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国民政府对抗日问题迟疑不决之时，国民党一部分地方实力派及爱国将领已率先采取行动。1936年5月胡汉民去世之后，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于6月1日通电南京，打出"抗日救国"的旗号，两广事变由此而发。11月，伪蒙古军在日军配合下，大举进攻绥远，傅作义部奋起还击，取得了红格尔图战斗的胜利，并乘胜收复了百灵庙与大庙。为支持抗战，全国兴起援绥运动，国民党政府也对绥远抗战采取比较积极的态度。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逼其抗日。在国内外抗日舆论的有利形势下，蒋介石于24日接受张、杨联共抗日的六项要求，西安事变遂告和平解决。这不但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建立了必要的前提，也标志着十年内战的基本结束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此外，经过两年的艰难跋涉，红二、四方面军于1936年10月22日到达甘肃会宁、静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伟大的长征胜利结束，中国革命开始了一个新局面。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
12月9日，由北平各校学生掀起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地。面对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南京国民政府决定采用学生代表赴南京"聆训"及提前放假的办法来平息这场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北方局对平津学生运动下达指示，"立即经过平津学联，组织代表团出发津浦线之沧州一带，北宁线之唐山附近，平汉线之保定、大名、石家庄与察哈尔之沽源、张北等地，进行广泛的工农群众工作，发动与开展各地工农士兵群众的反日反蒋斗争和游击运动"。12月20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也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号召全国青年学生"到工人中去，到农村中去，到商民中去"扩大反日救国运动，实行全民抗日救国大联合。
在上述指示及宣言影响下，中共北平市委和学联酝酿一段时间后作出了组织学生南下宣传的决定。"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分四个团，共约500人，第一、二、三团由北平学生组成，第四团由天津学生组成。宣传团总指挥为董毓华，副总指挥为宋黎和姜文彬。在内部秘密成立中共党团，书记彭涛，成员有敖白枫、黄敬等，他们受中共北平市委直接领导。
宣传团制定了周密的工作方式。每团每日派出先遣队骑车先走，调查目的地、汇合点、路线，解决沿途食宿，了解当地驻军情况等等，大队步行出发。
1月2日至4日，宣传团分别从平津出发，绕过当局军警的监视向固安汇集，至8、9两日，先后到达。10日，总指挥部在固安召开了全体团员大会，总结了出发以来的工作，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并在组织上将4个团合并为3个团，重新划分了行动路线和到达保定日期。
宣传团离开平津后，以革命的战斗精神，采取演讲、戏剧、歌咏、座谈、访问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向沿途广大农民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受到工人、农民和乡村知识分子的欢迎。
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在农村的抗日救国活动，震动了北平当局。他们派出大批军警特务，对宣传团前堵后截，武装强迫他们返平。第三团在途中被军警押送回平，16日于燕京大学开会，正式成立"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第一、二团21日到达保定，得知第三团已被押回平及成立永久性团体的消息，一、二团也决定成立永久性组织，取名为"民族解放先锋队"。次日，他们亦被军警武装押送回平。回平之后，一团二团三团联合开会商量，决定把他们所建立的新组织定名为"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
2月1日，民先队筹备委员会在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召开南下扩大宣传团团员代表大会，议决凡宣传团员自愿加入者皆为民先队第一批队员。最早加入的队员约有300人左右，下设26个分队，分队按学校成立，全市设4个区队部。大会讨论并通过了筹委会制定的民先队《斗争纲领》、《工作纲要》、《组织系统》和《规约》等，发表了《宣言》，宣布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正式成立。《宣言》提出民先队首要的任务："（1）揭破汉奸及其走狗的阴谋，并打击其种种阴谋的破坏手段；（2）联合一切抗日反帝力量，不分党派，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一致团结起来。"民先队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迅速发展为全国性的革命青年组织。民先队的组织不仅在国内许多城市如北平、天津、西安、济南、上海、南京、广州、武昌、汉口、青岛、贵阳、南昌、长沙等地区先后建立，甚至在巴黎、东京和南洋群岛的中国青年中也有民先队组织。由于有了这样一支骨干队伍，党的号召就便于在学生中得到贯彻，学联会所发动的各次行动有了组织上的保证。民先队的建立，把学生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为适应新的形势需要，大力发展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的力量，1937年2月4日至9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平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24人，代表18个地方队部的六千名队员。大会通过的《政治及工作决议案》向全国民先队员提出：（1）努力促进全民族抗日联合战线，促进国内和平统一与民主政治的实现；（2）灵活地提出适合于某时某地的口号，通过各种方式来达到救亡运动公开合法的进行；（3）扩大工作领域，把救亡运动广泛地开展到各阶层中去，特别是工农劳苦大众中去；（4）加紧学习各种军事知识，开展军事训练，并用各种方式建立民众的武装力量；（5）开展国防文化运动；（6）抓紧组织工作，积极发展民先队员，加强对干部的培养和训练，各地民先队要互相配合工作，交流情况，交流人员。此决议案所提出的人民救亡运动的任务和路线，为民先队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准备迎接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指明了方向。
在中共直接领导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建立，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成果。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民先队员已发展到两万人。由于国民党的迫害，民先队被迫于1938年秋解散，大批民先队员陆续转移到华北、华中和陕甘宁等抗日根据地，成为领导抗战的骨干力量，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
本侵略者制造了华北事变，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围追堵截斗争的同时，也将抗日问题放置于首要地位。12月中共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在军事上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了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总任务之下，"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的方针。因此，"第一方面军行动部署之基础应确定地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并把‘打通抗日路线’作为中心任务，拿‘巩固扩大现有苏区’同它密切的联系起来。具体步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会议决定：1936年2月至7月，红一方面军渡河东征，进入山西作战，力求击破阎锡山的主力，在晋西五县以上地区创建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新根据地；之后视日本向山西、绥远侵犯的情况和红军的力量，再相机向山西向绥远发展。
为实现上述方针，参加东征的红一方面军决定使用"红军抗日先锋军"的番号，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总参谋长，杨尚昆任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支部队：红一军团，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红二十八军，刘志丹任军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1936年1月15日，中共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下达《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明确宣布："我们只打日本同汉奸卖国贼，不侵犯革命人民一丝一粟。到处就要扩大自己的部队，招收一切革命民众到抗日红军中来，欢迎一切敌方官兵到抗日红军中来，"并号召东进的抗日红军"英勇的打到山西去！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阎锡山卖国贼！"2月18日，彭德怀、毛泽东以红一方面军司令员、政委名义下达东征作战命令，规定第一步作战任务为："东渡黄河，以坚决手段消灭东岸地区之敌，占领吕梁山脉各县，首先占领石楼、中阳、永和等县，粉碎沿河堡垒线，控制渡船于我手中，在东岸造成临时作战根据地。"月20日晚8时，渡河战斗开始。在南起河口、北到沟口约一百华里的地段，红军抗日先锋军分两路强渡黄河，一举突破了阎锡山在黄河东岸由碉堡工事组成的黄河防线，进入山西。阎锡山急调人陕之晋绥军4个步兵旅撤回山西柳林、离石、中阳地区，调驻晋东南长治、晋城地区的一个师到介休，并从省内各地调兵，向晋西集结。
为打破敌军防堵，开辟作战根据地，红一方面军首长于2月24日决定了东征的第二步作战任务：除以一部兵力继续围攻石楼以外，主力迅速进占柳林、离石、中阳、孝义、隰县、永和这一弧线以内的有利阵地，并大力开展群众工作，然后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取得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有利条件。按照上述部署，红十五军团于25日在石楼南端歼灭敌人一个营，随后在隰县歼敌一个营，击溃敌人一个营，27日进占水头镇，接着挺进到大麦郊地区。红一军团奋杀勇进，27日左右主力推进到汾河西南的兑九峪、三泉镇地区。
面对红军的强大攻势，阎锡山一面请求蒋介石派军队增援，一面将其机动部队集中起来，编为4个纵队，自3月4日始向红军展开反击。红一、十五军团与敌顽强战斗，至3月10日击溃了阎锡山的第一次反击。
为扩大政治影响，揭露阎锡山和蒋介石阻止红军东进抗日的罪行，东征红军总部于3月10日发布《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痛斥蒋介石、阎锡山对外妥协投降的反动行径，申明先锋军目的为"东行抗日"，号召"停止一切内战，红军、白军联合起来，一致对日"。
粉碎阎锡山组织的第一次反击后，东征红军开始分左中右三路军行动。除留少数兵力组成中路军继续包围石楼和钳制附近敌人外，其余主力部队组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分别南下和北上作战。
在此期间，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八军奉命于3月下旬由吴堡地区北上，参加东征。红二十八军为了打通东征部队与陕北的联系，保证东征红军背靠陕北老苏区，向离石以南之黄河沿岸地区进击。
各路东征红军驰骋于晋中、晋西、晋西北、晋南20多县，除作战外，还普遍做了下列工作：第一，宣传抗日。红军每个连队都组织了工作队，积极作抗日宣传，张贴抗日标语和抗日先锋军布告，宣传中共抗日十大纲领和联合起来，一致对外的政治主张。第二，发动并领导群众没收汉奸卖国贼和恶霸地主的财物，分配给穷苦群众。第三，扩大红军。各部队组织了"扩红"工作组，吸收青年参军。第四、向大工商业资本家募捐，向大地主罚款，共筹集银元40万元，加上筹集的物资折算，约50万元。
初，蒋介石调集汤恩伯、关麟徵、商震等部10个师，号称20万人，分两路进入山西，阎锡山也派5个师和2个旅的兵力由晋中向南压下来，同时蒋介石还强令东北军和西北军进攻延长、延川，袭击红军后方。在此情况下，红一方面军首长决定，逐步收拢兵力，准备集中歼灭敌人。根据其统一部署，右路军于4月4日开始由襄陵、汾城一带向西转移，9月进攻稷山，随即向北转移，以两个师绕过大宁，于17、18日两日扫除了平型关至渚水关40余公里的黄河沿岸据点；另两个师进至大宁、蒲县、隰县间阻敌北进。左路军于4月4日开始由康宁镇地区南移至白文镇、塞上村、故县村一带，6日继续南移，多次击溃敌军后，14日移至大麦郊区进行休整。在左路军由金罗镇向东南转移时，红二十八军奉命歼击三交、转角、辛关、义牒一带之敌，恢复黄河交通。4月14日，红二十八军在进攻三交镇战斗中，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之后，该军撤出战斗，经石楼、永和之间向东南方向转移，于17日到达康城镇附近，同方面军总部会合。
在战斗过程中，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布《为反对卖国贼蒋介石、阎锡山拦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抗日捣乱抗日后方宣言》，再次谴责蒋阎阻拦红军东进抗日的罪行，并表示红军"誓以全力消灭拦阻我先锋军抗日去路与捣乱后方的汉奸卖国贼军队，以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新计划，以争取迅速的对日直接作战"，大声呼吁"全国爱国同胞一致奋起，抗日讨逆，响应与拥护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东征，以救国家于灭亡"。
但是，蒋介石、阎锡山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继续加紧对东征红军的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彭德怀分析了山西、陕西和甘肃的敌情后认为，"方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而在陕西、甘肃则产生了顺利条件，容许我们到那边活动，以执行扩大苏区，锻炼红军，培养干部等任务。另一方面则粉碎卖国贼扰乱抗日后方计划，亦是当前的重要任务"。因此，决定回师河西，5月2日下达渡河命令。至5月5日东征红军全部渡完，进至延长、延川、咏坪地区休整。蒋、阎煞费苦心制定的围歼我军于黄河东岸的计划完全落空。
中共中央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说明抗日红军先锋军虽能够"集中全力消灭蒋氏拦阻抗日去路的军队"，但"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于迅速进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每次向国人宣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仍然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向国人承诺："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修战抗日的目的"，并向南京政府慎重进言，希望其"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
