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得势

    中国的宫廷本来是男人的天下，可却屡屡出现女人专权的局面，而女人独霸宫廷以后又往往祸乱国家，这两点怎样解释，也算得上是千古之谜了！

    这也真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封建社会的中国男人卑视女人，压抑女人，甚至不把女人当作人看待；但一旦女人得势，那些男人们又仿佛忘记了她们是女人，就好象她们一个个都是女菩萨一般，是天生的统治者，男人们争相趋奉尚且不及，更不要说反抗了。当然，中国的宫廷始终没有变成女人的天下，但就女人屡屡得势来讲，不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了吗？

    先不妨以西晋时期的恶魔皇后贾南风为例。

    贾南风像

    公元272年（西晋武帝泰始八年），十五岁的贾南风与比她小两岁的太子司马衷结为夫妻，并被册封为太子妃。在西晋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后宫中据高位的女人绝大多数出身于当时的权贵之门或是名门贵族，很少出身于寒微之家，贾南风生在西晋，正是门阀土族兴起的时候，尤其是这样。贾南风的父亲贾充，是西晋司马氏权力集团的重要人物。他与武帝时期的中书监荀勋等人暗中勾结，把持朝政，权力很大。而且贾充夫妇二人为人均诡谲机诈，善于玩弄权术。对这一点贾南风自幼耳濡目染，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西晋的天下得来何其不易！司马懿欺凌曹操的子孙，好不容易弄了个西晋王朝，但刚到了西晋第一个皇帝司马炎这里，就开始糊涂了。太子司马衷是杨皇后所生，但司马衷是个白痴，根本不懂人情世故，更不必说通达世理了。武帝也曾为此事担忧，觉得司马衷很难担当起国家大任，就去同杨皇后商量。杨皇后当然不希望自己生的儿子被废掉，就苦苦哀求武帝，让他不要另立太子，并说：“立太子历来都是立长子，并不一定要选择贤明的人。太子既然已经立了，哪里能随便更换呢？”

    朝廷上的一些正直的大臣都认为立司马衷这样的人做太子于司马氏天下大大不利，如果将来司马衷当了皇帝，西晋的局面将不堪设想。武帝听了这些意见，就想考考自己的儿子，看他到底是不是白痴，这就给贾充等人留下了充分作弊的机会。

    贾充一伙听说武帝有废太子之意，当然十分恐慌。因为一旦太子被废，贾南风就绝无做皇后的机会了；如果太子不废，将来做了皇上，贾南风就会自然而然地做上皇后，那个白痴皇帝只会是个摆设，实权肯定会落在外戚的手中，这晋朝的司马氏的天下，岂不就变成了贾氏的天下！贾充等人听说武帝要考司马衷，就找到出题官张泓，对他进行威逼利诱，告诉他说：“你若能把试题事先告诉我们，将来司马衷做了皇帝，那就会重重地感谢你，一生的荣华富贵是绝无问题的；如果你不愿透露试题，司马衷还是会当皇帝，到那时候，你就难办了！”结果，张泓不仅透出了试题，连答案都给草写好了。

    考试完毕，主考官把答卷交给武帝，武帝看后很高兴，说：“我的儿子哪里是白痴啊！”从此打消了废弃太子之意。

    贾南风做太子妃时，已表现出了她骄蛮凶嫉的本性。她不许其他姬妾接近太子，一旦发现其他姬妾怀孕，她就用刀直砍孕妇的腹部，有时胎儿随刀坠地，其景象惨不忍睹。不仅怀孕的姬妾要遭她杀害，就是那些没有怀孕的姬妾也难逃她的魔掌，被她杀掉的宫中妇女，不可胜数。她的暴行传到武帝的耳朵里，武帝极其愤怒。决定把她废掉。可又碍于贾充的势力，杨皇后、荀勖等人一再为她求情，武帝才没有废她。一时的失误，为晋朝留下了祸根。

    公元274年（武帝泰始十年），武帝的杨皇后病死，这个只考虑自己而不考虑国家的女人在临死之前曾哭求晋武帝说：“我的叔父杨骏有一个女儿，德容兼备。希望陛下能把她迎入宫中，主持后宫。”其实，杨皇后的真实用心是怕武帝另立皇后以后更立太子，才向武帝提出了这一请求，武帝觉得杨皇后一片好心，又兼杨骏之女确有姿色，就答应了她的请求。

    同年十月，武帝册立杨骏之女杨芷为皇后，没过多久，就封杨骏为车骑将军，并封临晋侯。杨骏自此大权在握，在武帝卧病期间，只有杨骏一个人在官内服侍，别的大臣均无法靠前，这就给他制造阴谋提供了机会。武帝临死前，写下遗诏，要汝南王司马亮和杨骏一起共同辅佐司马衷，并要广招天下德才声望兼备贤明之士来朝廷辅政。但杨皇后与杨骏父女俩合谋，藏下诏书，另外伪造一份，只写让杨骏一人辅政。

    公元290年（武帝咸宁六年），晋武帝病死，司马衷即位，是为惠帝，加封杨骏为太傅大都督，总揽朝政。内宫之事皆由贾南风主管，司马衷是个白痴摆设，他根本没有权力，他也不想有什么权力。他从来不问政事，只知优游享乐。一次，他在华林园中游玩，忽然听到青蛙叫，他竟问左右的人说：“这青蛙为什么要叫呢？它这样叫，是为了公事呢？还是为了私事呢？”当时，全国各地多遭灾荒，饿殍遍地，积骨盈野，各地的奏报不断传来。惠帝听到了这个消息后，十分奇怪地当众问道：“他们为什么要饿死呢？为什么不吃肉？为什么不吃糜？”

    贾南风是个权力狂。她作为皇后，独揽了后宫的大权，还不时干预朝政，犹嫌不足。杨骏一家对她可谓恩德深重，她屡遇被废的危险，都是杨家替她说情，她做皇后，也出于杨家的支持。但她见杨家权力很大，便妒火中烧，她不仅不思报恩，还时刻寻找时机，消灭杨家，以求独揽大权。

    贾南风侦知殿中中郎孟观、李肇等人受到杨骏的压抑而不满。她就暗中唆使二人诬告杨骏谋反。贾南风借此秘密宣召楚王司马玮入都诛杀杨骏。司马玮带领本部军马，突入京都，杨骏毫无防备，又兼都中兵马单簿，被司马玮杀死。贾南风又指使杀死了杨骏一族一百多人，诛连杀害数千人，使杨骏的亲族好友一扫而光。然后，贾南风又把太后杨芷废为庶人，幽禁在洛阳城角的一个小城堡中，把她活活地饿死。

    就这样，贾南风完全掌握了西晋的政权。她也就肆无忌惮过个人生活，不仅在物质享乐上穷奢极欲，在私生活中也荒淫无耻。贾南风和太医令程据等人私通，还嫌不足，竟派人到大路之上，见有美貌少年就拦住塞入箱中，抬入中宫，供她淫乐。事后又怕这些人泄露，就把这些无辜少年全都处死。

    贾南风诛杀了杨骏九族亲友之后，又杀死了楚王司马玮及汝南王司马亮，把军政大权全都置于贾氏宗族之手。由于她的荒淫无道及专权乱杀，司马氏诸王奋起反抗。公元300年（惠帝康元年），司马氏诸王终于起兵攻入皇宫，逮捕了贾南风，后来用药酒将她毒死。

    这位白痴皇帝的恶魔皇后终于走完了她可耻而又罪恶的一生！

    但贾南风还不是一个野心家，她还没有想当皇帝，中国历史上想当女皇的野心家、阴谋家应当算是唐中宗的皇后韦后。也许是武则天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开了女人做皇帝的先河，引得韦后、太平公主甚至安乐公主这样的女人跃跃欲试。也许是武则天的雄才大略显示了女人的威力，使得中国的贵族妇女不甘再屈居人下或是屈居宫中。在武则天以后，唐中宗的皇后韦后、韦后的女儿安乐公主以及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居然都想当皇帝，而且屡试身手，弄得乌烟瘴气，朝野不宁，确也算得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奇观。

    武则天生有四子：李弘、李贤、李显和李旦。在武则天称制期间，李弘、李贤被武则天毒死和逼杀，李显曾即位为中宗，但没过多长时间，就被武则天废为庐陵王，李旦也曾在中宗之后为睿宗，不过“居于别院”，从未上过龙廷。不久，武则天自己称帝，改唐为武周。

    在武则天晚年，张易之、张宗昌兄弟俩成为武则天的男宠。由于武则天在私生活以及政治上需要这两个人，就处处纵容他们，以至张氏兄弟把持了朝政，尽为不法之事，不断私杀皇亲国戚。朝廷上的正直大臣十分不满，多次罗列罪状，想置张氏兄弟于死地，可都被武则天驳回。一些大臣见无法控制张氏兄弟，就采取了武力政变的方式。在大臣张柬之等人的策动之下，联络了一批朝中重臣，羽林军将领以及太平公主等皇帝亲族，突然发难，趁武则天卧病之机，攻入武则天的住处，在走廊里搜出张氏兄弟，就地处决，并顺手将武则天请下了台，迎还了中宗。政变后的第三天，中宗即位，去掉武周国号，仍称为唐，中断了十五年的大唐复立。

    唐中宗李显在武则天当政中度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他先是被幽禁于皇宫别院，继而被流放到房陵，在房陵亦被软禁。在武则天当皇帝的十五年里，他们夫妻俩的确是胆战心惊地过日子，因为武则天已害死了两个亲生的儿子，李显唯恐什么时候厄运会突然降临到自己头上，所以每当京城有诏书传来，李显都慌恐地要自杀。这时候，妻子韦氏总是劝他说：“人世间祸福无常，最多也不过一死，你又何必如此害怕？又为什么要急着自杀呢？”就这样，夫妻俩相依为命，一起度过了十五六年的惶恐岁月。

    及至张柬之、桓彦范等人发动政变，迎还了中宗，复称大唐，中宗当然立韦氏为皇后，把女儿也加封为安乐公主。由于他们受了许多苦，遭了不少的罪，当了皇帝之后，他们要大加补偿，因此，中宗复位不久，其荒淫享乐的苗头就露了出来。

    中宗复位不久，边患不断，灾荒也接连发生。公元705年（中宗神龙元年），陕西降特大雨雹，伤庄稼无数，个别地方颗粒无收；过了两年，山东、河南、陕西一代发生了大瘟疫，百姓染疫而死者不计其数；再加上朝廷内的武氏势力仍很强大，所以，唐朝的政局应当说很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韦后一力怂恿中宗享乐，不问国政。例如，在公元707年（中宗景龙元年）2月，韦后陪同中宗登上玄武门，观看特设的宫女大宴，数不清的宫女如莺蝶纷飞，摆开一桌桌的宴席，气势既壮观又奇特。等宴会结束后，韦后又命宫女相互打斗，弄得中宗眼花僚乱，目眩神驰，而在这时百姓正在饥饿和瘟疫中倍受煎熬。第二年元宵节，韦后又特命百姓张灯结彩，大庆元宵，她则陪着中宗，带着百官，穿着便服，夹杂在百姓之中共享太平之乐。从这些现象分析，应当说从这时起，韦后就有意效法武则天，想让中宗不问朝政，以便自己伺机掌权。

    武则天虽死，她的武氏宗族并未失势，尤其是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与中宗结亲，更是站稳了脚跟。有一次，洛州长史薛季昶曾对张柬之说：“张氏兄弟虽被除去了，但武则天的势力并未彻底铲除，就象汉朝的吕后虽死，她的宗族吕禄、吕产还在一样。去草若不去根，最终还是要复生的。”

    武三思之子既娶了中宗的爱女安乐公主，便有了靠山，而中宗复位后不久，武三思又与韦后私通，等于父子俩娶了母女俩，更是有恃无恐了。原来，韦后与武三思私通，是由上官婉儿牵线搭桥促成的。上官婉儿是上官仪的孙女，武则天当政时，宰相上官仪曾劝高宗废掉皇后武则天，但被武则天的密探侦知，武则天就派人诬告上官仪谋反，杀了上官仪父子，把他家的妻女都没入掖庭为奴。上官婉儿在宫廷之中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人长得十分聪明灵秀，又极富文才，善于吟诗作赋，为武三思所爱。武则天当政时，武三思常在宫中值宿，上官婉儿于是与武三思私通。唐中宗复位以后，上官婉儿马上被召幸，拜为昭容，专门掌管皇帝的制命，深受宠爱。中宗重当皇帝以后，生活日渐浮靡，所宠的宫女也越来越多，也就顾不上韦后，而韦后又耐不住寂莫，生性淫荡，就找上官婉儿想办法，经上官婉儿撮合，两人就干起了苟且之事。这些事，宫中几乎尽人皆知，只是瞒着中宗一人而已，韦后和上官婉儿还多次在中宗面前替武三思说好话，夸他德才兼备，就这样，武三思被中宗拜为宰相。

    武氏势力复振，韦后也与武氏加紧了勾结，她希图有朝一日能借助武氏的力量登上皇位。朝中的正直大臣见中宗昏庸，朝政腐败，大有岌岌可危之势，就推举张柬之面奏中宗，要求除掉武三思，以加强李唐宗室的力量，其他官员也有类似的陈请。中宗不听，并把这些事告诉了韦后，韦后再转告给武三思，武三思立即打击报复，将张柬之贬出朝廷，使之死在襄州。其他正直官吏也一一遭到贬逐。

    韦后的女儿、武三思的儿媳安乐公主极其骄横不法。在中宗和韦后的纵容之下，她目无王法，屡屡凌辱大臣，贪污受贿，生活上极其骄奢淫靡，并多次向中宗索要土地湖泊。更有甚者，她竟逼着中宗立她为皇太女。这位宝贝公主，与其母如出一辙，是一位权力狂、野心家，但又浮巧刁蛮，绝无才干，其身败名裂，是命中注定了的。

