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火星报

    列宁对人的态度是直爽的，他的语言是质朴的。他讲的话人们很难作不正确的解释。他的立场是大家都清楚的。他也不许别人讲话时含糊不清，模棱两可。党内那些不同意他的观点的同志遭到了他无情的揭露。对于回到他的正统怀抱的人，他表示欢迎。他从不用感情代替政治。他意志坚强，但不感情用事。他对人既不傲慢，也不恭顺。他只知道真理——他自己的真理。他爱好争吵，容不得异见，容易动怒。他像一个猎人似的以乐观主义的顽强态度追求革命的目标。他认为暴力是合法的，甚至是最好的方法，所以他冷静地、公开地捍卫这种方法。他认为目的是可以为一切手段辩护的，金钱和其他各种援助并“没有什么气味”，——目的可以使之净化。他毫无虚荣之心，他克制自己达到了禁欲主义的毫不利己的程度（例如，他停止了下棋是因为下棋要花去他太多的时间）。他活着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妻子或朋友，而是为了一种思想。他是一位修道士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的思想同宗教的理想或梦幻毫无共同之处。在地球上建立极乐世界的图景并没有打动他——他蔑视那些梦想建立完美无缺的理想国的空想家。他是一位军事政治家。作为一位优秀的统帅，他运筹帷幄，以期彻底粉碎敌军，而不只是占领敌军的堡垒。只要胜利还未达到，他就决不改变原来的方案。他常引用拿破仑的一句话：“应当投入战斗，打败敌人，夺取政权——以后将见分晓。”作为一位有权力欲望的人，列宁想推翻当前的统治者而使自己掌握政权，成立政府。他对沙皇政权冷酷无情，恨之入骨，因此对它的种种失败感到高兴。

    1905年1月1日，这一天为列宁带来了使他高兴的消息。他欢呼道：“旅顺口投降了。”“长久以来被认为是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可靠堡垒的俄国军事力量”倾覆于满洲的尘埃中，沉没在太平洋的海底。列宁写道：“的确，欧洲资产阶级应当感到害怕。无产阶级应当感到高兴。我们最凶恶的敌人的灾难不仅意味着俄国的自由即将来临，它还预示欧洲无产阶级的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列宁以这种方式强调了俄国革命同欧洲革命之间的相互关系。

    列宁补充道：“进步的先进的亚洲给予落后的反动的欧洲以不可挽救的打击。”列宁在把日本的军事力量看作是一种进步东西时，他是在暗示：日本军队为自由事业服了务。列宁宣告：“俄国人民从专制制度的失败当中得到了好处。旅顺口的投降是沙皇制度投降的前奏。”

    俄国武装力量在远东的惨败导致了1905年的革命。在这次革命期间，莫斯科及其他城市的工人们投入了街垒战，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苏维埃，但这些苏维埃存在的时间不长。是政府自己推动了这次事件，因为它在1905年1月9日这个“流血的星期日”对群众进行了罪恶的屠杀。这一天，有几千名彼得堡的工人嘴里唱着“上帝呵，保佑沙皇”和祈祷文，手里拿着圣像和沙皇的相片，在东正教的牧师格奥尔吉·加邦的带领下，和和气气地来到了冬宫前面的广场上，但是在那里欢迎他们的是枪炮的齐射和哥萨克的皮鞭。列宁写道：据政府透露“有96人死亡和330人受伤”。据各家报纸的统计，“死伤人数为4600人”。但是列宁认为，即使“这个数字也不可能是完全的”。

    这次事件使得俄国各个城市群情激愤。列宁从遥远的地方注视着局势的发展并不断地给予指示。他号召各支革命队伍进行独立的军事行动，即使每支队伍只有两三个人也要这样作。“战斗队应当自己武装起来，谁能找到什么就用什么（枪、左轮手枪、炸弹、刀、铁拳套、棍棒、纵火用的浸了煤油的布片、绳或绳梯、构筑街垒用的铁锨、炸药盒、有刺铁丝、钉子［对付骑兵用］及其他等等）。”——列宁一面提出这样的建议，同时还在组织方面和军事方面作出许多指示。革命者可以“爬上屋顶、楼房上层等处，从那里向军队扔石块，泼开水”，或者是进攻敌军士兵和警察的孤立的、人数不多的队伍，以便释放被捕的或受伤的起义者并获得武器。列宁警告道：“当然，任何极端都是不好的；一切好的有益的事情，如果走到极端，就可能成为、在超过一定界限时甚至一定会成为坏的有害的事情。无秩序无准备的小的恐怖行动走到极端，只会分散和消耗力量。这是千真万确的，当然不应当忘记这一点。但是，另一方面，无论如何也不应当忘记下面这一点：现在起义的口号已经发出了，起义已经开始了。在有利的条件下开始攻击，不仅是每一个革命者的权利，而且是他的直接的义务。打死特务、警察、宪兵，炸毁警察局，救出被捕者，夺取政府的钱财来供起义的需要，——一切爆发起义的地方都在采取这种行动，无论在波兰或高加索都是这样……”

    “革命军战斗队应当马上进行调查，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样的方式组织黑帮，然后……也要使用武力，痛击黑帮分子，打死他们，炸毁他们的总部，如此等等。”有时候一个革命者也能够以这样的方式“独自英勇果敢地”行动。列宁坚持这样的革命斗争道路。他写道：“必须把其他一切‘民主主义者’当作假民主主义者，当作自由派的空谈家而严格地区分开来。”

    对列宁的这些观点是可以谅解的，因为他在这种情况下是用革命的恐怖来回答政府的恐怖。但是这样来解释他的政策只是对了一半，而且这样一来，也就接近于根本不对。列宁对恐怖既没有特殊感情和爱好，也不感到极其厌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列宁是特卡乔夫的追随者，或者列宁是受了谢·根·涅恰耶夫的影响。关于特卡乔夫，列宁一共只提到过一次，而且是以不赞成的态度提到的。至于涅恰耶夫，他是俄国的一位密谋家兼恐怖主义者，他的名字在列宁那大量的著作中、演说中和书信中一次也没有出现过。暴力存在于俄国的空气中，存在于俄国的传统中，但是当暴力在涅恰耶夫和特卡乔夫那里成了一种原则和至高无上的政治武器时，在列宁看来，它只不过是服从于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平心静气而论，列宁首先是忠于革命的，至于说他也热衷于暴力和恐怖，那完全是为了革命。继承被杀害的沙皇的是一个新的沙皇，代替被杀害的大臣的是另一个大臣，而且是更坏的大臣。单靠杀害行为是不能够推翻一个制度的。因此像维拉·查苏利奇（1849—1919年）这样一位女恐怖主义者和女涅恰耶夫分子到1883年时已经成为一位女马克思主义者了。差别全在于时代的不同。列宁是在特卡乔夫和涅恰耶夫之后出现的。在已经过去的岁月中，统治者和被压迫者都起了变化。列宁看到，在工人和不满的士兵面前出现了进行群众活动的可能性。在列宁看来，革命队伍所进行的杀害行为并不是一种孤立的暴力行动，而是革命的预演，这已为这次事件所证实。1913年6月，列宁以同样的方式为农民所使用的暴力进行辩护，他说：“农村所出现的暴怒是可怕的。人们称之为流氓行为的现象主要是农民异常暴怒的结果，也是他们进行抗议的最初形式的表现。”列宁预料，在经过抗议的最初形式之后，农民的愤怒一定会以革命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列宁对此是称赞的。在这方面列宁是一位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恩格斯主义者。1889年时恩格斯写道：“任何为达到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对我这个革命者来说都是适合的，不管这种手段是具有极端强制性的，还是看起来是十分温和的。”列宁也是非常冷静地把暴力看做是有时候所必须使用的一种手段。虽然他曾告诫过各部队不要采取极端行动，但他在原则上是反对采取不彻底的办法的。要保证胜利，就必需消灭敌人。在1908年3月18日为纪念卡尔·马克思逝世二十五周年（马克思是在1883年5月14日逝世的）和巴黎公社三十七周年而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大会上，列宁清楚地讲出了这一点。