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是一次战略性的进攻战役。在历时75天的东征战役中，红军取得了重大战果；消灭敌人约7个团，俘敌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4000余支，炮20余门，取得了江河作战的重要经验，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在此期间，扩充新兵约8000人，筹款30余万元，并在转战山西的20多个县里播下了革命种子，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华北以至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东北抗日联军成立
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其蓄谋已久的"满洲事变"，东北三省逐步沦为日本殖民地。与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相反，东北各阶层人民，以各种形式同日本侵略者展开英勇不屈的斗争，其中又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从"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4月，东北人民自发的抗日武装达到30万以上，主要由四部分力量组成：
东北军的官兵，如辽宁的唐聚五，吉林的李杜、丁超、冯占海，黑龙江的马占山、苏炳文等部。他们人数较多，装备也好，曾给进犯的日军以很大的打击。但仍有旧军队的恶习，不能依靠群众，内部矛盾重重，步调不一。
东北军旧部与民众结合组织的部队，如王德林的抗日救国军，邓铁梅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等。王德林军是吉东地区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邓铁梅军1932年在辽南广大地区进行了大小百余次战斗，给日寇很大打击。
自发的农民抗日武装。"九一八"事变后，各地相继成立"大刀会"、"红枪会"、"自卫团"等抗日武装。这些组织抗日救国热情高，作战勇敢，但他们缺乏明确的长远目标，军事上武器和技术装备都很差，其爱国热情不能得到充分发挥。
倾向抗日的"山林队"。如"长江好"、"三江好"、"天下好"、"老来好"、"四季好"、"平南洋"、"占中华"、"老双胜"、"东双胜"、"小白龙"等等。这些"山林队"一部分来自原先的土匪，另一部分由原来的义勇军、自卫军、救国军等溃散下来的小股部队聚集而来。他们一般仍采取"土匪"占据山头的形式，但其主要是在进行抗日。
这些自发的抗日武装，除一小部分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外，大部分由于其存在着旧军队的致命弱点，最后在强大敌军的进攻下失败了。到1933年夏，为数30万的抗日武装只剩下几万人了。
始终坚持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并给敌人更大打击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队。中共满洲省委遵照党中央的指示，除派出大批干部到东北军和义勇军中去做工作外，从1932年起还开始着手建立由中共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到193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人民抗日武装，逐渐成为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核心力量。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主要有7支，从1933年7月起至1935年底所建立的东北人民革命军，也均于各游击队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而来。这些抗日武装主要有：
南满游击队，活动于东丰、西丰、海龙、辉南等地区，1934年11月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杨靖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游击活动范围扩大到通化、柳河、清原、新宾、宽旬、桓仁、漾江、抚松等县地区。
东满游击队，活动于延吉北部、汪清西部和龙南部一些山区农村，以及珲春地区，1935年5月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治委员，活动于东满的广大地区。
珠河游击队，活动于哈尔滨东部一带山地和珠河等县，其队伍不断扩大，1934年6月改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1935年1月又在哈东支队基础上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
密山游击队，活动于密山、勃利、宝清、林口、穆棱等地区，1934年秋与抗日救国游击军合并后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李延禄任军长，何忠国任政治部主任。
饶河游击队，活动于虎林、饶河地区，1935年8月编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李学福任团长。
绥宁游击队，活动于宁安、东宁、安图、汪清等县，1935年2月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长，胡仁任政治部主任。
汤原游击队，活动于汤原、萝北地区，1936年1月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夏云杰任军长，张寿篯（李兆麟）任政治部主任。
前后，日本在东北的法西斯殖民统治体系逐步建立。为加强对各抗日游击队的领导，统一各抗日军队的行动，根据《八一宣言》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的要求与号召，东北党组织开始着手建立东北抗日联军的工作。1936年1月28日，各抗日部队首脑的联席会议在汤原境内召开。会议决定把各抗日部队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并成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由杨靖宇任总司令，赵尚志为副总司令。同年2月20日，由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至第六军军长和汤原游击队、海伦游击队领衙，联合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宣言指出："现在根据全国运动的进展，必须进一步巩固抗日军队的组织，统一抗日军队的行动。因而就要改革抗日军队的建制，废除抗日军一切不同的名称，全部一律改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二、三、四、五、六军及××游击队。"宣言发表之后，东北抗日联军各军相继建立，除东北人民革命军、抗日同盟军、反日联合军及各抗日游击队先后改编的抗日联军第一至七军之外，中国共产党又进一步加强了对救国军和山林队等抗日武装的工作，随后在此基础上相继建立了抗日联军第八至十一军。这样，到1937年，东北抗日联军已发展到11个军，总人数约计3万人。
初，根据战斗环境、地理、经济和交通等条件，中共撤销满洲省委，代之以东南满省委、吉东省委、北满临时省委。故此，为便于对各地抗日联军斗争的领导，东北抗日联军的11个军也先后编为3个路军，划分活动区域，积极开展各种斗争。
第一路军，于1936年7月由抗联第一军和第二军合编而成。杨靖宇任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王德泰任副总司令，魏拯民任政治部主任。主要活动于南满一带，队伍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第一路军已扩大到15500多人，成为南满一带打击日军侵略者的重要力量。
第二路军，于1937年10月由抗联第四、第五、第七、第八、第十各军组成。周保中任总指挥，赵尚志任副总指挥。主要活动于西起哈长线东侧，北达松花江右岸，东抵乌苏里江畔的广大地区。1937年底总兵力达两万余人。
第三路军，于1939年4月以抗联第三、六、九、十一军为基础改组成立，李兆麟任总指挥，冯仲云任政治委员，许亨植任总参谋长。纵横驰骋于松花江下游、小兴安岭和松嫩平原等广阔的区域，到处打击日本侵略者。
全面抗战爆发后，东北抗日联军为配合全国抗战，积极牵制与打击日伪军。仅1936年至1937年，抗日联军与敌交战3976次，其中与日军交战1891次，与伪军交战2085次，沉重打击了进犯的日寇。
不断发展的抗日联军引起了日本的恐慌，从1938年起，日本在疯狂向关内各地进攻的同时，向东北大量增兵，对抗联各部队由南向北实行分区包围，又用几路"扫荡"的铁壁合围、篦梳山林、来回拉网等办法，企图把抗日联军一网打尽。军事进攻的同时，又在政治上搞诱降，利用升官、发财、美女等手段，引诱那些在政治上不坚定的分子。此外，对东北抗联建立的广大游击区实行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因此，东北联军的抗日斗争自1938年起进入了一个极端艰难的时期。
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给东北抗日联军打来电报，鼓励他们只要坚持持久抗战，必定会克服目前的困难而迎来最后的胜利。随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文也传到东北。这对东北抗日联军的政策、战略的制定起了重要的作用。东北抗联各部队按持久战精神部署了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从1939年初到1940年间，积极作战，勇敢地出击敌人，获得一些胜利。
为长期配合全国抗战，坚持长白山地区的游击战争，东北抗联第一路军1938年整编为三个方面军和一个警卫旅。第一方面军在指挥曹亚范同志率领下，活动于辑安、桓仁、通化、濛江、临江、辉南、金川等地区。第二方面军在指挥金日成同志率领下，活动于长白、潆江、抚松、安图、敦化等地区。第三方面军在指挥陈翰章率领下，活动在镜泊湖、敦化、安图、桦甸、额穆等地区。
10月，日军调集30万兵力占领临江、辑安、漾江、抚松、桦甸、延吉等县大小城镇和乡村，对杨靖宇及其一路军指挥部开始疯狂的"围剿"。在无衣无粮、冰天雪地的情况下，杨靖宇率领部队，在山林中与敌周旋5个多月。直到1940年2月，部队只剩下300多人。为缩小目标，队伍分散活动。杨带领少数几个战士活动在濛江县境内，直到壮烈牺牲。残暴的敌人解剖了他的尸体后，发现他的胃里竟连一粒粮食也没有，只有树皮、草根和棉絮在日军严密封锁与"围剿"之下，东北抗联第二路军与第三路军也遭受到很大损失。
在这严重关头，南满、北满、吉东三省委负责同志提出了逐渐收缩保存实力的方针，重新制定了新的游击活动计划，重新整编部队。第一路军缩编为3个支队，在魏拯民等领导下，以长白山林区为游击根据地，坚持艰苦斗争。第二路军缩编为3个支队，在周保中领导下，活动在牡丹江、勃利、宁安及松花江下游地区及乌苏里江沿岸。第三路军缩编为4个支队，在李兆麟、冯仲云领导下，活动于黑龙江省南北两地区。
抗日战争的环境越来越艰苦，东北抗日联军兵力日趋减少，许多优秀干部也先后牺牲。在这种情况下，东北三个省委负责人1941年春再次集会，提出保持抗联旗帜、坚持最后胜利的方针，1942年秋，东北党委员会确定保存实力培养干部的方针。于是，抗联各支队改变过去的游击方式，将主力转移到中苏边境隐蔽整训。其他部分编为13个小分队，留在东北坚持斗争。
8月9日，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毛泽东也于同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中国抗日战争进人最后反攻阶段。东北抗日联军又和八路军、苏联红军一起参加解放东北的战斗。
东北抗联部队在反攻前夜举行反攻誓师大会。抗联主力部队分成三路由野营出发：一路由冯仲云率领向沈阳进发，一路由李兆麟率领挺进哈尔滨，一路由周保中率领进驻长春。同时，400多名抗联干部被有计划地派到东北57个大中城市和重要县城。这对恢复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各地的组织，建立自己的武装队伍，争取迅速地和党中央取得直接联系并打通和八路军之间的关系等，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同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洲国统治者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对东北的殖民统治，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五五宪草
6月国民党占领京津后，即于7月宣告结束"军政"，开始实施"训政"。10月，国民党中央通过《训政纲领》，次年3月，又于国民党三大上通过《确定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名义为对国民权利的实施办法作一规定，实际上则尽可能地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当时规定训政时期为6年，1935年结束。"九一八"事变后，全国范围的抗日民主运动不断兴起，人们要求开放政权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不得不摆出些拥护"民主"的姿态，表示赞同舆论界关于"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要求。1932年4月，国难会议于洛阳召开，通过如下决议：（1）切实办理地方自治，如期结束训政。（2）宪政未实施前，提前设立民意机关，定名为国民代表会，限期于1932年10月10日以前成立。
12月，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于1935年3月召集国民大会，并由立法院从速起草宪法草案。1933年1月。国民党政府立法院成立以孙科为首的40人的宪法起草委员会，至6月完成了宪法草案初稿。随后便根据蒋介石的意图作了一次又一次的修改，每一次修改，都是减少民主的成分而增加独裁的气味：将初草中的内阁制改为总统制；将选民直接选举总统改为由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将除行政院院长由总统任命外，其余四院院长均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改为四院中的司法考试两院院长亦由总统任免（经立法院同意）。1934年10月，立法院对宪法草案三读通过，提交国民党中央审核。
再经多次修改之后，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大决议接受宪法草案。1936年5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颁布宪法草案，此即所谓的五五宪草。宪草全文共8章148条，与1934年10月立法院所通过的宪法草案相比，又有几处大的改动：首先，进一步削弱国民大会的权利。将国民大会每两年召集一次改为每三年由总统召集一次；将经1／4以上代表之同意得自行召集临时国民大会改为须经2／5以上代表之同意方可。其次，进一步加强总统的职权。将总统依法统率全国陆海空军中的"依法"二字删去；将总统任期4年改为任期6年；删去了军人非解职不得任总统的限制；确定司法院长、考试院长不须经立法院同意而直接由总统任命，并特别规定了总统有发布紧急命令之权。通过这一系列的修定，五五宪草赋予了总统以凌驾于一切国家机关之上的种种大权。除了统率全国陆海空军、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宣布大赦特赦、任免文武官员等大权外，还有发布紧急命令之权，而所谓代表民意的国民大会，则只有形式上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这4种权利，既不能决定一切内政外交的大政方针，又无权干预或监督这些方针的执行。故此，宪草在中央政权的组织形式上，实际上规定的是总统独裁制。宪草虽以专章规定了"人民之权利义务"，但所有关于"权利"、"自由"规定之后均写明"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的字样。也就是说，国民党政府可以随时抛出某种法律，来剥夺人民的自由权利，其所有关于人民"权利"、"自由"的规定实际成为国民党虚伪的许诺。
