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对护国主义

    列宁在1914年8月29日，携家人从波罗宁到达维也纳。在阿德勒的帮助下，获得了去中立国瑞士的身份证。9月中旬，列宁一家来到了伯尔尼，在党内同志什克罗夫斯基的安排下，住进了伯尔尼多纳比尔路甲11号。一住下，他就全力投入反战活动。

    对帝国主义者发动的世界大战采取什么态度，是区分各国进步党派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试金石。早在战前，列宁就说过：“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掠夺性战争，我们布尔什维克党人坚决反对，不给发动战争的政府以任何支持！”

    来到伯尔尼的第二天，列宁便在城外的森林中举行了由什克罗夫斯基、伊涅萨、萨法罗夫、萨莫依洛夫等人参加的“布尔什维克伯尔尼小组”会议。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布尔什维克党对战争态度的报告，重申了他的上述主张。

    列宁的这个报告得到了参加会议者的拥护。代表们一致通过决议：此次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掠夺性战争，布尔什维克不仅坚决反对，同时也反对世界各国的沙文主义（“沙文”，是拿破仑手下的一名士兵。他在战斗中负伤后，仍然狂热地信奉拿破仑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因而受到拿破仑的奖赏。后来人们就把宣传侵略其他国家的战争狂人，称之为“沙文主义者”），不给本国政府以任何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

    与布尔什维克党的立场相反，欧洲国家的一些声称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党、民主党，从大战一开始就站在本国政府的立场上。1914年8月4日，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在议会发表声明：“在危险时刻，我们不能让祖国处于无防御的状态。”他们在议会里的代表投票赞成政府发行战时公债，支持政府对外战争。法国的社会党号召工人、农民上前线，为法国的对外战争充当炮灰。俄国的孟什维克也一样，从战争爆发后就公开宣称，沙皇的对外侵略战争是卫国战争，表示“要团结其他爱国的政治党派”，为保卫祖国而战。因此列宁称他们为“护国派”。

    1914年10月初，列宁接到孟什维克从瑞士的洛桑拍来的电报，“善意地”邀请他去参加“大战专题演讲会”。列宁按时来到了洛桑的文化宫。会议的主要演讲人是普列汉诺夫。他在演讲的前半部分，愤怒地谴责了德意志帝国的侵略行径，批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支持战争的立场。列宁听得津津有味，不时地为他的精彩演讲鼓掌。

    可是再往下听，列宁就越觉得不是味儿。普列汉诺夫在评论沙皇俄国参战的目的时，竭力美化沙俄对外战争的“正义性”，大吹大擂前线的将士“为国而战的献身精神”，信誓旦旦地表示，孟什维克将全力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普列汉诺夫的报告博得了孟什维克听众的一片喝彩。

    列宁实在听不下去了。普列汉诺夫话音刚落，他就走向主席台，猛烈地抨击道：

    “听了普列汉诺夫先生的演讲，我感到脸红。本来是帝国主义强盗之间的掠夺性战争，竟然被粉饰为正义战争；明明是沙文主义者，竟被吹嘘为‘卫国’而战的英雄。由此可见，孟什维克的先生们已经堕落到何等地步。因此我必须指出，在这场战争中，任何为沙皇政府对外侵略政策辩护的言论都是错误的；任何支持沙皇政府对外战争的行为，都是对工人阶级利益的背叛。我们的立场是，不支持沙皇政府的对外战争，强烈谴责一切形式的沙文主义。同时，我们还要联合一切反战力量，发动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

    列宁的讲话，击中了普列汉诺夫的要害。他冲着列宁指责说：

    “在大敌当前，祖国处于危难之际，布尔什维克党不是在物质和道义上给予支持，反而大骂支持政府的人是出卖工人阶级的利益。在我们看来，布尔什维克党人关心的不是祖国的前途和命运，而是一党一派的私利！”

    对于普列汉诺夫的指责，列宁当即向他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自大战爆发以后，你们口口声声要‘保卫祖国’。那么请问，你们所说的祖国指的是谁的祖国？是沙皇独裁统治下的祖国，还是广大人民当家作主、享有民主自由的祖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战争，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掠夺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还是维护广大劳苦大众利益的战争？如果连这些最简单的问题都不清楚，还奢谈什么‘保卫祖国’！”

    列宁不等普列汉诺夫张口，又接着说：

    “布尔什维克党人真的像你们所说的，对祖国漠不关心吗？不是！布尔什维克党人是否有民族自豪感？当然不是！我们酷爱自己的语言和祖国。尽管几百年来俄国各族人民遭受沙皇专制制度的压迫，但我们仍然对祖国怀着民族自豪感。正因为如此，我们特别痛恨自己奴役般的过去和现在；痛恨现在的这些地主和资本家驱使我们去打仗，去侵占加里西亚，夺取阿尔巴利亚和君士坦丁堡，摧残乌克兰人和波兰人的自由。一个人不应该因为生来就是奴隶而有罪过。但是，如果身为奴隶，不但不去追求自由，反而为自己的奴隶地位辩护，把压迫其他民族的行为称作大俄罗斯人的‘保卫祖国’，那不是可鄙、可恶、可憎的奴才吗？！”

    说完，列宁一边招呼其他布尔什维克成员，一边大声地说：“走，干我们的事去，不听这些人的胡言乱语！”

    当天晚上，列宁又写信给居住在日内瓦的党内朋友卡宾斯基，告诉他：“我们不让那些沙文主义者得胜，不让他们欺骗和愚弄广大的工人，不让沙文主义思想毒害善良的人们。我们要一刻不停地反击，不给他们有喘息的机会。请你帮我安排一下，我要在日内瓦作《欧洲大战和欧洲的社会主义》的报告。”

    10月14日，列宁先在洛桑市文化馆作了题为《无产阶级与战争》的演讲。接着又在日内瓦作了《欧洲大战和欧洲的社会主义》的报告。出席报告会的人有侨居日内瓦、洛桑、伯尔尼等地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也有孟什维克，还有从远道赶来的欧洲国家的社会党人、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当地的工人、市民和学生。

    在报告中，列宁揭露了社会沙文主义者背叛人民利益的行为。他说：“目前的这场大战，是帝国主义者为了瓜分殖民地和掠夺别国领土而发动的。这是强盗打强盗，恶狗咬恶狗的战争。这样的战争，竟然有人要为某个强盗的行径喝彩，为某个恶狗落水而叫屈，企图把强盗的利益说成是人民或祖国的利益，这是无耻的谎言，是对人民的欺骗和愚弄！”

    列宁的演讲，几乎征服了在场的所有听众。许多先前对战争存在模糊认识，抱有幻想的人，开始理解和支持布尔什维克的立场。甚至连孟什维克中的一些人在听了报告以后，也改变了原先的观点。马尔托夫是孟什维克的主要领导之一，也是列宁的主要政敌。但是，在列宁的这个报告发表以后，他开始不断地写文章，批判沙皇政府，揭露沙皇政府参战的真实目的，痛骂沙皇的大臣们助纣为虐、穷兵黩武的卑劣行径。

    列宁对马尔托夫立场的转变非常高兴。他赞扬说：“尽管我同马尔托夫先生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但是在对待战争的问题上，这位先生所做的事情正是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做的。他的表态不仅在孟什维克内部打开了一个缺口，也为我们反战派增添了力量。”

    经过布尔什维克党的反复宣传和艰苦工作，列宁的反战思想在国内外日益深入人心。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第四届国家杜马里的代表开始联合起来，坚决执行反战路线。他们举行集会，散发传单，号召人民“打倒战争”，“以战争反对战争！”当沙皇要求杜马投票通过增加军费预算案时，他们冒着被逮捕的危险，拒绝投票，愤然退出了投票厅。

    列宁的反战思想也逐渐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理解。1915年9月，在瑞士的齐美尔瓦尔得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人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由于列宁坚持不懈的工作，各国的左派人士组成了反战派阵线。经过反战派的斗争，大会承认：正在进行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保卫祖国”的口号是沙文主义者的口号。大会还把反战条款写入了《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宣言》。

    二、二月革命

    其实，列宁并不反对一切战争。他反对的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是要通过对这场战争性质的揭露，说明战争给俄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使人民认清沙皇政府的本质，激起人民对沙皇专制制度的不满；把人民对战争的厌恶，引上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轨道。

    所以，早在1914年9月中旬，在伯尔尼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成员会议上，列宁就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从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立场看，我们在反对这场战争的同时，决不要忘记反对沙皇君主制度，不要忘记为在俄国建立共和制度而斗争。斗争的最好形式是，不给政府发动对外战争以任何形式的支持，促使沙皇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然后，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是俄国革命胜利必不可少的前奏。”

    之后，列宁又多次在党内外各种会议上反复提出关于“不给沙皇政府以任何形式的支持”，“促使沙皇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落后国家取得胜利”的理论和口号。

    在列宁的这些理论和口号的指引下，布尔什维克党的各级组织立即行动起来，投入到火热的反战运动中。在后方，他们不畏沙皇警察当局的镇压，印发传单，举行集会，发表街头演讲，宣传反战思想。在前线，深入士兵中间，建立党的地下组织，向士兵们宣传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号召士兵们不为发动战争的资本家和地主充当炮灰，要他们掉转枪口，对准本国的政府。布尔什维克党员还不顾反动军官的威胁，深入前线士兵中间，鼓动他们和交战国的士兵举行联欢。

    经过布尔什维克党的广泛宣传和动员，列宁关于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革命战争的思想，成了俄国人民反对战争，反对沙皇专制制度斗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风暴，正在铺天盖地向俄国专制制度袭来。

    由于沙皇的专制统治，俄国的腐朽性、落后性在战争爆发后很快暴露出来。地主、资本家、冒险家、投机商、流氓、骗子、间谍、腐败的官员、无能的将军充斥着政府、部队、军需生产和供应部门。他们相互勾结，乘战争之机，大发横财，导致了前线武器装备、辎重粮草供应告急，官兵士气低落，损失惨重。大战第一年，在前线战死的俄军就达11万人以上，第二年达30万人以上，伤者和被俘的人达100万人以上。到1917年2月，俄军被打死、打伤、病死者，高达500万人。

