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爆发。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开始的标志。战事之初，日军速战速决，很快占领北平、天津：随即向河北、山西进犯，攻占石家庄、太原；又将战事南移，在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和政治中心南京挑起战火，并相继占领上海和南京，制造了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
卢沟桥事变也是中国全民抗战开始的标志。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入侵，国共两党再度携手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全民抗战，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立即投入抗战前线，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国民党也改变长期的反共妥协政策，积极抗战，并投人大量兵力，进行了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太原保卫战、南京保卫战等重大战役。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在政治上建立战时体制，容纳各阶层人士合作抗日；在经济上适时组织沿海工厂内迁；在外交上向《九国公约》缔约国及苏联等国控诉日本罪行，要求予以制裁，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为标志，接洽与苏、美、英等国的经济及军事援助，且一度出现陶德曼调停事件。全国各界也积极投身抗日战争，举国一致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日战争由开始爆发，并进行了半年时间。
在20世纪的漫漫征程中，1937年是不平常的一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危机关头，巾国军民奋起抗战，从而揭开了八年抗战的序幕。
新华社对外发稿
新华社是新华通讯社的简称，其前身为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色中华社"或"红中社"。
红色中华社始成立于1931年11月，办公地点在江西瑞金，是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直属的通讯社，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创建的第一个通讯社。红色中华社是兼有新闻通讯社和报社两重作用的新闻机构。其主要业务为：（1）出版《红色中华报》。该报于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瑞金创办，初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1933年改为中共中央、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的联合机关报。主要报道中共中央的文件、法令、政策，中央领导人的报告、讲话、文章，第二至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情况及根据地建设方面的情况。红军长征后一度停刊，1935年11月25日在陕北瓦窑堡复刊，1937年1月29日改为《新中华报》。（2）编印《参考消息》（每日电讯）。1933年红色中华社建立了专门的新闻电台，抄收国内外通讯社的新闻通讯。《参考消息》将新闻台抄收的中外电讯汇集成油印小册子，送中央机关负责同志参阅。（3）播发新闻。红色中华社创立伊始，播发了大量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新闻，并通过中国工人通讯社经过外报传到世界各国，从而打破了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的新闻封锁。红色中华社每天均用无线电明码向全国播发新闻，主要报道苏区建设消息、红军捷报或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声明、宣言等，从而加强了中央根据地与其他根据地的联系。（4）编印《工农员通讯》。告诉通讯员如何写通讯，写其他新闻稿，促进了新闻队伍的建设。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开始长征时，红色中华社停止对外播发新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于1937年1月由保安县（今志丹县）迁到延安，红色中华社也随之迁到延安城内。为适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便于中共中央及时指导国内人民巩固和平的斗争，扩大陕甘宁苏区对全国人民的影响，红色中华社改名为新中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1937年1月25日，新华社开始对外发稿。
新华社成立后，不但负责收集国内外每天发生的重要新闻，而且及时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报和陕甘宁边区的建设成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平型关大捷、汪精卫投敌、皖南事变等重大事件及消息都能得到及时地报道。中共中央的宣言、决议、声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及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的社论，八路军、新四军战报，国内外重大新闻等，是新华社广播的主要内容，因而成为中共中央指导全国人民抗日斗争的重要工具，不愧为中共中央的喉舌。除此之外，新华社还大量抄收并翻译德国海通社、英国路透社、法国哈瓦斯社、美国国际新闻社、苏联塔斯社等外国大通讯社播发的电讯，随之进行编写、播发，使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及时了解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
创立伊始，新华社与《新中华报》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新华社的活动范围仅限于陕甘宁边区。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从1938年开始，新华社建立了晋绥、晋察冀、太行、山东等分社。1939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新华社与《新中华报》分开，直接归中央党报委员会管理，新华社组织初具规模，不仅有翻译部门，而且有编辑采访部门及印刷机构。1940年起试办口语广播，1945年9月正式广播。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新华社及时传播了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介绍了各抗日根据地军民英勇抗战的业绩，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抨击了国民党破坏抗战的言行，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华社除在解放区设立新的分社外，一度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重庆、北平、南京等地建立分社，并在人民解放军各野战部队设立野战分社。1947年3月17日，在国民党军进占延安前两天，新华总社撤离延安，后在河北涉县组织临时总社，担负报道解放战争进程的任务，并兼任党报评论工作，集通讯社、广播电台、报纸工作于一身。1948年5月，新华总社移河北省建屏县西柏坡，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工作。1949年3月，随中共中央迁人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决定，新华社成为国家通讯社，受权发布中央人民政府的公告性的新闻和外交性的新闻，并负责将国内新闻和国际新闻供给全国报纸。目前，新华社是中国最大的新闻中心，也是世界著名的通讯社。
十年内战结束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十年内战时期：一方面，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对中国共产党实行屠杀政策，国共之间争战不断，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受到很大削弱；另一方面，国内各军阀势力之间、各种政治势力之间也兵戈相见。连年争战成为这一时期国内政局的最大特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倡导和积极努力下，国民党被迫改变方略，以五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十年内战局面宣告结束。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推动国民党最终放弃内战政策。但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的口头允诺，如何变成国民党的施政方针，为全国所瞩目。为推动这一转变的实现，实现国共两党合作，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内称："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中共提出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表明了中共的诚意，表达了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意志，推动了国民党结束十年内战政策的确定。
2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170余人与会，大会推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王法勤、于右任、孙科、邹鲁、居正9人组成主席团，汪精卫为大会主席。会上，汪精卫重弹反共亲日老调，并提出一个坚持"剿共"的政治决议案草案，但遭到与会代表的反对。大多数执监委员都提交了团结救国的议案，李宗仁、白崇禧、刘湘等虽未参加会议，却也提交了救国议案。宋美龄自国共分裂以来第一次参加国民党中央全会。2月15日，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孙科等14人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提案》，要求恢复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联合抗日，共同御侮。杨虎城、于学忠也于15日提出八项实行全国统一的办法：改组政府，收容各党各派人才，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志士；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18日，宋庆龄发表《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重要讲话，强烈要求丧权辱国的对日谈判必须停止，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内战必须不再发生，和平统一必须实现。19日，冯玉祥等16人也提出了《促进救国大计案》。这些提案的提出，为大会确立团结抗日政策奠定了基础。
会议确立了与共产党重新合作的方针。会议通过了《根绝赤祸案》，实际上承认了中共的四项保证和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和平主张。会议通过了宣言，提出了14项内外政策，强调对外决不签订任何损害主权的协定，如果主权蒙受损失超过忍耐限度，则决然出于抗战；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此后惟当依据和平统一之原则，以适应国防，且以奠长治久安之局；用商榷的途径而不用武力解决国内政治分歧。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内政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十年来中国统治阶级与革命的民众之间的长期战争停止了，中国历史进入和平统一、加速准备抗战的新的一页。十年内战的结束，为国共重新合作，坚持抗战乃至取得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召开
为彻底肃清"左"倾关门主义，防止投降主义，动员全党迎接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中共中央于1937年5月2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时称苏区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226人，列席代表74人。会议由张闻天致开幕词，选举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刘少奇、林伯渠、凯丰、林彪、杨尚昆、聂荣臻、萧克、郭洪涛、傅钟、彭真、马明芳、蔡畅、贾拓夫、刘长胜等19人为大会主席团。
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毛泽东分析了"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以来的形势，指出，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和其他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及国内阶级矛盾已变为次要矛盾，因此，就必须适当地调整国内国际在现时可能和必须调整的矛盾，使之适合于团结抗日的总任务。与此相适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已基本实现，新阶段的任务是争取民主，用争取民主去巩固和平，实现抗战。争取民主又是最中心的一环。而要实现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必须向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和尾巴主义作斗争。毛泽东还强调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和具体途径。具体途径是：首先，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为了实现基本政治口号，还要提出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其次，党应该成为实现具体目标的模范；再次，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联盟；最后，党的队伍的发展，要强调思想的统一性和纪律的严格性。而党要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就要自觉地造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
