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继"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之后，又将侵略爪牙伸至华北。在1935年一年中，先后制造了察东事件、河北事件、张北事件，迫使中国与之签订"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并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和内蒙古独立。
民族危亡的加重，使抗日救亡逐渐成为中国各社会力量的关注焦点。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于8月1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和号召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2月，中共又于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为迎接抗日新高潮的到来做了政治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激励与感召下，北平青年学生发动了"一二·九"反日救国示威游行，将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推至一个新的高潮。
在日本逐步加深的侵略面前，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外交也发生了某些变化。为增强国家经济物质实力，国民党于4月发起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并将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随后，国民党政府通过币制改革，先后与英镑和美元发生联系，使日本在中国的货币金融上无法再作文章。11月，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在会上发表对外关系演说词，在"决不放弃和平"之外，又表示了"至非牺牲不可之时，自必决然牺牲"的态度。
在中日民族矛盾激化情况下，国内阶级矛盾虽有所缓解，但并非消停。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之后，开始长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随后，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10月抵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
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
鸦片战争将中国带入了灾难与屈辱的近代，在一代代先进人士相继努力之后，时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仍难改其积弱积贫、国运日衰的局面。"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并向华北渗透，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面对民族危亡的现实，中国文化思想界人士纷纷从文化角度深刻反省自己，试图找出根源，以求解救之道。据此，他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文化建设主张。有人主张"全盘西化"，有人主张"复古"，也有人主张"调和"中西文化，走折衷的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文化宣传，在这时也以"革命的文学运动"形式出现，组成了各种"左翼文化团体"，影响日盛。文化思想领域缤纷复杂的局面，毫无疑问是不利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统治的。为加强文化思想的统治，国民党在统治区除开展"新生活运动"，提倡尊孔读经之外，还着手建立专门的文化机构。1934年3月，由陈立夫、陈果夫等人发起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在上海成立，其机关刊物《文化建设》自10月开始出版。
1月10日，北平、上海、南京的陶希圣、王新命、萨孟武等10位教授在《文化建设》杂志上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简称"一十宣言"），提出建设"中国本位文化"的主张。所谓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由此开始。
《宣言》认为，"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在文化建设过程中，对于中国过去的一切，应"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对于欧美的文化，应"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而其"吸收的标准，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故此，本位文化建设的原则是"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未来"。
《宣言》发表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激烈反响。它不仅得到了当时急欲加强文化思想统治的国民党的大力支持，而且也得到了社会上相当一部分其他人的赞赏与支持。但是，十教授的本位文化建设主张也遭到了一部分人的批评与反对。不仅有人对其抽象、空洞、似是而非的内容表示不满，更有人对十教授在国难当头时发起文化建设运动提出质疑。郑振铎则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中国能脱出日本的爪牙。所以迫切的问题，不是文化问题，而是生存的问题。"在众多的批评、反对者中，西化派为其主力。这样，关于文化建设问题基本上形成了本位文化派和全盘西化派两大阵营。前者以陈立夫、李绍哲、何炳松、陶希圣为主要代表人物，以《文化建设》为舆论阵地；后者以陈序经、胡适、张佛泉为主要代表人物，以《独立评论》为舆论阵地。
本位文化建设主张提出后，胡适3月31日于《独立评论》上发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对十教授本位文化建设主张作了言辞犀利的批驳。文章一开头便指出，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实际"正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化装出现。说话是全变了，精神还是那位劝学篇的作者的精神"。在对十教授本位文化建设的原则逐条批驳之后，胡适于文章结尾提出自己的看法，"中国的旧文化"的隋性实在大的可怕，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葛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陈序经、李麦麦也分别对十教授本位文化建设主张提出了批评，并指出中国只有全盘西化，才有出路。
针对西化论者的种种批评指责；十教授等亦纷纷作文，一方面为其主张辩解，另一方面对西化主张进行批评。4月3日，王新命在《晨报》上发表文章，称陈序经、胡适对"一十宣言"的抨击是无的放矢的抨击，并指出陈胡二氏的全盘西化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中国固有的文化纵有可存，也不应存，西方文化，纵有可舍，也不应舍。"陶希圣、何炳松、萨孟武等人也撰文回击西化派的批评。
由于全盘西化派在理论上比较有体系，同时又顺乎社会时代的潮流，西化派在争论中一时占了优势，本位派有些招架不住。于是，十名教授又于5月10日联名发表《我们的总答复》，即"五十宣言"。在这篇宣言中，一方面再次申明他们的观点，标榜他们所主张的中国本位，"不是抱残守阙的因袭，不是生吞活剥的模仿，不是中体西用的凑合，而是以此时此地整个民族的需要和准备为条件的创造。"另一方面明确提出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是"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
"五十宣言"发表后，双方又争论一段时间后便逐渐平息下去。这场持续一年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的论争，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有关文化问题论战的延续，只是由于现实的社会环境赋予它新的内容。它不仅是有关文化问题的论争，也是现实政治斗争在文化问题上的反映。
遵义会议
9月，蒋介石国民党调集100万军队，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掌握着中央苏区党和军队的领导权，中共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节节失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长征开始后，博古等人的"左"倾错误领导又使中央红军蒙受巨大损失，中国革命陷入极大危险之中。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毛泽东力主放弃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18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决定放弃向湘西前进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黔北挺进。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乌江南岸的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强渡乌江，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革命根据地。1月初，中央红军强渡乌江，7日占领遵义。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批评和纠正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等。参加会议的还有：红军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政委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会议揭发和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批评了博古在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进行辩护的错误观点，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决议对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进行深人分析，指出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是第五次反"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主要原因。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了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企图逐渐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保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为了求得决战的胜利，在决战方面，集中优势兵力是绝对必要的。"但是过去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为了抵御各方面敌人的前进，差不多经常分散兵力。这种分兵主义的结果，就使我们经常处于被动地位，就使我们的兵力处处薄弱，而有利于敌人对我们各个击破。""单纯防御路线发展的前途：或者是不顾一切的拼命主义，或者是逃跑主义，此外决不能有别的东西。"决议批评和分析了博古等人军事上的一系列错误政策，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然后又指出目前环境下党与红军的严重任务，"当前的中心问题，是怎样战胜川、滇、黔、蒋这些敌人的军队"，"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是严重的工作"。
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而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随后，军委决定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接着又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中国劳动协会成立
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工人运动受到摧残，革命、进步的工会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1929年，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工会法》，翌年又公布了《工会法施行法》，对工会的设立、会员、职责及其监督都做了严格的统制，并禁止成立县、市、省和全国性的工会组织。"九一Jk"’事变以后，随着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广大工人的反工会限制活动也与日俱增，多次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申请，要求给予和保障工人的组织工会及自由罢工等权利。1934年，国民党被迫准许县市区域内的工会可以联合成立总的组织，但依然不允许省和全国范围成立工会联合组织。慑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国民党为了加强对工人运动的控制，勉强同意了成立中国劳动协会的要求。
2月24日，中国劳动协会（简称劳协）于上海成立。大会推选陶百川、陆京士、朱学范、赵树声、周学湘等19人为理事，王宜声、王家树、张光岱等9人为候补理事。2月26日召开第一次理事会议，推举陶百川为理事长。4月15日第二次理事会议上，陆京士继任理事长。
中国劳动协会最初是一个劳动文化团体，成立时有个人会员1200人，团体会员150个。由于国民党不允许省和全国范围内工会联合组织的成立，所以劳协还不是全国性的工会组织，其团体会员主要是全国邮务总工会和上海市总工会所属的工会组织。
日本发动的华北事变，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危险，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建立工人救亡团体联合战线的任务也日益迫切。朱学范于1936年初提出这一问题，并于同年6月利用出席第二十届国际劳工大会的机会秘密会见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康生和李立三。8月14日，毛泽东致函当时在上海与朱学范一起工作的易礼容，希望他努力发展一个有益于抗日救亡的集体力量。劳协从此逐步转变为响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人团体。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劳协内部以朱学范为代表的一部分人，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的号召，为动员和组织全国工人团结抗日而努力。劳协总会从上海撤退后，1938年2月迁至汉口。朱学范2月8日以上海市总工会和中国劳动协会的名义邀集广州市各业工会抗敌会的委员举行座谈会。他在会上提出四个问题：（1）成立全国性的劳动界总的组织，统一领导全国工人的抗日活动；（2）呈请政府修改工会法，使各业工人加入工会；（3）登记各种技术工人，使他们为抗日贡献力量；（4）把工人武装起来，直接参加抗击日军，保卫祖国。这四项主张得到与会者一致同意。随后，朱学范拜访了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代表兼主任徐特立，徐对他组织全国工人力量，把工人武装起来参加抗战的主张表示赞同和支持。此主张还先后得到长沙、汉口工人组织负责人的认同。为实现上述主张，全国各地工会在中华海员工会、中国劳动协会、上海市总工会等11个团体带动下开始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的筹备工作，并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全力支持，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特为此发来贺电，1938年4月17日于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还将朱学范列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成员。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的筹备工作虽因国民党政府的干涉未果，但它却为国民党统治区的劳协同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的公开联合，为全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奠定了一个初步基础。
7月，劳协总会由武汉迁到重庆，此后便将工作的重点放在参加国际劳工活动，与国际工会建立广泛联系方面，而且以全国性工会代表的地位加入了国际工会联合会。
10月，出席完第八届国际工联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五届国际劳工大会的朱学范与在重庆的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会面，提出今后希望与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共同参加国际工会活动。周恩来当即表示赞同，主动提出拟将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加入劳协。12月8日，劳协在重庆召开第二届年会，朱学范当选为理事长。年会同意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为劳协的团体成员。
