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国共两党能密切合作。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科学地阐明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张国焘叛逃、王明执行右倾投降主义政策，中共相应地开除张国焘党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克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中共大力发展党员，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发生重大分裂，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国民参政会召开，容纳社会各界为抗战献计献策。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等纷纷支持政府抗战。
军事上，日本继续保持战略进攻态势，战事由沿海向内地推进。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继续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正面战场继续进行大规模的军事会战，组织了台儿庄、徐州、武汉等会战，虽然取得了台儿庄大捷等局部胜利，但未改变战场劣势，大批国土沦失，且人为出现了花园口决堤和长沙大火等灾害。
在经济上，国民政府为进行长期抗战，重新设立经济部，确立战时经济体制，大力开发后方经济。日本帝国主义为掠夺沦陷区资源，设立华北开发会社和华中发展会社。一批爱国的经济界人士在后方开展工业合作运动，支持抗战。
在外交上，国民政府加紧与美、英、苏等国在经济、军事上的合作，积极寻求外部援助，苏联空军志愿大队和白求恩、柯棣华来华，有力地支援了中国的抗战。宋庆龄设立保卫中国同盟，利用国际友好人士的物资支持，为抗战服务。日本加紧对国民党集团的诱降，并成功地诱降汪精卫集团。日本与苏联边境纠纷不断，张鼓峰事件爆发。
在文化教育上，西南联合大学开学，成为抗战期间教育界独特的景观。《新华日报》创刊，中共在国统区有了公开的宣传阵地。
是中国抗日战争具有重大影响的转折年。以广州、武汉失守为界，中日战局和政略逐渐发生重大转变，并给中日、国共间关系以重大影响，从而影响抗日战争的进程。
国民政府建立战时经济体制
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主管经济的主要有实业部、全国经济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第三、第四部等，由于政出多门，机构重叠，经常发生扯皮、推诿、政令不一等弊端，很难适应战争的需要。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为了有效地动员全国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战时国防经济建设，就必须改变政出多门的弊端，统一全国的经济力量，建立战时经济体制。
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工矿、农产、贸易3个调整委员会，以调剂农村经济、保育实业生产、保持国际市场，并作为向战时经济体制建立的过渡措施。1938年1月1日，国民政府调整中央行政机构，改实业部为经济部，建设委员会及全国经济委员会之水利部分，与军事委员会第三部、第四部均并入该部；前军事委员会之农产调整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改隶经济部；铁道部并人交通部，全国经济委员会之公路部分亦并入交通部内；卫生部改隶内政部，全国经济委员会之卫生部分，并入卫生署。2月12日，国民政府再次调整行政院所属部会机构：农产、工矿两调整委员会及资源委员会改隶经济部，农产调整委员会归并于经济部农本局，但农产输出国外之贸易事宜划归贸易调整委员会办理；原属财政部之粮食运销局归并于经济部农本局；贸易调整委员会、对外易货委员会及重庆行营所辖之禁烟督察处改隶财政部；原属经济部之国际贸易局归并于贸易调整委员会；农产、工矿、贸易3个调整委员会所设之运输联合办事处改隶经济部。
经济部重建后，便成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主管全国经济行政事务的最高机关。根据《经济部组织法》规定，经济部设有总务、管制、水利、农业、矿业、工业、商业、渔牧、电气、企业等10个司，参事厅、技术厅、林垦署及会计、统计、工矿调整、燃料管理、平价购销等处；辖有农本局、物资局、采金局、商标局、度量衡局、商品检验局、资源委员会、燃料委员会、新生活运动委员会、中央农业试验所、中央工业试验所、中央地质调查所、矿冶研究所等。该部机构庞大，实行比较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有利于加强对战时经济事务的管理。经济部的重建，标志着国民政府战时经济体制的确立。
在建立战时经济管理体制的同时，国民政府还制定颁布许多经济法令，作为战时经济建设的基本纲领。1937年12月22日，国民政府颁布了《战时农矿工商管理条例》，1938年10月6日修正为《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开始对战时经济的全面统制。统制范围包括从生产到流通，涉及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金融、物价等47硕物品及经营这些物品的农矿工商企业；‘被管理企业在生产、经营方法、原料种类、存量、工作时间、劳工待遇、售价、利润等方面按经济部规定标准实施；战时必需之矿业、制造军用品之工业及电气业，收归政府办理，或由政府投资合办；强制使用或征收私有荒地；对指定物品，得依公平价格收买。
3月底4月初，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上通过了《非常时期经济方案》和《抗战建国纲领》。《非常时期经济方案》提出一切经济设施应以助长抗战力量、求取最后胜利为目标。战时生产事业应以供给前方作战物资为第一任务，并力求做到自给。为此，应推进农业以增生产，发展工矿以应供需，筹办工垦以安难民，发展交通便利运输，分别地区调剂金融，管理贸易以裕外汇，厉行节约以省物力。《抗战建国纲领》第17至第24条，规划了战时经济的总方针：经济建设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实行计划经济，奖励海内外人民投资，扩大战时生产；全力发展农村经济，奖励合作，调节粮食，开垦荒地，疏通水利；开发矿产，树立重工业的基础，鼓励轻工业的经营，发展各地手工业；推行战时税制，彻底改革财务行政；统制银行业务；巩固法币，统制外汇，管理进出口货物，以安定金融；整理交通系统，举办水陆空联运，增筑铁路、公路，加辟航线；严禁奸商垄断居奇，投机操纵，实施物品平价制度。
3月，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通过了《积极动员人力物力财力确立战争经济体系案》和《战时经济体系基本纲领》，提出以军事第一与经济国防化、建立健全经济有机体作为实行全面经济统制之据点，确立战时经济体系努力之方针。为打破日军的经济封锁，提出了动员全国人力、物力、财力，加强战争经济体系的10项基本纲领，从而加强了对战时经济的全面管制。
经济部的重建和战时经济管制法规的制颁，标志着国民政府完成了从和平时期经济向战时经济的过渡，建立起战时经济体制。战时经济体制的建立，对于满足战时军需民用，支援长期抗战，起了积极作用。但许多法规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且给后方经济的发展带来许多消极影响。
《新华日报》创刊
从1937年2月至6月，国共两党进行了多轮谈判，商谈有关国共合作的具体事宜，其中包括保证言论、集会、结社自由问题。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周恩来即于7月8日指定潘梓年和章汉夫负责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报纸的筹备事宜。潘梓年、章汉夫受命后，积极联络刚从监狱出来的钱之光、徐迈进、袁冰等人，在南京紧锣密鼓地开展筹备工作。由于南京局势越来越吃紧，尽管筹备工作已进展得十分顺利，但在南京办报已无可能。1937年10月19日，筹备人员乘火车转赴武汉。到武汉后，华岗、蔡馥生、高松涛、石西民、何云、楼适夷、戈宝权、张尔华等陆续加入筹备行列。经过紧张的筹备，一切工作就绪，只等国民党当局注册即可出报。但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和汉口市政府设置多重障碍，不准《新华日报》注册。
12月21日晚，王明、周恩来、秦邦宪等就国共两党关系、扩大国民参政会等问题，同蒋介石会谈，其中也涉及《新华日报》出版事宜。蒋介石表示完全同意中共方面所提的问题，这样，《新华日报》得以顺利出版。1938年1月9日，报馆宴请武汉党政军领导人及文化’新闻界名人；10日，报馆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同时，报馆还在《大公报》、《武汉日报》刊登广告，宣称："本报任务是：团结全民抗战力量，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发表正确救亡言论，讨论救亡实际问题。"内容有：社论短评、战地通讯、电讯要闻、特约专沦、本市消息、救亡情报、星期文艺等。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
《新华日报》是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机关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第一次在全国公开发行的党报。《新华日报》的创刊，是国共合作的刊物，被誉为中国革命的火星、抗战中坚、民族喉舌。《新华日报馆章程》规定："本报以报道新闻、发扬文化、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宗旨。"《发刊词》庄严宣称："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战斗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本报愿为前方将士在浴血的苦斗中，一切可歌可泣的伟大的史迹之忠实的报道者记载者"；"本报愿为一切受残暴的寇贼蹂躏践踏的同胞之痛苦的呼吁者描述者"；"本报愿为后方民众支持抗战参加抗战之鼓动者倡导者"。在抗日战争期间，《新华日报》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报道了八路军、新四军战绩及正面战场作战情况，揭露了汪精卫的叛国投降行径，抨击了国民党制造军事摩擦的言行，特别向国统区人民介绍了皖南事变的真相。同时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有这些，都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苏联《真理报》于1938年5月5日发表署名文章说："自从《新华日报》出版的第一天起，它便广泛地揭起了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为中国独立与自由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光荣旗帜。"《新华日报》受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长江局为加强对该报的领导，专门成立了党报委员会，由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华岗、何伟、潘梓年、黄文杰组成……董事会成员包括王明、秦邦宪、吴玉章、董必武、何凯丰、邓颖超。王明为董事长，后改为周恩来。董事会下设编辑部、营业部、印刷部、经理室。各部（室）以下分别设立采访课（科）、编辑课、校对课、发行课、广告课、排字课、材料课、印刷课及发行课下的日报股、周刊股、丛书股等等。另外还有一个相当于不管部性质的特种委员会。编辑部下设编辑委员会，由潘梓年、华岗、章汉夫、吴敏、楼适夷、陆诒等组成。潘梓年原任总经理，后改由熊瑾玎继任，潘梓年改任社长。华岗任总编辑，章汉夫任编辑主任。吴敏负责撰写评论，石西民编辑国内新闻，何云编辑国际新闻，楼适夷编辑《团结》副刊。采访科只有两个半记者：除陆诒、杨慧琳外，张企程一边帮楼适夷编副刊，一边进行采访活动，只能算半个记者。编辑部主要工作人员原来多是职业革命家，政治上成熟，文化修养也比较高，为了办好报纸，他们全身心地投入，起早贪黑，从而保证了《新华日报》具有很高的政治影响。
《新华日报》报头由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题写。创刊时，各党派各界人士40多人题词祝贺，他们之中有：周恩来、董必武、王明、秦邦宪、叶剑英、叶挺、徐特立、郭沫若、沈钧儒、沙千里、冯玉祥、方振武、陈铭枢、于右任、邵力子、张治中、孔祥熙、白崇禧等人。《新华日报》是对开四版，每天有社论。一版上半版是社论固定位置，下半版是广告；二版登国内要闻；三版登国际新闻；四版是《团结》副刊和"读者信箱"。《新华日报》发表了大量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的重要言论和文章。曾最先刊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登载过周恩来的37篇政论文章。
《新华日报》系独资经营。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夕，迁往重庆出版。曾在郑州、潼关等地设立代销处。在重庆期间，积极宣传党的纲领、政策，推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发展，支持爱国民主运动。1947年2月28日凌晨，重庆警备司令部限其立即停止活动。当天，《新华日报》在出完第3231期后被迫停刊。
蒋介75处决韩复榘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国民党将领大多患有严重的恐日病，为此，蒋介石多次严令各战区军事长官奋勇杀敌，否则军法从事。但有令不止，许多国民党将领仍然抗战不力，丧师失地。1938年1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了抗战以来奖惩将领名单。明令嘉奖者6人，其中有上海孤军团副谢晋元及已殉职之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等5人。受惩办者41人，其中处死刑者8人。受其他处分者33人，其中主要有：第九集团军副司令香翰屏，指挥失当，记大过；第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贻误战机，放弃守土，处死刑；第三十九军军长刘和鼎、第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作战不力，撤职留任，戴罪图功；第一四八师师长陈万仞，畏缩不前，撤职查办；第一五四师师长巫剑雄，不遵命令，影响战事，撤职查办；第四十六师师长戴嗣夏，不尽职责，撤职；第五十五师师长李松山、第一七。师师长徐启明、第一四七师师长杨国桢，作战不力，撤职留任，戴罪图功；第三十三师师长冯兴贤，作战不力，撤职；第一五六师师长邓龙光，指挥失当，记大过；旅长高仰如，临阵退缩，处死刑。但在抗战初期，惩处将领最高者、影响最大者，当推韩复榘。
韩复榘与蒋介石之间宿怨颇深。1931年韩复榘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后，与国民政府保持半独立的关系，并截留地方税收，扩充军队，引起蒋介石的不满。抗日战争爆发后，韩复榘又与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暗中部署，阻止蒋介石中央军人川。这一切，使蒋介石必欲除之而后快。而山东战局的发展，为蒋介石除掉韩复榘提供了机会。
秋，山西战局吃紧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一面派黄绍竑在太原协助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指挥作战，一面令韩复榘向德州、沧州进击，予以配合。但韩复榘却拒不执行此一命令，未战先退，致山西战局日趋恶化，而日军占领德州后，山东局面也不可收拾。为改变这种状况，蒋介石接受白崇禧建议，新辟第六战区，以冯玉祥为司令长官，以协调河北、山东战事。但韩复榘却不愿意接受冯玉祥的指挥，而愿意接受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蒋介石无奈只得任命韩复榘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