    在后方，由于大批青壮年男子被强征上前线打仗、服劳役，致使大片耕地荒芜，粮食歉收，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货币贬值，物价飞涨，饥饿、疾病、瘟疫蔓延。战争的头两年，全俄就有几百万人饿死，大批的难民流离失所。

    战争带来的灾难，激起了俄国人民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强烈不满。工人们举行大罢工；农民们烧毁地主庄园，夺取土地，杀死横政暴敛的地方官吏；少数民族举行起义，反对沙皇政府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前线的士兵，厌战情绪笼罩整个战场，他们中开小差的、自伤自残的、在背后放冷枪的、一枪不发举手投敌的，比比皆是。

    统治阶级内讧也频繁发生。1915年至1916年的两年里，沙皇政府中就有4个总理大臣、6个内务大臣、4个军事大臣、3个外交大臣如走马灯似地被更换。国家杜马里的地主、资产阶级党团——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保皇党人，为挽回前线的败局，防止革命的爆发，于1916年发动了一场未遂政变，企图废黜软弱无能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所有这一切，都不能挽救沙皇专制制度的覆灭。

    1917年1月22日，首都15万工人举行大罢工，莫斯科、哈尔科夫等大城市的工人随之响应。3月10日，首都工人再次举行大罢工，他们高举红旗，呼喊“打倒战争”、“打倒专制政府”、“给我们面包”和“民主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向冬宫前进。途中，罢工队伍同军警发生冲突，由此引发了推翻沙皇制度的武装起义。

    3月11日，起义者夺取军械库，打开监狱，放出政治犯，接着和军警展开巷战。在战斗中，成批的士兵们掉转枪口，反对沙皇政府。3月12日（俄历2月27日），彼得堡卫戍部队的6万名士兵转到革命一边。他们与起义群众并肩战斗，占领了桥梁、火车站、邮电局、电报局等战略要地，逮捕了沙皇政府的大臣，强迫沙皇尼古拉二世签署了退位诏书。至此，在俄国延续了三百余年的罗曼诺夫王朝被推翻。二月革命取得了胜利。

    列宁是在1917年3月15日得知二月革命胜利的消息的。他当时住在瑞士的苏黎世。这一天，他正准备去图书馆。忽然，布尔什维克党人勃朗斯基匆匆跑来，兴冲冲地告诉他：

    “俄国沙皇专制政权被推翻了！”

    列宁赶紧跑到街上，买了一份报纸。当他看到上面刊登着“俄国爆发革命，沙皇宣布退位！”的消息后，欣喜万分。一回来，他就在屋里踱来踱去，嘴里不停地念叨着：“3月12日，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获得了胜利，大臣们全被逮捕，我们还不能回去。我真不能原谅自己！嗨，为什么不在1915年冒险从斯堪的纳维亚回国呢？不行，我得赶快想办法，一秒钟也不能耽搁！”

    二月革命胜利后，俄国成立了临时政府。它宣布，凡是受沙皇当局迫害而流亡国外的人都可以回国。但是这对列宁来说，却一时实现不了。因为瑞士通往俄国的所有交通要道，都被英国和法国人封锁，这些交通线只对支持协约国的人开放，像列宁这样的反战人士要回国，就得另找出路。

    好几个夜里，列宁都没有合眼。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思考着回国的问题。他不时地想出一些奇怪的计划：“坐飞机回去吧，需要搞到一张中立国的护照，最好是一张瑞典人的。这可以通过瑞典的同志弄到。但是，不会说瑞典话，怎么办？装哑巴，容易露出马脚。要是睡着了，梦见孟什维克，骂他们‘混蛋’，不是暴露身份了吗？嗨，还是装哑巴吧！虽然很危险，也只能如此了！”

    清早，列宁把夜里想好的计划，告诉加涅茨。加涅茨听了哈哈大笑。列宁从他的笑声中，知道自己的想法太天真。于是，他决定通过合法途径，取道英国或法国回国。他立即写信给布尔什维克驻日内瓦的领导人卡宾斯基：

    “请你以个人的名义，搞一张去法国和英国的护照。我要通过英国绕道荷兰回国。我可以带上假发，装成你的模样，然后拿着你的证件通过海关。到时候你起码应当离开日内瓦几个星期，躲进山里。在这期间，我当然要替你支付膳宿费。”

    可是这个计划仍然实现不了。因为卡宾斯基的年龄、长相、个头、言谈举止，都与列宁相差太大。一旦被英、法军事当局发现，他就有被逮捕的危险。

    几套办法都行不通，使列宁几乎陷入绝境。他沮丧地对女秘书伊涅萨说：“我们可能回不去了！英国不让过境，经德国又是敌对国，听天由命吧！”

    出乎意料的是，德国政府并不阻挠俄国的反战派人士过境。原来，到1917年初，德国为了摆脱东面同俄国，西面与英、法等国两线作战的困境，迫切希望同俄国的新政府停战议和，以便腾出手来对付西线的协约国。列宁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坚定的反战派人士。德国让他过境，是希望他回国后，说服俄国新政府同意与德国签订停战协定。所以，当有人向德国政府提出列宁过境的请求时，德方痛快地答应了，而且还特别规定：

    “列宁一行出入德国，他们的护照、行李、人身，不受任何检查。如果途经瑞典入境有困难的话，他们可以从德国的东部地区通过。”

    得知这一消息，列宁异常兴奋。4月1日，他和克鲁普斯卡娅、伊涅萨、季诺维也夫、拉狄克、索柯里尼柯夫等一行三十多人在伯尔尼聚集，于4月2日乘列车经过柏林，绕道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于4月3日踏上了阔别近十年的俄国路程。

    当天晚上11点，列宁一行到达彼得格勒（二月革命后由彼得堡改名）的芬兰车站。车站月台和广场上，挤满了举着旗帜、高呼“乌拉、乌拉”的欢迎人群。

    下车之后，列宁被士兵们抬进一间曾经专供沙皇休息的贵宾室。在这里，他受到了孟什维克党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齐赫泽，以及临时政府的劳动部长斯克别列夫的欢迎。而列宁对这些人却不屑一顾。他站在原地，环顾四周，心不在焉地观看休息室的天花板。然后，他径直走向广场，登上装甲车，在探照灯光的导引下，缓缓地向克舍辛斯卡娅宫行进。一路上，人们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列宁心潮澎湃，时而向欢迎群众招手致意，时而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

    “亲爱的同志们、士兵们、水兵们、工人兄弟们！我代表布尔什维克党，衷心地感谢你们！是你们抓住时机，不怕牺牲，推翻了统治和压迫我们几百年的罗曼诺夫王朝！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列宁的讲话意味深长。他是在向欢迎他的人们申明：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功绩，不应属于孟什维克等党派；二月革命的胜利，不等于俄国革命的结束。

    三、发表《四月提纲》

    二月革命胜利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地，人民纷纷起来摧毁沙皇的地方政权，建立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农民代表苏维埃。二月革命胜利的当天晚上，首都彼得格勒工兵代表召开大会，宣布成立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为防止国家政权落入人民群众之手，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十月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联合起来，于3月2日（俄历）也成立了自己的政权——俄国临时政府。

    这样，在二月革命后俄国就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个是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一个是俄国临时政府。俄国人民随即面临着两条道路的选择：一条是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条是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政权，走社会主义道路。围绕着这两条道路，俄国社会分成了三大派别：

    一派以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保皇派）为代表的贵族地主和资产阶级上层，他们掌握了临时政府的领导权。第二派以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他们控制了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两派都认为，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新建立的政权当然是资产阶级政权。第三派以布尔什维克党为代表的工人、农民和士兵，他们认为，二月革命后应建立工农政权，走社会主义道路。

    由于二月革命爆发前，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们有的流亡国外，有的正在监狱服刑，所以在革命胜利后，他们既没有掌握临时政府的领导权，也没有在全俄工兵苏维埃里占据重要职位。而且，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部对要不要立即建立工农政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有人说：

    “临时政府是一个反动的政府，代表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应该立即推翻它，建立一个以布尔什维克为首的工农民主政府！”

    另一些人认为：临时政府是在沙皇政府倒台后，由国家杜马选出来的合法政府，是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政府。推倒它违背了人民的意志。

    还有人持骑墙态度。他们提出：只要临时政府站在人民一边，代表人民的利益，我们就支持它；如果它执行反革命政策，违背人民的利益，就打倒它！

    列宁并不完全赞成这些意见。为了消除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分歧，给今后的革命指明方向，他在回国后不久，便召开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会议。他在会上说：“同志们，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革命已经结束。我希望同志们对这一点要有足够的认识。”

    然后，他和大家就这个问题，讨论到第二天清晨才回到住处。上午，在休息了不到两个小时后就来到了中央委员布鲁耶维奇的家里，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商讨对待临时政府的策略问题。中午12点，他根据约定又匆匆赶到塔夫利达宫，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会上，他作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这就是著名的《四月提纲》。他在《提纲》中说：

    “4月3日夜里我才回到彼得格勒，在4月4日的会议上，我作了关于无产阶级任务的报告，当然，这只能以我个人的名义。后来我同本党领导人讨论了这个问题，基本达成了一致。所以，今天的这个报告也是代表本党的。我反对同孟什维克接近。因为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孟什维克不过是临时政府在苏维埃里的代言人。我们和它接近，就等于支持临时政府，这是不能允许的。”列宁接着说，“经过二月革命，俄国的政权已由沙皇贵族阶级转到资产阶级手里，这就是二月革命后建立的临时政府。它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基本完成。现在，应该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应当把政权转到工人阶级、贫苦农民和士兵的手中。”

    “列宁同志。您是说我们现在就起来推倒临时政府？”有人站起来高声喊道。

    “不，目前还不能提出‘打倒临时政府’的口号，不能用暴力的方式推翻它。”列宁回答说，“因为这样做会同支持临时政府的苏维埃发生对立，会脱离群众。我们的口号是：‘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只要苏维埃把全部政权收回到自己的手中，就可以用和平手段剥夺临时政府的权力。下一步是在苏维埃内部展开斗争，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从苏维埃中排挤出去，然后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

