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晚11点，还在炮击冬宫的时候，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就在斯莫尔尼宫开幕了。大会通过了由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成立了以列宁为主席的苏维埃俄国工农临时政府（简称“苏俄政府”）——人民委员会。
之后，起义队伍在凯歌声中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全国推进。革命者所到之处，旧政权纷纷倒台。在十月革命后不到一个月内，莫斯科、罗斯托夫、诺夫哥罗德等全国的许多大城市先后被解放，大部分地区相继建立了由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
为了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以列宁为首的苏俄政府，遵守《和平法令》中所宣布的关于退出帝国主义战争的诺言。1月20日，列宁命令前线总司令杜鹤宁将军，立即与德军统帅部谈判停战问题。杜鹤宁拒不执行命令，列宁遂以苏俄政府主席的名义，果断地撤销了他的职务，任命克雷连科接替。
1917年11月27日，新任前线司令克雷连科同德军统帅部达成了休战协议。休战不等于停战，期限一过，战火即重新燃起。然而，俄国在经过三年多的帝国主义战争后，已经不起战争了。军队没有斗志，士兵一心想回家；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人民陷于饥寒交迫之中；被推翻的旧势力时时在梦想复辟。如果布尔什维克违背国情、民心，执意战争，就会断送新生的红色政权。
因此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府，多次呼吁交战国各方立即在各条战线上停火，开始和平谈判，但是都被一一拒绝了。不仅如此，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协约国，还要求苏俄的军队在东线发动进攻，牵制德、奥的庞大兵力。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只好寻求与德国单独议和，签订停战协定。但是，他的主张，既遭到了德国主战派的刁难，也受到了布尔什维克党内多数人的抵制。
在德国，尽管有一部分人希望同俄国停战，以便腾出手来全力对付英、法等国，但是另一部分人由于害怕俄国革命波及国内，竭力主张一举摧毁立足未稳的苏维埃政权。德国政府的和谈代表团团长霍夫曼将军，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一直主张和谈必须终止。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即外交部长）托洛茨基也支持布哈林的立场。他们认为，自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以后，欧洲国家很快将爆发革命，首先是德国将爆发革命。这样，革命后的德国就不会同俄国战争了。所以，俄国目前不要急于同德国和谈，只要挺过一段时间，危险就会自然解除。
针对布哈林等人的论调，列宁在1918年1月21日举行的党中央会议上，予以坚决的批驳。他说：“这种论调不过是一个空洞的、危险的口号，只能断送革命。事情明摆着，沙皇时代的旧军队士气不振，再也不能打仗了，我们的新式军队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不怀疑欧洲的革命会到来，但是在到来之前，苏维埃政权将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因此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尽快地取得和平，复员沙皇的军队，恢复国民经济，建立新的、由工人阶级组成的革命军队。假如能够获得几个月的喘息时间，我们就有可能改造国家，就能够为建立强大的工农红军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可惜，列宁的这一主张，遭到了出席会议的大多数人的反对。
1月24日（俄历11日），中央委员会举行了专门会议，讨论是否缔结和约的问题。列宁在会上重申：“我们现在不得不签订和约。我知道，这是一个可耻的和约，但是如果不签订，我们的政府就会被推翻，而和约将由其他党派掌管的政府来签订。”
这时，托洛斯基站起来说：“我主张，战争应当结束，军队应该复原，但不应该签订和约！”托洛茨基的意见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并且形成中央决议被通过。
2月初，以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越飞为团长的苏俄政府代表团，带着中央决议，来到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代表团重新开始停战谈判。在谈判中，越飞向德国人宣布：“苏维埃俄罗斯政府愿意结束战争，但是不愿意签订和约。”这一声明激怒了德国代表团团长霍夫曼将军，他冷冷地说：“既然贵国不愿意签订停战协定，那么根据我的理解，当然是想把战争继续打下去。好吧！我们最好是在战场上见！”说完，他招呼德国代表团成员扬长而去。
几天以后，德国军事当局宣布：“休战期限已过，德俄双方重新处于战争状态！”
在得知停战期限结束的消息后，列宁焦急万分。他马上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再次提出：“必须立即邀请德国人进行新的和谈！”他的意见得到了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的支持，却再次遭到了托洛茨基、布哈林、乌里茨基等多数人的反对。
第二天清晨，列宁在中央委员会上又一次提出：“一小时也不能迟延了，必须立即缔结和约。”
列宁依然是少数。可是就在休战期结束的几天里，德国军事当局已集结了精锐部队，迅速向苏俄境内推进。不到一个星期，就占领了其西部地区的许多城镇，它的突击队已逼近了彼得格勒城下。
当晚，中央委员会举行紧急会议。列宁神情严峻地说：“决不能同战争开玩笑……德国人会立刻抢走一切东西。玩笑已经闹到这种走投无路的地步，如果继续采取中间路线的政策，革命就非失败不可。”
中央委员会多数委员接受了列宁的意见。于是当即发电报给德国人，建议立刻缔结和约。然而德方在这一次的答复中却要价更高：俄军必须撤出芬兰和立窝尼亚（即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俄国不仅要同乌克兰的资产阶级缔结和约，还要同芬兰的资产阶级缔结和约，并且要向德国交付大笔赔款。德国限定苏俄在48小时内答复。
为此，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列宁气喘吁吁地跑进会议厅，脸涨得通红，全身发抖，用坚决而又充满愤怒的声音说：“我再也不能等待，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折腾够了，一秒钟也不行！”接着，他向中央委员会发出最后通牒：
“德国提出的条件无论多么苛刻，也必须立刻接受！没有别的选择，任何别的办法就等于宣布苏维埃政权的死刑。假如让那种玩弄革命词藻的政策继续下去，那我就退出政府和中央委员会。同时我将向党呼吁，党会拥护我的。我将为我的路线而斗争！”
列宁的最后通牒终于起了作用。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列宁的提案，中央委员会接受了德国的全部条件。但是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党人”仍然反对列宁的主张。他们在遭到失败以后，即以辞职相威胁。乌里茨基代表布哈林、皮达可夫等人向党中央宣布：“将辞去党和苏维埃里的一切职务！”
但是，列宁像狂涛里的磐石，以极其强硬的语气说：“随他们的便吧！”然后指示苏维埃代表团，立即同德国缔结和约。1918年3月3日，苏俄政府和德国政府终于签订了和约，这就是著名的《布列斯特和约》。
当代表团准备把《布列斯特和约》的正本送给列宁审阅时，列宁叹口气说：“如果我有任何办法避免这样一个和约，我是极不愿意看它，也不愿意遵守它的！”
为了向全国人民解释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重大意义，在列宁的坚持下，中央委员会于3月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列宁在会上意味深长地说：
“在西方国家进行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在俄国革命则比较艰难。农民和全体劳动人民都明白，我们何以签订这样一个压迫人的、屈辱的和约。因为我们没有军队，士兵都不愿意打仗。而我们面临的是全副武装的帝国主义强盗。沙皇时代的旧军队是我们国家的病灶，愈早解散愈好。和平给我们以喘息时机，媾和是积蓄力量的最好手段。我们要利用这个喘息时机来说服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必须团结起来，建立极严格的纪律，否则我们将来还会像这样遭受德国帝国主义者铁蹄的蹂躏……’”
《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使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得到了短暂的喘息机会，能够利用这个机会，集中有限的人力和物力来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
1918年11月7日，列宁发表了十月革命一周年演说，在他演说的第二天，列宁接到了俄国外交部的电报：“革命已在德国开始了，苏维埃政权已经在汉堡成立，巴伐利亚已经宣布为共和国，奥地利革命运动也已开始。德国帝国主义在大战中战败了！”
1918年11月13日（俄历10月3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法令，废除《布列斯特和约》。根据苏俄人民委员会的命令，苏俄红军重新开进了曾经被德国占领的全部地区。
二、三次遇刺化险
由于担心彼得格勒遭到德军入侵，1918年3月，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苏维埃政府迁到莫斯科。莫斯科是俄国的古都，是俄国欧洲部分的中心，把它定为苏维埃俄国的首都，既便于新政府对全国的领导，又可免遭德国帝国主义入侵的危险。
列宁的办公室设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一座三层楼上，有五个小房间。他的卧室兼工作间的面积仅16平方米，有一扇窗户、一张小书桌、一张铁床和两把圈椅。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地也设在克里姆林宫。列宁的办公室通向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厅。办公室的隔壁是克里姆林宫的电话总机房，屋外的走廊上装有一架电报机。供列宁专用的电话、电报线连接各人民委员部和他的最亲密助手的房间，以及彼得格勒和其他城市。电话、电报昼夜不停地打进打出，显得格外的忙碌。
列宁每天都有处理不完的国家大事，还要接待国内外各地、各界、各条战线的来访者，出席首都各界举行的集会，发表重要演说。这不仅加重了他的工作负担，也加大了苏俄政府安全机关保卫工作的难度。
十月革命由于推翻了地主、资本家和剥削阶级的统治，没收了他们的土地、工厂、企业，退出了帝国战争，引起了这些人对苏维埃政府、布尔什维克党及其领导人的刻骨仇恨。他们互相勾结，不择手段地从事颠覆、破坏、谋杀等恐怖活动。
为了破获和镇压国内外敌人的恐怖活动，早在1917年12月底，列宁就下令，组建一个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全俄肃清反革命分子和逮捕反革命分子非常委员会”（简称“肃反委员会”或“契卡”）。“肃反委员会”遵照列宁指示，无情地镇压一切反对苏维埃政权、从事恐怖活动的党派和个人，采用十分严密的措施保卫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安全。尽管如此，依然发生了好几次恐怖分子刺杀列宁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的事件。
第一次暗杀事件发生在1918年1月14日。