军占领德州后，陈兵黄河北岸，威逼济南，企图迫使韩复榘投降，但未成功。1937年12月24日，日军分兵两路渡过黄河，韩复榘未作任何抵抗，弃城而逃，致济南于12月27日沦陷。随后，日军驱兵南下，1938年1月初，韩复榘又弃守曹县、城武、单县一带，将部队撤至运河西岸，主力退集于曹县、城武、单县一带。其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曾令李宗仁和韩复榘重人泰安，以泰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李宗仁也电劝韩复榘执行这一命令，但韩复榘置若罔闻，致日军得以长驱直人。有鉴于此，李宗仁将韩复榘屡次抗命、未战先逃的情况电告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韩复榘贪生怕死、擅弃国土的行为，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也为蒋介石铲除异己提供了借口。蒋介石接电后，于1938年1月8日在汉口召开重要军事会议，何应钦、白崇禧、阎锡山、陈诚、宋哲元等出席。会议认为，若让韩复榘自由进退而不加以制裁，则民心士气必受重大影响，因此一致主张对韩严办，随即进行了一系列的部署。
1月8日，李宗仁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安徽省政府主席蒋作宾和韩复榘是这次会议的重要代表。当时韩复榘并不知道李宗仁已向蒋介石告状，因而带着卫队和随从从曹县乘钢甲车到徐州。9日，李宗仁宣布，蒋介石从汉口发来密电，要第一、第五两战区军、师长到开封开会。韩复榘也曾怀疑蒋介石会对自己动手，但看到心腹大将孙桐萱和曹福林也在会议代表之中，加上李宗仁从中极力鼓动，韩复榘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踏上了去开封的路。
1月11日，军事委员会在开封召开第一、第五战区团长以上军官会议。会议在开封南关袁家大楼一间大厅里举行，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以及集团军总司令宋哲元、刘峙、韩复榘等人与会。蒋介石在会上报告《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承认过去几个月的失败主要是由于高级将领缺乏攻击精神，望风退却，步步后退。会问，蒋介石嘱刘峙于休息时邀请韩复榘到休息室谈话。刚坐定，忽然空袭警报大作，刘峙对韩复榘称，他有一列专车在车站，可开往郊外避袭。待韩复榘上了列车，列车立即开动，一直不停，而韩复榘发现刘峙也不知去向，遂问随员，被告之自己被免职查办，遂被缴去枪械，束手就擒。随后，蒋介石在会上宣布将韩复榘撤职逮捕。次日即押解汉口。
1月19日，武汉行营正式宣布韩复榘5条罪状：（1）不遵长官命令，擅自撤退；（2）强迫鲁西人民购买鸦片；（3）强征捐税；（4）侵吞公款；（5）没收人民武器。23日，国民政府以韩复榘违反战时军律，明令褫夺陆军二级上将原官职及一切荣誉勋典，免去山东省政府主席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提交军法审判。当天，蒋介石令组高等军法会审，派何应钦为审判长，鹿钟麟、何成浚为审判官，徐业道、贾焕臣为军法官。同日，蒋介石严令前线长官不得闻警先逃，否则即以军法从事。1月24日，韩复榘被判处死刑。死刑宣判书称："该被告并不尽守职责任及抵抗能事，对于本会委员长先后电饬移师应援德州及进击沧州敌军第五点之命令均不遵奉；后因敌军渡河，擅先放弃济南，撤退泰安。委员长续令该被告坚守鲁南防地，又不奉命，节节退往鲁西济宁，致敌军跟踪侵入，陷军事上重大损失。据该管长官等先后分别检举，并以被告尚有借势勒派烟税，强索民捐，侵吞公款，收缴民枪各事情，一并检报到会，经委员长饬将该被告拿获讯办。经审理终结，判处死刑。"当晚7时，韩复榘在武昌被处枪决。2月1日，蒋介石通电全国，以韩复榘为例，警告各级将领，今后如再有不奉命令，无故放弃守土，不尽抗战为能事者，决无二例，决不宽贷。
王明提出75倾投降主张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由于国内阶级斗争形式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党内一部分人中滋长了右倾情绪，对国民党的反动本质缺乏认识，在八路军中出现了新军阀主义倾向，某些人以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针对这一情况，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太原失陷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指出右倾投降主义已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强调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必须在党内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在全国反对民族投降主义。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则成为党内右倾投降主义的集大成者。
11月29日，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的王明和康生经新疆回到延安。王明回国后，以钦差大臣自居，反对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共中央为了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于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张闻天、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彭德怀、凯丰、刘少奇、项英、张国焘等13人参加。王明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报告主要讲了如何实现党的策略问题，4个月来抗战的经验教训，如何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如何巩固统一战线。王明在坚持联合国民党抗战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正确意见，但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
王明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斯大林的天使，批评洛川会议确立的全面抗战路线，否认国共两党的区别，抹杀两党两条不同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伟大作用，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美化和夸大国民党的进步，反对以左、中、右来划分国民党，反对说国民党是片面抗战；反对提无产阶级领导权，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放弃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提出"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统一作战计划"的"五统一"；反对改造旧政权、旧军队，反对建立抗日人民政府；主张群众组织要统一要登记，取得合法；反对游击战，主张正规战。
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和《关于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中共中央不再设总书记；增选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到武汉继续与国民党谈判协商国共两党合作事宜，推动统一战线工作；在汉口建立中共中央长江局，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组成，负责领导南部中国党的工作；在南昌建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由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组成，项英为书记，领导新四军工作；成立由25人组成的七大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为书记和秘书处成员。
会后，王明到了武汉。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决定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合并，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为长江中央局，由项英、博古、周恩来、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组成，暂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王明在领导长江局工作期间，违反党的组织纪律，不经中共中央同意，擅自发表了一些包含错误观点的宣言、决议和文章，推行他的错误主张。1937年12月25日，王明在武汉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他起草的《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宣传了"五统一"的错误主张，在组织上是不妥当的。12月27日，写出《挽救时局的关键》一文，说对同盟军的应有态度和方针应当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帮助，互相监督，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共同胜利；国民党同共产党一样也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国民党中没有什么法西斯蒂派。
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例会，讨论抗战形势和军事战略问题。毛泽东、王明、洛甫、周恩来、康生、凯丰、任弼时、张国焘出席会议。会上，王明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把右倾投降主义的观点在军事上加以发挥，提出"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军队上，指望通过外援组建几十个最新式装备的师团，作为全国军队的骨干；在国民党统一军令的压力下，要求建立真正统一的革命军，将其原来提出的"五统一"发展为"七统一"，即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针对王明的错误观点，毛泽东、洛甫、任弼时等人进行了强有力的驳斥。会议讨论了关于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问题，决定王明和凯丰去武汉，王明在武汉留一个月即回中央，凯丰留长江局工作。
会议结束后，王明回武汉于3月11日写了《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发表在《群众》周刊第19期上，把右倾投降主义冒充为党巾央的路线而大肆宣扬，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在武汉期间，王明在许多方面极力贯彻右倾投降主义主张：（1）无视中央组织纪律，擅自发表错误主张。1938年3月21日，未经中央同意，起草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并将其送交国民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2）不贯彻中央关于在长江流域及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热衷于和国民党上层分子交往。（3）过分强调群众组织取得合法和统一，致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汉地区三个先进群众组织——青年救国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蚁社被迫解散。（4）下令解散七里坪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和汤池训练班。（5）主张公开发展党员，甚至要党组织公开。
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使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受到很大损害。为制止王明的错误，1938年9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王明接到会议通知后，竟要求会议到武汉去开，遭到中共中央的批评。1938年8月29日，王明与周恩来离武汉赴延安。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王明此后留在延安工作。
台儿庄大捷
12月下旬，日本华北方面军矶谷廉介第十师团主力强渡黄河，开始山东作战。国民政府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不遵命令，擅弃守地，使日军轻易占领济南、博山、肥城、泰安、兖州、曲阜、邹县等地。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借在开封召开军官会议之机，将韩复榘逮捕，随即押至汉口。1月24日，韩复榘因违抗命令、擅自撤退被处以死刑。1月14日，日军攻占青岛。至此，日军控制了山东省大部分地区，为打通津浦线作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随后，矶谷廉介第十师团沿津浦线南下；从上海北调的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由青岛沿胶济路西进，至潍县转南，经高密、诸城、莒县一线，进迫临沂，与津浦路北段日军第十师团呼应，以台儿庄为会师目标，齐头猛进。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所属20余师12万人积极进行抵御。
3月14日，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二军司令官西尾寿造指挥第五、第十师团向鲁南进攻，企图夺取台儿庄。台儿庄战役在津浦线北段临沂、滕县同时揭开序幕。日军向滕县发起攻击后，守卫滕县的孙震第四十一军拼死抵抗。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率部坚守阵地，勇猛反击，血战三日，重创日军。王铭章身中数弹殉国，中国官兵死伤2000余人，为中国其他部队部署台儿庄保卫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17日，滕县失守，日军旋沿台枣支线向台儿庄迫进。
与此同时，日军第五师团以飞机大炮作掩护，配合坦克、装甲车向临沂进攻。中国守军张自忠、庞炳勋两部与日军激战，击毙日军4000余人，于3月18日取得临沂大捷，击溃板垣师团，并收复蒙阴、莒县。临沂一战，打破了日军两个师团会攻台儿庄的计划，造成后来台儿庄血战时第十师团孤军深入，为围歼该军创造了契机。