    列宁的报告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拥护。他们从中认清了二月革命后俄国面临的形势，认识到了临时政府究竟是代表谁的利益，明确了今后的革命任务和斗争目标。

    但是，《四月提纲》发表后，却遭到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攻击最猛烈的是孟什维克的领袖之一普列汉诺夫。他在自己主编的《统一报》上连篇累牍地刊登文章，谴责列宁的《四月提纲》是：“满篇胡言，是大白天说梦话。列宁同他的党是在俄国人民中间散布无政府主义，是想在革命队伍里制造混乱，挑起内战，以便浑水摸鱼。”

    列宁立即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机关报《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讽刺普列汉诺夫说：

    “普列汉诺夫先生在报纸上把我的演说叫做‘梦话’。真是好极了！普列汉诺夫先生，请看看，你自己在论战中是怎样的愚蠢和笨拙。假使我讲了两个钟头的‘梦话’，为什么几百位听众能听得下去呢？其次，为什么你的报纸用整栏的篇幅来评论我的‘梦话’呢？这是你根本无法自圆其说的。”

    《四月提纲》发表后，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部也引起了少数人的反对。4月8日，布尔什维克党的负责人加米涅夫和施普略尼柯夫，在党中央会议上批评说：“列宁同志的观点，我们是不能采纳的。因为列宁的出发点是超越时代的冒险，是违背俄国民众的意愿的，是脱离俄国现实的乌托邦（即‘空想’）。我们认为，布尔什维克党现在的任务应该是，领导人民争取建立工农民主国家，而不是搞什么社会主义革命。”

    针对加米涅夫等人的言论，列宁在会上耐心地解释说：“苏维埃和临时政府是两个不同的政权。二者是不可能长期和平共处的。不是苏维埃单独掌权，就是资产阶级独掌权力。目前的种种迹象表明，资产阶级为了达到单独掌权的目的，已经在利用人民的爱国热情，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它企图通过战争来转移人民对‘和平、土地和面包’的迫切要求。同时，它又在暗地里组织武装，准备随时扼杀苏维埃政权。难道我们甘愿把工农大众通过艰苦斗争才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经过列宁的解释，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们，纷纷批评加米涅夫的错误立场。加米涅夫也承认自己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表示坚决拥护列宁的主张。经过投票：委员们一致赞成列宁在《四月提纲》里提出的继续革命的主张。

    在《四月提纲》的指引下，俄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四、七月事变

    正如列宁在《四月提纲》里说的，临时政府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它在执政后，既不解决农民久已盼望的土地问题，也不采取有力措施供应城市居民迫切需要的面包，更不愿意满足前线士兵对和平的渴求，反而向协约国承诺：将继续执行沙皇时期的对内对外政策。这使它在上台后的短短四个月里，就陷入了三次危机。

    第一次发生在1917年4月18日。这一天，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奉命照会协约国：“俄国政府将保证承担协约国的责任和义务，把战争进行到底！”照会公布的当天，人民就自发地走上街头示威游行，高喊：“打倒外交部长米留可夫！打倒陆军部长古契夫！”为渡过危机，临时政府被迫罢免了米留可夫和古契夫的职务。

    第二次发生在6月间。临时政府为稳定危机四伏的形势，拉拢孟什维克的首领入阁。孟什维克的首领们受宠若惊，表示“愿同政府和衷共济，共渡难关”，从而引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6月18日，首都几十万工人再次上街示威游行，“抗议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向临时政府妥协！”要求“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结束可恶的战争！”由于前线战事吃紧，这次大规模的游行没有延续下去，使得临时政府侥幸渡过了危机。

    第三次发生在7月间。由于俄军在前线连吃败仗，政府中的立宪民主党的部长和将领们，把前线失败的罪责归咎于“后方民众闹事”。他们要挟政府，如不采取镇压措施，将全体辞职。为挽救前线的败局，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竟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消息传出后，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

    7月4日，彼得格勒举行了50万工人和士兵的大游行。临时政府从前线调来军队，开始在首都“恢复秩序”，打死打伤了参加游行的群众数千人。这是二月革命以来第一次发生的最严重的流血事件。它表明，临时政府已蜕变为反人民的政府。

    为避免更大的伤亡，列宁于当日晚上召开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紧急会议。会议决定，说服“士兵、工人保持冷静，停止游行示威，不同政府军发生武力冲突”。但是，此时的临时政府不但不理睬布尔什维克党的决定，反而宣布：“在首都实行戒严，凡违反戒严令者，将严惩不贷！”同时，它还把制造这次流血事件的罪责嫁祸于布尔什维克党，宣布“布尔什维克党非法”。

    7月5日，一群暴徒受临时政府指使，突然冲进布尔什维克党的机关报《真理报》和《劳动报》编辑部，捣毁了两报的办公室和印刷所。几天后，临时政府又发布了在前线恢复死刑的命令，规定对不服从长官命令的士兵处以极刑；同时还下令首都工人必须交出武器，否则将以叛国罪论处。

    之后，临时政府便把布尔什维克党作为镇压革命运动的重点，首先是抓捕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列宁。它还给列宁捏造了一个“德国间谍”的罪名，以此作为逮捕列宁的依据。

    7月18日，一个名叫叶尔摩兰科的海军少尉，在一张黄色小报上发表了一条惊人的消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列宁是受德国参谋本部指挥的间谍！”“布尔什维克党的另一名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同样是德国情报部门花钱雇用的军事间谍！”据此，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下令：“立即逮捕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其他领导人！”

    当天晚上，大批的武装士官生（军事学校学员）奉命袭击了列宁的住所。他们用刺刀在屋里乱捅乱戳，企图就地刺死列宁。幸好，列宁在当天上午听到《真理报》编辑部被捣毁的消息以后，提前离开了住所。

    7月19日，临时政府发布了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其他领导人的通缉令。为保证列宁的安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坚决要求列宁赶紧撤离彼得格勒。

    7月24日晚上，中央委员会挑选了一批可靠的工人，护送列宁来到阿利卢也夫的家。他们帮列宁剃了胡须，换上了农民服装，带上鸭舌帽，扮成芬兰农民的模样，然后分成两批走到车站，顺利地登上了去芬兰的火车，来到了拉兹里夫湖畔。

    起初，列宁住在一位老工人搭建的草棚里，后来又搬到拉兹里湖边的一块草地上。草地的周围是一片森林和沼泽地。附近没有村落，到这里要走好长的路程，中途还得坐船。凡是来看望列宁的人如不熟悉道路，就会掉进深不可测的泥潭里。

    负责保卫列宁的工人，在这里为列宁造了一间小茅屋。屋子里铺上稻草，贮藏了一些枪支弹药和“违禁书籍”，门口放着几把镰刀、斧头和犁耙之类的农具，好让别人觉得住在茅屋里的主人，不过是一个芬兰农民。

    列宁住在这里不浪费一点时间，废寝忘食地著书立说，撰写文章和小册子，给来看望他的中央负责同志作指示，领导全国的革命运动。他的名著《国家与革命》就是在这间草棚里写成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为后来布尔什维克党推翻临时政府，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奠定了理论依据。

    秋天到了，天气渐渐转凉，简陋的茅屋不能御寒，不得不另换个地方。列宁刮干净胡须，戴起淡黄色的假发，怀揣一本假护照，前往芬兰的赫尔辛福斯市。在去车站的路上，列宁同护送他的人迷了路。当他们走到车站时，发现列车里已挤满了全副武装的军人。他们赶紧躲进路旁的树丛里，等下一趟火车到达时，迅速跳上最后一节车厢，一直坐到乌迭利纳亚小镇。

    为了保证列宁的绝对安全，在这里，护送的同志又把列宁安排在火车头上，让他扮作一名司炉。列宁卷起袖子，使劲地将劈柴塞进炉膛。列车在到达俄芬边境的白岛车站时，停靠20分钟，以便接受严格的过境检查。机灵的司机雅拉瓦为避开军警的视线，一到站就摘下了车头与车厢之间的挂钩，把车头开到轨道边，假装给锅炉加水。当军警查完了乘客的证件，他才把车头开过来，挂上车厢，拉响汽笛，呼地开走了。几分钟后，列车便进入芬兰境内。这时，搜捕列宁的军警已无可奈何了。

    列宁在新的隐蔽地领导党的工作，筹备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前夕，举行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它涉及党在面对临时政府的高压政策时，要不要发动工人、士兵、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如何把握起义的时机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7月末，党的第六次全国大会在一个秘密地点如期举行了。根据列宁从隐藏地发来的指示，大会重新审查了党在过去的路线、策略和方针，通过了放手发动工人、士兵、农民武装夺取政权的决议。决议指出：

    “‘七月事变’成了俄国历史的转折点，它结束了俄国革命的和平发展的阶段。鉴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已经投靠临时政府，‘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过时了，用武力推翻临时政府的时刻来到了！”

    五、转入地下

    七月事变发生后，布尔什维克党被扣上了“力图占领城市”、“强奸苏维埃意志”、“侵犯苏维埃权力”等罪名。同时，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孟什维克和社会党人也把矛头指向列宁，但鉴于列宁在工人群众、士兵中的巨大威望，他们不敢公开下毒手，于是便采取了造谣诽谤、混淆视听的办法。他们物色到一个曾在工作上与列宁接近过的前进派分子格·阿列克辛斯基，让他伙同社会革命党人的司法部长彼列维尔泽夫以及俄国警察机关，一起伪造了一个文件，诬蔑列宁是德国间谍，说列宁和德军总参谋部有联系（在对列宁的诬告中，“证据”是1917年七月事变中从列宁的住宅中搜出的一大笔钱的存款单据，造谣说这是列宁从德国政府那里领取津贴的证明。实际上，这笔钱是克鲁普斯卡娅的母亲继承其姐姐遗产的一部分，她去世后，留下了一些银子、物件和几十年教育工作中积蓄下来的若干卢布）。一些报刊相继发表了这个“文件”。彼得格勒街上的枪声使人们的神经极度紧张，这就为这种在正常情况下简直难以置信、毫无道理的谣言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基础。听信谣言的不单有居民，而且还有一部分备受折磨、政治上无知的士兵。在造好舆论后，政府便动手了。7月18日，临时政府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所把持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积极支持下，派士官生捣毁了《真理报》编辑部和印刷厂。7月20日政府下令逮捕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等人，城里的一些党组织被查封，一些革命者被枪杀。同时，工人武装被解除，同情革命的卫戍部队被调出首都，派往前线。