    在当时的朝廷之上，真是热闹非凡。上官婉儿是一个天才的笔杆子，韦后是一个天生的泼妇，两人共同私通武三思，武三思又刁滑奸邪，手握权柄，再加上一个成天吵嚷着要当皇太女的安乐公主，真是文武齐备，生、旦、净、未、丑无奇不有，把一个堂堂的李唐朝廷当作了戏台。而唐中宗仿佛耳聋眼瞎，对之不闻不问。一场风暴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安乐公主与其公爹武三思密谋串通，一心要废掉太子，立自己为皇太女。这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如同儿戏的异想天开的想法，但在无奇不有的唐代，也难保没有实现的可能。皇太子李重俊感到了极大的威胁和恐怖，他要先下手为强，擒杀韦后和太平公主。公元707年（中宗景龙元年）7月。太子与左羽林军大将李多祚、将军李思冲、李承况、独孤伟等人，假借皇帝的命令，率领羽林军骑兵三百人，冲入武三思的家里，杀死了武三思和武崇训及其亲属党羽十多人，然后又自肃章门斩关而入，企图一举杀掉韦后、安乐公主和上官婉儿。

    当时，中宗夜宴刚刚结束，忽闻太子作乱，就连忙与韦后、安乐公主和上官婉儿一起来到玄武门，并急命右羽林军大将刘景仁率百余骑前往护卫，又急忙宣布命令，赦免一切跟从起事的人员。众人一听太子原是矫诏，又闻皇上的赦免令，就纷纷弃戈投降，最后只剩下三两个人跟随太子逃去。后来逃到今陕西的户县，在林中休息时，太子被随从杀掉。

    在平定了太子之乱以后，韦后的势力更加猖獗。其野心也越来越清楚，朝廷上下一片舆论哗然。安乐公主另嫁的新夫武秀吉也积极参预其事，再加上宗楚客，数人狼狈为奸，使得朝廷上人人侧目。定州人郎岌上言，说“韦后、宗楚客将为逆乱”，结果被中宗乱棍打死。许州司兵参军燕钦融不畏死难，毅然上书说：“皇后淫乱，干预国政，宗族强盛；安乐公主、武秀吉、宗楚客图危宗社。”中宗把他召至朝廷，当面责问，燕钦融慷慨陈辞、毫无惧色，说得中宗无言以对，只好让他出廷去了。谁知他还没有走出朝堂，韦后就假借皇帝的命令，让宗楚客带人把他捕住，摔在殿中的石头上，使之颈折而死。中宗见比情景，竟然没有追问，只是在脸上表现出了不愉快的神色。韦后、宗楚客等人见中宗心中不忿，生怕中宗处治，就想立即把中宗害死。公元710年（睿宗景云元年）6月，韦后派安乐公主给中宗进献食饼，中掺毒药，中宗食后，毒发而死。

    中宗暴死，而韦后的部署却没有完成，如果在这时发丧，定会引起朝廷的极大混乱，很有可能有人起兵，韦后一伙就有被杀掉的可能，因此，韦后的当务之急是秘不发丧，然后把亲信召入宫中，商议对策。韦后让自己的哥哥韦温负责统率所有的军队，又令韦氏宗族的韦捷、韦濯、韦琦、韦播等分别带领军队，巡行六街，保卫宫室，再从四方调来了五万亲信军队，驻守京城。待一切布置妥当以后，才给中宗发丧。

    在发丧之时，即宣布中宗“遗诏”，韦后自己临朝听政。三天以后，年幼无知的太子李重茂在中宗灵前即位，尊韦后为皇太后，由皇太后临朝摄政。

    可惜的是，韦后的野心比武则天大上十倍，其欲望也强上十倍，可能力却连武则天的十分之一都没有，她在诸王不服大臣离心的情况下临朝称制，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反抗。

    中宗李显的弟弟李旦的第三子李隆基，在身处逆境时善于韬光养晦，躲过了武则天对李唐宗室的严酷迫害。即使中宗在位时，他也十分谨慎。其实，他自幼饱读诗书，聪慧过人，胸怀大志。平时，他显得好像迷恋于声色犬马，实际上处处留心朝廷的动静。当中宗突然去世、韦后临朝称制的消息传来时，他感到自己的机会到了，他派人与太平公主联系，取得了内应。于是，他率兵从封地奔袭长安，与太平公主的儿子薛崇简以及羽林军的将领一起，率一万骑兵突出玄武门，冲上太极殿。韦后对这一变故茫然不知，等听到外面喊杀声起时，才急忙从寝处逃出，连外衣也来不及穿，刚一出房，即被乱兵杀死。安乐公主则正在描眉，未及回头就被士兵斩作两截，从此真地进入安乐之乡去了。

    上官婉儿则极有心计，她听悉变故，急忙写了一张让李隆基的父亲相王李旦登基的诏书，藏在袖中，率宫女列队迎接李隆基，希望能免一死。李隆基见了诏书后，对左右说道：“此婢妖淫，秽乱宫闱。怎可轻恕，今天不诛，后悔无及。”立命左右把上官婉儿斩于当地。其实，上官婉儿是无辜的，她以才色奉侍于人，并未做什么坏事，所处不当之事，也皆因不得已而为之。她是一位极有才华的女诗人，《全唐诗》中保存有她的诗作三十二首，并且有诗文集行世。

    李隆基平定了韦后之乱后，尽杀韦氏宗族，连武氏势力也一并扫除。自此以后，唐朝又回到李氏宗族手中。李隆基的父亲李旦登基，仍号睿宗，李隆基被立为太子。在其后的几年里，太平公主一直想当女皇，而且势力很大，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后，太平公主谋反事泄，李隆基将她逼入寺庙，令其自杀，终于稳住了李唐江山。在李隆基的统治下，盛唐之世终于到来了。

    在中国历史上，女人掌握朝政可谓屡见不鲜。尤其令人不解的是，趋奉正直的皇后帝妃尚且情有可原，而那些邪恶淫乱的女人也能得到时人的尊崇和畏服，实在是莫明其妙的事。在这时候，那些堂而皇之的大道理全不管用了，似乎一夜之间都由硬骨头变成了势利眼。这是否也是民族的劣根性之一呢？

    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说过，维持政权，要靠“法”、“术”、“势”三条，人一旦得“势”，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一样让人畏服，我们为什么要责怪谁呢？我们决非在这里去无聊地替哪个性别鸣不平。相反，对武则天这样的女皇还要抱应有的肯定和赞扬的态度。我们只是想通过分析中国历代皇后帝妃专权的现象，来看看中国传统政治的运作方式。对于今人，或许不无好处。

    李靖的“英雄本色”

    我们都知道唐代传奇中“风尘三侠”的故事。杨素的侍女红拂慧眼识英豪，识得落魄中的李靖是一位真英雄，于是便夜投李靖，与之私奔。那么，李靖到底是一位怎样的英雄呢？下面的事例正表现了李靖“英雄本色”。

    公元625年（唐武德八年），突厥侵犯太原，唐高祖李渊任命当时的著名将领李靖为行军总管，统领江淮兵一万多人驻扎在太谷（即今山西省太谷县，位于太原盆地东部）。当时，各路军队都出师不利，损兵折将，只有李靖的军队毫无损失。高祖常说：“平定萧铣、辅公韦占，李靖立下奇功，即使是汉代的名将韩信、卫青、霍去病岂能比得上他啊！”

    公元626年（武德九年），突厥莫贺咄设侵犯边境，高祖再任李靖为灵州道的行军总管。不久，颉利可汗侵入泾阳（在今陕西泾阳县境内），李靖率军昼夜兼程奔赴幽州（治所在今陕西彬县西南），截断颉利可汗归路。后来因与突厥和亲而罢兵。

    公元629年（唐贞观三年），突厥各部纷纷叛离唐朝，朝廷准备出兵平叛，唐太宗再次任命李靖为代州道行军总管。李靖率精锐骑兵三千余人，从马邑（治所在今山西朔县）出发，直趋恶阳岭，逼近敌人。颉利可汗没有料到李靖会采取这样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顿时慌了手脚。他见唐军突然出现，非常恐惧，对部将们说：“唐军若不是以倾国之兵来袭，李靖岂敢孤军深入到我们这里？”颉利可汗疑惑不定。

    李靖派人探知了他们的内情后，就暗中派间谍离间他们君臣。不久，颉利可汗的心腹大臣康苏密前来降。公元630年（贞观四年），李靖进军攻破了定襄（治所在今内蒙古土城子），俘获了隋朝的杨正道及隋炀帝的萧皇后。李靖派人将他们送回京城长安。颉利可汗仅单身独骑逃遁。李靖因战功突出，进封代国公。

    太宗曾对李靖说：“汉朝的李陵率步兵五千，最后还是在匈奴的战争中失败。您以三千轻装的骑兵深入突厥重镇，克复定襄，威震北狄，实在是古今所未有啊！您完全替我报了当年渭水之战失利的仇啊！”

    自从李靖攻破定襄以后，颉利可汗对李靖十分恐惧，就退保铁山（在今内蒙古阴山以北），并派遣使者入朝谢罪，请求以突厥全国向唐朝投降。太宗任命李靖为定襄道的行军总管，前去迎接颉利可汗。颉利虽然在表面上请求朝见太宗皇帝，实际上暗中还在犹豫，当年二月，太宗派遣鸿胪卿唐俭、将军安修仁前往铁山抚慰颉利可汗。

    李靖料到颉利尚怀有二心，就对将军张公谨说：“皇上降旨，派遣使者到突厥，突厥人必然自我宽心，认为已派了使者，没有防备。我们现在趁机挑选一万名精壮的骑兵，携带二十日的军粮，率兵经白道（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为河套东北地区通往阴山以北的要道）袭击颉利，必然取胜。”张公谨说：“皇上降旨允许颉利投降，本朝也有使者在颉利那里，现在讨伐他，恐怕不合适。”李靖说：“这是用兵的计谋，机不可失，这正是当年韩信击败齐国的原因。至于唐俭等人，没有什么值得吝惜的。”于是，李靖督促军队急速前进，迅速到达了阴山附近，恰巧遇到突厥哨兵营地，共有一千余顶帐篷，李靖选好时机，指挥军队突袭，将突厥哨兵全部俘获，然后让他们随军一起前进。

    颉利见到唐朝使者，非常高兴，也就不再担心唐军到来。当李靖率军到达离颉利的营帐十五里的地方，突厥人才察觉。颉利畏惧李靖，不敢与之交战，率先逃跑，他的部下也因此一轰而散。李靖斩首敌人一万余，俘获男女十余万人，并杀掉了颉利的妻子。颉利乘千里马逃走，意图投奔吐谷浑，被唐朝的西道行军总管张宝相擒获，献给朝廷。

    不久突利可汗来降。于是唐朝收复了定襄、常安一带地方，国土边界从阴山以北一直延伸到沙漠地带。

    太宗听说李靖击败颉利后，十分高兴，对侍臣说：“我听说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过去，国家刚刚建立，太上皇因百姓饱受战乱之苦的缘故，向突厥称臣。对于此事，我未尝不痛心疾首，立志扫灭匈奴，为此坐不安席，食不甘味。现在李靖仅出动小部分军队，深入敌人的腹地，无往不胜，使单于叩关入朝，过去的耻辱，现在不是雪洗了吗？”

    太宗力排温彦博对李靖的谗毁，重赏李靖，拜李靖为尚书右仆射。

    唐朝初年，北方的突厥等少数民族不断骚扰北部边境，唐朝屡次派兵，轻则无功而返，重则失地赔银，唐太宗的“渭水之盟”，就是典型的例证。但李靖以非常手段对待非常之敌，收到了汉朝以来从未有过的巨大成效，不仅收复了北方的失地，扩大了国境，更重要的是从此安定了北方边境，为唐朝的繁荣提供了保障。因此，李靖不仅是靖边的功臣，也是唐朝繁荣的功臣。

    勇气与智慧

    关于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句话，我们每个人几乎都耳熟能详，其含义也不用赘述了。问题是明知应有远谋，但却鼠目寸光，尤其是一些封建帝王和想成就大事的“叛逆”，往往是“勇气大于智慧”。这恐怕是人性的弱点决定的。

    杨坚病重之时，便派使臣奉旨召儿子杨谅进京。杨谅当时正镇守并州（即今山西省太原周围地区），听说高祖驾崩，又听到杨素要篡夺皇位的流言，非常恐慌，以为京都召他的诏书是假的。便调集军队，保护自己，阴谋发动叛乱。他向南袭击蒲州（即今山西省永济县），攻占了这个地方。

    杨谅反叛的时候，有人劝杨谅说：“大王属下将士官吏及其家属，都是关西人，若重用他们，就应当乘胜西进，直捣京都，行动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若只打算割据北齐，则应任用关东人。”杨谅没有听从，因而失败了。

    后来，司兵参军裴文安也劝说杨谅说：“行军打仗就应迅速，从没有计巧而迟缓却能成功的。如今先皇棺椁还停放在仁寿宫，朝廷派人领兵东来，开拔需要十天半月的时间。当今之势，只要您选派几万名勇猛的骑兵，披甲连夜出征，径直攻打长安，不用十天就可占领长安，而后再提拔那些被压制的人，委以重任，安插亲信，让他们共同防守京城，那么，崤山以东的州府县城就不归杨素等人所有了。然后，大王您鸣金发兵向西，声势震慑四方，那天下自然就可挥手而定了。”杨谅没有听从裴文安的建议，他亲自统率大队人马驻扎在并州和介休之间。

    杨广像

    皇上杨广得知了这种情况，非常害怕，便召见大将军贺若弼商量对策。贺若弼说：“汉王是先帝的儿子，是陛下您的弟弟，是地方最高长官，长期任职，又身负重任，声名远播，普天下的人都顺服他，因而他的起事也是必然的。他们的战略只有三种：长驱直入函谷关，直捣京都，向西据朝廷的六军，东占山东地区，这是上策，要是这样，谁得天下尚不可知了；若把大军驻在蒲州，派五千骑兵封锁潼关，重兴北齐的地盘，占据后定都北齐，即为中策，要是这样，那么我们便能与之比试高下了；若是杨谅自己驻守太原，只派将领前来进攻，这是下策啊，若是这样，他必定会被我们擒获的。”皇上说：“您试估计一下，他们可能采用哪一策呢？”贺若弼说：“杨谅手下的萧摩河只是亡国之将，杨谅不可能与他谋划大事；虽有裴文安年轻而贤能，但不被任用；其他的人都是一群小人，只顾及妻子儿女，求得自保，他们绝不会远征，所以，杨谅必定是派遣一支军队前来攻打蒲州，自己占据太原老巢。我个人以为，杨谅必定采用下策。”

