军先遣队主力部队却被重重围困在方圆15里的怀玉山区。方志敏为迎接刘畴西主力部队，在送走先头部队后，重新钻进敌人的包围圈，找到了失散的队伍，随即组织力量，准备带领部队突出重围。
时值寒冬腊月，风雪交加。红军战士衣着单薄，茹雪啖草。从1月17日起，在方志敏、刘畴西的指挥下，爬山越岭，浴血奋战，寻机突围。最终弹尽粮绝，边打边退，趁夜晚转入深山。这次突围部队受到很大伤亡，刘畴西被捕。1月29日，隐藏在怀玉山陇首村附近的方志敏，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俘。只有少数部队突出重围，返回皖南，大部壮烈牺牲。1935年7月，刘畴西被敌人杀害。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时年35岁。他在狱中极为恶劣的条件下，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著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胜利突围的先头部队，在粟裕、刘英率领下，从赣东北转移到闽浙边地区坚持游击战争。这支队伍，抗战开始后，成为新四军的一个组成部分，战斗在抗战的最前线。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历时6个多月，行程5000余里，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以实际行动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揭露了蒋介石的卖国、内战的罪行，推动了群众抗日运动的开展，配合了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建成
紫金山天文台，1934年9月1日建成。
紫台位于南京东郊风景秀丽的紫金山（又称钟山）第三峰上。地理位置为东经118度49分，北纬32度04分，海拔267米。
紫金山天文台的筹建始于1927年11月。1927年4月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蔡元培按照孙中山的遗愿，建立了国立中央研究院。同年11月20日的一次研究院筹备委员会上，即决定建天文台于紫金山，并遂即进行勘测、设计工作。1928年春，中央研究院成立天文研究所，高鲁任所长，继续筹备。1929年，由余青松接任所长后，亲自进行勘测设计，主持天文台的兴建工程，经过5年多时间的艰苦施工，4座观测室和两幢宿舍先后竣工。4座观测室中，分别安放了600毫米反射大赤道仪，200毫米折射赤道仪和海尔单色光观测镜，135毫米超人差自动子午仪，100毫米罗氏变星摄影机等现代天文仪器，大赤道仪是当时远东最大的望远镜。这是我国自己的第一座现代天文台在紫金山上建成。中央天文研究所也随即由鼓楼迁入紫金山。
紫台建成后，我国现代天文工作者的前驱者，高鲁、余青松、李珩、高平子、陈遵妫、张钰哲、戴文赛等，相继来这里工作，利用这批仪器，从事实测和研究。高平子于1935年出席了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会议，中国天文学会正式加入了该会，加强了与各国天文工作者的交流。
抗日战争爆发后，天文台先后辗转内迁至湖南南岳、广西桂林、云南昆明郊区的凤凰山。在凤凰山上兴建了天文台，利用两台较小的仪器，继续从事天文观测。1941年9月21日在甘肃临洮进行的日全蚀观测，是我国进行的第一次有组织的现代日蚀观测。其后发表了题为《在日本轰炸机阴影下的中国日食观测》的论文。抗战胜利后，天文所重返南京。留在紫金山天文台上的主要仪器都已损坏，无法使用。虽然如此，当时的天文工作者历尽艰辛，克服困难，仍然开展了编历，经纬度测定，报时，日食观测，变星、彗星、太阳黑子的观测和一些基础理论的研究。
4月23日南京解放，紫金山天文台回到人民的怀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紫金山天文台成为中国科学院下属天文研究机构。紫台这才开始了新的生命，走上了发展的坦途，中国天文学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紫台的人员、设备等基本素质有了很大提高，研究工作开始越出原先较为狭小的范围，向着时间、历算、行星、恒星物理、射电天文、人造卫星运动理论和天文仪器等天文学科的纵深领域发展，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做出了贡献。紫台还先后负责筹建了南京天文仪器厂、天津纬度站和各地的人造卫星观测站，协助筹建了北京天文台。原属紫台的徐家汇观象台、余山观象台和昆明工作站，先后合并扩建成为上海天文台和云南天文台。一批原在紫台工作的科研骨干力量，也先后调到这些台站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现在紫台已建设成为一座拥有历算、实用天文、行星、古天文、恒星物理、太阳物理、天文仪器、人造天体运动理论、射电天文、空间天文、理论天文、计算等10多个研究室，以天体物理和天体力学为主要研究内容的综合性天文台。在天体物理、天体力学和古天文等领域内开展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
宪法起草委员会
12月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将于1935年3月召开国民大会，议定宪法，实行宪政。为此会议还通过了立法院应速起草宪法草案的决议。根据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精神，1933年2月9日，国民政府立法院决定组织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由立法院院长孙科任委员长，张知本、吴经熊任副委员长，戴季陶为顾问，委员40人。是日，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孙科、张知本、焦易堂等30人出席。会议讨论通过《宪法起草委员会组织大纲》，决定分四个时期起草宪法：（1）研究（半年）；（2）起草（3个月）；（3）讨论（3个月）；（4）呈报中央政治会议批准。
10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组织大纲。2月18日，国民政府予以公布。
宪法起草委员会主要职责为起草和讨论宪法草案。下设两科：第一科负责征集、审查、编纂事务；第二科掌理文书、议事、记录等。