    列宁于7月17日深夜在塔夫利达宫得到情报，说资产阶级的报纸即将公布诽谤攻击他的材料，临时政府和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在从前线往彼得格勒调动部队。18日凌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克·斯维尔德洛夫来找列宁。由于列宁有被捕的危险，斯维尔德洛夫坚决要求列宁立刻转入地下。他陪同列宁到彼得格勒区的姆·勒·苏利莫娃的家里，让列宁隐藏在这儿。列宁要求斯维尔德洛夫给他买彼得格勒出版的各种报纸。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伊·帖·斯米尔加、彼得格勒委员会书记格·伊·博基等人在18日的下午来到苏利莫娃的家里看望列宁。在这儿，列宁写了《政权在哪里？反革命在哪里？》、《黑帮报纸和阿列克辛斯基的卑鄙诽谤》、《是不是新的德雷福斯案件？》等文章，揭露阿列克辛斯基等人通过黄色的黑帮报纸对他和季诺维也夫等人的诽谤中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发表告民众书——《告彼得格勒市民！告工人、士兵和一切正直的公民！》，要求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即公开调查那些迫害狂和雇用的谣言制造家为了诋毁工人阶级的领袖列宁、季诺维也夫等人的声誉和伤害他们的生命，而搞的全部卑鄙的阴谋活动。告民众书强调指出，这件事必须弄个水落石出，全体人民一定会确信列宁等同志的革命名誉没有任何污点。

    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列宁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在写给加米涅夫的便条中说：“要是有人谋杀了我，就请您出版我的笔记：‘马克思主义论国家’（还存放在斯德哥尔摩）。笔记本封面是蓝色的，装订过。”由于苏利莫娃的家有被搜查的危险，列宁于7月19日早晨离开那里，来到维堡区工人瓦·尼·卡尤罗夫的家里。可是瓦·尼·卡尤罗夫的住宅不能确实保守秘密。列宁离开那里，来到布尔什维克党维堡区委员会，然后从那里前往俄罗斯雷诺工厂。在那里参加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会议，讨论关于停止政治总罢工的问题。列宁在会上起草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执行委员会通告》，号召工人从7月21日早晨起开始复工。会议结束后，列宁转移到玛·瓦·福法诺娃家里。列宁在那里召集少数中央委员开会，讨论七月事变问题，会议责成列宁继续处于地下状态。

    7月19日夜间，一队士官生和士兵突然闯进列宁的姐姐安娜·伊里·乌里扬诺娃·叶利扎洛娃家里，逮捕列宁，他们非常仔细地搜遍了全幢房子。后来，他们又有两次突袭列宁姐姐的住宅。7月20日早晨，列宁迁到老布尔什维克工人谢·雅·阿利路也夫的家里。阿利路也夫是一个水电站工厂委员会委员。列宁向阿利路也夫详细询问了电站的工人和职员的情绪。

    士官生们四处搜索，寻找列宁。全城到处议论着布尔什维克的行动，议论的人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甚至还有少数相当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在工人区里也出现过短时间的惶惑不安，有些工人也说：“我们上当了，我们不知道布尔什维克领袖竟是德国的间谍。”布尔什维克中有少数同志提出意见，说列宁不应该隐藏起来，他必须露面，否则在广大的群众面前就无法证实自己是正确的。既然党的领袖受到了严重的控告，他就应该到法庭上去证实自己和党是无辜的。

    7月20日，克鲁普斯卡娅、玛·伊·乌里扬诺娃、斯大林、奥尔忠尼启泽、诺根、雅柯夫列夫等人来到列宁住处，列宁同他们商量自己是否出庭为自己辩护的问题。之后，他在给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中写道：我获悉，昨夜里我的住宅受到了全副武装的军人的搜查，他们不顾我妻子的抗议，也不出示书面命令。我对此表示抗议，并要求中央执委会常务局调查这起明目张胆破坏法律的行为。如果政府签发逮捕我的命令，而中央执委会也表示同意，那么我一定前往中央执委会指定的地点接受逮捕。

    列宁派奥尔忠尼启泽和诺根到塔夫利达宫去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委员阿尼西莫夫谈判把列宁羁押在狱的条件，要他们保证：列宁不会受到残暴的士官生们的折磨。要求他们把列宁羁押在彼得保罗要塞，因为那里的卫戍部队掌握在布尔什维克手里；或者羁押在“十字”监狱，要求绝对保证列宁不被杀害并进行公开审理。阿尼西莫夫原来是顿巴斯的一个工人，他不同意把列宁羁押在彼得保罗要塞，他尽力坚持把列宁羁押在“十字”监狱。奥尔忠尼启泽吓唬他说，要是出什么岔子的话，我们就要你们所有人的命。阿尼西莫夫一下子被吓蒙了。奥尔忠尼启泽乘机以列宁的安全得不到保证为由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奥尔忠尼启泽和诺根赶紧回去见列宁，出门时遇见了卢那察尔斯基，他托他们转告列宁，要他无论如何不要去坐牢，因为当时政权只是形式上掌握在联合政府手里，实际上它操在反动将军科尔尼洛夫手里，政府已经名存实亡了。奥尔忠尼启泽把情况报告给列宁。他们确信，如果列宁被捕，中央执委会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不能确保其生命安全。他们说服列宁不要出席法庭，而且决定把列宁隐藏到彼得格勒城外更安全的地方。当天，临时政府颁布了关于逮捕7月16日~17日彼得格勒和平游行示威的参加者的命令。逮捕人员名单中第一个就是列宁。逮捕令无中生有地给列宁加上“犯了背叛祖国、叛变革命”的罪行。临时政府命令士官生逮捕列宁并在途中把他杀害。

    7月20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根据彼得格勒各工厂工人的要求，给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委会起草了一份反对临时政府下令逮捕列宁的抗议书草案。草案说逮捕列宁的命令是一次卑鄙的报复行为，是对政治对手的迫害。草案要求立即审查加给列宁的各条罪状，并最广泛最全面地公布这一事件的调查结果。抗议书草案发到彼得格勒各区，以便在工厂中征集签名。征集签名活动首先在维堡区、涅瓦区、彼得格勒区、拉脱维亚区开展起来，随后在其他区的企业中进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团通过决议，抗议临时政府下令逮捕列宁。党团决议指出，临时政府逮捕列宁的命令纯粹是为了使革命的左翼失去其领袖而炮制的，建议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对这一极端反动的措施表示最强烈的抗议，并力争撤销这项命令。党团同时声明完全支持列宁在领导7月16日~17日彼得格勒工人和卫戍部队士兵的革命发动中的活动。布尔什维克党团代表170人在决议上签了名。普梯洛夫造船厂全厂大会一致通过布尔什维克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反对下令逮捕列宁的抗议书草案；彼得格勒第一市区布尔什维克大会通过抗议临时政府下令逮捕列宁的决议；梯弗利斯卫戍部队的士兵和市民3000余人集会，通过抗议临时政府下令逮捕列宁的决议。大会参加者声称，个别人可以被剥夺自由，但思想却是永生的。人民有能力用鲜血夺得自由。

    7月21日，列宁写了《关于布尔什维克领袖出庭受审》一文，表示坚决拒绝和反对出庭受审，因为黑暗的俄国不可能有正确的政府和公正的法庭。

    列宁与阿利路也夫商量如何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以便掌握整个事态发展的情况。阿利路也夫的大女儿从列瓦肖夫回来，她把在芬兰铁路火车上所听到的那些担惊受怕的当地人和各种各样的鼓动员的谈话内容告诉列宁。那些当地人争论着“暴动的罪魁祸首”和“威廉的秘密代理人”不知是坐驱逐舰还是坐潜水艇跑到德国去了。他们都称“消息来源可靠”。列宁听了这些话后，忍不住大笑起来。列宁在阿利路也夫的家里住了三四天。

    彼得格勒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当局逮捕列宁的行动越来越猖狂，大家都为列宁的安全担心和着急，列宁也希望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彼得格勒苏维埃代表、谢斯特罗茨克兵工厂的工人叶梅利杨诺夫受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奉命把列宁隐藏起来。他和妻子商量，要是让列宁住在自己家中很危险，因为周围都是住别墅的人。他们于是便想到了一个较保险的办法：拉兹利夫的居民时常雇一些芬兰人，住到拉兹利夫湖对岸割草。于是他们决定让列宁扮成一个被雇用的割草人，住到湖对岸的窝棚里去，这样就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中央委员会经研究同意了叶梅利杨诺夫的方案。7月22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通知列宁，已为他在拉兹利夫车站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安排了可靠的隐蔽住所。

    方案确定后，第一步行动就是把列宁安全地从彼得格勒转移到目的地。叶梅利杨诺夫提议：最好是乘夜间2点钟的那班列车。乘坐那班列车的通常是些玩得很晚的各种身份的人，所以那班车又称“醉汉列车”。显然乘这趟车是最安全的。列宁觉得可行，并让另一位同志设法弄到一张彼得格勒的地图。7月22日深夜，中央委员会派斯大林、工人维·伊·佐夫来到列宁住处，共同研究了彼得格勒地图，确定了行走路线。列宁化好装后由阿利路也夫、佐夫和斯大林陪同离开住所到了滨海车站。

    叶梅利杨诺夫沿着事先选好的路线把他们领到列车跟前，阿利路也夫、斯大林、佐夫用目光同列宁告别，列车很快就开动了。列宁在车厢的踏板上坐了下来。叶梅利杨诺夫说：“这样可要摔下去的嗬。”列宁回答说：“我是故意这样坐的，要是发生什么情况，我就能跳下去！”