台儿庄属山东峄县，位于徐州东北，扼运河咽喉，北连津浦线，南接陇海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确保台儿庄，李宗仁令孙连仲第二集团军沿运河布防，正面防守台儿庄；汤恩伯第二十军团在峄县、枣庄以东侧击日军。3月23日，台儿庄战役打响。日军第十师团濑谷支队台儿庄派遣队沿台枣铁路支线南下，猛犯台儿庄。守备台儿庄的第三十一师以一个团扼守台儿庄，另以一个团北上诱敌。24日，日军台儿庄派遣队攻入台儿庄东北角，被中国守军逐出，乃撤至台儿庄北面，伺机进攻。当晚，日军临沂支队主力3000余人到达枣庄以东郭里集。汤恩伯部关麟征第五十二军配合第三十一师迂回日军，经25日一日恶战，歼日军一部。同日，王仲廉第八十五军第四师攻击枣庄，经6小时激战，歼敌一部，与敌形成对峙局面。郭里集、枣庄两战，迫使日军濑谷支队主力迟迟不敢南下。26日，日军向台儿庄增援进攻部队。27日，日军台儿庄派遣队发起攻击，占领东北角，被中国守军三面包围攻击，双方激战竞日。当天，日军攻坚部队4000余人到达台儿庄。
为鼓励前方将士作战，3月27日，蒋介石亲临台儿庄视察。当天，日军向台儿庄猛攻，并于28日攻入西北角。中国守军奋勇抵抗并展开反击。30日，日军濑谷支队主力投人战斗，攻占台儿庄东部，抵达大运河，中国守军伤亡惨重，但仍浴血奋战。当天，中国第二集团军两个师在台儿庄外围分左右两翼侧击日军，以减轻城内守军压力。31日，日军一部攻人台儿庄北门，中国守军与日军展开激烈的巷战，台儿庄保卫战面临严重时刻。为增援台儿庄日军，板垣第五师团坂本支队于4月2日进抵台儿庄以东地区，向中国军队展开进攻，但未奏效。4月3日，日军猛攻台儿庄，中国守军伤亡十之七八，仅剩西关·角，形势危急，几不能保。李宗仁急令死守台儿庄，并于次日亲临台儿庄督战。同时，令孙连仲、汤恩伯两部三路围攻增援之坂本支队，以解台儿庄之危。4日，坂本支队被围。6日，坂本支队大部被歼，敌势顿挫，台儿庄之危得以解除。当天下午8时，中国守军开始向进攻台儿庄的濑谷支队发起全线反攻，由汤恩伯部担任台儿庄外围，孙连仲部负责正面清扫。当晚，日军园上火药库被我重炮击中，日军阵脚大乱。中国守军乘胜占领西北门、北门、东门，并在深夜肃清台儿庄内日军。7日凌晨，中国军队冲出台儿庄向北追击，将刘家庄、三里庄日军大部歼灭。濑谷支队残部向峄县、枣庄一带撤退，台儿庄战役胜利结束。
台儿庄战役是继平型关大捷后，中国军队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是役，共歼日军1.2万余人，缴获步枪万余支，轻重机枪931挺，炮77门，战车40辆，大炮50门。中国军队也伤亡3万余人。台儿庄战役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部署徐州会战准备了时间，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必胜信心。4月7日，蒋介石电全国军民祝贺台儿庄大捷，并拨款30万元犒赏台儿庄前线将士。
华中伪政权建立
军侵入中国上海、南京等东部地区后，相继在占领区内建立了20多个治安维持会。为统一这些形形色色的伪组织，日本华中派遣军特务机关长原田熊吉积极策划建立华中地区统一的伪组织。经多方筹备，1938年3月27日，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日军操纵与监督下于南京成立，成立大会在南京原国民党中央大礼堂举行，典礼结束后仍返上海四川北路新亚饭店办公，因而被时人讥为饭店政府。
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实行所谓民主立宪、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设立议政会议、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未成立）等机构。议政会议为最高议政机关，设常务委员3人，由梁鸿志、温宗尧、陈群担任。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下设外交、内政、财政、绥靖、教育、实业、交通7部；本属司法院之司法行政部因司法院未成立，暂由行政院兼管。行政院长梁鸿志，最高顾问原田熊吉；外交部长陈篆，内政部长陈群，财政部长陈锦涛，绥靖部长任援道，教育部长陈则民，实业部长王子惠，交通部长梁鸿志兼，司法行政部长许修直、最高法院院长朱履和，最高法院检查署检察长钱谦。立法院为最高立法机关，温宗尧任院长，叶先圻任秘书长，潘承锷任法制委员会委员长，陈子棠任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杨景斌任财政委员会委员长，张韬任经济委员会委员长，黄士龙任治安委员会委员长。伪政府的实权操纵在日军最高顾问手中。伪政府及其各部的一些重大施政措施、人事变动，都必须有最高顾问的点头。为控制伪政府各个部门，日军派出了20余名顾问，进行全方位的控制。伪政府的政治目标是灭蒋反共。
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后，即着手对上海、南京、江苏、浙江、安徽的伪组织进行改组。5月23日，伪江苏省政府在苏州成立，陈则民任省长；6月22日，伪浙江省政府在杭州成立，汪端闽任省长；10月28日，伪安徽省政府在蚌埠成立，仉道娘任省长；10月14日，伪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傅宗耀任市长；1939年3月2口，伪南京特别市政府成立，任援道任市长。
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后，国民政府外交部于1938年3月28日发表声明，认为南京伪维新政府完全为日本傀儡，日本此举，显系侵犯中国主权与领土行政之完整；凡在日本军队占领地方发现任何伪政治组织，皆为日本侵犯中国主权及行政完整之暴行，其一切行为，对内对外，当然无效。
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后，日本侵略者极想在占领区内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权，因而积极策划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与伪巾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合流。1938年4月3日，梁鸿志与任援道赴北平会见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并与王克敏会谈两伪政权合流事宜，但无结果。此后，两伪政权分别在东京设立办事处。王克敏也于5月份亲赴东京，与日本军政首脑商谈伪政权合流。由于日本军部矛盾重重，很难实现两个伪政权的真正合流，因而只得以分治合作的办法，成立一中介机关，作为统一的伪政权成立前的过渡机构。1938年7月15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指导方针》，决定尽快使伪临时及伪维新两政权合作，建立联合委员会，并使内蒙联合委员会与之联合，逐渐吸收各种势力，使之成为真正的中央政府。联合委员会由伪临时、伪维新及蒙疆三方代表组成，采取简单的委员制，地点暂设北平；原先各政权所统辖之境界，仍维持现状；实行广泛的自治；交通、通讯、邮政、金融、海关、统税、盐税、文教及思想政策等共同事项，在联合委员会统制下，由地方政权负责。9月9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树立纲要》。当天，侵华日军召集北平伪临时政府与南京伪维新政府代表王克敏、朱深、温宗尧、王揖唐、梁鸿志、陈群在大连开会，筹商建立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具体办法。9月20日，王克敏、梁鸿志分别率领北、南两方要员，在北平举行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预备会议，通过并发表了联合委员会组织大纲、办事细则及成员名单。
22日，伪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成立典礼。至此，南北伪政权在日本特务机关主宰下实现合流。伪联合委员会由南北各3人组成，即北平王克敏、王揖唐、朱深，南京梁鸿志、温宗尧、陈群，由王克敏任主任委员，朱深、温宗尧任常任委员；下设事务部，由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篆为部长。由于日伪内部矛盾重重，伪联合委员会并未形成一个政权实体，而仅是一中介机构。根据伪联合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该机构主要协议有关交通、电信、邮务、金融、海关、统税、盐务、文教及思想等需要统制之事项。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伪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宣布解散，其成员并入汪伪国民政府。
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为检查抗战半年来的得失，确定以后的各项方针、政策，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于1938年3月29日上午在武昌举行开幕典礼，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各地代表、中央党部职员及各机关来宾500余人出席。林森主持开幕式，丁惟汾代表蒋介石宣读了开幕词，承认国民党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因此大会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国民党自身的改进。为方便前方将领参加会议，下午8时，会场移于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内。在预备会议及第一次会议上，蒋介石、汪精卫、李宗仁、孔祥熙、周恩来等17人被推为主席团成员。
为促进国民党制定正确的抗日政策、促进国民党改造朝积极方面发展，中共中央于3月1日和25日两次致电大会，提议：建立包括各抗日党派共同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党派仍保持其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建立真正代表公意的全国民意机关；成立统一的全国性的民众运动领导机关，以动员和组织民众共同抗日。大会共开了四天，会议听取了汪精卫的政治报告、叶楚伧的党务报告、何应钦的军事报告、王宠惠的外交报告、孔祥熙的财政报告等。
会议最主要议案是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该纲领制定了战时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教育各纲领共32条，成为抗战时期国民党内外政策的总纲领。纲领提出"抗战建国"的总口号，并说"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总则规定，三民主义与总理遗教为抗战建国之最高准绳；全国抗战力量应在中国国民党及蒋介石领导之下。外交方针，本独立自主精神，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否认及取消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以武力造成之一切伪政治组织，及其对内对外之行为。军事方针，加强军队政治训练，训练全国壮丁，充实民众武力，补充抗战部队；指导援助各地武装人民，与正式军队配合作战；在敌后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以破坏及牵制敌人之兵力。政治方针，组织国民参政会，团结全国力量；实行以县为单位，改善并健全民众之自卫组织，加速完成地方自治条件；改善各级政治机构，增高行政效率；整饬纲纪，严惩贪官污吏。经济方针，经济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民众运动，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在抗战期间，于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救济战区难民及失业民众；严行惩办汉奸。教育方针，推行战时教程，注重国民道德修养，提高科学的研究与扩充其设备；训练青年、妇女及各种专门技术人员。《抗战建国纲领》的基本内容与基本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愿望，对加强全国团结、推动抗战向前发展，有着积极意义；但这一纲领又是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具体化，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大的政治局限性。
会议决定改变国民党领导体制，实行总裁负责制。大会通过了《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等议案，修改国民党党章，在党章中加人"总裁"一章，规定总裁代行总理职权，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党的最高权力；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以总裁为主席。大会推举蒋介石、汪精卫分任国民党总裁、副总裁。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为决定党政大计的最高决策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的中政会、中常会改设党务委员会，保留政治委员会，但不再是最高决策机关，一切议案由总裁最后决定。与中央领导体制相适应，会议决定调整党政关系，地方党组织改变过去的委员制，省级采主任委员制，县级实行书记长制，区以下为书记制；提高训练委员会，由总裁兼任委员长，分组掌管全国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机关、公务人员及学校教职员思想训练事宜，中央以党统政，省及特别市采党政联席形态，县取融党于政形态。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以集中全国优秀青年，使人人信仰三民主义。会议通过了《组织非常时期国民参政会以统一国民意志增强抗战力量案》，决定为团结全国力量，集思广益，设立国民参政会。
会议闭幕。会议发表的宣言宣称："抗战之目的，在于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以救国家民族于垂亡；同时于抗战之中，加紧工作，以完成建国之任务。"宣言强调，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存亡所系，人人皆当献其生命，为获得最后胜利，决不辞任何牺牲。要使抗战建国并行。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等议案，表达了国民党团结全国抗日力量，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抗战发展的积极态度。但这次大会确立的抗战路线，同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存在着根本区别，被称之为片面抗战路线，从而基本决定了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政策。总裁制的设立，虽透视着战争时代的色彩，却强化了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西南联合大学建立
军攻陷南京后，即加紧向中国中部地区进攻，在这种情况下，长沙临时大学于1938年1月19日决议迁往昆明。2月间，人滇就学学生820人填写了入滇志愿书。随后，长沙临时大学师生员工自2月中旬开始分两路人滇。一路主要由女生及身体较弱者组成，经粤汉路至广州，取道香港至越南海防，由滇越路人云南。一路组成湘黔滇旅行团，约240余人，其中包括闻一多、曾昭抡等著名学者，徒步经晃县、贵阳、盘县等地前往昆明。全团经68天长途跋涉，行程达1680公里，于4月28日胜利抵达昆明。旅行团在徒步旅行中，不仅进行了抗日宣传，而且了解了沿途人民的疾苦，还锻炼了自己的意志。
4月2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正式开学。西南联合大学校址分设两处。理学院、工学院设于昆明，借昆华农校、昆华工校、昆华师范、昆华中学及拓东路迤西会馆、全蜀会馆、江西会馆上课，称为西南联大本校。文学院、法商学院设在蒙自，称为西南联大分校。但分校只办了一个学期即迁回昆明。