宪法起草委员会拟定的宪法草案初稿，经孙科同意，以主稿人吴经熊私人名义发表。初稿分为总则、民族、民权、民生及宪法保障等5章共214条。随后，张知本也自行发表一份宪法草案。在蒋介石的干预下，孙科以吴稿为主，参考张稿，对宪法草案进行了多次修改。经立法院和国民党中央多次会议讨论修改，1934年10月16日，立法院三读通过宪法草案，计12章178条。12月14日，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5月5日，国民政府公布《宪法草案》。宪法起草委员会宣告结束。巾国工农红军长征年9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向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其中以50万兵力进攻中央苏区。中共中央在"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领导下，始则实行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继则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使红军在内线作战中已无可能打破敌人围攻，只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在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前，1934年7月，为反对日本侵略，冲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将寻淮洲、乐少华、粟裕领导的红七军团改为北上抗日先遣队。11月，北上抗日先遣队到赣东北，和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并成立了以方志敏为首的军政委员会，继续北上。12月，寻淮洲在战斗中牺牲。1935年1月，红军在和七倍于己的敌人作战中失利。方志敏在突围中被俘。他在狱中写下了《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名文。8月6日，在南昌英勇就义。余部在粟裕等率领下，突围到浙闽边坚持游击战争。
同年8月7日，任弼时奉中共中央命令，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8月12日，活动于湘鄂赣的红十六军并人红六军团，正式成立军团领导机构，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委。10月24日，红六军团到达贵州东北部，和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在印江县会合（会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萧克、关向应等指挥下，开辟了湘鄂川黔苏区，以配合中央红军的转移和西征。
中革军委陆续命令周建屏红二十四师及地方部队接替红军主力防务，红一、三、五、八、九各军团先后奉命向兴国、于都、会昌地区集结。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项英签发《中革军委命令》第5号，命令将主力红军组成野战军，实行战略转移。将军委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成第一野战纵队，以叶剑英为纵队司令员；将党中央、中央政府等组成第二野战纵队，以李维汉为纵队司令员。中共中央还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办事处，以项英为中央分局书记，陈毅、梁柏台为中央办事处正副主任。中共中央命令项英、陈毅、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率领一部分红军和地方工作人员约3万余人，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掩护主力突围。
10日晚，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及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共8.6万多人，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长征。
长征开始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又在军事上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蒙受了巨大损失。
23日，中央红军从赣粤边境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进人广东，并向湖南挺进。11月8日，中央红军与广东陈济棠秘密达成借道协议，由汝城南部通过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11月15日，中央红军从宜章、良田之间全部通过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11月26日，中央红军强渡湘江，遭到桂系李宗仁部的顽强阻击。30日，渡过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但红军损失惨重，人员折损过半，减至3万余人。并始终不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博古等人的"左"倾错误领导，使中央红军以至中国革命陷入极大的危机之中。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目标是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渡过湘江后，如果继续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就必须与五六倍于己的敌人打硬仗，这对于只剩3万多人的中央红军，显然有覆没的危险。在这紧急关头，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中央领导人召开了紧急会议，毛泽东力主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毛泽东的意见虽然得到多数人的赞同，但博古、李德仍坚持原议。15日，占领黎平县城。18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放弃向湘西前进的计划，改向黔北挺进。12月底，红军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猴场（草塘）举行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渡江后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强渡乌江，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革命根据地。1935年1月初强渡乌江，1月7日占领遵义。