    从拉兹利夫车站步行5分钟就到了叶梅利杨诺夫的家。路上，列宁询问了叶梅利杨诺夫家人特别是妻子娜捷施达·康德拉提也夫娜的情况。

    进了叶梅利杨诺夫的家门，列宁同康德拉提也夫娜问好之后，叮嘱叶梅利杨诺夫一家人说：“关于我的事，请您不要告诉任何人。绝对不要向任何人谈起！和人谈话中不要为我辩护，也不要争论有关我的事情。”康德拉提也夫娜请列宁放心。

    很快，叶梅利杨诺夫用小船把列宁送到了拉兹利夫湖对岸的一个窝棚里。周围一大块草地是叶梅利杨诺夫租的，季诺维也夫也秘密住在这里。

    列宁装扮成芬兰割草人住在窝棚里，食品和报纸由康德拉提也夫娜或她的孩子们用船送来。为了不引起怀疑，叶梅利杨诺夫给孩子们分了工，明确哪些报纸由谁负责买回，因此列宁能读到很多报纸。中央委员会派奥尔忠尼启泽、拉希亚、亚·瓦·绍特曼等人与列宁保持联系。不少中央委员都来探望过列宁。第一次因叶梅利杨诺夫不在家，康德拉提也夫娜不认识他们不予放行，后来对上暗号后才带他们过去。

    在湖边，列宁的主要任务不是割草，而是读报、看书、写作和发出指示。7月23日，列宁写了《政治形势》一文。他根据七月事变形势的变化，确定了党的新的策略：鉴于反革命组织已经组织并巩固起来，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出卖了革命事业，把自己和苏维埃变成了反革命的遮羞布，因此俄国革命和发展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已过时。虽然决不放弃合法活动，但必须走武装起义的道路。布尔什维克中央必须在各个方面重新部署革命计划。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在当时形势下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政治上实践上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但是，自恩格斯去世后，国家问题被形形色色的“理论家”和“社会主义者”搅得乱七八糟、面目全非。因此，捍卫和正确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成为当时理论创新的一大方面。

    为了捍卫和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批判机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歪曲，列宁从1916年秋天起就在苏黎世精心研究国家问题，阅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国家问题的大量文献，翻阅了考茨基、伯恩施坦等人的著作，在1917年1月~2月间作了《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笔记，准备写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对国家态度问题的论文，因笔记本封面为蓝色，又称“蓝色笔记”。1917年4月从瑞士回国，因忙于革命活动，写作计划被搁置。6月，列宁曾拟了一张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书单。住在拉兹利夫湖畔后，列宁请人把“蓝色笔记”和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著作送来，开始专心著述。此书一直到9月底也未写完，本来《国家与革命》一书共七章，第七章“1905年和190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只写了一个头，因忙于直接领导后来的十月革命没有写成。

    在拉兹利夫湖畔，列宁还写了《论口号》、《答复》等文章。在《论口号》一文中，列宁指出，在历史大转折关头党必须善于迅速地掌握新的情况，改变自己的口号。应当运用七月事变以后的新的阶级和政党的范畴来思考问题，而不应当运用旧的范畴来思考问题。《答复》一文揭露了临时政府散布的所谓布尔什维克组织武装暴动的谰言。列宁指出，对于我党中央以及全党所采取的一切步骤和措施，我是要负全部的绝对的责任的。列宁列举了大量具体的事实证明，临时政府、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的首领们是枪杀和平示威群众的罪魁祸首，卑鄙无耻地诽谤政敌的行为会使无产阶级更快地了解到反革命在什么地方，并且会为了自由与和平，为了给饥饿者以面包，给农民以土地而去扫荡反革命。

    列宁委托奥尔忠尼启泽和绍特曼把自己写的文章和书信带到彼得格勒，听取他们的关于彼得格勒的局势、工人和士兵的情绪、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活动情况的汇报，对中央的工作作了指示。列宁表示确信在9月或10月份，武装起义就会成功。列宁还指出俄国革命发展的几种可能的道路。

    列宁转入地下已近一个月，有些报纸还是在一个劲地对他造谣中伤。同时，政府不仅动用了反间谍机关和刑事侦探手段，而且连警犬，包括有名的侦探警犬“特列弗”在内，都被发动起来搜捕尚未抓到的列宁。除了暗探和警犬之外，为了搜捕列宁还派出数百名自告奋勇当密探的人，有50名“突击队”的军官发誓：要么抓到列宁，要么以死殉职。

    当暗探和警犬忙于搜捕列宁的时候，列宁正忙于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他在那异常不便的情况下秘密地领导了这次代表大会。担任大会主席的斯维尔德洛夫把列宁亲手写的决议案提交表决时，他一时疏忽说道，虽然列宁不能亲自出席大会，但是他在无形之中也参加了大会，甚至领导了大会的工作。有的报纸就大肆叫嚣，拿出加倍的劲头要求立即逮捕列宁。代表大会根据列宁对形势所作的估计制定了党关于武装起义的方针。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关于列宁不出庭受审》的决议。决议强调指出，在当时的条件下，不仅没有公正的诉讼程序，就连出庭受审者起码的安全也丝毫没有保障。代表大会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李可夫、布哈林、诺根、乌里茨基、米柳亭、柯伦泰、阿尔特姆、克里斯廷斯基、捷尔任斯基、越飞、索柯里尼科夫、斯密加尔、布勃诺夫、穆拉洛夫、邵武勉、伯尔辛。代表大会把列宁选为大会名誉主席，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柯伦泰进入“名誉主席团”。代表大会还给列宁写了致敬信，并发表声明，抗议对他进行的诽谤攻击。这次代表大会代表了约24万党员。

    秋季渐渐来临，雨天越来越多，天气逐渐变冷了。康德拉提也夫娜从家里把御寒的衣服几乎都送来了。同时，秋季的湖畔已无“草”可“割”，再“割”下去，就会弄巧成拙。因此，列宁必须转移到另外安全的地方。

    中央委员会经过研究，决定送列宁到芬兰去，委托绍特曼负责列宁的转移工作。开始绍特曼决定利用假护照直接过边境。但通过预先侦查发现，当局查护照很严，甚至用放大镜查看证件的照片和文字。于是绍特曼果断放弃了这种很危险的办法。最后决定：列宁充当司炉，坐火车去芬兰。

    为了预防万一，列宁弄了一个假证件。叶梅利杨诺夫设法给列宁搞来了一张具名伊万诺夫的身份证和通行证。为了使证件上的相片不露破绽，列宁必须化装后照一张相片贴上去，这就要给列宁弄一个假发。在寻找假发时发生了困难，一心想逮捕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克伦斯基的保安机关禁止理发师向任何一个没有出示身份证的人出租或出售假发。为了避免发生任何麻烦，绍特曼弄了维堡区芬兰铁路员工戏剧组的一张证明，在一个理发馆里顺利地买了两个假发。列宁化了装，照了相。一个熟练的雕刻师在照片上面画了一个逼真的印鉴。列宁拿着搞好的身份证和通行证，看了又看，未找出一点破绽来。

    8月19日那天，叶梅利杨诺夫、列宁、季诺维也夫、绍特曼和拉希亚五个人离开窝棚，沿着河湾，穿过灌木林，朝芬兰铁路慢慢地走去。走了10~12俄里的路程，已到了将近晚上9点半钟，周围一片漆黑。他们默默地鱼贯而行。叶梅利杨诺夫走在前面带路。当他们拐入一条小路时，却迷了路，遇上了一条小河，不得不涉水过去。后来，他们又走到燃烧着泥炭的地带，他们被隐隐燃烧着的灌木包围着，加上烟呛人，每分钟都有跌进脚下正在燃烧着的泥炭里去的危险。费了好长时间才找到一条小路，最后到了迪布纳边境车站。为保证安全，列宁、季诺维也夫、拉希亚三个人隐藏在铁路基斜坡下面的树林中。过了一会儿，士官生过来巡逻，在外面望风和侦察的叶梅利杨诺夫和绍特曼受到士官生的审问。绍特曼穿着考究，未引起士官生的注意。叶梅利杨诺夫为了分散敌人的注意力，故意和士官生辩论着。当列车进站时，列宁他们几个人乘机上了火车最后几节车厢中的一节，顺利地到达皇族车站。当晚列宁住在芬兰工人埃·格·卡尔斯凯家中。

    一天之后，列宁在他人的陪同下，身穿劳动服，头戴假发，随身带着化名为康·彼·伊万诺夫的身份证前往火车站。上火车前，列宁把“蓝色笔记”——《马克思主义论国家》交给绍特曼，请他务必保管好笔记本，若自己被捕，就请他务必交给布尔什维克中央。上火车后，列宁扮成司炉，乘坐在司机胡·雅瓦拉驾驶的机车内，雅瓦拉叮嘱列宁只管往炉子里添火即可。火车顺利地到达白岛车站。这是一个靠近国境线的车站，待车停稳后，检查人员和士官生开始巡查乘客的证件。为避免危险，老练机智的雅瓦拉迅速把车头和车厢分开，开着车头到一个很暗的地方“加水”。直到第三次发车铃响过，雅瓦拉才开回车头挂上车厢，拉了声汽笛很快开走了。

    15分钟后，列车到达捷里奥基。下车后，列宁取回“蓝色笔记”，步行15俄里到达亚尔卡拉村。在这里，列宁住在芬兰工人彼·帕尔维艾宁家，并通过房东的女儿与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中央保持联系。

    因亚尔卡拉离俄国国境太近，列宁在这儿住了一段时间后，布尔什维克中央决定把列宁转移到更加安全的地方赫尔辛福斯。

    8月23日，列宁开始秘密居住在赫尔辛福斯，开始先住在芬兰社会民主党人、赫尔辛福斯警察局局长、绍特曼的老朋友古·谢·罗维奥（罗维奥当时作为芬兰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竞选，获得多数票而被任命为政府警察局局长）的家中，后又住到芬兰工人阿·乌塞尼乌斯和阿·布卢姆克维斯特的家中。