抗战进人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更加独裁与专制，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等权利被剥夺殆尽，工人群众的劳动条件也日趋恶化。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运动制定了方针：一方面要求共产党员认真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另一方面实行工人阶级统一战线，把工人团结组织起来，积极参加抗战的各方面工作，并于工作中注意解决工人失业、饥饿问题。
3月30日，中国劳动协会在重庆召开第四届年会，陕甘宁边总工会张晓梅出席了会议。年会修改了会章，改选了理监事，并通过了劳协章程。大会宣言为劳协工作提出三大任务：（1）号召全国工人提高技术，增加生产，增强抗战实力，争取抗战的胜利；（2）加紧国际劳工联系，以期迅速击溃德、意、日法西斯，重建世界战后新秩序；（3）改善工人生活，注意生产安全，提高劳工福利。此次年会的召开，进一步增强了劳协内部的联共抗战力量，确定了保护工人利益的斗争与促进民主运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劳协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中一股坚强的力量。
抗战时期中国劳动协会有了很大发展，1935年成立时有会员10万人，1939年加入国际工会联合会时，会员增至50万人，1943年夏增至59万人。劳协在抗日战争时期从事了多项工作，其中主要有以下几项：
技工内迁和救济沦陷区技术工人。
沦陷区技工内迁是保障大后方工业发展的前提，劳协委托中华全国邮务总工会具体组织这一工作，派人到与沦陷区接壤的安徽省界设立招待所，接待来自沦陷区的技工，并负责将他们送到重庆或其他城市参加工业生产。从1943年到抗战胜利，劳协从上海、天津、香港等沦陷区先后资助了4130余名技术工人到后方参加战时生产。1944年豫湘桂大溃败中，劳协拨专款派人前往贵阳、独山一带设立招待所，并在贵阳至重庆沿途设立临时接待站。这段时间内有9551名技工受到援助，其中一部分内迁至后方参加生产。
举办工人福利事业。
抗战时期工人生活极为恶劣，劳协利用美国工会的捐款，举办了一些工人福利事业。1943年在重庆的工业区猫儿石成立工人福利社，接着在龙头浩为码头工人办了服务站，随后在重庆数个工业区先后举办工人福利社。福利社一般设有茶室、理发室、图书室、俱乐部、诊疗所等，1945年一年中重庆各福利社参加各种活动的工人达54.7万多人次。除重庆地区外，劳协在成都、西安、洛阳、桂林等地也相继举办工人福利社。为解决女工困难，劳协还在重庆、成都、宝鸡等地女工比较集中的工厂区开办托儿所，免费收托女工的婴、幼儿。
发挥劳工文化补习学校教育、团结和组织工人的作用。
为提高工人文化素养与政治觉悟，从1944年起，劳协在重庆地区陆续开办了49所劳工文化技术补习学校。为方便工人上学，学校大多设在工厂里面。补习学校的教师，多数由劳协选聘，其中有中共地下党员，有接近共产党的青年，有民主同盟盟员。工人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不但提高了政治、文化、技术水平，劳协也因此吸收了新的会员，壮大了力量。
招募工人去缅甸、印度支援盟军作战。
为配合盟军的反法西斯战争，1943年劳协接受委托在重庆招募青年工人去缅甸、印度支援盟军作战，担任军需运输工作。除负责招募外，劳协还为应募工人的家属发给补助费；设立应征工人服务处照顾他们的家属。招募出国的青年工人有3700人，为中国驻印度军队和盟军击退缅甸北部日军，打通中印陆路交通线，运输军需物品，做出了贡献。
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最后阶段。劳协理事长朱学范为组织统一的中国工会代表团出席世界工会大会而与国民党政府进行了反复的斗争。
初，世界工会代表会议在英国伦敦召开之前，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即向会议秘书处提出派代表参加的申请，周恩来也托人带信给劳协，希望边区总工会与中国劳动协会共同参加世界工会代表会议。朱学范、易礼容等一致同意这项建议，但却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拒绝。朱学范就此于4月14日在重庆接见《新华日报》记者，明确宣布他坚持今后在国际活动中将与边区总工会采取一致行动，随后他又给政府社会部写了报告，再三申论与边区总工会一致行动的理由，但仍未得社会部首肯。
劳协接到世界工会大会秘书处要中国工会代表团出席巴黎会议的通知，7月，朱学范、易礼容前往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会见王若飞商谈此事。9月9日，周恩来写给朱学范一封亲笔信，推荐董必武、邓发、章汉夫作为边区总工会代表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朱学范向社会部交涉，但遭百般刁难，随后转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力争，并以劳协不参加巴黎大会相要挟，在舆论压力下，国民党勉强同意邓发一人参加中国劳动协会的代表团。中国工会统一代表团的成立，是劳协坚持全国工人阶级统一团结，坚持反对分裂中国工人运动的重大胜利。在世界工会大会上，邓发代表中国工会代表团发言，申述了中国工会创建新中国、保障工人各种自由权利的八项主张。在这次大会上，朱学范当选为世界工联副主席，邓发当选为世界工联执行委员会候补执委、理事会理事。
抗战胜利后，劳协的规模进一步扩大。1945年10月，全体解放区工会80多万会员的加入，使劳协的群众基础大为增强。但由于政治、经济等原因，工人失业率极为严重。为保障失业工人基本生活，劳协又将精力投入了反失业斗争。
建立一个民主、独立、统一的新中国是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及会议所取得的五项协议，是得到国内多数爱好和平者所拥护的。劳协则为保障政协的顺利召开及维护五项协议与国民党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国民党特务在各党派重庆沧白堂纪念讲演会上大肆捣乱，劳协干部与群众以热烈响亮的掌声压倒特务的胡乱怪叫，会后又掩护王若飞等大会发言人安全离去。2月10日较场口事件中，当大会主席章乃器、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等人被国民党特务殴打时，劳协的队伍便上前保护他们。事后陈立夫等人恐吓劳协，然劳协不为所惧，与其展开针逢相对的斗争。国民党见威胁不成，便于8月6日武装接收了中国劳动协会重庆工人福利机构，并强行逮捕劳协工作人员及住在工人福利社的失业工人等总共38人，随后，劳协在成都、西安、宝鸡、开封、洛阳、桂林等地的办事机构和福利设施亦先后被强行接管。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更坚定了劳协坚持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决心，朱学范于11月18日公开发表《反对排斥解放会出劳协和反对伪国民大会的声明》，随即离沪赴港。声明发表之后，劳协便与国民党当局全面决裂，不久，劳协总部迁至香港。为继续开展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劳协总部与在上海、武汉、湖南、广西等地的劳协积极分子密切联系，派了一批干部到各地深入工作。这些派往各地工作的劳协同志，有的在当地中共地下党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有的直接接受香港劳协的任务。他们积极密切联系工人群众，为迎接解放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8月1日，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召开，解放区工会、中国劳动协会、国民党统治区民主工会的代表，济济一堂，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在迎接全国解放、建立新中国的总行动目标下空前团结的大会。大会恢复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协成为全国总工会领导下的一个工会团体。此后，中国劳动协会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下，通过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劳协会员，广泛开展了为保护工厂、迎接解放的斗争。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月，中国劳动协会在北京召开代表会议，宣告中国劳动协会结束。
中国劳动协会从1935年2月成立到1949年11月宣告结束，奋斗了14年之多。它在为中国工人团结统一的斗争中，在为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和全国各族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在为国际工人阶级反对法西斯战争和加强团结的斗争中，都做出了贡献。
瞿秋白被捕殉难
八七会议之后，瞿秋白开始主持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工作，在此期间曾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王明主持中央事务之后，瞿秋白遭到"左"倾机会主义的打击，在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解除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此后一直到1933年底，在白色恐怖的严重威胁下，瞿秋白不顾身体虚弱、病魔缠身，同鲁迅一起领导中国革命文化运动，领导左联开辟文化革命第二战场。在此期间，瞿秋白凭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以及对文学的特殊爱好、深厚造诣与杰出才能，通过大量的艰苦工作，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翻译了大量的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以及苏联著名作家的作品，还撰写了许多具有指导性、战斗性的论文和杂文，积极倡导大众文艺。1934年1月，瞿秋白奉命来到中央苏区瑞金，担任中央教育人民委员，虽受时间与条件的限制，很多工作未得展开，但在瞿主持期间，中央苏区的教育工作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此外，在担任中央教育人民委员的同时，瞿秋白还担任《红色中华》报的社长兼主编。他不但坚守依靠群众办报的方针，还在长征开始后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把《红色中华》报办到了最后一期。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撤离中央苏区，瞿秋白因身患重病不能随军长征，被留在了即将沦陷的瑞金。1935年2月24日，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全面围剿"之中，瞿秋白在福建濯田地区被俘，同时被俘的还有项英的妻子张亮和红军干部梁柏台的妻子周月林。
在敌人严刑拷打之下，瞿秋白咬紧牙关，拒绝吐露实情。他只说自己名叫林琪祥，现年36岁，是江苏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后在上海经营旧书店及古董生意，随后又入医学院学医半年。1932年因病游历福建漳州，被红军俘往瑞金，先后在红军总卫生部当过医生、医助、文书及文化教员。红军长征后，他携款逃离瑞金，不意被国民党军发现俘虏。在逼供过程中，瞿秋白还巧妙地掩护了张亮和周月林。押到上杭监狱之后，负责人钟绍葵见此案并无收获，便告诉瞿秋白向上海的朋友索取证明，或在当地寻觅铺保，如确实证明与共方无有瓜葛，便可予以开释。为了脱身，瞿秋自当即以林琪祥的名义给上海的鲁迅、周建人以及妻子杨之华写了信。
正在鲁迅、杨之华等人准备营救瞿秋白之时，事情发生了不利的变化。4月10日，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的妻子被俘，供出了瞿秋白、张亮等人在濯田已被俘虏的情况。获知这个消息后，将获释放的瞿秋白被押往长汀三十六师师部，已保释的张亮与周月林又被重新收押。为保全自身，张、周二人向钟绍葵指供，林琪祥即中共中央前总书记瞿秋白。三十六师利用早已被俘投降的叛徒指认，瞿秋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坦然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是蒋介石的嫡系，对瞿秋白的为人与学问极为仰慕。为软化瞿秋白的革命意志，宋希濂对瞿给予生活优待，自他以下的大小军官都尊称瞿秋白为"瞿先生"。面对心地阴险却面带和气的敌人，瞿秋白沉着应战，不卑不亢。瞿自幼写得一手好字，赋得一手好诗，刻得一手好印，那些军官胸无点墨，却又附庸风雅，纷纷前来求诗索印。瞿秋白索性乐得消遣，对求诗索印者一概来之不拒。狱中诗词，有表现革命理想情操的一面，如他在赠给狱医陈炎承的一幅照片上写道："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在瞿秋自看来，有的人虽生已死，因为他是只有躯壳而无灵魂的行尸走肉；有的人虽死犹生，因为他足一个不死的灵魂。当然，由于瞿秋白毕竟是一个多愁善感、诗人气质浓厚的人，所以他的诗词中又有着抒发悒结消沉思想的一面。但是，他始终是清醒的革命者，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并未向敌人表示任何的屈服。
瞿秋自从被俘到5月，3个月过去了。在此期间，尽管敌人软硬兼施，煞费苦心，但未从瞿秋白口中捞到任何东西。由于瞿秋白身份特殊，他们不甘心就这样放弃机会，于是，南京中央党部陈立夫派中统局王杰夫、陈建中等人到长汀作说客。王杰夫是陈立夫的亲信，任中统训练科科长，并负责领导"中共自首人员招待所"和中统"社会调查人员训练班"，作过中共一些大叛徒的劝降工作。陈建中是1933年"转变"过来的中共叛徒，不久前刚正式调任中统局行动科干事。陈立夫派此二人前往，可见国民党对瞿秋自案的重视。临行之时，陈立夫特别召见王杰夫，告诉他劝降瞿秋白的重大意义，并布置了此行的任务。王杰夫、陈建中二人在旅途之中，又特别拉上了福建省党部秘书、调查室主任钱永健和厦门市党部书记、中统特务朱培璜。他们一行4人于6月中旬抵达长汀，在与瞿秋白谈话之前，首先商定了一个详密的劝降方案。据朱培璜交代：一是用亲属和朋友的情感打动瞿秋白；二是以中共中央干部的叛徒顾顺章等投降敌人以后所受到的所谓优待、重用的例子来"攻心"。谈话进行了多次，除了王、陈、钱、朱4人之外，三十六师政训处处长蒋先启等也在场。
瞿秋白凭着坚定的无产阶级信念，从容地对付他们轮番而来的狂轰乱炸。王杰夫以一种极为关怀的口吻对瞿秋白说："你的问题，你自己没有兴趣考虑，你的朋友，你的亲戚和家属，倒希望你好好地加以考虑。你可不要使他们失望。"瞿秋白坚定地回答："我自己的问题，从来由自己考虑，不劳朋友、亲戚甚至家属来考虑。特别是政治问题，过去是我自己考虑，现在不可能也不必要戚友代劳。"见此计不成，王杰夫又从关心瞿秋白的才学方面去劝诱。王对瞿说："你是一个非凡的人才，你的中文特别是俄文程度在中国是数一数二，你生存下去，可以做翻译工作，翻译托洛茨基最近有关批判联共的著作，这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瞿秋白打断他的话说："我对俄文固然懂一些，译一点高尔基等文学作品，自己觉得还可以胜任。如果译托洛茨基反对联共的著作就狗屁不通了。"
王杰夫等人同瞿秋白几次交锋，都败下阵来，但他们仍然不死心。在离开长汀的前一天，他们又去做最后的努力。他们劝瞿秋白要识时务，并保证说，如果你愿意生存下来，你不但可以不作公开反共，还可以担任大学教授，或者化名做翻译工作。他们并以顾顺章得到的所谓优待为例，要他效法。瞿秋自沉思片刻，从容地说："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你认为他这样做是识时务，我情愿做一个不识时务笨掘的人，不愿做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一席话说得特务们面面相觑，哑口无言，只好灰溜溜地偃旗息鼓而退。第二天沮丧地离开长汀，向陈立夫复命去了。
国民党统治者既不能招降瞿秋白为其统治服务，便决定立即杀害瞿秋白以除后"患"。本来，早在1935年6月2日，蒋介石便从南昌行营发来了枪决瞿秋自的密令，只是由于陈立夫遣人对瞿秋白劝降，所以才推迟了行刑的时间。王杰夫等人一走，蒋鼎文、李默庵便连电催促三十六师迅速执行蒋介石对瞿秋白的处决令。
17日夜，三十六师参谋长向贤矩像往常一样来到瞿秋白的囚室。但这一次，他不是来索供，也不是来谈诗，他是奉命有意把蒋介石的处决令暗示给瞿秋白。如果侥幸瞿秋白怕死，有了回心转意的表示，那岂不是意外之功。然而，向贤矩估计错了。瞿秋白同往日一样，冷静，沉着，毫无惧色。
18日，是瞿秋白就义的日子。早晨8点，三十六师特务连连长廖祥光走进囚室，向瞿秋白出示枪决命令。瞿秋白正在伏案挥笔书写绝笔诗："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己忍怜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他一边手不停挥，一边镇定地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随后，瞿秋白随廖祥光到中山公园拍照。在园内厅中，敌人准备了一桌酒菜，瞿秋白信步走至厅前，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食毕，瞿秋白出了中山公园，在匪兵刀枪密布"环护"之下，慢步走向刑场。刑场在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蛇王宫养济院右侧的一片草坪，距中山公园二华里多。瞿秋白手挟香烟，顾盼自如，缓缓而行。沿途，他以微弱的声音，唱着《国际歌》、《红军歌》，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到达刑场后，瞿秋白盘膝坐在草坪上，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处很好！"饮弹洒血，从容就义，年仅36岁。
瞿秋白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是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他的一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战斗的一生，是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光辉灿烂的一生。他将永昭史册，万载流芳。