这天，米海洛夫斯基马术学校的一支部队即将开赴前线，列宁应邀在欢送会上向整装待发的官兵发表演说。在返回克里姆林宫的路上，他的车子突然遭到了一群身份不明的恐怖分子的袭击。如果不是坐在旁边的普拉廷抱住列宁的头部，把他推到一边，那么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车子转过弯，列宁叫司机停下车，打开车门问道：“你们还都活着？他们真的是向我们开枪吗？”
“他们的确是在向我们开枪，列宁同志。”司机回答。
“我以为你们都完了呢。好险呐！假如他们打中了一只轮胎，我们就逃不掉了。再说，在大雾里是不能开快车的。刚才真是冒了大险呢！”列宁说。
在彼得格勒的大雾里，四周都是一片白茫茫的。到了住所，人们检查了车子，发现车顶篷上有几个地方被子弹打穿了，车窗的玻璃也被击碎了。普拉廷的手在流血。这是因为当他把列宁的头推向一边的时候，一颗子弹正从他的手指边擦过。
第二次谋杀事件发生在1918年8月30日。
1918年春天，列宁在一次党的负责人会议上说：“在目前国内外斗争十分尖锐的形势下，为了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镇压不甘心灭亡的敌人的反抗，必须紧紧地依靠广大群众的支持。布尔什维克每一个党员都应该经常到工人、红军、农民的集会上发表演说，宣传、解释党的方针、政策，以便得到他们的理解和信任。”
根据列宁的建议，党中央专门作出一条规定：每个星期五，中央委员和党的负责同志都要在莫斯科的群众集会上发表一次演说。而且不要回避工人们提出的任何问题。列宁身体力行，带头执行这条规定。有时，他一天甚至外出演讲两三次。工人在集会上所流露的情绪，所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列宁都耐心地解答。
列宁经常外出演讲，使他能直接了解到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呼声，及时地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因而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衷心爱戴，同时也被时刻要谋杀他的敌人掌握了活动规律。
8月30日这一天，著名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乌里茨基被敌人暗杀。莫斯科肃反委员会负责人得知这一消息后，准备劝说列宁不要外出发表演说，但是已来不及了。列宁早已离开了克里姆林宫，正在工人集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
列宁在结束演说时，高声喊道：“我们的出路只有一条，不是胜利，就是灭亡！”还没等听众的掌声停息，他已快步跨出门口。
这时，受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指派，执行暗杀列宁任务的恐怖分子范尼·卡普兰和诺维科夫，早已躲在暗处窥视列宁的一举一动。女恐怖分子卡普兰的手枪里装的子弹头上涂满了毒药。她在等待着最合适的时机下手。
当列宁从门口出来时，假扮水兵模样的诺维科夫伸开双臂，拦住群众，然后又故意摔了一跤，挡住了跟在列宁后面的工人。这样，列宁走到场院里的时候，就只剩他一个人了。这时，有几个妇女从旁边跑过来，要和列宁谈粮食问题。列宁回答问题时，一只脚踩在汽车的踏板上，面对着躲在暗处的卡普兰。
卡普兰一看下手的时机到了，随即举起手枪，朝列宁“砰、砰、砰”连射3枪。列宁应声倒下了。
手插在上衣口袋里的诺维科夫企图靠近汽车，准备再补一枪。
“不准走近，不然我就开枪啦！”列宁的司机吉尔眼明手快，猛地拉开车门，跳下汽车，掏出手枪，大喝一声。诺维科夫仓皇逃跑了。
列宁被两个赶来的工人扶进汽车，侧身半坐半躺在座位上，汽车风驰电掣地朝克里姆林宫方向驶去。
在车子里，陪同的工人帮列宁脱去了外套和上衣，他的衣袖被鲜血渗透了。司机吉尔想停车找个医院，先包扎一下列宁的伤口。但是列宁不肯，喃喃地说：“我不要在任何地方停留，我要直奔克里姆林宫。”
当车子开到克里姆林宫的住所时，工人们要把列宁抬上楼去，但是他坚决不答应。因为他怕抬进去，会惊动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和妹妹玛丽娅。两个工人只好搀扶着他顺楼梯艰难地登上了三楼。
经过莫斯科最好的医疗专家的会诊，发现有两颗子弹射进了列宁的身体内，失血很多。医生警告说：“列宁同志的伤势很严重，情况也许是不幸的。”
这是一个令人心焦的不眠之夜。列宁面色苍白，无力地躺在床上。医生和几名中央委员彻夜守护在他的身旁。但是每当有人问他感觉如何时，他都忍住剧痛，强露笑容。列宁总是不愿意别人替他担忧。
第二天早晨，他的精神稍好些，但是伤势未见好转，而且有血液中毒的可能。
在出事的当天晚上，中央委员会发表了列宁被刺的公报，其中说：“工人阶级应当更加增强自己的力量，对一切敌人采取无情的、群众性的恐怖行动，来回击他们对领袖的谋害！”
为了狠狠地打击敌人的恐怖活动，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肃反委员会，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活动，破获了许多反苏维埃的叛乱阴谋，逮捕并枪毙了一大批恐怖分子，其中包括刺杀列宁的卡普兰和诺维科夫。
在医生的精心医护下，列宁以顽强的毅力度过了危险期。他的身体逐渐恢复。一个星期后，开始读书、看报，和看望他的人聊天。两个星期不到，已能下地走路，恢复锻炼。三个星期后，即9月17日，尽管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但是他已经能出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并主持政府工作，重新掌管红军的组建工作及其军事行动。
自从列宁被刺后，布尔什维克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都焦虑地注视着自己领袖的伤势。各地、各条战线发出的电报和信件，如雪片般地飞向克里姆林宫，问候列宁的健康状况，祝愿领袖早日康复。
列宁被刺时，内战已经爆发，年轻的红军已收复了被白卫军占领的喀山和辛比尔斯克。战士们一听说自己敬爱的领袖被恐怖分子刺伤，立即发来电报：
“亲爱的伊里奇，我们已夺取了你的故乡辛比尔斯克，这是对你受的一处伤的安慰，我们将夺取萨马拉作为对你受的另一处伤的问候。”
几个星期后，萨马拉被攻克了。
第三次，即1919年1月，列宁险些被匪徒们杀害。
1918年到1919年冬天，莫斯科频繁发生匪徒劫持行人、抢窃车辆的案件。值勤的民兵为打击这股犯罪分子，常常拦住车子，检查过往乘客们的证件。
1919年1月的一个晚上，当列宁和他的妹妹玛丽娅乘车沿着索科尔尼基大道行驶时，似乎听到了车外有急促的哨声和“停车”的叫喊声。司机以为是值勤民兵查验证件，于是停下了车。
列宁的车子一停下，一群武装分子就围了上来。其中一个领头的喝令车里的人全都走出来，然后既不看他们拿出来的通行证，也不问他们的身份，便用手枪顶着列宁的额头，掏他的口袋。列宁泰然自若地盯着这个领头的，什么话也不说。
“你们是些什么人？拿出证件来！”玛丽娅厉声问。
“嗨嗨！罪犯是不需要证件的！”其中一个匪徒狞笑着。
这群匪徒在翻遍了列宁一行的衣兜后，便抢走了他们的汽车。整个事件发生得非常突然，以致过路的人没有反应过来。所幸的是，这帮匪徒没有对列宁下毒手，使他又一次躲过了劫难。
当天晚上，被匪徒们劫持的汽车在城市的另一头发现了。车子停在雪地里，旁边躺着一名红军战士和一个民兵的尸体。
事后，经过莫斯科肃反委员会的严密侦查，匪徒们被捉住了。
三、反列强干涉
1918年春，苏俄政府开始大规模地把从前属于贵族、资本家、地主、官吏、外国投资者的工厂、土地、矿山、银行、大型工商企业收归国有。这些做法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却激化了苏维埃政府同这些被没收了财产者的矛盾。尤其惹恼了英、法等国。这些国家曾经向俄国工业中投资了几十亿金卢布，而苏维埃政府宣布把这些投资收归国有，它们岂能善罢甘休！
共同的利害关系，使国内外仇视苏维埃政权的人走到一起，开始聚集反革命武装，向苏俄政府发动进攻。起初，发动进攻的白卫军（当时人们称俄国临时政府为“白色政府”，保卫它的军队，叫“白卫军”，也叫“白匪军”），他们人数不多，规模不大，主要集中在顿河、库班、乌克兰等边远地区，很快就被组建不久的苏俄红军击退了。
不甘心失败的白卫军转而求助于西方列强。于是，西方列强从幕后走向前台，直接出兵苏维埃共和国，企图里应外合一举把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中。由此在苏维埃俄国境内爆发了持续三年的战争（史称“三年内战”）。
自1918年3月9日起，英国、法国、日本、美国、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随后是罗马尼亚、德国、土耳其、波兰、芬兰、希腊、塞亚维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号称“十四国”，北从苏俄的阿尔汉格尔斯克港、摩尔曼斯克，西起白俄罗斯、西乌克兰，南自高加索地区，东至西伯利亚的海参崴，向苏俄发动了军事进攻。
1918年夏季，西方列强和白卫军先后占领了苏俄的巴库、高加索、里海东岸、克里米亚半岛、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大片领土，控制了这些地区的粮食、煤炭、石油和工业原料。同时，他们还在占领区里建立了傀儡政府，与苏维埃政权作对。
此时的苏维埃政权已经被压缩在俄罗斯中央的28个省里。这28个省都是工业区，其面积大约占全国领土面积的四分之一，共有居民5500多万，其中城市居民1100多万。而苏维埃政权却丢失了盛产粮食、燃料和其他工业原料的大片地区。
在决定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生死命运的时刻，从没有上过战场和受过军事训练的列宁，以一个伟大革命家、军事战略家和组织家的气魄和胆略，毅然挑起了统帅红军、领导人民和迎战列强的重任。
列宁早就预见到不甘心失败的国内外敌人，总有一天要向苏维埃政府发动进攻。他在各种会议上，多次告诫人们：“务必保持清醒的头脑，时刻警惕国内外敌人对苏维埃俄国的进犯！”他不断向全国人民发出“加快组建工农红军”的号召，督促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定组建红军和征集兵员的法律、法令。经常在群众集会上发表鼓舞人心的演讲，动员工人、农民、学生参加红军，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在他的亲自主持和过问下，红军的规模迅速扩大。到1918年五六月间，一支士气高昂的三十多万人的红军就开赴战场。1919年3月，工农红军人数已增加到150万人，在数量上超过了敌人。尽管红军在装备上还比较差，但是参加红军中的绝大多数官兵都是来自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工人和农民，都有一颗为苏维埃政权而战、而献身的决心。
1918年夏天，敌人的攻势加强了，苏维埃俄国四面受敌。面对危急的形势，列宁果断地宣布：“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全国立即进入战时状态！”“国家的一切工作转入战时轨道！”在最短的时间内，他组建了最高军事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总司令部，设立了参谋部、海军部、陆军部、共和国工农空军总局等。按正规军建制，把红军编成方面军、集团军，分成海军、空军、步兵、炮兵、骑兵、装甲兵、工程兵等，分别由他的最亲密战友担任要职。全国的战场也被划分成三个战区：东线、南线、北线，而列宁本人则坐镇莫斯科，不分昼夜，拟订军事计划，听取战况，下达指示，组织协调，提供后勤保障等。
整个内战时期，不仅充分展示了列宁的领袖风范和人格魅力，高超的行政领导艺术和军事战略家的才能，更体现了他知人善任、惟才是举，用人不疑，不计个人得失的宽广胸怀和高尚品德。
战争爆发后，成千上万的人都踊跃报名参军，甚至连一些曾经想刺杀列宁，被关在狱中的罪犯，也要求送他们上前线杀敌报国。列宁的侍卫长把这些人的请战书面呈列宁。列宁似乎完全忘记了过去的伤痛，当即批示：“审理谋杀我的案件到此停止，释放他们，满足他们上前线的要求！”这些人到了前线，不负列宁的期望，将功赎罪，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有的英勇牺牲，有的立下战功。
苏维埃政权成立初期，布尔什维克党内仍存在着不同的派别，经常因一些重大问题，引起争论。列宁在处理和解决这些派别分歧时，十分谨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十月革命时犯了严重错误，列宁曾严厉地斥责了他们。后来他俩改正了错误，因此在内战爆发后，列宁照样委以重任。他极力推荐季诺维也夫担任在1919年成立的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季诺维也夫认真贯彻列宁的指示，在领导共产国际时，建立了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争取了许多国家的工人和国际友人声援苏俄反击外国干涉军。同时，他还把俄国革命的烈火引入帝国主义干涉者的后院，迫使他们回兵自救，从而大大减轻了苏俄内战的压力，缩短了苏俄内战的时间。