由上观之，1936年所颁的五五宪草，是按照蒋介石的意图由国民党一手包办制定出的宪草，体现的是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意志。然而，就是这样的宪法，国民党也未真心予以实施。国统区广大民众的民主宪政运动，经抗日战争时期至解放战争时期一直此起彼伏，而国民党政府每次的承诺到最后都化为泡影。
中国工农红军西征
5月，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东征回师之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和各军队、各党派、各团体发出《停战协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再次重申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疾声呼吁：国难当头，双方应停止内战，联合对外。但国民党对此不但不予采纳，反而在红军回师之后，一面继续增兵围攻陕甘革命根据地，一面继续调遣军队围堵还在长征的红二、四方面军，极力阻挠红一、二、四方面军的会师。
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巩固和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5月18日决定：以主力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共15000余人，组成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即西征红军，向陕甘宁边区进军。5月19日和20日，西征红军分两路出发。红一军团为左路军，在代理军团长左权和政委聂荣臻的率领下，从延川地区出发，经蟠龙、安塞、吴旗向甘肃的环县、曲子、庆阳一线开进。6月初，进攻曲子镇的西征军消灭了马鸿宾三十五师一。五旅300多人，俘获旅长冶成章。随后，又在马岭、阜城歼灭了从固原前来增援的该师一。三旅一部。左路军旗开得胜之后，很快控制了从平凉到银川的南北大道，打开了西进的门户，为我军扩大苏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左路军出发的同时，由红十五军团组成的右路军在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的率领下也从延川贾家坪一带出发，经蟠龙、安塞一线直插靖边，宁条梁守敌闻风而逃，红十五军团即于5月28日占领了这一西征要道。随后，红十五军团兵分左右两路西进，沿途多次击溃马鸿宾的骑兵，6月中旬进入宁夏，占领盐池后南下经惠安堡、韦州、预旺地区，攻占同心。与此同时，由聂鹤亭所率领的中路军也于6月中旬投入战斗，主要执行夺取安边、定边等地区的任务。由于中路军多与右路军一起行动，故一般统称西征红军为左右两路。
左右两路西征红军，从5月底开始，到7月中旬，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消灭了马鸿宾、马鸿逵的一部分兵力，击溃了所有向红军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解放了陕北的靖边、定边、安边，甘肃的曲子、环县、庆阳的部分地区，以及宁夏的砚池、预旺、固北等地。这样，沿陕甘宁边界，又开辟了纵横800余里的新苏区，使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展到北至长城、西至予海、南临淳耀、东抵黄河的广大地区。
中旬以后，受到沉重打击的马鸿宾、马鸿逵部队不敢轻举妄动，同西路军处于对峙局面。西征红军便根据中央的指示，在新占领区域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和新区的各项巩固工作，先后在定边、盐池、环县、预旺、固北等地区建立起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随着各级党政机构的建立，各地的工会、农民会、青年团、妇女会、抗日赤卫军和游击队等群众组织和群众武装也相继建立起来。随后，西征红军又根据中共中央7月22日所颁布的《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进行土地改革，开展反奸反霸斗争，扫除封建势力，团结广大农民群众。对陕甘宁边区占很大比例的回民，西征红军严格执行中共的民族政策，建立各级回民自治政权，宣传抗日，组织回民游击队、回民救国军等。此外，根据中共中央6月20日所提出的把东北军争取到抗日战线上来的基本方针，西征红军积极开展了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红军对东北军不主动出击，对向红军进攻的少数东北军，在给予有力打击之后，则通过各种方式，对广大官兵进行耐心的说服与教育，争取他们站到抗日的立场上来，使东北军和红军基本处于停战状态。
为了迎接红二、四方面军，打破敌人的封锁线，9月以后，西征红军对蒋介石的主力胡宗南部队进行了一系列战役。在红二、四方面军长征部队到达甘肃南部的渭源、陇西地区时，西征红军根据中央命令进击甘兰公路，向红二、四方面军靠拢接应。10月2日，红十五军团七十三师攻克会宁。8日，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会宁与红一军团一师会合。10日，红一军团二师在界石铺与红二方面军会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三个方面军实现了胜利大会师。随后，红军三大主力向海原、打拉池地区转移，蒋介石立即派大批军队追击。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指示红军：要逐次转移，诱敌深入，在预定的有利地区集中优势兵力，给南部敌军主力胡宗南部以歼灭性打击；对其他部队相机予以打击；对东北军则积极采取统一战线政策。根据中央指示，西征红军于11月初歼灭了马鸿逵等部两个团，11月21日在环县山城堡重创胡宗南部队，粉碎了国民党军对红军的追击。至此，历时达半年之久的红军西征胜利结束。
文学界"两个口号"的论争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之后，文艺界许多作家发出开展文艺救亡运动的呼声，提出了"革命战争的文学"、"革命民族战争的大众文学"、"民族的革命战争文学"的口号。1934年10月周扬在《国防文学》一文中指出，"国防文学"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候是"最需要"的。周扬在这里提出了"国防文学"的主张，但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
华北事变之后，严重的中华危机使文艺界对抗日救亡的文学运动更加关注。1935年12月周立波在《关于"国防文学"》一文中呼吁"建立崭新的国防文学"，并指出："中国的国防文学，是反帝反汉奸的广大群众运动中的意识上的武器"，"凡中国人，只要不是万恶不赦的卖国卖民族的明中暗里的汉奸，只要不是甘心做亡国奴的豚犬，都是国防文学的营盘里面的战友"。此文发表后，"国防文学"这一口号引起文艺界的关注，有支持的，亦有反对的。
茅盾1936年5月以"波"的笔名发表《需要一个中心点》一文，情绪激昂地指出，在这"非常时期社会所需的是"国防文学"。国防文学"是唤起民众对于国防注意的文学"，"是暴露敌人的武力的文化的侵略的文学"，"是排除一切自馁的屈服的汉奸理论的文学"，"是宣扬民众救国热情和英勇行为的文学"。周扬著文进一步指出，国防文学运动"就是一个最大限度地动员文艺上的一切救亡力量的运动"，"就是要号召各种阶层，各种派别的作家都站在民族的统一战线上，为制作与民族革命有关的艺术作品而共同努力"。
正当一部分革命作家大力提倡国防文学的时候，鲁迅与刚从延安回来的冯雪峰商议，认为应纠正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意见。于是在鲁、冯二人授意义，胡风于同年5月著文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胡风在文章中指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所依据的是"动的现实主义的方法"，同时"这个口号里面还含有积极的浪漫主义的一面，因为在民族革命战争运动里面蕴藏有无限的英雄的奇迹和宏大的幻想"。
胡文发表之后，文艺界便开始了关于两个口号的激烈论争。"国防文学"论者主要以《光明》、《文学》、《文学界》等刊物为阵地，先后发表了周扬、艾思奇、徐懋庸、周立波、黄俞、胡洛、丁菲等人的文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论者，主要以《夜莺》、《现实文学》、《作家》等为阵地，发表了龙贡公、张天翼、聂绀弩、吴奚如、路丁等人的文章。双方的论争其实包含三个问题。一是对形势的分析，对于这一问题双方认识完全一致，即华北事变之后，中国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只有全国团结一致，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才有出路。二是新形势下，对文学创作的要求。在这一问题上，双方也基本上达成一致。即在新的形势下，要求文学创作把反映抗日和反汉奸的题材和主题。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也不应排斥其他的题材和主题，但都应该从抗日救亡的角度来观察、分析和反映。三是在新形势下，全国一切爱国的文艺家应该团结起来，组成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救亡，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对此，双方的认识也是一致的。
双方的分歧何在呢？主要有两点。其一，上述第二、第三两个问题的关系以及是否适用一个文学口号的认识，有些文艺作家是模糊不清的。两个口号都是对的，但自己提出一个口号，便要求全国文艺家在这个口号下团结起来，不许别人提别的口号，这便犯了关门主义、宗派主义与绝对化的毛病。其二，"国防文学"的倡导者和支持者更强调抗日文学的"全民族"的性质，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倡导者和支持者则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责任。
正是由于论争双方的基本一致性，所以在论争过程中文艺界逐步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起来。1936年7月鲁迅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中，辩证地分析了两个文学口号的关系，"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正如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一样，大概是一个总的口号罢。在总口号之下，再提些随时应变的具体的口号，例如‘国防文学"’救亡文学"抗日文艺‘……等等，我以为是无碍的。不但没有碍，并且是有益的，需要的"。茅盾对鲁迅的意见极为推崇，认为"鲁迅先生现在这篇文章里的解释——对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二口号之非对立的而为相辅的——对于’国防文学‘一口号之正确的认识（随时应变的具体的口号），正是适当其时"，廓清了人们"由于此二口号之纠纷所惹起的疑惑"。
经过两个口号的激烈论争，文艺界的认识逐步趋于统一。1936年10月1日，各个派别的作家代表巴金、王统照、包天笑、沈起予、林语堂、陈望道、郭沫若、叶绍钧、鲁迅等21人签名发表了《文艺界同仁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宣言》号召"全国文学界同人应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在文学上，我们不强求相同，但在抗日救国上，我们应团结一致以求行动之更有力。我们不必强求抗日立场之划一，但主张抗日的力量即刻统一起来。"这篇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中国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
本所制造的一系列侵略华北事件，使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严重。北平青年爱国学生率先发起了"一二·九"爱国示威大游行，各地人民积极响应，全国形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在此推动之下，上海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展开。
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等28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宣言》对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给予热情赞扬和坚决支持，坚决反对在中国领土以内以任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的特殊行政组织，要求集中全国一切兵力财力反抗日本的侵略，要求人民有结社、集会、言论、出版自由等项主张。《宣言》受到上海抗日救亡运动中各界人士的欢迎，直接推动了上海各界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12月21日，沈钧儒、史良、胡子婴、陈波儿等发起成立上海妇女界救国联合会。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召开成立大会。教育、新闻、出版、电影、戏剧、法律各界知名人士300多人出席了会议。大会选举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李公朴、史良、王造时等35人为执行委员，并发表了《上海文化界第二次救国运动宣言》。随后，大学教授救国会、电影界救国会、教育界救国组织——国难教育社、学生界救国会、工人救国会、新闻界救国会等相继成立。
为加强各救亡团体的团结和联合，1936年初，上海文化界、妇女界、大学一教授等救国会发起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这年1月28日，是上海"一二·九"淞沪抗战四周年纪念日，上海各方面救国会的代表在上海总商会礼堂举行纪念大会，会上宣布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并推沈钧儒为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席。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史良等都在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一致呼吁共赴国难，抗日救亡。会后举行了约有2000多人参加的示威游行，这是上海组织抗日救亡运动示威游行以来规模较大的一次。
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以后，北平、南京、武汉、天津、广西、山东等地妇女救国会和文化界救国会相继成立。为统一步调，更有成效地从事救国运动，经过两个月的筹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于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上海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全国18个省市60多个救亡团体的代表。大会通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重要文件，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40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等14人为常务委员。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宣言和政治纲领等文件，全面阐述了该会的政治立场和主张。宣言指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是一个全国统一的联合救国阵线，现阶段的任务为促成全国各实力派合作抗敌。宣言向各党各派建议：（1）各党各派立即停止军事冲突；（2）各党各派立刻释放政治犯；（3）各党各派立刻派遣正式代表，人民救国阵线愿为介绍，进行谈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4）人民救国阵线愿以全部力量保证各党各派对于共同抗敌的纲领的忠实履行；（5）人民救国阵线愿以全部力量制裁任何党派违背共同抗敌纲领，以及种种一切足以削弱抗敌力量的行动。