拍卖申新七厂事件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实业家，他们所创办的茂新、福新面粉公司和申新纺织公司三大系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因此，荣氏兄弟获有"面粉大王"与"棉纱大王"的殊荣。然而，中国民族资本企业的命运与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是紧密相关的，他们是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本国官僚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剥削的缝隙中艰难成长起来的。荣家企业虽然资本雄厚、规模庞大，但是他们也逃脱不掉这种厄运。1935年2月的拍卖申新七厂事件即为民族资本企业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与本国官僚资本主义双重压迫的一个典型事例。
经过多年的坎坷曲折，荣家企业的棉纱工业已蓬勃兴旺。截至1931年，申新纺织系统已发展到拥有46万纱锭，5000余台布机，9家规模庞大的纺织厂。然而，正当荣氏兄弟斗志昂扬，准备攀登新的高峰时，国内外的局势却发生了逆转。日本帝国主义为转移其国内危机、扩大对华侵略，于1931年9月18日悍然发动了侵略东北的满洲事变，时隔不久，又将罪恶的矛头指向上海，挑起了"一·二八"事变。两起日军侵略事件，申新纺织系统深受打击。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成为日本的殖民地，纱布市场遂全部被日帝侵占。不惟如此，与东北相毗接的华北市场亦逐步被日本纱商侵占。申新纱厂除上海事变中各厂停工所受损失巨额之外，东北与华北两大华纱市场的逐步丧失，更使申新纱厂损失巨大，日呈困顿局面。再加上国民党政府所实施的"苛以对内、宽以对外"的政策，申新纱厂不但盈利顿失，反致亏蚀局面。为克服工厂面临的窘境，申新纱厂不得不采取停工、裁员的措施，然却于事无补。申新纱厂亏蚀逐年增加，只得以银行团垫款营运。至1934年6月底，申新累计负债达6375.9万元，而申新全部资产总值才6898.6万元，已到了岌岌可危，大厦将倾的边缘。英商汇丰银行便利用这个机会，发起了乘危拍卖申七纱厂、吞并中国民族工业的阴谋事件。
申新七厂原为英商东方纱厂，1929年荣氏兄弟将厂买下，因现钱不足，便以厂基、房屋、机器等价值500余万元的产业向汇丰银行抵押借款200万元，规定年息八厘，按照契约应于1934年底到期付本。但由于"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市场萧条，申新纱厂一时难以筹集巨款，荣宗敬向国民政府求援却被不予理睬。出于无奈，1934年底押款到期后，荣宗敬向汇丰银行提出申七愿付全部利息和押款的一部分，其余大部分押款要求再次宽限转期。汇丰银行因底存空虚，极力想收回贷款以厚其实力，所以断然拒绝了荣宗敬的要求，并严厉地告诫申七必须实行取赎，否则即将申七进行拍卖处理。
消息传出，中国、上海两银行焦躁不安。因为与英商汇丰银行贷款之后，荣氏兄弟又向中国、上海两家银行抵押500万元，申新七厂的产余部分也抵押在内。故此申新七厂实际上成了两次贷款的抵押对象。汇丰拍卖申新七厂的行动，直接损害到中国、上海两行第二债权人的利益。所以，当1935年2月24日汇丰银行由英商鲁意斯摩洋行于上海《申报》登出拍卖公告之后，中国、上海两家银行便首先反对。他们一方面通过报纸，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汇丰的侵权行径，另一方面又向江苏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备案，提请法院对申七产权实行"假扣押"以予以保护，地方法院于是发出布告，声明债务人所有第七厂全部地基、房屋、机器及其财产，应行假扣押，以备清偿。今后无论何人，对于上述所开假扣押之财产，非经本院核准，不得有任何私擅行为。
但是，汇丰银行无视中国法律，悍然不顾上海各界的反对，于1935年2月26日在鲁意斯摩洋行将申新七厂以225万元的低价拍卖给日本律师村上。其实，真正的买主是日商大连汽船会社。该公司老板觊觎申七已久，利用这次汇丰拍卖的机会以低价成交，计划将申七改建为码头。
申七被汇丰拍卖以后，上海实业界群情激愤，人心惶惶，纷纷起而抗争。各报社也都发表言论，严厉谴责汇丰的强暴非法行为。工人阶级在这次事件中也表现出了坚贞不屈的英勇精神。他们组织起来，誓死保卫申七，并联名向社会各界寻求支持与援助。申新系统各厂率先予以支援，致电全国国货工厂联合会，呼吁对拍卖不予承认。中华国产厂商联合会分函上海全市国产厂商，揭露此次申七拍卖乃为外商银行凭借其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之野心，实行摧残中国实业之露骨表现，通告各国货厂商自即日起对外商银行断绝往来。华商纱厂联合会、上海市商会、上海市地方协会、上海市总工会、南京市商会等社会公众团体，纷纷响应，起来声援。
迫于各方面的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派实业部部长陈公博与汇丰银行进行磋商。慑于强大的社会舆论，英商汇丰银行把责任推诿给承购申七的日本商人。日本驻沪领事则发表声明，完全否认购买申七的是日本人。在这种情况下，汇丰银行被迫同意解除拍卖，并允许将押借款项200万元延至1940年底偿还，年息由八厘改为七厘，申新于1937年付出利息12万元。由于1935年下半年农业丰收，市况好转，纱厂业务逐渐复苏，1936年申新各厂获得了稳定的盈余，汇丰的那笔债务也就提前偿还了。
申七拍卖事件仅是荣氏兄弟艰难创业旅途中的一个小插曲。由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双重压榨的历史环境，中国民族资本企业步履维艰，每前进一步均须付出极大的代价。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成立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此推动下，国民政府内部一部分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士也群起敦促政府及早准备对日抗战。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兼国民政府秘书钱昌照，为加强国防实力，向蒋介石提议组织一个专门机构，聘请一批科技专家和教授，从事有关国防建设的调查、研究和制订计划的工作。在拟订名单时，钱昌照有意物色了一批未在国民政府内任职，但在社会上却很有声望的银行家、实业家、学者，此建议深得蒋介石赞同。
11月1日，国防设计委员会于南京正式成立。蒋介石兼任该会委员会，对外行文均以蒋介石名义发布。首批委员39人，其中，有研究国际关系的王世杰、周览、徐淑希，教育文化方面的权威胡适、张其昀，财政经济方面的专家吴鼎昌、徐新六、杨端六，交通运输方面的专家陈伯庄，土地问题专家万国鼎，地质学家翁文灏、丁文江，以及工矿实业家顾振、范旭东、吴蕴初等。设计会直隶国民政府参谋本部，经费由军委特别费内支出。其职责为：（1）拟订全国国防之具体方案；（2）计划以国防为中心之建设事业；（3）筹拟关于国防之临时处置。
设计会分为7组，分别从事军事、国际关系、经济和财政、原料及制造、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和土地、粮食7个方面的工作。在最初成立的几年中，设计会即从事了上述7个方面的调查工作，并进行了专门人才和西北地区两项调查研究工作，为其日后资源委员会的发展奠定了一些基础。此外，设计会还于1933年年底设立了矿室、冶金室、电气室3个技术研究机构，专作技术研究并试行制造，为以后资源委员会兴建工矿电事业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并为实际设厂生产提供了技术基础。
初，国民党军事机构进行大改组，国防设计委员会也随之改组，4月1日正式易名为资源委员会（以下简称为"资委会"）。仍由蒋介石自兼委员长，翁文灏、钱昌照分任正副秘书长，除原有的军事、国际、文化工作结束外，其他调查研究统计工作仍旧继续。
日本所发动的侵略华北事件，使建立国防工业基础的重要性陡然上升，蒋介石亦开始重视由国家出面兴建重工业厂矿的问题。同年12月，国民政府改组，资委会的委员占据了许多重要职位。行政院9个部长中，资委会委员占了3个，此外，秘书长翁文灏为资委会委员，政务处长蒋廷黻也与资委会有密切联系。更为重要的是，吴鼎昌任实业部长后，将实业部变成一个单纯管理实业行政的机构，把兴办工矿企业大权交给了资委会，并对其予以大力支持。
3月，资委会在前一阶段调查研究基础上，根据当时全国各种资源供需情况拟制了一份"重工业建设计划"；对各类工业投资额、投资来源、设厂地点、各年产量均作了具体规定。根据这一计划，五年内共需筹集资金27120万元。
由于投资数额庞大，而政府拨款有限，资委会陷入了缺乏资金的困境。恰在此时，德国急需中国的战略物资而愿将最新军用物资供给中国。经过短时间谈判，中德签订了信用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德国向中国提供信用贷款1亿金马克（约合法币13500万元），中国用这笔借款向德国购买军火、兵工厂及重要设备，并以中国所产钨、锑、桐油、生丝、猪鬃等农矿产品抵付。
有了这笔借款，再加上国民政府在1936年财政年度中拨款1千万元，资委会的重工业建设计划才得以实施，且初期进展较为顺利。1936年度，资委会筹备设立的厂矿中有中央钢铁厂、茶陵铁矿、江西钨铁厂、彭县铜矿、阳新大冶铜矿、中央机器制造厂、中央器材厂、中央无线电机制造厂、中央电瓷制造厂、高坑煤矿等10家。1937年度又陆续增设了湘潭煤矿，天河煤矿、四川油矿、灵乡铁矿、中央炼钢厂、重庆临时炼铜厂、水口山铅锌矿、云南锡矿、四川金矿、青海金矿及龙溪河水电厂等11家企业或筹备机构。
资委会在最初拟定重工业建设计划时，即考虑到日本扩大侵略后，沿海地区难免沦陷，故计划所拟设立的厂矿，多安置在远离东南沿海的内陆数省。但是，七七事变发生后，抗战局势急剧恶化，日军很快逼近了湘赣两省，资委会的厂矿筹建工程受到战事影响，或工程减缓或被迫取消，已临近竣工的中央机器厂、中央电工器材厂等则不得不拆卸转移，迁至云贵两地。到1938年底，资委会的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基本破产。
为适应战时需要，1938年初国民政府进行机构调整，实业部改为经济部，同时撤销建设委员会。资委会作为经济部的一个附属机构，仍保持其独立性，原建设委员会发展全国电业的任务改由资委会承担。
战时工业内迁后，发展大后方工业建设成为当时迫切的任务。在此情况下，资委会大量举办新的工矿企业，仅在1938年中就增加了37个单位，经营范围从原有的钢铁、机械、电机、煤矿、金属矿进一步扩张到化工、电力等部门，分布地区也从湖南、湖北、江西、四川扩张到云南、贵州、广西、西康、甘肃、河南、陕西、青海、安徽等省。1939年10月，资委会提出"举办国营工业三年计划"，拟在1940—1942年内，投资法币27248万元，美金2375万元，建设钢铁、机械、化学、燃料、电机、铜铅锌矿、金矿、电力等项目，预计在1942年达到年产钢材4万余吨、汽油388万加仑、煤64万吨、电线5350吨，力争使后方经济增长能够满足军事和工矿业发展的需要。蒋介石批准了这个计划，但因战时资金紧张，预算创业经费被削减了一半。尽管如此，资委会利用这笔拨款，还是创办了不少企业。到1942年6月，资委会所办的企业增加到96个单位，垄断了蒋管区的煤、铁、石油、电力、机械、电机、化工和有色金属等重要工矿部门。资委会采取了多种举办企业方式，如独资举办、和国民党的中央机关合办、和国民党的地方机关合办、和私人资本家合办、和银行合办等方式，不但垄断了蒋管区的重工业生产，而且还建立了自己的国外贸易、经济研究、购料、运输、保险、电台等一整套服务机构。其迅速高涨的企业活动，不但勉强维持了后方战事民用的急需，对于改变旧中国工业布局和工业部门结构的不合理现象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8月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后，资委会一方面着手后方企业的调整，将生产转变到适应战后形势需要上来，另一方面积极筹划对沦陷区日伪企业的接收。在接收过程中，资委会为防止社会上贪污风气在资委会各企业内蔓延，颁布了一系列财务会计法规或注意事项，通令各接收人员遵照办理，并严格遵守四项原则：第一，事业性质限于基本工业及情况特殊，政府认为必需国营之大工业；第二，接办事业化零为整，集中人力财力，全力经营；第三，接办事业组织与管理，以企业化为准绳，尽可能采用公司组织；第四，接办事业之处理，以迅速复工恢复生产为鹄的。据此，至1946年底，资委会对各地的接收大致告竣。通过对日伪企业的接收，资委会的经济实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
辽沈战役打响后，资委会内部发生分化。广大职工倾向于留在大陆，迎接解放，一部分人则倾向于逃往台湾，还有一部分人犹豫不决，彷徨观望。1948年10月，资委会委员长孙越崎召集资委会各地重要工矿企业负责人在南京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会议决定，资委会不随国民党南逃，要坚守岗位，维护财产。随后淮海战役中国民党的失败，使资委会更加坚定了这个留待解放的决心。
国民党行政院于1949年1月南迁广州后，几次打电报要求资委会随迁。与国民党政府巧妙搪塞之间，孙越崎派副委员长吴兆洪到广州应付，自己则留在南京，努力与中共取得联系并促成和谈。3月，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派代表与吴兆洪见面，商定了资委会迎接解放的具体措施。
南京解放后，资委会驻南京办事处于4月下旬向以万里为首的军管会做了移交。为便于接收上海工矿业，陈毅司令员指示南京资委会选一些人随军，于是，资委会选了地质学家谢家荣等10多位同志，组成"资委会随军工作队"，随陈毅司令部一起进入上海。5月28日上海解放，资委会上海分部亦顺利转交中共接管。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自1932年成立至1949年转交中共，一直是国民党政府一个专门负责重工业建设的机构。它规模庞大，发展迅速，在抗日战争时期支撑着中国的军需民用，全国解放前夕，坚决投入护丁保产、迎接解放的斗争。资委会在其转交中共之前，下辖121个总公司，近1000个生产单位，拥有技术和管理人员3.2万余人，技术工人22.6万余人。这不但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也为建国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中国还未从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完全恢复过来，日本便又以新的攻势加紧对华北的侵略。为增强经济实力及巩固国防建设，南京国民政府发动了一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4月1日，在贵阳记者招待会上蒋介石首次提出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并准备以革除苛捐杂税，减免出口税与要求新宪法之实施及禁止纸币之滥发作为建设国民经济之初步。8月9日，蒋介石发表成都通电，列举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八项内容：提倡征工，振兴农业，鼓励垦牧，调节消费，振兴工业，开发矿产，流畅货运，调整金融。11月所通过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亦将经济建设列为建设国家挽救国难的十大措施之一，并规定了经济建设的重点。
南京国民政府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其总目的为发展经济以改善民生，从而实现三民主义，而其具体目的则是为了"自救救国"。开展此运动的目标，在积极方面为：（1）增加生产总量，解决生活需要；（2）增加工作机会，解决失业问题；（3）增加输出产品，借谋贸易平衡；（4）保障投资安全，鼓励生产活动。在消极方面，则要解除阻碍生产发展之外因、内因、货物流通之障碍及妨碍生产建设之心理因素。
国民党五全大会上，国民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特没全国国民经济计划委员会，以设计、指导和监督全国的国民经济建设。1936年7月，又成立国民经济建设总会，蒋介石自任会长。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在理论、宣传、组织工作进行的同时，工业、农业、交通、金融等各方面的具体工作已渐次展开。
工业方面。1932年11月，国民党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1935年改名为资源委员会，负责全国重工业、国防工矿事业资源的调查研究、动员和开发。资源委员会在1936年度即筹备设立了中央钢铁厂、中央机器制造厂、中央器材厂、中央无线电机制造厂等10家厂矿企业，1937年度又增设了湘潭煤矿、中央炼钢厂、青海金矿等11家企业或筹备机构。此外，1935年3月，实业部和华侨黄宗孝、黄江泉合资，成立了中国酒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资本为150万元，日产量、3万公斤。次年，陕西建立一酒精厂，内含四厂，全部资本亦为150万元。其他如造纸、化学、电气、油料等工业，也均有大中型企业的建立。
农业方面。国民党先后成立中央农业实验所、稻麦改进所及各地相应的农业技术机构，以负责农业技术的研究及推广工作。其主要措施为改良作物品种、防治病虫害及成立合作事业等。中央农业实验所对于优良作物种子的推广、人员培训方面做了许多工作。1936年，稻麦改进所在河南开封、江苏南京、安徽临淮关等地播种优良小麦品种18万余亩。全国的合作事业，1935年有合作社2.6万多所，社员104万人。1936年更发展为合作社3.7万多所，社员160万人。由于多方面的努力，1936年全国粮食年产量达到2844亿斤，人均达到600斤，在当时创历史最高纪录。
交通方面。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中，国民政府积极整理旧路，扩建新路，并将各主要铁路进行了防空准备。1931年后开始修筑的粤汉、浙赣、陇海、同浦等铁路，从1935年以后均加快了建筑速度，到抗战爆发前，共完成铁路2030公里。
金融方面。为摆脱世界金融市场对中国货币的控制及统一中国货币，1935年底国民政府进行了币制改革。放弃银本位，将白银收归国有，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后增加了农业银行）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币制改革，对于复兴中国社会经济收到一定效果，促进了对外贸易与国内工商业的发展。