朱德在会上作了《红军在新阶段中的任务》的讲话，强调红军中要特别加强党的领导工作。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确定了新形势下的新任务，以及为完成这一任务而必须进行的党的组织工作。这次会议为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重要准备。
17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北方局及其所属的北平、天津、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绥远等地党组织的负责人约30人。会上，刘少奇作了《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和会议结论，张闻天作了《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毛泽东到会作了重要发言。
刘少奇在《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中指出，党与群众的全盘工作在今后要实行一个彻底的转变。怎样实现这一转变呢？（1）各地党部应在中央帮助下迅速恢复起来，并且谨慎地发展党员；（2）党内工作与公开的群众工作应清楚地分开；（3）在可能条件下，应当扩大党内的民主；（4）不要在思想斗争中随便打击同志，政治上、原则上的分歧意见，应用说服、讨论的方法去消除；（5）要训练出大批干部分配到各条战线上去，这是党的中心工作；（6）在群众团体中的党员应该建立党团；（7）把革命精神与务实精神结合起来，肃清空谈作风，克服官僚主义；（8）宣传工作应彻底转变；（9）在党内必须克服严重存在着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刘少奇号召全党"学习！学习！再学习"，学习过去的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党与群众工作彻底转变，才能率领千百万群众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会议基本通过了张闻天的报告和刘少奇的结论，系统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白区工作的历史经验，确定了在新阶段中白区工作的方针、任务和斗争策略，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成为党在白区工作中的一个重大转折。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制定了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为迎接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重要的准备。
卢沟桥事变
这是一起由日军蓄意制造的，旨在挑起一场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军事冲突。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出现了团结统一和抗日浪潮空前高涨的新局面，日本帝国主义急欲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摆脱在中国的不利局面，缓解国内矛盾，于是，一手制造了卢沟桥事变。
自1937年4月起，日军经常在卢沟桥附近举行军事演习，特别是6月以后，驻丰台日军几乎每天夜晚都在进行挑衅性活动，华北局势一触即发，卢沟桥地区则成了战争的爆发点。1937年7月7日夜7时许，驻丰台日军河边正三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卢沟桥以北进行以卢沟桥为攻击目标的挑衅性军事演习。午夜1时许，日军借口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和听到宛平城的枪声，断言志村菊次郎被中国驻军打死，要求进城搜查，并鸣枪示威。驻宛平的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拒绝了日方的无理要求。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为避免事态扩大，乃派人与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等进行交涉。日军在失踪士兵业已归队、借口不复存在的情况下，蓄意制造事端，派兵包围宛平城。8日晨4时，中日双方交涉人员正在宛平城内作实地调查时，由丰台站出动的日军，偷渡到永定河以西，包围了卢沟桥，并向宛平城开炮攻击。中国守军吉星文团奋起抗击，从而拉开了威武壮烈的抗战序幕。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宣告爆发。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很快作出抵抗日本侵略的反应。7月8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族实行抗战。7月9日，红军通电请缨开赴华北抗战。而蒋介石也于7月8日要求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以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就地抵抗。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表示准备抗战，并提出解决卢沟桥事件的4个条件：（1）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3）中央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国民政府军政部举办了20余次卢沟桥事件汇报会，商议对策。与此同时，全国各界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中华民族同仇敌忾，举国一致的抗日局面形成。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是中华民族全民抗日的开始，抗日战争自此揭开序幕。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虽然声明采取不扩大方针，实际上却加紧进行侵华战争。7月11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增兵华北声明，决定以重兵分三路进攻华北：第一路由关东军两个旅团由热河向北平以北地区攻击；第二路由驻朝鲜的一个师团人山海关，向北平以南地区攻击；第三路以华北日军一个旅团向北平以东地区攻击，三路日军对北平形成分击合击态势。另由日本国内派遣4个师团，经朝鲜人山海关，围攻天津、塘沽。接着又将18个飞行中队编成临时航空兵团，由国内派到山海关、锦州、大连地区。7月17日，日本政府决定在预算中追加临时军费9600多万日元。这样，日本已改变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决意将卢沟桥事变演变成为对中国的全面侵略，首先解决华北问题，进而摧毁中国中央政权，灭亡中国。卢沟桥事变也成为日本全面侵华开始的标志。
中国守军的奋起反抗，大大出乎日军意料之外，在后续兵力还未到达的情况下，日军向中国冀察当局提出所谓和平解决要求。7月8日晚，双方达成协议，中国军队撤向卢沟桥以西，宛平由保安队接防，日军撤至丰台。但日军在7月10日又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并提出解决事变的无理要求：第二十九军代表向日军道歉，处分负责官员，保证防止再发生同类事件；撤退卢沟桥附近中国驻军，改由保安队维持治安；彻底取缔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团体。11日，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北平市长秦德纯与日军代表松井太久郎在该停战协定上签字。但日军却继续向北平周围调集兵力，不断对中国军队发动攻击。
军作好进攻平津准备后，7月26日，松井太久郎向宋哲元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八宝山、卢沟桥附近守军于27日中午前撤至长辛店；北平市及西苑的第三十七师于28日中午前，经平汉线北撤至永定河右岸，以后移驻保定地区。宋哲元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并于28日发表自卫守土通电。27日，日本参谋本部命令华北日军向第二十九军发起攻击，并下令从国内增派三个师团到华北。28日上午8时，日本朝鲜军第二十师团、关东军第一、第十一混成旅团、华北驻屯军河边旅团等部队，在航空兵团配合下，分向北平郊区北苑、西苑、南苑的中国第二十九军发动猛烈攻击。中国守军奋起抗击，战况至为激烈。因无险可守，中国军队伤亡惨重。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在指挥部队向城内撤退时，遭日军伏击，不幸壮烈殉国。在日军优势兵力攻击下，第二十九军决定撤守北平。28日夜，宋哲元与第二十九军军部绕道门头沟向保定撤退。29日，北平沦陷。当日军进攻北平时，中国天津守军也与日军进行了激烈战斗，且一度取得局部优势。29日，关东军向天津派遣援军，向天津发起全面攻击，中国军队被迫撤退，30日，天津陷落。
由卢沟桥事变爆发至平津沦陷，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8年之久的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从卢沟桥事变开始，中国历史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历时8年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在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抗日战争又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光辉业绩，将永载史册。
历时8年的抗日战争，大体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是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
从卢沟桥事变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并以速战速决战略，占领了中国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的大片国土，其中包括中国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中国最大经济中心上海和古都北平，制造了南京大屠杀等惨案，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入侵，国共两党再度携手合作，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捍卫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实现民族的解放起了决定性作用。国共两党在军事、政治上进行了比较密切的合作。在军事上，针对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国共双方都主张坚持持久战，所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主张艰苦的持久战，国民党执行的是与日军进行战略性决战的方针。国民党军队担负正面战场的正规作战，进行了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几次大的会战，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红军改编后的八路军、新四军负责在敌后侧击日军的游击战争；两军还合作进行了忻口会战，配合进行了徐州、武汉会战。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规划了全民抗战的方略；国民党也在吸收《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基础上，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国民党还吸纳共产党人出任政职。而国民参政会的召开，不仅对加强和发展国共两党关系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也团结了广大的民主党派，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之，在战略防御阶段，日本帝国主义虽然占领了中国的大片国土，但没有实现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设想。而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主体的全民抗战，则为阻滞日军推进，并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阶段，从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至1944年12月豫湘桂战役结束，是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
武汉失守后，由于未能消灭中国军队主力，且战线过长，兵力不足，人力、物力消耗巨大，日军不得不改变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策略，采取政治诱降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策略，在继续开展军事打击的同时，重点分化瓦解抗日力量特别是国民党集团，扶植汪伪政权，以华制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由于南进作战，在中国战场只能发动有限的几次攻势。日军已深陷于中国战场而不能脱身。
本对华政策的调整，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和动摇。以汪精卫为首的动摇分子，公开叛国投敌，建立傀儡政权，充当日本侵略者的走卒，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清乡"、"扫荡"、"蚕食"等多方面进攻，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蒋介石集团在联共抗日的同时，妥协反共倾向有了明显的增长，挑起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甚至出现了像皖南事变那样使国共关系恶化到几乎破裂的严重危机，但其政策重点并非由对外转向对内。在中日民族矛盾没有彻底解决以前，蒋介石是不敢轻易根本破裂统一战线的。事实上，正面战场所进行的随枣会战、浙赣会战、三次长沙会战、豫湘桂战役等，尽管有过惨重的失败，但也有效地打击了日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由单独抗日转变为与盟国共同作战。中国军队人缅、人印作战及中国战区的建立，都在抗日战争史上有它自己的位置。