经过通道、黎平、猴场三次会议，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开始为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所支持和拥护，"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意见遭到否决，毛泽东已在实际上参与了中央的重要领导，从而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解决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奠定了基础。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遵义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经过整编，轻装前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1月19日，离开遵义，移师北上。1月29日至3月22日，中央红军先后四渡赤水，挥师直逼贵阳，迫使蒋介石调动滇军援黔，红军却乘虚进入云南，并于5月上旬，巧渡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掌握了长征的战略主动权。
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会理城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中央红军继续北上，并绕道川西同红四方面军会合。5月21日，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地区。接着，于5月底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于1935年6月到达四川懋功。在此前，张国焘借口配合红一方面军北上，放弃川陕苏区，向川康边境转移。6月14日，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提出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由于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主张向川康边境少数民族地区退却。7月，红军又连续翻越几座大雪山，到达毛儿盖。
中共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会议对张国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与教育。会议再次肯定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决定把红一方面和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率领，包括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及军委纵队一部，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包括四方面的九军、三十一军和一方面的五、九军团及军委纵队一部。左、右路军分别从卓克基、毛儿盖等地出发。右路军穿过荒无人烟的草地，到达川北的巴西。在包座消灭了胡宗南的一个主力师。
但张国焘自食其言，反对北上方针，自恃所掌握的四方面军兵力比一方面军多，妄图篡夺党中央的权力，不顾中央严令其北上的指示，坚持错误，甚至企图以武力危害党中央。党中央发现了张国焘的阴谋，在巴西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脱离险境，率领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向甘肃进发。
党中央率领右路军七八千人，自巴西出发，到达俄界。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根据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警告张国焘必须改正错误，否则前途只能是离开党。
俄界会议后，党中央根据会议的决定，将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直属队改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陕甘支队突破甘南的天险腊子口，越过岷山，占领哈达铺。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会议，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会后，陕甘支队突破渭水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抵达陕北根据地的吴起镇，与陕北红军及先期到达的徐海东率领的6一一一十五军胜利会师。中央红军长征结束。随后，进行了直罗镇战役，"直罗镇一仗……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到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0页。
这样，中央红军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在历时一年的艰苦转战中，纵横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甘肃、陕西11个省，长驱二万五千里，爬雪山，过草地，斩关夺隘，抢险飞渡，进行了380多次战斗，击溃敌军40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攻克62座城市，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实现了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胜利地完成了震惊中外的长征。长征结束时，中央红军约有8000人。
张国焘带着被欺骗的红军向川康边境逃跑。1935年10月问，在四川理番县（今理县）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足木脚），他终于公开分裂党，非法另立"中央"。对于张国焘另立第二中央的决定，中央政治局责令他立即取消非法的"中央"，停止一切反党活动。
11月，红军第二、六军团执行中共中央北上抗日路线，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长征。1936年6月在西康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7月初，红二、六军团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两部分红军会合后，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也认识到南下的错误，纷纷要求北上。张国焘被迫取消了他另立的"中央"，同意北上。
部队由甘孜出发，8月到达甘南。这时，中央派聂荣臻、左权率部西征，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二、四方面军乃分为左右两路前进。左路红四方面军于1936年10月9日到达甘肃会宁，右路红二方面军于10月22日到达静宁将台堡，先后分别同红一方面军会师。