抗战爆发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遭受挫折。抗战前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国内经济残破、日本加紧侵逼条件下发动的一场旨在增强国力以达"自救救国"目的的经济动员运动。它发展了国民经济，增加了国民收入，为抗日战争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对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因受各种主客观条件限制，这场经济建设运动的一部分计划未能得以兑现或执行得不够彻底，劳动群众的生活也未因之而有明显的改善。
国民政府颁布《学位授予法》
教育乃立国之本，不管其重视程度如何，民国时期历届政府对教育的重要性都深有感触。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推进及完善教育制度的任务便提上了日程。为迅速培养社会所需人才计，南京国民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改革格外关注。通过一系列法规的颁布，其高等教育体制逐步系统化。高等教育机构分大学、独立学院、专科学校三种。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八学院。须具备三学院以上者，才能称为大学，否则便称独立学院。修业年限除医学院5年外，其余均为4年。大学及独立学院可设研究院（所），其研究期限2年。专科学校修业年限为2年至3年。各校采用学年兼学分制，除医学院外，大学学生均须4年修满132学分。为进一步完善高等教育，南京国民政府于1935年颁布了《学位授予法》。
4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学位授予法》，为解释其第二条与第四条，教育部于同年5月与7月分别颁布《学位分级细则》与《硕士学位考试细则》。因后二则均为前者《学位授予法》的补充与具体化，所以此处暂将此三则法规统称为《学位授予法》。其主要内容为：
学位分为学士、硕士、博士三级。
凡曾在公、私立大学或独立学院修业期满考试合格，并经教育部考核确实者，由大学或独立学院授予学士学位。
凡在公、私立大学或独立学院的研究院（所）从事两年以上的研究，经该院（所）考核成绩及格者，由该院（所）提出为硕士学位候选人，硕士学位候选人经考试合格，并经教育部审核确实者，‘由大学或独立学院授予硕士学位。其考试成绩不及格者，须再在所属院（所）继续研究满一年后始得重行提出论文并受全部考试。
获有硕士学位，在研究院（所）继续研究两年以上，经考试成绩合格，提交教育部审查认可者，得为博士学位候选人。凡在学术上有特殊著作或发明者，或曾任公、私立大学或独立学院教授三年以上者，经教育部审查合格，也可为博士候选人。博士候选人，经博士学位评定考试合格者，由国家授予博士学位。
此外，《学位授予法》还规定，硕士学位及博士学位之候选人均须提交研究论文。其考试办法，亦紧紧围绕研究论文进行。《硕士学位考试细则》规定，硕士学位考试分学科考试与论文考试两种。学科考试，由考试委员会就候选人所修学科中指定二种以上与论文有关系之科目进行笔试；论文考试，由考试委员会就候选人所交论文中提出问题，进行口试。其考试委员会，应由学校延聘，经教育部核准的校内外各占半数的若干委员组成，由教育部指定一人为委员会主席。每一候选人论文之审查，由校外委员二人进行，其口试笔试亦至少须有校外委员一人参加主持。
由上观之，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学位授予法》，初步规定了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的考核及授予办法，这不但是民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首创，更是此后高等教育学位授予法的一个奠基。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高等教育，至1924年《国立大学条例》中始规定：可以设立单科大学，毕业考试合格，发给毕业证书，可称为某科学士。而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所颁的《学位授予法》，不但规范了学士学位的授予方法，更提出了更高层次的硕士、博士学位的授予方法。这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笔。
《新生》周刊事件
杜重远，吉林省怀德人，生于1899年。1923年自日本留学归国后在东北经营砖窑业，至1930年其窑瓷业已蓬勃兴旺。"九一Jk"事变，迫使杜重远流亡到关内，积极为马占山所部募捐。由于《生活》周刊社也大力募捐援马抗日，杜开始与该刊编辑和发行人邹韬奋相识，并被邹聘为《生活》周刊特约通讯员。1933年底，《生活》周刊因发文支持蔡廷锴等所建的福建人民政府而被国民党下令查封。为继承《生活》周刊精神，生活书店理事杜重远和艾寒松、毕云程等几位朋友，1934年2月于上海创办了一个新刊物，取名《新生》，以宣告《生活》的新生。杜重远自任该刊的编辑兼发行人。他在每期的首页上特意开辟了《老实话》专栏，以大无畏的精神勇敢地揭露日本的侵华阴谋和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新生》周刊一经问世，便风靡全国，深受群众欢迎，每期销售量居全国杂志界首位。
5月4日，《新生》周刊第2卷第15期刊载易水（艾寒松）所作《闲话皇帝》一文。该文泛论古今中外的君主制度，其中有涉及日本天皇之处，原文是："……现在的皇帝呢，他们差不多都是有名无实的了，这就是说，他们虽拥有皇帝之名，却没有皇帝的实权，就我们所知道的，日本的天皇，是一个生物学家，对于做皇帝，因为世袭的关系他不得不做，一切的事虽也奉天皇之名义而行，其实早就作不得主，接见外宾的时候用得着天皇，阅兵的时候用得着天皇，举行什么大典的时候用得着天皇，此外天皇便被人民所忘记了；日本的军部，资产阶级，是日本的真正统治者。上面已经说过：现在日本的天皇，是一位喜欢研究生物学的，假如他不是做着皇帝，常有许许多多不相干的事来寻着他，他的生物学上的成就，也许比现在还要多些，据说他已在生物学上发明了很多的东西，在学术上是一个很大的损失。然而目下的日本，却是舍不得丢弃’天皇‘的这一个古董。……"这篇文章同其他文稿一样是经过"审查"通过后才刊登的。不料出版后，日本驻沪总领事竟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名，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所谓严重抗议，同时提出几项条件：（1）必须封闭《新生》周刊社并没收载有《闲话皇帝》这一期的《新生》周刊；（2）必须惩办《新生》周刊主编杜重远及《闲话皇帝》作者，并要法律起诉；（3）上海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对该周刊出版也负有责任，必须惩办；（4）要求撤换上海市长吴铁城，要求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国民党政府正式道歉。
南京国民政府收到日本领事的抗议后惊惶失措，再说他们对《新生》杂志也早有不满，必欲去之而后快，所以对日本的要求表示全部接受，马上命令上海市政府将《新生》周刊社查封。为推卸"政府"责任，南京国民政府命令上海市党部委员潘公展等人亲自找《新生》周刊负责人提出：（1）将来法律起诉时，在法庭上《新生》出庭代表不得承认《闲话皇帝》一文是经过"审查"的；（2）要求把这一期的"审查证"交还给图书杂志审查处；（3）要求《新生》周刊社将来如请律师出庭辩护，所请律师要经过他们同意；（4）赶快通知在江西的杜重远本人要他亲自出席法庭。杜重远闻讯后，迅即赶回上海。南京国民政府又派萧同兹、齐世英赴沪处理此事。萧、齐采取欺骗手段，动员杜重远亲自出庭，保证决不判刑，即使判刑的话也是暂缓执行，不会妨碍杜的工作。杜为不使事态扩大而同意亲自出庭。不料这却是国民党设计好的牺牲杜重远并消灭《新生》周刊的阴谋。
初，上海市政府命令公安局向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提出控诉，经该院首席检查官郑钺开庭，对《新生》发行人兼编辑人杜重远、著作人易水予以侦查。因为易水住址不明，迭传无着，侦查结果认为杜重远应负刑事罪责，着令交五百元及听候公审。7月9日由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第二次开庭，杜重远偕律师到案。庭长不顾杜及其律师的辩护，结束公审，宣告判决主文：杜重远散布文字，共同诽谤，处徒刑一年零两个月；《新生》周刊2卷15期没收。被告律师请易科罚金，庭上不准；请予上诉期内交原保，庭上又不允。对此，满腔怒火的杜重远在法庭上愤极而呼"我不相信这还是中国的法律"。杜重远就这样被骗，当庭扣押，送上海漕河泾监狱执行。
《新生》周刊事件轰动了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应。当新生案在法庭审判时，愤怒的群众即挤满了法庭内外，高喊抗日救亡的口号。当判决消息传出，更是群情激愤。"救国有罪"成了当时广大群众对国民党提出的普遍抗议。由于杜是东北著名人士，又是以支援马占山抗日闻名的，因此，大批的东北军将士借用各种名义，络绎不绝地到上海漕河泾监狱慰问他。杜重远虽身陷囹圄，却不改其抗日意志，他把囚室当成进行抗日救国的活动据点，同各界爱国人士，特别是同东北抗日救亡团体和东北军官兵保持着密切联系，向他们进行政治工作。
《新生》周刊从1934年2月10日创刊，到1935年6月30日被迫停刊，先后发行了73期，其中1卷50期，2卷23期。该杂志内容丰富，文字精辟，生动活泼，有很强的号召力。
国民政府发布《敦睦邦交令》
自"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中国以来，国民党政府对日一直采取妥协退让为主的政策，希冀以此来换取和平。直至1935年6月日本华北驻屯军向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何梅协定》中各项苛刻要求之时，国民党政府对日本日益嚣张的侵略气焰仍采取妥协退让、委屈求全政策。同年6月10日国民政府所发布的《敦睦邦交令》，便是这一对日政策的确切体现。
面对日本逐步升级递进的侵略，南京国民政府虽不得不作消极抵抗，但内心中仍不愿和日本绝交宣战，幻想以妥协退让换取与日的和平，以便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剿共"及处理国内事务上来。自占领东三省及热河地区之后，日本对华的军事侵略也稍稍放松，广田继任日本外相之后。大力标榜"和协外交"，打算在迫使中国承认伪"满洲国"存在的既成事实前提下，改善日中关系。1935年1月，日本外相广田在议会发表外交政策演说，表示要实行"日中亲善，经济提携"的新的对华方针。日本政府要和国民党政府互派高级官员，进行"访问"，以"调和感情"。蒋汪对此作出积极的反应。1月29日。蒋介石即接见日本驻华陆军武官铃木美通，次日又接见了日本驻华公使。谈话中，蒋汪表示中日应该亲善。中国方面认为改善关系的前提，是两国的互让，即日本不侵略中国，中国取缔排日。日方却称日本已经屡次声明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对这个问题没有讨论的必要，只以中国取缔排日为必要条件即可。2月20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报告最近中日关系，表示要与日方改善关系。同日，国民政府下令各报禁止登载排日的言论及报导。2月27日，蒋汪联名下令禁止排日。2月28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撤免"鼓吹排日的"中央党部宣传部长邵元冲，由叶楚伧继任。3月1日，叶楚伧与组织部长陈立夫联名下令各地党部停止排日活动。3月15日，教育部通令禁止使用有反日内容的教科书。5月17日，中日两国同时发表将外交使节升格为大使的公报，并发表大使馆人选。
然而，就在广田与蒋汪大唱中日亲善之际，日本帝国主义却已磨刀霍霍，准备向华北进犯。1935年1月15日，日方挑起察东事件，向驻守在察哈尔的宋哲元部挑衅。日军在平津不断刁难、挑衅，为此5月25日河北省委主席于学忠宣布将河北省政府迁往保定。6月9日，日方向何应钦递交由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署的备忘录，要求：河北省内一切党部完全取消，第五十一军、第五十二师撤出河北，禁止全国排日行为。何应钦立电蒋汪请示，而日本军则向平津一带移动，对中国施加压力。
1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行政院长汪精卫电示何应钦：对河北省党部中央已有决议，取缔排日政府已申明令；对于五十一军及中央军之撤退无异议。同日，国民政府发布《敦睦邦交令》，宣称："我国当前自立之道，对内在修明政治，促进文化，以求国力之充实，对外在确守国际信义，共同维持国际和平，而睦邻尤为要着，中央已屡加申儆，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
国民党颁布的《敦睦邦交令》，告诫国人与日邻"安邦"交好，且勿有任何"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更不得有任何"妨碍"国交的组织团体，其妥协媚日之态依稀可见。然而，日本的侵略野心是永无止境的，其所放"亲睦友善"的烟幕只不过是为了掩盖他更大规模的侵略。随后日本策动的华北五省自治及日益加紧的对华经济侵略和扩张，使国民党不得不在现实面前调整其对日政策。
华北事变
为扩大其对华侵略，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之后，又将侵略爪牙伸至华北。从1935年起，先后制造了察东事件、河北事件、张北事件，并疯狂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和内蒙古独立。上述这一系列的侵略华北事件，统称为华北事变。
占领热河及察东多伦之后，日军又开始窥伺察东沽源东南部十余村庄。这些村庄与热河丰宁县之大滩接界，为沟通多伦至沽源日占区的交通要道。1934年日本即向察省当局提出，将这些村庄划入热境；遭到拒绝。1935年1月22日，日伪军突然向这些村庄发动猛攻，并用飞机掷弹轰炸，至24日始止。事后日方反诿责于中国军队，扬言中国军队侵入热河，日伪军乃为防御性质。2月2日，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委派代表在大滩与日谈判，以口头约定了结此事：日军退返原防，二十九军亦不侵入这些村庄。即将察东沽源数村名义上列为不设防村，实际上则便利了日伪的侵占。
察东事件不久，日寇又策划了河北事件。J935年5月，日本以中国方面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进人察东"非武装"区及天津两个汉奸报社社长在津日租界被暗杀事件为借口，诬为中国政府故意排日所为，于29日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并调动日军人关，以武力相要挟。国民党政府不想扩大事端，决定以和缓政策平息此事。6月4日，何应钦约见日方代表，表示已令天津市协助缉捕杀害两社长凶手，至于援助孙永勤部问题，也已饬河北省严查。但日方并不以此为满足，6月9日向何应钦提出更为苛刻的要求：（1）取消河北省包括铁路党部在内的一切国民党党部；（2）撤退河北的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及宪兵第三团；（3）解散北平军分会政治训练处、蓝衣社、励志社等机关及第二十五师的学生训练班；（4）撤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及其他所指各官吏；（5）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6月10日，根据南京政府的指示，何应钦对日方要求表示全面承诺。7月6日，何应钦又正式致函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对"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这一协议，习惯上称作"何梅协定"。
本关东军在染指河北的同时，加紧向察哈尔渗透。6月5日，四名日本特务机关人员潜入察哈尔省境内绘制地图，被当地驻军第二十九军一三二师予以扣留。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闻讯后，恐由此引起纠纷，立即下令释放。日本以该四人受到中方恐吓侮辱为借口，向察哈尔省政府和二十九军表示抗议，提出惩办一三二师负责人、第二十九军长道歉、保证将来不再发生同类事件等要求，同时还涮动军队驻屯察哈尔省边境，蓄意扩大事端。宋哲元乃派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与日方交涉。南京政府为见谅于日方，6月17日决定免除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职务，由秦德纯代理，将第一三二师他调。
方并不以此为满足，向秦德纯提出新的要求。6月27日，秦德纯根据南京政府的指令，接受土肥原提出的要求，与其签订了《秦土协定》（即《察哈尔协定》）。内容包括：保证日人在察省自由来往，取消在察省的国民党机构，成立察东非武装区，二十九军从察哈尔全部撤退，察省主席撤职等。
"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的签订，使国民党在华北地区的军事力量大为减弱。日本利用这一机会，积极策划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的所谓"自治运动"。
"何梅协定"后，在河北的中央军和于学忠的五十一军调走，住在天津日租界的白坚武便在日本支持下，乘机挑起丰台事件。白坚武事先收买了驻在丰台的第五、六中队，并安排汉奸便衣队3000多人潜伏在东交民巷，准备里应外合，攻击北平。6月27日，60多名日本浪人从天津乘快车去丰台，下车后立即奔赴铁甲车队第六中队。铁甲车队大队长曹耀章闻讯后，立即报告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此时，白坚武等已占领了丰台车站，乘两列铁甲车正向北平永定门方向开来。王树常果断宣布北平全城紧急戒严，用装土麻袋将永定门城门缺口堵住，并派兵对东交民巷出入口严加警戒。公安局所属保安队迅即赶到永定门外，将东缺口一段铁道扒去。6月28日凌晨1时许，白坚武指挥的铁甲车开到永定门外时，因缺口被堵，铁道被扒，无法前进，向隐藏在东交民巷的汉奸便衣队发射接应信号后并未见其回应，便知晓北平当局早已戒备，遂急令铁甲车退回黄村，准备弃车而逃。曹耀章率队追击，在香河县附近将段春泽及六中队队副贾某和三名日本浪人捕获，白坚武则逃回了天津日租界。
白坚武暴动失败后，日本便加紧游说华北地方实力派，如绥远傅作义、济南韩复榘、山西阎锡山等，然均未成功。自10月起，日本又将重点放在了宋哲元身上。宋哲元因河北事件被罢免察省主席职务，对蒋极为不满。当土肥原向宋提出华北自治方案时，宋虽未应允，在向蒋请示方针时却有意藉此要求南京政府结束训政，开放政权。日方瞅准宋、蒋的微妙关系，加紧对宋的威胁与策动。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抓紧对宋哲元的安抚和控制，而宋不敢也不愿充当日本的傀儡，故而日本策动宋哲元华北自治的计划终告失败。
随后，土肥原便开始拉笼国民党河北省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指使他出面建立冀东傀儡政权。11月25日，殷汝耕在日本支持下于通州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25日，又改组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至此，冀东20余县沦于日本控制之中。与此同时，日本在内蒙扶植反动封建王公和伪军头目成立了所谓的"内蒙自治政府"。