一向刚愎自用的托洛茨基，在历史上曾多次反对过列宁，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又站在列宁的对立面。但是列宁不计前嫌，在国内战争一开始，就委任他为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的重任。对此，托洛茨基极为感动。他上任以后，坚决维护列宁和党中央的领导权威，服从列宁的指挥和调遣。在内战期间，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前线度过的。为直接领导和指挥前线的战事，他把指挥部搬到列车上，行程达15万公里。他每到一处，就立即“传达列宁的指示，听取战地指挥员的报告，召集当地军政首长们开会，审阅电报文件，口授作战命令，发现问题，就地解决”，为内战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由于托洛茨基忙于战事，无法脱身回莫斯科参加党的会议，“军事反对派”的代表戈洛晓金便在党代表大会上，给他扣上了“无视党纪，企图摆脱党的领导”的帽子。列宁当场替托洛茨基辩护说：“托洛茨基不参加会议是经过中央批准的。你作为大会的重要发言人，提出这样的指责，说他不执行党中央的政策，是一种狂人的指责。你一点根据也拿不出来。我提醒同志们，在共和国危难之际，不可轻易怀疑、批评一个人，尤其像托洛茨基这样的高级军事领导人。否则，就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列宁的高超领导艺术和崇高品德，使他在党内和军内赢得了极高的威望。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他的周围，齐心协力，很快就扭转了内战初期的被动局面。1918年，经过一个夏季的苦战，东线的红军开始反攻，赶走了盘踞在伏尔加河地区的战略重镇喀山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和一部分白卫军。三天后，收复了列宁的故乡辛比尔斯克。一个月后，红军又从南北两面击溃了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一举攻克了萨马拉市，取得了东线战场的决定性胜利。继而乘胜前进，于11月7日夺回了伊热夫斯克。
在东线胜利的凯歌声中，南线的红军也捷报频传。这里主要是以协约国集团为后台的、由邓尼金指挥的“俄国志愿军”，还有以德国为后台的克拉斯诺夫率领的哥萨克部队。这两支部队装备精良，战斗力强。但是在9月和10月间的两次浴血战斗中，却被红军第十集团军打得望风而逃。
在北线，红军同样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外国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军企图从苏俄北方港口阿尔汉格尔斯克兵分两路，先拿下西北重镇沃洛格达，然后进占“红色首都”彼得格勒。但是他们却遇到了红军的顽强抵抗。9月间，北线红军主力第六集团军在北德维纳河红军舰队的密切配合下，经过数次鏖战，终于胜利地挡住了敌人的疯狂进攻，粉碎了他们的战略企图。
到1918年底，年轻的红军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在各级将领的指挥下，在全国人民的无私援助下，经过不到9个月的拼死战斗，就击退了外国干涉者的武装进攻，为取得内战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基础。
四、发展军事
1919年是苏俄内战最艰苦的一年，也是布尔什维克党、苏维埃政府、工农红军能否取得胜利的决定性一年。
外国武装干涉者在1918年的军事进攻失败后，决定改变计划，调整部署，增加军费，重点武装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三股白卫军势力。同时要求与苏俄邻近的芬兰、罗马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增派兵力。这样，武装干涉军就达到了130万人。同时，还配备了飞机、坦克、大炮、机枪等重型武器。
武装干涉军的主力是高尔察克率领的白卫军。为强奸民意，师出有名，高尔察克于1918年11月在鄂木斯克建立了军事独裁政权，自封为“俄国第一执政”。西方列强立即承认，并派遣军事顾问予以扶植。
武装干涉军的部署是：高尔察克在东线进攻；邓尼金从南面来犯；尤登尼奇威胁北方重镇彼得格勒；芬兰、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小国从波罗的海、白俄罗斯、西乌克兰方向出击；英、法、美、德、罗马尼亚等国则从黑海登陆，深入乌克兰和高加索腹地，抢占基辅、别尔姆、敖德萨、阿斯特拉罕、萨马拉、辛比尔斯克、喀山等战略重镇。
按照这一部署，外国干涉军和白卫军在同年春季，向苏俄发动了一次自内战以来最凶猛的进攻，使得红军驻守的一些地区得而复失。共和国再次处于危急之中。
如何粉碎敌人的进攻，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和军内发生了一场不小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有两个：一个是红军的主攻方向是东线还是南线？由于列宁的坚持，苏俄最高军事会议决定，把红军的主攻矛头先指向东线，重点打击高尔察克。第二个问题是要不要继续起用旧军事专家？
在旧俄时代，俄军中有几十万军官，除了军事指挥员以外，大多数是有一技之长的专家，如医生、机械师、工程师、武器设计师、制造师、军事教官等。1918年，在红军组建初期，列宁顶住压力，力排众议，起用了一批旧军官，但只是一小部分，大约有三万多人。其中医生、护士、指挥员大约有一万五千多人。
这些人被召入红军后，为红军提供作战经验，传授军事技术，战地救护，设计和制造新式武器等，对于红军在头一年取得战争的初步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红军中一些著名的高级将领，如十月革命后任俄军前线大本营军事指挥的邦契—布鲁耶维奇，1918年任苏维埃共和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的瓦采齐斯，1919年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谢·谢·加米涅夫（不是指党的领导人之一加米涅夫），第二集团军司令绍林，后来晋升为苏联元帅的图哈切夫斯基、叶戈洛夫等人都是旧军官。还有不少加入红军的旧军官，为捍卫苏维埃政权而英勇牺牲。
但是，也有少数旧军官背叛了苏维埃政权，给红军造成了相当大的危害。比如，1918年7月，东线司令穆拉维约夫在辛比尔斯克煽动部队叛乱，给红军造成严重损失。驻守乌法的部队司令员马欣叛变投敌，使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得以占领该城。1918年11月，南线红军参谋长柯瓦列夫斯基和司令员助理诺索维奇，向敌军提供情报，使红军进攻受挫。
因此，当列宁在1919年3月召开的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再次提出吸收旧军事专家为红军服务的问题时，反对的人就更有理由了。原“左派共产主义者”成员，东方战线法庭庭长索凌指责说：“吸收旧军事专家担任红军各级指挥员，是对党的军事政策的背离。”第十集团军高级军官，“民主集中派”成员卡缅斯基攻击说：“使用旧军事专家是给了沙皇尼古拉的余孽们以过分的权力。”
索凌和卡缅斯基的反对意见，得到了党内和军方不少高级领导人的附和。其中以斯米尔诺夫、皮达可夫、戈洛晓金、伏罗希洛夫为代表的“军事反对派”在大会上指责说：“我们不否认一些旧军事专家为红军做了好事，但不能就此低估他们对红军的破坏作用。因为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是不可靠的。如果一定要使用他们，那就只能起咨询作用，决不能让他们担任指挥员。”
列宁在耐心地听取了这些反对意见后，动情地说：“对旧军事专家中的一些人背叛苏维埃政权，我很痛心。我作为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说明，我们的工作有疏漏，让敌人钻了空子。起码是过分注意使用，而忽视了监督。今后我们需要加强红军的政治工作，充分发挥政委的作用。”接着，他把话锋一转，严肃地说：“但是，这并不表明我放弃了吸收旧军事专家为红军服务的主张，相反，我的态度更坚定！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吸收旧军事专家，而是形势迫使我们必须吸收大量的旧军事专家。敌人的强大，不是因为他们在数量上超过我们，而是因为他们的指挥员具有丰富的指挥经验，在于他们有先进的军事技术装备。要知道，打仗仅靠士兵对革命的忠诚和勇气是不够的。我们为什么因为害怕极少数旧军事专家的背叛，而且是在当前急需军事人才的形势下，就把大多数愿意为苏维埃政权效力的人拒之门外呢？”
列宁的一番话说得持反对意见的人，心服口服。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列宁关于吸收旧军事专家的提案，并强调进一步做好监督旧军事专家的工作。会议还赞同列宁提出的以红军主力，先打败高尔察克的建议。
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后，红军又征召了大约三万多名旧军事专家，及时地补充到军事院校、作战部队、野战医院、后方武器制造场、军械修理所等单位和部门。这些人的到来，大大缓解了红军技术人才匮乏的状况。
由于采取了这些应急措施，从4月末起，前线的战局开始改变。东线红军的南路部队在著名将领第四集团军司令伏龙芝、第二集团军司令绍林（旧军事专家）的统帅下举行反攻。到6月初，先后解放了被高尔察克白卫军占领的大部分地区。
6月，列宁指示武装部队总司令瓦采齐斯，乘胜前进，在东线一举打败高尔察克。但是瓦采齐斯却主张，把主力调至南线，阻止邓尼金向库尔斯克方向逼近。为取得东线战役的彻底胜利，列宁没有接受瓦采齐斯的建议，而是提请党中央改组最高军事委员会，果断地撤销了瓦采齐斯的职务，改派他担任南线红军的指挥员。同时任命曾是旧军事专家、后任红军东线司令的谢·谢·加米涅夫为共和国武装部队总司令。
谢·谢·加米涅夫上任后，列宁和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请总司令记住：如果我们不打下东边的乌拉尔，我认为革命是非失败不可了。应该把一切力量都动员去保卫东线！”
谢·谢·加米涅夫遵照党中央和列宁的指示，亲往前线，调整战略部署，命令东线北路红军发动强大攻势。7月1日，第三集团军解放了战略要地彼尔姆和孔古尔。7月14日和24日攻克了叶卡捷琳娜堡和车里亚宾斯克。至此，乌拉尔全境解放。高尔察克被赶到了托博尔河和伊什姆河地带。
正当东线红军与高尔察克的白卫军激战的时候，由邓尼金率领的白卫军，在爱沙尼亚和芬兰的援助下，从苏俄西北方向发动了进攻。一支英国舰队也驶入芬兰湾助战。另外，他们还在红军第七军团、波罗的海舰队和克朗施塔得要塞内安插间谍和代理人。不到半个月，敌人就占领了彼得格勒的西北门户杨堡和普什科夫，致使彼得格勒危在旦夕。
列宁闻讯，一面指示彼得格勒的党组织发动市民投入保卫城市的战斗，一面急调东线红军赶来增援。同时，派遣斯大林作为他的全权代表负责彼得格勒的军事指挥。6月13日夜间，克朗施塔得要塞驻军在敌人奸细的挑唆下，发动叛乱。红军第七军团在斯大林的直接指挥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歼灭了红丘炮台和灰马炮台的叛军。6月21日，北线的红军开始向侵占了彼得格勒西面的纳尔瓦地区的敌军发起反攻，至8月收复了杨堡和普斯科夫，把敌人驱逐到爱沙尼亚边境。彼得格勒转危为安。
东线的高尔察克主力被击溃，彼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标志着西方列强在1919年组织的第一次对苏俄的联合进攻以失败告终。
五、国内战争