    事情果不出贺若弼所料。皇上见有机可乘，便任用杨素为大将，打败了杨谅。

    当初，汉王杨谅阴谋作乱，名义是讨伐杨素。司马皇甫诞劝谏他说：“隋朝据有天下已有二十多年，天下百姓太平无事，民心稳固，此其一；民众厌战，人人都想过安乐的日子，即便使舜、禹再生，他们也不能令百姓顺从，此其二；太子杨广聪明神武，名字应验于图谶，杨素不敢存非分之想，此其三；如今诸侯王各守自己的州郡，朝廷内外相互牵制，这不是举事的形势，此其四。朝廷占有这四项有利条件，安抚统治天下，从没有听说这种形势下还会作乱得逞呀。”汉王杨谅不接受皇甫诞的劝戒，因此终究失败。隋炀帝亲率六军攻打高丽，当时任礼部尚书、楚国公的杨玄感依靠黎阳（今河南省浚县）反叛。李密劝说杨玄感说：“天子远征辽东之外，离幽州也有千里之遥。南有大海阻挡，北有胡人的军队，夹着中间窄窄一条道路，极其险恶。现在您若是率兵出其不意，长驱直入蓟地（今河北省蓟县、三河县、玉田县、丰润县一带），守扼这条要道。征伐高丽的隋军受阻于高丽军队，后归无路，不出一个月，必定粮草断绝，举手一挥，隋军便会投降，不须战斗即可击败，这是上计。

    对于杨玄感的进止，当时存在着这样几种思路。一种思路认为，隋炀帝正在辽东征战，没有发觉到杨玄感的行动，杨玄感可派遣一万军士立即出发，把守潼关，断绝他们的归路，不出一个月，其粮草必定断绝，隋军东面要抵抗高丽劲敌，西面又受我军攻击，进退两难，百万军队即成瓮中之鳖。可以说是无须攻伐便可使敌军屈服，可谓上策。关中之地四面皆是要塞，是天府之国，虽有刑部尚书、京兆内史卫文升守卫，亦不足虑，现今假若杨玄感统部直取长安，天子即便即刻返回，也失根本了，只要杨玄感依托要塞据守长安，必然打败他们，可谓万全之策，是中计；自炀帝即位，天下民愤沸天。杨玄感是上将之子，泽遍百姓，若率兵直捣长安，可谓中策。但若心存侥幸胜利之便，先行攻打东都洛阳，大军围住坚固的城池，胜负那就难料了，只能算下计。”

    李密对杨玄感说：“（洛阳守将）樊子盖不识大体，占据全部周地，自恃兵力强大，定然不会接受招安，而打又难以拿下。如果您孤军围攻坚城，没有援军。只是下策。”杨玄感一心只贪图洛阳的财宝货物，便说：“您的下策，正是我心中的上策啊！”。李密见自己的意见没有采纳，便投靠翟让去了。杨玄感调兵军围攻洛阳，最终失利，只得连夜溃逃，朝廷的军队追上后杀死了他。

    从上面的几个事例可以看出，起事的人最初几乎都占有天时、地利、人和，如果把握好了机会，他们几乎都可以成大事。然而，由于目光短浅，终于一步步地丧失了有利条件，失去了机会，即使想给他们一个好的评价，也只能算是“勇气大于智慧”罢了。

    人性的弱点

    作为一个人，不知而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明知故犯。其实，明知故犯也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知道明知故犯却不能控制自己。这，就像上了毒瘾一样。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这样的人并不少，甚至很多人都是这样。他们之所以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不在于他们认识不清，而在于他们控制不了自己。

    唐朝赵蕤所著的《长短经》上说，事情有顺其发展却不合道义的，有从爱他出发，却害了他的，有让自己名声不好却对自己修养有好处的，有对自己有利却损害国家的。

    比如汉文帝宠爱慎夫人，在后宫时，慎夫人曾与皇后同席而坐。后来，汉文帝游上林苑，郎署长安排座位，又让慎夫人与皇后同席而坐，但袁盎不顾皇帝的反应，便把慎夫人领到另一座位坐下。文帝大怒，袁盎上前说到：“臣听说只有尊卑之间分清次序，上下才能融洽。如今陛下已经册立了皇后，慎夫人名分上是侍妾，女主人与侍妾是不能同席平起平坐的。若是您宠爱她，可以多赏赐她财物。但若是您因宠爱她而让她与皇后同席，实际只是让她陷于后患。您可知道高皇帝的宠妃戚姬的下场吗？高皇帝死后，吕后把戚姬剁去双手双脚，扔在猪圈里，唤作‘人豕’。”文帝这才面色缓和。由此说来，爱他反倒是害他，是有此事。文帝能够克制自己的爱欲，接受劝谏，还算明智。

    鄢陵之战，晋楚两国交兵，楚国统帅子反的仆人谷阳竖频频给子反敬酒，子反大醉，楚军因而大败，楚王逼令子反自杀。他的仆人是想爱护他，最终反害了他。子反不能克制自己，也是死而不冤。

    过去齐威王召见即墨大夫，对他说：“自从您来即墨任职以后，说您坏话的人几乎每天都有。可是我派人去巡察即墨，看到新开垦的荒地，百姓丰衣足食，官府办事效率很高，东方一带因此宁静安定。可见，被人诽谤不是您的过错，而是因为您不花钱收买我左右以求荣誉啊。”因而封给即墨大夫一万户做采邑。又召见东阿大夫，对他说：“自从先生做东阿太守后，每天都有人替您说好话。然而我派人到那里巡视后却发现，东阿到处荒芜，百姓贫困凄苦。赵国攻打甄城时，您无力援助；卫国攻取薛陵时，您竟然不知道。这说明您常用钱收买我身边的人，以求得虚假的荣誉啊。”当天，便烹杀了东阿大夫和身边亲信中说东阿大夫好话的那些人。齐国因此得到彻底、井井有条的治理。因此，君王只要能够明察，本来有害的事情也会变成好事。

    臧武仲说：“孟孙对我不好，那是良药和针石啊。季孙偏爱我，却是外表好看的病毒啊。病毒虽厉害，但有了良药和针石，就能把我救活。”这就是对他不好却反而有益的道理。荀子说：“批评得对的人，是老师；对我的优点肯定得当的人是我的朋友；阿谀奉承我的，是敌人。”商鞅说：“不实在的话，好像花朵；真实的话，如同果实；逆耳的话，是良药；甜言蜜语，则是疾病。”韩非子说：“为老朋友徇私舞弊，还说是不抛弃朋友；慷公家之慨，还说是有爱心；看不起官职俸禄而顾惜自己的生命，还自称是君子；徇私枉法包庇亲人，还称之为有品德；抛弃职责包庇朋友，说是有侠肝义胆；避世隐居的称之为志向高洁；互相倾轧，抗令不从，还称之为刚烈；施些小恩小惠以笼络人心的，还称之为得人。实际，所谓不抛弃老朋友的官吏，必定有奸私；所谓爱人的，损害了公家的利益；所谓的君子，很难有用于国家；所谓的有品德，践踏了法律；所谓的侠肝义胆，必然使官位出现空缺；所谓的高洁，只是不问世事；所谓的刚烈，只会使政令不通；所谓得人，只会使君主更加孤立。这八种被人称道的行事方式实际上是老百姓的私誉，对君主极为不利。”

    即使是明君，有时也分不清利害，这是受私欲蒙蔽而造成的。记载唐代历史的书上说：唐太宗时，西域的天竺国有一个方士娑婆寐，自称有长生不老的药方。太宗相信了他的话，派人到婆罗门各国去采集药材，命令娑婆寐炼制长生不老药。最终，这位方士没有炼制成功，于是就遣送他回国。等到唐高宗即位时，这方士又来到唐朝的京城，向高宗进献方术，高宗不肯接纳，再次将他遣返回国。高宗为这件事对宰相说：“自古以来有生必有死，神仙之类的说法都是虚妄的，古时候秦始皇、汉武帝为了寻求神仙方术，耗费了毕生精力，到底没有一个有效验的，如果世界上真有长生不老的人，他们如今都在哪里？”李勋回答说：“这位方士这次来。容貌衰老、头发白了，不像上次来那样年轻。他如果真有长生不老的仙药，如何不自己先服食来延年益寿？结果衰老到这样的程度，他那一套荒诞不经的东西由此可以看出来。”后来，那位方士果然还没有来得及回到天竺国，便死在半道上了。

    由此看来，神仙方术，本是心术不正的人寻求恩惠、宠幸的一种手段。他们看到天子富贵到了极点，什么都不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他动心，只有长生不老这一件事，不能有把握地得到，于是便假托虚无缥缈的传说，用来打动皇帝的心。因此，在历史上，为秦始皇寻求长生不老仙药的徐福等人，入于东海一去不返；为汉武帝寻找神仙药方的栾大等人，因为一无所获而被武帝诛杀。就是这两件事，便可以作为神仙方术荒诞不经的证明。

    治国也是一样，国君若是不清楚国家利害之所在，而盲目倡导百姓奉行私誉，想使国家不陷入混乱，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世俗的好恶往往与君主事理相反，只有明智的人才能看清楚这一点。因而韩非子说：“君臣之间的利益关系正好是对立的，所以臣子常不忠于君主。若让臣子的利益获得满足，君主的利益也会随之落空。”这源于君臣利益的不同。

    汉元帝时，石显专权。京房私下进见皇帝，问汉元帝说：“周幽王和周厉王时，国家怎么会陷入危机的呢？皇上信任的是些什么人呢？”元帝说：“君主不英明，信任的都是些投机取巧的人。”京房说：“既然这样。是明知他们投机取巧、善于吹捧还要任用他们呢？还是认为他们有才能才用的呢？”元帝说：“是认为他们有才能。”京房说：“那么我们现在怎么知道他们不贤呢？”元帝说：“根据当时社会混乱，君主的地位受到威胁的情形知道的。”京房说：“齐桓公、秦二世也一样听到过这种道理。但他们却只嘲笑幽王、厉王的糊涂。而后仍然任用了竖刁、赵高这样的狡诈之徒，结果国家政治日渐昏乱，造反的人满山遍野。为什么他们不能吸取幽王、厉王作为前车之鉴，意识到自己用人的过错呢？”元帝说：“只有懂得大道理的人，才能认识过去预知未来啊。”京房说：“陛下觉着现在的朝政是清明呢还是昏乱？”元帝说：“也是非常昏乱的。”京房说：“如今您信任重用的是些什么人呢？”元帝说：“幸运的是现在任用的石显比过去的竖刁、赵高他们好。我认为朝政昏乱责任不在他。”京房说：“前世的齐桓公、秦二世也是同样认为的。我恐怕将来的人看到现在的情形就好比我们看过去的情形是一样的。”这就是凡事必有迹象可循的道理。

    众所周知，石显正是败坏朝政的宦官，而元帝居然在十分清醒的情况下仍然任用他，足见要做一个明智的人是多么困难。

    人性是有弱点的，这个弱点就是人不能用理智战胜情感，不能有效地控制自己。谁能够比较好地战胜自己的弱点，谁就更容易取得成功。

    伴君如伴虎

    古人常说“伴君如伴虎”，封建官场危机四伏，稍有不慎，便有杀身灭族之祸。因此，尽管很多人热衷名利，同时也有很多人将其视为畏途。不过，也不能把话说得过于绝对，君臣相得的例子也不是没有。君臣相得大概是封建政治中最为令人向往的状态，君得其臣，臣遇其主，君臣遇合，如夫妇琴瑟相和。如果是这样，这个时期的政治大概就不会太差。

    苏威是隋初著名的宰相，他在任职期间多有惠政，为世人所称道，但是当初隋高祖杨坚并没有认识到他的品德和才能。苏威很早就有才名，为人正直，在地方上很有威望，只是一直没被朝廷重用。杨坚在做北周丞相时，曾屡次推荐苏威，说苏威如何如何有才能。在这种情况下，杨坚把苏威召来后，引到卧室内交谈，两个人谈得很投机。但后来苏威听说杨坚要废周立隋，自己要称帝，觉得这不是臣下应该做的事，不愿意参与，就逃回到家里，闭门不出。杨坚的部下要把他追回来，杨坚说：“他现在不想参与我的事，先让他去吧，他的事以后再说。”

    杨坚即皇帝位后，苏威认为自己并没有参与这件事情，对自己的名誉没有什么损害，于是，他就又同意出来辅佐杨坚。杨坚也不计较以前对他的态度，而是十分尊重他。授苏威为太子少保，追赠苏威的父亲为邳国公，让苏威承继父爵，不久又让苏威兼任纳言、民部尚书两职。苏威觉得对自己的待遇太厚了，就上书推辞，杨坚下诏说：“大船承载重，骏马奔驰远。你兼有多人的才能，不要推辞，多干事情吧。”由此可见杨坚对苏威的信任。

    苏威曾主张减免赋税，杨坚听从了他的主张，这一政策深得民心，因此苏威也更受杨坚的信任。苏威见宫中帘幔的钩子都是用银子作的，认为过于豪华奢侈，就主张换用其它材料，劝谏要节俭从事，受到杨坚的赞赏。有一次，杨坚对人发怒，并要杀那个人，苏威进谏，杨坚非但不听，反而更加生气。过了一会，杨坚的怒气消了，知道自己的脾气太大，态度有些过分，就对他的进谏表示感谢，并说：“你能做到这样，我确实没看错人，我感到非常欣慰。”

    当时的治书侍御史梁毗因为苏威身兼五职，并没有举荐其他人的意思，就上书弹劾苏威，说他有揽权的嫌疑。杨坚对他说：“苏威虽然身兼五职，但始终孜孜不倦，志向远大，把他份内的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是非常称职的。再说，职务有空缺时才能推举别人，现在苏威很称职，你为什么要求他引荐别人呢？谁又是更合适的人选呢？”杨坚对苏威的信任由此可见一斑。

    有一次，杨坚还对朝臣说：“苏威遇不到我，就不能实行他的主张；我得不到苏威，就不能行大道，为两人实在是相得益彰啊！”杨素是个很有才华的人，舌辩之才据说可称当世无双，至于斟酌古今，审时度势，治理国家方面，他却比不上苏威。

    公元592年（开皇十二年），有人告发苏威和主持科举考试的官员结为朋党，任用私人，有营私舞弊的嫌疑。杨坚让蜀王杨秀和上柱国虞庆则去处理这件事，结果还真的确有其事。杨坚没有直接对苏威作出什么惩罚的决定，他指出《宋书·谢晦传》中涉及朋党的地方，让苏威阅读。苏威心悦诚服地认了错，但他很害怕，就免冠谢罪。杨坚说：“你现在谢罪已经太迟了，你已经触犯了法律，应该受罚。”于是免去了苏威的官职。