    在1871年从3月18日到5月29日这72天的过程中，受到工人支持的、由过激派和温和派领导的公社统治着巴黎。当时法国总理阿道夫·梯也尔轰炸巴黎，镇压公社，使公社遭受了惨重损失。列宁在日内瓦的大礼堂里讲道：“两个错误葬送了这一辉煌胜利的成果。无产阶级在中途停了下来：没有去‘剥夺剥夺者’，而一味幻想在一个为完成全民族任务而联合起来的国家里树立一种至高无上的公理；没有接管像银行这样一些机构……第二个错误是无产阶级过于宽大；它本来应当消灭自己的敌人，但是它却力图从精神上去感化他们；它忽视纯军事行动在国内战争中的作用，没有向凡尔赛坚决进攻，使巴黎起义取得彻底胜利，而是迟迟不动，使凡尔赛政府有时间纠集黑暗势力，为五月流血周作好准备。”

    此外法国的无产阶级“为爱国主义的幻想所迷惑……爱国主义思想早在18世纪的大革命时期就已经产生；这种思想完全支配了公社的社会主义者，例如布朗基这位公认的革命家和社会主义的热烈的拥护者，竟找不出比资产阶级高喊的口号‘祖国在危急中！’更合适的名称来为自己的报纸命名。”

    列宁继续说，尽管如此，但是公社还是有功绩的，功绩之一就是“它驱散了爱国主义的幻想，并破除了人们认为资产阶级追求的是全民族的目标的天真信任。无产阶级取得的教训是不会被忘记的。工人阶级将记住这一教训，例如俄国在十二月起义中就已经这样做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公开进行搏斗来无情地消灭敌人。”公社和1905年的革命遭到了镇压。但是“新的起义一定会到来。在新的起义面前，无产阶级敌人的力量将表明是弱小的，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一定会在新的起义中获得完全的胜利。”

    革命是列宁自始至终所热爱的事业。他引用马克思的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他把这个十分特殊的比喻翻译成下面一句话：“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节日。”他经常在考虑革命，他不是像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那样考虑革命，而是像一个恋人那样考虑革命，他把各种根本的变化和最大的震荡都十分迷恋地考虑到了。他仇恨现实。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并不是1905年革命的组织者。这次革命与其说是从外部组织起来的，不如说是自发的。在足以表明俄国社会性质的那些很深的裂口里集聚了大量的痛苦。一道鸿沟把宫廷同国家隔了开来，把贵族同挥霍的商人隔了开来，把暴发户工业家同一天劳动很长时间而又过着贫苦生活的无产阶级隔了开来，把大俄罗斯人同上百个无权的少数民族隔了开来，把受剥削的农民同地主隔了开来，同工人及其他居民阶层隔了开来。俄国与其说是一个阶级斗争的国家，不如说是一个阶级隔离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被肢解成互相嫉妒、互不了解的各个部分。愚昧无知和交通不便加深了这道鸿沟。不平等现象加剧了贫困状态。寥寥无几的民主机构克服不了这些障碍。俄国的落后和俄国社会的分崩离析使日本获得了胜利。日本的胜利使自由派义愤填膺，使爱国者悲观失望。那些力求实现立宪改革的人，不是感到愤慨，就是受到了顽强不屈的沙皇的压制。而其他一些力量则选择了用暴力进行破坏活动的道路。

    1905年的革命可以说是在1月份开始的，它采取了上街游行示威、举行罢工和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抗议等形式。俄国发生了大事。居住在日内瓦的列宁很想得到消息。多年之后，当他已经在克里姆林宫掌握了政权，在填写党代表大会代表的履历表时，他在关于职业的一栏内填的是：“新闻记者”。作为新闻记者，作为新创办的周报《前进报》的编辑，他渴望得到关于革命的事实。1905年2月15日，列宁写信给圣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的书记谢·伊·古谢夫说：“不要忘记革命组织的力量就在于它有多少关系。直到现在，所有彼得堡人（他们真丢脸）还没有给过我们任何一个新的俄国国内的关系……真荒唐，真糟糕，真要命！一定要向孟什维克学习。《火星报》第85号上有许多通讯。既然您把《前进报》读给青年听过，为什么您不让我们同这些青年中的任何一个人取得联系呢？”列宁要求古谢夫找到“几十个新的、年轻的、忠实的、会工作又会联络的、不靠您就能独立通信的《前进报》的朋友……要记住这一点！”列宁于1905年3月写的下一封信中继续谈论这个问题：“千万请您设法搞一些工人自己写的通讯来。为什么他们不写呢？这简直丢人！还有一个问题：你们是否已经接纳了那6名工人参加委员会？务请告知。我们建议采取一切措施接纳工人参加委员会，至少要占二分之一。不这样你们就不足以对付孟什维克。他们正从这里派去大批增援。”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在国外准备召开具有竞争性的代表大会。因此列宁在同一封信中写道：“恳切建议你们在圣彼得堡全体300个有组织的工人当中进行宣传鼓动，要他们自己出钱派一两个有发言权的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工人们大概会非常高兴，他们会热情地去做这件事。不要忘记，孟什维克在工人中间拼命破坏代表大会的名誉，说过去没有工人参加。对此必须考虑……圣彼得堡的工人大概能为两个工人代表募集300卢布（或者由哪位有钱的赞助人特别捐赠）……”

    这两封信对列宁的党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认识，对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最初几个月的活动提供了一幅十分清楚的图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当时是比较强大的，但是强大得不多。革命是比所有这些组织加在一起还要强大得多的那个制度的产物，——它是专制制度的产物。任何革命都是由革命的敌人引起的。