在国内战争中，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要面对两大敌人：一是外国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军；一是饥荒。所谓饥荒，就是全国上下都没有饭吃，都在饿肚子。“饥荒”这个敌人要比武装的敌人更可怕，更难对付。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俄国是欧洲的产粮大户。它每年向欧洲国家出口大批粮食。世界大战和接下来的内战，使苏维埃俄国的大片土地荒芜，粮食奇缺。早在1917年初，俄国就闹饥荒了。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被人民推翻，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解决席卷全国的饥荒问题。
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和政府，颁布土地法令，把土地分给农民，着手解决粮荒问题。因为内战的爆发，恢复农业生产被迫中断了，致使饥荒在全国继续蔓延。
1918年1月，彼得格勒还有200万吨存粮。2月，仓库里的粮食和饲料总共只剩下4000多吨。这对于拥有240万人的大城市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1918年春，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工人，每天的面包供应量仅为120克，后来又减少到50克。到了夏天，这两个城市的工人有时接连几天也吃不上一块面包。
富农虽然有部分存粮，但是他们对苏维埃政权心怀不满，拒绝向国家出售粮食。有些投机商在黑市上乘机哄抬粮价，发国难财，使得缺粮问题更加严重。
为解决粮食问题，列宁亲自主持粮食供应事务。他每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询问粮食有没有运到莫斯科、彼得格勒和其他工业中心区。他经常给负责从南俄地区调运粮食的斯大林打电话、拍电报、催问粮食调运情况。他在给斯大林的一份加急电报中说：
“至于粮食，应该说，今天无论在彼得格勒或莫斯科，都一点也没有配发。情况很糟。告诉我，能否采取一些紧急措施？因为我们除了找你之外，别无它法。在雅罗斯拉夫的白卫军叛变已被扑灭。辛比尔斯克则被白卫军或捷克军队攻陷。等待你的回音！”
“北高加索有大宗粮食，但交通被敌人切断，无法北运。在线路未修复之前，粮食是没法运去的。已经派了武装运粮队到萨马拉和萨拉托夫省，但是在几天内我们还没法给你们送粮食。我们希望在10天内，修复线路。想办法坚持一下吧！列宁同志，我想，一星期之内，情况会好转的。”斯大林回电说。
“一个星期太长，因为我们这里快挺不住了！凡是有可以吃的东西，只要有的，请火速运来，越快越好！”列宁在接到斯大林的电报以后，又回电说。
面对紧迫的粮食问题，列宁和布什维克党中央多次召开会议，想尽了办法。最后，多数委员提出，在战争的特殊情况下，必须采取极端的非常措施搞到粮食。否则，前线的红军就无法打仗，后方的人们就不能生产，厂矿、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就不能运转，整个国家将陷于瘫痪，苏维埃政权将自行垮台。
1918年7月29日，列宁根据中央委员会多数委员的意见，召开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工会委员会联席会议。他宣布：“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党号召人民，掀起一场规模巨大的下乡征粮运动，拿出你们全部的力量向反革命分子发动军事进攻，‘不是胜利，就是灭亡’——这就是我们的共同口号！”
在秋天的收获季节里，为了能征购到粮食，列宁指示粮食人民委员部：“既然事情已经弄到战争的地步，那末，整个国内生活就应该服从于战争，对于这一点不容有丝毫的动摇。目前你们应该火速派遣粮食收集队、收割队到产粮区，尽量携带脱谷机和粮食晒干器具，把能够收到的余粮，尽可能地收得一干二净，以适应战争的需要！”
尽管党和政府采取了一些强制措施，但是饥荒问题仍然不能解决，以致严重地影响了前线红军的作战，后方工人的生产。许多工厂、矿山由于饥饿而被迫停工，甚至为前线生产武器装备的军工部门也无法正常开工。
于是，列宁决定采取进一步措施。9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他亲自出席，坚决要求会议通过决议：“把全国变为军营，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胜敌人’的口号下，把全党、全国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转入战时轨道。”
所谓战时轨道，就是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下，把苏维埃俄国变成一个大兵营，凡是苏俄的公民，都是这座兵营里的军人。每个军人都得服从指挥，一切按照命令行事。若违反军令，将按军法处置。
根据这条原则，公民除可以拥有小件物品以外，其余一切财产，包括工厂、矿山、水源、土地、作坊、店铺、商业以及土地上所生长的物产，尤其是粮食都属于国家所有，统一由国家管理和经营，任何单位、部门和个人不能私自占用。个人消费品和家用物品的买卖，如粮食、大米、面粉、饲料、砂糖、砂糖制品、茶叶、食盐、肉类、海鱼、植物油、动物脂肪、马铃薯、火柴、肥皂、牙刷、牙膏、锅碗瓢盆、家具、靴鞋、布匹、交通车辆等，统一由政府办理，私人不得经营。
由于货币已贬值到一文不值的地步，许多人把整袋的卢布背回家糊墙、做窗户纸或用来烤火。这种情况，使列宁和苏俄政府开始考虑取消货币的问题。办法是，居民日常所需的生活物品，不用货币购买，而用实物交换。职工和干部的工资，不用货币发放，改发实物卷。参加了劳动的人，负责人发给他一纸证明，再凭这张证明去领取要发的东西。
1919年3月末，人民委员会还颁布了《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其中规定，各级政府须建立统一的物资分配机关，组建城乡统一的“消费公社”，各地的商店要交给消费公社管理；应把每个居民编到公社的某个分配站，凭证供应食品和生活必需品。儿童上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居民坐公共交通工具、去洗澡堂、理发店等，都不用花钱。到了下半年，公共食堂又开始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盛行起来。居民不用在家做饭，可以到消费公社开办的食堂里免费用餐。
列宁把这些做法统称为“战时共产主义”（又叫“军事共产主义”）政策。苏俄全体居民必须在这种政策下生活。当然，这是在战争年代被迫采取的，也是最难推行的政策。
为了搞到粮食，人民委员会被迫发布了关于采购食品的命令。根据这项命令，从机关、工厂和学校抽调精兵强将，组成武装征粮队和抢收队，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配备步枪和机枪，在军队的配合下，到乡下强行“征收余粮”。说是“余粮”，实际上是农民仅能维持生存的必要的口粮。特别是对富农采取的措施更为严厉，若发现不如数交粮或隐瞒不报，或故意藏匿者，轻则当场没收，重则剥夺其人身自由。若有胆敢以武力反抗者，就地正法。
1919年春，由铁路工人倡议，在莫斯科组织了第一次“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就是工人们为了帮助国家，利用工余时间，不要工资，自愿工作。
列宁立刻抓住了工人们提出的这一倡议，在党的会议和莫斯科群众集会上说：“‘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是社会主义的一项‘伟大的创举’。因为在‘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里，工人阶级代表并实现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劳动组织。这是‘苏俄共产主义’的真正开始。”
根据这个论点，列宁打算把“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作为一项制度推行下去。这项制度规定：凡有劳动能力者，应不计报酬参加劳动，再由政府直接配给劳动者一切生活日用品，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凡有劳动能力而不参加劳动者，除“不得食”以外，还要对他实行惩罚，直至判处徒刑。
为了推行“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制，列宁身体力行，在1920年“五一节”那天，他亲自同克里姆林宫军事学院的学员一起清扫克里姆林宫前的广场。曾和他一起劳动的一个学员追述说：
这时，我们看到一个身材矮小的人，穿着一件旧上衣，带着一顶鸭舌帽，眼里闪着喜悦的目光。
“我来听你们的指挥。”列宁像军人一样挺直了身子，向指挥员报告说，“请接受我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
“请站在右边。”指挥员说。这时，克里姆林宫塔顶上的自鸣钟响起了洪亮的报时声，管乐队也奏起了音乐。指挥员命令一下，大家开始劳动。晴朗的天空，欢快的笑声，大家同列宁一块儿干活，格外地高兴。圆木很沉，六个人抬一根，大家注意到列宁一直抬着圆木最粗的一头。
“这不行，列宁同志，我们不能让您抬这么重的东西，会把您累坏的。”和他抬一根圆木的学员说。
“怎么，你们能抬，我为什么不能抬？”列宁说着，又抬起了一根。
“您最好还是走开吧，列宁同志，没有您，我们照样能把这里的活儿干完。”一个学员在旁边劝说着。
“不，不，你们别逼我走。反正我不离开。”列宁直摇头，说，“要知道，今天全国的工人都在参加义务劳动，我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怎能袖手旁观呢？”
“可您有那么多重要的工作在等着呐！”另一个学员说。
“今天的工作最重要。因为这是‘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共产主义制度的一种尝试，是令人最开心的事情。”列宁边说边擦汗。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在内战爆发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及时地把全党、全国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转入战时轨道，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保证了城市工人和红军最低限度的口粮和对武器装备的需要，从而为最终战胜国内外武装的敌人奠定了物质基础。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于苏俄取得内战的胜利是一个功劳。但是列宁说，这个功劳是有限度的，是在国内战争时期被迫采取的应急措施。但是，如果把它运用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和平建设，是绝对行不通的。所以，在内战结束后，列宁改变了这项政策。
六、危机后的选择
1920年夏天，苏维埃俄国反对外国干涉和国内叛乱的国内战争已胜利在望。国家面临的基本任务就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稳定社会秩序。这样，国家再次面临着向和平经济建设过渡的问题。如何过渡，当时包括列宁在内的俄共（布）领导人坦率地承认，对于过渡的具体形式和方法不十分清楚，尚需探索，而且倾向于直接过渡，即继续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把原来仅为权宜和应急的战时共产主义变为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桥梁和捷径。1920年，列宁再三强调，在当时劳动群众处于饥饿、寒冷，经济空前困难“这种特殊情况下，必须实行‘特殊的过渡’”，把军事上胜利的经验运用到经济方面来，用军事办法解决经济问题。因而他把巩固并推广余粮收集制和建立劳动军等，看成是当时保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一条“正确”道路。