    后来有一次议事的时候，杨坚又想起了苏威，他对群臣说：“有些人总是说苏威假装清廉，而家中金玉很多，是搜刮来的，实际上这是虚妄之言。苏威这个人，只不过性情有点乖戾而已，把握不住世事的要害，过于追求名利，别人服从自己就很高兴，违逆自己就很生气，这是他最大的毛病。别的倒没什么太大的缺点，但他的才能却不是一般的人可与其比拟的，如果对他弃而不用，实在有点可惜。”群臣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也都同意，于是杨坚又重新起用了苏威。苏威被重新启用以后，果然对隋朝忠心耿耿，克尽职守，一直到死。

    中唐诗人张籍，写过一首著名的《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诗：“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光明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其中“恨不相逢未嫁时”尤为后人喜爱。那么，张籍为什么要写这首诗呢？原来，唐宪宗时藩镇割据，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拥兵跋扈，勾结朝廷官吏文人图谋不轨。李也曾聘请张籍去做他的幕僚，张籍既不愿攀龙附凤，又深感自己势单力薄、惹恼不得这位权势盛大的军阀，故作此诗以回敬。诗作以第一人称手法抒写了一位忠贞守节妇女的高尚情操，她婉言谢绝了那位第三者的插足，托“节妇”以寄意，巧妙地辞谢了李师道的聘请。后来，人们往往喜欢用“恨不相逢未嫁时”来表达对知己的倾慕与无可奈何的心情。

    良母教子

    在中国历史上，“孟母教子”的故事是尽人皆知的。孟母为了将孟子培养成于国有用的人才，曾三迁其家，择邻而居，最后在官学附近居住下来，并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教育孟子，终于使他成为一代圣人。其实，这样的事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郑善果是隋朝有名的大臣，为官勤谨公正，以清廉节俭著称，在当时被人们看作是官吏的楷模。这些都与他的寡母长期的谆谆教诲有关。

    郑善果的母亲是清河（今山东临清县东北）崔家的女儿，十三岁时，嫁给郑善果的父亲郑诚。七年后，郑诚在与尉迟迥的叛军交战时战死，当时，郑善果的母亲还很年轻，她的父亲不愿她守寡，就想让她改嫁，她抱着小善果说：“我不想再嫁，我丈夫虽然死了，还有这个孩子。抛弃孩子再嫁，就是没有慈爱之心，背叛死者再嫁，就是没有礼义之心。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我宁可剪掉头发，以表我的真心，也不愿听从你的话违背礼义、灭慈爱。”父亲听了她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只好作罢。于是母子二人相依为命。

    郑诚因为是为国而死，朝廷对他的家属也十分优待。郑善果刚刚成年，朝廷就任命他为鲁郡太守，负责一郡的事务。

    郑善果的母亲十分贤淑，有节操，从小涉猎经史，对国家事也非常关心，通晓治国方略。每当郑善果出堂处理事务时，她总是在后堂探听察看。郑善果如果处理得当，母亲就非常高兴，儿子回家后母子二人相对谈笑一番；如果郑善果处理不当，或无故对属下任性使气，母亲就会非常生气，在家里蒙着被子哭泣，连饭也不吃，用这种方式来教育儿子。每到这时，郑善果就不敢离开，总是伏在母亲床前侍候，跪在那里不敢起来。母亲对他说：“我并不是对你生气，而是对你们郑家感到惭愧。你父亲是个忠诚勤勉的人，在职任官时公正廉洁，后来为国捐躯。我一直期待着你能继承父亲遗志，不辜负他对国家的一片忠心。但我一直忧虑不安的是，你幼年丧父，我又是一个妇道之人，对你的教育慈爱有余威严不足，致使你妄自尊大，任性使气，以骄纵为乐，处事失去公正。如果你老是这样，不思悔改，不但会遗失家风，我的名声是小事，还会有损于朝廷法度。要是你因此丢官弃爵，自取罪责，我死之日，有何面目去见你父亲？”

    郑善果听母亲这段发自肺腑的话，非常感动，他痛哭流涕，发誓一定要改过。郑善果的生活虽然已经比较富裕，但他的母亲常常自己纺线织布，日夜操劳，每天到午夜时分才睡。郑善果劝母亲说：“儿子的官职虽然不高，所得的俸禄孝敬母亲已经足够，母亲为什么还要这样操劳呢？你这样使我于心不忍，使我觉得自己没有尽到孝心。”母亲听了很不高兴，叹着气说：“唉！我还以为你已长大成人，能懂得事理了，听你这么说，才知道你还是不懂事理。你从朝廷得到的俸禄，怎么能让家里人使用呢？这些俸禄，是朝廷用来报答你父亲为国捐躯的，并不是让你用来给别人使用的。你应该把它们散发给那些穷苦百姓，以此布施你父亲的恩惠，家里人怎么能贪图享用呢？我纺线织布，这是尽一个妇人的职责。上自王后，下至百官之妻，都应该劳动，这是他们应尽的义务。如果什么事都不干，只顾享受，就是骄纵安逸之人，长此以往，那就不堪设想了。我怎么能作这样的人呢？”

    郑善果听了，非常受感动，赶紧向母亲道歉。在此以后，他所得的俸禄，都用来赈济穷苦百姓，自己作事也格外地勤勉用心。郑善果的母亲平时的生活极其节俭，并以此教导儿子，自从守寡以后，便不再擦用脂粉，穿的也都是粗布衣服。家里只有在祭祀或来客人时才喝酒吃肉，日常吃用的东西多是自己做的，她还自己种植蔬菜和农作物，只吃自家庄园里收获的东西，亲戚朋友送的东西一概不收。郑善果在官府里任职时，也都是从自己家里带饭，省下来的饭费或者用来修理衙门屋宇，或者分给手下差役们。郑善果因此获得好名声，被人称为清官。

    李景让的母亲郑氏，很早就守寡，家境贫困，居住在东都洛阳。丈夫去世后，她带着留下的三个儿子，儿子年纪都很少，没有人能够帮她赚钱养家，只有靠她自己。为了教育儿子，郑氏没有再嫁。但因家境贫寒，无钱供几个儿子上学读书，郑氏就在家里教孩子读书识字。

    郑氏性格坚定，十分要强。一天，李景让住宅后面的旧墙壁因为下雨而突然坍塌了，墙壁里不知是哪位先人藏了很多钱币，此时都显露了出来，多得几乎能装满一船，奴婢们看到后，惊喜异常，觉得真是天上掉下金元宝，急忙跑着告诉李景让的母亲。郑氏得知此事，没有像她的奴仆一样感到高兴，她急忙赶来，烧香祷告，说：“我听说没有劳动而获利，是自身的灾祸，如果占有了，是不吉利的。老天必定是因为我死去的丈夫积下了功德，怜悯我家困而赐给我钱财，可这样并非我所想得到的，但愿几个孩子以后学问有成，光宗耀祖，这才是我和死去的丈夫的志向，这些份外之钱我不敢取。郑氏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成才，教育他们，就先培养他们的廉洁的品格和远大的志向。于是，她即令家人将钱掩埋于原处，并重新修好墙壁，对这些钱分文不取。

    由于郑氏教育有方，三个儿子李景让、李景温、李景庄都中进士及第，郑氏多年的夙愿得以实现。

    后来，在公元846年（唐武宗会昌六年）十月间，唐武宗任命右常侍李景让为浙西观察使。李景让所以能够受到皇帝的赏识。受到时人的尊重，这与他母亲郑氏对他的管教是分不开的。观察使当时已经算是一个不小的官了，此时，李景头发都已斑白，然而，在家里如果小有过错，仍不免遭母亲的捶打。

    李景让在江西任上，部下有个人违背了他的旨意。李景让一怒之下，竟举杖失手将其打死，事出之后，引起军中愤怒，眼看就要发生动乱。郑氏听到此消息后，立即来到衙中，坐于厅堂替李景让理政，然后让李景让站在庭院中，愤怒地责备说：“天子付给你镇守一方的重任，国家的刑法，是用来治理百姓的，岂能按你个人的喜怒乱来，随意杀无罪的人，就会使得一方不得安宁，岂只是上负于朝廷，就是垂老之年的我也要带着羞颜入坟地。有什么脸面见你的先人前辈！”说完命令左右家人剥下李景让的上衣。举鞭抽打李景让的背。将佐们看到郑氏的举动。反到觉得有些过分，于是都为李景让求情，郑氏很久才放手，将李景让释放，军中于是安定下来。

    古人讲严父慈母。我们现在总是将其理解为父亲严厉，母亲慈祥。其实。严父慈母这一成语在古汉语里用的是互文的修辞手法，意思是严厉而又慈祥的父亲和母亲。《三字经》里也说：“养不教，父之惰。”好像教养都是父亲的责任，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在中国的古代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总的说来妇女的地位一直很低。但这并不是说妇女就一点作用也没有，相反，在有的家庭，妇女的地位还很高，这又与孝道观念密切相关。对于教育子女来讲，由于在传统社会里妇女主内，与子女接触的时间较长，对子女的影响也就更大。所以，母亲对子女的教育和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良母教子的故事也就传为美谈。

    女德

    在中国古代，评价一个女子的标准是德、言、工、容，意思是说道德第一，是否善于言辞（奉事父母，伺候公婆、丈夫的言辞）排在第二位，第三要看是否擅长针线女红，最后才是看是不是长得端正漂亮。看来，要想符合中国古代的“美女”标准。真是比现代的选美还难。

    在中国历史上，贞烈女子是非常之多的。但这也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在唐朝以前，史书所记载的烈女才有数十个，而到了宋朝以后，就大量增多，尤其到了明朝，烈女的数量急剧增加，是前代总和的数百倍。这主要是由于中国风尚后期封建礼教的统治越来越严酷的缘故。但即使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前期，在人们的正统观念中，贞烈和贤德的标准也是和后世差不多的，只是没有后世那样禁锢和保守罢了。通过考察这些烈女的女德，在道德滑坡的今天，我们也许会从中看到一些对我们大有启示的东西。

    王莽的女儿本是汉平帝的皇后。当时，王莽是大司马，并录尚书事，操纵了汉室政权。但王莽仍不知足，他一步步地控制国家的权力，由“安汉公”到“假皇帝”，最后嫌这还不够，干脆一脚踢开了刘氏政权的招牌，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新”。

    自汉室倾覆后，作为汉室的皇后，王莽的女儿郁郁寡欢。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女儿，王莽看了非常心痛，他劝说女儿改嫁，遭到了女儿的严词拒绝。汉朝倾覆以后，皇后悲怆万分，说：“苍天啊，我有什么脸面去见夫君了！”在绝望中，她投火自焚。

    杨坚的女儿本是周宣帝的皇后，她早就预感到父亲有篡周的打算，感到十分气愤，她曾经多次劝说自己的父亲，希望能让父亲改变初衷，当然最后并没有能够如愿。隋朝建立后，皇后的心情更为沉重。杨坚内心很惭愧，曾多次劝女儿改嫁，但每次都被坚决地拒绝了。

    李弁的女儿是吴太子的妃子。李弁篡位以后，封他的女儿为永兴公主。每当有人称她为永兴公主时，她总是潸然泪下，连连推辞。

    上面举出的几个例子都是上层妇女，也似乎过于沉重，其实，在普通妇女之中，有着高尚品德和卓越见识的人也不在少数。《史记》上记载晏子车夫的妻子就应该算作这样的人。

    晏婴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著名的国相，他节俭谦恭，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处理朝政，多谋善断，正直无私；政令简明，百姓易行；连仕灵公、庄公、景公三朝，使得齐国名显诸侯。

    晏婴身为齐国宰相，公务繁忙，常出使各国。每次外出，为了显示齐国的威风，仪仗隆重，侍从众多，驷马高盖，威风凛凛，然而，晏婴本人却总是显出十分谦恭的样子。

    晏婴的车夫，坐在高高的车盖下面，趾高气扬，扬鞭策马，甚为得意。他不仅在外边这样，就是回家后，也还是骄矜自得，旁若无人。他的妻子见他见识短浅，不知进取，想催他上进，就多次与他争辩，他却不以为然。其妻常于门缝中，窥其外出御车的姿态，见其仍旧意气满腹，骄横无比，就非常生气。待他归来后，其妻跪拜说：“贱妾不才，不能伺奉贵人，请您让我走罢。”车夫听了，惊异不已，询问道：“我身为相御，进出威风无比，你何出此言？”其妻答道：“晏婴身材短小，不足六尺，外表平庸，容貌若愚，却能身相齐国，名显诸侯。妾观其出，总是那么谦和自恭，显得抱负深远。如今夫君身高八尺，体魄雄伟，却为人仆役，为人驾车，不图进取；反而得意扬扬，自以为满足，我因此请求离开您。”

    车夫听了他的妻子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羞愧不已。从此以后，每逢驾车外出，他总是竭力克制自己，谦和待人，以彰晏婴之德。时间久了，晏婴颇感奇异，就询问其中的缘故，车夫便以实相告。晏婴见其妻出言不俗，御者也还算有志向，便举荐他做了齐国的大夫。

    尽管我们今天对传统僵硬的道德观念不以为然，但我们却无法否认传统道德观念对人的巨大的影响，当我们深入研究古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惊叹于这些道德对他们的深重的影响。也许，对于今天来讲，这些道德中的确有不合时宜的地方，但其坚持正义的核心思想却是永不过时的。离开了这一点，我们的思想解放将会导致民族文化的失落，而民族文化的失落将是一个有着世界上最为悠久和绵延不断的优秀文化民族的最大的灾难。

    激流勇退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地之道。”这话真的造就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国人做事情一般来讲是不太彻底的，在封建官场上，多信奉“功成身退”，在战场上，又讲究“穷寇勿追”，在商场上，往往喜欢“见好就收”，可谓深得中庸之道。

    确实，这也是中国人生活经验的总结。在《易经》里，就有“否极泰来”、“剥极而复”的话，意思是说倒霉到了极点，好运就会来临；反之，鼎盛到了极点，也就快倒霉了。

    南宋的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论述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廉颇一生中立下了无数的战功，但他到了老年时尚贪功不退。后来，秦国攻打赵国，这时廉颇正受到赵国的疏远，避居在魏国，赵王派人去看廉颇，看他是不是还能带兵打仗。廉颇壮心未老，还想建功立业，于是，饱餐一顿，向使者显示自己的饭量，并披甲上马，大显英雄本色。但最终还是因为仇家郭开作梗，让使者故意在赵王面前说他已经老迈无用，不要说立功了，廉颇连自己的故土也没有能够回去。