这样，6一方面军，从1935年11月到1936年10月，历时11个月，途经湖北、湖南、贵州、云南、西康、四川、陕西、甘肃8省，行程一万八千里，进行大小战斗107次，长征结束时约有8000人。
红四方面军行程八千里，长征结束时有12000人。
红军长征的胜利，粉碎了帝国主义、蒋介石扼杀中国革命的企图，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巾央坚持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的胜利；红军长征的胜利，是战争史上的空前壮举，谱写了中国共产党人不怕苦、不怕死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保存了中华民族的精英。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结束。""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9—150页。）它为尔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夺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同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
东北人民革命军是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分抗日武装所采用的称号。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于1934年11月7日。
1月26日，在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中明确指出：为使反日游击运动胜利，必须坚决地为夺取和巩固我们党在满洲反日游击运动及各种革命群众运动中的领导权而斗争。要尽可能地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可能的、那怕是动摇的力量与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斗争。同年5月，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共中央1月26日指示精神，召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会后，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按照省委部署，逐步改变某些"左"的政策，积极开展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团结和争取其他抗日武装共同对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武装也得到了迅速扩大。在各抗日义勇军大部溃散后，中共领导的游击队成为坚持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中坚力量。
中共领导的南满游击队，经过1933年夏季作战，实力发展到近千人。南满游击队最早使用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称号。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下辖第一、第二两团。同年10月27日，独立师主力南一。渡辉发河后，攻占了柳河县重镇三源浦、金川县凉水河子。随后，又进行了进攻大兴川、八道江和破袭吉（林）海（龙）铁路等战斗。经过3个多月的战斗，打破了2A.的大"讨伐"，发展了盘石游击区，开辟了辉发河以南的广大新区。
8月，独立师袭击山城镇，击毙日军大佐以下官兵28人。
在潆江县（今靖宇县）境内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辖第一、第二师和一个教导团，共1600余人。此后，第一军采取时而分散，时而集中的战法，在桓仁、辑安（今集安）、临江以北地区不断地打击日伪军。
以后，东满游击队也建立起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委。1935年北满的珠河游击队建立起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1936年北满的汤原游击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夏云杰任军长，张寿笺（李兆麟）任政治部主任。此间，由李延禄领导的东北反日联合军曾采用过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的番号，周保中领导的东北反日同盟军曾用过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五军番号。1936年2月以后，根据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关于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的指示，东北地区的各抗日部队相继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改编为抗日联军第一军，杨靖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辖第一、第二师，共约3000人，其他各军也陆续改编。抗日联军各军分别活动在辽东的长白山区，鸭绿江沿岸、问岛（延边）、松花江下游及兴安岭一带，广泛地开展了游击战争，多次粉碎日伪军的"讨伐"，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干扰和威胁了敌人的后方，牵制了日军向关内进攻的力量。
到1937年7月，东北抗日联军发展为十个军、并将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二军合编为第一路军，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委。全国抗战爆发后，又组成抗日联军第十一军，并把第三军到第十一军分编为抗日联军第二路军、第三路军，总指挥分别为周保中、李兆麟。东北抗日联军最盛时期发展到3万余人。
钱塘江大桥开工典礼
11日，钱塘江大桥举行开工典礼。
钱塘江简称钱江，旧称浙江，是浙江省最大的河流。钱塘江大桥，位于杭州市闸口钱塘江上，是我国工程师自行设计和施工建造的第一座大型现代化的铁路、公路两用双层桥。由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设计并主持建造。
茅以升，原名茅以舁，字唐臣。江苏镇江人。1916年毕业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1917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硕士学位。1921年获美国加利基理工学院工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教授、南京东南大学工科教授兼主任、天津北洋大学教授兼校长。1948年当选为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数理组院士。