随着战争尾声的临近，不断加强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余粮收集制虽然缓解了当时的粮食危机，但它在实际推广中，因为把农民的全部余粮甚至一部分口粮、种子及其他农副产品都强征强收，不仅价格收购过低，而且所付货币都是一些急速贬值的“彩色纸片”，所以农民瞒产抗交、赶走征粮队和农民暴动事件时有发生。从1920年底开始全国许多地区的农村发生骚乱和暴动，尤其是坦波夫省、伏尔加河流域、乌克兰和西伯利亚，参加暴动的不仅有富农，还有相当数量的中农。农民给各级苏维埃政权和粮食机关写了大量的申诉信和请求书，有的还直接写信给列宁。仅在1920年9月~12月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就收到400份这样的信。其中有一封由《贫农报》转给列宁的信，信中提到：“苏维埃政权比沙皇政权还坏”。1920年9月12日，奥洛涅茨省的一个地方的农民联合起来，派代表到莫斯科与中央政府进行谈判，在递交的委托书中这样写着：“与穷凶极恶的资产阶级强盗的战争已经持续三年了，这就需要国家作出越来越多的牺牲，作出极大的努力并忍受极度的困苦，而这一切都给我们带来新的沉重负担：一会儿动员马匹，一会儿动员耕牛，各种各样的劳役，征收余粮，等等等等。尽管我们十分愿意帮助国家，而国家向我们提出要求却是无法完成的。”坦波夫省叶拉托姆县的红军士兵在给中央的信中对一些人征收余粮滥用职权提出了控诉：“农民的情绪已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如果在我们县不很快根绝这类现象，那就必然爆发暴动，这将不是富农的暴动，而是对正义的胜利丧失了任何希望的劳动居民的暴动。”就连村和乡的党的基层组织有时也支持农民的请求和申诉。1920年底，一次非党农民会议上原喀山省农民说：“余粮收得太多。请给我们定个标准，要不，我们会把春播的种子都吃完。”彼得格勒省农民说：“我们那里发生过把手枪对着人家太阳穴这样的强制行为。人们很气愤。”吉尔吉斯的农民说：“粮食被收集得像扫帚扫过一样干净，一点也没剩。”
工人阶级也出现了令人担心的严重状况，由于工厂开工不足或倒闭，大批工人流落他乡或另谋职业，日益丧失其阶级性和骨干性，对饥饿状况日益不满。
在国家面临危机和困难的情况下，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和反对者——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白卫分子、无政府主义者、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都试图利用工农群众的不满情绪，反对苏维埃政权。他们打着各种旗号，许下一些骗人的“诺言”，鼓动抢劫国营农场，破坏车站、桥梁，残酷杀害共产党员和贫苦农民，并挑动叛乱，为非作歹。
从1920年最后几个月起，列宁就在酝酿经济政策的调整。他把农民的来信和建议看做反映农民情绪的“晴雨表”，认为这是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永远读不到的“文件”。因为通过农民的来信和申诉，可以了解到农民的呼声、愿望和“许多合理的想法”。1920年12月22日，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会上列宁强调，不使小农经济在实际上得到明显的改善，我们就没有出路。
1921年2月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决定成立由列宁任主席的委员会，负责起草党中央关于用农业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文件。2月8日，列宁写了《农民问题提纲初稿》，提出了以下设想和建议：（1）满足非党农民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即征收余粮）的愿望。（2）减低粮食税额，使其低于去年余粮收集制所征收的数额。（3）同意使税额与农民积极性相适应的原则，即依照农民积极性的增高而降低税率。（4）在迅速地缴足税款的条件下，使农民在地方经济流转中有更大的自由来运用其纳税以外的余粮。这样，就迈出了走上新经济政策的关键一步。
1921年春，列宁先后接见了大批来访的工人、农民和士兵。农民代表一致要求取消余粮收集制，说明了粮食、种子、牲畜、原料几乎被“洗劫一空”的艰难困苦。在接见坦波夫省的农民代表时，列宁曾动情地说：“我知道，当农民的一切都被拿走，而给他们的东西又是那么少时，他们的生活何等艰难。我了解农民的生活，我热爱他们，我尊敬他们。我请求农民稍微忍耐一下，我请求他们清醒过来并帮助自己的政权。”
在农民代表中，伊·阿·切库诺夫曾给列宁留下深刻的印象。切库诺夫是弗拉基米尔省的一位农民，曾去过不少地方，了解很多实际情况。在和列宁谈话中，他向列宁提出了实行粮食税的办法，进一步启发了列宁考虑农村经济政策的新思路。列宁对切库诺夫的评价很高，当即写信推荐他到共和国农业人民委员部工作，并建议再吸收几个经验丰富、在群众中有威信的老农民到农业部工作。切库诺夫后来的工作表现，果然不负列宁的厚望。
1921年2月28日，在敌人的挑拨离间下，喀琅施塔得部分水兵发动叛乱，叛乱者占据了海军要塞和几艘军舰，并夺取了大批枪炮弹药，提出了“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俄共（布）中央派遣正在出席俄共（布）十大的300名代表在图哈切夫斯基、伏罗希洛夫的带领下，会同红军，用武力很快平定了叛乱。
喀琅施塔得叛乱表明，农民、士兵、工人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不满情绪已发展到十分危险的边缘，若不注意，极易为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甚至威胁新生苏维埃政权的生存。事件引起了列宁和俄共（布）中央的高度重视。严酷的形势进一步坚定了列宁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决心。他承认，“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在一个小农国家中直接用无产阶级的法令，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分配行不通，必须另辟新路。
正当俄共（布）中央决定实行有秩序地退却，将用直接冲击的手段进入“共产主义”改为用迂回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关键时刻，托洛茨基却挑起了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党被迫花时间来纠正托洛茨基等人的错误。
1920年11月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托洛茨基在会上公开提出了“把螺丝钉得紧”、“整刷工会”的口号。他主张在工会工作中采取军事命令的办法，反对向工人群众采用说服的办法，主张工会国家化，反对工会机关选举制，反对在工会内部扩大民主，反对列宁用迂回办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会上，除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托姆斯基反对外，大多数中央委员持静观态度。11月8日~9日，俄共（布）召开中央全会。会上，托洛茨基提出了一份题为《工会及其今后的作用》的提纲初稿，但被否决。全会决定成立一个研究工会问题的专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吸收托洛茨基参加，以便将有关工会的任务、作用等问题由这个专门委员会作进一步的讨论和研究。中央全会还通过决议，不得把中央委员会内部的分歧和争论诉诸广泛的讨论。但是托洛茨基拒绝参加专门委员会的活动，并坚持要把自己的意见在党报上公布出来。于是，争论不但没有停息，反而愈演愈烈。12月7日，中央全会再次举行。由同情托洛茨基的一些人领导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无视上次中央全会的决议，依然坚持战时领导方法，采取极端措施，造成广大水运员工的强烈不满，加深了冲突和分裂。季诺维也夫代表工会专门委员会建议撤销交通总政治部，改组运输工会的领导机构，迅速召开运输工人代表大会。托洛茨基坚决反对。布哈林采取“缓冲”立场，一方面承认水运员工反对极端措施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不同意立即改组运输工会领导机构。列宁和另外6名中央委员反对布哈林的草案，托洛茨基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投票赞成布哈林的草案，遂使这一“缓冲”草案以一票优势得以通过。工会问题的争论引起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思想混乱，争论逐步升级。因此，列宁认为这是“两次不幸的中央全会”，干扰了中央正确方针和政策的制订。
12月24日，俄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把中央内部分歧和工会问题提交全党公开讨论，并在即将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上展开讨论，以形成统一的决议。同日，在一次群众性集会上，托洛茨基作了《关于工会在生产中的任务》的报告，托姆斯基作了副报告，这是工会问题争论公开化的开端。12月25日，托洛茨基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散发了以“一群负责工作人员”的名义写的纲领性小册子《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小册子从头到尾都贯穿“整刷”的精神，但列宁认为，“从形式民主的观点来看，托洛茨基无疑是有权发表纲领的，因为12月24日中央曾许可自由争论。但是从对革命是否适宜的观点来看，这就更扩大了错误，这就是根据错误的纲领建立派别组织。”12月30日，在苏维埃八大的党员代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的党员干部大会上，就工会问题展开了全面争论。会上由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作报告，布哈林、诺根、施略普尼柯夫和梁赞诺夫等人作副报告，列宁作了题为《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的演说，他阐述了工会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了争论的实质，对托洛茨基的错误观点和布哈林的“缓冲”立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方面，工会几乎是全体工业无产阶级组织，是实行国家强制的阶级的组织；另一方面，工会是教育、吸引和训练的组织，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里，工会是党和国家政权联系广大工人阶级的纽带，党对工会、工会对群众绝不能采取军事命令的办法，只能采用说服教育团结帮助的方法。工会是群众性的阶级组织，只能在先锋队领导下进行活动。即使在最先进的国家里，无产阶级的觉悟也是参差不齐的，是分裂的，有些部分还被人收买，所以工会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吸收了阶级的革命力量的先锋队，才能实现这种专政。关于工会问题争论，实质在于对待群众、掌握群众、联系群众的方法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而对待群众的政策不正确，就会使苏维埃政权失去群众支柱而灭亡。