    汉武帝讨匈奴，李广已经有很多的功劳了，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封侯，因此，他请求做前将军出征。汉武帝以李广年事已高，没有答应。过了好久，才答应了这事，任命他为前锋。这一年正是元狩四年。李广已经跟随着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出了关塞后，卫青捕到了一个俘虏，得知了匈奴首领单于的位置，就亲自率领精兵去追单于，却命令李广的军队合并到右将军的部队中去，从东边出击。东路稍微绕远。而卫青他们大部队的道路上，水草很少，势必不能屯兵宿营。李广请求说：“我本来是前将军，如今，大将军下令调我从东路出兵。且我从年轻束发时起就一直与匈奴作战，今天才得到了一个与单于对战的机会，我愿意担当先锋，先与单于拼一死战。”而大将卫青暗中受了皇帝的告诫，认为李广年纪已老，命运不好，不要让他与单于对战，怕达不到预期的目的，李广坚决地向大将军拒绝这个命令。大将军不听，命令长史写了一道命令，直接送到李广的军部，并说，赶快到右将军的军部去，照命令上所说的办。李广没向大将军卫青辞行就起程了，心里特别生气地来到军部，率领军队与右将军赵食其会师从东道出发，但终因走东道误军而自刎。

    汉宣帝的时候，先零羌曾经反叛，营平侯赵充国已经七十多岁了，还非常自信，认为当时的汉将还没有能超过自己的。他受诏命于金城平定了羌族的叛乱，可他的儿子赵卯却因为平羌之事招至了杀身之祸。

    汉光武帝时期，五溪一带的蛮人反汉。新息侯马援已经八十多岁了，还在皇帝面前“据鞍顾盼”，以表现自己的英雄气概。光武帝对他大加赞赏说：“老将军真是神勇不减当年！”于是，任他为帅，领兵平叛。后来在壶头死于军中，真是应了他的话：“男儿当马革裹尸而还！”

    唐朝代国公李靖本来是养病在家。这年正遇上土谷浑族侵犯边境。他听说后马上去见丞相房玄龄，对他说：“我虽然年迈，但对付蛮夷之人尚可，平叛还是没问题的。”但他平叛归来后却遭受到别人的陷害，差一点招来杀身之祸。到唐太宗伐辽时，征求他的意见，他还说：“我现在虽然是年老体衰，如果陛下不嫌弃，我照样可以披甲出征。”

    郭子仪八十多岁还任关内副元帅。朔方、河中节度使。实际上他早已是功成名就，该自动让位给后来人了，可他一直不求退身，最后的结局是让德宗罢免。

    历史上这几个人，哪个不是英雄，人中豪杰！但他们都不免被功名牵累，何况那些不如他们的人呢？文臣以运筹之才辅国。武将凭决胜之勇定邦。人们成就功名的欲望就是为了得到这个名声，古往今来的贤卿大夫们很少去琢磨这道理，不去珍重自身。真是让人感叹激流勇退的人太少了！

    讽谏

    讽谏是一门艺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邹忌讽齐王纳谏的事例就是典型的代表。在中国历史上，不仅优伶可以讽谏，一般的大臣也可以讽谏，因此，中国有一个源远流长的讽谏传统。

    中国有一个不成文的法令，即优言无罪，意思是说无论优伶说什么话，都没有忌讳，皇帝是不能将他治罪的。下面就是优旃讽谏秦始皇和秦二世的一个例子。

    秦始皇曾想造一个很大的苑囿，东到函谷关，西到雍陈仓。优旃说：“好啊！可以在苑囿里多放养一些野兽，假如强盗从东边攻来，用麋鹿去抵挡也就够了。”秦始皇听了这话，哭笑不得，后来因故放弃了，不再准备修这座苑囿。

    秦二世的时候，曾想给城墙涂上油彩，优旃又说：“好啊！即使陛下不说，臣子们也将提议这样做。为什么呢？把城墙涂上油彩，那有多好畦，对于百姓来说，虽然很劳苦、很破费，但是多好看呀！涂了油漆的城墙富丽堂皇，敌人来了，爬不上来，既使想接近城墙，也容易被油漆粘住，城池可以说是固若金汤了。这比挖地窖要容易得多。”秦二世听了大笑，就放弃了油漆城墙的打算。

    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有正义感的优伶往往借助优言无罪这个特殊的便利条件向皇帝进谏，并屡屡取得别人所无法取得的效果。优旃、优孟、东方朔就是这类人物中的典型代表。

    元朝脱脱执政时，有一位神童前来进见，自称会作诗。脱脱随手一指，让他以挑担子为题赋诗一首，童子当即作出一首绝句，诗云：“分得两头轻与重，世间何事不担当？”这首诗是平淡无奇的，但却大有深意，意在是讽刺脱脱做事不能权衡轻重。

    脱脱执政的时代，是一个十分艰难的时代。朝政混乱，盗贼蜂起，脱脱掌握国家大权，责任重大，如果没有顽强的智计来维持局面，很容易使事情败坏的。史书上往往称赞脱脱轻视钱财，远离声色，礼贤下士，恪守大臣的节操，具有古代贤相的遗风，但却被小人所迷惑，由于急于了结个人恩怨，以至亲自率军出征，结果是功亏一篑，被哈麻谗言陷害，死在淮安，国家也随之灭亡了。这是由于他平时不善于权衡事情的轻重，所以不能担当大任，这名神童的诗很巧妙地讽谏了他的这一弱点，可惜的是脱脱把它忽略了，没有悟出其中深刻而中肯的道理。

    我听人说，以“讽”为谏是一种十分高明的做法。那么，古代的大臣以忠言谏主为己任，直言尽忠，难道都不足为训吗？我认为不是这样的。如果说进谏之道重在“讽”的话，那么，在尧、舜时代，君臣之间相互问答唱和，有这样的事吗？没有。在夏、商、周三代鼎盛时期，大臣献计献策，君主训导臣下，是不是有这样的事呢？没有。上有圣明的君主，下有正直的大臣，君臣同心同德，举措得当，言语行动准确得当，即使有不足之处，随时可以指出，加以匡正，无不顺应民意，哪里用得着“讽”呢？之所以有“讽”，是出于不得已才这么做的。况且，所谓的“讽”，必须是旁征博喻，故意地绕着弯子讲道理，甚至有人花言巧语地进行莫名其妙的诡辩，大多类似于优伶给人开心逗闷的把戏，哪里是大臣侍奉君主、谈经论道的方法呢？凭着朝廷宫殿的无比的尊严，天子的赫赫威势，却动辄以讽刺进谏。朝廷上岂不成了上演滑稽戏的勾栏瓦肆？然而，用什么办法来取代这种做法呢？答案是：言谈微中，可以解纷。倘若使进谏的人懂得因势利导，有什么错误不能得到挽回和补救呢？孔子说自己选择讽谏，是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混乱局势有感而发的，并不是教导人们一概地将这一方法运用于开明盛世。

    贤妻良母，功不可没

    对男人最有影响的女人是母亲和妻子。母亲对儿子的影响是在早年，对于儿子的个性的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母亲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儿子的性格，甚至决定了儿子的命运；而妻子的影响则不同，妻子往往很难改变丈夫早年形成的性格，但对丈夫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有时却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可以这样说，好的母亲塑造了一个男人的性格特征，好的妻子塑造了一个男人的行为方式。一个男人如果早年有好的母亲，婚后有好的妻子，也许他的生命已经成功了一半。另一半，就靠自己的禀赋和努力了。

    隋文帝杨坚像

    独孤皇后是隋文帝杨坚之妻。她出身北周的名门望族，其父亲是北周的大司马，姐姐是周明帝的皇后，长女又是周宣帝的皇后，这样的人家，可谓“贵戚之盛，莫与为比”，确实是当世无双的。但她却没有丝毫骄傲之气，相反，倒是能柔顺恭孝，谦卑自守。在隋文帝杨坚登基前后，始终如一，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不可多得的相夫教子的贤内助。

    当初周宣帝死后，杨坚以外戚身份辅佐幼主，实际上他已完全掌握了朝政，与皇帝已经没有什么区别。文武百官也趁此机会讨好他，劝谏谋划。让杨坚以接受禅让的形式登基称帝，建立新朝代。在这关键时刻，独孤皇后也看清了形势，觉得如果不按照群臣的意思去办，将会使得天下大乱。于是，她派人敦促杨坚说：“大势已定，你没有犹豫的必要，当断不断，自取其乱，你不必退让，努力吧。”杨坚在她的鼓励之下，终于接受禅让，建立隋朝，自己也逐渐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开明皇帝。

    隋朝初年，南朝的陈国尚存，皇帝并不是高枕无忧，加之边患不断，百废待兴，因此，创业是十分艰难的。为了更好地辅助皇帝，独孤皇后常常陪同上下朝，并在后庭等候，每每发现政有所失，便随时匡谏。她的许多建议，对于朝政多有裨益。独孤皇后深明事理，有一次突厥商人带来一箧明珠。价值八百万，幽州总管阴寿劝皇后买下为自己所用。独孤皇后当即表示：“这不是我所需的，当今戎狄屡屡侵略边关，将士疲劳，不如用这八百万分别奖赏有功的将士。”这件事使文武百官倍受感动，从此大家都敬重皇后，连杨坚这位皇帝也敬畏三分。

    独孤皇后不仅尽心尽力地相夫，对族人和子女要求也极严格。她常告诫各位公主说：“周家公主，类无妇德，对公婆无礼，离薄人家的骨肉，才使自己的江山不能万世永固。这等不孝顺的事和作为，你们当作教训应时刻警记。”

    外戚干政乱政，也是中国历史上常见的弊病，这与皇后的态度是息息相关的。独孤皇后在这方面处理得就十分谨慎，也很有分寸。她的表兄弟大都督崔长仁犯法当斩，隋文帝因为皇后的缘故，想赦免崔长仁的死罪，独孤皇后知道后，当即制止，疾言厉色地对他说：“国家大事，怎么能只顾私情而枉法呢！如果这样，天下岂不是就要无法可依，民心大乱了吗？”崔长仁最终被处死。

    当时朝野之上对皇后的评价很高，史书记载说：“每与上言及政事，往往意合，宫中称为二圣。”由此可见独孤皇后在隋朝初建帝业中的作用。《后汉书》的作者范晔评论说：“家道正则化行天下，由近及远，自家刑国，配天作合，不亦大乎！兴云是系，不亦重乎！”的确，尽管隋朝没有传之久远，但独孤皇后的功德还是不可埋没的。

    如果说独孤皇后是好的妻子的话，那么，杜太后就是好的母亲。

    杜太后是北宋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的母亲。她的出身虽然并不高贵，但由于她目睹了战乱年代的皇权变更，对政治更迭深有感触。所以，她对于赵宋政权的建立和稳固都起过一定的作用，甚至赵光义能成为皇帝也是由于杜太后的遗命。

    公元960年（北宋建隆元年）1月，赵匡胤在赵光义、赵普等人的协助下发动了陈桥兵变，当使臣楚昭辅向赵匡胤的母亲报告说“点检已作天子了”时，赵匡胤的母亲说：“吾儿素有大志，现在果然当了天子，这本是意料之中的事。”

    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尊自己的母亲为皇太后。在堂上向母亲行礼叩拜，众人都一起向杜太后表示祝贺，君臣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只有杜太后并没有显出十分高兴的样子，左右大臣对杜太后说：“臣等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叫作‘母以子贵’，现在您儿子作了天子，您怎么不高兴呢？”杜太后说：“我也听说过一句话，叫作‘为君者难’，天子位居亿万士民百姓之上，如果治国有道，那么当天子是很尊贵的；倘若无法掌握大权，那么到那时不想作天子，只想当个匹夫百姓也是不可能的，那是会有杀身之祸的。所以我为我的儿子担忧，心中不快。”赵匡胤听了她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深为母亲这种居安思危的精神所感动。

    杜太后亲历乱世，对兵变夺权、朝代更替深有体会。自从宋太祖赵匡胤当了皇帝之后，她时时刻刻都在思考如何才能使赵氏天下传之万世，不再像五代那些王朝如此短命。她帮赵匡胤决定国家大事，寻找可靠的辅政大臣，她主张让赵普为书记，并时常对赵普说：“赵书记多费心吧。吾儿没有经过这些事情，不懂得如何处理。”杜太后对自己的三儿子赵光义更是喜爱，从未对赵光义发过火，变过脸，赵光义每次出去办事，她总叮嘱说：“一定要和赵书记一起去才行。”只要赵光义远行，她总是翘首期待儿子按时归来。

    杜太后生病，自知将会一病不起。赵匡胤端汤送药，不离杜太后左右。当杜太后病危时，她命人叫来赵普，记下她的遗嘱。杜太后对宋太祖赵匡胤问道：“你知道你是怎么得天下的吗？”宋太祖赵匡胤痛哭失声，不能回答。杜太后再次催问。宋太祖赵匡胤说：“都是托祖宗和太后的洪福。”

    杜太后说：“你说的不对！你能夺取天下，正是由于柴世宗柴荣传位给幼子，让小孩统治天下，大臣离心，不再为其出力。如果周有年长的君主继位，你还能作天子，得天下吗？你和光义都是我的亲生骨肉，你死以后要把皇位传给你的弟弟，天下太大，事务太多，天下能立长君，是社稷之福啊！”

    宋太祖赵匡胤哭着叩头说：“我怎敢不听母亲的教诲。”

    杜太后又看着赵普说：“你也一起记下我的话，不得违背。”赵普在杜太后的榻前记录下了杜太后的遗嘱，并在纸末尾写上“臣普记”。宋太祖将杜太后的遗嘱放到金匮中收藏起来，命可靠的太监保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金匮之盟”。

    至于赵光义是如何即位的，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甚至对于“金匮之盟”也有异议。但这些还是留给历史学家去考证吧，我们应当看到的是，一位贤良的母亲，对于后代是如何的重要。