夏，浙江省政府建设厅长曾养甫发起兴建钱塘江大桥。8月，国民政府铁道部成立钱塘江桥工委员会，茅以升为主任委员，下设工程处，茅以升任处长，罗英为总工程师，进行筹建，全面负责设计施工。
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纪念日）在建桥旧址的闸口举行开工典礼。参加开工典礼的有：国民政府行政院、铁道部、浙江省政府、银行界及京（南京）沪杭各界代表5000余人，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铁道部次长曾仲鸣、华侨商人胡文虎等出席。1935年4月6日正式动工。中国的专家、技术人员和建筑工人，克服重重困难，采用气压沉箱等建造桥墩的先进技术，水上水下同时施工，于1937年9月竣工，10月10日通车。
钱塘江大桥总长1453米，分为正桥和引桥两部分。正桥长度为1072米，分为16孔，每孔67米。北岸引桥288米，南岸引桥93米，全桥结构采用双层式，上承公路，下载铁路。铁道净空高6.71米，宽4.88米，载重古柏氏50级。公路桥面宽6.09米，载重H15级。桥面两边人行道宽1.52米。整个工程耗资为法币540万元，合当时美金160万元。（茅以舁：《钱塘江建桥回忆》。
抗日战争期间，1937年12月23日杭州沦陷。为避免资敌，工程处奉令于沦陷当天将大桥炸毁，全体员工撤退至后方。1940年9月，日伪人员在已毁钢梁上架设木桥，通行汽车。1943年日军又修复桥墩及钢架，1944年10月临时通行火车，但两次被游击队爆破炸毁。
抗战胜利后，1946年春，桥工处在杭州恢复。9月，又开始修建。1947年3月，大桥铁路、公路恢复全部临时通车。解放前修桥主持人为茅以升、汪菊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铁道部上海铁路局接收，继续修复。1952年4月，全部完工通车。
史量才事件
《申报》总经理史量才11月13日在浙江海宁县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事件。
史量才，江苏江宁人，原名家修，字量才，中年后以字行。1901年秋，入杭州蚕学馆读书。毕业后先后任教于上海育才学堂、兵工学堂、务本女校、南洋中学。1904年，在上海创办女子蚕桑学校（现江苏蚕业学校前身）。1905年，与黄炎培发起江苏学务总会，并为董事。1908年兼任《时报》主笔，积极参与江、浙两省收回路权运动，社会声望日益提高。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江苏独立运动和南北议和议会等重要政治活动。1912年史量才与张謇、应德闳等人合资购进《申报》，从此使《申报》从外国人手中开始成为中国人自己经营的报纸。史任总经理。后张、应等人退股，《申报》随成为史量才独立经营的企业。1920年创办《常识》副刊。1921年参与创设中南银行，开办实业，复兴中华书局。获得经济后盾，于1927年收购了《时事新报》。1929年从美国人手中盘进《新闻报》大部分股权，仍任总经理。
史量才性"好直言，嫉恶如仇"，"宁愿以直言开罪于人，决不愿谄谀人而乱是非"。在政治生活实践中，史量才认识到一些口喊革命的新旧官僚，实为争名逐利之徒，致使国事日非，民怨沸腾。于是他便退出宦途，怀抱新闻救国的理想，以《申报》为基地而奋斗终生。
史量才认为，报纸是民众的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是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因此，《申报》对北洋军阀和蒋介石的统治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虽不敢公开反对，但有时又旁敲侧击一下。在他的经营方针指导下，《申报》的发行量从民国初年的7000份到1928年公开宣布发行达15万份，为全国销售量最大的报纸之一。史量才成为全国最大的报业资本家。史量刁‘还自恃《申报》的机构设在上海租界里，南京政府不能直接去干预它，所以不大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话，甚至对它泼冷水。史量才对南京政府对新闻出版的种种限制，极表反对，并为争取《申报》的独立生存进行斗争。
史量才为实现其救国之志，使《申报》尽其"保国卫民"的天职，从1931年1月开始，着手打破保守谨慎的常规，积极进行《中报》改革工作。在总经理下设总管理处，指挥协调《申报》的全部工作，聘请陶行知（当时尚被南京政府通缉中）为顾问，以黄炎培为设计部主任，总经理史量才和经理马荫良兼总务部正副主任，使《申报》面貌为之一新。特别是1931年至1934年这一时期，为《申报》历史上最光辉的年代，也是史量才一生政治主张最鲜明、办报方针最坚定的年代。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坚决主张抗日，反对内战。在此期间，《申报》的"自由谈"先后登载鲁迅、陶行知（化名"不除庭草斋夫"）的文章。例如，从1933年1月至1934年8月，鲁迅以多种笔名写了140多篇战斗性杂文，成一为反文化"围剿"的重要阵地。《申报月刊》创刊号刊载了胡愈之（《动荡中之世界政治》）、巴金（《沙丁》）、茅盾（《林家铺子》）等比较进步的作品。
在此时期，"九一八"事变后，《申报》针对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予以抨击。"九一八"事变后次日，《申报》刊登85条电讯，其中47条为申报采写的，详细报道了事变真相，向读者点明了日军的侵略性质。1931年9月23日发表时评，题为《国人乎速猛醒奋起》，抨击不抵-抗政策，要求南京政府，即"应为维护国家维护民族，而作自卫之背城战"。12月17日发生了南京珍珠桥惨案，《申报》报道了惨案真相，并发表《学生爱国运动评议》，支持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史量才发起组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史为会长。他在会上号召"奋勇向前，抗战救国"。他说："我年近花甲，他无所求，但愿生前不做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听众深为感动。他和维持会理事共同捐献巨款，积极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并资助中国红十字会组建伤兵医院，组建难民收容所。《申报》时评《敬告国民》指出，上海之战"是全民族生死之战"，"认定十九路军是国民的军队，对它负起责任来，供给它军械、药品、粮食及一切物质上之需要"。发动各界各阶层支援十九路军，捐款总数达93万多元，大部分用于为十九路军购买米粮及慰劳将士。他对十九路军撤离上海和《淞沪协定》的签订，非常悲愤。