15日，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邹韬奋4人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提出对当局与民众的几点希望：希望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联合各党各派，尤其是与共产党重新携手，为抗日救国而共同奋斗；希望西南军事当局力避与中央对立而采取推动中央政府出兵抗日的态度；希望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具体行动上，应停止与中央军的冲突，在红军占领区域内，对富农、地主、商人采取宽容态度等等。公开信发表后，中共迅速作出反应，8月10日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名义发表了《致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及全体救国会员函》，对全救会的主张与需求给予肯定，并表示愿与全救会密切合作。西北的东北军张学良、十七路军杨虎城，西南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也表示赞成和支持救国会的主张。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各地纷纷成立全救会分支组织，他们除出版救亡刊物，进行抗日宣传外，还组织了多次游行示威运动。9月18日，上海妇女界救国会举行纪念"九一八"五周年示威游行。同日，全救会召开第二次执委会，发表了《全救会为团结御侮告全国同胞》，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停止外交谈判，团结全国一切力量，共同抗日，收回失去的领土主权。10月19日，伟大文学家鲁迅逝世，在救国会主持下，举行了3天群众性悼念活动，1万多名群众前去吊唁。22日，各界群众为鲁迅先生送葬。大家循着军乐的哀乐声，唱着悲壮的挽歌和《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救亡歌曲，高呼着"纪念鲁迅先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浩浩荡荡地前进。此次送葬行动，成为1936年下半年上海人民一次最大的抗日示威游行。救国会主要领导人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在墓前发表了简短悲昂的演说，号召人们继承鲁迅精神，打倒帝国主义。11月12日，救国会又在上海举行了纪念孙中山诞辰的大会。大会由沈钧儒主持，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史良、沙千里等都先后发言，呼吁全国各界、各党派继承孙中山遗志，国共合作，团结抗日。
绥远抗战打响后，全救会发起援绥抗日运动。发表《全救会为绥远问题宣言》和致国民党和傅作义、张学良电，号召全国同胞积极参加救国阵线，以全力援助绥远抗日军队，9月6日，救国会组织了300多个宣传队共约2000余人，在街头进行援绥募捐，进行抗日宣传。随后，全国各地掀起声势浩大的援绥抗日运动。
全救会成立后，逐渐在抗日救国运动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遭到国民党政府的嫉恨。11月23日凌晨，国民党政府以全救会支援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罢工为借口，悍然逮捕了全救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7人，制造了震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事件发生后，全救会和全国各界人士纷纷向国民党抗议，开展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把抗日爱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1937年6月，宋庆龄等17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在人民中进一步孤立。抗战爆发后，沈钧儒等7人于7月31日光荣出狱。
上海"八一三"抗战开始以后，救国会的成员积极投入了抵御日本侵略的斗争。一部分人到前线直接参加抗战，大部分人则参加救护、慰劳、宣传等工作。8月19日，邹韬奋在上海创办了《抗战》三日刊，救国会成员多在此刊物上发表文章，为抗日战争作舆论宣传。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救国会成员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王造时、史良和沙千里迁至武汉，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也转移到武汉。1937年12月，沈钧儒、李公朴等人在武汉创办《全民周刊》，次年7月，与邹韬奋创办的《抗战》三日刊合并，取名为《全民抗战》三日刊。9月，胡愈之等创办《国民公论》旬刊。这两个刊物成为抗战时期全救会舆论宣传核心。武汉期间，邹韬奋努力扩大生活书店的规模与业务，在西南和西北大后方设立了许多分支机构。
由于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及抗日形势的需要，1938年7月国民党邀请社会各界组织召开了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救国会成员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王造时、史良、张申府、刘清扬、罗隆基等人应邀参加。国民参政会虽为国民党控制下的一个政治咨询单位，并无多大的实权，但它毕竟为各民主党派提供了一个与国民党斗争的民主讲坛。全救会等民主党派在国民参政会历届会议上，充分利用这个讲台，同国民党展开争取民主、反对独裁、抵制投降的合法斗争。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政府将政策重心逐渐由抗日而转移到反共方面来，同时，在国统区竭力压迫抗日救亡运动，扼杀民主自由，实行白色恐怖。在这种情况下，转移至重庆的救国会只能采取秘密的方式开展活动。其活动，主要围绕两个问题进行。第一，坚持民主，要求开放民众运动，争取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反对独裁；第二，坚持持久抗战，坚持国内团结，反对制造摩擦，反对妥协投降。
为了争取民主，保障人权，1939年9月，沈钧儒等救国会领导人联合一批国民参政员，发起了民主宪政运动。国民党对救国会的活动极为不满，便加紧了对救国会及其出版物的迫害。1940年初，全国各地的生活书店分支店有许多被查封，重庆的总店和分店，以及剩余的几家地方分店也被严密监视。为避免进一步的迫害，邹韬奋在中共建议下，对生活书店进行了疏散，一部分工作人员转移到敌后游击区开展文化工作，留下来的人员和财产进行分散，建立第二道阵线，长期隐存。国民党则继续加紧对救国会的迫害，至1940年底，救国会刊物《全民抗战》被迫停刊，生活书店50多家分店被封闭得只剩下重庆一家。邹韬奋及部分救国会成员流亡香港，在香港恢复了《大众生活》杂志，继续从事抗日救国工作。
各民主党派为加强团结增强战斗力而合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沈钧儒是这个组织的发起人之一。1942年初，救国会也加人了此组织，故而民主同盟成为三党三派（青年党、民社党、第三党、救国会、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的同盟。此后救国会的抗日救亡活动便融入了民主政团同盟活动之中。1944年9月，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
抗战胜利后，鉴于形势已发生变化，救国会1945年冬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并制定了新的政治纲领。纲领提出了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根本原则：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成立联合政府；发展民族资本，实现耕者有其田；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创造的、民主主义的文化等。并提出当前的任务为消弭内战、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与自由等。
中国人民救国会成立后，1946年1月以民盟代表的身份出席了政治协商会议，在会上同国民党展开激烈的斗争。2月，救国会工作重心转移至上海。沈钧儒在中国人民救国会记者招待会上及上海文化界30多个团体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发表讲话，介绍了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政治纲领，并呼吁国内民主团结。随后，李公朴赴昆明领导昆明的民主运动。李公朴、闻一多被害后，沈钧儒等参加政协的民盟代表联名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11月，又投人了反对国民党召开伪国民大会的斗争。
11月民盟被迫解散后，救国会活动中心移至香港，民盟也在香港恢复了组织。1948年1月，民盟三中全会在香港召开，通过了政治报告及三中全会宣言，文件内容基本接近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确定了与中共联合建国的方针。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顺利发展，救国会及民盟成员积极参加新政协及民主联合政府的筹建工作。1949年9月，救国会作为一个民主党派，派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参加中央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救国会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于12月18日在北京宣告结束。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自1936年成立至1949年宣告结束，经历了14个年头，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了众多的救亡宣传活动，并于解放战争时期从事了多项民主建国工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两广事变
两广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的矛盾由来已久。1931年蒋介石因胡汉民阻挠制定约法而将胡扣押后，国民党内反蒋各派即在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武力保护下，于1931年5月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与南京政府对立。1932年1月广州国民政府虽取消，但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又于同期成立。陈济棠和李宗仁、白崇禧等两广地方实力派在胡汉民等人的支持下，仍与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对抗。1935年5月12日，胡汉民突患脑溢血逝世，两广势力骤然失去政治重心。蒋介石在此时恰已平息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并迫使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陕北，便决意利用此机解决两广问题。故此，蒋派出居正、孙科、叶楚伧等8名代表以祭胡名义赴粤，与邹鲁、陈济棠、李宗仁等谈判，要求西南与中央精诚团结，取消半独立状态。
两广实力派对蒋在民族危亡情况下不采抗日政策早有不满，如今见蒋拿两广开刀翦除异己更感不安。陈济棠等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遂与李宗仁、白崇禧等决定共同行动，以抗日名义，分军北上。
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议令第一、第四集团军北上抗日，并呈文南京国民政府，吁请中央领导全国抗战。两广事变自此爆发。6月2日，西南执行部又以"冬"电致南京中央，请准予陈、李所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随后，成立军事委员会，将陈、李所部改称"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由陈济棠任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为副，并将军队扩编。陈济棠的第一集团军，由原有的3个军扩编为5个军，约20万人；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由原有的2个军扩编为4个军，连同广西民团总计10万人。此外，两广尚有空军9个中队，海军舰艇数十艘。同时，派出代表分赴湖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等省联络，欢迎抗日反蒋的党派、团体及各界人士到西南共同行动。
两广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大为震惊。蒋虽欲解决西南半独立问题，但并不希望兵戎相见。故此，蒋虽调集军队迅速向粤桂靠拢，但其目的仍是希望在武力的胁迫下，用政治的压力来解决两广事变。其策略有二：一是将两广的反蒋抗日之举视为地方与中央的矛盾和纠纷，由中央来施加压力以达到两广归顺的目的；二是对两广进行分化，先瓦解广东陈济棠，以孤立广西，再解决广西，逼李、白就范。
蒋介石在总理纪念周上表示：中央这次派员祭胡至诚专一，尽哀尽敬；相信两广决不会脱离中央，单独对外，误会消除后，西南当局必能同中央保持一致。为安定各方舆论，缓和反蒋气氛，蒋准备提前召开五届二中全会，邀请西南派代表出席。6月9日和10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先后电令西南执行部，严禁部队自由行动，否则以"地方将吏抗命"论处。同时，蒋不惜重金，加紧对陈济棠部属的瓦解活动。7月4日，粤空军司令黄光锐率40余人架机投蒋。6日，陈部第二军副军长李汉魂致电陈济棠，封金挂印离职而去。8日，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秘密到南京见蒋，表示愿受蒋命收拾粤局。13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作出决议：撤销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免去陈济棠本兼各职，任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14日，余汉谋通电就职，拥护中央。18日，陈济棠通电下野，随即离粤赴港，蒋介石势力伸人广东。
蒋介石在对广东内部策反、逼陈出走的同时，表面上对桂系则大力安抚。五届二中全会免掉陈济棠本兼各职，却任命李宗仁、白崇禧为广西省绥靖公署正副主任。广东陈济棠垮台后，蒋立即威逼广西。李宗仁等见粤局新变，广西孤立，遂决定对蒋应谋缓和之策。分电黄绍竑、吴忠信、张定瑶，表示广西仍坚持抗日立场，如中央真诚抗日，广西将竭诚拥护，盼将意转达，然未得答复。随后，李宗仁、白崇禧7月24日致电国民政府，表示接受五届二中全会所任各职，愿遵命于8月1日宣誓就职，请派委员监誓为祷。25日，南京政府即发表明令：（1）特派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2）任白崇禧为浙江省政府主席；（3）黄绍竑为广西绥靖主任，李品仙为副主任。一面令李、白迅速离桂就职，服从中央，一面调集大军包围广西。李、白拒绝接受任命，指责蒋违反二中全会决议，自食其言。在蒋军事高压面前，李、白邀请各方反蒋人士齐聚桂地，共图抗日反蒋大计。