    二、重建民主工党

    1905年的革命是俄国被击沉的装甲舰和被击溃的队伍的产物。在远东的失败惊呆了沙皇制度。它不知道该如何去说服人民，使他们放弃自己的信念，它不知所措，或者它以铅一般的阴沉面孔对待那些跪在雪地上的、赤手空拳的男女老幼。人民凭着自己的本能的和社会的直觉，感觉到了政府的轻率和犹豫。只要大尉的那只手一动，就会发出服从他的命令来。俄国处在暴动的状态中。俄国从1904年10月到1906年1月这段时间的大事记所以引人注意，是因为在这个大事记中不断地提到了如下一些地方和事件：华沙、罗兹、维尔诺、里加、梯弗利斯、库塔伊西、巴库、“华沙举行革命游行示威”、“华沙举行总罢工”、“华沙举行反战游行示威”、“巴库各油田举行总罢工”、“巴库的军队和罢工者发生冲突”、“库塔伊西省的战局”、“罗兹举行第二次总罢工”，等等。由于各地工人有不满情绪，再加上他们希望实行民族自决和独立（这是沙皇制度军事上的软弱引起的），结果在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各省和多民族的高加索便发生了长期而严重的骚乱。各地农民在普遍混乱的情况下掠夺庄园，占领田地。自由派对立宪改革施加压力。大学生举行游行示威。1905年1月20日，基辅大学、华沙大学、哈尔科夫大学和喀山大学被当局关闭。2月4日，社会革命党人伊·普·卡利亚耶夫刺杀了莫斯科的总督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3月15日，华沙的警察局长诺尔肯被炸弹炸伤。在沈阳沦陷的那天，游行示威者捣毁了奇阿图拉（格鲁吉亚）的警察局。4月2日，战局扩及库尔兰。还是在4月份，高加索爆发了铁路工人总罢工。

    列宁选择了1905年4月这个时间，在伦敦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残余分子”的代表大会。被邀参加代表大会的全是布尔什维克——列宁的拥护者。大致与此同时，孟什维克在日内瓦召开了会议。列宁公开号召在党内两派之间实行彻底的分裂，不理睬从俄国传来的关于面对日益增长的政治危机而要求统一的呼声。

    5月11日，一个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者杀害了巴库的省长。沙皇制度采取了自认为有效的方法：它企图转移自己敌人的注意力。高加索合法制度的削弱导致了亚美尼亚人同伊斯兰教徒之间多次的互相残杀。政府对这种野蛮的暴行佯装不知，甚至还公开地唆使他们这样干。在乌克兰、比萨拉比亚、白俄罗斯和波兰，发生了无数次蹂躏犹太人的暴行。沙皇制度企图通过种族流血事件来挽救社会的不安。

    6月14日，“塔夫利达公爵波将金号”装甲舰的全体船员在敖德萨举行了暴动，夺取了军舰（这个事件被永远记载在爱森斯坦的一部伟大的影片中。影片中那生蛆的肉象征着腐朽透顶的沙皇制度）。列宁这时坐在日内瓦，在编辑他新创办的周报《无产者报》（他把这份报纸叫做党的中央机关报），他十分正确地认为“波将金号”的造反以及它从俄国水域开往罗马尼亚，具有重大的意义。他引用了一个外国人关于这一事件具有特殊意义的说法：“革命控制了装甲舰，同时却不知道把它怎么办。”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领导，就干不成革命，所以他要求建立“临时的革命政府”。列宁对“波将金号”装甲舰寄予希望，他写道：“一场真正争取自由的斗争，殊死的斗争还只是刚刚开始。”他在文章的末尾写道：“革命军队万岁！革命政府万岁！”

    实际上，“波将金号”在期待着俄国进一步发生事变，它开到费奥多西亚为自己储备煤。当局不发给煤，但表示愿意发给吃的。这时，效忠于政府的军队向已经开回到康斯坦察的装甲舰开了火，在这里装甲舰上的400名船员被扣留。起义的火焰越烧越旺。哥萨克、龙骑兵和警察用炮火和皮鞭来驱散游行示威者。对游行示威中牺牲者的埋葬导致了进一步的流血冲突。

    日俄缔约双方通过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调停，在普次茅斯（在美国的新罕布什尔）会晤，于1905年8月23日在这里缔结了和约。

    还是在8月，俄国政府宣布它打算召开国家杜马（议会）。在10月17日颁布的由尼古拉二世签署的专门文告中宣布了杜马的选举。与此同时，9月13日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还是在1905年，在塞瓦斯托波尔、基辅、罗斯托夫、莫斯科、萨马拉、哈尔科夫、弗拉基高加索及其他地方都产生了市苏维埃。

    彼得堡苏维埃的第一任主席是非党人士格·斯·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律师。在赫鲁斯塔廖夫一诺萨尔于11月26日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列·达·托洛茨基被选为主席。托洛茨基原姓勃朗施坦。1879年10月26日，他出生在乌克兰的一个镇子上。从很早的时候起，托洛茨基就是一个造反分子。他曾经反对不学无术的地主父亲，还反对镇子上犹太人的那种家庭生活方式。这位有才能的青年17岁时来到了尼古拉耶夫，在这里他见到了一批正在寻找新的道路的革命者。和所有反对专制制度的人一样，这些革命者也分为民粹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列夫·勃朗施坦属于前者。年轻的亚历山德拉·索柯洛夫斯卡娅竭力想使他转向马克思主义。他起初表现得很倔犟。但是在迎接1897年的新年晚会上，列·达·托洛茨基向朋友们宣布他转入了马克思主义者一边，然后就举杯致词，大骂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想把枯燥无味、残酷无情的东西带到日常生活关系中去的人。他的这番话是冲着索柯洛夫斯卡娅讲的。后来他同她结了婚，她为他生了两个孩子，在她以自我牺牲的精神的坚决要求下，他于1902年跑到了欧洲，从此同她永远断绝了往来。

    非常有才能的、自相矛盾的和自私自利的托洛茨基（这是他在从事革命著作写作时用的笔名）起初是把他写的一些评论和文章从西伯利亚寄给俄国侨民在欧洲出版的一些定期出版物，其中包括列宁的《火星报》。托洛茨基从西伯利亚跑出后，身无分文却穿过了整个欧洲，渡过拉芒什海峡，在一个清晨他敲了几下乌里扬诺夫夫妇在伦敦的那所简朴住宅的门。克鲁普斯卡娅打开门后惊叫道：“笔杆子”来啦。托洛茨基以自己的才能争得了这个外号。托洛茨基回忆道：“他们让我喝茶，好像是在厨房里，这时列宁正在穿衣服。”

    在西伯利亚时，托洛茨基曾埋头钻研西方经典作家的作品和俄国的革命文献，他读了大量的19世纪俄国伟大的长篇小说家和批评家的著作。他还阅读和分析尼采和易卜生的作品。他后来回忆道：“从西伯利亚跑出来后的途中，我在车厢里把《伊里亚特》读了很多。”他渴望了解西方文明。于是列宁领着他在伦敦游览，让他参观一些名胜。托洛茨基写道：“我不记得他是怎么说的，但是他讲话的语气是这样的：这是他们的著名的威斯敏斯特。‘他们的’指的当然不是英国人的，而是‘敌人的’。列宁无论是讲到英国博物馆的建筑，还是讲到高质量的报纸《泰晤士报》，总是说这是‘他们的’，也就是‘敌人的’。”列宁大概感觉到了年轻的托洛茨基具有很强的接受能力，怕他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他们的”文明，所以才这么讲。