    侨居芬兰期间，列宁仍继续进行紧张的工作。他通过罗维奥、绍特曼、克鲁普斯卡娅、铁路邮递员阿赫马拉、火车司机雅瓦拉夫妇等人同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保持密切联系，指导着党的活动和斗争。阿赫马拉是铁路邮递员，每天往返于彼得格勒和赫尔辛福斯之间，每天晚上六七点钟就能使列宁读到俄国国内的各种报纸。列宁还通过罗维奥与其他人保持联系。一方面及时了解和把握俄国国内局势发展的动向，及时发出指示，另一方面从事紧张的写作活动。虽然知道列宁住在什么地方的人很少，但列宁写的文章总是及时地发表在取代被封闭的《真理报》的布尔什维克的报纸《无产者报》、《工人日报》、《工人之路》上，这就引起了临时政府的注意，断言列宁就在彼得格勒，加紧了搜捕活动。一天，列宁从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说侦探已在彼得格勒找到列宁的下落，并吹嘘“即日内便可拿获”列宁。列宁眯起眼睛诙谐地说道：“真可惜，真替列宁难过，多糟糕。”接着，他又开玩笑似地对房东讲：“要抓住我，得有一个比克伦斯基本事更大的人才行。”

    虽然抓不到列宁，但临时政府和孟什维克对列宁的攻击和诽谤却一直没有消停，说列宁是“奸细”，“德国政府曾委托列宁鼓吹和平”等等。列宁在《论诽谤者》一文中作了驳斥。列宁认为，敌人对自己的诽谤、陷害和迫害，正说明自己忠诚而正确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而引起敌人的疯狂仇恨，布尔什维克听到的赞许声“不是在娓娓动听的赞词里，而是在粗野疯狂的叫嚣中”。

    列宁在安顿下来后，又开始继续一度中断的《国家与革命》一书的写作。按照列宁拟订的计划，该书一共7章。9月底列宁写完了前6章，拟订了第7章和结束语的详细提纲。列宁曾指示出版者，如果第7章完稿太晚，或者篇幅过大，建议把前6章单独出版，作为第一分册。不久发生的十月革命风暴很快打断了列宁的写作计划。

    《国家与革命》是一本系统地论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著作，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一些最基本的观点，说明了国家的起源和本质、国家的基本特征和作用、国家消亡和暴力革命等问题。在叙述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并用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来代替等重要思想后，根据新的历史条件进一步论证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必要性，提出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试金石的著名论断，作出无产阶级专政必将产生多种政治的预言，并阐明民主与专政的辩证关系，及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区别。探讨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问题，叙述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两个阶段的学说。还着重批判考茨基在国家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并揭示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国家观点上的区别。

    在写作《国家与革命》的同时，列宁时刻关注国内形势的变化，及时给布尔什维克以指导。9月2日，列宁在《关于阴谋的谣言》中给党中央作了指示，指出反革命军队可能发生叛乱，要保持高度警惕。

    果然不出所料，9月2日深夜，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的办公室灯火通明，不时传出阵阵碰杯声和笑闹声。他正召集军队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及几个政府部长，密谋策划镇压革命问题。席间，克伦斯基自吹自擂：“我任司法部长时曾建议要大力整顿秩序，任陆海军部长时又提出严肃军纪，目的是要钳制布尔什维克势力的扩张。可惜都没有被前两届政府采纳，以致酿成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危机，让布尔什维克羽毛渐丰，终成大患。本届政府决不能让这个局面维持下去！今天请诸位来，一起商量如何剪除布尔什维克势力。”总司令科尔尼洛夫早已对政府大权垂涎三尺，认为夺权的时机到来，便冷冷地说道：“我主张前线部队放弃里加，以造成德军对彼得格勒兵临城下之势。然后以保卫首都为由，调强悍军队入城，把布尔什维克和赤化分子一网打尽！”一名部长立即附和：“将军所言极是，本人举双手赞成。我们主要的危险和对手是布尔什维克和赤化分子。至于德军尚属次要。即使丢了彼得格勒还可以迁都莫斯科。布党不除，后患无穷。”克伦斯基不知这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之计，连连叫好。在推杯换盏中，一个各怀鬼胎的计划出笼了。

    9月3日，科尔尼洛夫秘密下令里加守军撤出。次日，德军一枪未发便占领了里加，直逼彼得格勒。随后科尔尼洛夫便以“保卫首都”为名，抽调由其心腹克雷莫夫掌握的素有“野蛮之师”称号的第三骑兵团，由前线回师首都，同时又指使卡列金将军在顿河发难。里加在彼得格勒西南方约500公里处，是首都的门户，顿河地区在彼得格勒的东南方，是首都的后院。在控制住局势的情况下，科尔尼洛夫便露出了军事独裁的真面目，派人向克伦斯基下了最后通牒：宣布彼得格勒军事戒严，全部政权移交军队总司令，克伦斯基与临时政府成员全部辞职。

    正在庆幸自己将大功告成的克伦斯基做梦也没有想到科尔尼洛夫会有这么一手，但大势已去，面对科尔尼洛夫前门揖盗和后院放火的双管齐下之计，自知仅靠自己的力量无疑是鸡蛋碰石头，便拉下脸硬着头皮求援于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

    面对此局面，布尔什维克中央有两种意见，争论不下。一种主张不理睬克伦斯基，让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狗咬狗”；一种主张先支持克伦斯基打败科尔尼洛夫叛乱，两害相权取其轻。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审慎地分析了局势，9月12日他在《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明确指示，布尔什维克党不能凭感情和意气用事，应善于利用反动派之间的矛盾，争取于革命最有利的局面。虽然克伦斯基血腥镇压过工人和群众，双手沾满了人民群众的鲜血，但是若让科尔尼洛夫实行军事独裁，那么革命者将面对更加凶残和强大的敌人，因此应首先与克伦斯基联手打败科尔尼洛夫，并借此机会向克伦斯基提出条件和要求，逮捕米留可夫，武装工人，乘机发展壮大革命力量。

    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执行了列宁的意见，很快发动和组织起4万多名武装工人和2万多名卫戍部队士兵开往前线。铁路工人拆毁铁路，卸掉火车头，使叛军无法快速开进彼得格勒。一部分叛乱的中下层官兵在布尔什维克强大的政治宣传攻势下，不愿意充当无谓的炮灰，拒绝执行命令，甚至还掉转枪口。形势陡然好转，正义之师所向披靡，骑兵团长克雷莫夫绝望中自杀，科尔尼洛夫被部下逮捕，并移交布尔什维克处置。

    叛乱被平定后，俄国政治力量的天平一下子摆向了布尔什维克，临时政府处于半瘫痪状态，内阁走马灯似的变换，无法建立正常的统治秩序。布尔什维克不仅在群众中获得了崇高的威信，而且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80多个地方城市的苏维埃纷纷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同时布尔什维克还掌握了大批工人武装和革命士兵，托洛茨基、柯伦泰等一大批在“七月事变”中被捕的布尔什维克领袖获释出狱，托洛茨基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工人和士兵的革命意识空前高涨。另外，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内部也发生内讧，近一半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改弦易辙，接近布尔什维克阵营，布尔什维克的实力和声威如日中天。这样，苏维埃恢复了活力，再次成为战斗的革命机关，列宁及时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力争和平地夺取政权。在《论妥协》、《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俄国革命和国内战争》、《革命的任务》等文章中，论述了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阐述了对待妥协的原则，建议布尔什维克利用大好时机，使俄国革命和平发展。列宁指出，“真正革命的政党的职责不是宣布不可能绝对妥协，而是要通过各种妥协（如果妥协不可避免）始终忠于自己的原则，自己的阶级、自己的革命任务”，从而保证人民和平地选举自己的代表，保证各政党在苏维埃内部进行和平的斗争，保证政权和平地移交。

    但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顽固派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拒绝了列宁关于妥协和和平发展的建议，继续支持资产阶级组成的以克伦斯基为首的执政内阁，并准备召开民主会议，组成所谓民主“预备议会”，以向群众证明，俄国已走上了资产阶级议会制道路，不需要其他选择。他们认为：“布尔什维克永远不敢单独夺取政权，即使敢于夺权并且掌握了政权，也不能保持这个政权，连一个短暂的时机也保不住。因为布尔什维克既不能在技术上掌握机构，在环境复杂的条件下开动这个机构，也不能在政治上抵挡住各种敌对力量的总进攻，这种进攻不仅会扫除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还会附带地扫除掉整个革命。”同时，克伦斯基也不甘于被人摆布，精心策划了又一个军事阴谋，即把彼得格勒让给德国人，以便借刀杀人，消灭布尔什维克。据此列宁认为，和平发展的时机消失了，武装夺权势在必行。

    布尔什维克能不能夺取政权？有没有信心夺取政权？如何夺取政权？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这一系列问题需要布尔什维克作出回答。

    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中列宁详细论证了战胜灾难和饥荒的办法，进一步发挥了一国胜利论，批驳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所谓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论调。列宁指出，在整个历史上，特别在战争期间，站在原地不动是不可能的，不是前进，就是后退。帝国主义战争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从而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这不仅因为战争促成了无产阶级的起义，而且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阶梯，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把社会主义说成是遥远的、情况不明的、渺茫的未来”是“抱着学理主义的态度”，是把公式“背得烂熟但理解得很差的教条”。在《布尔什维克必须夺取政权》和《马克思主义和起义》两封信中，列宁对国内形势作了全面剖析，指出武装夺取政权的主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建议布尔什维克党把武装起义提到日程上来。信中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在取得优势后，可以而且应当夺取政权，等待“形式上的”大多数是天真的想法，错过时机，“历史是不会饶恕我们的”，因为起义的条件已具备：其一，人民群众的大多数跟党走，不是单纯地靠密谋；其二，人民的革命高涨出现了；其三，革命进程中出现了转折点，即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表现最高，敌人队伍中以及软弱的、三心二意的、不坚定的革命朋友队伍中的动摇表现得最厉害的时机。“起义是一种艺术”，马克思主义者要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一分钟也不能浪费。布尔什维克应写一个简短、有力的宣言，强调人民吃尽了动摇的苦头，受尽了犹豫不决的折磨，党应同其他妥协派决裂，强调给人民以和平，给农民以土地，没收骇人听闻的利润，制裁资本家的破坏行为。同时立即组织起义的指挥部，配置好力量，制定出正确有力的战斗计划。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最初看到列宁关于武装起义的建议时，都耸耸肩，说武装起义为时尚早。9月28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开会，讨论列宁的建议，加米涅夫反对列宁的建议，认为列宁的提议脱离俄国的实际生活，提议把列宁的信烧掉，以免列宁提出的行动使党受到损害。托洛茨基在战略上与列宁一致，但战术上不同意列宁的看法。斯大林建议把列宁的信交给一些主要的地方党组织讨论，意见被采纳。列宁的信在中央委员会和一些较大的地方组织中引起了争论。于是中央委员会决定暂时不就列宁的建议作出决定。