在日本和国民党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倒退的总方针，以大局为重，成功地运用了有利、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在与国民党军事摩擦的斗争中，既保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致分裂，又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拥护。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系统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并对以《中国之命运》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在政治上，一方面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动摇，一方面根据民主党派势力日渐增大、中国民主同盟成立的新情况，提出了民主联合政府口号，以对抗国民党一党专政；在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上，进行了著名的延安整风，提出了三三制政权建设模式；在军事上，继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壮大武装力量，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等战役，打击了日军的有生力量，并在1943年后开始局部反攻；在经济上，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减租减息，度过了最为困难的几年。总之，在战略相持阶段，国共双方在艰难曲折中，克服了各种困难，保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的有力打击下，已呈强弩之末之势，中国战场的战略反攻、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指日可待。
第三阶段，从1945年1月至1945年9月，由战略相持阶段向战略反攻阶段。
随着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节节胜利，日军在中国战场已无法发动攻势作战。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继续与日军作战，并积极进行战略反攻的准备。共产党武装继续加强对日军的局部攻势作战，并在日本宣布投降后，对日伪军展开大规模反攻作战。在中国人民长达8年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在欧战结束后，只有无条件投降一路可走。伴随日美国原子弹攻势和苏联出兵东北，日本被迫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和9日，日本分别向盟国和中国签订了投降书。至此，长达8年之久的抗日战争，最终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结束。
抗日战争是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近代中国反抗外来侵略者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运动。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一曲民族觉醒的凯歌，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划分出一个崭新的时代。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解放战争阶段。
淞沪会战
军在大举入侵华北的同时，又在上海制造事端，借机将战火烧到中国政治经济中心东部沿海地区。中日双方在上海地区进行了长达3个月之久的淞沪会战。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而距上海不远的南京又是中国国民政府的首都，如果攻下上海和南京，就可以给中国政府以沉重的打击。于是，日军以上海虹桥机场事件为导火线，发动了对上海地区的攻击作战。1937年8月9日下午5时，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和士兵斋藤要藏驾驶军用汽车，肆意闯入上海虹桥机场寻衅，中国士兵喝令其停车，大山勇夫不听劝阻，反而开枪射击，打死中国士兵一人。中国保安队激于义愤，当场将两名日军挑衅者击毙。这就是上海虹桥机场事件。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市长俞鸿钧为避免日军借此扩大事态，即于当晚向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交涉，希望以外交方式解决，并旋即进行调查并与日方谈判。日本政府则决意以虹桥机场事件扩大事态，一面派员与中国方面进行谈判，要挟中方将上海保安队撤退，全部拆除上海保安队已设立之防御工事；一面加紧作战部署，迅速向上海增派军队，并将第一、第三舰队30余艘军舰集中布防于吴淞。8月11日，日本陆海军达成出兵上海协议，计划动员兵力30万人，先派2个师团到上海，2个师团到青岛。鉴于日方对上海虹桥事件的强硬态度，为防日军在上海发动大规模战争，蒋介石调派兵力，开赴上海组织防御作战。
驻沪日军得知日本政府出兵上海扩大战事的消息后，决定不待援兵到达，先行发起攻击。8月13日，日军以租界为依托，由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指挥，沿北四川路、军工路一线发起进攻，并以海军舰炮猛烈轰击上海市区。面对日军的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抗击，淞沪会战开始。淞沪会战历时3个多月，中日双方共投入军队百万余人。日本方面先后投入的总兵力约30万人，动用大炮300余门，战车200余辆，飞机200余架，军舰80余艘，由陆军大将松井石根指挥。中国军队投入兵力约70万人，分左、中、右三翼进行抵抗，分由陈诚、张治中（后为朱绍良）、张发奎指挥；动用飞机250架，舰艇40余艘；战事之初，由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任淞沪前线总指挥；8月21日，蒋介石以大元帅身份亲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为副司令长官，陈诚为前敌总指挥，指挥上海战场中国军队作战。淞沪会战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8月13日至22日，中国军队采取攻势作战。8月14日，张治中令第八十七、八十八师在杨树浦至闸北、虹口公园一带，向日军展开全面反击，占领沪江大学、持志大学、宝山桥等地，15日日军开始败退，16日败退至虹口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双方形成对峙。8月21日，中国军队从闸北、沪东分两路向北四川路日军司令部和汇山码头日军实施攻击作战，一举攻占汇山码头。但日军利用强固工事顽抗，中国军队未能扩大战果，反而损失惨重。中国空军集中轰炸淞沪地区的日军军事目标，炸毁日军大批营房和仓库。在杭州附近笕桥的3天空战中，取得击落日军飞机44架的骄人战绩。
第二阶段，从8月23日至10月25日，日军由守势变为攻势，中国军队实行防御作战。8月23日，松井石根率援军第一、第三师团全部及第十三、第十六师团一部在吴淞和川沙登陆，向宝山、罗店等地进攻，主战场由闸北、虹口转移到吴淞、张华浜一带。日军登陆后，适陈诚率第十五集团军4个师到达，仓促抵御，死伤惨重。9月5日，日军攻占宝…9月中旬以后，日本援军陆续到达。中日双方在北站、杨行、浏河一线进行激烈的争夺战。9月30日，日军发动全线进攻，中国军队以大场镇为中心，在蕴藻浜两岸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10月，日军决定将主要作战方向移至上海，并调华北兵力助战。10月22日，日军发动新的攻势，中国军队退守大场。25日，日军攻陷大场，中国军队退守苏州河南岸。至此，日军已撕破中国军队的中央防线。
第三阶段，从10月26日至11月12日，中国军队全线溃退。10月26日，日军强渡苏州河。驻守苏州河北岸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为掩护主力撤退，孤军苦战四昼夜后才奉命撤离。中国军队坚守苏州河防线，与日军激战至11月初。为尽快占领上海，11月5日，新组建的日军第十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迂回上海侧背，中国急调军队阻击，但未获成功，上海战局急转直下。与此同时，日军也已突破苏州河防线，向上海市区进攻。中国军队面临日军三面夹击，随时有被包围全歼的危险。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于11月9日下令上海守军分两路向杭州、南京全线撤退。11月12日，日军攻占上海，淞沪会战结束。
淞沪会战历时3个多月，是抗战爆发以来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是役，日军死伤5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25万余人。淞沪会战虽然最后以中国失利而告结束，但粉碎了日本侵略者3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的士气，推动了全国规模抗战的开展，也为沿海工厂内迁、南京军政机关的内迁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中国划分战区
为便于统一指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37年8月20日划分了对日作战的战区。
第一战区，作战区域为河北、鲁北地区，旋改为平汉线北段。司令长官蒋介石兼，实际由副司令长官刘峙指挥。下辖第一、第二、第十四集团军，分由宋哲元、刘峙、卫立煌任总司令。作战任务为：迫近当面之敌，以吸引其主力，配合第二、第三战区战略展开。1939年1月起由卫立煌接任司令长官，作战区域为河南及安徽一部。1942年1月蒋鼎文接任司令长官；1944年5月，陕西划人该战区，陈诚为司令长官。抗战胜利后，第一战区负责接受洛阳、新乡、郑州地区日军投降。
第二战区，作战区域为晋、察、绥三省，司令长官阎锡山，下辖第六、第七、第十八集团军及预备军，分由杨爱源、刘汝明、朱德、阎锡山任总司令。作战任务为：打破日军包围，牵制日军对第一战区实施正面攻击，并牵制热河以东日军。1938年1月起，作战区域改为山西及陕西一部。抗战胜利后，第二战区负责接受山西日军的投降。
第三战区，作战区域为苏南和浙江地区，旋增列福建。司令长官冯玉祥。下辖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五、第十九集团军，分由张发奎、张治中、刘建绪、陈诚、薛岳任总司令。作战任务主要是击退入侵淞沪之敌。新四军成立后也归该战区建制。1938年1月由顾祝同任司令长官。1938年11月南岳军事会议将其作战区域调整为苏南、皖南、浙闽地区。抗战胜利后，第三战区负责接受杭州、厦门地区日军投降。
第四战区，作战区域为闽粤两省，司令长官何应钦。下辖第四、第十二集团军，分由蒋鼎文、余汉谋任总司令。作战任务：充分准备参加第二期作战。1939年春张发奎继任司令长官。1940年8月作战区域改为广西全境及广东南部。1944年冬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成立后，该战区改组为第二方面军，张发奎任司令长官。抗战胜利后，第四战区负责接受广州、雷州半岛、海南岛日军投降。
第五战区，作战区域为鲁南苏北，司令长官蒋介石兼，后由李宗仁继任。下辖第三、第五集团军，分由韩复榘、顾祝同任总司令。作战任务：确保南北战场作战联系之中枢。1938年1月作战区域改为津浦线方面，1938年11月南岳军事会议调整为豫南、皖北、鄂北地区。1945年2月刘峙继任司令长官。抗战胜利后，第五战区负责接受郾城、商丘、许昌地区日军投降。
除建立5个战区外，另将西南各省部队编成4路预备军：第一预备军区广东，司令长官李宗仁；第二预备军区四川，司令长官刘湘；第三预备军区滇黔，司令长官龙云；第四预备军区平汉路南段粤汉路，司令长官何成浚。
随着战争的开展，国民政府又建立了第六至第十二战区。
第六战区，1937年9月建立，作战区域为津浦路北段，冯玉祥、陈诚先后任司令长官，旋即撤销。1939年10月恢复建制。翌年4月再次撤销，6月再度恢复，作战区域为鄂西、鄂南、湘西、川东地区，陈诚、商震、孙连仲、孙蔚如先后出任司令长官。抗战胜利后，第六战区负责接受汉口地区日军投降。
第七战区，1937年11月建立，作战区域为长江下游，并负责卫戍南京，司令长官刘湘，1938年春撤销。1940年8月重新设置，作战区域为广东韶关至广州以北200公里范围内，司令长官余汉谋。抗战胜利后，第七战区负责接受汕头地区日军投降。
第八战区，1938年1月建立，作战区域为甘肃、宁夏、青海，司令长官蒋介石兼，副司令长官朱绍良负实际责任。1938年11月南岳军事会议调整作战区域为甘肃、宁夏、青海及绥远一部，朱绍良任司令长官。
第九战区，1938年6月建立，司令长官陈诚。1938年11月南岳军事会议调整作战区域为湖南全省及鄂南、赣北地区。抗战胜利后，负责接受九江、南昌地区日军投降。
第十战区，1939年2月正式建立，司令长官蒋鼎文，作战区域在陕西，主要担任巩固黄河防线任务。1940年4月战区撤销。1944年5月重新建置，作战区域为平汉路以东、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司令长官李品仙。抗战胜利后，负责接受徐州、蚌埠、安庆地区日军投降。
第十一战区，1945年7月建立，作战地区为河北，司令长官孙连仲。抗战结束时负责接受平津地区和青岛、济南地区日军投降。
第十二战区，1945年7月建立，作战区域为绥远、察哈尔两省。抗战胜利后，第十二战区负责接受绥远地区日军投降。
国民政府划分全国战区，明确了各作战集团的作战职责，动员了全国军队。但有些战区的设置，完全是为了争夺抗战胜利果实，例如第十一、第十二战区，就是为了争夺华北地区受降区域而设立的。
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抗日战争爆发后，苏联从道义上和物质上给予中国抗战以很大支援。苏联《真理报》等舆论阵地不断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也表示使中苏关系密切。1937年7月19日，陈立夫受蒋介石委托，协助外交部长王宠惠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进行谈判。陈立夫向鲍格莫洛夫正式提出，中国愿随时与苏联签署互助条约。经过双方的谈判协商，8月21日，王宠惠与鲍格莫洛夫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南京签署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条约共4条。双方声明，中苏两国为维护和平，巩固两国问现有的友好关系，并贯彻1928年8月27日在巴黎签订的非战公约，特此签订此条约。条约重申，中苏两国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之方法，并否认在两国相互关系间以战争为施行国家政策之工具，并依照此项诺言，双方约定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侵略一方。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使该侵略国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本条约之条款，不得解释为对于在本条约生效以前，两缔约国已经签订之任何双边或多边条约对于两缔约国所发生之权利与义务有任何影响或变更。条约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5年，两缔约国之一方在期满前6个月应向对方通知废止该条约之意，若双方未如期通知，该条约则在第一次期满后自动延长两年，若于两年期满前6个月双方仍未通知对方废止该条约，则该条约再延长两年，以此类推。
8月29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全文在莫斯科和南京正式公布。《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对于改善中苏关系，孤立日本，有着积极意义。法国《巴黎时报》高度评价该条约是插入日本蛮牛颈项中的第一副火箭。
洛川会议