    在以后的三年中，托洛茨基的笔杆子使他登上了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突出地位。现在，1905年的这场革命给了他以纵情发表言论的机会。他于2月份回到俄国后，由于他那火焰般的演说家的天赋和写作才能，很快他就处在了社会震荡的震中。1905年10月，当革命发展到最高潮时，26岁的托洛茨基成了革命的领袖。

    11月初，列宁离开瑞士，途经斯德哥尔摩和赫尔辛福斯，在离国五年多之后，干11月7日（或者8日）回到了圣彼得堡。他出国时是一位年轻的鼓动家和组织家，回来时已经成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了。回来后，他宁愿使自己居于次要地位。10月27日，布尔什维克的日报《新生活报》创刊号在彼得堡出版了。列宁的夙愿实现了，因为他在《怎么办？》这部著作及其他一些著作中曾认为出版党的日报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期间，列宁撰写文章，出席党委会的会议，制定布尔什维克的土地政策，接见党的工作人员，11月14日他还在彼得堡苏维埃中就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工人反对同盟歇业问题发表了一次讲话。警察发现了他的踪迹，于是他于12月6日同克鲁普斯卡娅一起转入秘密状态。

    1905年的革命显示出在托洛茨基和列宁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区别。当然区别还没有明朗化——无论是对托洛茨基，还是对列宁，都不能够贴上一个明确的标签。但是托洛茨基在这个期间首先是一位争得了群众的领导者，而这时列宁则首先是一位组织工作者。托洛茨基需要的是讲坛，列宁需要的则是办公室。托洛茨基想要的是追随者，列宁想要的则是能够工作的、善于执行任务的行政工作者。托洛茨基认为，属于哪个政党，这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他宁愿起一个离开狼群而孤独存在的狼的作用，而不愿服从于任何集团，也不愿靠文字鼓动和口头鼓动使任何集团服从于自己。列宁则为争取本党对其他各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权而进行着狂热的斗争。不过布尔什维克实际上很软弱。他们的组织甚至连个骨头架子都算不上。需要把一根一根的骨头结合起来，然后再使之具有血和肉。所以1905年时，列宁在俄国并不起最重要的作用。他的时机还未到来。

    革命在互相配合和聚集力量方面还显得不够。政府在同日本缔结和约后，感到自己能够用钢铁、子弹和皮鞭来制服本国人民了。但是，抗议的运动在被淹没于血泊之中以前，在莫斯科发展到了极其英勇的程度，莫斯科的工人在五天之中一直同政府军进行着街垒战。最后，沙皇把谢苗诺夫团从彼得堡调到了莫斯科。在炮火的镇压下，起义者才被迫屈服。

    列宁对革命的想象完全不是这样。1905年6月或7月在日内瓦时，列宁曾沉溺于幻想——关于革命战争的幻想。列宁作为一位具有军事气质的政治家，他曾制定了进攻的计划。他所想象的情况是这样的：沙皇被推翻，专制政府“被打倒，但是没有被打死，没有被击毙，没有被消灭，没有被连根拔除”。成立临时革命政府。它转向人民，表示愿意给人民以“充分的自由”。“人民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完全的共和制的自由，成立农民委员会彻底改造土地关系。临时政府中的社会民主党人……

    “其次，——立宪会议。如果人民发动起来了，人民……（虽然不是一下子）能够成为大多数（农民和工人）。从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

    “黑暗势力疯狂反抗……”

    “农民把一切土地关系、全部土地掌握在自己手里。那时就实行国有化。”

    “战争……或者是资产阶级推翻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或者是这个专政之火燃遍欧洲，那时……”

    列宁在这里停了下来。俄国“燃烧欧洲”。对于这个前景，列宁没有去进行想象。他的愿望到此为止。“燃烧”这个词和“燃烧”这种思想是列宁的革命战略的基础。他以“火星”来为自己的第一个报纸命名。或者是俄国的火星燃起欧洲的革命，或者是欧洲的革命把火星抛到专制俄国的社会干柴上。

    除了革命，任何东西都不能使列宁受到鼓舞。当1905年8月皇帝接见各省地方自治局的代表和宫廷各派的代表答应召开杜马时，列宁鄙视地称这些代表是“带白手套的革命者”。他告诫工人们要提防沙皇和自由资产阶级的背信弃义。他号召自己的党抵制杜马和杜马选举。他担心民主改革会对那些小的革命团体产生影响。他断言，能够保障杜马以选举自由的“只有组成革命大军，把沙皇军队中有生气的、正直的力量全部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战胜了沙皇势力，建立了临时革命政府以代替沙皇专制政府的武装人民才能做到这一点。”列宁的赌注是：不是获得一切，就是一无所得。列宁看到了自1905年11月他回到彼得堡后的俄国现实，他以自己所固有的洞察力立即就了解到不会顺利地获得一切。所以他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了自己那个很小的党派方面，而不是苏维埃方面。

    1905年12月，列宁从彼得堡到芬兰去参加党的代表会议。1906年1月他来到莫斯科为抵制杜马选举而进行宣传鼓动。2月份他在彼得堡出席了党的代表会议。2月底他又去到芬兰。3月份，他回到了莫斯科，在那里进行秘密的党的谈判。3月中，他在彼得堡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核心”的会议。4月份，他在斯德哥尔摩主持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5月份，他勇敢地使用别人的名字（“卡尔波夫”）回到俄国，而在1906年的其余时间中和在1907年的大部分时间中，他常常来往于俄国和芬兰之间，他还到伦敦和斯图加特出席了一些代表大会。列宁的一位党内同志列·伊·卢泽尔回忆了他在一次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上，列宁向20名与会者作了报告）同列宁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况。卢泽尔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我们这些参加党的青年还在相当程度上受着民意党人时期那种革命浪漫主义的影响。”

    1907年11月，列宁终于离开俄国，自愿地到国外去居住。在国外度过了九年半的岁月之后，即在1917年4月，他才回到俄国。1908年1月初，他在斯德哥尔摩和柏林度过了一段时间后，在日内瓦住了下来。

    1907年6月27日，列宁从斯提尔苏甸（芬兰）写信给母亲说：“我回来时非常疲乏……在这里休息得太好了，游游水，散散步，清静安闲。清静安闲对我来说比什么都好。”列宁在思想上感到很疲倦，这是错综复杂的党内纠纷和1905年的革命时间虽然很短、但经验教训却令人痛心的自然结果。沙皇制度的覆灭延期了11年。在这段时间中，上一世纪末开始的工业的蓬勃发展在继续；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实行了土地改革，其目的是要造成一个地主—资本家阶级和削弱宗法制的“村社”。列宁显然预感到了这些事件。他在1905年底或1906年初写道（下面的话第一次发表于1926年）：“因此，在这个阶段里，自由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加上一部分中等农民）组织反革命。俄国无产阶级加上欧洲无产阶级则组织革命。欧洲的工人会告诉我们‘怎样干’，那时我们就与他们一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在另一个地方号召人们不要忘记：我国革命的完全胜利要求俄国无产阶级要同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工人联合起来。