西南联合大学由常务委员会主持校务。常务委员会以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及主任秘书杨振声组成，以梅贻琦为常务委员会主席。常务委员会下设总务处、训导处、建筑设计委员会、战区学生救济及寒苦学生贷金委员会、防空委员会、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文理法工一年级课业生活指导委员会、图书设计委员会、理工设备设计委员会、西洋哲学翻译编辑委员会、校舍委员会、中日战争史料征辑委员会等。在本校和分校设校务委员会，由两院院长、教授代表及其他有关人员组成，负责处理院务及有关事务。后校务委员会由常务委员、主任秘书、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各学院院长及教授代表12人组成，以常务委员会主席为主席，审议学校预决算、学系的设废、学校各种规程、建筑及他项重要设备、校务改进事项等。各学院设院务委员会主持院务。各系系务由教授、副教授组成的教授会主持。1939年下半年，各系教授会主席改称系主任。
西南联合大学设有理、文、工、法商、师范学院5个学院26个系、2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文学院院长为冯友兰，理学院院长先后为吴有训、叶企孙，法商学院院长先后为陈序经、周炳琳，工学院院长为施嘉炀，师范学院院长为黄子坚。在长沙临时大学院系基础上，作了一些增补和调整。西南联合大学大约有教师350人左右，其中教授、副教授约占一半，他们之中著名的有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潘光旦、张奚若、闻一多、朱自清、吴晗等。全校学生约3000人左右，工学院、法商学院人数较多，他们当中有以后驰名世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振道等。整个西南联合大学时期，先后毕业学生2000余人，其中从军旅者800余人。
西南联合大学经费原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分摊，但由于南开经费来源枯竭，清华所获得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也因战事而告中断，只得全数靠国民政府拨付（北大经费由国民政府支付）。由于国民政府经常拖欠，加上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西南联合大学经费经常捉襟见肘，师生员工的窘境由此可以想象。西南联合大学在冒着日军轰炸、经费短缺、师生生活得不到基本保证的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歌词记载了其中的艰辛："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绕蛲嵲；望中原，遍泪血；抵绝缴，继讲说；诗如器，犹有舌；尽吹茄，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仇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视金殴，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洁；同艰难，共欢悦。联合充，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西南联合大学进步师生在坚持教学的同时，还为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争取民主，反对独裁，进行了顽强的斗争。1938年秋，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老民先队员，秘密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新支部，并成立群社、冬青社、联大剧团等进步组织。1939年初，中共联大支部与原长沙临时大学支部合并，加强了党的统一领导。这些进步团体通过讲演、出壁报、举办座谈会、讲习班等多种形式，反对国民党和三青团对学生的拉拢、控制，团结进步师生，揭露国民党一党专政、反共反人民的反动行径，宣传民主思想。这些进步力量还积极走出校门，把民主运动由学校向社会延伸。西南联合大学也由此被誉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昆明也成了国统区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基地。
由于日机轰炸，西南联合大学曾于1940年8月在四川叙永设立分校，并于11月招生开课。1941年9月叙永分校迁回昆明，并人分校。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合大学于1946年5月解散，北大、清华、南开分别回北平、天津复校。
张国焘叛逃
6月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方针，于同年10月擅自率领左路军南下川康边境，并在卓木碉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由于中共中央和共产党国际的坚决反对和耐心劝导，以及朱德、刘伯承等对张国焘的反党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张国焘被迫于1936年6月1日取消第二中央。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损失。1937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系统地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会议认为，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工作中，犯了许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则的错误，这些错误在鄂豫皖苏区的工作中已经开始存在着，在川陕苏区中尤其在他的最后一时期中，已经形成为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从退出川陕苏区到成立第二中央为止，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的登峰造极的时期。这是反党反中央的路线。张国焘由于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计，因此产生了对于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对自己的力量估计不足，丧失了红军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战胜敌人，创造新苏区，使苏维埃红军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心的自信心，而主张向中国西部荒僻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这是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会议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仍给张国焘改正错误和接受考验的机会，暂时把党的组织结论问题保留起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又让其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但张国焘耍弄两面派手法，表面上痛哭流涕地承认错误，实际上准备寻找机会，最后叛党。
4月5日，国共双方代表祭扫黄帝陵。国民党代表为中央委员蒋鼎文和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共产党代表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社会各界共500余人参加了祭典。蓄意叛逃的张国焘精心制订了叛逃计划。祭典结束后，张国焘不通知中共中央，即自行逃至西安，在西京招待所住了两天，没有与八路军驻陕办事处联系，只在火车快要开动前，用电话约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在车站上略淡几句。4月7日，在胡宗南保护下逃到武汉。到武汉后，不肯住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后经周恩来、王明、秦邦宪3人的多次规劝，才勉强住进办事处。
到武汉后，张国焘曾电告中共中央："不辞而别，歉甚，愿在武汉做些工作。"周恩来等人看到张国焘这种态度，遂认为他有回党工作的可能，因而做了大量说服工作。由于陕甘宁边区在名义上归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因而周恩来即陪张国焘晋见蒋介石。不料，在会见结束后渡江至江汉码头时，张国焘即乘周恩来与另一同行朋友谈话之机，抽身疾驰而跑，在武昌大街小巷乱跑乱撞数小时后，才在一预先约好的旅馆中住下。周恩来见张国焘逃脱后，即派人四处寻找，待找到张国焘时，他坚决不愿住在办事处，而是转住在朋友家。随后，周恩来等人多次找张国焘谈话，但他态度消极，再三提出回江西老家做老百姓，此后再不问政治了；同时，又私自去找陈独秀，想拉他出来另组共产党，遭到拒绝。有鉴于此，周恩来等人知道已无力挽救张国焘，遂于4月17日向他提出三点办法：（1）改正错误回党工作；（2）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段时间；（3）自动声明脱离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张国焘认为第一条不可能，可以在第二、第三条中考虑，并答应考虑两日后作答。不料谈话后不及一小时，张国焘即匆匆交给周恩来、王明、秦邦宪3人一封信，内称："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寓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安。"随后，即跑到太平洋饭店，投靠蒋介石去了。至此，张国焘便脱离了中国共产党。
18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内称："张国焘已于4月17日在武汉自行脱离中国共产党。查张国焘历年在党内曾犯错误，极多造成许多罪恶，其最著为1935年进行公开的反党反中央斗争，并自成立伪中央以破坏党的统一、破坏革命纪律，给中国革命以很多损失；在中央发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后，他始终表示不满与怀疑；西安事变时，他主张采取内战方针，怀疑中央的和平方针；此次不经中央许可，私自离开工作跑到武汉，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示绝望，并进行破坏全国抗日团结的各种活动。虽经中央采取各种方法促其觉悟回党工作，但仍毫无改悔，最后竞以书面申明自行脱离党。张国焘这种行动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张国焘历来机会主义错误最后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共中央为巩固党内的铁的纪律起见，特决定开除其党籍，并予以公布。"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后，还希望张国焘有所考虑，然而，张国焘仍一意孤行，中共中央见已无挽回可能，乃于22日将决定正式公之于世。至此，中共中央对张国焘已仁至义尽。此后，张国焘已不再是中国共产党一员了。
鲁艺成立
延安为纪念"一·二八"上海抗战6周年，决定召开一次隆重的纪念晚会。为此，从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机关集中六七十个生气勃勃的青年艺术家，仅仅花费两个星期就排演出四幕话剧《血祭上海》，公演20天，反响强烈。这次公演推动了延安艺术阵容的建立，也成为鲁艺成立的先声。后来在一次《血祭上海》座谈会上，有人建议创设艺术学院，赢得大家赞同。会上，毛泽东极力赞成成立艺术学院，并表示以最大力量帮助艺术学院的创立。一个星期后，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作为发起人，发布了《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内称："在这抗战时期中，我们不仅要为了抗日动员与利用一切现有的力量，并且应该去寻求和准备新的力量，这也就是说，我们应注意抗战急需的干部培养问题。‘干部决定一切！’这不仅在平时，而且在战时也是非常迫切的问题。在前线和日寇作浴血战斗的干部中，在后方动员工作中，都需要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成千成万的有力的干部，这是毫无疑义的。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最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因之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在目前也是不容稍缓的工作。我们边区对于抗战教育的实施，积极进行，已建立了许多培养适合于抗战需要的一般政治、军事干部的学校（如中国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而专门关于艺术方面的学校尚付缺如；因此我们决定创立这艺术学院，并且以已故的中国最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名，这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导师，并且表示我们要向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大踏步前进。我们深知，这鲁迅艺术学院的建立是件艰巨的工作，决非我们少数人有限的力量所能完全达到；因之，我们迫切地希望全国各界人士予以同情与援助，使其迅速成长。这也就是帮助了我国英勇的抗战更胜利的进展，以至获得最后的胜利，把日寇赶出中国。"随后，中共中央派沙可夫、李伯钊、左明等负责筹备。经过紧张的筹备，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鲁迅艺术学院是一所培养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艺术的创作、理论、组织各方面的专门人才的学校。它的教育方针是：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才，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
鲁迅艺术学院于1940年改称鲁迅艺术文学院，校址先后设于延安北门外、桥儿沟。首任院长为沙可夫，下设三处三系：教务处长沙可夫兼，训育处长许一新，秘书处长魏克多，戏剧系主任张庚，音乐系主任吕骥，美术系主任沃渣。1938年8月增设文学系，系主任周扬。1939年5月院部改组，设四处三部四系：教务处长吕骥，政治处长李华，院务处长龚依群，编译处长萧三，专修部长沙可夫，普通部长张庚，研究部主任赵毅敏，文学系主任沙可夫，戏剧系主任张庚，音乐系主任冼星海，美术系主任王曼硕。1939年11月吴玉章任院长，周扬为副院长。先后在各系任教的教师有周立波、何其芳、沙汀、卞之琳、艾青、萧军、陈荒煤、严文井、舒群、曹葆华、天蓝、公木、王寄愚、邵子南、孙犁、贺绿汀、马可、李焕之、周巍峙、左明、崔嵬、田方、钟敬之、张水华、袁文殊、凌子风、张仃、王朝闻、华君武等。鲁迅艺术学院学制初为6个月，后改为3年；课程分共同必修、共同选修、各系专修3种。到1944年累计招生5届，毕业学生685人。师生共创作各种剧本121个，文学系自1941年5月至1944年6月共发表各种文学作品333篇。1944年5月并入延安大学，称延安大学鲁迅文艺学院，1945年11月宣告结束。
鲁迅艺术学院附设有许多机构，比较著名的有：
实验剧团。1938年8月1日成立，首任主任王震之，导演左明、崔嵬、王震之。设组织、教育、剧务、总务四科。演出话剧《一心堂》、《打虎沟》、《团圆》、《血宴》，京剧《松林根》，歌剧《军民进行曲》。1939年3月经西安赴晋东南，在太行山区采风9个月，创作出许多作品，并进行了各种演出。1940年2月与教务处艺术指导科合并，田方任团长。实验剧团在延安及其他根据地演出了《日出》、《带枪的人》、《军民之间》、《三光政策》等剧目，1944年4月后活动结束。