蒋介石对日本策划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采取妥协敷衍的政策。他既不能允许日本将华北分离出去，又不敢对日本的阴谋活动采取强硬措施，于是派何应钦北上，与宋哲元等商议解决办法。12月11日国民党决定在北平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上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但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实际上成为南京政府对日本妥协的变相"自治"政权。
华北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重要步骤，使华北的危机达到了极点。
八一宣言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对日本的侵略活动立即发文坚决反对，并谴责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但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内占据领导地位，中共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关门主义错误，只着眼于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和小资产阶级群众这些"下层"的联合，而把上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将领以及地方实力派等"上层"，统统拒之于统一战线的大门之外。故此，"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对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及福建人民政府均未采取正确政策，把察哈尔抗战看成是冯玉祥与蒋介石争夺地盘之争，强调把主要矛头对着冯玉祥，指责福建人民政府的政策与步骤与蒋介石国民党是没有区别的，号召福建工农群众去"无情地揭露福建派口号与政纲的反动性，及其领袖的动摇、妥协、投降、出卖"。
1月在贵州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就为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提供了重要保证。
7、8月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批评了妨碍实现这个方针的"左"倾关门主义。根据这个精神，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于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首先，宣言控诉了"九一八"事变以来逐步加深的日本侵略，在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中共义正词严地呼吁"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接着，宣言指责了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同时对日本对我国的领土侵略和内政干涉表示强烈的反抗。最后，宣言呼吁和号召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全体同胞"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实行"全体同胞总动员"，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宣言还指出，国防政府的主要责任在于抗日救国，其行政方针应包括：（1）抗日救国，收复失地；（2）救灾治水，安定民生；（3）没收日寇在华一切财产，充作对日战费；（4）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粮食、土地；交给贫苦同胞和抗日战士享用；（5）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财政金融，发展工农商业；（6）加薪加饷，改良工农军学各界生活；（7）实行民主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8）实行免费教育，安置失业青年；（9）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保护华侨在国内外生命、财产、居住和营业的自由；（10）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日本国内劳苦民众，高丽，台湾等民族）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作同盟，与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
"八一宣言"完全抛弃了只要下层统一战线的主张，提出了建立包括上、下层都在内的统一战线；抛弃了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武装保卫苏联等不切实际的口号，响亮地提出了"抗日救国"口号；还提出了建立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形式——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以及国防政府的十大纲领，等等。这个宣言对推动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杭州举行全国报展
为巩固其专制统治，国民党对新闻出版机构控制得非常严密。1933年，国民党中央通过了修正新闻检查法，在全国各重要城市设立了新闻检查所，由党政军机关会同派员组成检查小组，审检各报小样，对言论出版自由横加摧残，激起了新闻界的愤慨。杭州市新闻记者公会首先于1935年夏末发出通电，要求言论自由，力争撤除新闻检查制度。各地报社及新闻记者公会同起响应，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撤销了新闻检查所。为了纪念这次行动，杭州新闻记者公会经讨论决定将每年的9月1日定为记者节，并提议在1935年的首届记者节举办一次盛大的全国报纸展览会。通电全国后，得到了新闻界同行的普遍赞同。
这次报展，由钟韵玉、樊迪民等人担任征集负责人。通过向全国报业、新闻记者公会，新闻学会及各大学新闻系广泛搜求，又得著名新闻学家及史料收藏者郭步陶、谢六逸、马星野、项士元等人的帮助，此次全国报展于9月1日在杭州基督教青年会的三楼厅室举行，会期一周，不收门票。
这次展览会，陈列了全国早近期报刊1500种，其中除新近日报、晚报、期刊、画报、影剧报、文艺小报、号外及特刊外，尚有报刊合订本、新闻学书籍和各报与新闻记者公会送来图表等。其中珍罕品有1872年4月30日《申报》创刊号装裱全张横幅，及同月起每月合订本20余册，有1898年的天津《时报》残幅，1896年由梁启超主持的《时务报》3册，1901年在日本印刷的《新民丛报》10余册，1904年在日’本印行的《清议报》1册，1903年《神州日报》及画刊多份，《浙江潮》30余册，1898年的《昌言报》1册，1895年由项藻馨创办的《杭州白话报》20余本。
除此之外，展出的各省市主要报纸有：北京：世界日报、北京日报、华北日报、民生日报、益世报、群强报、立言报、平报、实报；上海：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现代日报、中华日报、立报、大美晚报、新闻夜报；天津：大公报、益世报、天津时报、华北晚报、庸报；江苏：中央日报、新民报、朝报、徐州民报、嘉兴日报、阜宁日报、苏报、锡报、武进新闻、淮扬日报、如皋民日报、新南通日报、正言报、自强报、南京早报、南京晚报、苏州日报、三民导报；浙江：之江日报、浙江商报、杭州报、杭州民国日报、东南日报、申报新闻报、杭州附刊、浙江新闻、浙江日报、大浙江报、浙民日报、杭州市报、杭县日报、嘉兴商报、湖报、越铎日报、时事公报、浙瓯日报、剡声日报、平湖日报、海盐民报、正报、杭州晚报；安徽：皖江日报、皖北时报、当淦日报、徽州日报、新蚌埠日报、皖报、巢县日报、皖西日报、安庆晚报；江西：新闻日报、赣西日报、吉安商报、赣东民报、力报；湖北：扫荡报、武汉日报、汉口新闻报、新汉报、时代日报、大光报、正义报、信义报、新快报、汉报；湖南：国民日报、全民日报、迅雷报、晨光报、常德民报、华容民报、湘潭民报、邵阳日报、湖南妇女报；河北：新报、醒民报、唐山工商日报、察安日报、献县晶报；河南：河南民报、郑州日报、豫州日报、大华晨报、河洛日报、豫北日报、河南晚报；山东：山东日报、大中日报、青岛时报、鲁东日报、边报、东海日报、济南日一报、蓬莱日报、新青岛报、济南晚报；福建：福建民报、星光日报、求是报、永声报、华南日报、泉州日报、漳江日报、北闽导报；广东：国华报、镇南日报、公评报、群声报、侨声报、仁言报、越华报、潮安日报、台城兴论报、诚报、汕报；四川：四川日报、成都快报、万州日报、大江日报、涪陵民报、南充日报、新蜀报、川报、重庆晚报；云南：社会日报、民生日报、新滇报、义声报；广西：桂林日报、梧州日报、梧州大公报、镇南日报；贵州：新黔日报、贵州晨报、民众日报、黔阳晚报；山西：太原日报、山西正报、晋阳日报、并州新报、华闻晚报；陕西：西京日报、新秦日报、博报、上郡日报、上都日报、西北朝报、城固晚报；甘肃：西北日报、新陇日报、五凉日报；辽宁：盛京时报、关东报、大同报；青海：青海民国日报；内蒙：绥远日报、西北实业报、绥远朝报、商业日报。
此次杭州全国报展赢得社会广泛的欢迎，不但各地报业人员及新闻学家纷至沓来，群众爱好读报者也来者甚众。因其影响轰动，上海复旦大学将展品借用，10月7日起于该校展出一周，亦极一时之盛。
汪精卫被刺
"九一八"事变之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军事侵略，南京国民政府并未采取强有力的抗击措施，相反则一味地妥协退让，致使日军步步进逼，继占领东北三省、侵占热河之后，1935年又将爪牙伸至华北。全国广大爱国官兵及进步人士无不对此激愤异常，并对妥协退让政策的执行者蒋介石与汪精卫恨之人骨，不少人在国仇家恨感染下意欲行刺二人，只是苦于无有机会。蒋、汪二人对此也早有防范，但毕竟是防不胜防，1935年11月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之际，汪精卫即遭人刺杀，身受重伤，险些丧命。
的华北事变，使中华民族的危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国内人民抗日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国民党的各个派系在经过多年的混战与政争之后，终于开始考虑合作抗日的问题了。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四届六中全会）。该次会议的宗旨是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做准备，以便决定国民党特殊情况下的内外政策。因为此次会议极为重要，所以在四届六中全会之前，蒋介石向各地方实力派及一些元老级人物做了工作，因此，除西南派的粤、桂中央委员未有出席外，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等各派要人都齐集南京，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团结景象。
大会的开幕式由汪精卫主持，并由汪致开幕词。仪式结束后，全体中央委员步出大礼堂，集中到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等候照相。蒋介石迟迟不来，汪进会议厅休息室请示蒋后，告诉大家先行拍照。与会人员利用厅前台阶，前后站成五排，汪与张静江、阎锡山、张学良、张继、林森等站在第一排，张静江因身体不适；坐在藤椅上。9时35分摄影完毕，各委员正要转身赴会场继续开会之时，突然从记者群中闪出一人，拔出手枪，向站在第一排正中的汪精卫连开三枪，一枪射人左臂，一枪正中左颊，还有一枪打人背部，汪当即倒地，脸上、身上鲜血如注。现场秩序登时大乱，坐在椅子上的张静江慌忙滚落地上，孔祥熙不顾一切地钻到旁边汽车底下，罗家伦则夺路躲进厕所……慌乱之中，和汪同站第一排的一文一武起而和狙击者展开搏斗。张继冲过去把刺客拦腰抱住，张学良紧跟着飞起一脚，将开枪者踢倒在地。与此同时，汪精卫的卫士也还击两枪，行刺者受重伤被擒。听到枪声，蒋介石急忙赶来，见汪精卫倒在血泊之中，即与陈璧君、陈公博、曾仲鸣等人一起，先将汪移至沙发上，随后立即送往医院抢救。经医生检查，汪所中三枪，左臂一枪较轻，经消毒缝合，不久痊愈；左颊一枪，损及骨头，碎片落人左眼中，弹头则在左颊部，经过三次手术，始将大部分弹片取出；背部一枪弹头夹于肋骨之间，伤及脊骨，虽屡经检查，也未敢取出子弹。后转至上海治疗，将左颊中残留弹片取出，背部子弹仍未敢触动。这颗子弹成为汪的致命之物，9年后汪终因之引起骨髓肿症，不治而死。
为查得凶手来历，在送汪人医院治疗的同时，国民党要员也将受了重伤的刺客送往医院救治。为保住他的性命，医院不停地给他注射强心剂。有关人员对他进行查问，除了知道他名叫孙凤鸣外，其余一无所获。不久，孙凤鸣因伤重而死。军警当局根据搜出的记者出人证，找到了孙凤鸣所在的晨光通讯社，从所抓到人员的口中，获知了刺汪的大体情况。
孙凤鸣，江苏徐州人，早年随父母到东北经商，建立起小康之家，遭"九一八"之变而倾家荡产，后逃人关内投军，曾在淞沪战役中担任十九路军排长。国仇家恨孕育了他满腔的爱国热情，立志要锄奸以挽救危亡。为掩护身份，孙凤鸣等几名主张抗日救国的热血青年，在福建事变领导人李济深、陈铭枢的资助下，于1934年在南京组织晨光通讯社，伺机刺杀蒋介石。获悉了四届六中全会召开的消息之后，社长华克之即精心布置刺杀蒋介石的计划。11月1日上午，孙凤鸣凭着记者证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当与会成员集体照相时，孙做好了准备，只等蒋介石出现，但直至摄影结束，蒋都未曾露面，失望之余，孙凤鸣才临时决定刺杀汪精卫。
汪精卫的被刺，引起了汪派人物的不满，怀疑实为蒋介石一派所为，因而对蒋极为不满。1935年12月1日汪电请辞去本兼各职，汪派人物也相继辞职。南京国民政府经过改组，汪精卫改组派被大大削弱。蒋汪两派将近5年的"亲密"合作，以汪精卫的被刺及南京政府的改组而结束。汪蒋关系虽未致破裂，但却蒙上了最终走向破裂的阴霾。
币制改革
清末民初，中国货币制度极为混乱。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既有银两、银元、银角和铜币，又有各种各样的纸币。这些货币的实际价值各不相同，相互之间没有固定的比价，而且所采用的银两、银元并用的双重币制，更加造成了互相换算的繁难。这种复杂、紊乱的货币制度，严重束缚着国内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也阻碍着国家的统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立即着手币制的改革。在1928年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和全国财政会议上，国民政府决定废除银两，但此议案因国民党内的政治纠纷和军事行动的频繁而被搁拦：1933年3月，国民党政府宣布废两改元，不再以银两为计算单位，并规定了银元的含银率及银元与银两之折算率，指定中央造币厂为银本位币铸造机关，由中央银行代理发行。废两改元的改革，合乎货币制度的发展规律，使中国的货币趋于统一，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为以后的法币改革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废两改元之后，中国实行的仍为银本位制，而世界上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早已改银本位为金本位。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期间，它们又纷纷放弃金本位，实行货币贬值，以向国外转嫁危机。1933年，美国实施白银法案，用高价在国外购买白银，以增加通货准备金中的白银储备，使之达到金三银一的比例。美国的白银政策，引起世界银价的上涨，中国的白银大量流向国外，造成国内银根吃紧，市面不稳，金融业受到严重打击。国民政府不得不再行改革币制，放弃银本位制。
11月3日，孔祥熙于上海财政部办事处召集银行界会议，讨论实施新货币政策，会后即颁布实施《紧急安定货币金融办法》，其主要内容为：
自本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定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违者全数没收，以防白银之偷漏。
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以外，曾经财政部核准发行之银行钞票现在流通者，准其照常行使，其发行额即以截至11月3日止流通之总额为限，不得增发。由财政部酌定限期，逐渐以中央银行钞票换回，并将流通总额之法定准备金，连同已印未发之新钞及已发收回之旧钞，悉数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保管。
法币准备金之保管及其发行收换事宜，设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办理。
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银类者，应自11月3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法币，除银本位币按照面额兑现法币外，其余银类各依其实含纯银数量兑换。
旧有以银币单位订立之契约，应各照原定数额，于到期日概以法币结算收付之。
为使法币对外汇价按照目前价格稳定起见，应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
财政部在公布币制改革的同时，在上海设立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专司办理法币准备金的保管以及发行收换事宜，并在天津、汉口、广州、西安、济南、长沙等处设立分会，随后颁布《兑换法币办法》等，要求各地银钱行号，商店、公共团体及个人，凡持有银币、厂条、生银、银锭、银块等，必须于1935年11月4日起，在3个月内兑换成法币。