    1906年7月7日，当射击已经停止时，列宁在彼得堡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机关报《回声报》上高呼道：“特列波夫之流先生们，祝你们成功！请开火吧！请把奥地利和德国的部队招来对付俄国的农民和工人吧！我们赞成扩大斗争，我们赞成国际革命！”

    “俄国政府有国际后备军：德国、奥地利和其他国家的反动政府。然而，我们也有强大的国际革命后备军：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他们在德国组成了拥有300万党员的政党，在欧洲各国也都组成了强大的政党。”

    这些话里包含有列宁的国际主义的实质，在列宁的国际主义里很难找到对各国人民博爱的感情——那是一种主观的和感伤的感情。列宁的国际主义是一种能够起作用的因素，它有点像政治上的物理学：各国人民发挥作用、反作用或相互作用，以便燃起世界革命。俄国那些极小的、互相敌视的革命政党靠本身的力量是推翻不了沙皇制度的。因此，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需要外国的帮助。这种需要使得列宁对西欧一些革命事件的气势作了过高的估计，甚至在没有革命事件的地方都看到有革命事件。他在1908年10月16日写道：“大不列颠的社会革命日益迫近，这一点只有瞎子才看不到。”他对美国也抱着很大的期望。由霍尔德曼和朱利叶斯在堪萨斯州的吉拉德出版的周报《向理智呼吁报》，其发行量达到984000份，而且据该报的编辑说，不久它的发行量一定会达到100万份，1912年9月18日列宁对这件事进行了评论。他欢呼：“一家社会主义的报纸受到美国法院的无耻攻击和迫害，却能在备受摧残的情况下日益发展和巩固，发行到100万份，——这个数字要比什么长篇大论都能清楚地表明，美国即将发生怎样的变革。”

    列宁也指望得到亚洲的帮助。1911年11月20日，列宁在巴黎出席了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这两位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葬礼。保尔是巴黎公社的社员。劳拉是卡尔·马克思的女儿。拉法格在70岁时决定，他不再能为社会带来益处，便同妻子一起自杀了。克鲁普斯卡娅在其《回忆录》中回忆道：“列宁称赞这一行动，他说：‘如果不再能为党工作的话，就应当正视现实，像拉法格夫妇那样死去。’”在葬礼上列宁发表了没有带任何个人情感的演说。他说：“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受到一贯使用亚洲式野蛮手段的专制政府的种种压迫，有幸从拉法格和他的朋友们的著作中直接汲取欧洲工人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现在我们特别清楚地看到，拉法格毕生捍卫的那个事业的胜利时刻很快就要到来。俄国革命揭开了全亚洲的民主革命的时代，现在有8亿人参加了整个文明世界的民主运动。而在欧洲，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所谓和平的资产阶级议会活动统治时代即将结束，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教育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战斗的时代就要到来。无产阶级一定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起共产主义制度。”

    尽管列宁发表了这些预言，但他却说，他是厌恶预言的。他拒绝对什么事情预先作出决定。他在1912年9月16日写道：“如果我说，应当这样，比如以真理、正义、劳动平均制等等为目标来建立新俄国，那这将是一种使我陷入空想的主观主义。其实，新俄国的建立是要由阶级斗争，而不是由我的最良好的愿望决定的。”这种对主观主义、“最良好的愿望”、“崇高的渴望”的厌恶，使列宁以及一般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了乌托邦的敌对者。列宁解释道：“乌托邦是一个希腊语词，在希腊文中，‘OV’意为‘没有’，‘γσπoc’意为‘地方’。乌托邦的意思是没有的地方，是空想、虚构和神话。政治上的乌托邦就是一种无论现在和将来都决不能实现的愿望……”列宁认为，民粹派关于通过土地改革来建立社会主义的幻想就是这样一种空想。

    对空想家和幻想家抱鄙视态度，就会抛弃那些“永恒的价值”和合乎道德的想法，而去崇拜“客观情况”，即崇拜那种常常被机会主义者所任意使用的实在的东西。但是列宁在1911年时所作的预言（他当时曾预言，所谓和平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统治时代即将结束）或者他在1912年时所表示的信念（他当时曾深信，美国处在社会革命的前夜，其唯一的根据是那个很快就被人忘记了的周报的发行量提高了）难道是客观的吗？

    在1905年的风潮之后，沙皇制度从战争的失败中恢复了元气，它冷静沉着地把企图推翻它的运动镇压了下去。无论是在俄国和欧洲，或者是在亚洲和美国，没有一个火星燃烧起来。但是在巴尔干却突然爆发了战争的火焰，而且很快就蔓延到了整个世界。在这个火焰之中诞生了新的俄国革命，对于这场新的革命来说，1905年的革命只不过是它的预演而已。

    三、列宁主义

    1903年1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的一位23岁的拥护者尼古拉·沃尔斯基（笔名是：尼·瓦连廷诺夫）在基辅被捕，他在狱中宣布绝食，到第11天时被释放，接着他立即沿着一条“秘密的铁路”从俄国跑到日内瓦，随身带着一封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格列勃·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写给列宁的介绍信。沃尔斯基下车后，从车站直奔列宁在伏耶街10号的住所。克鲁普斯卡娅从他拆开的大衣里子里取出了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的信，把那些用隐形墨水写的字显现出来。在以后的几个月里，这位新来的人同乌里扬诺夫夫妇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还同他们一起整天整天地游玩、吃野餐。几十年之后，他发表了自己对当年的印象。他记得列宁荡桨荡得好，游泳游得好，自行车骑得好，是一个优秀的射击手，在吊杠和吊环方面是个优秀的体操运动员。他最欣赏的是列宁的台球打得好。列宁的岳母伊丽莎白·瓦西里耶夫娜有一次当着客人的面说，列宁常给自己缀扣子，这个活他“比娜嘉做得还好”。瓦连廷诺夫写道，列宁是为革命而锻炼身体的。一个革命者任何时候也不可能知道，他的体力将遇到什么样的考验——是蹲监狱，还是逃出监狱。

    瓦连廷诺夫的保护人克尔日札诺夫斯基也写了关于列宁的回忆文章。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写道：“我们就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淳朴、谦逊的外表说起吧。他个子不高，戴着普通的便帽，很容易消失在任何一个工厂区而不会惹人注目。一副令人喜爱的黝黑的面孔，略带东方色调——这几乎就是关于他的外貌所能说的一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穿上粗呢外衣，也很容易同伏尔加河流域的任何一群农民融为一体……但是，只要细瞧一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眼睛，细瞧一下他那双不寻常的、深邃的、充满内在力量和坚强毅力的、深褐色的眼睛，你就会立刻感觉到，在你面前的是一个绝非寻常的人。只要你稍微细看一下他的外貌，你从他那朴实外表中得来的最初印象就会马上消失，而为一种你对他那特殊天赋的印象所代替。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很多肖像都表达不出这样一种印象。”