文艺工作团。1939年3月10日成立，主任为陈荒煤。旋即赴晋东南，分别采访了八路军总部、第一二九师师部等。1940年7月设创作、理论两组。1941年9月撤销。
平剧团。成立于1940年4月5日，团长为符律衡，下设研究、教练、演出、指导四科。先后演出《甘露寺》、《宋江》、《玉堂春》、《宝莲灯》、《群英会》、《空城计》等剧目。1942年10月并入平剧研究院。
音乐工作团。成立于1940年7月15日，团长为吕骥兼任，下设研究、演奏、音乐三科。该团既注重音乐理论与技术的研究，又注重群众性的音乐组织和发动工作，还积极举办各种形式的音乐会。1942年1月与文艺工作团、实验剧团等分赴陇东、关中、三边、绥德、郧县、安塞及延安附近采风演出，旋即活动结束。
美术工场。1940年7月15日成立，江丰、钟敬之、华君武等先后负责。下设创作科、研究科、工务科等机构。1941年1月举办首次展览会，共展出木刻、绘画、雕塑及其他美术作品100余件。
华中分院。1941年2月8日成立于江苏盐城，刘少奇任院长，丘东平、黄源先后任教导主任。下设四系：文学系主任陈岛，戏剧系主任刘保罗，音乐系主任何士德，美术系主任莫璞。另设普通训练班和少年队。课程分为政治、艺术两大门类，附设实验剧团一个。华中分院主要为新四军培养革命文艺干部，各系按专业组织艺术创作，文学系写墙头诗，美术系出刊《民众画廊》，戏剧系及实验剧团排演了《皖南一家》、《怒吼吧，长江》、《反投降》、《人约黄昏后》等剧目，音乐系开展演唱宣传。后停办。
晋东南分院。1940年1月25日成立于山西武乡，校长李伯钊。设三个系、一个实验剧团和一个木刻工厂：戏剧系主任先后为伊林、洪禹，音乐系主任常苏民，美术系主任杨角，实验剧团团长先后为伊林、吕班，木刻工厂负责人为彦涵、罗工柳。1942年增设文学研究班。学制3个月至1年不等，学员来自晋察冀、晋海根据地，共招收4届。1942年冬结束。
晋西北分院。1942年10月19日成立，贺龙为董事长，欧阳山等被聘为院长。设戏剧、音乐两系和美术队。1943年夏秋之际停办。
鲁迅艺术学院不仅培养了大批革命文品。艺人才，而且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作。
徐州会战
台儿庄战役结束后，日军为挽救败局，决定调集重兵，四面合围战略重镇徐州。1938年4月7日，日本大本营下达徐州作战令，决以华北方面军一部占据兰封以东陇海线以北地区，以华中派遣军一部配合作战，占据徐州及徐州以南津浦线及合肥地区。当天，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制定《徐州附近作战指导要领案》，将徐州作战开始时间定为4月下旬。日军用于徐州作战的兵力有：华北方面军第五、第十、第十六、第一○三、第一师团等，由西尾寿造指挥；华中派遣军第三、第九、第十三、第一○一等师团，由畑俊六指挥。日军兵力共13个师团30余万人。4月间，日军从平、津、晋、绥、苏、皖等地调动兵力，分6路向徐州进行大包围，以图歼灭中国第五战区军队。
为保卫徐州，扩大台儿庄战役胜利成果，确保战略主动地位，蒋介石坚持应在徐州与日军进行决战，并陆续从各大战区调集精兵，充实第五战区守备力量，总兵力达45万余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不同意在徐州地区与日军决战，因为该处地势平坦，无险可守，利于日军作战；且大规模战略决战，有违长期消耗战的既定方针。但因蒋意甚决，李宗仁只好妥为布置：以3个军组成淮南兵团，由李品仙任总司令；4个军组成淮北兵团，由廖磊任总司令；9个军组成鲁南兵团，由孙连仲任总司令；3个军组成陇海兵团，汤恩伯任总司令；2个军组成苏北兵团，由韩德勤任总司令。5个兵团在李宗仁统率下，以徐州为中心，协同作战。
18日，日军华北方面军第十师团向峄县发起进攻，徐州会战开始。日军分南北两路进攻。北路日军第十师团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陷于苦战状态。但第十师团依靠现代化装备，逐渐摆脱不利局面。5月15日，从山东临城出发，渡过微山湖，16日到达沛县，19日推进到徐州以北地区，准备从北面进攻徐州。日军第五师团自4月下旬起先后攻占临沂、郯城。5月15日，突破中国军队防线，向宿县推进，从陇海路东端形成对徐州的包围。第十六师团于5月9日从山东济宁出发，14日攻占金乡，18日推进到离徐州22公里处，从西北面进攻徐州。
南路日军第六师团在占领安徽和县、巢县之后，于5月14日占领合肥。第一○一师团由江苏东台出发，占领盐城，5月7日攻陷阜宁。第十三师团于5月9日攻占蒙城，13日到达徐州西面永城，从西南面包围徐州。第三师团于5月6日在蚌埠、怀远集结，15日推进到大营集，与第九师团平行向徐州南面推进。第九师团于5月10日推进到板桥一带，13日攻占百善。至此，南北日军已完成了对徐州的包围。
徐州为苏北重镇，位于陇海线和津浦线交叉处，扼苏、鲁、豫、皖四省要冲，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徐州的得失，直接关系到中日战局今后的发展态势。面对日军的进攻，中国军队也分南北两线进行抵抗。在北线，中国军队在峄县、向城、邳县、临沂一线与日军展开激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并坚守台儿庄、禹王山一线，粉碎了日军中央突破、直下徐州的企图；在南线，中国军队也进行了一定的抵抗。但从总体上看，中国军队并未进行像样的战役，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从而导致日军对徐州形成合围、夹击之势。为摆脱徐州会战的不利态势，中国最高统帅部决定，除留第二十四集团军在苏北、第六十九军及海军陆战队在鲁南、鲁中坚持外，第五战区主力部队于5月15日起向西南转移，以刘汝明第六十八军为掩护，其余各部分5路突围：（1）李宗仁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及廖磊集团军由徐州沿津浦路南下，至宿县折向西南，于界沟过涡河封锁线；（2）汤恩伯部及机械化兵团由陇海路运河车站向西推进，于符离集北越过津浦路，突破宿县、永城封锁线，在涡阳突破涡河封锁线；（3）孙连仲部及张自忠部由台儿庄向西南退却，自徐州南越过萧县以西封锁线，在永城附近突破封锁线；（4）关麟征部及川军一部由徐州越陇海路，向西北退却，突破黄口、李庄封锁线；（5）孙震部由津浦路柳泉向东南退却，越陇海路，经泗县折西南行，在固镇、蚌埠间过津浦路，于怀远以西突破涡河封锁线。5月17日晚，汤恩伯部担任中央突围任务。由于指挥得当，中国军队得以有秩序地退却，于5月下旬退至皖西豫南地区。刘汝明第六十八军掩护各部撤退完毕后，于5月19日放弃徐州，日军遂于当日占领徐州，徐州会战宣告结束。
在徐州会战中，中日双方都投入了巨大兵力。日军虽取得会战的胜利，打通了津浦线，扩大了占领区，为武汉作战解除了后顾之忧，但未达到聚歼中国军队主力的预期目标。中国军队没有给日军以有效的打击，而徐州的失陷，使中国失去了牵制日军的战略要地和防御武汉的屏障，被迫采取正面作战防御武汉，从而给武汉会战以巨大影响。
毛泽东演说《论持久战》
抗战爆发以后，亡国论、速胜论不绝于耳，严重影响着抗日战争的进程。与此同时，中国人民渴望抗战的胜利，迫切要求解答战争的进程会怎样发展、能否取得胜利、是持久战还是速决战、怎样进行持久战，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等根本性问题。为了给全国人民指明胜利的前途，毛泽东于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讲演了著名的《论持久战》，系统地论述了有关持久战的基本问题。
毛泽东全面考察和论证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这一抗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战争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基本特点：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上失道寡助；中国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援助中国的。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亡国论者只看到敌人暂时强大的一面，忽视了我们时代进步的一面，犯了唯武器论等错误，看重了强弱一个矛盾，把它夸大起来作为全部问题的论据，而忽略了其他的矛盾。速胜论者则忘记了敌强我弱这个矛盾，夸大了中国的长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白以为是。亡国论和速胜论都是错误的，都是主观、片面地看问题，都是战争问题巾的唯心论和机械论。因此，"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毛泽东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发展阶段而取得最后胜利。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这一阶段，敌人依仗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对我国发动全面进攻，企图一举攻占我战略要地，整个征服中国；我所采取的战争形式，主要的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中国虽有颇大的损失，但是同时却有颇大的进步，这种进步就成为第二阶段继续抗战的主要基础。第二阶段是战略相持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阶段。由于日军兵力不足和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日军的困难进一步增加；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除正面防御部队外，我军将大量地转入敌后，比较地分散配置，依托一切敌人未占区域，配合民众武装，向敌人占领地作广泛的和猛烈的游击战争，并尽可能地调动敌人于运动战中消灭之。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第三阶段是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阶段，也是持久战的最后阶段。这一阶段，我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完全解放我国的领土。我所采取的主要的战争形式仍将是运动战，但是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游击战仍将起着很大的战略配合作用。经过以上三个阶段，中日双方的力量将向不同的方向发生变化，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
毛泽东认为，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是持久战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内线和外线、有后方和无后方、包围和反包围、大块和小块四种情况上。根据这些情况，毛泽东指出，持久战是抗日战争的总的战略方针，为了实现持久战，还必须有一套具体的战略方针，即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中，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中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总之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在第三阶段中，是战略的反攻战。毛泽东分析了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三种作战形式的特点和它们在抗日战争中的变化及地位，认为抗日战争的作战形式中，主要的是运动战，其次是游击战。游击战的战略作用一是辅助正规战，一是把自己也变为正规战。八路军、新四军作战的主要形式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毛泽东还正确规定了人民战争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着重阐明了"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为了动员民众，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对全军全民进行广大的政治动员，普遍地深入地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发动全军全民的积极性，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论持久战》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持久战科学理论的系统总结，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解决抗日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是对亡国论、速胜论和轻视游击战争等错误思想的有力批驳，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军事思想和哲学思想，对争取持久抗战的最后胜利，起了极大的动员、指导作用。
花园口决堤
徐州失陷后，日军继续加强攻势，向中原地区迫进。日军第十四师团由山东濮县南下，在兰封附近受到中国军队的阻击，双方发生激战，日军子6月3日再陷兰封；6日攻陷开封，7日取中牟；第十六师团于6月初进入杞县、尉氏、睢县；第十师团直指太康。在日军的攻击下，中原重镇、第一战区指挥中心郑州，处于日军直接攻击之下。面对日军的迅猛进攻，蒋介石苦无良策，决定炸毁黄河大堤，以洪水阻敌西进。6月1日，蒋介石在武汉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秘密决定决黄河堤，以阻日军西进，并指定由第一战区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商震负责督工实施。根据蒋介石的指令，第一战区拟定在赵口、花园口决堤，具体施工计划是：在堤岸的内侧适当而迅速地构成必要的掩蔽部和交通壕，并设置伪装，切戒暴露，特别是遇敌空袭或探照时更要肃静沉着；以连为单位，适当配备兵力，分点进行掘土作业，轮流休息；决口前关于动员农民迁移、安置、救济事项，统由河南省民政厅派员协同各工段部队长认真妥善办理；决口工事，各部队长按规定任务，分配所属积极进行。
商震第二十集团军奉命派第五十三军一个团在河南中牟县境赵口决堤，并限当夜12时放水，虽然使用大量黄色炸药与地雷，但由于该处土质多流沙，坑道随挖随塌，施工困难，虽挖开两道决口，但流量甚小，未能达到预期目的。而此时日军已逼近中牟日沙镇，形势紧张。6月6日，第二十集团军新八师师长蒋在珍以赵口决堤失败，建议在该师防区内郑县花园口另行决口，并得赏金2000元。当晚，蒋在珍即布置所部准备在花园口决堤。决堤前，蒋在珍强行把花园口一带居民都赶到5公里以外，以便施工。6月7日，花园口决堤开工，蒋在珍选调800名强壮士兵，编成5个小队，日夜轮流掘堤，夜间以汽车上的灯光照明；又征调农民水缸数十口，装上炸药进行爆破；并派工兵在大堤斜坡进行爆破。蒋在珍移驻花园口，监督决堤工程。6月9日，花园口决堤成功放水。随后，又从郑州运来两门平射炮，向决口发射了六七十炮，使决口迅速扩大；6月10日恰逢大雨，水势愈来愈猛，决口逐渐扩至370余米。花园口决堤后，滔滔黄水由中牟、尉氏沿贾鲁河南犯，经扶沟、淮阳，由河南而入安徽再入江苏，泄人洪泽湖，沿运河入长江，流人东海。洪水所到之处，即变成荒无人烟的黄泛区。整个黄泛区跨越豫皖苏三省，自西北至东南，长40余公里，宽30至80公里，3省44个县市、5.4万平方公里土地成为泽国，89万人被溺死，1000多万灾民流离失所。从此，荒无人烟的黄泛区，年年给人民带来严重灾难。
花园口决堤确实使日军西进势头被阻，日军由陇海路西进、转由平汉路进攻武汉计划被迫改变，日军约4个师团困陷于黄泛区，损失达2个师团以上。为救援陷于黄泛区的日军，花费了大量的物资和人力。但所有这些，均无法掩盖国民党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花园口决堤后，为欺蒙视听，推卸罪责，中央通讯社于6月11、12日发出专电，宣称敌机不断以飞机大炮猛烈轰炸，将花园口堤垣轰毁一段，造成决口，更在决口处扩大轰炸，致洪水猛涨，难民死伤无数。为欺骗外国记者，新八师伪造了一个轰炸现场，并且从郑州专员公署调来2000余民工，加上新八师部队，以大批高粱秸塞上石头，沉人决口；还运来一些木船，装上石头堵塞缺口；新八师在外国记者到来之前，还专门作了一次抢堵决口的演习。然而，历史事实是无法歪曲、掩盖的，蒋介石国民党的骗局很快为中外正义人士所识破。