    10月3日，加米涅夫、李可夫等人操纵布尔什维克党团通过了参加政府预备会议的决定，并讲列宁的起义计划是“疯人呓语”。

    列宁得知“民主会议”的消息后，觉得问题很严重，接连写了《论进行伪造的英雄和布尔什维克的错误》、《政治家札记》等文章和信，批判了加米涅夫等人的错误，重申武装起义的重要性，指出预备议会是一个骗局，引诱和愚弄工人和群众离开新的日益增长的革命，给早已破烂不堪的联合政府披上新外衣，使受蒙蔽的群众产生幻想，以为预备议会能解决一切问题。10月18日，中央委员会开会，斯维尔德洛夫、托洛茨基、斯大林等中央委员支持列宁，结果会议决定布尔什维克党团退出预备议会，并通过了抵制预备议会的决议。

    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距离的遥远使列宁深感指导党的工作的不便，他不能再在赫尔辛福斯待下去了，决定搬到离彼得格勒较近的维堡去。10月5日，列宁通过罗维奥的帮助，在一个理发师那里买到了一个白色假发套，戴上后像个60岁的人。这使理发师十分吃惊，因为顾客买假发的目的一般都是为变得“年轻”和“漂亮”，他不解地问列宁想干什么，列宁回答道：“我买哪种假发对您不都是一样赚钱吗？”

    10月6日，列宁化好装后，乘火车秘密到达维堡，在芬兰《劳动报》工作人员尤·拉图卡的家中住下。在维堡列宁住了两个星期，他通过中央联络员绍特曼与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的党组织保持密切的联系。10月12日，列宁给中央委员会写了《危机成熟了》的信件，字里行间洋溢着关于实行武装起义的焦虑心情：“反对立即起义的倾向和意见，必须坚决制止……否则，布尔什维克就会遗臭万年，毁灭自己的党”，“鉴于中央委员会甚至迄今没有答复我自民主会议开幕以来所坚持的上述精神的主张，我不能不认为这是‘微妙地’暗示中央委员会甚至不愿意讨论这一问题，‘微妙地’暗示要封住我的嘴，并且要我引退。我不得不提出退出中央委员会的请求”，“危机成熟了，错过这样的时机而‘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十足的白痴或彻底背叛”，“就等于断送革命”。10月13日列宁写了《告工人、农民、士兵书》，强调起义不可避免。10月14日，列宁写信给中央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号召立即举行起义，指出拖延起义就是犯罪和背叛革命。

    列宁态度坚决、措辞严厉的信件，引起党中央高度的重视。10月18日，中央委员会再次开会，讨论列宁的意见。经过激烈的争论，会议否定了加米涅夫的主张，但仍然未采纳列宁的主张。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列宁如坐针毡，忧心如焚，他决定不顾个人安危，立即回国领导革命，请中央委员会批准。中央委员会开会通过了决议，同意了列宁的要求。

    六、震撼世界的十天

    10月20日晚上，列宁在埃·拉希亚的陪同下，乘近郊列车离开维堡到达拉伊沃拉车站，再转乘司机胡·雅瓦拉的293号机车，顺利越过国境线，驶抵皇村车站。克鲁普斯卡娅在老布尔什维克马·瓦·福法诺娃的家里准备了秘密的住所。住所在兰斯卡娅车站附近的谢尔多博里街92号甲的一座大楼的最高一层，窗户对着隔壁一幢楼的花园，比较安全。

    到达住所后，列宁请福法诺娃领他观看一下整个住所，以防在紧急情况下不从门口而从窗口跳出去时能辨别方向。当他看见排水管靠近自己的房间时，便高兴地说：“万一需要的时候，可以顺着水管滑下去”，并要求“餐室里的第二个窗户不用关上，就像阳台那样。今天晚上，请您拿把小锤子到院子里去，把那个栅栏的两块木板敲掉，以防在意外情况下不能从家里走出去时派上用场”。

    为了绝对保密，列宁的隐匿地只有克鲁普斯卡娅、拉希亚等几位知道。整天戴假发和化装使列宁感到很不方便，常常忘记戴上假发，常要别人提醒他。在这儿，列宁集中全部精力开始起义的一切准备。

    10月21日，列宁写了《局外人的意见》，重申了马克思关于把起义作为艺术的主要规则：（1）任何时候都不要玩弄起义，在开始起义时要切实懂得，必须干到底；（2）必须在决定的地点、在决定的关头，集中很大的优势力量，否则，更有准备、更有组织的敌人就会把起义者消灭；（3）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坚决采取进攻，防御是武装起义的死路；（4）必须在敌人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5）每天（如果以一个城市来说，可以说每小时）都必须取得胜利，即使是不大的胜利，无论如何要保持“精神上的优势”。同时要很好地运用法国大革命的革命家丹东的伟大遗训：“勇敢，勇敢，再勇敢！”把这一原则具体应用于俄国革命，那就是：既从外面，又从内部，既从工人区，又从芬兰、雷瓦尔、喀琅施塔得方面，尽可能出其不意地迅速地对彼得格勒进攻；把革命的三支主要力量——海军、工人和陆军配合起来，不惜一切代价守住电话局、电报局、火车站，特别是桥梁；挑选最坚决的革命志士组成小分队去占领一切最重要的据点，并参加各处一切重要的军事行动；把优秀的工人编成配备枪支炸弹的队伍和包围敌人的“中枢机关”，口号是“宁可全体牺牲，决不放过一个敌人”。列宁最后指出，“俄国革命和全世界革命的成败，都取决于这两三天的斗争。”

    10月23日晚，列宁戴着假发，化着装，在秘密联络员的护送下，来到卡尔波夫大街32号，参加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到会的共有12名中央委员，他们是：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乌里茨基、柯伦泰、布勃诺夫、索柯里尼柯夫、洛莫夫、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会上，列宁作了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认为武装起义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党的当务之急是作好起义的军事技术方面的准备。会议讨论列宁提出的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案时发生了争论，加米涅夫固执己见：“我们不具备起义的条件，决定起义是冒险主义”。季诺维也夫旁敲侧击列宁的主张：“马克思主义教育党应该遵循客观的革命运动潮流，而没有教过我们把‘起义艺术’视为获得政治成功的关键。”

    列宁在会上先后作了三次发言，批驳了那种只会照搬马克思、恩格斯词句，不会审时度势作出决策的思维惰性，以及消极求稳、犹豫观望、不敢当机立断的态度。他一再强调党必须从俄国目前的实际出发，制定出坚决而又积极的起义政策。他强调：“从来没有人不经过战斗就会把政权交出来”，“政权总是靠暴力夺取的，它不会通过发表什么宣言就从一个阶级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而任何宣言也维护不了这个政权”，“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十足的白痴或十足的叛变”。列宁以饱满的情绪、坚定的信念、有力的批驳和论证，博得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最后，经过表决，在10票赞成、2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的情况下，通过了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根据捷尔任斯基的提议，会议决定党中央成立以列宁为首的政治局，负责起义的政治领导，把起义的日期定为11月7日。

    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3点钟才散会。这时夜色未退，街上刮着凛冽的寒风，列宁披星戴月，来到附近的彼斯奇区3号第344室拉希亚住宅。拉希亚让列宁睡在自己的床上，列宁说什么也不肯上床，拿了几本书当枕，席地而睡。

    10月25日，起义的总参谋部——军事革命委员会成立，托洛茨基当选为主席，之前他已是苏维埃主席。10月27日，列宁在火车司机雅瓦拉的家中会见了中央委员会军事局的领导人捷尔任斯基、米·谢·克德罗夫、弗·伊·涅夫斯基、尼·依·波德沃伊斯基等人，讨论了武装起义问题，其中包括成立起义司令部——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列宁提出，军事革命委员会应是一个全权机关，但又是一个非党的、联系广大工人、士兵阶层的起义机关。

    10月29日晚上，列宁和几位同志参加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当他走在列斯诺伊区杜马大厦附近空荡的胡同里时，突然一阵狂风刮来，把头上戴的帽子和假发吹掉了，这一下子使列宁意识到，如果起义再拖下去，反革命的“狂风”同样可能把自己和同志们的脑袋“吹去”。会上列宁主持了会议，除中央委员会外，军事局、彼得格勒委员会以及其他地区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列宁作了关于10月23日中央委员会会议的报告，斯维尔德洛夫宣读了各地准备起义的情况和通报，接着参加会议的各地和各组织代表汇报了起义的准备情况和广大群众的情绪。会议再次肯定了列宁提出的关于起义的决议案，并成立了由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布勃诺夫、乌里茨基等组成的领导起义的革命军事总部，这个总部是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核心。

    扩大会议之后，布尔什维克党加紧了起义的组织工作和技术方面的准备工作。中央派许多特派员到各地组织和领导起义。各地党组织和各地苏维埃召开各种类型的会议，进行起义前的动员和组织准备，工人赤卫队大约有20万人，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士兵在托洛茨基的争取下大多数站到了革命方面来。起义迫在眉睫，利箭在弦。

    在这紧要关头，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公然在10月31日的《新生活报》上发表反对武装起义的声明，泄露党的机密。在声明中，他们公开反对党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表示“反对任何发动武装起义的企图，这种企图定归于失败，而给党、给无产阶级、给革命的运动招来致命的后果”，“把一切放在日内一次进攻上作孤注，乃是冒险绝望的行动”。显然，这个声明客观上起到了为克伦斯基通风报信的作用。