1921年初，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两个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地方党组织也卷入了这场争论。1月12日中央全会重申，必须完全自由地进行争论，任何组织都有权发表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于是，党内先后有八个派别提出自己关于工会问题的纲领，他们是：由列宁、季诺维也夫、托姆斯基、鲁祖塔克、加里宁、加米涅夫、洛沃夫斯基、彼得罗夫斯基、阿尔乔姆和斯大林共同签署的“十人纲领”，还有托洛茨基派、“缓冲集团”、“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诺根派、梁赞诺夫派和伊格纳托夫派。争论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从1921年1月中旬起，提出纲领的各派分别在不同场合宣传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其间，1月19日，列宁发表《党内危机》一文，评述了工会问题争论的发展过程，揭露各个反对派的派别活动以及它们纲领的机会主义性质。1月25日，列宁写成《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进一步论述了工会问题争论的本质，分析和批判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1月19日，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题为《我们的意见分歧》一文，批评了托洛茨基企图把军事方法搬到工会中来的错误。托洛茨基也分别于1月14日、15日发表文章，继续申述自己的观点，并为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错误辩护。1月29日，他又在《真理报》上发表《有分歧，但何必引起混乱？》一文，坚持说他提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问题是必要的，责备列宁提出“谁开头炮”的问题造成了混乱。列宁指出，托洛茨基的这篇短文是嫁祸于人。此外，布哈林、柯伦泰、伊格纳托夫等纷纷发表文章和小册子，整个1月份，全党上下都对工会问题展开争论，各派之间也不断分化和重新组合。2月初，托洛茨基派同“缓冲派”提出一份联合纲领，接着，诺根派、伊格纳托夫派和“民主集中派”相继并入“工人反对派”。至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夕，剩下了三个纲领，即：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缓冲派”的联合纲领，列宁、季诺维也夫等的“十人纲领”，“工人反对派”的纲领。在党的许多基层单位的争论中，大多数党员都表示支持以列宁为代表的“十人纲领”，谴责托洛茨基在工会问题上的错误观点。至此，到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夕，争论的阵线已趋于明朗。
3月8日~16日俄共（布）举行第十次代表大会，列宁致开幕词并作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季诺维也夫代表“十人纲领”的拥护者作报告，托洛茨基代表“托—布联合纲领”派、施略普尼柯夫代表“工人反对派”作副报告，各派各有两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开展辩论，并进行表决。表决结果，336票拥护“十人纲领”，“托—布联合纲领”得50票，“工人反对派”纲领得18票，2票弃权。据此，大会选举各主要派别的代表人物组成工会问题决议起草委员会，以“十人纲领”为基础，起草了《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决议草案付诸大会表决。大会通过了这一决议案，以列宁为代表的关于工会问题争论中的正确主张，终于获得了胜利。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和《关于我们党内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大会决议特别强调，宣传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思想是极端有害的，必须保持党的意志和步调的统一，责令“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政纲组成的集团，并责成各级组织密切注意，禁止任何派别活动”，否则，“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
从1920年11月起至1921年3月，俄共（布）党内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持续了4个月之久。在这场争论中，不仅托洛茨基的这些主张是错误的，尤为错误的是他不顾大局，在这个困难的时刻挑起并加剧了这场争论，从而分散了全党对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恢复经济的注意力，被迫把许多精力放在既不紧迫又不十分重要的工会问题的争论上。正如列宁所说，这一场争论“是太奢侈了，以至于使全世界都觉得奇怪——个党在殊死斗争的最困难情况下，而且在发生歉收和危机的条件下，在遭到严重破坏和军队复员的条件下，竟然用尽心思去研究各种纲领的细微末节，那么现在我们应当从这些教训中得出政治的结论，应当不仅得出关于各种错误的结论，而且得出关于阶级关系、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的政治结论”。托洛茨基后来也不得不承认，这场争论是“离题的”，“列宁出于准确无误的政治本能，意识到已经到了危急关头，采取措施减轻军事压力”，而他还要“试图让工会作出空前巨大的努力”，全党在进行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而实际问题却是日常的面包、燃料和工业原料问题。”
在排除托洛茨基等人的干扰后，列宁又开始把精力投入到新经济政策上。
1921年3月中旬，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斯特维尔德洛夫大厅举行。列宁向大会致开幕词和向大会所作的关于实物税报告中，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作了客观的历史的评价，指出在当时的历史环境条件下，为了救国家，救军队，救工农政权，除了实行余粮收集制，别无他法。在当时战争条件下，这种政策是基本正确的，是一种功劳。但同时必须要看到这个“功劳”的限度，它是战争和严重经济破坏迫使我们不得不实行的政策，是一种临时的办法，它不是也不可能是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在战争已经结束的环境中，如果继续实行先前曾经是胜利条件的旧政策，只能导致失败。列宁还分析了战争结束以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坦率承认农民的不满情绪已达到了顶点，国内已经出现经济和政治危机。由此作出结论：必须重新审查党现行的农村经济政策，制定以粮食税为中心的新的农村经济政策，允许农民自由支配交税后剩下的粮食和农产品。经过讨论，大会通过了《关于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的决议，作出了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决定。
俄共（布）十大以后，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法令陆续出台。3月21日全俄苏维埃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用实物税代替粮食和原料收集制》的法令。几天之后，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关于实物税税额》的法令和《关于在完成余粮收集任务的省份自由和买卖农产品》的法令。5月17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就如何对付小工业、手工业和手工业农业合作社问题给政权机关的原则性指示》。5月24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交换》的法令。8月9日，列宁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贯彻新经济政策原则的指令》。9月，苏维埃颁布《关于工资等级问题的基本原则》。另外，为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苏维埃政府在1921年还接连颁布了《关于工人个人奖励的命令》、《关于企业的集体供应的命令》、《关于实行货币工资的命令》。
通过颁布一系列法令，新的经济政策逐渐丰富和完善起来，其主要内容有：
（1）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规定粮食税的数额比余粮收集制的数额要低得多：粮食低43.3%，油料作物低50%，肉类低74.5%。这样，农民在缴纳实物税以后，剩余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一律归自己支配，可以自由买卖，以换取自己所必需的工业品和其他农产品。规定在正常中等年景粮食税数额为2.4亿普特，比余粮收集制时期少征收2亿普特。粮食税数额在春耕公布，增产不增税，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为工业的恢复和发展提供更多的粮食和更广阔的市场。粮食税是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核心，它根本上改变了国家和农民、城市和乡村之间经济关系的性质，农民从原来的单方面的粮食提供者，成了城乡商品交换中平等的一方，也体现了国家利益和农民个人利益的结合。
（2）开放市场，实行自由贸易，使农民的余粮和其他农产品进入市场，促进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一开始，列宁设想通过粮食税和国家资本主义，实现城乡之间的商品交换。后来进一步后退到由国家调节私人市场的商品和货币流通。
（3）改革工业管理体制。为了改变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工业领导缺少统一计划的状况，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加强计划管理，编制和审定国民经济计划。在企业中逐步贯彻经济核算制，强调必须取消行政方法和加强经济上的灵活调度，有计划地运用商品货币关系，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与此同时，苏维埃国家努力改善工人生活，制定新工资条例，废除平均主义的实物供给制，取消经常性的加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等，保护工人群众的积极性。
（4）为了恢复国民经济，列宁拟定了租让制、租赁制、合作社、代购代销等一系列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租让制就是国家把一些无力经营的企业、矿山、油田和林区，根据一定的条件同外国资本家签订合同，租给他们去经营。国家资本主义是实施新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国家资本主义在苏联没有充分地发展。
从1921年下半年开始，在新经济政策的启动下，俄国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复苏。农民可以自主种植、自主支配税后农产品，重新成为土地和生产的主人，积极性逐步调动起来，纷纷扩大播种面积，精耕细作，全国粮食和农产品产量迅速增加，使苏维埃政府战胜了严重的饥荒。城乡的商品交换、地区内的商品流通和私人从事的小商品交换逐步活跃起来，市场变得繁荣，信用和货币体系建立起来，工人、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广大民众得到物质生活的实惠后，昔日的埋怨与不满逐渐冰消雪化。工人们也自觉返回岗位，消极怠工、懒惰松散、罢工示威的现象大为减少，工业生产逐步恢复，大大加强了社会主义的物质经济基础。
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和完善，苏俄的经济政策发生了重大转折，由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改为迂回方式。它犹如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水面，引起了各个阶层、派别的强烈关注和反应。他们按照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评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流亡国外的白俄分子和欧洲资产阶级认为苏维埃国家会改变无产阶级性质，从此改弦更张退向资本主义。就在新经济政策正式实行的1921年，一批流亡欧洲的白俄分子在布拉格和巴黎出版了题名为《路标转换》的文集和杂志。白俄分子乌斯特里雅洛夫直言不讳地说：“布尔什维克可以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可是实际上这不是什么策略，而是蜕化，是内部的蜕变，他们一定会走向通常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应当支持他们。历史是殊途同归的。”