武汉会战
徐州会战结束后，日军决定发起武汉作战，占领中国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武汉，迫使中国屈服。6月15日，日本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攻占武汉，控制中原腹地，迫蒋介石屈服，结束侵华战争。为达此目的，日本在军事上作了调整和部署，以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烟俊六大将统一指挥武汉作战；以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第六、第九、第二十七、第一○一、第一○六师团，在江西庐山集结，分兵沿长江两岸向武汉推进，从东面和南面包围武汉，进行主攻作战，主力置于江南地区；以第二军司令官东久迩宫稔彦王指挥第三、第十、第十三、第十六师团，在合肥集结，沿大别山北麓向武汉推进，从北面包围武汉，进行配合作战。连同海空军，日军总兵力达35万余人。
徐州会战后，中国第一战区程潜部主力退至河南信阳以西，第五战区李宗仁部退守鄂豫皖边境大别山一带；又新编第九战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统辖鄱阳湖以西，江西、湖南全省及鄂南地区；第三战区顾祝同部驻守九江以下长江南岸一带。为保卫武汉，中国政府决定以第五、第九两个战区所属部队14个集团军、1个江防军、1个武汉卫戍司令部、57个军、129个师，另配合骑炮工兵及飞机与长江舰队参加作战，总兵力约100万余人，利用鄱阳湖、大别山脉、幕阜山脉和长江两岸山川湖沼等天然屏障，组成4个兵团作战：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沿庐山山脉和鄱阳湖西岸布防，威胁沿长江西进敌人之侧背；第二兵团总司令张发奎，沿九宫山脉布防，阻敌沿瑞昌至武昌公路前进；第三兵团总司令孙连仲，阻击沿大别山北麓前进之敌；第四兵团总司令李品仙，阻击沿大别山南麓前进之敌。
12日，日军波田支队在安庆登陆，旋即占领安庆，武汉会战正式开始。主要作战地域在长江南北两岸进行。在长江南岸，日军分两路进攻：一路自九江出发，沿瑞昌至武昌公路夺取阳新，然后分兵北趋大冶、鄂城，拊武汉东南，并截断皇汉线，然后北攻武昌；一路自九江沿南浔路南下，夺取德安而窥南昌，切断浙赣铁路，对武汉作迂回包围。日军继攻占安庆后，又于6月26日和7月4口攻占马当和湖口。为阻止日军前进，中国军队在九江南浔路一线及庐山两侧，利用有利地形，节节抵抗。7月26日，日军攻占九江，从而取得攻击武汉的桥头堡。随后，日军分成两路攻击前进。左路日军沿南浔线向德安推进，中国军队于10月10日在万家岭一带组织反击，歼日军4个联队；右路日军于9月份向瑞昌攻击，攻占瑞昌、马头镇、富池口等地，中国军队张发奎部沿线阻击，但未能阻止日军进攻势头，10月5日日军占箬溪，续陷辛潭铺，迫近粤汉铁路重镇咸宁，迂回至武昌以南地区。在长江北岸，日军分三路进攻：一路沿合肥至信阳公路自六安、潢川西趋信阳，切断平汉路，进迫武汉北面；一路自六安、商城向西南穿过大别山扑麻城，进逼武汉东北面；一路从宿松、黄梅出动，经广济、武穴，扑浠水，然后西进，进迫武汉东面。北路日军沿合肥至信阳公路向信阳推进，中国军队沿线展开顽强抗击，使日军进展缓慢，直至10月12日才占领信阳，切断平汉路，从北面拊击武汉，达成对武汉的合围。中路日军于8月29日攻陷六安、霍邱，连夜渡史河西进，直趋固始、商城，中国守军依凭富金山险峻地形，与敌血战，给敌以重创。9月16日，商城失陷；10月25日和27日，麻城、黄安失陷；30日，孝感失陷。南路日军于9月6日攻陷广济，续占武穴，29日攻占田家镇要塞，10月19日再占浠水，25日攻占武汉外围据点黄陂。
至10月下旬，日军从东、北、南三面包围了武汉。为策应武汉作战，10月12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并于21日攻陷广州。由于平汉路正面门户洞开，长江天险亦被日军突破，武汉三镇已完全陷于日军包围之中，周围各要隘亦纷纷沦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最高统帅部为免遭中国军队被围歼，于10月24日下令放弃武汉，并撤退武汉外围部队。25日，汉口弃守；26日，武昌失陷；27日，汉阳失陷。至此，武汉三镇已沦于敌手，武汉会战结束。
武汉会战是中日全面开战以来，双方出动兵力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武汉会战历时4个半月，大小战斗数百次，日军死伤达10万以上，中国军队遗尸14余万具，被俘官兵9000余人。武汉会战后，抗日战争进入更为艰苦的相持阶段。
本统制华北、华中经济
军侵占华北、华中广大地域后，迫切需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军需工业，以实现军需物资的完全自给。于是，日本提出了"以战养战"政策，对沦陷区工矿业的掠夺，由赤裸裸的军事霸占改为所谓"中日合作"。1938年3月24日，日本内阁通过华北开发会社和华中发展会社组织草案，从而为日军统制华北、华中经济奠定了基础。
6月27日，华北开发会社在日本首相官邸召开成立大会。该公司法定资本金3.5亿日元，由日本政府和各大财阀对半出资。日本政府出资多系掠自华北的资财，如铁道、桥梁、建筑物、机车等。以后，日本政府又陆续合并一些战前日本在华北地区的企业。1939年又从满铁接收兴中公司的全部股票。1943年12月，日本内阁决定其法定资本金扩大为4.43亿日元。该公司还发行债券32次，发行额达10.375亿日元，承购者多为日本第一流财阀。华北开发公司以太谷尊为总裁，总部设于东京，在北京、张家口两地设有分社。为便于掠夺华北地区资源，该公司的资金、股票逐渐汇集到北京分社，因而北京分社日渐取代了总社地位。华北开发公司下设有庞大的门类繁多的子公司和孙公司。开始有铁道、港湾、通信、电气、铁矿、煤矿、盐业、石炭液化等八大子公司，到1944年子公司已多达30多个，孙公司有60多个，资金总额达21亿余元，除开发公司投资外，还吸收日本民间财团和华北伪政权投资。华北开发公司较重要的子公司有华北交通、青岛埠头、华北电信电话、华北电业、蒙疆电业、大同炭矿、井陉煤矿、龙烟铁矿、华北盐业、山西产业等。该公司采取独家经营、一元化统制的原则，统制的事业包括铁矿、矾土、煤矿、棉花、盐业、交通运输、电信电话及电力事业等。由于日本成立华北开发公司的主要目的是以战养战，因而开发与掠夺的重点是军需品，从而造成华北地区煤、铁、盐等军需物资的开采成倍增长，而其他工业普遍减产，使华北工矿业成为日本军事经济的附庸。华北开发公司所属厂矿多数是在霸占中国原有工矿业基础上成立的，日本侵略者为玩弄"中日合办"骗局，允许中国资本家投资45％，实际是骗取中国资金，实权仍操纵在日本人手中。除统制事业外，对所谓的自由事业，如纺织、面粉、造纸等，采取委任经营的方式进行掠夺。华北开发公司控制了华北占领区所有的工矿企业，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搜刮华北经济资源、统制华北经济的重要机构。根据其经济掠夺计划，到1943年止，铁矿石年产量达300万吨，全部输往日本；铣铁80万吨，一半输往日本；钢材40万吨，全部输往日本；煤3000万吨，1／3输往日本；煤炭液100万吨，全部输往日本；盐100万吨，苏打40万吨；大部输往日本。1945年日本投降后，华北开发公司被国民政府接收。
11月7日，华中发展会社于上海成立。日华贸易协会会长儿玉谦次任总裁。总部设于上海，在东京设分公司，在南京、浙江等地设办事处。资本1亿日元，实收100万元，由日本政府和各个财团对半出资组成。1942年总投资额为24431万日元。日本政府可对公司业务、金库帐册及文书等进行监督，并在该公司设监理官。华中发展会社仍采用"中日合办"的欺骗手段，允许中国资本家投资51％，实际是骗取中国资金。华中发展会社经营事业包括：一般矿产、煤、盐、水产、蚕丝、交通运输、瓦斯、电气、水电、电讯电话及上海房地产，重点为煤、铁和交通运输。该公司成立后，即接办日军管理下的兴中公司在华中地区的8家大公司；1938年设立华中矿业公司，统制铁矿及非铁金属矿产的开发；1939年后相继创设华中铁道、华中盐业、淮南煤矿公司、振兴住宅组合、中华轮船公司、华中运输公司等。1943年又与大中华火柴厂合办华中火柴公司。至此，华中发展会社已有15家子公司、1家组合。各公司下辖若干厂矿。这些公司厂矿实收资本中，有不少是掠夺中国原有厂矿设备器材扩充的实物资本。华中开发会社统制了华中矿业、水电、电气通讯、水产、蚕丝、铁道、轮船等产业。除统制产业外，还对纺织、毛纺、面粉、烟草、啤酒、造纸、火柴、硫酸、水泥等所谓自由事业，采取委任经营方式进行掠夺。华中发展会社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搜刮华中经济资源、统制华中经济的重要机构。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该机构由国民政府接收。
华北开发公司和华中发展会社为日军掠夺了大量的中国资源，对中国沦陷区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
保卫中国同盟成立
抗日战争爆发后，著名民主人士宋庆龄积极为抗日救国奔走。宋庆龄充分运用自己广泛而独特的影响，广交中外著名人士，于1938年6月在香港成立爱国组织保卫中国同盟，中外著名人士保罗·罗伯逊、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克来尔·尔什、托马斯·曼、冯玉祥、孙科、宋子文等被邀为发起人。宋庆龄亲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宋子文任会长，当时在香港的一些国际友人在保卫中国同盟任职，如香港医务总监司徒永觉夫人希尔达·沙尔文——克拉克女士任书记，香港大学教授诺曼·法朗士任司库，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任宣传。在香港的国民党左派人士何香凝、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及廖梦醒、王安娜、金仲华、邹韬奋等人，都同保卫中国同盟有着密切联系。根据宋庆龄、宋子文、克拉克、法朗士、爱泼斯坦联名签署的《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宣言》，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设于香港。宣言认为，外国朋友对中国的真实情况不甚了解，因而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援也就遭到阻碍，所以，同盟的目标是：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同盟的宗旨是宣传抗战，争取外援。宣言表示：保卫中国同盟愿意同所有的外国援华机构合作，成为中国人民和资金、物资捐赠者之间的桥梁，将告知国外有关机构，中国需要什么，并且注意资金、物资是否按照需要和原捐赠机构的意见分。
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后，积极同外国援华机构建立联系，并在这些援华机构所在的国家里改组成立保盟支部或成为保盟的盟员，保盟将充分尊重其独立性。在宋庆龄等人的努力下，美国援华会、英国的中国运动委员会、美国的中国人民之友社、法国巴黎的中国人民之友社、纽约的美国医药援华会、伦敦医疗援华委员会、旧金山援华会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和平民主联盟等援华机构，向中国捐赠了大量的医药和其他救济物资。欧洲大战爆发后，欧美的外来援助急剧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宋庆龄与宋子文于1940年4月15日联名发表《帮助中国就是帮助你们自己——致海外友人的一封信》，向海外朋友介绍了中国在武装抵抗、战时建设、难民就业和战时救济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并呼吁海外友人尽一切力量援助中国，一直到巾国获胜为止。保卫中国同盟作为一个国际性统一战线组织，吸收了大量外国友人参加工作。保盟中央委员会下设的4个工作委员会均由外国友人负责：财政委员会由法朗士负责，运送委员会由贝克登负责，宣传出版委员会由克拉克负责，促进委员会由玛丽恩·苔德莉负责。在保卫中国同盟的机关刊物《新闻通讯》编创人员中，宋庆龄邀请不少国际友人任编辑人员和撰稿人。爱泼斯坦主持《新闻通讯》编辑工作。该刊为半月刊，用中、英文发行，直接寄往世界各地，主要报道中国抗战情况和宣传保卫中国反对日本侵略的意义。爱泼斯坦发表过战地报告《冲破封锁到中国》、《中国的经济前线》等。美国友人马海德担任保盟驻根据地观察员，详尽地介绍了八路军医疗事业及其他方面情况，如《国际和平医院》、《我认识的诺尔曼·白求恩》、《战火中诞生的艺术学校》等。德国友人王安娜、英国友人霍格、美国友人埃文斯·卡尔逊、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杰姆斯·贝特兰等，都在《新闻通讯》发表过文章，向世界介绍中国抗日战争的见闻。
抗日战争期间，保卫中国同盟向全世界募集了大量医药和其他援助物资，重点支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1938年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建立国际和平医院，英国援华会提供了2450英镑的建院费，白求恩为首任院长。以后又陆续建立了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中央医院五台山医院、晋南战地医院等，逐步发展到8个中心医院和42所分院的医疗网。保盟还介绍外国志愿医务人员到抗日根据地参加战时救护工作，如白求恩、柯棣华、巴苏华、爱德华、木克华、仇克华、罗森塔尔、米勒等。1939年春，新四军急需2万条毛毯御寒，求助于保卫中国同盟。宋庆龄立即决定发起募集2万条毛毯运动，并在《新闻通讯》上发表《伤员们需要两万条毛毯》的文章，以求助于外国援华机构。在宋庆龄等人的努力下，从1939年7月到1940年1月，保卫中国同盟共收到26大箱毛毯，以及大量的捐款，帮助新四军渡过了难关。在抗日战争期间，保卫中国同盟作为中国与国际间联系的一座桥梁，加强了中国与国际间的联系，为中国的抗战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国民参政会成立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起见，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组织国民参政会案》，决定成立国民参政会。4月12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规定国民参政会为国民政府的咨询机关，有权议决政府对内对外重要方针，决议案需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有权听取政府施政报告并提出建议、询问案等，初置国民参政员150名，后又增至200名和290名，由各方遴选著有信望人士，经资格审议后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大多为国民党员。6月6日，国民政府聘请中共党员毛泽东、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陈绍禹、秦邦宪、邓颖超7人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参政会取议长制，后改为主席团制，设议长、副议长各一人，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6月16日，国民政府公布汪精卫、张伯苓为正、副议长。下设秘书处，由国民政府特派秘书长、副秘书长主持日常事务。休会期间，设驻会委员会，由参政员25人组成，为常任机构。
国民参政会为各党派和各界人士公开发表自己的政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场所，因而社会各界极为重视。7月5日，毛泽东等中共7参政员联名发表了《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指出国民参政会的召开，显示着我国政治生活向民主制度的一个进步，显示着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域的团结统一的一个进展；建议会议讨论动员军力人力物力财力保卫大武汉，改革征兵制度，改善人民生活，普遍发动民众组织民众，确保人民集会出版结社之自由及保证各抗战党派之合法权利等，拓宽了会议的议题。毛泽东没有参加会议，他在给大会的电文中指出，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措施有三：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