    列宁得知消息后，十分震惊和气愤，他在给中央的信中痛斥这种行为是无耻的工贼行为，是对革命的叛变，提议把他们开除出党，撤销他们的职务。但斯大林宣称，出于对两位老同志的“关心”，加上两人认错态度好，主张从轻处理。最后中央委员会责成二人不得擅自发表反对中央路线的言论。

    政府得到起义消息的当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密谋镇压武装起义的措施：下令前线大本营迅速把军队调回彼得格勒，命令城内外驻防的哥萨克军队进入戒备状态，把附近各军事学校的士官生集结在城内，增派军队控制涅瓦河上各重要桥梁，迅速组织妇女“敢死队”以补兵源不足，等等。11月2日，司法部部长命令法院立即发出逮捕列宁的新命令。革命危在旦夕。

    11月2日夜至3日凌晨，列宁在工人巴甫洛夫家里会见了中央军事局领导人涅夫斯基、波德沃依斯基等人，听取了他们关于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准备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由于军事局已派代表到各前线军队和各城市中去联系给予武装起义支援，波德沃依斯基建议推迟起义。列宁否定了这一建议，因为这样会给敌人以更大的喘息机会。

    11月3日，政府彼得格勒军队委员会代表会议正式承认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是卫戍部队的真正指挥机关，除非有托洛茨基或他的助手或适当受权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任何人的命令都不服从。11月4日，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了驻扎在首都及其周围的几乎所有团队的军事委员，因而保证了同实际在指挥下的所有部队的联系。凡是不服从苏维埃的军官均被撤职或查办。

    政府在积聚力量蠢蠢欲动的同时，企图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向布尔什维克发难。11月5日夜，克伦斯基得到预备国会的赞同，获准全权镇压革命。他下令哥萨克部队整装待发，准备占领武装起义司令部所在地——斯莫尔尼宫；要各守桥部队拉开涅瓦河上的活动桥梁，以割断彼得格勒工人区同斯莫尔尼宫的联系；几支士官生炮队到冬宫广场集合待命。11月6日黎明，士官生奉政府之命，袭击并查封了布尔什维克中央机关报《工人之路》和中央军事组织的《士兵报》印刷厂。上午7时左右，彼得格勒城内大部分街道的交通已经中断。政府下令调动武装占领起义指挥中心斯莫尔尼宫，并增派士宫生、“敢死队”守卫政府所在地冬宫。

    《工人之路》遭到袭击后，布尔什维克中央立即召开会议，针锋相对，对政府的进攻进行反击。上午10时，工人赤卫队和革命士兵夺回被士官生所占据的印刷厂，并在《工人之路》报编辑部和印刷厂门前布置岗哨，加强防御。上午11时，《工人之路》报出版。同时，革命军事委员会首先用电话通知各部队整装待命，要求赤卫队总司令部动员所有的力量和调动所有的运输工具，配合革命士兵，保卫工厂，占领首都各主要地点和政府机关，并派出大量赤卫队加强对斯莫尔尼宫的保卫。6日下午，工人赤卫队和革命士兵很快控制了中央电报局、电报通讯社，并控制了涅瓦河上的一些重要桥梁。

    列宁住在秘密场所密切注视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展开斗争的动向。在得到政府已先下手的消息后，很快就写了张条子送给中央委员会，请求允许他到斯莫尔尼宫去，但是没有被允许。于是列宁立即提笔给中央委员会写了急信，让秘密交通员福法诺娃火速送到起义指挥部。信中写道：“我写这几行字是在24日晚上（俄历10月24日——编者注），情况已经万分危急。非常清楚，现在拖延起义真的就等于死亡。我尽力向同志们说明，现在正是千钧一发的关头，目前提上日程的问题决不是会议或代表大会（即使是苏维埃代表大会）所能解决的，而只有人民，只有群众，只有武装起来的群众才能解决……无论如何必须在今晚逮捕政府人员，解除士官生的武装（如果他们抵抗，就消灭他们），历史不会饶恕那些拖延时刻的革命者。”

    福法诺娃送信去斯莫尔尼宫后，列宁放心不下，没等她回来，就决定亲自到斯莫尔尼宫去指挥起义。拉希亚帮他找了一个旧大衣穿上，用手巾把半边脸扎起来，戴上一顶旧的鸭舌帽，拉希亚打扮成流浪汉的样子，这样在路上避免让人认出。为防万一，他们还准备了两张去斯莫尔尼宫的通行证。走时，列宁给送信未归的福法诺娃留了一张便条：“我走了，到您不想叫我去的地方去了。再见！伊里奇。”

    列宁和拉希亚首先坐上了一趟空空的电车，到波特金大街的拐弯处下车，步行到利齐尧大桥，那里赤卫队控制着，他们顺利过关。但当走到桥的另一端时，却发现是由克伦斯基的士兵把守着，一些因为没有通行证而不被放行的工人围着士兵吵着。列宁趁哨兵争吵没注意，和拉希亚悄悄绕过岗哨过了桥，转向什帕列拉街。在什帕列拉街走了一段较长的路，就被迎面而来进行巡逻的两名骑马的士官生拦住，要他们出示通行证。一身流浪汉打扮的拉希亚装起醉鬼的样子，故意和士官生结结巴巴地拌起嘴来。士官生以为是喝醉酒的两个工人，也就没有继续追问。事不宜迟，他们尽量抄森林小道，走近路，很快便到了距市中心数公里远的郊区。

    在宽阔的涅瓦河畔，列宁终于来到了戒备森严的斯莫尔尼宫。这原来是为贵族小姐开设的修道院学府，现在却是革命的指挥中心。全楼100多个房间中，灯火通明，人声鼎沸，打字机声和电话铃声响成一片，各个工作部门紧张而繁忙地运作着，几百名联络员进进出出，设在三楼的作战指挥部——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不间歇地开会，随时作出决策。广场上装甲车隆隆作响，一批批汽车和摩托车开进开出。大厦入口处摆着机枪和大炮，大厦周围岗哨林立。大厅里聚集着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列宁的到来，使同志们既感到大吃一惊和意想不到，又十分高兴，因为这样列宁可以直接驾驭整个起义的航轮，成为起义的总指挥。在听取了托洛茨基等人的工作汇报后，列宁立即下达了正式举行武装起义的命令和进行起义的有关事项。他要求把最可靠的部队调动到最重要的据点去，首先占领电话局等要地，攻克彼得保罗要塞，逮捕总参谋部和政府的官员；派遣那些宁可战死而不让敌人前进的“敢死队”去阻止士官生和野蛮师……打字机立刻记下了他的口授文件，然后由他将文件签署上自己的名字。一份份手令从这里迅速送达各处。

    斯莫尔尼宫热火朝天，彼得格勒通宵激战，各种报告和请示从四面八方送到列宁手中。列宁不时派出信使，及时给予指示和处理。

    参加起义队伍的工人赤卫队、卫戍部队和波罗的海舰队的革命士兵共20万人投入战斗。而克伦斯基政府从前线急调的军队尚未赶到，留守彼得格勒的武装力量，连哥萨克、士官生、“妇女敢死队”之类的力量合起来也只有几万人。革命形势呈排山倒海之势，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经过激战，到11月7日凌晨，起义队伍已占领了各主要桥梁、火车站、电话站、发电站、银行等战略要点，除政府藏身的冬宫玛丽娅宫、总参谋部等附近的一小块地区外，整个城市实际上已掌握在起义队伍手中。上午10时左右，克伦斯基化装成水兵乘坐美国大使馆的汽车仓皇逃出彼得格勒。

    从11月6日深夜至7日凌晨，列宁还主持召开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武装起义进展情况的汇报，讨论并决定俄国新政府的名称为“工农政府”，政府成员为“人民委员”，初步确定了人民委员的人选，讨论了制定土地法令的问题。

    11月7日上午，列宁起草了《告俄国公民书》，由“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电台以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播发，并在当天的报上发表。文中宣布，资产阶级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已转到军事革命委员会手中。下午1时，起义队伍攻下了预备国会所在地玛丽娅宫，解散了预备国会。下午2时35分，列宁出席在斯莫尔尼宫举行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紧急会议。当他在会场出现时，会场上响起了暴风骤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的任务的报告。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始终认为必须进行的工农革命已经成功了，俄国开始步入新时代，从现在开始应着手建设无产阶级的新国家。会议顺利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议。

    下午6时，起义队伍已将政府盘踞的最后一个据点冬宫完全包围。冬宫位于市中心，是原沙皇居住地。它背靠涅瓦河，面对一片开阔广场，是一座高22米、宽160米、长200米的豪华典雅的建筑物，有1050个大小厅房。克伦斯基逃跑后，政府各部的官员全龟缩于此。1500多名士官生、哥萨克部队和“妇女敢死队”死守。革命军事委员会向政府发出最后通牒，令其于6时20分停止抵抗，缴械投降。政府接到通牒后，以要与前线大本营协商为借口，拖延时间，企图顽抗。于是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武力解决。晚上9时，彼得保罗要塞发射3发信号弹，进攻开始。晚上9时40分，起义水军驾驶“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开进涅瓦河，向冬宫发射炮弹，冬宫阵地内的敌人顿时一片慌乱，大门被人从里面打开，士兵、水兵和赤卫队员趁势冲进去。深夜2点15分，队伍完全占领冬宫，政府的各部部长全被逮捕。至此，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已取得全面胜利。

    当攻占冬宫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时，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在斯莫尔尼宫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约670名，布尔什维克390名，占了大多数，同情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69人，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不到100人。

    斯莫尔尼宫的大厅内人声鼎沸，挤得水泄不通。10时40分，在会议主持人一个劲儿使劲摇铃后，大会宣布开始。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眼看自己处于少数和孤立的地位，拒绝推选自己的代表参加主席团，他们发表了一份声明，攻击武装起义是“搞军事阴谋”，是“对祖国和革命的犯罪行为”，“规劝”工人和革命士兵要“及时醒悟”，宣称“唯有组织统一民主政权才能制止国内战争”，恫吓说“军队将从前线开临彼得格勒，会将城市彻底摧毁”。革命形势已明朗化，他们的理论已没有市场，在一片斥骂声中灰溜溜地退出会场。次日凌晨3时10分，大会接到攻下冬宫的捷报，顿时全场沸腾，欢声雷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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