为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制定党在抗战时期战胜日寇的纲领、方针和具体政策，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秦邦宪、关向应、凯丰、张国焘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张浩、林彪、聂荣臻、罗瑞卿、张文彬、萧劲光、林伯渠、徐向前、周建屏、傅钟、周昆等23人出席了会议。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提出八路军的主要作战地区是晋察冀三省；主要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要坚持、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要保持共产党的阶级独立性和警觉性。接着，朱德、林伯渠、任弼时、彭德怀、刘伯承、周恩来等人先后作了讨论发言。尔后，毛泽东作了会议总结。
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会议分析了抗战爆发后的政治形势，认为卢沟桥抗战已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中国已进入实行抗战的新阶段。在新形势下，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胜利的问题。新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会议预见了国民党妥协投降的危险，明确指出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会议分析了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指出它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存在着严重失败的可能，因此，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同时，必须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作斗争，并反对悲观失望的民族失败主义。
会议确定了共产党在新阶段的具体行动方针和政策。第一，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第二，鉴于农民是抗日战争的主力，改善农民生活以提高农民的抗日积极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会议特别决定以减租减息政策作为党在抗战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第三，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群众运动，团结广大人民，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政策作斗争，推动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在有利于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日战争的前提下，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第四，红军实行战略转变，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和游击战。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要点为：（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对日绝交，废除与日本签订的条约；为保卫华北和沿海各地、为收复平津和东北血战到底；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任何动摇妥协。（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实行全国抗战；武装人民，发展抗日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军作战；援助东北抗日联军；动员全民族参战。（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4）改革政治机构：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国防政府必须吸收各党各派和人民团体的革命分子，驱逐亲日分子。（5）抗日的外交政策：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6）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以有钱出钱和没收汉奸财产作抗日经费为原则；经济政策是：整顿和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护战时生产品的自给等。（7）改良人民生活。（8）抗日的教育政策。（9）肃清汉奸卖国贼，巩固后方。（10）抗日的民族团结：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共赴国难。这个纲领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化，全面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政治主张，指明了争取抗日战争彻底胜利的道路。
会议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重新组成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张浩、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彪为军委委员，毛泽东为军委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实际称副主席）。
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提出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战略任务和基本政策，从而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建设一个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双方代表从1937年2月至6月分别在西安、杭州、庐山等地，就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进行了多轮谈判。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红军改编，但由于在指挥权、军队数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因而红军改编暂时搁浅。随着平津沦陷和上海局势的日趋紧张，蒋介石急欲调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因而在红军改编谈判中设置的许多障碍，渐为合作的愿望所取代。1937年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借出席国防会议之机，在南京与国民党代表就红军改编等问题进行谈判，并于8月18日达成协议，国民党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3个师之上设总指挥部，在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
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8月2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共同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内称，为着实现共产党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红军改名之保证，使红军成为抗日民族战争的模范，推动这一抗战成为全民族的抗日革命战争，以争取最后的彻底胜利，特依据与国民党及南京政府谈判结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前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第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集团军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
八路军下辖3个师。第一一五师由原红军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及第七十四师合编而成，林彪任师长，聂荣臻任副师长，周子昆任参谋长，罗荣桓任政训处主任（10月改称政治委员），萧华任副主任。下辖两个旅：第三四三旅，旅长陈光，副旅长周建屏，政治委员萧华兼，参谋长孙毅（后陈士榘）；第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政治委员黄克诚，参谋长卢绍武。该师还备有师独立团、炮兵营、辎重营、骑兵营、工兵营及教导大队（后改为随营学校）各一个。全师兵力1.5万余人。
第一二。师由原红第二方面军，西北红军第二十七、第二十八军、独立第一、第二师及赤水警卫营和红军总部特务团之一部合编而成，贺龙为师长，萧克为副师长，周士第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为副主任。下辖两个旅：第三五八旅，张宗逊任旅长，李井泉任副旅长，姚喆任参谋长；第三五九旅，陈伯钧任旅长，王震任副旅长，唐子奇任参谋长。该师还配有教导团、特务营、炮兵营、辎重营、骑兵营、工兵营、通讯营等。全师兵力1.4万余人。
第一二九师由原第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一军，西北红军第二十九、第三十军，陕甘宁独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团等部合编而成，刘伯承为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倪志亮为参谋长，张浩为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下辖两个旅：第三八五旅，王宏坤任旅长，王维舟任副旅长，耿飚任参谋长；第三八六旅，陈赓任旅长，陈再道任副旅长，李聚奎任参谋长。该师还备有教导团、特务营、炮兵营、辎重营、工兵营、骑兵营等。全师兵力共1.3万余人。
改编后的八路军除3个正规师外，另设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以加强对各师留守部队的统一指挥，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另在各地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向国民党当局洽领军饷，采购与转运军需物资，宣传八路军英勇抗战的事迹，接待八路军来往人员等。命令要求各师改编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扬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
25日当天，第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发表就职通电，内称：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兹幸国共两党重趋团结，坚决抗战，众志成城。部队现已改编完毕，东进杀敌。德笃愿竭至诚，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对于促进国共进一步合作，开展全国性的抗日战争，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国共军队合作，共同进行抗日战争，成为两党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立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1937年9月，第一一五师挺进至晋东北地区，第一二。师挺进至榆次地区，第一二九师主力开赴正太路南侧地区。八路军在沉重打击日军的同时，创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发展和壮大了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沿海工厂内迁
抗战爆发前，中国的工业分布极不合理，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各省，内地和边疆省份很少，个别省区甚至没有一家工厂。据统计，抗战爆发前，在国民政府实业部登记注册的工厂共2435家，其中沿海各省（包括河北、天津、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上海等省市）就有2241家，占总数的92％，而东三省尚不包括在内，仅上海一地就有工厂1186家，占全国总数的48.7％。与此相适应，战前上海的技术人员占全国的41％。这种畸形的工业布局，使中国工业随时面临着侵略者的致命打击。为使沿海工业免遭日军的致命打击，国民政府和许多民族资本家共同努力，完成了中国工业发展史上沿海工厂内迁的壮举。
在沿海工厂内迁过程中，上海工厂内迁则是重头戏。上海不仅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又是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和金融中心，一旦失守，无疑将会给中国经济以毁灭性打击，并切断中国对外的经济联系，有鉴于此，日军在华北挑起战事后，迅即将战火烧向上海。面对这一严重局面，不少民族资本家纷纷向国民政府申请将工厂迁往内地。1937年7月28日，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林继庸也建议迅速迁移机器及化学工厂，以应军工急需。当天，资源委员会派林继庸、庄前鼎、张季熙3人至上海与厂家洽商，约请厂家代表至南京共商迁厂办法。上海工业界对此积极响应。新民机器厂胡厥文、大鑫钢铁厂余名钰、上海机器厂颜耀秋、新中工程公司支秉渊、中华铁工厂王佐才等当即表示愿将自办工厂迁往内地。30日，胡厥文、颜耀秋随林继庸至南京协商迁厂办法。8月6日，资源委员会召开会议，原则通过将机器厂及中国工业炼气公司、大中华橡胶厂等迁移内地。8月1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拆迁上海工厂计划，决定由资源委员会、财政部、军政部及实业部会同组织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以资源委员会为主办机关，林继庸出任主任委员，驻沪主持迁厂事宜。迁移工厂分面粉厂、沙厂、火柴厂、制酸厂、制碱厂等。调拨资金56万元，作为工厂西迁的初期经费。
12日，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在上海成立，由颜耀秋、胡厥文、支秉渊、叶友才、严裕棠、余名钰、吕时新、王佐才、赵孝林、项康元、钱祥标11人组成，颜耀秋为主任委员，胡厥文、支秉渊为副主任委员。决定上海工厂迁移地点以武昌徐家棚附近为集中地，然后再分配西上宜昌、重庆，南下岳阳、长沙；同时，由资源委员会派委员王宠佑在武汉主持划地及与银行接洽事宜，由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支秉渊驻武汉，成立武汉办事处，协助进行。另派员在苏州、镇江设立分站，协助沿途运行。起运地点：一部分工厂机件，集中闵行、北新泾或南市起运；靠近租界的工厂，先行拆运至租界装箱，由苏州河或南市水陆起运。迁运路线：用木船沿苏州河将机件运至松江，抵苏州后雇小火轮拖运至镇江，再由民生公司江轮转运至汉口。至此，上海工厂内迁工作全面开始。8月22日，上海第一艘内迁工厂民船驶出上海，取道苏州河转运镇江、武汉。27日，上海民族工业厂家开始内迁。日军于11月5日在杭州湾登陆后，由于松江河道告警，上海工厂内迁线路被迫改变，先由怡和轮船运南通，再转民船经运河至扬州、镇江。11月12日，上海沦陷，上海工厂内迁宣告结束。这次工厂内迁，除去公营、国营工厂外，共迁出民营工厂146家，机器材料1.46万余吨，技术工人2500余名。