有些党员干部对新经济政策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他们对新经济政策所产生的后果顾虑重重，甚至产生了“资本主义在俄国复辟”的认识。有的老布尔什维克思想上一下子想不通，竟哭了起来。老革命家穆拉维也夫的一段话可以反映出当时这些人的心声：“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大家受冻挨饿，过着艰苦的生活，即使是一颗冻僵的土豆也被当做珍品佳肴。但是1918~1920年建立起来的那种制度，它的本质是非常好的，真正是共产主义的。全部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私有制被铲除，私人资本被消灭，金钱已经失去作用，物质财富的平均分配代替了资本主义的商业。我们实现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设想的那种社会制度（请注意！），只要有足够的物质财富，那么整个社会就成了天堂。当听到要把巴库和格罗兹尼的油厂租让给外国资本家去经营，还要把北部和西伯利亚西部森林以及其他许多企业，租让给外国资本家经营的时候，真像当头挨了一棍似的痛心。就在这一瞬间，脑海里出现这样的想法，十月革命的大厦正在摇摇欲坠。这意味着转向资本主义。等着瞧吧，当新经济政策达到这一步的时候，就是说当许多企业取消了国有化，实行自由贸易，恢复原先的经济关系的时候，我们中间的许多人才会清醒地认识到，也不能不认识到这是对共产主义的背叛，是公然抛弃十月革命所取得的一切成果。”
在国际上，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领导人和理论家批评列宁和俄共（布）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别出心裁，背叛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的传统论述，是让资本主义经济的瘟疫在俄国蔓延。
为了驳斥资产阶级和敌人的诬蔑和攻击，为了消除部分党员、干部、群众中的模糊思想和种种疑虑，为了统一全党思想认识，使党的工作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列宁不仅在组织上、实践上排除了种种阻力和压力，而且在理论上进一步阐述了实施新经济的意义、内容、实质和伟大作用。
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的小册子中阐述了与粮食税执行有关的一系列理论问题。首先，列宁阐明了1921年春和1918年春的经济政策原则之间的关系。1918年的论断在估计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有许多错误，实际期限比当时估计的要长，到1921年改善农民生活状况成为当务之急。其次，列宁阐述了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一过渡政策的实质。列宁在肯定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巨大功绩的同时，指出必须顺时而变，因循守旧只能是干蠢事、自杀。再次，针对当时人们常常发出的“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的议论，列宁指出这种议论是抽象的空谈，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比较是祸害，但同宗法式经济、小生产相比较则是幸福，既然不能直接过渡，那么作为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不可避免的，应该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最后，列宁总结了他对新经济政策的论证。粮食税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制的过渡。实行粮食税、发展农业和手工业间的流转、发展小工业是改善农民生活状况的好方法。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在一定限度内对苏维埃国家有利，限度的大小将由实践和经验来确定，要加强国家监督。
为了使新经济政策能够正确地迅速地贯彻执行，俄共（布）于1921年5月26日~28日提前召开了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列宁直接领导了会议的工作，在会上他论证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驳斥了对新经济政策的诽谤和歪曲，明确指出新政策要“认真地和长期地”实行。
1921年秋天，在实施新经济政策过程中，列宁及时不断地总结了实行新经济政策半年多的经验，从理论上作了进一步概括，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和讲话。在《十月革命四周年》（1921年10月14日）中，列宁指出，“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相结合，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巩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只要坚定地、顽强地学下去，用实际经验来检验我们迈出的每一步，不怕已经开始的工作一改再改，不怕纠正我们的错误，仔细领会这些错误的意义，我们一定会升到更高的班级。”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中，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要巩固工农联盟，要农民跟党走。针对租让法令颁布后，有人提出：“怎么才把本国的剥削者赶走了，又要把外国的剥削者请来呢？”一些老工人表示再不想接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奴役。列宁指出，给外国资本家搞租借，是会产生资本主义，资本家也会剥削工人，赚取利润发横财，但我们要跟他们学会做经济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建成共产主义大厦，必须向经济这门科学进军，否则别无出路。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中，列宁从革命和改良这两种方法的关系的角度论述了苏俄在经济建设方面走过的和正在走的道路，指出应该冷静地考虑在何时、何地选用革命的方法或改良的方法，新经济政策就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来实现的新事物。
1921年10月29日，列宁出席了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会上列宁在作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时，发生了一场面对面的辩论：
“同志们，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党内许多同志对新经济政策的意义认识不足，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错误认识不足。”列宁动情地说。
列宁的这一句话引起全场的哗然，一位代表站起来大声喊道：“不！如果说战时共产主义是‘官僚主义邪恶’，那么新经济政策就是‘资产阶级邪恶’！”另一位代表站起来用沙哑的声音冲动地说：“指责战时共产主义错误，是捏造！”
列宁从容地摆摆手，示意大家安静。接着，他耐心地解释说：“这并不是谁捏造出来的错误，而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事实。我们不要把脑袋藏在翅膀下边，而要勇敢地正视和承认这一事实：战争结束后继续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使党在经济上遭到的损失和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匪帮给我们造成的损失和失败都要严重得多，危险得多！”
当列宁讲到下一步执行新经济政策，还必须退到国家调节商业，而不再由国家垄断和直接经营商业，要积极发展商品经济，并要求各级干部学习商品经济知识，学会经商时，台下又有一位代表插话：“我们在沙皇的监狱里没有学会经商。”
列宁笑了笑，说：“对，我们过去都没有学过经商。我流亡国外时虽然看过一些涉及商品经济的书，但只是把它当成是资本主义邪恶，从批判的角度去看的。但这能不能成为我们今天不去学习经商的理由呢？”列宁提高了声调，铿锵有力地说，“不！这只能说明我们今天学习经商的任务更迫切、更繁重。实践经验表明，商业不完全是资本主义的邪恶，它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同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今天还不能越过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要学习经商，成为精明的批发商。否则，我们就不能使这个小农基础的国家在经济上站稳脚跟。”
在此后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再一次谆谆教导党的各级干部不要迷恋过去的经验，尽管过去的经验是宝贵的、丰富的，但它已不能解决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党和苏维埃在经济政策上实行退却，但退却并不可怕，可怕的倒是空想和自我欺骗，害怕真理将导致灭亡。
1921年底，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一致通过决议，明确规定党在经济建设方面的任务，就是领导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工作，从市场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规律，掌握市场，通过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建立并巩固新的工农联盟，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1922年2月底列宁撰写了《政治家札记》（生前未发表，仅写了一部分），通过打比方和比较的方法，深入浅出地论述了进攻与退却、因循守旧和敢于开拓的辩证关系。列宁指出，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么高。如果有些共产党员以为不犯错误，不实行退却，不一再重做那些还没有做成和做得不对的事情，就可以完成像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尤其是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这样一桩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业，那就要碰壁、犯错误。当然，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既要“退够”，又要守住必要的“阵地”。这就是“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为准绳，也就是说要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和保证共产主义的道路”。
总之，列宁亲自领导的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改革实践。这场选择和改革，是从暴风骤雨般对抗、搏杀的阶级斗争向稳健、务实、井然有序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转变，是以单纯划一、高度集权、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共产主义经济模式向扎根现实、多种层次、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转变。在丰富多彩的具体实践中，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和思考发生升华，结晶为一系列重要思想和原则，结晶为对于社会主义模式的新的战略性构想，如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构架多成分、多层次的经济结构；有计划地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充分利用市场的调节作用；实行物质利益原则等等。正如列宁自己在1922年所说的：在新经济政策实践的基础上，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看法根本改变了。