法币政策实施后，法币的价值基础已不再是银本位，其价值需外汇汇率来表示，故属外汇本位制。国民政府将法币首先以英镑的汇率表示法币的价值，规定法币1元等于英镑的1先令2便士半。这个汇价根据1930—1934年中国货币与英镑的平均汇价确定的，从而使中国的金融落入了英镑集团。对此，美国并不甘心，立即停止高价收购白银，致使银价下跌，这便对中国币制改革造成一个严重的威胁。因为币制改革后，现银虽已明令停止流通，但仍占法币准备金的大部分，银价的下跌必然在无形中减少法币准备金的价值。另外，实行币制改革，国民政府便必须将收缴来的白银在国际市场上抛售，扩充外汇和黄金的储备，以维持法币汇价的稳定，增强对国内金融的控制能力。而银价的骤然跌落，使中国的白银找不到出路，这便无异动摇了法币的基础。因此，国民党政府只好与美国交涉，于1936年5月双方签订了《中美白银协定》，其主要内容为：中国保持货币独立，不与世界上任何货币集团连锁；中国除外汇、黄金外，保持25％白银为发行货币之准备；美国承购中国白银7500万盎司，另接受5000万盎司，作为2000万美元贷款之担保；该项白银自1936年6月起，至1937年1月止，8个月内分期运往美国；白银价格按墨西哥、加拿大方式分批决定，遇银行上涨时，中国得向市场公开出售。既然中国须向美国出售大量白银，法币便又与美元发生了密切联系，确定法币与美元的汇率为法币1元等于0.2975美元。这样，中国的法币便同时与英镑、美元发生了联系。
中国实行法币政策，日本深为不满。法币改革前，日本即希望通过借贷来控制中国货币，使之加入日元集团。法币改革后，中国的法币同时与英美两国货币挂钩，日本在巾国的货币金融上再无法作文章，遂恼羞成怒，采取了野蛮的武装侵略方针。
南京国民政府通过法币改革，基本上实现了中国货币的近代化，是中国币制的一大进步。法币的实行统一了全国的通币，使法币基本上脱离了银价涨落的影响，扩大了货币的流通范围，既缓和了金融危机，稳定了国民经济，又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但法币的实行，将全国发钞权集中于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行手中，这便为四大家族实现其对金融的垄断和统治埋下了危险的伏线。国民党政府此后的滥发纸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也与法币的不兑现形式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年底，红军长征到达西北，这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推动了抗日民主运动高潮的到来。华北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日益猖狂，全国抗日要求日益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巾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1月12日至23日在南京举行。
由于国难当头，国民党内外要求"立息内争"的呼声日高，这次代表大会较之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来说是一次统一的大会。冯玉祥、阎锡山参加了大会，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虽没有亲自出席，也派代表前来参加会议。宋哲元、韩复榘与国民党中央虽有矛盾，但也于大会召开前后致电代表大会，表示"服从中央"。五全大会的代表出席情况，反映了在日本侵略面前国民党内开始了一定程度的团结。
大会听取了孙科、蒋介石、何应钦所作的党务、政治、军事报告，通过了《宣言》、《中国国民党党员守则案》，召开国民大会和宣布宪法等决议案12起。《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仍称"赤匪为民族复兴之大患"，"陕甘一带，余孽尚存，仍应迅予肃清"，但反共已不是大会的主要议题。对日外交和准备抗战已成为会议的中心。
19日，蒋介石在大会上作对外关系演讲报告。报告开始，蒋即指出，"溯自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继续不断的上海事件、华北事件，接踵而来，全国上下均陷于极度烦闷苦痛之中"，故此，中国的民族运动为"对外应向国际为吾民族求独立平等，对内应向民族为吾国家求自立自强"。"苟国际演变，不斩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以整个的国家与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否则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他在阐述国民党的外交方针时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但是，"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国民党就是要"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这是国民党"救国建国唯一之大方针"。蒋介石的讲演，反映了国民党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加深，以及国民党对日政策开始发生某种变化。
政治改革方面，五全大会也有所建树。大会通过的《召集国民大会及宣布宪法草案》规定，宪法草案由大会接受，但仍需日后修正，宣布宪法草案及召集国民大会日期，由大会授权于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之，惟务须于1936年内实施之。《实施党政程序暨政治制度改革案》规定了实行党政的程序，并安排了一个过渡期。过渡期内虽仍实质为"训政"，但国民党五全大会接受宪法草案决议，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并预备实施宪政，这表明国民党开始准备多少给人民某些民主权利，以敷衍人民对开放政权的强烈要求。
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120人，候补委员60人，中央监察委员50人，候补监委30人。总人数为历届最多者。委员中照顾了各派系、各方面代表，但汪系人数下降，军队方面代表增加，蒋系占了明显优势。大会发布《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关于"建设国家挽救国难"的10条措施，即崇道德以振人心；兴实学以奠国本；弘教育以增民力；裕经济以厚民生；慎考铨，严成绩，以立国家用人行政之本；尊司法，轻讼累，以重人民生命财产之权；重监察，励言官，以肃官方而伸民意；重边政，弘教化，以固国疆而成统一；开宪治，修内政，以立民国确实巩固之基础；恪总理遗教，恢复民族自信，确立正当之对外关系，以独立平等之尊严，而达世界大同之目的。
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涨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日益猖狂条件下召开的，以这次大会为契机，国民党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某些变化。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
11月13日，在天津东南城角的居士林佛堂中，施剑翘连击三枪，杀死了杀父仇人孙传芳。在战乱年代中，刺杀案件层出不穷，也便不足为怪，但是施剑翘刺杀孙传芳案却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一方面被刺者是大名鼎鼎、曾经叱咤风云的军阀孙传芳，行刺者是处心积虑、锲而不舍、追踪杀父仇人达10年之久的弱女子；另一方面，此案博得社会各界的同情，国内知名人士曾联名上书，为弱女子求情，最后竞得无罪释放。由于这个原因，施剑翘刺杀孙传芳一案，在当时曾轰动一时，成了民国时期重大的社会新闻。
施剑翘原名施谷兰，其父施从滨，祖籍安徽桐城。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孙传芳以闽浙联军总司令名义，出兵援助江苏的齐燮元。击败浙江卢永祥后，孙传芳收编了卢部5个师，实力大增。1925年10月，孙传芳向上海与江苏的奉军发动进攻，奉鲁联军急忙反攻。施从滨当时任山东省军务帮办兼第二军军长，兵败被孙传芳俘虏杀害。噩耗传来之后，才满20岁的施剑翘痛不欲生，誓死要为父报仇。
施剑翘自己乃一弱女子，自知难胜此任，便将希望寄托在堂兄施中诚身上。施中诚早年丧父，由施从滨抚养成人，当时在张宗昌部下任烟台警备司令。但施中诚见难而退，一再推拖，施剑翘为父报仇的希望也便因此落了空。正当施剑翘悲痛欲绝之时，施中诚保定军校时的同学、时在山西阎锡山处任中校参谋的施靖公路过天津，表示愿为施从滨报仇，其条件是施剑翘以身相许。施剑翘婚后随夫移住太原，但施靖公随着官运的亨通，却无意履行诺言。结婚5年之后，施剑翘失望之余，毅然携子离开丈夫，回到天津母亲家中，寻找为父报仇的机会。
为了报仇，施剑翘矫正了自己的那一双小脚，又设法买到了一支手枪和一些子弹，随后四处寻找孙传芳的行踪。她只听说孙传芳早就携全家住到天津，但不知居于何处。正当她无计可施的时候，转眼之间已到了父亲遇难10年的忌辰。这天，施剑翘到观音庵为亡父烧纸念经，无意间却得知了孙传芳近年来常到草场庵清修禅院念佛诵经的消息。第二天，施剑翘便前往居士林，化名"董慧"，经一名姓张的女居士介绍入了林。此后，她通过各种途径，侦察出孙传芳的身貌、口音、汽车号码和活动规律。随后，她开始作刺杀孙传芳的具体安排，先让弟弟将母亲接到南方，接着撰写了《告国人书》和几份遗嘱，又买来一架小油印机，把写好的两首诗和四条声明印在60多张卡片上。这两首诗是：
"父仇未敢片时忘，更痛萱堂两鬓霜；纵怕重伤慈母意，时机不许再延长。
不堪回首十年前，物自依然景自迁；常到林中非拜佛，剑翘求死不求仙。"
那四条声明则为：
今天施剑翘（原名谷兰）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
详细情形请看我的告国人书。
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
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施剑翘预定于1935年11月13日下手，因为这一天是居士林讲经的日子，孙传芳按理应到居士林听经。不巧这天阴雨绵绵，天气寒冷，施剑翘预感到孙传芳可能因雨不来听经，便空身前往居士林观察。到那里一看，孙果然没来，当她正与旁人言谈之时，孙传芳却披着袈裟入堂落座。施剑翘不动声色地立即退出，迅速回家取了手枪、印刷品等物，重新回到居士林人座。杀父的仇人就在眼前，施剑翘恨从心起，缓步走到孙传芳身后，掏出手枪照准孙传芳右耳后开了一枪，紧接着又在孙的后脑、后背各开一枪，孙立即倒在血泊之中，当场毙命。随后，施剑翘拿出印好的传单，哗啦一下撒向半空，并对惊吓得四处逃奔的人群大声说："大家不要怕，我是为父报仇，只杀一人，不伤旁人。你们可以带我到警察局自首。"但大家哪里肯听，不一会儿就逃之一空。施剑翘走进电话室想给警察局打电话自首，正在这时，两名警察闻声而来，施剑翘从容地把枪交给警察自首。
第二天，各报纷纷报道了孙传芳被刺的重大新闻，轰动了全国。报上还登载了施剑翘事先拟好的《告国人书》与传单文字。人们知道施剑翘是为父报仇之后，对施寄予了广泛的同情。但孙传芳家人上下打点，不惜花费巨额金钱聘请律师，企图使法院严惩施剑翘。1935年11月25日，天津地方法院第一次开庭审判。孙传芳的长子到法庭跪哭，请求严予制裁，孙家请的律师也严词责询。法庭之上，施剑翘义正词严，对答如流。人们深受感动，全国各地声援施剑翘的电报更是不计其数。在这种情况下，天津地方法院与河北高等法院前后共开庭7次，三审结案，判处施剑翘有期徒刑7年。
孙传芳虽然表面上弃政信佛，暗地里却与日本帝国主义有所勾结。施剑翘刺杀孙传芳，不但是为父报仇，也为国除了奸。因此，社会舆论对施剑翘深表同情，纷纷吁请国民党予以赦免。国民党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联络于右任、宋哲元、李烈钧等20多名党政要员也上书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要求赦免施剑翘。国民党迫于强大舆论的压力，1936年10月16日下令特赦施剑翘。施剑翘出狱后，先是投入了抗日革命运动，随后兴办从云小学，收养贫苦孤儿和工人子女。新中国成立后，施剑翘迁居北京，1957年被补选为政协北京市委员会特邀委员，1979年病逝。
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出笼前的冀东，实际上已经置于日寇的监视与控制之下。继侵占东北之后，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又举兵侵占热河、察北，不久又攻下了密云、遵化、蓟县、玉田、丰润、唐山、通州等滦东各县。在国土沦丧、平津危机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不仅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北三省与热河的合法化，而且把冀东22县也划为非武装区，无形中造成了中国领土的又一次分裂。冀东非武装区分两个行政区，一个为设在通州的蓟密区，一个为设在唐山的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分别为殷汝耕与陶尚铭。陶尚铭上任不久，即因不能取悦于日本而被解职，改由殷汝耕兼任。从此，殷汝耕就独揽了冀东22个县的大权。
殷汝耕，浙江平阳人。20年代初曾两次留学日本，并娶了日本妻子。归国后，他活动于政界，以亲日著称，1927年曾任南京国民政府驻日代表。1932年上海事变时，以上海市政府参事身份，代表市长吴铁城与日方谈判，签订《凇沪停战协定》。1933年，他又协助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黄郛与日军谈判，签订《塘沽协定》，将冀东划为非武装区，自己兼任蓟密、滦榆两区的行政公署专员，成为冀东非武装区的最高行政长官。从此，殷汝耕进一步加紧与日方的勾结，实际上就把这两个地区的政治、军政大权交给了日本。
继一系列侵略事件之后，日本又开始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妄图使河北、山东、山西、绥远、察哈尔五省脱离中国中央政府，建立起由日本控制的"华北国"。在拉拢控制平、津、冀、察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宣布自治的阴谋受阻后，日本决定由殷汝耕先行"自治"，以压迫宋哲元就范。11月23日夜，在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参与下，殷汝耕在天津日租界召集冀东非武装区各保安队长以上的官员开会，鼓动"自治"。第二天，殷汝耕回通县召集各县县长开会，会议发表了脱离国民政府的宣言。宣言声称：冀东各县"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树立联省（自治）之先声，谋东亚之和平"。
25日，殷汝耕在通县专员公署召开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大会，挂出了红、黄、蓝、白、黑五色旗，殷汝耕亲自担任委员长。12月25日，秉承日本长官的旨意，改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统辖通县、香河等冀东22县和唐山、秦皇岛两市。为虚张声势，"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设有庞大的组织机构，包括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教育厅、实业厅、外交厅、保安处、禁烟总局、货物检查所、冀东警团干部教练所、冀东保安干部训练所等处，并在北平、天津等地设立办事处。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殷汝耕还组建了4个保安总队，分别驻扎在通县、顺义、迁安、唐山，此外，还在通县设有一个教导总队，共约万余人。为了牢牢控制"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日本在通县设立一个特务机关，各个厅、处、所、县、保安队各总队中都安插日本顾问与特务，在北宁路各站，重镇都驻有大量日军，在唐山、通县还设立了分领事馆。日本人在这个地区所有机构中，操揽了军、政、财、文大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了名副其实的傀儡政权。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从中国政府手中，接收了北宁路、唐山统税局、秦皇岛海关以及通州、唐山各县市的行政机构。各县地主武装保卫团划归各地警察局统管，并进行了整训，还收缴民间枪支，清查户口，普遍地建立了保甲制。殷汝耕在成立伪政权之后，立即向日本表示亲善，当天即派人赴北平、天津分别向日本驻华领事馆和日本驻屯军司令表态献媚，并在这个地区替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经济掠夺。除在秦皇岛和塘沽截留华北的关税和长芦盐税之外，同时还利用这些港口走私日货，使日本的各种商品潮水般涌进华北和全国。民族手工业在日本的竞争与排挤下纷纷破产倒闭，日本人便乘机廉价收买工厂，使这个地区的工业大部分落人日人手中。日本在通县还开设了冀东银行，禁止法币流通，自行印刷纸币，垄断了冀东的金融，拼命榨取冀东人民的血汗。在军事上，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先后与日本、伪满洲国、伪内蒙古自治政府签订了军事性的攻守同盟，商定伪冀东政权的海防、陆防由四方共同负责，并特别强调了防共。
殷汝耕的汉奸、卖国行径遭到了全国人民的愤怒谴责，各界人民纷纷致电中央政府，要求下令讨伐卖国贼。冀东各界人民也反对殷汝耕的卖国行为，非军事区各县旅居北平的各县同乡联合发表宣言，反对冀东伪政权。被殷汝耕派往北平向日本领事馆联络的"外交处处长"霍实到北平后立即声明脱离伪政权，伪政权所辖的临榆、昌黎、乐亭、卢龙、迁安、昌平、玉田、香河、宁河、顺义、三河、平谷等12个县的县长也先后声明决不附逆。南京国民政府获知殷汝耕的叛逆行为之后，立即电令河北省政府通缉查办殷汝耕，在给冀、平、津军政当局的指示中强调，对冀东事件决不承认。中国政府多次向日方交涉，要求取消冀东伪政权，但始终未能成功。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迫于日本方面的压力，不但不敢公然对冀东伪政权采取军事行动，还被迫承认华北的特殊性，成立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对日本做出了重大的妥协与让步。
冀东伪政权的倒行逆施，不但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其内部也有许多将领不满意殷汝耕的卖国行为，伺机倒戈反正。张庆余、张砚田和沈维乾均属于学忠五十二军的旧部，《塘沽协定》后被委派来冀东维护治安，分别为保安第一、第二两个总队和教导总队的负责人。这3个人既是旧交，又有共同的爱国思想，对于日寇和汉奸殷汝耕的暴行，早就恨之入骨，逐渐萌生杀敌起义的念头。他们从不压制士兵日益增长的抗日情绪和行为，并多次与日本人发生冲突，抗日的烈火一触即发。