蒋介石见李宗仁、白崇禧拒不就范，遂准备对桂用兵，武力解决。后迫于华北危机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态度逐渐缓和，致电李、白示意可以政治解决。
南京方面代表居正、程潜、朱培德到南宁谈判。桂系提出如下和谈条件：（1）中央接受并积极准备抗战，如日本人打破中日现有状态，再前进一步，立即实行全面抗战，广西保证出兵参加作战；（2）中央收回7月25日调动李、白的成命，重新协调职务；（3）中央补助广西经费；（4）部队复员保存编制费用；（5）中央派大员入桂调停，公开昭示信守；（6）和议告成后，李、白通电表示服从中央领导。经反复协商，基本上按上述六条达成协议。9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改派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黄绍骇仍任浙江省政府主席。9月14日，李、白等发表通电，表示服从"中央"，接受任命。16日，李宗仁等宣誓就职。至此，两广事变方告结束。
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成立
中国工农红军大学，1933年11月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次年10月，与第一步兵学校、第二步兵学校、红军特科学校合编为军委干部团，随中央红军主力长征。1935年11月，与陕北红军干部学校合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址设在陕北瓦窑堡。1936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工农红军学校扩编并更名为西北红军大学。6月，又在此基础上扩建成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7月2日，该校移至保安。毛泽东任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原红二、红四方面军学校分别编人"红大"。12月，由林彪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任副校长，罗瑞卿（后为刘亚楼）任教育长，傅钟任政治部主任。下设第一校、第二校和庆阳步校。"红大"于6月成立时，在陕北瓦窑堡镇（今子长县）招收了第一批学员，同年12月底毕业。学员分为3个科：第一科为红军团以上的干部，第二科为红军连营级干部；第三科为红军班排干部，还有一部分老战士。3个科共有学员1063人。
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到延安，"红大"也随即移至延安，并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抗大总校的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1936年6月至1939年7月在延安办学，自1939年8月始，抗大移往华北前线，辗转于河北灵寿、山西武乡、河北邢台等地，1943年3月，抗大又重返陕甘宁边区，迁至绥德，直至抗战的结束。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培养红军干部的最高军事学府，中共中央对它极为重视，选拔德才兼备、具有领导才干的干部，组成抗大的领导班子。抗大设有教育委员会及训练部、政治部、校务部。毛泽东兼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迁回陕北后，徐向前代理校长），毛泽东、张际春、李井泉先后任政治委员，刘伯承、罗瑞卿、滕代远、何长工、彭绍辉（兼）先后任副校长，罗瑞卿、刘亚楼、何长工先后任教育长，傅钟、莫文骅、张际春（兼）、李井泉（兼）先后任政治部主任，刘亚楼、许光达先后任训练部部长，杨立三任校务部长，欧阳毅任秘书长。毛泽东亲自为抗大制定教育方针，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其校训为"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抗大总校自1937年1月成立至抗战结束的8年多时间里，先后培训了7期干部，连同红大1936年6月的第一期，总计培养干部29072人。由于每期教育任务、对象、时间的区别，抗大在培养干部时各期的教学计划也不尽相同。第一期学员全部为红军干部，抗大在教学时便确定军事和政治并重的原则。第四、五期学员中知识青年占大多数，军队和地方干部占少数。针对这个特点，抗大对知识青年学员着重进行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的教育，并将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文章列为教学的必修课程，以加强学员的军事和政治教育。第八期学员多是野战部队和地方机关的干部，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实际工作经验，政治水平较高，而文化程度偏低。据此，抗大确定其教育时间两至三年不等。第一年按文化程度编班，主要进行文化教育，第二年才按学员原来职务和工作性质编队，安排军事和政治理论课程。
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扩展，军政干部的需要量日趋上升。针对这种情况，抗大总校先后创办了12所分校。1939年1月，何长工和陈伯钧等率师生从延安出发，分别到山东和晋察冀两地办起第一、第二两所分校。同年6月，抗大总校移送晋东南办学时，留在延安的一部分师生组成抗大第三分校。1940年，先后在河南永城、江苏盐城、山西武乡兴办了抗大第四、五、六三所分校。1941年，第七、八分校于山西兴县、安徽天长相继成立。1942年，第九、十分校于苏中南通和湖北随县两地办起。1944年10月，在山西太岳地区办起了抗大太岳分校。1945年初在太行山地区开办了抗大太行分校。抗大12所分校，共培训出10万余名抗日军政干部。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及其前身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自1936年6月成立至抗日战争结束时的9年时间里，总校及其12所分校总共培养了13万多名军政干部，为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1945年9月2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抗大完成了历史使命，宣告结束。同年10月16日，原抗大部分教职学员迁往东北，筹办起东北军政大学。
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
7月10日至14日，中国国民党第五届第二次中央全会在南京举行。其主要任务是确定国民党在日军进逼的国难当头的内外政策。
会议伊始，林森即在开幕词中奠定了此次会议的基调。针对陈济棠、李济深等人发动的两广事变，林森不指名地再三强调：在国家多难的时候，必须保证政府的绝对的统一政治权。只有这样，才能使国民政府对外有一定的步骤可循，对内使地方人民安居乐业。蒋介石于会上作了《御侮之限度》报告，对国民党五全大会确定的外交方针做了如下解释："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其次，从去年十一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做最后之牺牲。"在这里，蒋介石表示了不能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的协定，并对"牺牲的最后关头"做了"最低限度"的解释。在原则上发展了五全大会的对日政策，提出了关于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的原则。
会议的另两项议题是组织国防会议及处置两广事变。7月13日，会议通过了《组织国防会议及粤桂两省军事政治之调整案》。决定特置国防会议，以整理全国国防，讨论国防方针及关于国防各重要问题。国防会议由议长召集，每年开大会一次，每次以一星期为限。此案及同日通过的另一《撤销两南执行部及西南政务委员会案》对两广事变作了安排与处置，决定撤销西南执行部及西南政务委员会，其在西南指导党务政治之同志，均当集中中央，共同负责。广东绥靖主任改任余汉谋，负责整理全省军事。任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副主任。任林云陔为广东省政府主席，黄旭初为广西省政府主席。
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的召开，确立了国民党在日本进逼面前的对内对外政策，两广事变和平解决，组织国防会议及必要时对日进行抵抗等政策的确定，不但表明了国民党逐渐发生趋于抗日的变化，而且于抗日战争的准备也奠定了基础。
斯诺访问毛泽东
南京国民政府在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于政治、舆论方面也加紧了对中共及其军队的控制与封锁。国民党不但严密切割外界与中共苏区的接触，而且在新闻、报纸、杂志中也大肆制造诬蔑歪曲的谣言。时至1936年夏，局势有所变化。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民族危亡时刻，全国的抗日民主运动此起彼伏，国民党政府虽未采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政策，但其抗日的趋向逐渐明显。在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激励及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贯彻与争取下，驻在陕西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与中共秘密达成停战协议。这便为埃德加·斯诺前往陕北苏区访问毛泽东创造了条件与前提。
埃德加·斯诺是美国著名的进步新闻记者，1928年中国大革命陷入低潮时来到中国，在采访与游历过程中认识了美国著名进步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并和鲁迅、宋庆龄以及一些中共地下党员有所接触。1936年陕西局势的变化使斯诺有机会前往苏区。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安排下，斯诺带了当时无法理解的关于革命与战争的无数问题，6月间由北平出发，经过西安，冒了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边区。
斯诺是进入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为使自己的情况有机会向外界报导，中共对斯诺的采访也极为重视。斯诺在6月至10月间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广泛的实地采访，而对他印象最深及最为他关注的是他对毛泽东的访问。
在采访苏区期间，斯诺曾与毛泽东多次交谈，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话题便是抗日问题。首先，毛泽东分析了当前的国内形势及政策。他明确指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是目前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和反抗日本经济和军事征服的斗争是分析苏维埃政策时必须记住的主要任务。要取得抗日的胜利必须有三个条件：中国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世界结成反日统一战线，目前在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下受苦的被压迫各国人民采取革命行动。而中国人民自己的团结是其中的主要条件。其次，毛泽东谈到了国际反法西斯问题。他说，日本帝国主义不但是中国的敌人，而且也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它特别是那些在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和苏俄各国人民的敌人。这些国家可以组成反战、反侵略、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当斯诺问这场战争估计要打多久时，毛泽东回答道：这要看中国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要看国际对华援助的程度以及日本内部革命发展的程度而定。如果这些条件均有利于抗战，那么这次战争就会很短，很快就可以得到胜利，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实现，那么战争会是很长久的，但到最后，日本还是要被打败的。
除抗日问题外，毛泽东还回顾了自己的成长及走向革命的历程，并对大革命时期及其后工农苏维埃运动作了简要叙述。斯诺对与毛泽东的访谈兴趣极浓，在随后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专以两章的篇幅记叙了他与毛泽东的访谈。
这四个月的采访使斯诺思想感情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对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人，革命的战士、农民、牧民、工人、共青团员、少先队员，都有了真挚的热烈情感。辗转回到北平后，他针对此次采访写了许多篇轰动一时的通讯报导，于1937年10月汇编成《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出版。在书中，斯诺向世界对中共及其军队、人民作了真实报导，这对让世界了解中共、对打破国民党对中共的舆论封锁、对澄清事实的真相起了很大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也推动了中国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
中国参加第十一届奥运会
1937年后，国民党逐步在全国建立起统治。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止的10年，国内政治局势相对比较稳定，近代体育运动也有较大发展。在这10年间，运动竞赛日渐频繁，除举办3届全国运动会外，华北、华中、华南、西北等地区和一些省市也分别举行过几次运动会。这些运动会在规模、运动项目和部分运动成绩上，逐步有所发展和提高。但由于各种原因，其发展是很缓慢的，与当时世界水平的差距极为悬殊。这种状况从中国参加的第十一届奥运会上反映得非常清楚。
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应是1932年的第十届奥运会。1932年7月至8月，第十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在此之前，国民政府拟不派代表出席，而日本帝国主义却加紧筹划派两名东北运动员代表伪"满洲国"参加这届奥运会。消息传出，舆论大哗，"全国体协"只得临时拼凑代表前往美国洛杉矶。在开幕入场式中，代表中国的运动员只有刘长春1人持旗前导，紧随其后的有3名工作人员。
8月，第十一届奥运会在德国柏林举行。这是历届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奥运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奥林匹克运动的高潮。这一次，中国派出了有140多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其中运动员69人，参加篮球、足球、游泳、田径、举重、拳击、自行车7个项目的比赛，另有11人和36人分别组成武术表演队与体育考察团。代表团预算经费为22万元，南京政府发了17万元，其余费用由体协向各方募集。
足球队先赴南洋表演，靠比赛门票换取奥运会的门票钱。6月29日，中国代表团乘意大利邮轮离开上海，经香港、新加坡、哥伦布，7月9日抵达孟买，与出国南征的足球队会合后，乘船进入阿拉伯海。一路颠簸之后，抵达意大利水城威尼斯。代表团弃舟登岸，换乘火车，直奔德国。7月23日到达柏林。