    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是1893年在彼得堡同列宁见面的。他写道：“他是亚历山大。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的胞弟，而亚历山大·伊里奇·乌里扬诺夫是最后几个光荣的民意党人之一，曾于1887年被处以死刑。仅只这一点，就为我们（即马克思主义者们——路·费希尔注）友好地接待他造成了最良好的前提……”后来，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和巴黎时常常见到列宁，革命胜利后，他作为一位苏维埃的高级职员（克尔日札诺夫斯基一度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更是常常见到列宁。他在回忆文章中写到了列宁那强壮的体质，回忆起他同列宁谈话时告诉列宁关于一个健康的人的定义：“这就是，一个人的健康就在于他的感情活动表现得清楚明确。”列宁同意这个定义。他说：“正是这样，一个健康的人如果想吃东西，那就是真正想吃；想睡觉，那就是真正想睡，他不会去考虑要睡的是软床还是硬床；如果他要恨，那同样也是真正的恨……”

    在巴黎，一位著名的法国雕塑家对克尔日札诺夫斯基说：“他发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前额的轮廓同古代伟大思想家苏格拉底的雕像极其相似。”马克西姆·高尔基也注意到了这种相似之处。

    曾经资助过列宁办的一些出版物的高尔基由于进行革命活动而于1905年1月被捕。同年下半年，他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11月27日，党中央委员会在彼得堡高尔基的住宅里召开会议。列宁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讨论了准备武装起义的问题。高尔基向中央委员会谈了莫斯科的战斗情绪。1906年1月，列宁在赫尔辛福斯的私人住所里同高尔基又见了面。1907年4月，他们在柏林见了几次面——他们一块去动物园看动物，去戏院看戏。当高尔基在列宁去世后写他对列宁的回忆文章时，看来他是把早年的这几次见面完全忘掉了。高尔基在回忆文章中把他同列宁的第一次见面说成是在1907年5月在伦敦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时。列宁在教堂（代表大会就是在这个教堂的“好客之家”里进行的）里一面握着高尔基的手，一面说：“您来了，这好极啦！您不是喜欢打架吗？这里将要大干一场的。”

    高尔基用小说家的眼睛看着列宁，而用剧作家的耳朵听着列宁讲话。他写道：“我所预料的列宁并不是这样。我觉得他缺少点什么。他说话时‘p’、‘π’发音不清，两手交叉地插在腋下，很洒脱地站着。总之，这个人的一切都太朴实了，在他身上感觉不到有丝毫‘领袖’的气派。”

    “但是这个秃头的、说话时字母‘p’、‘π’发音不清的、结实的、强壮的人，一只手摸着他那苏格拉底式的前额，另一只手握着我的手，亲切地闪动着他那一双灵活得惊人的眼睛，立刻就谈到《母亲》这本书的缺点……”

    在“打架”开始之前，列宁把高尔基带到“帝国”旅馆，帮助他进行了登记。他来到高尔基的房间，摸了摸高尔基的床铺，看床单是否潮湿。

    大会开始时，高尔基感到“兴高采烈”，因为他置身在自己的人中间。“但是我的兴高采烈只到第一次会议为止，只到关于‘议事日程’问题的争论为止。这些争论的激烈一下子就把我的热情弄得冰冷了，这倒不是因为我发现党内如此尖锐地分裂成为改良派和革命派，——这一点我在1903年就知道了，而是因为改良派对弗·伊·列宁怀着敌意。”

    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这位党内的涅斯托耳第一个发表了演说。高尔基说：“他讲话好像一个传教士，坚信他的意见是无可争辩的，他讲的每一个字都是极有价值的，就是字句间的每一停顿也是极有价值的。当格·瓦·普列汉诺夫在第一次会议上发表演说的时候，布尔什维克的座位上最不安的要算是列宁了，——他时而踡缩着身子，仿佛怕冷似的，时而伸开四肢，又好像怕热似的；一会儿他把手指插到腋下，一会儿摇晃着光亮的脑袋摸一摸下巴，低声地在米·巴·托姆斯基耳边讲些什么。当普列汉诺夫宣称‘党内没有修正主义者’的时候，列宁就弯下身去，他的秃顶发红了，肩膀也因为忍俊不禁而颤动起来……”

    孟什维克尤·马尔托夫也发表了演说。高尔基写道：“这个非常讨人喜欢的人讲起话来像青年一样慷慨激昂，好像他特别深切地感到分裂的悲惨和冲突的痛苦似的。”马尔托夫央求道：“一定要避免破裂，党太弱了，不能分裂成两个。”在演说结束时，“马尔托夫叫喊起来，反对武装起义的工人战斗队，而且根本反对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接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匆匆地走上讲台，用喉音喊了一声‘同志们’。我觉得他不会讲话，但是过了一分钟，我也像所有的人一样，被他的演说给‘吞没’了。他能把极其复杂的政治问题讲得如此简单明了，这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他并不想编造一些漂亮的词句，而是把每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毫不费力地表达出其精确的含义。”

    “……在会议期间，每一天都给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越来越新的力量，使得他更加朝气蓬勃，信心十足，他的演说听起来一天比一天更加坚定，而且代表大会的全体布尔什维克也变得更加坚决，更加严峻。”

    统一代表大会继续了20天。结果出现了可怕的分裂（举行代表大会的大部分经费是费拉德尔菲亚的一位肥皂工厂主约瑟夫·费尔斯借给的，他是一位慈善事业家和统一税的捍卫者。到1923年时还清了他的债）。

    导致分裂的原因是不少的。在代表大会前夕，普列汉诺夫责备列宁企图夺取“指挥棒”——党的领导。由列宁、马尔托夫、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阿克雪里罗得和查苏利奇参加的这场“将军会战”在代表大会之前很久就开始了，会战的结果是列宁退出了《火星报》编委会。任何一个组织都避免不了由个人竞争所引起的矛盾。实际上政治往往不过是掩盖野心的一个假面具而已。列宁并没有个人野心，所以他难以制服。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世界代表大会上，罗莎·卢森堡指着列宁对克拉拉·蔡特金说：“你好好看看这个人。这是列宁。瞧瞧他那执拗倔犟的头颅骨。”克拉拉·蔡特金补充说：“罗莎·卢森堡具有艺术家的敏锐眼力。”

    列宁在得出一种看法后，他就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可动摇的，于是他驳斥别人所列举的各种论据来捍卫这种看法，直到在一些确凿的事实面前这种看法被一种新的观点所代替，他才放弃原来的看法，然后他又以同样的深信不疑的态度来捍卫这一新的观点。在列宁的思想中，怀疑的地方是不多的。他有意识地不容许、排除掉可疑之处。1905年时他坚决主张抵制国家杜马，并说服布尔什维克（而不是孟什维克）赞同他的观点。1920年时，他承认这是错误的。1906年时他以同样坚决的态度主张布尔什维克参加杜马。路线的这种改变，在1907年伦敦代表大会上，引起了一次极其激烈的冲突。这时最重要的问题是各社会主义政党在杜马内如何行动的问题。列宁批驳了孟什维克所采取的那种容许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同非社会主义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党合作的战略。他在反对右派反动分子的斗争中，甚至不想支持中派。