7月，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驻守通县的日伪军忙于北平城郊的战争，通县城内军备空虚，张庆余、张砚田、沈维乾等人便决定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发动起义。7月28日夜，张庆余等人做了起义部署：由第二纵队派兵把守各路口邮电局、各机关；教导总队负责解决车站日本警备班和警戒增援之敌；第一总队兵分三路突袭日本守备队、敌伪机关和日本在通的侨商；并规定29日拂晓以进攻日本兵营的枪声为起义信号。日军当时对保安队的反日情绪也早有觉察，不过他们认为，当时正值日本大举侵华、大显"神威"之时，保安队必不敢倒戈，即便倒戈也不过是逃跑，不会对日军采取过激行为，所以对此有些麻痹。因而，28日午夜的通州起义刚开始时较为顺利，经过激烈战斗之后，起义军退往平西，将殷汝耕逮捕并押送北平，拟交给中国军队。行至北平城外安定门与德胜门之间，被日军截击，殷汝耕乘乱逃到北平，投靠日寇。起义部队辗转多次，方与宋哲元部会合。
军占领平津后，于1937年12月14日在北平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构傀儡政权。到1938年2月1日，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被并入伪临时政府，殷汝耕也因而被冷落。
"一二·九"运动
继吞并中国东北之后，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又向华北发动了新的侵略。先后迫使南京国民政府与之签订《何梅协定》、《秦土协定》，随后又加紧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在日本侵略者策划、指使下，10月22日河北省东部发生了香河事件。香河、昌平、三河等县的汉奸、地痞"暴动"，占领了香河县城，拼凑起"临时维持会"。随后，河北省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11月25日在通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宣布冀东22县与南京政府脱离，实行"自治"。民族危亡的乌云笼罩在华北上空。在这种情况下，站在华北最前线的北平广大学生，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
11月1日，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联合发表了《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宣言》呼吁国民党政府尊重约法精神，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学生。同时，各校学生在中共北平市临委指导下，于11月13日成立北平学生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女一中郭明秋任学联主席，清华大学的姚依林任秘书长。11月下旬，北平学联负责人多次举行秘密会议，决定以请愿的方式，发动一次抗日救国行动。12月6日，北平15所大中学校发表通电，请求政府宣布对日外交政策，切实开放人民言论、结社、集会自由。恰在此时传来"冀察政务委员会"将于12月9日成立的消息，北平学联7日开会，决定于9日进行抗日救国请愿运动，并对此作了精密的安排与布置。
9日黎明，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在中共北平市临委和北平学联的领导下，满怀激情地按预定计划积极地行动起来。警察当局事先风闻此事，清晨就下了戒严令，派警察堵住了城内外许多学校的大门，并在一些街道要冲布置了岗哨，同时，还将北平各城门关闭，阻止清华、燕京大学等城外各校请愿队伍人城。
根据规定，东北大学应首先与从西直门进城的清华大学、燕京大学队伍会合，然后直奔新华门，向何应钦请愿。得知清华、燕京的队伍被阻于城外后，东北大学的请愿队伍只好单独行动。他们从学校所在地出发，机警地绕开军警在新街口一带设置的封锁线，从北沟沿转到西四北大街。队伍行至西四牌楼时，与堵住去路的二三百名武装警察展开英勇的搏斗，最后冲破防线，从府右街跑步奔至新华门。沿途，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与东北中山中学的一些学生也先后冲破军警的包围，加入到东北大学这支队伍来。
城内其他各校学生也纷纷活动，有的不顾军警阻拦威胁，冲出校门，有的避开军警越墙而出，在街头贴标语、散传单，等候大队一到立即加入。学生队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华北自治"等口号，在与军警搏斗中，时聚时散，终于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所在地——新华门前广场汇合。
到上午10点多钟，新华门前已汇集了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东北大学、民国学院、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市立女子一中、艺文中学等10多个学校的学生约一两千人。在高呼抗日救国口号的同时，学生们临时推选出前往居仁堂请愿的代表12人，并草拟了六项请愿要求：
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及其类似组织；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停止内战，立即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不得任意逮捕人民；立即释放被捕学生。
在学生们的坚持斗争下，直到中午，何应钦的秘书侯成才被迫出来"抚慰"学生。学生代表提出爱国学生的六项要求之后，侯成以何应钦不在，他愿代为"转达"相推诿。学生们要求他下令开放西直门，让城外清华、燕京等校学生进城。侯成又以不是其"职权以内"的事而拒绝。
群情激愤之下，学生们决定改请愿为示威游行。游行路线是：队伍先去西直门迎接清华、燕京的队伍入城，然后由西单到东单，再到天安门举行学生大会，并决定由东北大学学生宋黎担任示威游行队伍总指挥。
行进中，宣传队不停地向沿街群众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很多人争相抢阅游行队伍散发的传单。队伍先后冲过了西单牌楼与西四牌楼两道封锁线，得知西直门附近已布满了军警、宪兵之后，代表们决议扩大宣传，改道东行，奔向沙滩、王府井。
游行队伍在行进中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沿途各大中学校的学生陆续加入，队伍抵达王府井大街时，人数已超过三千。就在距离东交民巷几十米远的王府井附近，一场恶斗开始了。武装军警手持皮鞭、大刀、木棍、水龙等凶器，排列在王府井南口及两侧人行道上，准备阻止示威游行队伍通过。学生代表与军警交涉无效，便无所畏惧地继续前进。武装军警突然先以水龙向示威队伍冲射，继而以木棍、皮鞭、大刀砍打手无寸铁的男女学生。学生们与军警展开了英勇的搏斗。当场学生中有百余人受伤，30余人被捕。为减少损失，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总指挥宋黎发出撤退命令，并决定从10日起全市总罢课。
与此同时，被阻于西直门外的清华、燕京等校的爱国学生也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他们一面向城上的军警晓以大义，一面向不得入城的群众和附近居民宣传祖国危亡的形势，揭露南京国民政府镇压学生抗日救国的罪行。时近傍晚，他们才在悲壮的口号声中各自返校。
10日，北平全市学生总罢课，学联发布《宣传大纲》，特别强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还通过北平学联整顿和加强了各校学生组织，同时各校党组织的力量也得到相应的加强。
14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将于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学联知晓后立即决定在16日这一天再发动一次大示威，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把学生抗日救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经过精密策划后，12月16日，各校爱国学生冲破了军警对学校的包围和监视，投人了新的斗争。示威游行队伍分为4个大队，约好先到天桥集合，召开市民大会，之后，由天桥出发，进正阳门，经天安门、东单，到预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地址——外交部街，抗议示威。
克服重重困难，冲过了数次堵截，至上午11时左右，除第四大队以外其余都到了。汇集在天桥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召开了市民大会，当场通过了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收复东北失地等决议案。会后，由学生和市民组成的队伍举行示威游行。
当队伍行至珠市口时，清华、燕京等校组成的第四大队正好赶到，于是，整齐的大队浩浩荡荡地在前门大街上游行，高呼口号。队伍此时已达两万人左右。
示威队伍行抵前门时，突遭大批军警拦截，并呜枪多次以阻止队伍人城。指挥部当即将队伍退至前门西车站广场，召开第二次市民大会，并通过了反对秘密外交、反对内战，请求政府立即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宣战，打倒汉奸，北平各大学组织南下团请愿等一系列决议。会后，总指挥与军警谈判，要求进城。几经交涉，方准分批人城。多数学生被阻于宣武门外，少数被允许由前门人城的示威队伍，在军警阻拦袭击下，亦未能实现预定示威游行路线。在这一整天的斗争中，全市学生受伤者近400人，被捕者二三十人。
北平广大学生举行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抗日爱国请愿示威斗争，充分显示了广大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的力量，扩大了抗日救亡宣传，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延期成立。
北平学生的爱国请愿运动，得到了全国各地青年学生和各界爱国同胞的广泛响应。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广州、西安、济南、青岛、长沙、南宁、安庆、厦门、南昌等地的爱国学生，为响应声援北平学生，先后都举行了请愿、示威游行、罢课、发表通电、宣言等活动，迅速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抗日革命运动洪流。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北平青年学生发动的"一二·九"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动员运动。它在全国人民中广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表达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意志和要求，推动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蓬勃兴起。
瓦窑堡会议
本帝国主义1935年将侵略的爪牙伸至华北，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这种险恶局势迫切要求中国社会各阶级必须把抗日问题作为目前中国的主要任务。中共不断调整其政策，以使国内形势的发展有利于抗日，继"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口号之后，中共又于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红军长征开始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失掉了电讯联系。1935年11月中旬，历尽周折到达瓦窑堡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带来了共产国际七大与"八一"宣言的消息与内容。7、8月间于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批评了妨碍实现这个方针的"左"倾关门主义。根据这个精神及"八一"宣言的宗旨，11月28日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向全国郑重提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抗日救国宣言》还提出了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所应遵循的十大纲领。同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又做出了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这个文件在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之后指出，"在这种形势之下，富农也开始参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及豪绅地主军阀官僚的革命，或采取同情与善意的中立态度"，这种中立态度，"对于我们现在不是可怕的，而是有利的"。以往那种加紧反对富农的策略，"是在把富农推到反革命的怀抱中去，是在加强反革命同我们斗争的力量。因此，这种策略现在已经不适当了"。文件还指出："对于富农，我们只取消其封建剥削的部分，即没收其出租的土地，并取消其高利贷。富农所经营的（包括雇工经营的）土地，商业以及其他财产则不能没收，苏维埃政府并应保障富农扩大生产（如租佃土地，开辟荒地，雇用工人等）与发展工商业等的自由"。改变对富农的政策，是建立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步骤。
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刘少奇、邓发、张浩等人，会议由张闻天主持。23日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扩大红军"的方针，同时提出了抗日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的重大作用。25日，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决议首先分析了时局的基本特点，即"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并吞了整个华北，而且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亡国灭种的大祸"，中国的革命形势也。因此而发生变化。其一，空前的民族危机，"把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充汉奸卖国贼的中国人，迫得走上一条唯一的道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在新的革命高潮中，不但工人阶级与农民积极参加革命斗争，"而且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与知识分子，现在又转入了革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对于目前开始的民族运动，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的。"其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受到削弱，"不但使蒋介石丧失了某些社会的与群众的基础，而且缩小了他的地盘"，同红军长期的斗争，也"使他的兵力消耗了，疲劳了，分散了"。"这种情形，也就更加深了蒋系军阀与其他军阀间的矛盾与冲突，增加了以新的形势与新的性质而出现的反蒋战争的爆发之可能性。"此外，日本帝国主义单独吞并中国的行动，使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也达到了空前紧张的程度，美日之间的"太平洋战争是必然的结果"。再加上日本革命民众和苏联这两个中国革命有力的帮手，总之，中国民族革命的战线是扩大了，国际形势也于中国的抗战有利。
为适应形势的变化，决议确定"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保持中国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决议指出："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依然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民族革命中最可靠的同盟者。""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与军阀，不管他们怎样不同意土地革命与苏维埃制度，在他们对于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斗争采取同情，或善意中立，或直接参加之时，对于反日战线的开展都是有利的。""党应该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对于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的矛盾冲突，党"应使用许多的手段使某些反革命力量暂时处于不积极的反对反日战线的地位。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以外的其他帝国主义的策略也是如此"。
决议重申了"八一"宣言中提出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把它作为"反日反卖国贼的民族统一战线之最广泛的与最高的形式"。决议认为，从当时中国实际情况看，这种组织形式"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决议还提出了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所应具有的十条行动纲领。