迁厂之初，国民政府仅补助少数机器厂迁移，且迁移经费56万元又少之又少，不敷需要，无法满足大批工厂内迁。10月26日，上海国货联合会、中华工业总联合会联名致函工矿调整委员会，要求政府对各业工厂的迁移统盘筹划。由于当时上海战事吃紧，此事暂时搁置下来。11月14日，军事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第三、第四部，军政部、财政部、实业部代表组成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以孙拯为主任委员，林继庸为执行组长，全面接管厂矿内迁事宜。15日，林继庸、顾毓琼前往苏州、无锡、常州，金开英、朱谦、陈良辅往浙江，陈世桢、欧阳仑往山东，联系厂矿迁移。16日，军事委员会核准颁布了工矿调整委员会修订的《工厂迁移协助办法》，确定迁移厂矿分为军需厂矿和普通厂矿两种，对军需厂矿给予迁移费、运费、建厂费补助及免税、政府担保、低息贷款等优惠；对普通厂矿也予以免税、免验、便利运输、代征地亩等便利。这样，全国性工厂内迁运动开始，所迁厂矿主要为：（1）兵工所需机械、化学、冶炼工厂；（2）动力厂矿；（3）交通器材厂；（5）粮食加工及被服厂；（5）医药品工厂；（6）其他军需品工厂。
继上海之后，苏、浙、鲁、豫等省民营厂矿也陆续内迁。江苏方面，由于上海很快失守，苏、锡、常三地仅迁出庆丰纱厂、苏纶纱厂、公益铁工厂、震旦机器厂、大成纱厂等，南京仅迁出永利公司机器厂和京华印书馆。浙江方面，拆迁武林、大来、协昌、湖金兴、应镇昌等机器厂，只装运部分设备至浙东，未及西运。中元造纸厂部分设备运抵广西转四川，嘉兴民丰纸厂也抢运部分机件至昆明。山东方面，青岛抢运出冀鲁制针厂、新华纱厂，济南迁出大陆铁工厂等。河南方面，豫丰纱厂和河南农工器械厂得以转迁。山西方面，西北制造总厂所属机器、冶炼等厂，分迁陕西与四川。安徽方面，大中华火柴厂、芜湖中国植物油料厂迁四川。江西方面，九江裕生纱厂、光大瓷业公司等迁往四川。除此之外，军政部所属上海炼钢厂、金陵兵工厂、巩县兵工厂、电信机修厂、交通机械厂、株洲炮技处等先后迁往内地，资源委员会统筹的中兴、淮南、大通、中福、萍乡等煤矿及大冶、汉阳、扬子铁厂及湖南铝锌厂、中央机器厂等西迁。
内迁工厂开始集中在武汉，到1938年2月底止，内迁武汉的厂矿为137家，机料25728.2吨，技工2375人。这些工厂一部继续西迁四川，一部复工生产。随着武汉战事吃紧，1938年7月，国民政府下令武汉各业工厂一律内迁。迁汉工厂及武汉原有工厂分三路西迁：一路向南，迁湘西、湘南、桂林；一路向北，迁陕西宝鸡地区；大部西迁四川。各厂矿员工历尽艰险，克服重重困难，完成内迁任务。此次由武汉迁出的厂矿共304家，物资51182.5吨，技术人员万余人。与此同时，广州部分工厂也得以西迁。到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陷，大规模内迁运动告一段落，以后仅是战局变化中的局部零星迁移。截至1940年底，内迁厂矿共448家，物资70991.2吨，技工12164人。内迁工厂中，机械工业占40.4％，纺织工业占21.7％，化学工业占12.5％，教育事业占8.2％，电器制造占6.5％，食品工业占4.9％，矿业占1.8％，钢铁工业占0.2％，其他工业占3.8％。地域分布以四川最多，共184家，湖南86家，广西14家，陕西17家，其他省区7家。许多内迁工厂，为供应军需民用，迅速复工。
沿海工厂内迁，是中国工业发展史上的一次壮举。大批近代化厂矿迁入后方，对于改变中国工业的不合理局面，供应军需民用，开发、扶持后方经济，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北京、清华、南开三大学南迁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平津地区惨遭日军战火袭扰，大中学校被迫停课，大部分师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声援第二十九军的抗战行动，谴责日军的侵略暴行。平津失陷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落人日军之手，遭到侵略者的摧残蹂躏。大部分师生先后离开学校，走向抗日的前线或后方。他们有的就近转入游击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加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有的投向延安或奔赴其他地区，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有的则辗转南下，另谋在非战区复校。随着战争的发展，其他地区高校也纷纷南迁或西迁。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到1939年止，在战前108所高校中，有52所迁往内地。
为发展战时教育事业，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选择若干地点，让内迁大学重新开学。1937年8月3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平、津、沪各学校分别集中在西安、长沙各办一联合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决定迁校长沙。9月8日，教育部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为基干设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派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胡适、何廉、周炳琳、傅斯年、朱经农、皮宗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等校为基干，设立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派徐诵明、李蒸、李书田、童冠贤、陈剑修、周伯敏、辛树职为筹备委员会委员。中英庚款会也应教育部之请，拨款50万元作为两临时大学开办费。9月13日，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在长沙举行第一次会议。9月28日，开始启用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关防。10月5日，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由汉口到长沙，筹商临时大学开学上课事宜。10月18日，学生开始报到。11月1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
长沙临时大学校务由常务委员会主持。常务委员会由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组成，由蒋梦麟兼总务长，梅贻琦兼教务长，张伯苓兼建设长。为管理各项具体事务，设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课程委员会，负责各学系的设立；图书馆设备设计委员会，筹划各学系所需图书费用；理工设备设计委员会，筹划理工两院所需教学设备费用；国防工作介绍委员会，介绍学生参加国防服务工作；交通委员会，处理迁校有关事宜；防空委员会，负责防空工作；贷金委员会，负责贫困学生的救济；军训队和战时后方服务队，负责学生军事训练；教授会主席，主持各系系务。这些机构的设立，对于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学校各项事务的开展，是非常必要的，各项工作的开展也是卓有成效的。例如，为救济贫困学生，学校在学校经费中节约出5000元作为贷金，贷给学生；学校还与南迁长沙的北平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书籍管理部门合作，订立图书借用办法，以补图书资料、仪器设备之不足；又在邻近的孤儿院和德涵女学的空地上，建起实验室和物理机械室，以满足理学院、工学院学生的需要。
长沙临时大学校北设在长沙原圣经书院、德涵女学旧址及四十九标营房。文学院院址在南岳，又称长沙临时大学南岳分校。三校合并成立临时大学后，对原来三校院系作了适当的调整、归并，合为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4个学院17个学系。文学院，下设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历史社会学系、哲学心理教育学系；理学院，下设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算学系、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工学院，下设土木系、机械系、电机系、化工系；法商学院，下设政治系、经济系、法律系、商学系。学校开学时，4个学院共有学生1250人，另有他校转来借读生220名。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只进行了一个学期的教学工作，随着武汉战事日渐吃紧，该校被迫继续南迁昆明，组建了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
长沙临时大学是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组建的，广大师生员工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办学。许多教师不计较个人得失，随校南迁，并在薪水不能全部到位的情况下，坚持教学；许多贫困学生在衣食不足的条件下，勤奋求学，谱写了一曲艰难求学的悲歌。长沙临时大学的设立，尝试了战时办学的新模式，三校合并，可以取长补短，促进学科和人才的交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的南迁及长沙临时大学的设立，有利于后方文教事业的发展和民主风气的培养。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为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建立，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于1937年7月13日至庐山，同国民党谈判。苏区改制问题，是双方谈判的一个重点内容。经过多轮谈判，7月17日，蒋介石承认陕甘宁边区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行政区，允许边区政府发布命令与委任官吏。随后，国共双方代表又在南京进行了谈判。8月18日，双方就苏区改制等问题达成协议。9月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正式宣告撤销，西北办事处改制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陕北苏维埃革命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11月，在完成普选的基础上建立了边区各级人民民主政权。
陕甘宁边区最高政权机关为边区议会。边区政府是边区议会闭会期间的最高行政机关，在国民政府领导与边区议会监督下，综理边区政务。边区采取边区政府、县（市）政府、乡政府三级建制，并得划定所属两个以上的县份为一行政分区，设置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作为边区政府的派出机构，督察及指导该分区各县行政事宜。边区政府主席为林伯渠，副主席为张国焘、高自立。边区政府下设秘书处、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建设厅、农工厅、保安司令部、保安处、审计处及其他直属机关。秘书处处长伍修权，民政厅长邓振询，财政厅长曹菊如，教育厅长徐特立，建设厅长刘景范，农工厅长邓振询兼，保安司令部司令高岗兼，保安处长周兴兼，审计处审计长曹力如兼，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边区最高司法机关为边区高等法院，受边区议会监督、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和边区政府领导，独立行使司法职权，高等法院院长由边区议会选举产生。边区直属机关包括新中华报社、边区银行、边区合作总社、边区贸易局、边区军事工业局、边区法制委员会、边区通讯站、边区粮食局。
陕甘宁边区被确认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区域，管辖地域包括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的23县，即：延安、甘泉、谍、鄜县、洛川、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保安、靖边、定边、枸邑、宁县、正宁、镇原、固原、海原、靖远、盐池、环县、庆阳、合水。后又调整为：延安、甘泉、郎县、延长、延川、安定、靖边、定边、保安、安塞、淳化、枸邑、正宁、宁县、合水、庆阳、环县、盐池、清涧、绥德、米脂、吴堡、葭县。23县范围多有变更。陕甘宁边区政府首府延安。边区面积12.9万平方公里，人口200余万。
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建立，是国共合作抗日的直接体现，是中国最早的抗日民主政府。抗日战争期间，中共中央一直在陕甘宁边区领导抗战，陕甘宁边区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在八路军主力开赴前线对日作战后，驻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留守兵团和地方武装守卫着几百里黄河河防，保卫边区。1938年粉碎了日军的两次进攻，并消灭了48股土匪，使边区日臻巩固。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成立，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根据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自1940年起边区政府在人员分配上实行三三制。边区军民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领导下，实行减租减息，发展经济、文化建设事业，开展武装斗争，打破了国民党的军事封锁、经济封锁，克服了各种困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