    合作要求一定的妥协，而“妥协”这个字眼在列宁的政治辞典里是没有的。他是一位政治上的孤立主义者，是一位在荒凉垄沟里的耕耘者。他不喜欢、也不懂得民主的议会制，他认为应当为革命的目的，而不是为民主的目的来利用议会。这种观点是根据他对革命前途的估计得出的。1907年时，他仍然认为，俄国革命一定很快就要到来。虽然1905~1906年的起义遭到了镇压，这并没有使他改变自己的看法。他预言，新的暴动将要发生，但是既然在整整十年间并没有发生任何这样的事件，那他的逻辑就有了点毛病。例如，1907年5月2日，他在一篇文章中一开头就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全民的革命才能够是胜利的革命。这种说法在下面这种意义上是对的，即要使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把大多数的居民团结起来，为实现这一革命的要求而斗争。”为了表达得更清楚起见，列宁用稍微不同的字句再一次重复了这个思想：“只有大多数人才能战胜有组织的少数统治者。”他认为这是一种“人所共知的道理”。但是在革命时期，情况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在革命前夜以及在革命的最初阶段，简直是所有的人，即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整个自由派资产阶级都纷纷起来捍卫“政治自由”和“民族利益”。然而，随着革命的发展，当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分子开始懂得什么是“政治自由”时，他们便动摇起来，转到了反革命的立场上。这时“社会民主党就必须同小资产阶级群众隔绝。因为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摇摆……表明革命的发展很艰难，但并不意味着革命已经结束和革命力量已经耗尽（这是我们的看法）。这时，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就是教育这些小资产阶级群众走向斗争……提高他们的觉悟，加强他们的决心和坚定性等等。或者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意味着当前的资产阶级革命完全结束（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对的）。”但是这样的情况在“各种不利条件的凑合下”仍然能够出现。列宁根本不去考虑他的论据是悬挂在空中的，而他的结论则是十分模糊的，他在文章结尾处写道：“这会是一种‘全民性的’胆怯，但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为了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一定要把自己同这种习性隔绝开来。”

    在党的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上，列宁在社会主义者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报告中又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阐述得极其充分。列宁在报告中说：“……我国革命按其社会经济内容来看，是资产阶级革命。即使目前的革命取得了最彻底的胜利，即建立了最民主的共和国，由农民没收了地主的全部土地，也丝毫没有触动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基础。生产资料私有制（或土地私人经营制……）和商品经济仍然存在。”同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也并没有消失，而是相反。“这一切对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应当是完全没有争论的。”列宁问道：但这是否意味着，资产阶级革命应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呢？回答应当是否定的：“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使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为什么？因为“这场革命的最大特点是：土地问题非常突出。这种争取土地的斗争必然推动广大农民群众进行民主革命，因为只有民主制才能给他们土地，才能使他们成为国家的主人”。因此“俄国当前的革命要能取得胜利，只有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正是这一点，而绝不是同资产阶级政党的联盟，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的目标。列宁说：“我国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连农民所追求的都是乌托邦性质的目标。“农民的主要空想是什么呢？无疑是平均制思想，是他们相信消灭土地私有制和平均分配土地（或使用土地）就能够消除贫困、失业和剥削的根源。

    “毫无疑问，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是空想，这是小资产者的空想。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是反动的偏见，因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理想不是小业主的平等，而是公有化的大生产。”但是农民所追求的东西——“夺取和分配土地”——会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基础，这对农民将会是有利的。“这不单单对农民更为有利，就是对无产阶级也是更为有利的。”因此，“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应当通过资产阶级革命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资产阶级革命，无论是资产阶级，或者是农民，都是不希望的。列宁说，农民幻想“固守着自己的一小块土地，固守着自己的一堆粪便（如马克思愤慨地说过的）而和整个社会对立。这种业主的私有者的本能促使农民脱离无产阶级”。

    既然这样，如何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呢？

    前途起码是暗淡的。“我国的革命正处在困难时期，需要有团结一致的无产阶级政党那种坚强的意志、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才能顶住怀疑、消极、冷淡和不愿意斗争的情绪。”

    结论是：“根本谈不到我们要支持自由派。”

    列宁精辟地描写了他所担心的那种情绪。胜利的革命需要大多数人的支持，而大多数人，即工商业者和农民，却具有反对革命的情绪。但是，革命并没有结束。既然革命还在继续，那革命政党就应当避免同反革命政党发生联系。革命政党的任务应当是干革命，而不是搞议会政治。列宁始终忠于革命，他对非此即彼的抉择不屑一顾。但是革命处在低落状态，而同革命在一起的是列宁和他那个人数不多的布尔什维克派。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风还没有吹满他们的船帆时，他们一直处于死一般的风平浪静状态。当时掌权的是少数人。

    组织问题使列宁更加感到失望。他一向十分重视组织问题。他坚决认为，集中领导和“由下面作出的”民主决定之间的选择，或者说职业革命家组织和同情者的自由联合体之间的选择，不是一个纯粹技术程序的问题，而是反映了思想方面的分歧。1902年时，他写了《怎么办？》一书来阐述这个问题。1904年时，他的《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一书中所讨论的也是这个问题。在这部著作中，列宁以不可遏止的好战姿态，十分认真地、极其详细地分析了党内过去的各种争论。列宁坚决认为，组织问题上的小错误正在导致政治上的大矛盾。他称之为组织上的“尾巴主义”的东西，或者他称之为无所事事的那种情况，在他看来这些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已经上升为生活中的一种哲学）心理的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结果。

    在这里，列宁自己从形式跳到了哲学。他对知识分子发动了进攻。列宁所说的“知识分子”、“知识界”是指“一切有学问的人、一般自由职业者和不同于体力劳动者的脑力劳动者（即英国人所说的脑力工作者）”。列宁说：“工厂在某些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可怕的怪物，其实工厂是资本主义协作的最高形式，它把无产阶级联合了起来，使它纪律化，教它学会组织，使它成为其余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首脑。”工厂是无产阶级的“学校”。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依靠“工厂这所学校”进行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而对于“工厂这所学校”知识分子却“怕得要死”。列宁写道，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世界观是由“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生存条件”产生的。“这种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在俄国虚无主义者身上是特别突出的。党的组织在他们看来是可怕的‘工厂’；部分服从整体和少数服从多数在他们看来是‘农奴制’（见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他们一听见在中央领导下实行分工，就发出可悲又可笑的号叫，反对把人们变成‘小轮子和小螺丝钉’……”