由于水平悬殊再加上没有组训，中国队在此次奥运会上一无所获。在篮球比赛中，中国队先后与日本、法国、秘鲁、巴西队交锋，仅以54：38胜法国队一场，其它场次皆败。足球比赛抽签碰上英国队，结果以0：2遭到淘汰。参加其它项目比赛的运动员，也陆续败下阵来，惟撑杆跳高运动员符宝卢跳过3.80米，取得决赛权，但始终未跳过4米，仍然榜上无名，所以中国参加的这届奥运会，被称为"零蛋成绩"。只有武术表演赢得了喝彩，中国式的刀枪剑戟和拳打脚踢使欧洲人看了新奇有趣。
武术表演获得好评，与国民政府一贯重视国术（即武术）有很大关系。1927年3月，中央武术馆在原国术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翌年改名为中央国术馆。随后，国民政府通令各级行政区设相应机构。到1933年底为止，共有24个省市建立了国术馆，县级国术馆达300余所，许多区、乡也建立了分馆或友馆。这样，较为完备的国术馆系统便在全国形成了。国术馆从事国术的考试、比赛、推广、普及和学术研究等活动，故此中国的武术能于世界独占鳌头。
参加此次比赛的惟一女运动员是湖南衡阳的李森，她代表中国参加百米比赛，也是中国女子田径选手出国参加比赛的第一人。她是一位很有前途与实力的短跑女将，但当时的条件与环境却使她难于发挥其才能。
因经费拮据，奥运会举行完毕，中国代表团却无钱再住在奥运村，只得迁人一家小旅馆内，不但膳宿费成了问题，回国路费也无着落，后由当地华侨、学生募捐，加上华侨汇去的足球赛门票款，这些运动员才勉强回国。
中国参加第十一届奥运会的艰难与无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国力的不足及其体育事业的落后。
中共中央致书国民党中央
华北事变后，由于日本侵略气焰的日益猖狂，国民党的对日政策也发生了某些变化。1935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全大会上，蒋介石于报告中指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但是，"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1936年7月，蒋介石又于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对牺牲之最低限度作了如下解释，"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但他又说：现在"并未到达和平绝望时期"，"并未达到最后关头"。
针对上述国民党对日政策的变化，8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致书国民党中央，指出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对"和平的绝望时期"与"牺牲的最后关头"所作的解释，较之过去是有了若干进步，共产党诚恳地欢迎这种进步。但国民党政府的对外政策"并没有作彻底的改变"。蒋介石仍称"并未达到和平绝望的时期"，但在全国人民看来，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华北防共协定以及其他没有宣布的成文与不成文的协定，无一不是丧权失地的条约。因此在全国人民看来，"和平早已绝望，牺牲早已到了最后关头，除了发动全国人民全国武装力量的坚决的自卫战争外，中国领土主权的全部沦亡是无法挽救的"。
中共在致国民党书中，深入分析和指出了国民党对日妥协政策的错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是永无止境的，"如果以为冀察进兵之后，日寇一时着重于华北五省的经济侵略，而即以为和平途径有了希望，这是自欺欺人之谈。如果以为日寇的侵略会停止于黄河以北，而我们可偏安于黄河以南，也是完全的幻想"。对于日本灭亡中国的强盗计划，中共于致国民党书中果断指出，"除了动员全中国的力量给以坚决的击破之外，是决不会改变的"。
中共在致国民党书中强调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致国民党书首先指出，由于国民党中央不肯采纳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界一致抗日的主张，致使日寇"乘虚直人，得寸进尺，沦亡惨祸，迫在目前"，而"这种全国全民族的绝大危险，完全是由于贵党及贵党政府的错误政策所招来的"。为此，中共不得不"再一次的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否则，"祸患之来，不堪设想，而诸位先生千秋万世的罪名，亦将无可挽回"。其次，致国民党书提出成立一个真正救国救民的政府，一个真正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和愿望。这个政府的主要纲领，必须为：第一，是能够抵抗外侮的。第二，是能够给予人民以民主权利的。第三，是能够发展国民经济减轻以至免除人民生活上的痛苦的。对此，中共郑重宣布：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的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并在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
中共在致国民党书中对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所决定组织的国防会议进行批评，认为它"只限于贵党及贵党政府当权执政的少数官员"，"仅充贵党政府的咨询机关，这种会议之不能有任何的成就与不能取得人民的任何信任，是十分明显的"。而国民党所要召集的国民大会，也同样的不能有任何成就，不能得到人民的任何信任。中共于致国民党书中提出：抗日救国的国防会议，必须吸收各党各派各界各武装队伍的代表，构成真正能够决定抗日救国大计的权力机关，并从这一会议中产生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而国民大会也必须是全国人民普选出来的国会，是中华民主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
致国民党书最后呼吁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并对国民党允诺中共"是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的坚守这个协定"。
8月25日的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中央书，批评了国民党的继续内战及对日妥协政策，明确提出了组织合乎群众愿望的国防会议及国民大会的要求，并向国民党表达了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诚心与愿望。这为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成立
"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山西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群众性组织，是国共两党在山西建立的特殊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日本肆无忌惮地策动"华北五省自治"，欲将华北变为其第二个"满洲国"。异常严重的华北危机使一直稳坐山西的阎锡山也感焦虑不安，如坐针毡。为了维护其在山西的统治地位，阎锡山决定打起"守土抗战"的旗帜，邀请共产党人帮助管理山西，扩充实力，以便必要时对日本予以抵抗。
8月间，在阎锡山控制下的自强救国同志会等团体主办的训练班中，其左派进步青年宋邵文、戎子和等倡议组织一个抗日救亡团体，取名"抗日救国会"。阎锡山亦想建立一个自己控制之下的群众性团体，即能壮大自己声势，又能与共产党较量高低，但他不同意"抗日救国会"这个名字，决定取名为"牺牲救国同盟会"。
9月18日，牺盟会在太原海子边公园召开了成立大会。会上宣读了《牺牲救国同盟会成立宣言》和《告同胞书》，会后还向全国各地和海外同胞发了通电。大会的《告同胞书》言辞激烈地怒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呼吁各同胞团结起来武装抗日，"宁做战死的烈士，不做亡国的奴隶"。大会得到全国进步人士与抗日团体的热烈支持，全救会也写信祝贺。但牺盟会的成立却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政府的不满，阎周围的反共顽固势力也大力煽风点火，要求取缔牺盟会。阎成立牺盟会，只不过想打起牺牲救国的旗号，摆个抗战的架式，在遇到阻碍之后阎马上陷入犹豫与动摇，牺盟会的工作因此而落得还未开展便被迫停顿下来。
牺盟会成立筹划过程时，阎锡山为将牺盟会办得有声有色，决定延揽共产党的人才，派亲信前往北平寻访薄一波回山西工作。中共北方局认为这正好是我党进行与阎锡山合作抗日的大好机会，于是薄一波接受北方局的指示，于1936年9月到了太原。见到阎锡山后，薄一波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宣传抗日救亡不能受到限制；第二，对抗日救亡有利的事情都做，不利的事情都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面给予方便，对于薄用的人必须保障安全。阎均一一表示同意。
同年10月，薄一波又带了几位中共同志来山西。11月，薄一波等接办牺盟会这个组织，将其重新改组。阎锡山仍担任会长，梁化之仍任总干事，薄一波则负责实际工作。由于牺盟会的工作是在阎锡山控制下开展的，薄一波等便确定了"站稳脚跟，抓住实权，多做实事，反对空谈"的方针，牺盟会的各项工作便在戴"山西"帽子的形式下蓬勃展开了。
要抵抗日本侵略，便必须有一支新型的抗日武装，对于这一点，阎锡山与薄一波等达成共识。为了给建立一支能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军创造条件，薄一波提出趁各大中学校放寒假的机会，招收一部分青年学生，短期培训后派往各县作牺盟会的宣传员，阎同意这一意见，但执意将"宣传员"改称"村政协助员"。临时村政协助员训练班先后招收了两批学员，将近1000人，主要是太原各中学以上学校的进步青年，乡村中一部分不满现状、充满革命精神的小学教员，以及几年来流亡在外或潜伏乡间的抗日救国的青年。这些临时村政协助员，经过10多天的训练之后，立即分派各县工作。其主要工作任务是：（1）广泛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唤起民众爱国热情；（2）发展牺盟会员，用十人团的方式，组织100万会员；（3）选择会员中民族意识强、工作积极努力者，介绍其投考国民军官训练团，招收名额为2万人。军政训练班与民政训练班也于同时举办，其学员先后达于4000人，这两个干部训练机构因此也就成了保存和培养革命力量的一个重要基地。
2月，由太原市各区、各界代表参加的牺盟会代表会议于太原召开，会上通过了牺盟会的工作纲领，这不但有助于结合实际情况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也避免了与阎、蒋国民党的正面冲突，推动了山西抗日救亡运动的广泛开展。
芦沟桥事变之后，日军很快占领京津，随后侵入山西。阎锡山的旧晋绥军与前来增援的蒋介石中央军，除少数顽强抵抗外，大部分一触即溃，大批城镇陷入敌手。而与此同时，八路军所辖的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开赴山西战场后，取得了抗击日本的平型关等战役的胜利，有效地推迟了敌人对太原的进攻，随后于晋东北、晋南北、晋东南开始了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艰苦斗争。
早在抗战前的1936年下半年阎锡山便有创办新军的打算，抗战开始后山西旧军触敌即溃的局面更坚定了阎的决心。在薄一波建议下，阎锡山同意组建新军，决定先试建一个团。新军第一团于1937年8月1日成立，阎将其命名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阎锡山派旧军官担任各级军事指挥职务，大队以下的连、排政治指导员，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不久又有三个总队成立，连同前所成立的总称决死四个纵队。在积极组建新军的同时，牺盟会也逐步掌握了一部分政权。山西旧政权随阎锡山旧军队的溃逃而纷纷瓦解，牺盟会的有些同志便趁此机会代理了县长职务，掌握了县政权，被称为游击县长。至太原失守前后，全省已有十几个县的县长是由共产党员担任的。
全面抗战开始后，为检阅自己力量，进一步推动并支持山西的抗战，牺盟会于1937年9月25日于太原召开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确定牺盟会当前的中心任务为：（1）更进一步地动员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战争各方面的工作，真正把最大多数的群众组织到战争中来；（2）推动政府改革行政机构，挑选革命青年参加到政权中去，裁减一切骈技机关，撤销一切动员不力和阻碍动员的官吏；（3）每一个牺盟会员必须参加决死队或地方武装；（4）把牺盟会的组织改造得更适合于抗战的需要。各项决议都得到了阎锡山的首肯，发给枪支之后，牺盟会便成为了一个有武装的救亡组织。
11月8日太原失守，山西局势仍在进一步恶化，旧军队的恐日病和失败主义情绪达于极点。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只得把他的希望主要寄托于新军和牺盟会，对它们的活动和发展采取积极的支持态度。这样，新军和牺盟会便更加放手地展开工作，积极地配合八路军各部队，轰轰烈烈地进行着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同时，新军和牺盟会也注意加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发动群众开展民选村副的活动，至1937年底，全县大部分村一级的政权已由牺盟会会员或一些老实可靠的农民掌握了。
2月，临汾失守，紧接着日军攻达黄河北岸，山西的主要交通干线和主要都市都已沦于敌手。阎锡山逃过黄河，到了陕西省宜川县境，旧军也随他溃逃不止。这时，牺盟总会提出"宁在山西牺牲，不到他乡流亡"的口号，转至汾西一带，指导晋西地区各地牺盟会坚持抗战。
八路军和山西新军的革命军事力量在抗战中不断扩大，而此时阎锡山意识到自己设计的借共产党之力"复兴"山西的办法不灵了。于是，他决定收回新军，重整旧军。故此，阎不断地限制新军的发展，克扣薪饷，不再供给新军枪支弹药，并对军纪废弛的旧军队扶植发展，准备以它对抗新军。同时，阎对新军和牺盟会的监视也日益加紧了。
在这种情况下，牺盟会、决死队对阎锡山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在尽力推动其坚持抗战，继续利用他的一切进步口号来发展革命力量的同时，又不放松对他的警惕和斗争。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改变对国民党军事进攻为主的方针，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日本也向阎锡山进行诱降活动，阎便在日本诱降之下加紧了反共的活动。1939年3月，阎锡山在秋林召开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其主要目的是为"和日"作准备，拟意夺取新军和取消牺盟会。阎在秋林会议上公然宣称"不能抬着棺材抗战，仗总要有个了结，汪精卫走的路，未尝不可取"，并提出取消决死队的政治委员制度，企图夺取新军的领导权，把新军"统一"于旧军。牺盟会、山西新军的领导同志围绕取消新军政治委员制度与阎锡山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使阎的计划未能如愿以偿。会议结束时，参加会议的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成员，分别向各新军、各牺盟中心区、各专区、各县政权的负责人嘱咐：不要怕翻脸，不要怕破裂，回去以后要牢牢掌握部队，掌握政权，保住枪械，保住财粮，特别是抓紧时间把顽固的反共旧军官从新军中坚决清除出去。
冬，阎锡山同日本侵略者达成三项秘密协议：第一，晋绥军改编为"中国抗日忠勇先锋军"，实行反共，日军须从隰县、午城等据点撤退，将来并将汾阳一带地区让予晋绥军驻扎；第二，日军须帮助晋绥军铲除在山西的八路军、决死队；第三，日军须接济晋绥军弹药；第四，山西各路将领住宅、财产，日军须完全归还。同时，蒋介石在山西的部队也做好准备策应阎锡山向八路军和决死队进攻。准备就绪之后，一场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即将爆发。
11月底，阎命令决死队第二纵队向同蒲路日军驻地进攻，同时又让旧军紧跟背后"配合"，想两道夹击，消灭二纵队。二纵队拒绝执行，阎称其为"叛军"，下令公开讨伐。"十二月事变"就此爆发。