    在传统社会中，以贤妻良母来评价女人，是有其社会历史根源的。因为女人很难直接参与家庭以外的社会活动，所以，她们的社会价值往往要通过儿子和丈夫体现出来。俗话说的“母以子贵”，“妻以夫荣”，便是这种观念的极好的体现。其实，这种观念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消失，例如，现在流行这样的话，叫作“男人通过征服世界而征服女人，女人通过征服男人而征服世界”，说的仍然是“母以子贵”，“妻以夫荣”的意思。然而，即使在传统社会，女人也决不仅仅是男人的附属物，女人无法自己到家庭以外的社会上去实现自己的影响，就将所有的经历投放到了家庭之内，放到了孩子和丈夫的身上，因此，在这一意义上，说女人塑造了男人也并不过分。

    忠谨之道

    为人臣者有三忌：一是功高震主；二是权大欺主；三是才大压主。据说，这是无数人宦海生涯的经验总结，谁若犯了这“三忌”，重则身首异处，甚至全族覆灭，轻则削职为民，困顿终生。

    人言官场险恶，官场如战场，其实并不尽然，其主要条件应看处于什么样的朝代，得遇什么样的君主，更主要的还是自己的态度。以曹操之“奸”，尚有许多人忠诚于他，尚有许多人在他手下得以善始善终，何况奉事别的君主呢？由此看来，官场杌诈，宦海“三忌”，都是存在的，但也不是绝对无法避免的。至于如何避免，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在历史上犯了“三忌”的忠臣良将固然大有人在，但只要得遇明主，又能恰到好处地处理自己和君主的关系，还是完全可以善始善终的，这样的人也为数不少。唐初的宰相房玄龄就比较典型。

    房玄龄做了近二十年的太平宰相，是一位至忠至勤的能相，其善始善终，尤为难得。

    房玄龄生于公元579年（北周武帝建德八年），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人。曾祖和祖父都曾在北魏和北齐为官，父亲房彦谦，是当时的著名学者，与朝野之间的才俊多有交往。他虽长期在隋朝做官，但以他的政治敏感觉察到隋必定长久不了，就想辞官不做。在任上他曾积极地为民众谋福利，深受当地群众的爱戴。

    房玄龄出身于这样的家庭，自小耳濡目染，受到了这种气氛的长期熏陶，逐渐确定了治国安民、造福民众的志向，也培养了他的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还是在隋文帝时期，大多数人都称颂隋朝的功德，房玄龄却看出了其中潜藏的危机。他说：“隋朝本是篡夺了人家的权位，对百姓并没有建立什么功德，并未扎根人心的深处，只不过一味欺骗百姓而已。现在兄弟之间又互相争夺皇位，贵族们竟相享乐，又在内部互相勾心斗角，甚至骨肉相残。这样的王朝，其灭亡是跷足可待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房玄龄的看法是极有预见性的。

    房玄龄的个人品德也极为人们所称赞。他是一位孝子，就是对继母也是至孝。继母病了，他请医抓药，每当医生过门，他都哭泣着垂手侍立；继母死了，他居然因伤心而不能尽食，以至骨瘦如柴。对父亲就更不用说了，他的父亲卧病一百多天，俗语说，“床前百日无孝子”，房玄龄却能始终如一，在服侍父亲的时候，从未脱衣睡过觉，都是合衣而卧，其尽心尽意，是可以想见的。房玄龄的这种个人品德，对他日后有大的成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时，隋朝的吏部侍郎（专管选拔调整官吏的人事工作）高孝基就评论说：“我见过的年轻人多了，从未见过像他这样的人，房玄龄将来一定会成为了不起的人。”

    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之时，房玄龄正任隋朝的隰城（在今山西汾阳）尉。李渊派其子李世民（后来的唐太宗）带兵去平定渭水以北地区，房玄龄经过分析比较，认为隋朝灭亡只是迟早的事，而在诸支起义军中，唯有李唐政权深明大义，极得民心，又能礼贤下士，将来必定能据有天下，于是，他就毅然抛弃了隋朝的官位，投奔了李世民。当时，李世民距他有八百里之遥，他“杖策谒于军门”，拜见了李世民。一谈之下，大为投机，李世民即委以渭北道行台记室参军的重要职务，把他当做重要谋士看待。从此，李世民与房玄龄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此后的三十多年中，两人密切合作，使李世民成为一代明君，房玄龄也成为一代名相。

    房玄龄像

    房玄龄跟李世民一起参加了许多次战斗，在平定隋朝大将王世充的战斗中，房玄龄积极出谋划策，为取得这场关键性战役的胜利立下了功勋。在战斗的间隙，房玄龄陪同李世民去拜见一个叫王远知的道士，据说这王远知道行高深，能上知一千年，下知五百年，是一位高人隐士。他们化装成普通人，“微服”私访，那王远知却一看即知，告诉李世民说：“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从这以后，房玄龄更加尽心尽力地辅佐李世民，坚定了他追随李世民，辅其为天下英主的意愿。

    李世民因赫赫战功而被封为秦王，又官居唐朝特设的“天策上将”，势力很大。李世民还极其善于招揽人才，在秦王府中，就有所谓的“十八学士”。房玄龄、杜如晦多谋善断，陆德明、孔颖达精通经学，姚思廉擅长文史，虞世南以书法名世，其余十数人也是当时的人杰才俊。在这“十八学士”当中，房玄龄据其首。在秦王府的十多年中，为秦王李世民招致人才，是房玄龄的重要任务之一。

    《旧唐书·杜如晦传》记载，起初，杜如晦做李世民的兵曹参军。其职责是帮助训练士兵，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位。后来。秦王府中的人派往各地的越来越多，杜如晦也要被调到外地去。房玄龄听说了，赶忙跑去对李世民说：“王府中的英俊才杰被调走的越来越多了，别的人我都不觉得可惜，只有杜如晦不能调走，他是个其智能识大局，其才可安天下的大才，您如果还想经营四方，取得天下的话，非此人不可。”

    李世民听了以后，十分感激地说：“如果不是您提醒我，我差点失去了这个人才。”李世民立即撤消了调令，重用杜如晦。以后以多年的实践证明，房玄龄的认识是正确的，杜如晦在评断大事上，极有见地。以致有了“房谋杜断”这一说法，意思是说房玄龄善建嘉谋、杜如晦能正确决断。二人密切配合，为唐代的安定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随李世民的东征西战中，房玄龄每到一处，十分注意搜集当地的民情习俗及前代的文献资料，为他以后制订决策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在平定各地的起义军以后，房玄龄被李世民封为临淄侯，升任为秦王府记室，掌管一切军政文书，有许多文件需要他亲自起草，他才思敏捷，文辞优美，气度恢宏，史书上称他“在秦府十余年，常典管记，每军事表奏，驻马立成，文约理瞻，初无稿草。”

    后来，太子李建成在唐高祖李渊的支持下与齐王李元吉联合，共同迫害秦王李世民，企图除掉他，以免将来生乱。一次，李建成请李世民赴宴，于酒中置毒，李世民饮后腹中暴痛，被送回家里，呕血数升才保住了性命。还有一次，李建成借陪父皇打猎的名义，特意为李世民准备了一匹烈马，等到李世民骑马追逐一头麋鹿时，烈马狂性发作，把李世民甩出了一丈多远，差点摔死。后来，李建成又与李元吉密谋，准备在替李元吉出征饯行的宴会上杀死李世民。兄弟相残已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房玄龄极力主张当断则断，先下手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在房玄龄等人的极力促成下，李世民在秦王府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在玄武门埋伏兵马，趁李建成上朝之机杀死他。在“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杀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自己当了太子，不久又当了皇帝。

    公元630年（贞观四年），即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以后第四年，房玄龄被提升为尚书左仆射，行宰相之职，在其后的近二十年中，他一直连任相职，直至七十岁病逝。

    在任相职期间，房玄龄可谓至忠至勤，而且成绩卓著，堪称能相。史书上这样称赞他：“任总百司（总管政府中的各个衙门），虔恭夙夜（日日夜夜地谨慎虔诚地处理各类问题），尽力竭节，不欲一物失所（不让一件事办不妥当）。”

    在选拔人才方面，房玄龄十分谨慎。唐太宗曾经说过：“选用官吏是一件不可掉以轻心的事，用一君子，则许多君子就会慕名而来；若用一小人，许多小人也就会钻营而来。”在这一点上，房玄龄对唐太宗极其赞赏。他知人善任，常向太宗推荐合适的人才，委以重任。太宗的太子李治府中有一位太子右卫率（主管太子的保卫），名叫李大亮，房玄龄很看重他，说他为人耿直，有西汉忠臣王陵、周勃的气节，可以委以重任。不久，李大亮就被任命为房玄龄的副手。房玄龄在用人方面，既不拘一格，又不求全责备，能够扬其长而避其短。但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他也宁缺勿滥，决不做滥芋充数之举。如管理财政申报开支的部门，很长时间没有人选，但房玄龄认为这个部门关系到“天下利害”，是“民力所系”的地方，“宁虚其位，而不以与人”。他这样做，有时会招致别人说闲话，评论他在授权方面十分吝啬。但他为了国家的利益，对于个人的声誉，从不计较。

    对于朝廷上的一些烦事，他几乎事无巨细，一概过问，不仅定期审查吏治、司法的得失优劣，甚至连宫室的营选、武库里的存储数目，他都要一一过问。史书说他“事无巨细，咸当留意”，其认真负责的精神，着实令人感动。

    在对李世民的进谏方面，他也做得很突出，虽未能象魏征那样屡屡犯颜直谏，也能坦陈己意。其实，魏征对他也是很佩服的，魏征曾经说过，在事必躬亲、言无不尽方面，自己不如房玄龄。一次，唐太宗忽然问周围的大臣说：自古以来，草创开国的皇帝，把皇位传给了子孙，多出败乱的原因何在呢？房玄龄直言不讳地说：那都是因为皇上宠爱子孙，而子孙生长深宫，自幼享惯富贵，不识人间情伪，不懂国家安危，不能磨炼才干的缘故。

    唐太宗也有过不少荒唐之举，如对高丽发动战争，不仅给高丽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本国人民带来了惨重的损失，在多年的战争中，仅战马一项，就损失了十之七八。公元648年（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又要侵犯高丽，当时房玄龄已重病卧床，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给太宗上书，并对儿子们说：“当今天下安静，各得其所，唯有东征高丽，必会成为国家的大患。我虽不久人世，但知而不言，也会衔恨入土，死不瞑目。”太宗览表以后，十分感动地说：“此人危笃至此，尚能忧我国家，实在是难得啊！”

    房玄龄心地一片赤诚，为人胸怀宽广，善于团结同僚，容易与人共事，并且注意发挥别人的长处。如经他推荐的杜如晦，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史书上称他，“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房玄龄就注意发挥他善于决断的长处，每和太宗有所谋划，都要等杜如晦前来定断，用房玄龄的话来说，就是“非如晦莫能筹之”，而杜如晦的很多看法，往往与房玄龄不谋而合。“房谋杜断”，相得益彰，他们两人的密切工作，与勾心斗角的官场习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成为流传不绝的佳话。

    房玄龄自幼就爱总结前朝灭亡的教训，因而在任相职期间，他主持编篡了对各类图书的搜集整理，以及《晋书》以下至隋的六朝史的编写。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唐太宗问房玄龄道：“为什么历史上修的本朝国史，都不让皇帝本人亲眼见到呢？我想看看你主持修的国史，不知是否可以。”房玄龄说：“国史应据实而写，这样就必定会写到皇帝不好的地方，有时还会加以抨击，理当不让皇帝亲眼看到。”唐太宗反复解释，说要看国史并无他意，只是为了鉴戒自己，房玄龄这才同意让他看。

    公元648年（贞观二十二年）房玄龄病危，太宗不断派人看望，并亲去探望，并于房玄龄临死前与他握手叙别。房玄龄死时，“太宗对之流涕”，足见君臣感情之深。

    房玄龄能善始善终的原因有三：一是极早投奔李世民，历史清楚，无查不清的问题；二是他至忠至勤，李世民确实离不开他；三是他虽有大权，但绝对构不成对李世民的威胁，多是办理事务，为李世民提供咨询，并无独挡一面的真正权力。有这三条，只要不是生于桀、纣之世，就能保全首领，生逢明君，则可成就一番事业。

    太平天子易做，太平宰相难当，概因伴君如伴虎也。但房玄龄稳稳地当了二十年的太平宰相，且身后哀荣无限，这也算是中国仕宦史上很少见的情形了。

    奇人李泌

    在唐朝，李泌是一位奇人。他既当过隐士，又当过宰相，在风云激荡的唐朝中叶，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实属难能可贵。

    据史书记载，李泌在唐朝，前后侍奉过三个君主，多次在父子骨肉之间巧妙周旋，弥缺补漏，救危扶难。世上很多人把他比做汉代的张良，其实李泌所处的境况与张良相比更为复杂和棘手。因为张良遇到的是豁达大度的贤君，而李泌所遇到的都是性情多疑且萎靡不振的中才之主，要想在这些君主中取得平衡，没有超人的才能是无法做到的。

    唐德宗时，有人密告大长公主淫乱，并且以巫术咒人。唐德宗听后大怒，将大长公主幽禁在宫中，并严厉责备太子。太子因此请求与萧妃离婚。唐德宗一时拿不定主意，便召见了丞相李泌，把这件事对他讲了，想听听他的意见。并且对李泌说：“舒王近来已有很大长进，孝敬、友爱、温良、仁义，是不是可堪造就呢？”

    李泌说：“陛下只有一个儿子，为什么要将他废掉而另立一个儿子呢？您想一想，陛下对自己的亲生儿子尚且怀疑，又怎么能相信别人的儿子呢？舒王虽然孝敬，但是，从今以后，您可要心中有数，不要指望他对您孝敬了。”德宗说：“你违背了我的意思，难道你不爱惜你的家族吗？”李泌说：“我正是因为爱惜我的家族，所以才不敢不把话说完。如果我贪图一时的恩宠，对您委屈求全，您将来必定反悔，必定埋怨我说：‘我任用你为宰相，当时竟不力谏，才把事情弄到这个样子’，因此，您将来一定要杀我。我老了，残年不足惜，但如果杀了我的儿子，立我的侄子为继承人，我未必能享受到今天的祭祀了。”于是痛哭流涕。

    德宗也流泪说：“事情已经这样了，您说该怎么办呢？”