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残酷的现实，要求国共两党捐弃前嫌，作出抉择，尽速实现两党合作，团结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为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动员一切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作了极大的努力。从1937年2月至6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林伯渠等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宋子文、张冲、贺衷寒、顾祝同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进行了多次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在谈判中，周恩来多次重申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并提出中国共产党草拟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共同纲领。蒋介石等虽然多方延宕刁难，企图限制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但也不能不在原则上承认国共合作抗日。为早日促成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严正指出："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了。""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宣言》向全国同胞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之奋斗的总目标：（1）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2）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3）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为实现这三项总的目标，促成国共合作早日实现，中共中央郑重向全国宣言：（1）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2）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3）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国家政权之统一。（4）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13日，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至庐山，同国民党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15日，周恩来向蒋介石面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在谈判中，周恩来等向蒋介石建议以《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敦促尽快正式发表。但蒋介石表示待中日全面开战后再发表。谈判陷于僵局。日本发动对上海的进攻后，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受到直接威胁，蒋介石再也不敢阻挠国共合作的步伐了，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仍进行刁难。
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再次来到南京，与国民党代表进行国共合作抗日的谈判。从8月9日至18日，双方就国共合作、红军改编、苏区改制等问题进行谈判。蒋介石企图把《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的三项奋斗总目标删掉，只保留四项保证，遭到周恩来等人的拒绝。双方代表还议定，发表中共宣言的同时，蒋介石须发表谈话。经过国共双方的共同努力，9月22日，中央通讯社以"肤施22日电"电头通稿发布《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内称："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宣言中所举诸项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皆为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且均与本党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相合，而其宣称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更是证明中国今日只能有一个努力之方向。"蒋介石宣称，"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今日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而咸使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成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即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蒋介石最后表示："中国民族既已一致觉醒，绝对团结，自动坚守不偏不倚之国策，集中整个国家民族之力量，自卫自助，以抵抗暴敌，挽救危亡。"这样，蒋介石实际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以《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发表和蒋介石庐山谈话为标志，国共第二次合作宣告成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捍卫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实现民族的解放产生了决定作用，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国共合作不仅推动了全民抗战局面的形成，也促进了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推进了国民党本身的团结与进步。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合作以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为界，分为两个阶段：1939年1月以前，是国共两党密切合作的时期；1939年1月以后，国共两党合作在曲折中发展，由于民族矛盾并未解决的事实及中国共产党人的顾全大局，国共两党克服重重困难，保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于决定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永载史册。
平型关大捷
军攻陷平津后，即以速战速决的方针，分路南进、西进。西进日军为日本华北方面军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及关东军第一、第二、第十一、第十五独立混成旅团，沿平绥路西进，进攻晋察冀地区。1937年9月中下旬，日军由察哈尔向山西一线推进，准备参加保定会战。9月20日前后，日军进入涞源、灵丘、浑源、怀仁、左云一线，向平型关地区包围攻击：9月13日，第九旅团占领涞源；22日，第二十一旅团占灵丘；21日，第二十一旅团长三浦敏事少将率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和配属该旅团的第十一联队第一大队，沿灵丘至平型关公路追击国民党军队，21日进至平型关与东跑池一带与国民党守军展开激战；22日，占领浑源之日军一部也进入平型关地区。平型关地区局势危急，国民党军队有可能遭到重大损失。
面对日军的进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为确保晋北要地，打破日军攻占平型关进而向山西腹地进攻的企图，将军队布置在平型关、雁门关、神池一线沿内长城布防，并计划在繁峙至沙河间与日军决战。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与阎锡山接触，商谈两方合作抗日，帮助阎锡山解决目前危局。1937年9月初，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等赴代县与阎锡山会商，随后至大同面见第二战区北路前敌总指挥，双方商定：（1）八路军进入山西后，以太行山脉及太行山北端为根据地，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2）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直接指挥下，成立中共与八路军代表参加领导的各级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组织游击战争；（3）八路军在山西境内只动员群众，不干预县政；（4）八路军军需补给品，由第二战区兵站帮助运输。双方还商定，第二战区王靖国、陈长捷两军分守平型关和茹越口，以另一部守雁门关；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出灵台、灵丘、蔚县地区，待日军进攻平型关时，从敌后夹击；八路军第一二○师位于晋西北地区，驰援雁门关，侧击日军。
平型关位于山西省繁峙县东北，为内长城居中要塞，晋北交通要冲。平型关东北关沟至东河南村长约13公里，沟深道狭，公路两侧均为山地，便于隐蔽兵力，地势险要，是打伏击战的理想场所。红军改编后，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于9月份向晋东北地区挺进，9月14日到达大营镇，9月19日，抵上寨、下关地区集结。9月23日，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及大批辎重车辆，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当天，朱德、彭德怀电令第一一五师师长，立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犯之敌。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接获八路军总部命令后，于24日夜冒着大雨，进入平型关地区，并决定在平型关东北关沟至东河南村一带狭窄谷道两侧居高临下有利地形设伏。具体部署是：以第三四三旅第六八五团隐蔽于白崖台以西一带，消灭关沟至老爷庙日军；第六八六团埋伏于右侧地区，消灭老爷庙至蔡家峪一线日军；以第三四四旅第六八七团在蔡家峪至韩家湾一带担任阻援任务；以第六八八团作为师预备队。与此同时，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还与第二战区平型关战役指挥官傅作义商定，双方于25日拂晓对日军展开反击行动。
在第二战区友军的打击下，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在平型关经两昼夜苦战，天雨骤降，缺衣缺粮，旅团长三浦敏事下令乘天雨之际，于25日拂晓发动夜袭，企图突破内长城一线。25日拂晓，第二十一旅团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和旅团辎重部队，由百余辆汽车开始，带着200余辆辎重马车，沿灵丘至平型关公路由西向东开进。7时许，日军全部进入我伏击区域，第一一五师全线突然开火，并乘敌混乱之际，冲到公路上与日军展开白刃肉搏战，又迅即占领老爷庙制高点，居高临下，猛击日军。经多次反复冲击，将日军截为数段，压缩在一条长约五六里的狭谷中，使之陷入四面包围态势。板垣征四郎得悉其补给部队在平型关遇伏后，急令在蔚县、涞源的部队增援，被八路军阻援部队阻击于灵丘以北、以东地区。被围日军待援无望，便于当日下午1时许，在6架飞机掩护下，猛攻老爷庙及其附近高地，企图向北突围，但均被八路军击溃。下午3时许，八路军发起最后冲锋，至黄昏，除一部日军突围逃走外，大部被歼，战役结束。
平型关战役共歼灭日军1000余人，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余挺、火炮1门，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并缴获大批军用物资，俘获日军士兵1人。平型关战役是中国全面抗战以来的首次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斗志。八路军虽伤亡600余人，但使日军第五师团未能按原计划参加保定会战。
忻口战役
军第五师团在平型关作战失利后，日军向山西进攻作战暂时受阻。为改变这一态势，日本华北方面军决定第五师团沿同蒲线向南推进，第二十师团沿正太线向太原推进，南北夹击太原；又以关东军察哈尔兵团从大同出发，配合第五师团作战。1937年10月初，日军突破中国战区作为山西省的第一道防御阵地内长城防线，迫使中国军队退守第二道防线忻口。
忻口是太原北面的屏障，地势险要，忻口的得失，直接关系到太原的安危。为保卫太原，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决定在五台山至宁武一线依托有利地形和既设阵地，组织忻口防御作战。具体部署是：将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所属部队由石家庄驰往太原以北增援，于忻口附近与第二战区各部会合，并以卫立煌任前敌总司令；以刘茂恩指挥的第三十三、第十五、第十七三个军为右翼兵团；以王靖国指挥的第九、第三十五、第六十一三个军为中央兵团；以李默庵指挥的第十四、第八十五、第六十六、第七十一四个师为左翼兵团；另以朱德、彭德怀指挥的第十八集团军于两翼侧击。全军配置于以忻口为中心的两侧山地，主阵地为忻口以北的龙王堂、南怀化、大白水、南峪一线。
13日，日军第五师团及关东军一部约5万余人，在板垣征四郎师团长指挥下，采取中央突破战法，集中飞机、重炮、战车，掩护步兵猛攻忻口西北侧南怀化高地。与此同时，日军一部由井陉北正面向娘子关进攻，另一部则进攻娘子关侧后。针对日军的进攻，卫立煌亲至忻口督战，以第六十一军军长陈长捷率部负责防阻南怀化日军，郝梦龄率第九军担任忻口正面守备。中国军队在顶住日军进攻后，于10月14日在南怀化战场转入攻势作战，傅作义军歼敌2000余人；李默庵军攻占原平一些阵地，与日军形成对峙状态；刘茂恩军则未顶住日军进攻，阵地失而复得。在这次反击作战中，双方损失惨重，战况空前激烈，中国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骐、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珍均壮烈殉国。在娘子关战场，中国军队也发起总攻，肃清关沟残余日军，并将大小龙窝日军联系切断，但未能收复王家岭高地及旧关。日军遭我打击后，于10月17日大举反攻：忻口方面日军分三路猛攻我军，娘子关、旧关附近日军也大举反攻。中国军队顽强抵抗，至10月下旬，双方呈胶着状态。
忻口战役打响后，10月中旬，日军开始正太线作战，主攻目标是娘子关。10月21日，日本华北方面军以第二十师团全部及第一○九师团一部增援娘子关一线，以步、炮、空联合向中国守军全线进攻。日军从南北两路发动进攻：从北路进攻的日军右翼在娘子关、旧关一带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进展不大；从南路进攻的日军左翼则绕过中国军队的防线，从南面迂回，相继攻占娘子关附近重地，从背后威胁娘子关。在中国军队腹背受敌的情况下，阎锡山被迫令娘子关守军留少量部队掩护，主力撤出战场，10月26日，娘子关失陷。天险娘子关是太原东部门户，能否坚守，对太原安危极大。娘子关失守，战局急转直下。
娘子关失守后，日军对忻口地区加紧了攻势作战。日军在中央阵地采用坑道战法，逐渐逼近、突破中国军队阵地；左、右两翼日军则进行策应作战。中国军队在予敌以重创后，由于战场主动权已失，陷于被动局面。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电令卫立煌率忻口守军于11月2日撤出阵地，转而加强太原防御。