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其时曾想方设法拉拢史量才，并给以许多荣誉职衔：如国难会议员、中国文化教育馆常务理事、红十字会名誉会长、上海市临时参议会议长等职务，希望他能转变《申报》的立场，但他不仅不为所动，仍然坚持为抗日民主而斗争，绝不屈服于权势。1932年3月，南京政府为应付舆论，企图以国难会议为名，压制抗日力量，史亦被聘为出席会议的成员之一。史量才为表示不同国民党合作，他不仅同马相伯等60多人联名致电南京政府拒绝参加会议，而且《申报》还发表时评，指出"国难会议"不过是"敷衍人民之一种手段"。
6月，蒋介石以60万兵力发动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这时，史量才同宋庆龄、杨杏佛、陶行知、黄炎培等分别商谈后，一致认为，《申报》应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内战的立场。为此，《申报》于6月30日、7月2日、7月4日连续发表了由陶行知撰写的《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3篇时评，深刻揭露了南京政府不顾民族危亡，不以枪口对外专以枪口对内，连续进行剿杀人民的反革命战争的本质及其必然后果。这几篇时评着重指出：
"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何莫非饥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一部分"剿匪军队，剿’匪‘其名，而剿民其实。实则兵之扰民，尤甚于’匪‘，民之畏兵，尤甚于’匪"‘。"枪口不以对外，而以之剿杀因政治经济两重压迫而铤而走险之人民。"正如杨杏佛氏所言："’对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之日军，既委曲求全，礼让言和，请其撤退；独对于国内铤而走险之人民，则竞动员大军，大张挞伐‘。此诚吾人所不解者也。"
"政治黑暗如此，蚩蚩之氓，如沦地狱，是正即所谓官逼民变。官逼民变，民安得不变？既逼民变，复从而围剿之，事之可悲，孰逾于此？"
"今日之所谓’匪‘者，与其谓由于共党政治主张之煽惑，毋宁谓为由于政治之压迫与生计之驱使。政治如不改革，民生如不安定，则虽无共党煽惑，紊乱终不可免。""故今日’剿匪‘如扬汤止沸；澄清政治，安定民生，乃为釜底抽薪。"（《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
对于这些评论，南京政府深为恐惧和忌恨。于是由朱家骅（时任教育部长）、潘公展（上海市教育局长、CC首要分子）两人出面，给蒋介石打报告，并附上有关剪报，罗列《申报》"危害党国"的罪状。称：上海报阀史量才利用他的报业权威，勾结上海的一般无聊文人，专做危害党国的工作。朱、潘还把《申报》"自由谈"和《申报月刊》登载鲁迅、陶行知等人的文章，以及聘用黄炎培为《申报》的设计部长等，都作为不利于"党国"的事例。于是蒋介石看了"报告"，勃然大怒，红笔亲批"申报禁止邮递"6个大字。
这样，从1932年7月16日起，除沪、宁、杭外，其他各地所订之《申报》，完全被扣于上海邮政总局。
史量才对此极为愤慨。他在同宋庆龄、陶行知、黄炎培等商量后，又几经周旋与妥协，《申报》于8月21日恢复邮递，遭禁长达一个多月。此后，史量才抗日、爱国、民主的政治主张，却更加鲜明坚定。
12月，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举行成立后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史量才也以记者身份参加。他在发言中坚决拥护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政治主张，反对南京政府侵犯言论、出版自由，非法逮捕、迫害进步人士，镇压人民爱国行动等暴行。他不顾南京政府的禁令，《申报》对中国人民保障同盟的宣言、电函及活动情况均予以如实报道。1933年3月，共产党人廖承志、罗登贤、余文化3人在上海租借被捕后，《申报》对民权保障同盟营救廖承志等人的过程及时作了报道，并发表了律师为3人所作的辩护声明。由此，一方面扩大了民权保障同盟的政治影响，另一方面也大大地提高了史量才和《申报》在各界群众中的声誉。
史量才和《申报》的言论及其对民权保障同盟的支持拥护，日益为蒋介石及南京政府所不容。蒋继于1933年暗杀杨杏佛后，史与杨关系密切，蒋即着手置史量才于死地。
夏秋之际，蒋介石就命令戴笠动手。戴怕事机泄露，迟迟未敢在上海行动。当戴侦悉史量才常去杭州休养后，便决定在沪杭途中将其杀害。
史量才去杭州别墅休养。11月13日，由杭返沪，坐的是自备保险汽车。此消息为戴笠获悉，便立即进行劫车杀史的罪恶布置。参加这一罪恶行动的特务除负责指挥的赵理君外，还有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组员李阿大、施芸之、许建业等6人，汽车司机张秉午。使用的汽车是当时军统经常使用来搞暗杀绑架的一辆老式别克牌敞蓬车。特务们事前准备了两个临时用的汽车牌照：一是京字第72号；另一个是杭州警察局的试车牌照。所用手枪均为洞穿力很强的驳壳枪和强力式手枪，能射穿史所乘的保险汽车。行刺前，先由赵理君察看和选择了动手的地点。
史量才乘坐的汽车内包括司机共6人：史及其夫人沈秋水、内侄女沈丽娟、儿子史泳赓及其同学邓祖询。是日，下午3时许，汽车行抵海宁与杭县交界的翁家埠大闸口时，即见前方有一京字72号别克汽车横于路上，迫使史的汽车停了下来。车一停，就有六七个穿黑色短装持手枪的大汉从斜刺里出来，即向史的汽车开枪射击。司机急俯身避弹。在慌乱中史量才及其子忙从车内跳出，分头逃跑。史泳赓向返杭方向跑去。3个特务追赶，连发数枪，均未打中，他从田野中飞奔逃走。史因身体不好，跑得也慢，在慌乱中逃进附近一所茅屋。两个特务紧追过去时，史又从后门穿出，躲在房后面一个干涸了的小水塘中，却被站在路上指挥的赵理君发现。赵一面大叫"在这里"，一面连连向史开枪射击，一弹正击中史的头部，史当即倒下。李阿大又向史补上一枪，登时血流如注。时年56岁。凶手们见目的已达到，立即爬上汽车飞奔而去。司机黄锦才及与其并坐的邓祖询，亦当场遇害。沈秋水未受伤，沈丽娟受轻伤。
血案发生后，举国震愤，责难纷起。蒋介石还猫哭老鼠般地做作一番。一面严令江浙两省、沪杭两市缉凶，悬赏一万元奖金；一面电唁史的家属，表示"慰问"。与此同时，特务们又从蒋的手中领到了一笔5000元的犒赏费。
史量才的被害，也使报界极为震惊。它驱散了一部分人走中间道路、办中间报刊的幻想。虽然一时造成几乎没有人再敢与国民党抗争，国民党把所谓"舆论"一手包办起来。但从血的教训中，却唤起更多的人，进一步认清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的反动本质，从而投入抗日反蒋阵线中来。
伪满推行"集团部落"
本侵略者在我国东北大规模地推行归屯并户、制造无人区、建立"集团部落"。其目的是以此防止东北人民的反抗，对抗日武装进行政治围困和经济封锁。
本帝国主义为加强其在我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在伪满洲国建立了伪治安维持会和武装自卫团，实行保甲制度与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同时并举，作为其"治本"的内容。
12月，伪满政府公布了《暂行保甲法》。12月3日，发布了关于建立"集团部落"的969号训令。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是日伪推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的过程。他们将分散居住或在较小村庄居住的居民，被强制地迁移到指定的集中的所谓"部落"。1t去，而对原来的村和在村庄不肯离去的居民，一律实行烧光、杀光和抢光的政策。