七、外贸垄断制的争论
十月革命不久，列宁就提出了国家垄断对外贸易的法令。1918年4月，人民委员会根据列宁指示，通过了对外贸易国有化的法令。但在国内战争和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的条件下，对外贸易几乎停止。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商品流通和自由贸易趋于活跃，同国外也签订了一批贸易合同。这样，要不要坚持对外贸易垄断制问题，在党的领导层中出现了分歧，并展开了辩论。索柯里尼柯夫、布哈林、皮达可夫反对实行对外贸易垄断，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主张放宽对外贸易垄断。列宁在论述新经济政策时，坚定地主张对外贸易垄断，认为它对于保持苏维埃经济上的独立性有重要作用，强调它同土地国有化、工业国有化一样，是苏维埃社会主义不可动摇的基础。1921年3月17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对外贸易》的法令，重申实行对外贸易垄断。
1921年，南高加索和远东外贸机构在实际工作中有某些违背对外贸易垄断的做法。对此，列宁感到不安。
1921年10月底，波罗的海经济会议在里加举行，出席会议的苏维埃俄国代表团团长米柳亭写信给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提出废除苏俄对外贸易国有化的建议。11月9日，列宁在契切林的信上明确表示米柳亭的计划是“根本不适应的、毫无根据的”。11月10日，按照列宁的指示，俄共中央政治局否决了米柳亭的提议，并要求最高经济委员会提出关于对外贸易垄断体制的计划。
1921年12月底，党的第十一次代表会议召开，列宁因病未出席，米柳亭的支持者仍然主张削弱废除对外贸易垄断制。会后，对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攻击有增无减。1922年1月，最高经济委员会提出了由对外贸易副人民委员列扎瓦草拟的《对外贸易提纲》，提出由“自由垄断制”代替原来的“绝对垄断制”，放宽权限，列宁基本同意。但索柯里尼柯夫、斯大林、弗鲁姆金反对这一提纲，主张进一步放松或取消外贸垄断制。斯大林甚至认为“关于垄断制的废话终归是废话”。在这种情况下，列宁认为必须采取最坚决的措施予以回击。1922年3月3日，列宁致函加米涅夫，建议“绝对不得破坏对外贸易垄断制”。3月13日，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对外贸易》的法令，再次确认对外贸易由国家垄断，但个别地方作了某些重要的补充和修订：国家机关、国营企业以及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经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特许，有权在国外市场上直接进行交易，但事前必须将合同和协议书交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批准。列宁把这种补充和修订称之为对外贸易的“绝对”垄断制已为“自由垄断制”所代替，“不过，后者毫无疑问而且无论如何还是垄断制”。
1922年5月15日，列宁收到了苏俄驻德全权代表尼·尼·克列斯廷斯基的信和材料。这些材料证明，党内关于对外贸易垄断制问题的争论在同外国资本家的业务谈判中造成了不良影响。当天，列宁写信给各政治局委员以及瞿鲁巴和李可夫谈了这个问题。同时，建议政治局通过一项指示：中央委员会确认对外贸易垄断，并决定各地停止研究和准备最高经济委员会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合并的事宜。斯大林对列宁的意见颇不以为然：“我不反对在现阶段‘正式禁止’放松对外贸易垄断方面的步骤。但我仍然认为，放松将是不可避免的。”5月22日，政治局通过了列宁的决议案。
1922年夏天，列宁的病情第一次严重发作，虽然有关外贸垄断的争论停了一个时期，但在实际工作中确实采取了一些放松对外贸易垄断的措施。10月6日，俄共（布）中央召开全会。列宁因病未出席会议。全会根据索柯里尼柯夫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对外贸易章程》的决议。决议规定，在对外贸易垄断制方面不宣布任何改变，但可由劳动与国防委员会通过一些个别决议，暂时准许个别种类的商品进出口，或规定在个别边境地区实行这些决议。外贸人民委员部获悉中央全会决议后，部务委员会委托克拉辛（外贸人民委员）给中央写信，认为这一决定“实际上取消了对外贸易垄断制这一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法令之一”，请求撤销上述决定，否则请求中央解除全体部务委员的职务。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主任亨楚克也写信给列宁，表示反对削弱外贸垄断制。
列宁获悉中央全会的决议后，表示坚决不同意。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中央全会的决定，事实上是破坏对外贸易垄断制。接着列宁说明，实行这样的决议意味着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是草率从事的表现。列宁从维护工农联盟的角度举例说，亚麻在俄国值4.5卢布，而在英国值14卢布，如果开放彼得堡港，就会使同芬兰交界地点的亚麻走私达到可怕的程度。“我们不是对职业走私贩进行斗争，而是同亚麻产区的全体农民进行斗争。”“在边境上专门走私的人是一回事，而保卫自己并同企图夺去他们‘私人’利益的政权作斗争的全体农民又是一回事。”外贸垄断是社会主义积累来源之一，是“使我们得到黄金基金流入俄国的开端”，“我们还在试验刚刚使我们获得几百万卢布（并将使我们得到几千万甚至更多的卢布）的垄断制，就又来搞个完全混乱的局面，推倒那些刚刚开始巩固起来的支柱”，这无异于“抛弃一切而去追求幻影”。列宁警告说：“我们开始获得学习和增加这种利润额的可能，如果暂时局部地开放几个港口，那么，这一切马上都完了，全部工作都被破坏了”。列宁在信中提出：“非常遗憾，我因病未能参加那天的会议，现在又不得不请求破例行事。”他建议：“延期两个月解决这个问题，即延到下次全会。在这个期间收集关于我们贸易政策经验的汇总的并经检验的文件。”
根据列宁的建议，政治局就延期问题征询中央委员们的意见。斯大林和布哈林同意延期，但并不认为列宁的意见是正确的，季诺维也夫则反对延期，结果，政治局以14票对1票通过决定，延至下次全会对这一问题作出决定。
在这期间，列宁做了大量的工作，亲自调查研究了有关外贸垄断的资料并在政治局内部做深入细致的争取和说服工作，说明外贸垄断的不可动摇性。
12月3日，即中央十二月全会开幕前不久，苏俄驻德国全权代表克列斯廷斯基寄给列宁一封信。信中详细说明了统一柏林商务代办处工作、同德国的贸易情况及他关于组织对外贸易的看法。信中写道：“如果我们废除对外贸易垄断制，那么由于各经济机关在国外进行竞争，我们将购买更昂贵的外国商品，而更廉价地卖出我们的商品。”在经济领域中，刚刚开始履行的贸易条约，前景是广阔的。而废除对外贸易垄断制或使其架空，所有这些广阔前景就将化为泡影。他还引用这样的例子说明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正确性：凡是亲身了解了实际情况的同志，都成了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拥护者，可是在出国之前“他们对这个问题都还没有确定的方针”。鉴于政治局成员中唯有托洛茨基较明确地表示赞同自己的意见，列宁看了这封信后，把它转给了托洛茨基，请他尽快谈谈自己的意见，并在信的结尾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将在全会上为垄断制战斗。您呢？”
12月12日，托洛茨基给列宁回信，表示拥护列宁的主张。12月13日~15日，列宁又给托洛茨基写信，要求他“务必在即将召开的全会上出面维护我们共同的观点”，“我们一旦失败，就应该将问题提交党代表大会”。
12月13日，列宁写给斯大林转中央全会一封《论对外贸易垄断制》的信。信中驳斥了布哈林提出的用保护关税政策代替外贸垄断制的主张。列宁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国与国之间贫富悬殊得惊人的时代，“在目前俄国的条件下，任何关税保护政策都是十分空虚的，都是纸上谈兵，对无产阶级一点好处也没有。”列宁指责克拉辛不了解加强流通的重要性，指出合营公司是能真正改善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等坏作风的制度，因为实行这个制度，外国商人和俄国商人就会在一起工作，就会“学会、学好、学通”经营管理，“利用合营公司进行长期的认真的学习，这是恢复我国工业的唯一途径”。
12月15日，列宁收到了弗鲁姆金的一封信，认为必须迅速解决这一问题，继续处于不确定状态会断送全部工作。看完信后，列宁当即转给托洛茨基，并在信中表示“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是绝对必须的”。“如果有人担心这个问题可能使我焦虑，甚至影响我的健康，我认为这是完全不正确的。因为拖延不决就要使我们在一个根本问题的政策完全稳定不下来，这更会令我一万倍地感到焦虑。因此，我请您注意附去的信，务请支持立即讨论这个问题。”由于列宁做了大量工作，促使许多原先反对外贸垄断制的人改变自己的看法。12月15日，斯大林在给中央委员的信中表示，收回自己两个月前反对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意见。
12月18日，党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撤销了十月中央全会的决定，重申“保留和从组织上加强对外贸易垄断制的绝对必要性”。全会决定发表指令，严禁任何反对外贸垄断制的言论，并责成外贸人民委员部对国家和私人组织违犯对外贸易垄断制承担责任，按月向中央报告决议的执行情况。另外，全会作出专门决定，责成斯大林负责监督执行医生为列宁规定的制度。
列宁在病中对全会的结果十分满意。12月21日，他口授了一封给托洛茨基的信，其中说：“好像仅仅调动了一下兵力，就一枪不发地拿下了阵地。我建议不要停顿，要继续进攻，为此要通过一个向党代会提出加强对外贸易和改进外贸工作措施问题的提案。这事要向苏维埃代表大会党团宣布。我希望，您不会反对，也不会拒绝向党团作一个报告。”信件是克鲁普斯卡娅征得医生同意后记录的。
12月22日，斯大林在得知列宁给托洛茨基的通信内容后大为不快，在电话里大发雷霆，把克鲁普斯卡娅痛骂了一顿，并以诉诸党的监察委员会相威胁。
鉴于列宁的病情，克鲁普斯卡娅没有立即把这件事告诉列宁，而是写信给加米涅夫请求保护。信中说道：“由于我记录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医生许可口授的一封短信，斯大林昨天竟然对我大发雷霆。我入党不是一天了。三十年来没有听见任何一位同志对我说过一句粗话。我珍视党和伊里奇的利益，并不亚于斯大林。现在我需要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什么可以同伊里奇讲，什么不可以讲，我比任何医生都清楚，至少比斯大林清楚，因为我知道什么事会使他不安，什么不会。”克鲁普斯卡娅请求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保护她，使她的个人生活免遭粗暴的干涉、不应有的谩骂和威胁。
12月24日，政治局对列宁了解政治生活情况以及通信、会晤、口述等活动作了严格的限制。列宁从此不能接触一切中央文件，也被切断了其他任何政治情报来源。在政治局成员中，唯有斯大林享有向列宁通报情况、谈论政治的特权。从此以后，斯大林加强了对列宁的“监护”。
1923年4月17日~24日，党的十二大召开，列宁因病未出席大会。大会向列宁发了致敬电，中央总结报告对列宁关于外贸垄断制的思想作了肯定：“代表大会无条件地确认对外贸易垄断制是确定不移的，不允许有任何的违背和执行时有任何动摇，并责成新的中央委员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巩固和发展对外贸易垄断制。”至此，有关外贸垄断制的争论告一段落。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