    列宁是一个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贵族。但是，他决定不去作一个思想清高而无所事事的人。他鄙视那些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者。他嘲笑那些沙龙式的革命家，而这样的人在19世纪的俄国就有好几千个。列宁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句话加以改变后引证如下：“谁害怕弄脏自己的双手，就让他别去从事政治活动。”换句话说，不打破蛋壳，就煎不熟鸡蛋。列宁不仅想的是革命，讲的是革命，而且他准备弄脏自己的双手，依靠工人的帮助来组织革命。民粹派盲目地崇拜农民，列宁则崇拜工人。列宁由于在俄国一般知识分子的脑门上看到有奥勃洛莫夫习气的烙印，所以他愿意推崇群众，推崇来自土地和来自车床的人。俄国的上层人士在生活中既游手好闲，在精神上又极为讲究。所以列宁认为质朴比讲究好，体力比脑力好，组织比个人好。在这方面，列宁表现出了某种忘我精神。列宁时常自己抑制自己（革命胜利后，他公开承认这一点）。普列汉诺夫硬说，列宁企图夺取“指挥棒”来指挥党，不管普列汉诺夫的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列宁挥舞“指挥棒”无疑也在指挥他自己。他自觉地自己指挥自己，自己组织自己。

    这时，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在所有问题上都产生了分歧，也就是在组织问题上、在革命的必然性问题上、在对待资产阶级各政党的态度问题上、在对待议会的战略问题上以及在一般的意识形态问题上，等等，都产生了分歧。列宁变得越来越凶恶了，接近他的人越来越少了。在这种情况下，伦敦代表大会不召开会更好些。但是列宁却欢迎召开代表大会。他宁愿公开决裂，也不愿意对矛盾采取和稀泥的态度和掩盖起来的态度。1908年2月7日列宁高傲地写信对高尔基说：“知识分子在我们党内的作用日益降低：知识分子从党内逃跑的消息在在皆是。这些败类跑得正好。党内的这些市侩垃圾清除掉了。工人将担负起更多的工作。职业工人的作用正在加强。这一切好极了……”大概高尔基感到受了委屈，因为列宁在2月13日写给他的信中借口说这里发生了某种“误解”。列宁说：“我并没有……想‘驱逐知识分子’。”

    伦敦代表大会之后，高尔基请列宁到卡普里去，但是列宁没有时间去，因为他正在筹备出版一份新的党报《无产者报》，并打算让高尔基参加这一出版工作。1908年3月中，列宁再次推迟了卡普里之行，因为“没有钱，没有时间，也不能扔下报纸不管”。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3月24日，列宁从日内瓦写信给高尔基说：“我一定到卡普里去，并尽量设法邀妻子一起去，只是希望这同哲学上的争论毫无关系。”那里有这样一些哲学家：波格丹诺夫、巴扎罗夫和卢那察尔斯基，他们在卡普里住在高尔基的附近。

    住在“令人厌恶的”（这是列宁的说法）日内瓦，无论是列宁，还是克鲁普斯卡娅，都感到不合心意。克鲁普斯卡娅在其《回忆录》中对再次侨居国外所遇到的一些困难进行抱怨。她写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整天坐在图书馆里，但晚上我们就不知道到哪里好。真不愿意坐在我们租的这间冷冰冰的不舒服的房间里，很想和人们在一起，于是我们每天晚上不是去看电影，就是去看戏，但往往等不到看完，就中途退场，到湖边去散步。”

    4月份，列宁终于来到了卡普里——是他一个人来的。在即将启程之前，他通知高尔基：“……我也可以去……但是，我再说一遍：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我不谈哲学和宗教问题。”

    列宁和高尔基一起，参观了那波利的国立博物馆、那波利近郊和庞贝废墟，爬上了维苏威火山。他们还一块钓鱼、聚谈。在一张照片上有这样一个镜头：列宁和波格丹诺夫在高尔基别墅的凉台上下象棋，高尔基和玛丽亚·费多罗夫娜。安德列耶娃在认真地观看他们下棋，照片的背景是美丽的卡普里。列宁戴了一个很大的圆顶礼帽，遮住了他那“苏格拉底式的”前额和很大的头顶。列宁输掉了这盘棋。高尔基说：“他在输棋时很生气，甚至有点像小孩子似地灰心丧气。”列宁和波格丹诺夫除了下棋，并不较量力气。有一次列宁对波格丹诺夫说：“请您用三言两语向我说明，您的‘代换说’能给工人阶级提供什么？为什么马赫主义比马克思主义更革命？”波格丹诺夫便开始来说明，但是列宁很快打断了他的话，说：“算了吧！”

    克鲁普斯卡娅写道：“当然，卡普里之行并没有同波格丹诺夫的哲学观点调和，后来，伊里奇回忆说，当时他对波格丹诺夫、巴扎罗夫说：我们不得不分手两三年。那里人很多，既吵闹，又忙乱；有的人在下棋，有的人去荡舟闲游。不知怎的伊里奇很少谈到他的这次旅行。他多半只谈海怎样美丽，那里的酒怎样，而对在卡普里举行的困难问题的会谈却说得很少，因为这对他是很不愉快的。

    “伊里奇又钻研哲学了。”

    布尔什维克本身仍然还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一个派别（与之同时存在的派别还有：孟什维克、拉脱维亚党、犹太人的崩得、托洛茨基的中派等），而现在它本身又面临着分为两派的危险——根据哲学分为两派。马赫的哲学向马克思的哲学发起了挑战。波格丹诺夫、巴扎罗夫、卢那察尔斯基及其他许多布尔什维克都成了马赫主义者。但他们同时又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对他们痛加责骂。但是为了粉碎他们，就需要更彻底地了解马赫的哲学和整个哲学。列宁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普列汉诺夫和康德的一些哲学著作。1906年时，他读了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一书。读了这部书之后，他写信给高尔基说：“我读完之后非常生气，因为我更清楚地看出，他走的是极端错误的道路，非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列宁开始写一部书来回答波格丹诺夫的这部书。1908年时，由于政治上的分歧，他对波格丹诺夫更加“生气”。克鲁普斯卡娅肯定地说：“当时正是困难的时期，俄国的组织不断地遭到破坏。警察在奸细的帮助下逮捕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工作人员。群众退缩了。他们想要理解所发生的整个事件（即1905—1906年的革命——路·费希尔注），要考虑它，一般性的鼓动已经使人厌烦。基于这种情绪，召回派就有了某些成就。”召回派想从杜马中召回社会主义的代表，并且像列宁本人在1905年时所坚决主张的那样，要抵制杜马。但是，现在列宁认为，对杜马应当加以利用。波格丹诺夫加入了召回派一伙。这使列宁更加讨厌他的哲学。克鲁普斯卡娅写道：“已经使人感到布尔什维克派不像从前那样团结了，就要发生分裂了，首先是同亚·亚·波格丹诺夫分裂。”

    列宁以其所具有的充沛精力和满腔热情在为写一部反对马赫主义者的著作而收集材料。但是有一些已经发表的材料，在日内瓦找不到。正如克鲁普斯卡娅写的那样：“而且侨居生活的吵吵闹闹的气氛又大大妨碍了伊里奇的工作，因此他到伦敦去了，以便在英国博物馆工作一段时间，写完那部已经开始了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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