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汪精卫任议长，张伯苓任副议长，秘书长王世杰，参政员136人出席，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各院部会长官亦到会。汪精卫致开幕词。蒋介石在致词中宣称，本会最重大的意义和唯一目的，就是要集中全民族的力量，对侵略势力作殊死的斗争，以求得抗战的胜利和建国的成功；为达此目的，必须完成加强团结、巩固统一及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础两项基本任务。会议听取了财政、军事、外交、内政、经济、交通、教育、民众运动等报告，各参政员纷纷提出议案，大会收到议案125件。大会通过了《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拥护政府长期抗战国策案》、《改善各级行政机关案》、《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案》、《调整民众团体以发挥民力案》等，会议还发表了宣言。这些提案和宣言，表示国难严重，各党各派应共同救国，动员一切物力、人力，与侵略者作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利；承认各党各派各界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民主政治，保障民生，增进生产，加速建设；否认南北傀儡组织。7月15日，会议闭幕，选举张君劢、胡适、董必武、陈绍禹等25人为驻会委员会委员。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参政会举行了一届一次、一届二次、一届三次、一届四次、一届五次、二届一次、二届二次、三届一次、三届二次、三届三次、四届一次大会。一届二次大会于1938年10月28日至11月6日在重庆举行，会议通过了《拥护全面抗战，持久抗战，争取主动，完成抗战建国之任务案》、《严惩汉奸傀儡案》、《撤销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案》等提案；一届三次大会于1939年2月12日至21日在重庆召开，会议通过了《加强民权主义的实施，发挥民气以利抗战案》、《请政府实行选贤与能以澄清吏治案》等议案；一届四次大会于1939年9月9日至18日在重庆举行，会议通过了《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案》、《声讨汪逆及附逆诸奸案》等议案；一届五次大会于1940年4月1日至10日在重庆举行，会议通过了《声讨汪逆兆铭南京伪组织通电》、《平抑物价案》等提案，讨论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二届一次大会于1941年3月1日至18日在重庆举行，由于皖南事变发生，中共七参政员抵制了会议，会议作出了攻击第十八集团军的决议；二届二次大会于1941年11月17日至26日在重庆举行，会议通过了《收复失地及抗战目的案》、《促进民治案》等议案。三届一次大会于1942年10月22日至31日在重庆举行，会议通过了《加强强制物价方案》等议案；三届二次大会于1943年9月18日至27日在重庆举行，会议强行通过了《关于第十八集团军之决议》、《战后工业建设纲领案》等议案；三届三次大会于1944年9月5日至18日在重庆举行，会议通过了《严惩贪污案》、《加强中苏友好关系案》等议案。四届一次大会于1945年7月7日至20日在重庆举行，中共参政员和其他方面参政员未出席，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决议》等议案。抗战结束后，召开了四届二次、四届三次大会。1948年3月因国民政府"行宪"国大即将召开而宣告结束。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参政会虽没有成为名副其实的民意机关，但给各党派和各界人士一个公开发表政见的场所，是有利于抗日和民主的。
开发后75经济
抗战爆发后，随着东部富庶地区的沦陷和沿海工厂的内迁，后方经济的开发被提到议事日程上。由于以西南为中心的后方基本上没有什么近代工业，因而国民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发展战时经济。
在工业方面，首先督促和扶持内迁厂矿复工。到1940年止，内迁厂矿已大部完成建厂复工作，有308家工厂复工，约占内迁工厂总数的70％。其次，确定以军需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发展方针，并根据战时特点，优先发展重工业。国民政府拟定了在四川、云南、贵州为中心开发区的重工业发展计划，重点投资重工业，其中优先投资石油、电力、机械、电器、钢铁、金属冶炼等重工业部门。又采取"工矿并举"方针，重点开发铁、钨、锑、锡、汞，发现了许多新矿；新建和扩建了一批大型煤矿，煤炭年产量从1938年的470万吨增至1943年的662万吨；新发现并开发了甘肃玉门油矿，原油产量由1939年的12.9万加仑增至1944年的2120万加仑。矿产资源的开发，为重工业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而钨、锑、锡、汞等稀有矿产，也成为战时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资源。后方电力工业飞速发展，至1945年，后方共新建电厂19家，加上旧电厂，后方电厂装机总容量7.36万千瓦，比1938年增长一倍多；发电度数为196695千度，比1938年增长1.67倍。后方钢铁企业达4000多家，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连接川、康、滇、黔的西南钢铁基地。抗战8年共产钢45264吨，铁近25万吨。机器工业主要是在内迁工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无论厂数或资本额均列各行业前3名。化学水泥工业初具规模，水泥、硫酸、盐酸、动力酒精等年产量逐年增长。后方兵器工业得到长足发展，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后方兵工厂共有32家，主要分布在重庆及川、黔、滇、湘等省市，步枪、重机枪1945年产量比1934年分别提高2倍和9倍，抗战期间所需兵器大部由后方兵器工厂补给。第三，积极扶持民营厂矿的发展。在重点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国民政府在人力、物力上大力扶持民营厂矿，制定多种奖励工业发展的法规，在资金上予以协助，帮助各工矿企业购备材料，帮助招募技术员工，这些措施使后方民营工业在1942年以前得到飞速的发展，但其后虚盈实亏现象日益严重。后方工业的发展，满足了战时军需民用，促进了后方近代化工业的建立和发展。
在农业方面，国民政府积极发展农村金融，建立以合作金库、农业仓库、农村信用合作社为基层组织的农业金融机构，允许农民以农产品作抵押取得贷款。大量开垦荒地，到1942年底，大后方共有垦殖单位116个，垦民69091人，垦地面积123万余亩。大量荒地的开垦，奠定了粮棉增产的基础，也安置了大量难民。积极兴修水利，其中以陕西、甘肃、四川成效最大，除整修旧水利工程外，还积极新建水利工程，至1946年，后方已竣工的水利工程64处，可灌溉面积153.1万余亩。大力推广农业技术改良项目，改良品种、防治病虫害、使用新式肥料、改良农具、改进耕作方法、推广畜牧兽医技术、发展农村副业等。重点抓良种推广，再生稻、中熟稻、晚熟稻、两季稻及斯、德、脱3种字号棉的推广，提高了粮、棉产量。后方稻谷、小麦产量有了大幅度增长，从1938年后，年产量都达到1亿石左右；棉花产量1940、1941年都保持在270担左右，1942年以后虽有回跌，但以后几年又有上升。后方粮棉产量的提高，为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交通方面，大后方交通十分闭塞，为了发展经济、满足军民运输需要，就必须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事业。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竭力赶筑西南西北新铁路交通网，至1945年3月底止，共建新路近2000公里，测量铁路线5814公里，著名的有湘桂铁路、滇缅铁路、黔桂铁路等。从1938年至1945年，后方共新建公路11675公里，改善公路88901.5公里，公路成为大后方运输主力，著名的有桂越路、滇缅路、滇越路、中印公路、甘新路等。航运方面，积极开辟新线，航线里程由1937年的8569公里增至1945年的21783公里，其中以昆明、宜宾、泸县为起点到印度丁江问的3条短程国际航线的开辟最有意义，月运量最高达2400吨，弥补了滇缅公路被封锁的不足，大量输入援华物资，创造了世界空运史的奇迹。水运和驿运方面也得到改善和发展，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
大后方经济的开发，促进了后方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后方的经济格局和经济发展态势，满足了军需民用，为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张鼓峰事件
6月，日本关东军不断在苏联与伪满洲国边境寻衅滋事，妄图挑起武装冲突，转移国际视听。7月初，苏联士兵30余人为抵制日军越过边境，侵入苏境骚扰，来到中苏蒙三国交界的张鼓峰地区构筑工事，引起日"满"方的抗议。7月14日，伪满洲国外务局训令北满外交技术员向苏联代理总领事库茨莱索夫提出严重抗议。次日，日驻苏代办照会苏联代理外交人民委员，要求从张鼓峰迅速撤回苏军。日本军部还扬言，如苏联不肯让步，日本当不惜与苏联一战。7月21日，日驻苏大使重光葵访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要求撤退苏联边防军，否则日本当诉诸武力。李维诺夫依据1869年《中俄珲春条约》所附之地图，指出张鼓峰属苏联领土，苏联政府决不以重光葵毫无根据之要求而变更苏联军队之驻扎地点。此后，日军即调集兵力，准备发动进攻。
7月30日，日本驻朝鲜军第十九师团向张鼓峰苏军阵地发起进攻，战争突然爆发。苏联边防军当即采取步骤，将日军驱逐出境；苏联政府也令驻东京苏联代办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7月31日，日军又于哈桑湖西山地侵入苏联边境，突然袭击苏联边防军。8月1日晚3时，日军又在炮火掩护下，猛攻苏联边境前哨部队，占领张鼓峰和沙革峰。同时，日军炮队也开始轰击邻近高地及苏军背后公路，阻止苏军增援部队。但数小时后，苏军增援部队赶到，将日军赶出苏境之外。8月2日清晨，日军再度向张鼓峰进犯，双方接战竞日。据日方统计，在这次冲突中，苏军伤亡400至600人，炸毁坦克17辆；日军死45人，伤135人。此后，苏日双方积极调动部队，准备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苏联百万红军向西伯利亚推进，西伯利亚军队向边界指定地点开拔，以防日军大规模入侵苏境。8月3日，苏联军队发动猛烈攻势；8月4日，苏联边防军司令在张鼓峰顶亲自主持了升旗礼。
军在军事上的失利，使其嚣张气焰受到严重打击，被迫坐到谈判桌上。8月4日上午，日本外务省次长崛内向苏联驻日代办斯墨达宁建议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当天傍晚，重光葵与李维诺夫在莫斯科举行正式会谈。重光葵表示，日本政府愿和平解决张鼓峰事件，以外交谈判结束纷争。李维诺夫提出，如果日军停止进攻苏联领土，并如数撤回军队，苏联自无继续军事行动之必要。在此基础上，才能举行外交谈判。日本政府必须以中苏所订条约为根据，尊重苏联边疆。日本政府如不按1887年中俄协定所规定的界限撤兵，苏联不愿意考虑任何谈判。如日军一日不撤退，则苏联则保留行动之自由。
正当日苏进行停战谈判之机，日军调集重炮向苏军大举进攻。苏军在做好军事准备的基础上，利用日军星期六疏于防守的有利战机，于8月6日以步兵第四十师和机械化第二旅所属一个坦克营、步兵第三十二师和机械化所属一个坦克营，在重炮及重型轰炸机200余架次配合下，从南北方向对张鼓峰和沙草峰发动猛烈进攻，经5天激战，至8月10日获胜，将日军逐出张鼓峰和沙草峰。
与此同时，李维诺夫于8月7日向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指出日方在建议停止冲突时，却扩大侵略范围，证明日方绝无停止侵犯的意思，苏联的军事行动完全是保卫国土。为进行和平谈判，李维诺夫建议：双方担保不越过一定界限，亦不开火，即停止冲突；《中俄珲春条约》附图标明疆界，系双方界限，应恢复冲突前态势；边境和平恢复后，成立苏方代表2人、日"满"代表各1人的委员会，依照《中俄珲春条约》及其议定书、附图确定的疆界，加以重勘。8月10日，李维诺夫代表苏联政府提议：苏日两军于8月11日正午（张鼓峰时间）起，停止一切军事行动；苏联与日本军队各驻留10日午夜（张鼓峰时间）双方据有界限；由苏联代表2人、日"满"代表2人组织混合委员会，实行重勘边境纠纷区域；重勘委员会工作，以具有中俄全权代表签字之条约地图为根据。当天午夜，双方正式签订停战协定。13日，双方交换遗尸，日军死亡600人，伤2500人；苏军死亡236人，伤611人。至此，张鼓峰事件和平解决。
工业合作运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工商经济遭到空前浩劫，军工物资及民用产品严重紧缺。中国工商界和国际友人积极摸索发展工业的路子，工合运动应运而生。1937年11月，斯诺夫妇与路易·艾黎及胡愈之、卢广锦、林福裕等人发出成立中国工业合作社倡议。其宗旨是以合作社方式动员后方人力、物力，从事战时生产，支持前方抗战。时任上海工部局工业科科长路易·艾黎被推为召集人，计划在全国范围内组织3万个工业合作社。这个计划得到中国共产党和国民政府的支持。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成立，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任理事长，蒋廷黻、俞鸿钧、杭立武为常务董事，路易·艾黎任技术顾问，并负责组织筹备工作。下设办事处、事务所、指导站。1939年在香港还成立了以宋庆龄为名誉主席的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并获国际援助。在工合各级组织领导下，大批失业工人、战区流亡难民与技术人员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大后方城镇建立了大批因陋就简、自筹资金、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小型工业合作社，从事手工或半机械化生产。海外华侨、国际友人和组织、民营和地方银行积极提供资金，使工合运动在后方蓬勃开展起来。
工合各级组织几乎遍及整个大后方，甚至深人到敌占区和游击区。据统计，到1940年6月，已在16个省建立了工合组织，社员达17272人，临时工作人员尚不包括在内。其中，西北陕、甘、晋、豫、鄂5省有事务所14个、指导站3个、合作社361个、社员4528人；西南湘、桂、黔3省有事务所13个、指导站2个、合作社187个、社员2201人；川、康两省有事务所15个、指导站5个、合作社467个、社员6-378人；云南有事务所3个、合作社40个、社员475人；东南赣、粤、闽、浙、皖5省有事务所20个、指导站3个、合作社299个、社员3690人。抗战中后期在后方有办事处72个，基础合作社3000多个，社员达25万人。抗战后期，工合运动日趋衰落。