伪对"集团部落"的规模和布局，有具体要求。"集团部落"四周是9尺高、6尺宽、长达2500米的围墙，墙上每隔百米建一座炮楼。墙外挖有1.5米深、3米宽的水沟，沟外还设有5尺高的铁丝网。此外，还筑有大小炮台9个，分布在"部落"4门、围墙4角和"部落"中心。各地区的"集团部落"，大多以方形为原则，必备炮楼，减少道路，尽量设在平原地区。"部落"问的距离，以两小时能到达为标准，呈三角形分布。
"集团部落"实质上就是日本侵略者囚禁殖民地群众的集中营，故人称其为"人圈"。每个"部落"约关闭着100至150户左右的居民。日伪统治当局为对"部落"居民进行军事统治，和把"部落"变成"讨伐"的据点，对"部落"居民实行军警统治，在"部落"中驻扎军警，设立警察派出所、分驻所或警防所。"部落"内彻底实行保甲连坐。自卫团与适龄壮丁被强迫站岗放哨。为防止抗日军民混入"部落"，居民出入要挂号。耕种田地也只能在"部落"附近进行，以致造成远处耕地荒芜，粮食严重缺乏，居民住房简陋不堪，只能以窝棚、马架子和地窖子等来栖身，饥寒交迫，度日维艰，大批百姓冻死、饿死和病死。"集团部落"内的政治控制也十分严酷，群众的一言一行都要被监视，还要受到警察和官吏的勒索和刁难。
到1939年，东北境内共建"集团部落"1.34万个，殃及100万户约500万人，占当时东北沦陷区总人口的1／10。
伪统治者不遗余力推行这一措施，目的在于切断抗日武装力量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妄图使抗日武装力量成为无水之鱼，枯竭而死；使数百万群众忍痛抛弃多年辛苦耕种的土地和世世代代建立起来的家园，遭受巨大的苦难和涂炭。
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至1935年春，由刘志丹、谢子长等在陕西北部和陕西、甘肃边界地区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陕北两区，亦称陕北革命根据地。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清涧起义、渭（南）华（县）起义，以及旬邑、礼泉、淳化、三原等地的多次起义之后，几经周折、逐步建立起来的。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陕甘两省建立了党、团组织，发展党团员。1927年春成立了陕西区委，统一领导两省党的工作，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1927年7月，陕甘区委改为陕西省委。1927年9月下旬，陕西省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八七会议精神，批评了省委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决定"要在土地革命的政纲之下，加紧农村阶级斗争，准备总罢动"。于是，党组织就逐渐把主要力量放在准备和组织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方面上来。
10月12日，在唐澍、谢子长、白乐亭等人领导下，于清涧发动起义，遭到失败。其后，中共陕西省委为贯彻中共中央"尽可能的发动农民暴动"的指示，省委于1928年1月上旬召开会议，为从组织上清除右倾机会主义，撤销了耿炳光的省委书记职务，选举潘自力为书记。积极筹备渭（南）华（县）起义。
渭、华两县拥有数十万工农群众，有党团员1000余人，革命力量比较雄厚，省委为了开展这一地区的武装斗争，先后派人加强对渭、华两县委的领导。1928年3月，省委成立了以刘继增为书记的中共陕东特委，负责具体领导渭、华地区的农民起义。4月底，刘志丹、唐澍等率领西北军新编第三旅举行起义，由潼关开往华县，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唐澍任总司令，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5月初，在中共陕东特委和中共渭南、华县两县委的组织领导，以及西北工农革命军的支援下，渭南、华县万余农民举行起义。6月，起义军因遭到优势敌人的进攻而失败，保留下来的革命力量转入隐蔽斗争。
清涧、渭华起义的失败，使中共陕西省委和谢子长、刘志丹等深刻认识到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并为以后领导革命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秋，中共陕西省委派刘志丹、谢子长回陕北开展武装斗争，刘志丹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谢子长为委员。
下半年，刘志丹等在陕甘边合水、保安（今志丹县）、安塞一带成立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通过斗争实践和受毛泽东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启发，刘志丹、谢子长等进一步认识到，要想取得革命胜利，就必须建立党独立领导的武装和创建革命根据地。
10月，阎红彦、杨仲远等领导的晋西游击队转战到陕北，改为红军陕北支队，与刘志丹等领导的游击队会合。1931年1月，两支队伍改编为西北工农反帝同盟军，谓}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1932年2月，西北工农反帝同盟军扩编为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后叛变）任政委，杨仲远任参谋长。5月10日，省委改任刘志丹为总指挥。随后，开辟了以旬邑、正宁、宁县、合水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
底，陕甘游击队在发展壮大的基础上，奉省委指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王世泰任团长，杜衡（中共北方局特派员、陕西省委书记）兼军、团两级政委。随后，开辟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由于杜衡（后叛变）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政策，指责刘志丹、谢子长等为"游击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等，剥夺了他们的军事指挥权。之后，强令部队离开照金根据地南下，结果被敌人冲散。刘志丹转回照金，经过艰苦斗争，恢复了红二十六军。