战斗一打响，决死二纵队坚决给予还击。在晋西北，决死四纵队也投入战斗。唯有晋东南的决死三纵队，由于缺乏应变措施而受到严重的损失。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阎锡山发动的这次事变被粉碎，阎的十九军、六十一军，特别是骑一军、三十三军等主力部队，都遭受重大损失。
"十二月事变"发生后，牺盟总会与阎坚决斗争的同时，把大部分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安全撤出，其中有一部分干部和学员撤到陕甘宁边区。顽固派重重压迫之下，牺盟会已很难在山西开展工作。
事变发生后，中共为维持与阎的抗日统一战线而对阎做了许多规劝和争取工作。经过谈判，中共与阎达成协议：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北、晋西南的分界线，晋西南为晋绥军的活动区域，晋西北为八路军和新军的活动区域。虽然新军和旧军划地而治，但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保持了同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
"十二月事变"后，牺盟会在部分地区断断续续活动了一段时间，至1940年冬停止了活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山西新军经过整编仍保留原来的番号，实际上加入了八路军的战斗序列。中共继续争取阎锡山，以维持同阎的抗日统一战线。1941年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时，阎保持了中立。同阎的这种合作关系勉强维持到抗战结束，这对于稳定山西抗战局面，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是有积极作用的。
牺盟会是中共与阎锡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特殊组织形式，其作用正如1940年3月北方局在给中央的一份电报中所强调指出的，在中共领导之下的牺盟会，"由于抗战以来客观形势的发展，这一组织不仅在山西的民众运动中曾起其领导作用，并且已进入到政府和军队中间，开始了政治机构的改革，创建了新军，在推动山西进步和发展统一战线，坚持山西以至华北抗战上曾起其光辉的作用"。
绥远抗战
绥远省（现属内蒙古自治区），东邻冀、察，西连宁夏，南接晋、陕，北靠外蒙古。日本对该地区的战略位置极为看重：它是中国通向蒙、苏的重要通道，又是当时中共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的主要路线。日本占领它后，便可实施其反苏包围圈战略，亦可按预定计划出兵新疆，再在南进过程中控制住中国的沿海和东南亚地区，使偌大个中国不啻成为一个孤岛。因此，日军在1933年夺取了热河全省之后，便开始策动对绥远的进犯。
当时的锡盟副盟长德王成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走上卖国投靠日本道路。1935年底，德王在日本资助下成立了"蒙古军总司令部"，以德王、李守信分别为正副司令，由村谷彦治郎以下200名日军充任各级顾问，加紧扩军为九师一炮兵团，并在日本指使下于12月间先后侵占了察北的沽源、商都、康保、宝昌、万全、张北等6县，为进一步侵犯绥远建立了前哨阵地。
在岌岌可危局势下，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怀着满腔保家卫国的激情与热血，不顾南京国民政府举棋不定的对日游移态度，积极修建国防工事，加紧进行军队动员，以随时准备抗击日军的侵略。
7月下旬，伪边防自治区头目于志谦、马子玉，伪西北防共自治军头目王道一，先后率领几千人马，数次进犯绥东红格尔图等地。8月1日，傅作义亲临前线，三十五军许书庭营英勇反击，毙敌百余，俘虏马子玉等60余人。次日，赶赴集宁，命彭毓斌率部击溃王道一部，毙敌过半。王道一逃回商都后，被恼羞成怒的日军枪决，暴尸街头，以做伪军。
军见军事不力，便改用软硬兼施政策。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潜行抵绥，胁迫傅作义和日本缔结"防共"协定，并以由傅出面领导"华北独立"作诱饵，但均遭傅严词拒绝。10月，日本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同德王举行军事会议，密谋下一步的侵略活动。与此同时，傅作义也加紧了防御准备。11月8日，傅作义等在归绥召开秘密军事会议，任命彭毓斌师长、董其武旅长为绥东防守总、副指挥官，孙长胜师长、孙兰峰旅长为绥北防守总、副指挥官。
经过长期准备后，11月14日日伪军又兵分三路大举进犯绥东。田中隆吉指挥王英伪军5000余人作为中路军，由商都出发，二次进犯红格尔图。三十五军骑六团团副张著和绥东剿匪司令达密棱苏隆率领蒙汉骑兵3个连，与敌周旋。苦战三天三夜。16日，傅作义赶到集宁指挥战斗，命令彭毓斌、董其武率部队星夜出击，于18日晨在红格尔图前线发动全面进攻，里应外合，终于将敌击溃，毙俘敌官兵数百人，取得了红格尔图战役的胜利。
随后，傅作义立即布署收复百灵庙。20日任命晋军骑二师师长孙长胜、三十五军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分别为正、副前敌总指挥，带领步兵8个营，骑兵8个连，山炮1个营，装甲车20辆，规定于23日午夜发起总攻，24日上午7时前结束战斗。经过一夜的激烈战斗，孙兰峰等部于24日上午8时许将敌击溃，收复了百灵庙。是役毙敌300余名，内有日人尸体20余具，伤敌600余名，俘敌400余名，缴获日伪文件、枪支弹药、面粉、汽油甚多。同日下午和次日，伪蒙军在日军飞机掩护下，向百灵庙反扑，均被击退，并击落日机3架。随后，傅作义军乘胜追剿，于12月10日收复了另一个日伪军盘据的战略据点——大庙。
王英部伪军石玉山、金宪章、安华亭、王子珍4个旅迷途知返，将日本顾问小滨大佐等29人全部杀掉后先后反正。历时5个多月的绥远抗战至此结束。
绥远抗战激发了全国人民空前的爱国热忱，抗战开始后，全国各阶层人民立即掀起援绥运动。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发起绝食一天和停火节煤运动，捐款援绥，并成立救护队、慰劳队、义勇队等组织，直赴前线参加工作。西安、上海、北平等大中城市各阶层人士及海外侨胞，纷纷参加"万件皮衣"、"以一日所得援绥"等运动。百灵庙收复次日，上海各界即派出以黄炎培为首的七人慰问团，携款10万元，飞赴绥远慰问抗敌将士。到12月底，全国人民捐款已逾300万元，相当于绥远一年的军费。中国工农红军因受蒋军的阻碍，虽未及时出援绥远，但对绥远抗战也给予了莫大的支持。10月26日与12月1日，毛泽东、朱德等红军将领两次致书蒋介石，指责他对绥远抗战坐视不救的卑鄙行为，要求把红军和剿共大军都开往绥远前线。百灵庙大捷后，毛泽东拍电报给傅作义表示祝贺，并派南汉宸同志携带慰问款和锦旗参加百灵庙祝捷大会。
傅作义领导的绥远抗战，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吞绥远的阴谋，激起了全国人民空前的爱国热忱，增强了傅作义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人物的抗战信心，并使蒋介石集团的态度也发生了向着抗日方向的进一步转化。
七君子事件
本帝国主义制造的一系列侵略华北事件，加重了中华民族的危机，在"一二·九"运动的推动下，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1936年5月31日，来自全国18个省市的60多个救亡团体的代表，在上海召开会议，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会"）。全救会坚持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政治主张，通过各种活动的开展，使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向着更加广泛深入的方向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对此十分恐惧，对全救会的领导人更为恼恨。为镇压人民群众的抗日救国运动，11月23日凌晨，国民党政府以全救会支援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罢工为借口，由上海市公安局会同英、法两租界捕房，将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邹韬奋、史良等七位全救会领导人非法秘密逮捕。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四人被押往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简称"高二分院"），章乃器、邹韬奋、史良三人则被押往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简称"高三分院"）。此即七君子事件。
沈钧儒等被捕后，全救会立即展开营救工作。一面和被捕者家属聘请律师，出庭辩护，一面发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七领袖无辜被捕告当局和全国人民书》，向政府当局迫害全救会行为予以抗议与揭露，呼吁全国人民为抗日救国立即行动起来，营救被捕的全救会七领袖。
七君子被移送法院当天，高二分院即开庭审理。沈钧儒等四人和辩护律师对公安局代表的诬蔑之词及捏造的罪名一一予以批驳，并对非法逮捕提出抗议，坚决反对非法移提，要求立即予以释放。在既无证据，又无拘票情况下，法院只好裁定：责付律师保释，改期再讯。高三法院对章乃器、邹韬奋、史良三人开庭的结果也与此类似：无犯罪行为，不予起诉，先由律师保释。这样，国民党当局妄图把七君子迅速"引渡"，押往江苏最高法院处以重刑的阴谋，并未得逞。
沈钧儒等7人被保释离开法院的当天晚上，高二、高三两个分院即签发了重新逮捕的拘票，并于25日和27日将沈钧儒等秘密移送上海市公安局羁押，12月4日又移至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关押。史良因祖母有病回乡探视，未遭第二次逮捕，12月30日，自动到苏州高等法院投案，被押于女看守所。
沈钧儒等被捕消息传出后，国内外进步人士异常愤慨。全救会发表声明，严重抗议国民党当局所为。11月24日，北平文化界许德珩、张申府、李达、许寿裳等109人联名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将沈钧儒等即日开释，勿再拘传。26日，宋庆龄发表严正声明：七君子的被捕及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罪名"，是国民党反动派屈从于日本帝国主义压力的结果。七君子的被捕，只会引起中国人民更加强烈的反日忿怒与爱国热忱。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决议全市各学校罢课两天，并派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南京政府立即释放被捕诸领袖，开放民众救国运动。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也表示不满，出面营救。张学良12月3日由西安乘军用飞机去洛阳，请求在那里布置"剿共"的蒋介石释放七君子。西安事变发生后，张、杨向全国发表函电提出八项主张，其中第三项即为要求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致电南京政府，要求对爱国七领袖无条件释放。冯玉祥、于右任等为营救七君子，在南京发起了征集10万人签名运动，旅居欧洲、美国的华侨和一些国际知名人士罗曼·罗兰、爱因斯坦、杜威、罗素、孟禄等，也纷纷致电南京政府，要求释放被捕的爱国领袖。这些营救活动，汇成一股强烈的爱国热潮，更大地推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自1936年12月关押在苏州江苏高等法院以后，至1937年2月两个月间，法院对沈钧儒等一共进行了5次侦训，其捏造的罪名为组织非法团体、勾结"赤匪"、煽动工潮、颠覆政府等。每次侦训，沈钧儒等人都把检查官驳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政府当局欲加人罪，又苦于无有证据，便采取拖延的办法。1937年2月3日，江苏高等法院根据检查官申请裁定：自1937年2月4日起，延长侦查两个月，即至4月4日，方能决定对沈钧儒等是否起诉。
在延长侦讯期间，国民党当局对沈钧儒等施展诱降阴谋。首先，国民党在社会上散布将释放七君子的流言；随后，国民党一些党政要人和司法方面的当权人物，对沈钧儒等许诺侦查期满后，本案不会提起公诉。但沈钧儒等恢复"自由"后，应自动或被动地前往南京和国民党当局开诚谈话，使政府和人民、当局和救国会之间的隔阂逐渐消除。在侦查即将期满之前，蒋介石又派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罗天霞到狱中探访沈钧儒，劝说沈钧儒等人只要发表一个声明，再到反省院办个手续，便可以释放和得到"自由"。沈钧儒等人对国民党的诱骗坚决回决后，国民党立即对沈钧儒等人提起"公诉"。
4日晚，江苏高等法院以危害民国为名对沈钧儒等人正式提起公诉。《起诉书》罗织了"被告"的十大罪状：阻挠根绝"赤祸"之国策；妄倡人民阵线，有国际背景和政治野心；抨击宪法；煽惑工潮；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勾结军人，谋轨外行动；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等等。《起诉书》在上海各大小报纸发表以后，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为江苏高等法院对沈章诸先生提起公诉的答辩并告全国人民和全体会员书》，对国民党逮捕七君子及其起诉行为，表示坚决的反对，并针对《起诉书》所列十大罪状，分八条逐条进行批驳。中共中央于4月12日发表宣言，坚决反对对爱国有罪的起诉。上海文化界谢六逸、叶圣陶、胡愈之、夏丐尊、艾思奇、金仲华、欧阳予倩等100多人，也联名要求南京政府恢复沈钧儒等人的自由。全国进步报刊纷纷发表评论，对国民党起诉沈钧儒等人的行为予以指责。全国舆论的谴责，使国民党政府还未开庭审判，便陷人了被动局面。
与此同时，上海一些有名望的爱国律师联合组成辩护团，积极为沈钧儒等人准备《答辩状》。按法律规定，每一个被告可以请律师3人，因此，七君子的律师辩护团便由21人组成。这些律师在社会上都有很高的声望。如此阵容强大的律师辩护团，在中国司法界的历史上是罕见的。
沈钧儒等人及其律师将长达两万多字的《答辩状》送交法院，并在上海许多报纸全文刊登。《答辩状》简述了救国会成立的背景及其主张，将国民党对七君子起诉怒斥为"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并对《起诉书》所列举的十大"罪状"，用大量事实逐一给予驳斥。《答辩状》要求法院秉公审理，依法判决，以雪冤狱。
11日，江苏高等法院对七君子案第一次开庭审判。苏州街巷军警林立，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荷枪实弹，如临大敌。许多人冒雨挤在法院门口，等待旁听，其中不少年高德劭的社会名流。临近开庭之时，法院突然贴出布告："停止公开，所有已发出之旁听证一律无效。"门外群众及"被告"家属异常气愤，沈钧儒等人及其辩护律师也坚持不公审不发言。几经交涉，法院被迫同意让新闻记者和家属旁听。
下午两点审判开始后，沈钧儒第一个出面受审。沈钧儒大义凛然，理直气壮、滔滔不绝地进行申辩。法官问："你赞成共产主义吗？"沈钧儒回答："……如果一定要说被告等宣传什么主义的话，那末，我们的主义就是抗日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又问："你知道你们被共产党利用么？"沈答道："假使共产党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们利用；并且不论谁都可以利用我抗日，我都甘愿被他们为抗日而利用。"其他各人也对法官的提问铿锵有力地一一批驳，并在申辩中，就《起诉书》内容提出20多个问题，要求法院找出真凭实据。审判长无理拒绝，并以时间为借口，终止了辩护律师的发言，决定第二天继续审理。
为打乱国民党随审随判的事先部署，沈钧儒等人及其辩护律师当晚商议，决定依法请承审判长和两位推事回避，辩护律师也集体拒绝出席，以示抗议。法院第二天无法开庭，只好推迟审判。
25日，法院进行第二次开庭审理。沈钧儒等人决定改变第一次公审时一问一答的和平方式，准备把法庭当讲台，理直气壮地宣传全救会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政策，以扩大抗日救国的影响。在法庭上，沈钧儒态度从容，以大量的事实证明救国会是合法团体，说明救国会的主张及目的，阐述救国无罪的道理。章乃器以审判长是否主张抗日的反问使审判官无言以对，随后借机畅谈抗日救国的主张。第二次审判共持续了7个多小时，最后以检察官恼羞成怒、大吼要依法起诉而草草收场。