决议宣布，为了使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加广大的与强有力的基础，决定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因为它不仅代表工人农民，而且代表中华民族。为适应局势的需要，决定把工农共和国的政策的许多部分，改变成更适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求。如"改变对富农的政策"，富农的土地，除封建剥削部分外，不问自耕的与雇人耕的，均不没收。采用较过去更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在双方有利的条件下，欢迎他们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领土内投资，开设工厂与商店，保护他们生命财产之安全，尽可能的减低税租条件，以发展中国的经济。"决议指出："关门主义是目前形势下党内的主要危险。党必须坚决反对‘左’的关门主义，大胆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深入到千千万万的群众中去，不怕可能发生的某种错误，从斗争中去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与此同时，党"丝毫也不要放松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除上述内容外，决议还提出在组织上扩大与巩固党的任务。应把一切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人，一切在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中的英勇战士，都吸收入党。为此，"必须同党内发展组织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做斗争"，"必须大数量的培养干部"。
为了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进一步说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毛泽东于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报告首先分析了"九一八"事变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特点以及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情况，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报告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便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怎么办"的问题。"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反抗的"，"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在今天的时局下，有起变化的可能性"。"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帝国主义的走狗。但是由于他们所依附的帝国主义的不同，他们的营垒也不是相同的。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子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上述情况表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中国各阶级发生了有利于革命阵线的变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可能的。
毛泽东指出，目前中国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暂时还大于革命力量，要战胜强大的敌人，中共必须"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
毛泽东还对人民共和国的性质、任务作了论述。人民共和国首先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也代表全民族的利益。它的"基本任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人民共和国应以此为原则，适当修改过去的政策，应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鼓励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瓦窑堡会议的政治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全面系统地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方针和政策，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政治路线和政治策略问题。为迎接抗日新高潮的到来做了政治上和理论上的准备，为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去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
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一系列侵略华北的事件，其中最为核心的一项，即是以种种阴谋手段来策动华北五省的"自治"，企图变华北为其第二个"满洲国"。由于1935年6月二十九军扣押日本军机特务的事件，宋哲元被南京政府免去了察哈尔省政府主席职务，二十九军也要被外调他省。宋哲元因此而对蒋介石极为不满。日本利用宋蒋之间的矛盾，抓紧对宋哲元的策动，希望他充当华北"独立"政权的头目。宋也想借用日本的力量在华北立足，故而宋日双方在互相利用的基础上达成了谅解。恰在此时，发生了白坚武策划的丰台事件，北平当局鉴于中央军和东北军已调出冀省，北平城防空虚，只得调正准备开往他处的二十九军冯治安师来平驻防。8月29日，蒋介石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一跃而为平津地区的实权人物。
为迅速推进宋哲元实行"自治"，自10月起土肥原进人北平专司其事。起初，土肥原劝说宋哲元与国民党河北省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合作，共同脱离南京，成立"自治政府"，遭到宋哲元的拒绝。随后，土肥原采取又打又拉的办法，加紧对宋进行威逼利诱。宋虽欲借日本力量与蒋对抗，但又不敢也不愿充当日本的傀儡，故而以请示南京政府为名，予以敷衍。日本分离华北的行为，为蒋所不能容忍。故此，在日本加紧对宋活动之时，蒋介石也抓紧对宋哲元的安抚和控制。二方面授予宋哲元及其部下"最高青天白日勋章"，以表彰他们在长城抗战中的功勋，并任命宋为平津卫戍司令，另一方面，蒋又调动中央军，对宋同时也对日本进行武力威慑。在进退两难中，宋哲元11月19日离开北平，躲往天津"休息"。土肥原压迫宋哲元于11月20日限期宣布自治的计划落空。
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后，日本再次将精力放置在逼迫宋哲元"自治"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南京行政院于11月26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撤销北平军分会，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驻平长官，任命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殷汝耕免职拿办。宋哲元既不敢步殷汝耕之后尘，又要利用自己举足轻重的地位，向蒋索取独揽华北的权力。因此，宋为迫使南京政府与日本直接谈判，使其承担"自治"的历史责任，于27日和29日两次致电南京政府要求辞去冀察绥靖主任之职，并请何应钦尽速来平。30日，蒋介石、林森与五院院长商讨对策，制定了处理华北问题的四项原则，并派何应钦立即北上执行。其四项原则为：（1）如情势许可，即就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职。否则参酌西南政务委员会现状，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2）冀察政务委员会组织以适合北方特殊情势为标准，其委员由中央委任，并以宋哲元为委员长；（3）冀察一切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必须保持正常状态，不得越出中央法令范围以外；（4）绝对避免自治名义与独立形态。当日晚，何应钦从南京出发，12月3日进入北平。4日晨，何应钦与宋哲元举行会议，商讨解决华北时局的办法，宋表示绝对听命中央，绥靖主任一职亦可就任。5日晨8时，宋哲元却突然离开市区到西山"休息"，称病不进城与何应钦见面，以示对何应钦欲设立行政院驻平长官来分宋哲元之权的不满。与此同时，日本也对何应钦施加压力。12月5日白天，15架日机在北平上空低飞示威。晚上，有30余人自称是"北平市民众代表请愿团"，到中南海何应钦行馆门前举行"请愿"，并呈递一具名为"北平市各自治区民众代表"的请愿书。
在这种形势下，何应钦和秦德纯等于5日夜会商达旦，最后决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兼绥靖主任，其辖区为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北平、天津两市。此方案先后取得了日本与南京政府的同意。12月11日，南京政府明令发表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决定，并公布了人选名单。由于北平学生的"一二·九"与"一二·一六"示威游行，原定16日举行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大会，只好延至18日悄悄进行。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既不全属国民党中央系统的成员，也不全是亲日分子，而是由代表宋、日势力的分子所组成，但在其初期，亲日势力则占有相当的比重。冀察政务委员会先后设立了经济、外交、建设、交通、法制等"特种委员会"，其重要者，基本上都为亲日分子所把持。此外，日本还通过派遣顾问，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直接进行控制。在实际权限方面，冀察政务委员会虽在名义上是南京政府辖下的地方政权，实际上则处于一种半独立状态。在政治上，冀察政务委员会得在不超越中央法令前提下制定单行法规，南京政府还授予它可以直接向日方谈判有关华北的经济权益的权力。在财政经济方面，冀察当局将关税、统税、盐税和铁路收入全部截留支配。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日本侵略者就按其既定方针对宋哲元步步进逼。而宋哲元并不愿充当日本的傀儡，便在日蒋之间左右逢源，以实现在华北发展自己实力的意愿。故此，宋在对日态度上，既妥协，又不彻底投靠。日本首先推出策动宋哲元与殷汝耕合流，实行完全"自治"的方案，宋不但拒绝，反而提出取消冀东伪政权的要求。随后，日本在经济方面提出了修筑津石铁路、开发龙烟煤矿、修改海关税则、开辟航空路线、长芦余盐出口等要求。宋对上述要求，既不敢明确表示拒绝，又不敢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便采取拖延推诿或向南京政府请示等办法，以减轻自己的责任。在人事安排上，尽管宋任用了大批的亲日派，但始终把实权要职抓在自己手里。
宋哲元的上述态度，与日本的希望大相径庭。自1936年5月起，日本便一方面在华北增军，肆意挑衅，制造事端，一方面制造反宋舆论，散布谣言，对宋哲元施加压力。日军的威逼欺凌，使宋哲元感到一味妥协退让并无出路，故此，宋哲元的政治态度逐渐向抗日的方向发生变化。
底，国内局势也发生了激励宋哲元倾向抗日的新的变化。首先，绥远抗战与西安事变发生后，全国逐渐形成团结抗日的形势。其次，二十九路军广大爱国官兵早已不满意冀察当局对日处处忍让的方针，蕴藏着强烈的抗日情绪。再次，中共一方面派人与宋哲元联系双方合作抗日问题，一方面发动二十九路军下层官兵的抗日热情。再次，由于日本的步步进逼与全国救亡运动的高涨，南京政府的对日态度也逐渐转为强硬。在上述诸因素的影响下，自1937年初，宋哲元和冀察当局的政治态度明确转到抗日方面来。在政治上，冀察当局积极进行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以示冀察平津乃中国一普通政区，停止与日本关于开发华北的谈判和一些正在进行的经济合作项目；在对待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抗日活动上，冀察当局采取了不干涉甚至同情的态度。北平出现了一派学生军队团结抗日的新气象，一批共产党员在宋的同意下以进步青年的面目直接进入二十九军。在军事上，冀察当局加强了对部队的军事训练与抗日救国政治教育。
全国抗日形势的高涨与冀察当局对日态度的转变，使日本在华北建立第二个"满洲国"的梦想最后破产。7月7日，日本发动了芦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武装侵略中国的战争。二十九军冯治安部在芦沟桥对于日军的进攻奋起抵抗，宋哲元发出守土自卫的通电。平津沦陷后，8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被取消。
《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
新文学运动自1917年胡适、陈独秀在《新青年》上著文发起，至1934年已将近20年的时间，其蓬勃发展的速度与广度之巨，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影响之深，使提倡、从事新文学运动的文学巨匠们实感有整理、综纳之必要。因此，自1934年起，赵家璧、茅盾、蔡元培、胡适、鲁迅、郑振铎、周作人、朱自清、郁达夫等人分头搜集材料，编辑目录，撰写导言，10卷本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于1935年、1936两年中陆续出齐。此书是从1917年新文学运动开始到1926年10年间的创作和理论的选集，计分文学建设理论、文学论争、小说（一至三集）、散文（一至二集）、诗歌、戏剧、史料·索引等共10册，由赵家璧主编，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文学建设理论》由胡适编选。该集的理论文字，代表1917～1920年文学革命的理论，大都是从《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少年中国》几个杂志中选择出来的，所收文章分为三组。第一组为胡适的《逼上梁山》一文，记述文学革命在国外发生的历史。第二组收入了胡适的《寄陈独秀》、《文学改良刍议》、《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答胡适之》，钱玄同的《寄陈独秀》、《答胡适之》、《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等文，以及刘半农、傅斯年等人的文章。这些均是文学革命最初在国内发难时期的几篇重要理论以及它们所引起的影响和讨论。第三组为这个运动稍后一个时期的一些比较倾向建设方面的理论文集，收入了胡适、傅斯年、周作人、俞平伯、欧阳予倩等人的文章，包括了关于新诗、戏剧、小说、散文各个方面的讨论。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集《文学论争集》由郑振铎编选，多为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时代的作品。编者将这些文章分为八编：即初期的响应与争论，从王敬轩到林琴南，学衡派的反攻，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活动，甲寅派的反动，白话诗运动及其反响，旧小说的丧钟及中国戏剧的总结账等。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三集《小说一集》由茅盾编选，主要为从《文学周刊》、《小说月报》等刊物中选出的文学研究会各位作家的作品，收入了冰心、卢隐、叶绍钧、王统照、落华生、朱自清、徐志摩、郑振铎等人的小说。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四集《小说二集》由鲁迅编选，主要为《莽原》、《现代评论》、《晨报副刊》、《荆棘》、《新潮》、《月夜》等刊物及作品集巾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两个团体以外作家的作品，收入了鲁迅、俞平伯、杨振声、李健吾、王鲁彦、川岛等33位作者的小说59篇。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集《小说三集》由郑伯奇编选，主要从《创造季刊》、《创造月刊》、《洪水》等刊物及作品集中选出，收入了郑伯奇、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成仿吾等人的小说。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六集《散文一集》由周作人编选，收人了徐志摩、刘半农、刘大白、吴稚晖、郁达夫、郭沫若、俞平伯、顾颉刚、孙伏园等人的散文。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七集《散文二集》由郁达夫编选，收入了鲁迅、周作人、冰心、林语堂、丰子恺、钟敬文、川岛、朱自清、王统照、许地山、郑振铎、叶绍钧、茅盾等人的散文。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八集《诗集》由朱自清编选，多从各位作家的作品集中选出，收入了胡适、刘复、鲁迅、沈尹默、俞平伯、周作人、左舜生、朱自清、康白情、刘大白、傅斯年、王统照、郭沫若、田汉、叶绍钧、冰心、成仿吾、冯雪峰、郑振铎、戴望舒、闻一多、徐志摩等人的诗歌。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九集《戏剧集》由洪深编选，收入了胡适的《终身大事》、田汉的《获虎之夜》、《幽兰女士》、叶绍钧的《恳亲会》、洪深的《赵阎王》、郭沫若的《卓文君》、成仿吾的《欢迎会》、欧阳予倩的《回家以后》、丁西林的《压迫》、熊佛西的《洋状元》、胡也频的《瓦匠之家》、郑伯奇的《抗争》等作品。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十集《史料·索引》由阿英编选，内容分为总史、会社史料、作家小传、史料特辑、创作编目、翻译编目、杂志编目等七类。其中总史部分收入了周作人、胡适与陈子展分别所作的《文学革命运动》，会社史料部分收入了陈独秀、傅斯年、孟寿椿、郑振铎、茅盾、郁达夫等人对那个时期各个文学流派及文学刊物所作的综论、介绍文章。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对1917～1926年10年间关于新文学理论的发生、宣传、争执以及小说、散文、诗歌、戏剧诸方面的成就作了一个综合的整理、保存及评价，不但为此后研究这段时期新文学运动史者提供了系统的参考资料，而且其编纂的方法、体例也为此后编纂文学作品者纷纷效仿，它在图书出版史中也占据了一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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