7月23日，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高祁家洼秘密召开了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原特委委员马明方、马文瑞、毕维舟、王兆卿、常学恭、崔逢运（崔运）、鲁笨等外，各县参加会议的还有：崔文宪（崔田夫）、崔逢吉（崔田民）、高明朗（代表游击队）、张达志、高长久、张岗、赵福祥、高禄孝、贾怀智、王国昌、魏刚等约20人。中心议题是讨论开展游击战争与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会议分析了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认为陕北已具备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的条件。会议通过决议：在安定扩大与巩固陕北游击队一支队；在绥（德）清（涧）建立二支队；在神（木）府（谷）建立三支队。在安定、绥清、神府3个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游击根据地。会议补选了张达志、高长久、崔文宪、崔逢吉4人为特委委员，崔文宪为特委书记。这次会议对创建陕北红军、开展陕北游击战争、建立陕北革命根据地具有重大意义。
8月，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治委员。11月7日，撤销了陕甘边红军总指挥部，所属部队在甘肃合水县莲花寺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全师共500余人。1934年1月10日，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成立，习仲勋任主席。至此，以南梁为中心、纵横各150里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初步建成。
从1933年5月至1934年4月，陕北游击战争迅速发展，成立了陕北游击队，下辖6个支队，在延川、神府（神木、府谷）、佳县、吴堡、清涧、绥德等地区，建立了一些小块根据地。
4月4日，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神堂沟召开党团特委扩大联席会议，决定普遍组织革命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使各个游击区发展成为连成一片的革命根据地。7月8日，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二道峁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统一指挥陕北各游击支队开展斗争。7月17日，谢子长率领游击队攻占了安定县城，救出被捕的中共党员和群众。随着斗争的发展，先后又成立了第四、五、六、七、八、九支队。到1934年底，陕北红军游击队发展到26个支队，建立了神（木）府（谷）、佳（县）榆（林）边，绥（德）、米（脂）、佳（县）、吴（堡）边，绥（德）、清（涧）、延（川）边，安定一带等4块革命根据地。
红军游击队的发展，革命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动摇了军阀井岳秀的反动统治。1934年5月，敌人对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根据中共陕北特委和游击队总部的指示，谢子长、郭洪涛率领陕北红军游击队一、二、五支队南下陕甘边，7月23日，在南梁地区与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军会师。两军密切配合，于7至8月间经过战斗，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谢子长在战斗中不幸身负重伤。9月，陕北游击队一、二、三支队，改编为红军一、二、三主力团。
1月25日，陕北苏维埃政府在安定县成立，马明方任主席，崔田民、霍维德为副主席。2月5日，中共陕北特委和中共陕甘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岭召开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了统一两个革命根据地党政军领导和反对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工作方针。决定成立以惠子俊为书记（未到职，由崔田夫代理）的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以谢子长为主席、刘志丹为副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陕甘、陕北两个地区的革命武装。这时，两个地区的红军有4000人，游击队3000人。谢子长因伤势恶化于2月21日逝世，时年39岁。此后，由刘志丹负起指挥全军的重担。
5月1日，红二十六军与红二十七军在白庙岔会师。之后，中共西北工委正式宣布成立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前敌总指挥部，任命刘志丹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在刘志丹等的指挥下，连续解放了安定、延川、延长、安寨、靖边、吴堡等6座县城，并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使陕北、陕甘边两个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
9月15日，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地区长征转战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翌日，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9月17日，中共西北工委与鄂豫陕省委在永坪镇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以朱理治、程子华、聂洪钧等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改组西北军事委员会，聂洪钧任军委主席；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任副主任。十五军团于9月18日正式组成，下辖七十五、七十八、八十一师，分别由原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编成。全军团共7000余人。马明方、习仲勋仍分任陕北省和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主席。这时陕甘革命根据地有20个县，90余万人。其后，还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从此，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各路红军长征的最后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根据地、全国革命的大本营。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