    李泌回答说：“这是一件大事，希望陛下慎重行事。自古以来，父子相疑，没有不亡国灭家的。难道陛下不记得建宁王是怎么被杀的吗？”德宗说：“建宁王叔确实是冤枉的，只是肃宗太性急了。”李泌说：“我过去因建宁王被杀而辞去了朝廷的官职，发誓不再到天子身边做官，如今又当上了陛下的宰相，又要亲眼看到了类似的事情发生了。当时，先帝（指代宗）自从建宁王被杀以后，常怀危惧之心。在我临别那天，我为先帝朗诵了《黄瓜台辞》，肃宗感到后悔，流了泪。”

    德宗听了李泌的这番话，心绪稍稍平缓了一些，问道：“大唐贞观、开元年间，全换了太子，为什么没有灭亡呢？”李泌回答：“从前，承乾（太宗所立的太子）想谋反，事情被发觉了，太宗派他的舅舅长孙无忌与朝廷中的几十个大臣审问他。真相大白后，当时还有人求情说：‘希望陛下不失慈父之爱，让太子留下一条性命。’太宗同意了，并废黜了魏王泰。现在，陛下既然已经知道肃宗性急，也认为建宁王的死是冤枉的，臣感到很庆幸，因为陛下能够明察秋毫，希望陛下能够以此作为前车之鉴，审慎再三，悉心考察，一定会看到太子没有什么阴谋不轨的行为。他如果真的有不法行为，愿陛下按照贞观年间的法来处置他，废黜舒王，立皇孙。那么百代之后，执掌天下的人还是陛下的子孙。至于开元时，武惠妃诋毁太子李瑛，后来李瑛兄弟被杀，国人都感到怨愤。这是今后的帝王应该引以为戒的，为什么还要效法呢？况且，太子住在宫中，并未接触过外面的人，也没有干预过外面的事，怎么会有异心呢？那些向您进谗言的人，极为狡诈，即使有像晋愍怀那样的亲笔信，有太子瑛穿的兵甲那样的证据，也是不足信，又怎么能因为妻子的母亲有罪就受连累呢？幸亏陛下把此事告诉了我，我敢用我的整个家族来为太子担保，太子不会有谋反之心。假使让从前的杨素、许敬宗、李林甫之流来听从您的旨意的话，那他们就会是为舒王得到天下而定策的人了。”

    德宗说：“听了您的话，我想把这事缓一缓，等到明天再考虑吧。”李泌抽回自己的笏板向德宗叩拜，哭着说：“这样的话，我知道陛下的父子将慈孝如初。可是陛下回到后宫以后，一定要自己一个人审思，不要把这些意思露给身边的侍臣。如果泄漏出去，他们去会就告诉舒王，那么太子就很危险了。”德宗说：“我明白你的意思。”

    又过了一天，德宗来到了延英殿，单独召见了李泌，哭着对李泌说：“如果没有你一番真诚的劝说，我今天后悔也来不及了。太子敦厚仁义，确实没有别的企图。”李泌叩头向皇上庆贺，并借此机会请求皇上让他告老还乡。

    太子的废立，外人是很难发表意见的。如果争辩得不力，无法使皇上回心转意；如果争辩得太过，则可能激起皇上的怨愤。历来当皇室亲族内部、骨肉之间发生矛盾、彼此猜疑的时候，大臣们大多以沉默来保住自己的官位，使自己不至于因为选择失误而丢掉了官职乃至脑袋，这样的人固然是不值一提的；即使有一两个敢于说话的大臣，也可能因为触犯了皇帝的痛处而招来祸患，最终对于保护皇储的地位也起不了什么好的作用，哪里比得上缄口不语更好呢？李泌在德宗盛怒之下，恳切委婉，言无不尽，始终以诚心来感动他，尤其是引用了不久以前建宁王被冤杀的例子，作为前车之鉴，做得更是巧妙极了。用皇上所能够明白的道理，反复劝谏开导，终于使德宗回心转意了。

    也许，只有李泌的身份、资格和经历才能使皇帝听从他的意见，换了别人，恐怕就不一定是这个结果了。诚谏，是要有一定的条件的，否则，诚谏便成了卖直取忠、陷君主于不义，就会有杀头灭族之罪。

    古代谁在监督“皇帝”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君主是否能够纳谏，确实是一个朝代的政治是否开明的重要标志，因此，有远见的士大夫往往十分注重进谏和纳谏的问题。诸葛亮在他的著名的《出师表》中就曾以披肝沥胆的心情来规劝后主纳谏，他说：“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先汉（西汉）所以兴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东汉）所以衰败的原因。先帝在世的时候，常常和我谈到这件事，没有一次不对桓帝、灵帝（东汉末期的皇帝，任用外戚和宦官）表示嗟叹、痛恨。侍中郭攸之、尚书陈震，长史张裔、参军蒋琬等人，这些都是一些坚贞、诚实的人，是一些能够以死报国的臣子，希望陛下来亲近他们，信任他们，那么，蜀国的兴旺，就指日可待了。”这一段话，几乎成了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的典范。

    公元806年（唐宪宗元和元年），著名的大诗人元稹被宪宗任命为左拾遗，这个官名本身就很有意思，就是拾遗补缺之意。元稹是一个较为关心民生疾苦的人，他就谏官的职任问题上书皇帝，他在奏章中说：“过去，太宗任命魏征为谏官，自己无论宴饮游观，还是寝息就餐，时时刻刻都让他们跟随在身边，还命令三品以上官员入朝计议重大政务的时候，一定要派遣一位谏官跟随，以便检验各种议论的优劣，当时天下政治修明，与这有很大的关系。现在的谏官，其状况就不同了。首先，不能得到圣上的召见，其次，不能参与当前的政务，只是跻身于朝班的行列之中，按时上朝拜见圣上罢了，谏官不能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实际上形同虚设。希望陛下在延英殿召见谏官时，让他们尽其所能地发表意见，而不要将他们安置在谏官的职位上又对他们弃置不顾，并且疏远贱视。”

    元稹像

    唐宣宗读了他的奏章，似有愧意。不久，元稹再次上疏，他在疏中说：“在政治修明与祸乱危亡的初期，都肯定是有苗头和迹象的。疏通直言进谏的道路，拓宽接受意见的范围，这是政治修明的萌芽。喜欢阿谀逢迎，被自己亲信的人蒙蔽，这是祸乱危亡的迹象。自古以来，在君主继位的初期，肯定会有敢于直言进谏的人士，从而奖赏他们，君子便愿意奉行他们的理想，小人也就不敢做奸邪之事了。如果能做到这些，那么上下之志相通，上下之情畅达，即使不打算政治修明，能够办的到吗？如果君主抵制直言上谏的人士，从而惩罚他们，君子便会藏身隐退，缄口不言，但求明哲保身，小人便会曲意迎合，从而窃居君子的地位了。像这个样子，要办的事情就是近在十步之内，也完全有可能做出欺上罔下的勾当来，即使不打算招致祸乱危亡，能够办得到吗？”“在太宗刚刚执政的时候，大臣孙伏伽就一件小事进谏，说得很有道理，太宗大喜，便重重地奖赏了他。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谈论政事的人就多起来，而且唯恐自己讲的不够深挚切实，从来不曾有人担心触犯忌讳。这是太宗认为顺心适意的是小事，而国家危亡的祸殃才是大事的原故。”

    元稹还直言不讳地说：“自从陛下登基以来，至今已满一年，没有听说过有人受到孙伏伽那样的奖赏。我等在谏官行列中聊以充数，空费时日，不能够得到陛下的召见，每当站进朝班的行列位次之中，屏住呼吸，曲身行礼，连抬头看上一眼都没有胆量，又怎么能顾得上议论得失、诤言进谏？在皇帝周围供职的人尚且如此，何况其他职位疏远的臣下呢！我真是为陛下感到忧虑啊！”

    元稹虽有忠诚之心，但大厦将倾，不可力挽，唐朝已经开始走向无可挽回的衰落，他虽有此心，却无回天之力。

    中国古代的制度是封建制度，中国古代的舆论监督也不像今天民主社会言论自由的舆论监督，然而，中国古代的谏官制度却又是十分有效的。为什么呢？在传统观念中，“势”之上还有道，道虽然没有“势”的政治势力，但“势”也没有“道”的精神权力，“势”只有按照“道”的指导行动才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因此，一介书生，虽然手无寸柄，只要据“道”力争，也会使“势”在正义面前低头。这是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社会的运作方式决定的，也是我们的基本传统，直到今天，这一传统还是发挥着潜在的影响。

    对宗教狂热反省

    孔子是不是神，真是有些说不清楚。应该说，孔子不是神，因为儒家本来就不相信神，不像道家尤其是道教那样尊崇神，制造神。但是，孔子又是圣人，是“大成至圣文选王”，到处有孔子庙，历代都供奉孔子像。儒家有时也被称为儒教，因此，孔子在一定意义上也具备了神的品格。

    但是，中国也有“洋神”。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真正成功地引入中国并融入中国文化的“洋神”是佛教的释迦牟尼。但佛教传入中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尤其是封建皇帝，有的尊佛，有的毁佛，佛教的兴衰与此密切相关，但佛教与儒家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也对佛教的兴衰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在这方面唐朝韩愈的观点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韩愈所处的时代佛教鼎盛，有佛寺五千三百八十五所，僧尼达十三万之众。佛教的盛行减少了财政收入，影响了人民生活，而且当时在思想领域，佛教已处于与儒家传统思想相抗衡的地位。唐元和十四年，正值凤翔法门寺扩建，寺内藏有文佛（即释迦牟尼）的指骨一节，三十年一开塔。迷信传说，开塔之年必定岁丰人泰。唐宪宗为祈求福祥，特派使节迎接佛骨。宪宗还将佛骨在宫中供奉三天，然后转到京城各寺递迎供养。一时京城上下都沉浸在拜佛的狂势之中。这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挺身而出，写了《谏迎佛骨表》，劝阻皇帝迎佛骨，下面是他的奏章。

    “臣韩愈上表：臣下我认为，佛不过是夷狄的一种法术而已。从东汉时候传人中国，是我们古代所未曾有过的。古时，黄帝在居王位一百年，享年一百一十岁；少昊居王位八十年，享年一百岁。颛顼居王位七十九年，享年九十八岁；帝喾居王位七十年，享年一百零五岁；帝尧居王位九十八年，享年一百一十八岁；帝舜和大禹都活了一百岁。那时天下太平，百姓生活安定快乐，寿命很长，然而那时的中国却没有佛。此后，商汤也活了一百岁，汤的孙子太戊在王位七十五年，武丁在王位五十九年，古代典籍都没有说他们寿数的极点，推求他们的年岁，大概也都不少于一百岁。周文王活了九十七岁，周武王活了九十三岁，周穆王在位一百年，这时佛教也没有传人中国，并不是因为供奉佛才获得这样的长寿的。

    汉朝明帝的时候，开始有了佛教，可是汉明帝居王位却只有十八年，从这以后，战乱败亡相继而至，国运福祚不能长久。宋、齐、梁、陈、北魏以后，供奉佛灵日益恭敬，国家存在的年代更加短暂。只有梁武帝在王位四十八年，曾前后三次把身舍给佛，宗庙的祭礼不用牲畜，一天只吃一顿饭，只吃蔬菜和水果。以后竟然被侯景所逼迫，饿死在台城，国家不久也就灭亡了。供奉佛灵本为求福，却变成了祸患。由此看来，佛灵并不配让人供奉，也就很清楚了。

    韩愈像

    “唐高祖李渊接受隋朝王权时，就商议废除佛法，当时的群臣才能不高，见识不远，不能深刻地了解古代今天的事宜，不能推行阐发皇上的圣明而匡救时人崇信佛教的弊病，这件事被搁了下来。我常常为此感到遗憾。如今，您是一位聪明神圣能文能武的皇帝，您那神圣英武的美德，数千百年以来，也没有谁能跟您相比。您初登王位的时候，就不许人做和尚、尼姑、道士，又不准建造佛寺佛观。我常常以为高祖的旨意，必然能在您的手中得以实现。现在纵然不能立即实行，又怎么能放纵他们，反而使佛法更兴盛呢？

    “我听说您让众僧到凤翔去迎佛骨，您亲自坐在楼上看他们把佛骨抬到宫内，还让各佛寺一个接一个地迎接供奉。卑臣我虽是最愚笨的人，也必然知道陛下不会被佛法所迷惑，做出这样尊崇、信奉佛法的行动来祈求福的。只不过因为五谷丰登，家家快乐，您要顺从人心，为京都百姓安排一种怪异的观景和戏耍的场所而已。哪有像您这样圣明的君主，竞肯相信求佛这类的事呢？

    “但是百姓却愚昧无知，容易迷惑又很难使他们明白，他们如果看到陛下您这样做，将会认为您是真心的崇信佛，就都会说：‘天子这样的大圣人，还一心一意地敬奉和相信佛法，我们百姓是什么样的人呀，难道还应怜惜自己的身躯和生命吗？’于是他们就会燃香焚烧自己的头顶，或十人或百人结为一群，脱掉衣物，散发钱物，从早到晚，相互效仿。如果不马上加以禁止，还让佛骨轮流各个寺院供奉，那一定会有把胳膊砍下来，把身上的肉切下供养佛灵的人。他们伤害风化，败坏习俗，被四方的人传为笑谈，这可不是小事呀！

    “佛，本来是外国人，语言跟我们中国互不相通；服装跟我们也根本不同。嘴里不说我们古代圣王制定的合乎礼法的话，身上不穿我们古代圣王制定的合乎礼法的衣服，不知道国君和臣子的道义，不知道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情分。假如他至今还在，奉他们国君的命令到我国京师来朝拜，陛下您就是从宽优待他，也只不过是在官政殿接见他一次，赐给他一套衣服，派人送他出境而已，绝不会让他迷惑世人，更何况他已经死了很久，那枯干朽烂的骨头，不吉祥的残留的东西，怎么应该让它进入天子所居的宫廷禁地呢？孔子说过：‘要恭敬鬼神，但远离它。’古时候的诸侯在他的国家凭吊死者，还让巫觋们拿着桃木和篙帚驱除不祥，然后才进行吊祭。现在，无缘无故地迎接那种腐烂的东西，您还亲自去迎接它。不让巫祝先行，不用桃木、扫帚除恶，大臣们也不说这样不对，也不指责这种过失，我真替他们感到耻辱。我请求将这节骨头交给有关的主管部门，把它投到水里，扔到火中，永远断绝根本，也断绝了天下人和子孙后代的疑惑，使天下人都知道您这位大圣人的这番举动，超出寻常万万倍啊！这难道不伟大吗？不痛快吗？