军在占领娘子关和忻口后，凭借现代化装备，快速推进。10月30日，日军占领平定和阳泉；11月4日，占领寿阳，直逼太原。为保卫太原，阎锡山令卫立煌以中央兵团、左翼兵团、右翼兵团布防于太原周围，进行防御。11月6日，日军向太原城郊进攻。日军第五师团主力附伪蒙骑兵及坦克、装甲车100余辆，从东、北、西三面猛攻。11月7日，晋东日军川岸师团先头部队与城东日军会合。这样，太原陷入日军包围之中。日军依靠飞机、坦克、大炮，向太原城内猛烈轰击；日军步兵则逐渐突破中国军队防线，突人太原城内。11月8日，中日军队在太原城内进行激烈巷战。守城的傅作义部队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被迫率部突围。11月8日，太原失陷，忻口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失利而告结束。
在忻口会战中，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进行了配合作战。第一一五师第六八八团于10月18日袭击雁门关日军汽车队，克复繁峙；该师独立团在广灵冯家沟设伏，击毙日军100余人，收复广灵、蔚县、易县、浑源、阳原、曲阳等县。第一○师从10月15日开始配合作战，先后攻占宁武、阳方口、平鲁、井坪等城镇，几度占领雁门关，切断了日军通往大同的运输线，给南下进攻忻口的日军后方运输造成了极大困难。第一二九师第七六九团第三营于10月19日突袭崞县北阳明堡日军机场，炸毁日军飞机24架，毙伤日军180余名，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空中力量，并迫使日军加强后方防务。
忻口会战是抗战初期中日军队在华北战场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战况非常惨烈。中国军队以重大伤亡的代价，打击了日军。中国军队之所以失利，除了日军掌有步空炮骑联合作战的优势外，国民党军队单纯固守正面也是一大败因。伴随着太原失陷，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占据主要地位。
中国揭露日军侵华真相
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美英等西方大国都不愿开罪日本，他们相互推诿，英国极力怂恿美国出面与日本对抗，美国则力求与英国采取平行行动，结果是无人敢触动日本。而中国政府却幻想依靠国际组织，揭露日军侵华真相，以争取国际组织对日本的制裁。
7月16日，中国国民政府向九国公约签字国的美、英、法、意、比、荷、葡、德提交了备忘录，提请签约国注意，日本以大量军力突袭卢沟桥，侵犯华北，显然侵犯了中国主权，违反了《九国公约》、《巴黎公约》、《国联盟约》的文字与精神，并表示愿意随时以国际公约或条约上任何和平方法与日本解决争议。8月30日，中国驻瑞士公使胡世泽代表中国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声明书。该声明书历数日本无视中国政府要求和平解决卢沟桥事件，不断向中国政府提出无理要求，蔑视中国主权，大举侵犯中国华北、东北、华南乃至中国首都南京的侵略行径，重申日本违反了国际公约。声明书提出4点声明：（1）日本武装势力已侵略中国领土，而其陆海空军在中国北部中部防地大肆袭击，犹在进行之中；（2）中国已用尽一切办法阻遏暴力而无效，现已采用武力行动，实行天赋自卫之权，此乃中国不得已而为之；（3）日本现在中国之行动，实系继续其在1931年9月18日在东三省开始的侵略计划；（4）日本扰乱东亚和平实已违背国际盟约之基本原则。9月7日，中国政府向国联提出补充声明书，列举了5项重要事实：（1）日军在上海集结兵力，拒绝第三国关于双方撤兵的建议，继续扩大上海战事；占领北平附近各城和张家口，建立伪察南自治政府；平汉、津浦两路北段仍有战事；在华南扩展其空军活动。（2）日本宣告封锁中国海岸。（3）日方飞机轰炸中国红十字会。（4）恣意攻击非战斗人员。（5）恣意摧残中国文化教育机关。
9月12日，中国国联首席代表顾维钧代表中国政府，向国联秘书长提交申诉书。申诉书指出，日本全力侵犯中国并继续侵犯中国的事实，是对中国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侵犯行动，由于中国是国联会员国，因此日本的侵略行径显然构成依照国联会章第10条处理的案件；日本的侵略行径所造成的严重情势亦在同一会章的第11条范围内，因此属于与国联有关的事件。顾维钧代表中国政府要求国联根据盟约第10条、第11条、第17条，就日本全面侵华，采取必要的制裁行动，或先将这个问题提交远东咨询委员会处理。当天，中国出席国联大会代表顾维钧、郭泰祺、钱泰发表共同宣言，指出日本所奉行的政策，在于征服中国，独霸东亚乃至控制太平洋。
9月13日，国联第18届大会开幕，共有44国代表出席。15日，顾维钧在会上发表演说，陈述中日事件冲突的经过，要求国联有所行动，在道义上谴责日本，要求将中日冲突提交1933年国联所设的远东咨询委员会处理。16日，国联理事会决定将中日问题提交远东咨询委员会处理。21日，该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邀请中国、日本、澳大利亚、德国共同商议，但遭到德、日两国的拒绝。27日，远东咨询委员会召开公开会议，通过谴责日本侵略决议，并向国联提出两份报告：第一份报告指出，日本的行为违反了1922年华盛顿九国公约和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第二份报告否定了日本提出的中日问题由中日两国解决，不让第三国干涉的主张，提议国联明确表示对中国给予道义上的支持，每个国家扩大对中国的援助。29日，中国代表在远东咨询委员会会议上，强烈要求会议确认日本的行为是侵略行为。中国代表的正义呼声，得到苏联代表的支持，但英国等国虽承认日本侵略的事实，却不愿使用侵略一词。10月2日，远东咨询委员会举行非公开会议，英国等国不愿直接指明日本侵华。此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演说，指斥日本侵华，从而给国联大会以影响。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了远东咨询委员会的两个报告，决定让九国公约缔约国及在远东有特殊利益的国家，开会研究日本侵华战争的办法，会址定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当天，会议结束。
根据国联大会的决定，1937年11月3日，九国公约缔约国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九国公约缔约国中国、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和后来加入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南非、印度、挪威、瑞典、丹麦、墨西哥、玻利维亚，以及特邀国苏联等共19个国家出席会议，日本和德国拒绝参加会议。中国代表由驻法大使顾维钧、驻英大使郭泰祺、驻比大使钱泰、驻荷公使金问泗、驻瑞士公使胡世泽等人与会。会议一开始，美、英、法等国谁也不想承担主要发起人的角色，会议出现进退维谷的局面。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要求比利时外相斯巴克担任主要发起人角色，但斯巴克在日本驻比利时大使来栖面前再三辩解说，仅仅因为情势所迫，比利时才被推上主角的位置，这样做纯属不得已而为之。会议主要人确定以后，即围绕日本对华侵略展开讨论。11月13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在会上发言，指出此次会议的召开是由于日本违反了国联盟约第1条规定的缔约国相约尊重中国主权独立、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日本拒不参加会议已证明其唾弃其所应承担的义务，而坚持对华侵略的政策；顾维钧驳斥了日本加诸中国的种种不实之词，并向与会各国指出，对日本在远东的侵略若不进行有效制止，则有可能导致世界大战。中国代表的这一要求，只得到苏联代表李维诺夫的支持。英国代表艾登重申，英国决不会带头行动，只参加美国在远东的一切行动；法国外长德尔博斯忧心忡忡，担心制裁日本会引起日本入侵法属印度支那；美国代表戴维斯和国务卿赫尔表示，美国完全不考虑对日制裁问题，即使日本统治全中国，美国也不值得与日本开战。会议对中国代表的呼吁根本不予理睬，仅于11月15日通过谴责日本宣言。内称，日本武装部队大量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并占领了大片重要地区。日本当局实际上已经宣称，它的目的正在摧毁中国抵抗日本野心的意志与力量。日中敌对状态不仅不幸地损害几乎所有国家的权利，而且还危及它们的物质利益。这场冲突在法律上涉及1922年华盛顿九国公约所有国家，以及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的全体国家，实际上也涉及国际大家庭的所有成员。当天，顾维钧提出4点建议，要点为：请各国采取共同行动制裁日本的侵略，禁止战争及实业所用之必需原料运往日本，抵制日货及日船运输，停止对日信用放款，以军火及信用放款援助中国。但会议未对此作出决议。
24日，经过一番泛泛清谈之后，会议草草收场。会议在发表一篇空泛的宣言后宣布暂时休会，以便让与会各国有时间交换意见，并根据九国公约的原则，进一步探讨公正解决争端的一切和平方法。宣言重申九国公约和平原则的有效性、必要性和普遍适用性，强调它是对世界和平和国内国际生活有秩序地向前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基本原则。宣言要求中日两国立即停止敌对行动，这不仅符合中日两国也符合所有国家的最大利益。宣言认为，只有通过同其他有关的主要国家进行磋商，才能公正、持久地解决争端。当天，中国代表团发表声明，表示愿意接受大会宣言，但声明指出，仅仅确认宣言里的一些原则，实不足以应付严重局势，因此，会议所获结果不能令人满意。
布鲁塞尔会议拒绝了中国关于制裁日本的正义要求，西方列强对日本的纵容行为，进一步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中国揭露日本侵华真相的努力没有得到回报。
陶德曼调停
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后，狂妄叫嚣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但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打破了日军的企图。日本政府在军事上未能达成预期目标的情况下，一方面加紧军事进攻，另一方面则进行一系列外交攻势，其中陶德曼调停便是其主要活动之。
10月21日，日本外务大臣、陆相、海相一致同意由德国出面斡旋中日和谈。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通知德驻日大使狄克逊，表示日本随时都准备与中国直接谈判，假如有一个与中国友善的国家，如德国和意大利劝说南京政府觅取解决，日本亦表欢迎。同日，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德国股马奈木敬中佐通过德驻日陆军武官奥特，策动狄克逊调停中日冲突。随后，马奈木敬与奥特同至上海，直接向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说明日方意图。狄克逊了解日方意图后，即电德国外交部听候指令。德国元首希特勒决定先调停中日战争，若不成功，则公开支持日本。
29日，陶德曼访晤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陈介，对中国方面进行谋和试探。11月2日，广田弘毅向狄克逊和奥特提出对华和平条件，其要点为：（1）内蒙古自治。（2）华北沿伪满洲国边境至平津线以南某一点成立非武装区，由中国警察在中国军官指挥下维持秩序；如现在立即缔和，华北行政权交给南京政府，但须任命一亲日官员为首；如现在不缔和，就有必要成立华北新行政机构。（3）上海停战区域须扩大，由国际警察管制。（4）停止排日政策。（5）共同防共。（6）减低日本货进口税。（7）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利。11月3日，德国外交部电令陶德曼将日本和平条件转达蒋介石。11月5日，陶德曼拜访蒋介石和孔祥熙，传达日本所提条件。蒋介石当时态度暖昧，举棋不定，一方面这些条件提供了一个谈判的基础，因而同意陶德曼进行联络；另一方面又表示须先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状态，方可进行谈判，并称日本如继续作战，中国亦不投降。与此同时，狄克逊于11月8日电德国外交部，建议由德国在华军事顾问团迫蒋介石接受对日和谈。翌日，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向蒋介石、孔祥熙、白崇禧等人表示，如果战争拖延下去，中国经济将崩溃，共产主义就会在中国发生。
随着上海沦陷，日军继续向南京逼进。而布鲁塞尔会议的无所作为，使蒋介石借助西方遏制日本的幻想化为泡影。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束手无策，只得同意与日本进行和谈。11月2日，陶德曼由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徐谟陪同，会见蒋介石。下午5时，蒋介石召集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商谈。蒋介石表示：（1）日本所提尚不算是亡国条件，德国调停不应拒绝；（2）华北政权要保存。随后，蒋介石会见陶德曼，表示：（1）中国接受这些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2）华北的主权和完整及行政独立不得侵犯，但将派一个不反日的人担任最高首长；（3）在和平谈判中，自始即由德国人任中介人；（4）在和平谈判中，不得涉及中国与第三国之间的协约。此外，蒋介石还表示，蒙古问题可以和日本谈判，并要求日本政府保守秘密。随后，德方将蒋介石的意见告诉了日本方面。
13日，南京沦陷，日本不同意按原来的谈判条件进行谈判。21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了新的更为苛刻的谈判条件：中国放弃容共和抗日"满"政策，对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给以协助；在必要地区建立非军事区和特殊政权；日中"满"三国间签订密切的经济协定；中国应向日本作必要的赔款。据广田的解释，这些条件包括以下内容：中国正式承认伪满洲国，放弃排日和反"满"政策；在华北和内蒙设置非武装地带；华北在中国的主权之下，为实现日"满"华三国的共存共荣，应设置适当的机构，赋予广泛的权限，特别是应实现日"满"华的经济合作；在内蒙设置防共自治政府，其国际地位与现在的外蒙相同；中国须确立防共政府，对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予以协助；在华中占领区设置非武装地带，在上海地区日华合作负责维持治安和发展经济；日"满"华三国在资源开发、关税、贸易、航空、通讯等方面，应签订必要的协定；中国应给日本以必要的赔偿。
26日，陶德曼将日方条件递交孔祥熙与宋美龄。翌日，孔祥熙告诉陶德曼，不能接受日本新条件。1938年1月11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决定不再与中国政府谈判，如中国政府不求和，则不以其为解决事变的对象，将扶助建立新的政府。13日，陶德曼面见王宠惠，转达日本最后通牒，限中国政府15日前答复日本议和条件。王宠惠则希望日本方面就所提条件作些解释。日本政府对此极为不满，1月16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当天，广田弘毅通知狄克逊，日本决定放弃在德国斡旋下进行的中日秘密和平谈判。17日，德国外交部训令陶德曼通知中国政府，德国所扮演的递信员身份已经终止。至此，陶德曼调停宣告结束。
南京大屠杀
11月12日日军攻陷上海后，旋即向南京进攻。日军一路沿太湖以北，相继攻下常熟、苏州、吴江、无锡、武进，直逼南京；一路由郎溪北攻溧水、句容等地，从南面会攻南京；一路自广德绕道宣城取芜湖，沿江而下会攻南京。中国军队虽组织了南京保卫战，但难以有效地抵抗日军的进攻，至12月初，南京已陷入日军三面包围之中。12月12日，中国军队被迫撤退，13日日军攻陷南京，随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