为营救沈钧儒等7人，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在狱外发起了"救国人狱运动"。6月25日，宋庆龄、何香凝、诸青来、彭文应、张定夫、胡愈之等16人联名向苏州高等法院呈文具状，要求以"爱国罪"入狱"羁押"。26日，宋庆龄等16人又向上海新闻界发表书面谈话，并发表了《救国人狱运动宣言》。他们指出：7位先生已为爱国而入狱，我们也愿和他们一起为爱国而入狱。我们准备去入狱，不是专为了营救沈钧儒等，我们要使世界知道：爱国的中国人决不仅是沈先生等7个，而是千千万万个。这一运动，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上海电影界著名导演和演员、文坛作家、大学教授、大学生、职员、工商业人士等都纷纷签名要求爱国入狱，7月5日，宋庆龄等带着简单行李来到苏州，要求江苏高等法院予以收押。法院院长和首席检察官被迫出面接待。他们支支吾吾，既不敢说爱国有罪，又不肯将他们收押，最后以宋庆龄等无犯罪证据而推拖。于是，宋庆龄等当晚返沪，决定提出证据后再行听候传押。中外进步报刊均以显著地位报导了宋庆龄等赴苏州请求收押审讯的经过。在国内外进步舆论压力下，国民党当局骑虎难下，既不能将沈钧儒等无罪释放，又不敢贸然判罪。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的呼声遍及全国。南京国民政府也展开了对日本侵略的抗击，故而对七君子事件已难以继续审理。7月31日，国民党当局授意江苏高等法院将沈钧儒等停止羁押，具保释放。但救国是否有罪一条，并未了结，直至1939年1月26日，才由四川高等法院第一分院宣布撤回起诉，在法律程序上宣告了结。
西安事变
继侵占东三省及热河省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又于1935年发动了华北事变，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日益上升为主要矛盾。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统治集团，在日军步步进逼的侵略面前，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日妥协退让，对内则疯狂"围剿"中国工农红军，残酷镇压抗日救亡运动。蒋的错误政策，不但遭到中共及民主党派反对，就是国民党内的爱国官兵也对此深为不满。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之下，终于导致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的发生。
中华民族危亡时刻，抗日成为国内首要任务。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指出党的策略"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为实现上述任务，中国共产党对处于进攻陕甘苏区前沿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把他们作为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几十万东北军不战而退至关内，东北三省很快沦入日军手中。1933年热河失守后，张代蒋受过，辞职赴欧考察。1935年张又奉命率东北军前往西北，参加对陕甘红军的进攻。自9月发动攻击始，不到3个月的时间，东北军就损失了一一○、一○七、一○九三个师的兵力，两名师长阵亡，七名团长阵亡或被俘。东北军到陕甘"剿共"接连失利，损兵折将的严酷事实，使张学良认识到"剿共"不是东北军的出路，要解国难、报家仇必须另寻出路。于是，他开始通过多种渠道寻找与共产党联系的办法。
中共自瓦窑堡会议以来也一直在进行争取张学良东北军联合抗日的工作。东北军一一。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被俘后，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自愿承担劝说张学良联共抗日的艰巨任务，从1936年1月起沟通了红军和东北军的联系。2、3月间，中共派李克农两次前赴洛川，先后与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张学良会谈。4月初，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赴延安与张会谈，双方在互不侵犯、互相帮助、共同抗日等问题上达成初步协定。延安会谈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中共中央对杨虎城和第十七路军的争取工作也在同时进行。杨虎城早期与中共有过接触，对中共也有所了解，奉蒋命"围剿"陕北红军过程中兵力受挫且不得蒋体恤，对蒋挑拨张杨关系，希望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两败俱伤的卑劣行径也极为忧心与不安，此外，杨虎城还是一位具有民族意识、主张抗日的爱国将领。故此，中共对杨虎城及十七路军的争取工作相对顺利。其工作分三方面进行：一是由白区地下党组织发动的，由南汉宸负责，派申伯纯、王世英等去第十七路军；二是陕北中共中央直接派人与杨会谈合作抗日；三是1936年4月，中共中央调当时在德国的与杨有世交的王炳南回国，做杨虎城和十七路军的工作。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杨虎城接受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双方达成口头协议：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
中共对东北军与第十七路军的争取工作是分别进行的，但也十分注意两军关系的改善。在联共抗日的目标之下，张、杨也都有改善两军关系的愿望，并都为此做出积极努力。二者互派代表与对方联系，杜斌丞、杜重远等人以及两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也为两军团结做了大量工作。经过多方努力，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之间的一些误解逐步消除，两军的团结日益增强。为培养抗日力量，他们在西安城南王曲，联合举办军官训练团。东北军还成立了抗日同志会与学兵队。这样，至1936年秋，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之间的"三位一体"局面开始形成，三方互相信任，密切合作，这就为张杨共同发动西安事变提供了司能。
29日，蒋介石以避寿为名，到洛阳住了一个月，策划和部署"剿共"内战。10月30日，张学良与阎锡山一道向蒋谏诤，建议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断然拒绝。11月下旬，张为营救"七君子"再次赴洛阳向蒋诤谏，不但被蒋拒绝，且遭严厉训斥。
蒋在洛阳作了一系列军事部署后来到西安，督监张杨继续"剿共"。7日，张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再次劝谏蒋介石。两人争论了两三小时之久，张声泪俱下，蒋则大发雷霆。9日，西安青年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爱国请愿。为避免流血事件，张学良劝说学生们回去，一星期内给他们答复。当晚，张向蒋再次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仍为蒋拒绝。张、杨见苦谏不成，决定"兵谏"捉蒋，逼他抗日，并作了具体部署：东北军负责到临潼捉蒋，十七路军负责拘禁在西安城内的蒋系军政要员。11日午夜，张、杨分别召集两军将领，宣布捉蒋决定及计划，并把"兵谏"指挥部设在新城杨虎城公馆，由张、杨一起坐镇指挥。
12日清晨四五点钟，东北军卫队营一连兵力在孙铭九等率领下，冲进华清池，与守卫士兵展开激战。蒋介石在慌乱之中，在侍从人员帮助下，越墙受伤，在骊山一块大石后躲藏，捉蒋部队迅速搜寻，于天亮前发现了蒋，立即将他解送到西安新城大楼。与此同时，十七路军也开始行动，很快解除了蒋系势力的武装，控制了交通、通讯等要害部门，并扣押了蒋介石的二十几名军政大员。随后，张、杨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解释事变发生的原委，提出八项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7）确定遵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张、杨在扣押蒋介石后，除公开发表通电外，采取了如下一些军政措施：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成立设计委员会，对张、杨负责，研究张、杨交办的事项；集中军队，准备迎击何应钦发动的军事进攻；释放政治犯，清除内部坏分子；派代表前往各地，争取各地方实力派的同情与支持。此外，张、杨于事变当天，联名打电报给中共中央，邀请中共代表团去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的善后事宜。
西发事变的爆发，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西安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中心和各种矛盾的焦点。
蒋介石被扣押后，南京国民政府群龙无首，乱作一团。在如何对待事变问题上，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何应钦以及以力行社、复兴社为核心的黄埔系等，主张武力讨伐西安；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则为了蒋介石安全起见，反对讨伐派的主张，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讨伐派调遣大军，逼近潼关，并扬言炸平西安；宋美龄等则严厉阻止讨伐派的军事行动，并积极寻找营救蒋介石的途径。两派之间明争暗斗，异常激烈。
英、美两国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在华利益，对日本的侵略华北早已不满，深知中国内战爆发后，只会对日本更为有利，南京政权也有落入汪精卫、何应钦等人手中的危险，故积极赞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对何应钦等人的军事行动极为支持，企图把事变引向国民党与张、杨、中共之间的大规模内战，以坐收渔翁之利，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
在这种复杂的局势面前，中共经过一段短暂的探索之后，毅然从民族大义出发，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即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国民政府和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用一切办法联合国民党左派，反对亲日派，推动南京政府抗日；对于张、杨给予同情和实际帮助，使之彻底实现其抗日主张。为贯彻此方针，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应张、杨的邀请，14日由保安（现志丹县）出发，赶赴西安参加谈判。16日到达西安。随后，周恩来立即与张、杨开始会谈。张、杨对蒋发动"兵谏"的唯一目的，是迫使他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故此，张、杨对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一拍即合，并且磋商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联合军事行动问题。
与此同时，宋美龄所派遣的曾做过蒋介石和张学良的顾问的端纳，于12月14日飞抵西安。端纳向蒋代转了宋美龄的亲笔信，并转达了宋氏兄妹的意见。随后，于当日晚致电宋美龄，报告蒋在西安平安无事，并告之张学良甚盼孔祥熙、宋美龄米西安谈判。经端纳的解释和劝说，蒋发现张、杨无危害他的意图，态度遂稍有缓和。17日，蒋给何应钦停止军事行动3天的手令由蒋鼎文带往南京。何应钦不得不下令于19日6时前暂停轰炸潼关。
下午2时，宋子文飞离南京，次日上午由洛阳飞抵西安。’宋子文向蒋报告南京情况，递交了宋美龄、‘孔祥熙写给他的信。陪宋来陕的郭增恺在与杨虎城的会见中，得知张、杨发动的事变的目的是逼蒋抗日，并知晓了中共对西安事变持和平解决方针。郭将一切向宋报告，并代转周恩来对宋的言语：中共未参加西安事变，主张和平解决。只要蒋改变政策，抵抗日本侵略，中共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组成抗日统一战线。
宋子文飞返南京，向宋美龄、孔祥熙等报告西安之行的收获。次日，宋美龄在宋子文陪同下从南京起飞，经洛阳飞往西安，受到张、杨热情的接待。在西安期间，宋美龄为了在释蒋问题上取得中共方面的支持和协助，在23日和24日两次会见周恩来并进行了长时期的谈话。周向宋申明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宋则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宋美龄、宋子文的到来，使蒋介石同意了张、杨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指定宋氏兄妹作为他的代表与西安方面进行谈判。至24日，达成了六项协议：（1）改组国民政府，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及一切政治犯；（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改变外交政策，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其它的救国方法。蒋提出他以"领袖人格"担保，不作书面签字，回京后分条逐步实施。西安方面以大局为重，对此表示同意。24日晚，周恩来到蒋的住处与蒋见面，说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以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蒋表示同意谈判的条件，并邀请周恩来到南京继续谈判。至此和平谈判获得初步胜利。
蒋介石答应了和谈的六项协议后，在什么条件下释蒋，便提上了议事日程。张学良主张无条件释蒋，中共、杨虎城及张、杨的部下均主张有条件释蒋。24日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两方面的高级将领联名给宋子文写了一封信，提出：商定的问题必须有人签字，并且首先必须将中央军撤出潼关以东，才能让蒋走，否则虽张、杨两将军答应，我们也誓死反对。宋阅信后大惊，蒋介石、宋美龄也吓了一跳，让宋子文立刻去找张学良想办法。
面对来自宋氏兄妹与西安方面的双重压力，张学良担心时久多变，决心尽快放蒋。25日下午3时半，张学良未与杨虎城商量，便拉着杨陪同蒋介石夫妇及宋子文赶往机场。蒋为了尽快离开，登机前又向张、杨重申了他所答复的六项协定，保证今后不再打内战。张学良在机场临时写了一个手谕，请杨自25日起代理他的职务，万一有事，东北军听从杨和于学忠的指挥。随后，张学良护送蒋等一行离开西安。周恩来闻讯后赶到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蒋回到南京后即背信弃义地扣押了张学良，在12月30日至1937年1月4日的5天内，对张学良搞了所谓"军法会审"、"判处徒刑"、"褫夺公民权"，最后又"特赫释放"，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等一套骗局。结果，张学良被囚禁终生。
蒋介石迫害张学良的同时，对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也施加压力。张被扣押后，东北军中年轻气盛的军官，因意见不一险些造成自相残杀的惨事。经周恩来与中共代表团的多方调解，方才化险为夷。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达到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宣告了国内十年内战局面的结束，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必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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