工业合作社有3种经营方式：（1）集体式，即在后方安全地区集合社员在同一处从事小型基本工业的机器生产；（2）分散式，即乡村农民分散进行农产品加工制造；（3）混合式，兼有集体式与分散式两种性质。工合各社经营业务，共计7个部门：（1）纺纱染工业：从事纺纱、织布、染色、整理、缫丝等工作；（2）化学工业：从事纸、糖、皮革、油类、肥皂、油漆、酒精、火柴、玻璃、陶瓷、水泥、松香、白蜡、染料、药材、食盐等生产；（3）矿冶工业：从事金、铁、煤生产；（4）机器工业：从事机器制造、机器修理、五金制造等生产；（5）电器工业：从事制造和修理电机、电器、仪器、电线、电筒、电池、电灯泡等生产；（6）交通工具工业：修造木船、运输车等；（7）其他工业。为满足战时军需民用的需要，工合组织重点抓了纺织、药棉、纱布、煤、铁、火柴、造纸等产品的生产。从事手工或半机械化生产的拓荒者，用他们自己的辛勤劳动，支援了抗战。没有机器，他们开采了陕、豫、川、康、黔、湘、赣等地煤矿；以每天每人仅淘出五厘沙金的产量，在从事川、陕、赣、闽的淘金事业；全国只有4个马口铁技术工人，但第一个马口铁合作社在嘉陵江上游崛起了。就这样，他们每月挖出了约有3500吨至4000吨煤，采出了38两沙金，制成60余万斤铁件，每月有几万加仑的酒精和代汽油，价值30余万元的各种布疋，2万磅纱布药棉。1938年12月西北、西南负伤士兵没有棉衣穿，宋美龄拨10万元捐款托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赶制棉衣，该会责成西南、西北两区执行。西南区办事处在一个月内，由400难民妇女和两个缝纫合作社完成了5532件棉大衣、10042套衬衣裤、4200双布鞋；西北区由织布合作社、弹花合作社、纽扣合作社、缝纫合作社等，在16天内完成6600件大衣。这些工作，有力地支持了抗战。
工业合作社作为战时后方出现的新型经济组织，代表了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方向的新的经济潮流，在战时物资极端匮乏的情况下，解决了军需民用所遇到的困难，积极支援了抗战。抗战后期，由于工合将国际援助物资和捐款输往抗日根据地，并建立各种生产合作社，因而遭到国民政府的刁难和迫害，因而逐渐走向衰落。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
为总结抗战15个月以来的工作，确立抗战即将进入新阶段的方针任务，批判和纠正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洛甫、项英、博古、康生、王稼祥、彭德怀、刘少奇、陈云，中央委员关向应、张浩、杨尚昆、李富春、罗迈，各地各部负责干部36人出席了会议。
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尤其是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毛泽东在会上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战争和战略问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的会议总结，总结了抗战15个月来的工作，分析了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将转入相持阶段的新形势，强调全党要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动员和团结全民族一切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阐明了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论述了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
会议还听取了洛甫作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的中央代表团工作报告，朱德作的八路军工作报告，项英作的新四军工作报告，刘少奇作的党规党法报告等。10月20日，王明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发言，继续坚持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会议就统一战线问题进行了深人的讨论，严肃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对国民党消极让步、否定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等错误，肯定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全会确定：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克服困难，增加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是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要不断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重申全党必须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继续执行"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强调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充分重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大力巩固华北解放区，发展华中解放区。全会强调，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认真地、理论联系实际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会灵活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大大提高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会议通过了关于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鉴于右倾投降主义者违反组织纪律的错误及张国焘的叛党行为，全会决定加强党的组织建设，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组织建设方面的决议，规定了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及各级党委、各级党部工作的任务、职责范围和纪律，强调每个党员都必须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规定中央委员如果没有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及中央书记处的委托，不得以中央名义向党内党外发表言论与文件，不得在中央委员会以外对任何人发表与中央委员会决定违反的意见，不得有任何相违反的行动。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和东南局，分别由刘少奇、周恩来兼任书记。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在抗日战争转人相持阶段的重要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全面阐明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策，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取得了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为坚持持久抗战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了重要的准备。
长沙大火
军攻陷武汉三镇后，继续驱兵南下，于1938年11月11日攻占湘北重镇岳阳。蒋介石认为日军即将进攻长沙，乃于12日上午9时密电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在日军临近长沙时，焚毁市区，实行焦土抗战，以阻止日军进攻，望事前妥密准备。张治中接令后，当即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省保安处长徐权密议，决定以警备第二团团长徐岜为总指挥，以火焚毁长沙。徐岜接令后，即通知部属：如闻警报声响，或看见一处起火，即可执行放火。午夜时分，徐岜即派出300余人，组成24个纵火队执行纵火任务。13日凌晨1时许，长沙南门外一伤兵医院不慎失火，正在待命的纵火队以为是纵火信号，即开始在市内放火。2时30分，全城数千处同时纵火，酆悌、徐岜、徐权和长沙警察局长文重孚亲自乘车督战。纵火开始后，长沙城内顿时成为一片熊熊火海，市民从睡梦中惊醒，面对熊熊烈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老少妇孺的哭喊声和火烧房屋发出的爆炸声汇成一片，构成一幅极端悲惨残酷的景象。长沙市内机关、团体、学校、医院、银行、工厂等建筑物均付之一炬，尤以长沙最繁盛之八角亭、红牌楼、中山路、南正街、北正街一带焚烧最烈。熊熊大火延烧三天三夜，全城被烧9／10，烧毁房屋5万余栋，烧死2万余人。
国民党自焚家园的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长沙灾民用木炭在断垣残壁上写下"严惩纵火犯"等醒目大字，以抗议这场人为的浩劫。而长沙大火的初衷，是抵御日军进攻。实际上，日军尚距长沙有150余公里，根本没有进攻长沙。火灾发生后，张治中当即作出紧急处置：手令酆悌、徐权严拿放火者，准予就地枪决；派员调查外侨有无损害；派保安团上街维持秩序；迅速救济伤兵和难民，恢复交通；召集有关人员查询起火真相等。为平息民愤，蒋介石于11月16日自南岳到长沙，18日下令逮捕酆悌、徐昆、文重孚，交军法会审。19日，国民党中宣部及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发表长沙大火经过真相，声称长沙大火实为地方军警误信流言，自卫民众激于义愤所造成，以开脱罪责。
为处理善后事宜，11月20日，湖南省政府在长沙召开临时会议，决定设长沙市火灾临时救济委员会，以尹任先为主任委员，田汉、席楚霖为副主任委员；发放救济费50万元；免长沙市长席楚霖职。当天，湖南省政府移沅陵办公。当天，酆悌、徐岜、文重孚分别以渎职殃民及放弃职守罪被判处死刑，在长沙执行枪决。是日，张治中发表《为长沙大火敬告全湘同胞书》，检讨其用人失察之过，表示愿待罪补过。23日，国民政府为长沙大火明令张治中革职留任，认为张治中用人不当，酿此巨变，事前既漫无防范，临时又不能制止，祸及间阎，自应即予革职，暂行留任，责成办理灾区善后事宜，以观后效。24日，张治中发出通电，宣布设立长沙市火灾善后建设委员会，自兼主任委员，并在1938年湖南省建设公债项下划拨1000万元作基金。在湖南省政府和长沙市政府的领导下，长沙军民投入了重建家园的工作，但收效不大。长沙原有居民42万人，除2万人烧死外，安置灾民仅6万人，大批灾民流离失所，逃出长沙。
针对国民党欺骗民众的行径，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有力的驳斥。1938年11月21日《新华日报》载文说，这种不发动民众、不依靠民众、。不关心民众疾苦的火焚办法，将要失去坚壁清野的真意。如果对于人民事前既不动员，事后又任其流离失所辗转就毙，这是无人心的残忍与麻木，而不是坚壁清野。长沙大火，无情地证明了国民党焦土抗战政策的失败，但蒋介石、汪精卫等人仍继续鼓吹焦土抗战。11月25日，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开会，汪精卫仍大肆鼓噪焦土抗战，声称焦土、破坏必要设施是战史上常有之事。
汪精卫叛逃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即散布亡国论调，为其降日反共作舆论准备。南京沦陷后，汪精卫即走上与日本洽和投降的道路。1938年初，汪精卫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等人到上海、东京、香港和日本参谋部官员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等联系，暗中进行洽和活动。6月14日，高宗武获悉日本希望由汪精卫来收拾时局。为探明日方态度，高宗武于7月5日由香港秘赴日本，先后会见了陆相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和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国会议员犬养健及首相近卫文麿等，确定日本以汪精卫交涉和平的对象。高宗武回国后，即将日方态度告诉了汪精卫。汪精卫指定高宗武、梅思平为他的代表，与日方交涉。11月初，汪精卫与陈公博、周佛海、陈璧君、陶希圣、梅思平等精心制订了叛逃计划：首先，日汪代表在上海就和平解决条件达成一致意见，日本政府同意后，汪精卫即同陈公博、陶希圣等人制造借口，从重庆逃到昆明；在昆明见机发表和平解决条件，宣布断绝同蒋介石的关系，即乘机飞往河内，再到香港，发表拥护日本东亚新秩序和反蒋的声明；与此相呼应，云南、四川等省相继宣布反蒋独立，日本出兵贵州，以阻止国民党中央军的讨伐；然后在云南、四川等省建立以汪精卫为首的新政府，再扩大到广东、广西。根据日汪达成的初步协议，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口号，向汪精卫集团发出招降书。11月12、13日，汪精卫派亲信梅思平、高宗武到上海，在重光堂与日本特务机关商谈汪精卫等人出逃及建立汪记政权的条件与办法。11月20日，高宗武、梅思平与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签订《日华协议记录》、《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日华秘密协议记录》，规定：（1）日华缔结防共协定；（2）中国承认伪满洲国；（3）日本侨民有在中国居住、营业的自由，日本允许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在华租界；（4）中日经济合作，特别是利用、开发华北资源，承认日本有优先权；（5）赔偿日侨损失；（6）协议以外的日军，于两国和平恢复后，开始撤退，两年内撤完。日汪共同承认上述解决时局的基本条件后，汪精卫就待机在云南、四川等地区成立新的政府，建立5至10个师的军队。重光堂会谈还拟定了汪精卫响应日本投降声明及逃往河内相机成立新政府的行动计划。重光堂会谈，标志着日汪勾结成功。
高宗武通知日方，汪精卫承认上海协定，预定12月8日自重庆出逃，10日至昆明，再转河内或香港，近卫文磨在12日左右发表声明进行招降。12月5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逃出重庆飞抵昆明。12月7日，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突然由桂林飞返重庆，并告蒋介石即将返渝，使汪精卫飞离重庆计划无法实现。9日，蒋介石飞返重庆，汪精卫再次劝蒋对日求和。16日，蒋介石应汪精卫之请，扶病同汪单独晤面，汪以彼此政见不合，提出"联袂辞职，以谢天下"逼蒋，遭到蒋介石的拒绝，双方不欢而散。此时，汪精卫为形势所迫，决定铤而走险，冒险出逃。12月18日，汪精卫偕陈璧君、曾仲鸣等人自重庆出逃昆明，与周佛海、陶希圣等汇合。19日，汪精卫等人南昆明叛逃河内。汪精卫出逃后，国民政府曾派外交部长王宠惠和陈布雷劝汪改弦易辙，遭拒。20日，汪精卫集团的另一骨干分子陈公博从成都飞昆明再转飞河内，追随汪精卫叛国。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按预定步骤发表了第三次近卫声明，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三原则，对汪精卫公开招降。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出"艳"电，宣称愿以近卫三原则与日本作和平谈判，以示响应。从此，汪精卫成了中国的头号卖国贼。
汪精卫公开叛国后，全国各界人民纷纷举行讨汪集会和发表讨汪通电，要求下令通缉汪精卫等人。蒋介石一度替汪精卫辩护。"艳"电发表后，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临时会议，作出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除其一切职务的决议。6月8日，国民政府明令通缉汪精卫等人。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国投敌，表明国民党内主战派和主和派的公开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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