12日下午，日本华中方面军谷寿夫第六师团首先攻陷南京中华门，即开始大规模屠杀中国军民。当日，日军在紫金山将3000难民全部活埋；在雨花台，搜杀伤兵、散兵和难民2万余人。13日，日军第十六、第十八、第一一四师团攻人南京城内，疯狂向中国军民举起屠刀。当时，中国军队正向芜湖、广德方向撤退，日军乃在燕子矶架起轻重机枪，对正在渡江的10余万中国军民疯狂扫射，顿时，血流江面，中国军民死伤无数。14日，日军又在下关、中山码头射杀中国难民、伤兵1万余人。18日，日军将从南京逃出而被拘囚于幕府山的男女老幼共5.7万余人，用铅丝捆扎，驱集到下关草鞋峡，用机枪密集扫射，然后将死尸浇上煤油焚化。日军屠杀中国军民的手段极其野蛮、令人发指。除大量利用枪杀外，还采用砍头、劈脑、剖腹、挖心、水溺、火烧、砍剁四肢及其他惨绝人寰的野蛮手法。最残暴、最令人发指的就是日军为取乐而举行的杀人比赛。据《东京日日新闻》报道，日军少尉向井和野田曾约定作一个砍杀100个中国军民的比赛。12月10日，两人在紫金山下相见，彼此手中都拿了砍缺了口的军刀。野田说杀了105人，向井说杀了106人，但二人都确定不了谁先达到100，于是相约再杀满150人。日军的大屠杀兽行，持续6周之久。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报告统计，中国军民被集体枪杀和活埋的有19万余人，零散被杀居民仅收埋的尸体就有15万多具，仅此两项就达35万余人。但实际上，中国军民被毁尸体和投入长江的则无法作出确切的估计。
军在大肆屠杀中国军民的同时，还丧心病狂地奸淫妇女。日军强奸妇女，其次数之多、情状之惨，世所罕见。日军不择地点，不分老幼，见了中国妇女就强奸，即使在大街上、公墓内，光天化日之下，也全然不顾；老妇、幼童均不能幸免。日军奸淫妇女后，还经常割下妇女乳房或用刺刀戳穿下体取乐。集体轮奸更是屡见不鲜，被奸淫的妇女，直至奸死为止；没死的则大多被日军杀害。日军在发泄完兽欲后，还用刺刀强迫中国居民父奸女、子奸母、兄奸妹、活人奸女尸、僧人奸尼姑，以逗笑取乐。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第一个月内，强奸事件就达2万余起，其中1／3是在白天进行的。
除屠杀和奸淫之外，日军还进行大规模的抢劫、破坏活动。日军进城后，大肆抢劫，大小店铺，无一幸免。大批的中国财物被日军用卡车拉走，或强迫中国人背负。全城所有私人住宅，都被日军抢劫一空。日军抢劫后，即将房子付之一炬，从中华门到内桥、从太平路到新街口以及夫子庙一带繁华区域，大火连天，几天不熄。据统计，全市1／3的房屋都被焚毁，瓦砾成山。对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动辄搜身，如果搜不出值钱的东西，就将其杀死。日军还有计划地抢走了蟠龙里图书馆珍藏的大宗典籍、朝天宫院内埋藏的文物、寺庙里的大钟铁鼎等，致使许多中国国宝流入侵略者之手。
军在南京的兽行，是现代战争史上破天荒之残暴纪录，是现代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日军在南京的兽行，铁证如山，是任何人也无法篡改的。战后，南京大屠杀的一些主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华北伪政权建立
军攻陷北平、天津后，即物色汉奸，组织伪政权。1937年7月30日，伪北平治安维持会成立，汉奸江朝宗任委员长，冷家骥、潘毓桂等8人为常务委员，社会、金融、交通、文化、公安各界代表35人为委员，日军宪兵队长赤藤、冀察军事顾问笠井等为顾问。8月1日，汉奸高凌霨等在天津国民饭店成立伪天津治安维持会。8月6日，宣布就职。随后，日本派喜多诚一任北京（日军占领北平后改北平为北京）特务机关长，负责物色汉奸人选，建立统一的华北伪政权。经多方筹备，1937年12月14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宣布成立。
当天，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公布了政府组织大纲。根据大纲规定，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主席一职空缺，以表示要进一步收罗所谓第一流人物。伪政权仿西方三权分立制，设议政、行政、司法3个委员会，分掌立法、行政、司法的职权。议政委员会为伪政权最高立法机关，以汤尔和为委员长，王克敏、朱深、董康、王揖唐、齐燮元、江朝宗、高凌蔚为委员。司法委员会是伪政权最高司法机关，董康任委员长。伪政权的主体是行政委员会，它是伪政权最高行政机关，设委员长一人，由王克敏担任；下设秘书厅及行政、治安、教育、赈济、实业5部与建设总署：秘书长黎世衡，行政部总长王克敏，治安部总长齐燮元，教育部总长汤尔和，赈济部总长王揖唐，实业部总长王荫泰，建设总署督办殷同。1938年10月1日，行政委员会调整机构，裁行政、赈济部，新设内政部及赈务、防疫两委员会，原行政部之外务、交通、情报3局改行政委员会直辖。
伪政权仍沿袭中华民国年号，以北洋时期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所谓国旗，以北京为首都。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平、津及河北各伪治安维持会均解散。伪政府管辖区域，初以平、津为中心。后随着日军军事上的进展，逐渐扩展到河北、山东、山西、河南4省及北京、天津、青岛3市。地方机构除省、市、特别市、县等建制外，在省与县之间恢复了清代道级行政制。
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日本政府通过与之签订《政治技术指导协定》及派遣顾问，对其进行全面控制，举凡重大施政措施、人事变动，没有日本人的点头，伪政权是无法决定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地地道道的傀儡政权。
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宣称要清除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积弊，施行为中华民族谋幸福的政治；经济上确立以农为本的农村政策，同时开发资源，发展生产；对日本以体现东亚道义的民族协和精神为基础，与邻邦友好相处，谋求真正的亲善合作；宣称绝对排除容共政策，进一步与防共各国相协力，确保东亚的固有和平。
面对华北伪政权的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于12月20日发表宣言，否认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称其"完全为日本之傀儡，其参加此次组织人等，自应依国法惩处，而组织之存在与其行为，既全在日本控制之下，自应由日本负责，而非寻常叛乱可比。日本此举显系侵犯中国主权与领土行政之完整"。同时，郑重声明："在日本军队占领之北平或其他地方，发现任何伪政治组织，皆为日本侵犯中国主权及行政完整之暴行，其一切行为，对内对外，当然无效。"国民政府还下令通缉汉奸汤尔和、王克敏、董康、齐燮元、王揖唐、朱琛等人。
在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前，日本扶植蒙古上层分子，于10月27日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召开第二次蒙古大会，决定将蒙古军政府改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该政府由云王（云端旺楚克）任主席；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任副主席兼政务院院长，掌握实权；李守信任蒙古军总司令；主席府秘书处长为丁我愚。设立参议会，作为咨询机构，参议会议长为吴鹤龄。政务院下设总务、财政、保安3部及各处，总务部长陶克陶，财政部长吉尔戛郎，保安部长王宗洛；政务院各处处长为：总务处长刘定一、内务处长李丹山、建设处长恩和阿木尔、法制处长玛哈希力、教育处长陶布新、外交处长照那苏图、会计处长张秉智、税务处长巴雅尔、司法处长卓里克图、警务处长昌都冷。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后，改归绥为厚和浩特，为伪联盟自治政府所在地。伪政府实权操纵在日本顾问手中，顾问部最高顾问为金井章次，次最高顾问为宇山兵士，总务部顾问为中岛万藏，财政部顾问为栉部正晖，保安部顾问为大园长喜。1938年7月1日，第三次蒙古大会召开，改组政府机构，除参议会外，另设政务委员会，作为咨询机构；政务院废除三部制，改为总务厅、民政部、财政部、畜产部、保安部。德王在云王死后继任主席兼政务院院长和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李守信升任副主席，顾问部最高顾问仍为金井章次。
11月22日，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与伪察南自治政府、伪晋北自治政府在张家口协商成立蒙疆联合委员会，以指导3个伪政权，但实际仅是个协商机构。广州、武汉失陷后，日本帝国主义计划成立一个类似伪满洲国的"蒙疆国"，使其脱离中国版图。经多方讨价还价，1939年7月28日，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伪察北自治政府、伪晋北自治政府在张家口组成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伪联合自治政府设主席府、参议府、政务院。根据日本军部内定，采用推举形式，由德穆楚克栋鲁普为主席，原察南、晋北两伪政权头目于品卿、夏恭为副主席，秘书长为村谷彦治郎；参议府议长吴鹤龄；政务院院长为卓特巴札普。
政务院下设7部1局：总务部长关口保，民政部长松津旺楚克，财政部长马永魁，产业部长杜运宇，交通部长金永昌，司法部长陶克陶，治安部长丁其昌，牧业总局局长郭尔卓尔札布。最高顾问为金井章次。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首府设于张家口，以黄、蓝、白、赤四色七条旗为伪政府旗帜。3个伪政权统一后，原察南、晋北自治政府改为直隶政务院的两个厅，原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所辖5个盟直隶政务院。各厅、蒙、市、旗长官安排，采用蒙汉分治制。另设蒙古军总司令部，李守信为总司令。1941年8月4日，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改为蒙古自治邦政府。
新四军成立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为使在南方八省坚持革命斗争的红军游击队取得合法地位，参加抗日战争，于1937年8月1日发生《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分析了抗战开始后的国内形势，提出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较大的红军部队，可与国民党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小的地方性游击队、游击小组，可一律变为民团。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南方各红军游击队同国民党地方当局及当地驻军进行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的谈判。由于中共中央与各游击队领导人联络不便，接连出现一些偏差：先是闽粤边根据地何鸣部被当地国民党第一五七师以改编名义予以缴械，何鸣被捕；后又出现湘鄂赣根据地谈判代表同意国民党向其派遣副司令等高级军政人员的情况。针对以上偏向，中共中央向项英、陈毅等人提出红军游击队改编三点最低限度：队伍可以改编番号，但不允许国民党派人进来，要保持军队的独立性和党的绝对领导；要求与国民党军队同等待遇；各地队伍不集巾，不脱离根据地。红军游击队改编遂按此三原则紧锣密鼓地进行。7月下旬，当周恩来在上海会见由澳门归来请缨杀敌的北伐名将叶挺时，考虑到蒋介石有可能接受叶挺出任改编后的游击队领导人时，即提请叶挺出面改编游击队，叶挺欣然应允。
"八一三"事变后，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了统一整编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卉赴华中抗日敌后的建议。10月2日，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在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等8省13个地区（琼崖除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归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指挥；以皖南泾县及繁昌一带为游击根据地，对日实施游击战。
项英发表宣言，宣布为挽救国家的危亡，为求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决定停止武装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停止土地革命，将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救国武装。各队接信后，立即集中听候改编。12月24日，叶挺与项英在汉口召开新四军干部大会。翌日，新四军军部在武汉挂牌成立。27日，国共两党达成协议，新四军不隶属八路军，隶所在战区直辖；军以下不设师、旅、纵队，直辖4个支队，在南方各地区只设留守处、办事处，部队全部开赴抗日前线。1937年底，叶挺赴延安，向中共中央请示新四军组建工作。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由汉口移驻南昌。2月，新四军军部命令长江以南各游击队向皖南岩寺集中，江北游击队向合肥、舒城、无为集中。4月，各地游击队大部集中到指定地点，新四军军部也迁至岩寺。
新四军由以下游击队改编而成：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领导的闽西南游击队，叶飞领导的闽东游击队，傅秋涛领导的湘鄂赣游击队，黄道领导的闽北游击队，黄道、刘英领导的浙南游击队，钟得胜领导的闽赣边游击队，项英、陈毅等领导的粤赣边游击队和桂东游击队，关英、李步新领导的赣东北游击队，谭余保领导的湘赣边游击队，高敬亭、林维先领导的鄂豫皖游击队，周骏鸣领导的豫南游击队，李林领导的湘南游击队等。新四军组建后，全军编为4个支队，共1万余人。
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参谋长胡发坚，政治部主任刘炎，副主任钟期光。下辖第一团、第二团，共2300余人。第一团由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编成，团长傅秋涛，副团长江渭清；第二团由湘赣边、粤赣、皖浙赣边等地红军游击队编成，团长张正坤，副团长刘培善。
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罗忠毅，政治部主任王集成。下辖第三、第四团，共1800余人。第三团由闽南、闽赣边等地红军游击队编成，团长黄火星，副团长丘金声；第四团由闽西、闽南、浙南等地红军游击队编成，团长卢胜，副团长叶道之。
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副司令员谭震林，参谋长赵凌波，政治部主任胡荣，副主任曾昭铭。下辖第五、第六团，共2100余人。第五团由闽北红军游击队编成，团长饶守坤，副团长曾昭铭；第六团由闽东红军游击队编成，团长叶飞，副团长吴琨。
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副司令员戴季英，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萧望东。下辖第七、第八、第九团和手枪团，共3100余人。第七、第九团及手枪团由鄂豫皖边红二十八军编成；第八团由豫南红军游击队编成。
除以上4个支队外，另有军部特务营等直属部队共900余人。
新四军的组建，标志着中共南方红军游击队取得合法地位。新四军组建后，随即向敌后挺进，推动了华东敌后抗日斗争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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