    “佛如果真的有灵，能够兴灾作祸，所有的灾难祸都应加在我的身上，上天明察，我也毫不怨悔。我不胜激动，恳切到了极点，恭敬地奉献此表请您过目。我真是又惊慌又恐惧。”

    韩愈上表后立即被贬，但他并不沮丧，而是写下了这样一首著名的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敢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漳江边。”其中蕴涵的浩然的正气和不屈的精神千载之下犹令人感动，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的是，韩愈的辟佛并没有阻止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佛教终于以禅宗的形式在中国生根开花，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对中国的文学艺术和思想文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佛教这个“洋神”已经融入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变成了“土神”，因此，我们从佛教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可以看出文化传播的一些特点，也会从中受到一些启示。

    由明君到昏君

    后唐庄宗李存勖是中国封建皇帝的一个典型，一个由明君到昏君转变的典型。欧阳修专门写《五代伶官传序》，论述后唐兴起与灭亡的原因，认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指的就是后唐庄宗李存勖先是继承了先人的遗志，灭了燕国、后梁，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后唐，但不久，就因为自己的荒淫无道，使得后唐又迅速灭亡。我们看看下面的描述，就会知道后唐的灭亡是怎样地合情合理了。

    后唐主李存勖本来是个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但在灭了后梁之后，便宠信伶官，荒淫奢侈，滥杀大臣，暴虐无道。公元926年（同光四年），庄宗听信谣言，给枢密使郭崇韬安上了谋反的罪名，杀其全族。又听信伶官景进的谗言，诛杀了护国节度使、尚书令朱友谦全家。一时间，朝野上下，人人自危，藩镇诸将惟恐祸及自己，即使是下层的军官士卒，也惶惶不可终日。时局至此，李存勖灭亡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当时，戍守瓦桥关（今河北省雄县）的魏博镇士卒，因期满轮调回镇。魏博兵是后唐的一支精锐部队，战斗力很强。走到贝州（今河北省清河县）时，庄宗觉得邺都（今河北省大名县）兵力不足，如果他们回去以后发生变乱，恐怕不好收拾，于是就下令他们留在贝州，不准回乡。顷刻之间，流言四起，人心慌恐，大家不知所以。兵士皇甫晖率众哗变，杀死了统领自己的军官，胁迫受大家爱戴的军校赵在礼为首领，长驱南下，攻入邺都。变军推举赵在礼为魏博留后。

    庄宗听到了这一消息，立即派遣归德节度使元行钦率军进讨，不料交战即败。庄宗大怒说：“破城那一天，城中老少，一个不留！”元行钦率各镇的增援部队，再次进攻邺都，但因变军知道朝廷决不饶命，所以顽强守卫，所以再次遭到失败。这时，全国各地变兵四起，纷纷告急。庄宗迫不得已，只得让他平日猜忌的李嗣源率领亲军前往讨伐邺都叛军。

    后唐的侍卫亲军号称“从马直”，是由庄宗挑选勇士组成的，分为四指挥，总指挥使是郭从谦。郭从谦本是伶人，得到了庄宗的宠信，后来以军功升为指挥使。郭崇韬掌权时，郭从谦以叔父礼相事，而睦王李存义也收郭从谦为义子。后来二人被冤杀，郭从谦对此经常感到不平，他暗中以私财结交从马直的军校，准备替二人喊冤。

    后来，亲军在洛阳供给不足，军士王温策划兵变，因事泄被杀。一次，庄宗与郭从谦闲谈，开玩笑地说：“你过去曾经依附郭崇韬、李存义，现在又教唆你的士兵王温造反，你想干什么？”郭从谦本来就有此事，听了庄宗的话，更加忧惧不安。于是，他积极准备叛乱，暗中散布谣言，说皇上因为王温谋反的事，等到邺都平定以后，要把亲军全部坑杀。消息传出后，官兵上下无不人心惶惶，兵变一触即发，而此时庄宗对此全无知觉，反倒让他们出征，这无异于给了他们一次绝好的机会。

    李嗣源虽遭庄宗的猜忌，但忠于皇帝，并无异志。他率亲军渡河北上，来到了邺都，在城西南扎营，准备第二天拂晓进攻。可是，当天晚上，军营中就发生了兵变，从马直军士张破败率变军劫持了李嗣源，并向士兵们宣告说：“将士们追随皇上十年，身经百战，出生入死，终于得到了天下，可是皇上却恩断义绝，一味诛杀功臣勋旧。贝州的那些官兵，不过思念家乡，想回去看看，并没有别的意思，皇上现在竟不饶他们一死，发誓说破城之后要把他们全部杀掉！近来，从马直的几个弟兄吵闹，并没有谋反，皇上竞要把全队处斩。我们当初并没有叛心，只是怕死，现在看来跟随皇帝就是死。大家商量，愿意跟城里的赵在礼联合。击退各道军队，让皇上在河南当皇帝，让大帅李嗣源在河北当皇帝，做我们的统帅。”

    李嗣源听了这些话，极为惊恐，劝阻叛军，叛军不从。李嗣源说：“你们不听我的话，就随你们的意去做，我自己返回京师洛阳。”变兵们哪里肯听，操起兵器，把李嗣源围住，警告说：“我们这些人是一群虎狼，分不出谁尊贵，谁卑贱，大帅想去，恐怕走不了。”于是，叛军簇拥李嗣源等进入魏州。但魏州城里并不知道城外的这些变化，拒绝他们进城。变军首领皇甫晖首先出城迎击，张破败没有准备，结果被杀，征讨军也全部崩溃。等赵在礼弄清了真相，就率各级军官迎接李嗣源进城，向李嗣源叩头流泪，请求宽恕，说：“我们不知变化，愿听大帅的命令！”

    李嗣源见自己已成骑虎之势，无法脱身，只好假装答应。后来假托收抚散兵，出了邺都，李嗣源流着泪对各级将领说：“我明天就回镇州，呈递奏章，听候皇上的裁决。”大将霍彦威说：“这样恐怕不行，您是大军元帅，不幸被变军劫持，元行钦不战而退，他回朝廷后，一定拿您当借口来搪塞。您如果直接回镇州，岂不正应了‘割据土地，要挟君王’的话？眼下之计，不如日夜不停奔往京师，亲自面见皇上，或许可以洗清自己。”李嗣源听了这一番话，觉得很有道理，便答应了。

    李嗣源不想反叛，想说明实际情况，但屡次上表申诉，但都被元行钦拦截下来，无法达于朝廷。他焦虑不安，坐卧不宁。他的女婿石敬塘倒是个有智计的人，趁机劝他说：“事情的成功，是由于决断迅速，事情的失败，也是由于犹豫不定。世界上哪有上将跟叛军一同进入叛军的城池而将来能够永保平安的呢？大梁是天下之要会，请让我率三百骑兵发动奇袭。如果幸而能够夺到手，大帅就率主力急行东进，只有这样，才可以保全自己。”突骑指挥使康义诚也趁机说：“皇上生活荒淫，治国无道，全国早就怨恨不平。您跟大家站在一起，就可活命。您如果坚持效忠守节，恐怕难逃一死。”李嗣源思忖了一会，最后终于下定了决心，决定向各道将领发出命令，征调军队。李嗣源本来就是成德节度使、蕃汉马步军都总管，威望很高，所以河北诸镇纷纷拥戴，顺利渡河，不到半月，便南下进入了汴梁。

    起初，因变军四起，军心动荡不安，国库空虚，士卒不饱，谣言纷起。宰相们发觉情势险恶，都惶惧不安，就上疏说：“现在国库已空，宫库里却有大量储存，皇家各军将领士卒，连自己的父母妻子都养不活，如果这样下去，再不救济，恐怕军心生变。请陛下动用宫库来救活他们，等过了荒年，宫库里的财富还会回来的。”李存勖本已答应，可是刘皇后却不同意，她说：“我们夫妇身为君王，管理万邦，虽然依靠军队，但更是由于天命。既然天命在我，别人又能把我们怎么样！”李存勖听信了皇后的话。

    宰相见迟迟不见动静，又在便殿向李存勖口头奏报。刘皇后派人在屏风偷听，过了一会儿，她派人携带了一个梳妆台、三个银盆，还跟着三个年幼的皇子，从宫中出来，告诉宰相说：“人们都说宫里积蓄很多，其实不了解真相。各地进贡的东西，随手都赏赐光了，只剩这些东西。请您把他们卖掉、犒劳官兵吧！”宰相们见此情景。恐惧惶然，不敢再说。

    不久，庄宗听说李嗣源已率军南下，这才觉得真的出了问题，便出钱帛赏赐诸军。士卒们得到这些钱帛，并不感激，还破口大骂说：“我们的妻子儿女已经冻饿而死，现在要这些有什么用！”庄宗率军奔向汴梁。途中听说李嗣源已进入了汴梁，只得仓皇逃回。到荥阳时，兵士已逃走了一半。他再三温言抚慰士卒，答应给他们重赏。士兵们说：“陛下的赏赐来得太晚了，没有人会感谢圣恩。”李存勖无话可说，只是流泪而已。

    刚到洛阳，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便率众哗变，与京城驻军发生了混战。庄宗在乱兵中为流矢射中身死，左右全都逃散。庄宗过去的那些伶人收集走廊上的乐器，堆到庄宗身上，纵火焚烧，才使庄宗免遭尸骨暴露之灾。

    李嗣源随后进入洛阳，称监国，旋即帝位，是为后唐明宗。

    由明君到昏君，其转变何其速也！由兴国到亡国，其变化又何其自然！这中间真是富有戏剧性，尤其是后唐灭亡的过程充满了戏剧性，即使是富有想象力的戏剧家，也很难设想出这样的戏剧情节来，而在后唐的现实中，就活生生地演绎出来了。国家的兴亡，人事的成败，“非惟天时，抑亦人谋”，克服人性的贪卑，实是成就国事与人事的第一要义。

    政治和阴谋

    中国历史上的“谜”实在太多，尤其是由帝王将相导演，发生在宫廷里的“谜”。

    这些“谜”，与其说是谜，倒不如说是阴谋。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的政治，就是阴谋政治。不信吗？就请看看那些至圣先贤和明君贤相的话吧！大贤人孔子算是中国历史上最“疼爱”百姓的人。但他也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什么意思呢？无非是让统治者尽其所能地役使百姓，千万不要让百姓长脑子，否则。老百姓就不怎么听话了。看来，“脑体倒挂”也是中国的传统，让人长足了劲去干活，但不要让人思考怎么干活，为什么干活。那位道家的鼻祖老子可算是“无为”了，但他自己却大有作为，起码他教会了帝王们如何统治百姓，他说：“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掏空他们的思想，填饱他们的肚皮，削弱他们的意志。强健他们的筋骨，经常使人民没有知识，没有欲望。

    这岂不是把人当作动物了吗？其实，“治人者”并不讳言，他们把管理百姓叫做“牧民”，即像放牧牛羊一样地放牧百姓；把官名定作“州牧”，意思是说那是一个州的放牧者。封建统治者倒还真有实话实说的精神。

    唐太宗李世民可算得上是万世英主了，他时刻告诫自己的是：“百姓，水也；君王，舟也。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这句话被那些自作多情的酸腐文人们解释成唐太宗看到了人民群众无比巨大的力量，解释成唐太宗害怕劳动人民的无穷威力，这实在是一厢情愿。其实，唐太宗信奉这句话的目的，就是怎样想方设法地把“水”压住，让“水”永远翻不起大的波浪来！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封建君主的个人专制在政治方式上的表现只能是“人治”，而在这一时代产生的文化，也往往是为了“治人”。人治与治人，相互促生，相互转化，在这中间就产生了许多治人的方法，所以，中国立国久远，这些方法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望尘莫及的。外族人只要学到一点点，就足以建业立国、称雄为霸了！中国的智谋的确发达。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阴谋，尤其是历代宫廷，更是阴谋滋生的场所，也是阴谋的发源地！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诸侯纷争、胜者为王的时代，也是一个阳谋与阴谋混杂不分的时期。这时候的观念是：不管阴谋还是阳谋，只要胜了就是好谋。

    齐国的晏子是大名鼎鼎的，这个其貌不扬、身材短小的矮子，可谓才智非凡。他不仅留下了一部《晏子春秋》，还因善于劝谏齐王而名垂千古，他屡次出差，能够不辱使命，为国扬威，也算难得。但就是这么一位“正人君子”，也少不了要搞阴谋。

    一次，鲁昭公到齐国访问，齐景公想趁此机会发动外交攻势。让鲁国脱离和晋国的联盟而加盟齐国，所以，齐景公隆重地接待了鲁昭公。在宴会上，鲁昭公让叔孙舍做相礼，齐景公就让晏子做相礼。在齐景公的下边，站着三个铁塔般的勇士，他们是齐景公平时最宠爱的人。这三个往那里一站，把晏子就比下去了。他心中不忿，觉得这三个人在这里挡道，景公就不会认识真正的人才，人才也不会来。于是，就想把他们除掉。晏子眼珠一转，就有了主意。他对景公说：“主公种了几棵稀有的桃树，今年该结桃子了，我想去看看，摘几个桃子来给二位君主尝尝鲜，不知可否？”景公同意了，晏子就自己请求去摘桃子。

    晏子只摘来了六个桃子，对景公说：“桃子未熟，只此几个”，并行酒令，把桃子献到鲁昭公和齐景公的面前说：“桃大如斗，天下稀有，君王吃了，千秋同寿。”鲁昭公和齐景公一人吃了一个。晏子和叔孙舍相互推赞，都说对方辅佐君主有功，也各吃了一个。这样，就只剩下了两个桃子。晏子对齐景公说：“现在还剩下两个桃子，我想不如让下面的大臣各说自己的功劳，谁的功劳大谁就吃桃子。”齐景公同意了，晏子就传下令去，让下面侍立的大臣各表功劳。

    站在齐景公近处的三勇士性子最急，其中一个叫公孙捷的走出一步说：“在桐山打猎时，冲出了一只老虎，直向主公扑来，是我打死了老虎，救了主公的命，应该说功劳不小吧！”晏子说：“你救了主公的命，确实功劳不小，应该吃一个桃子。”晏子就请景公赏了他一个桃子，一杯酒，公孙捷拜谢退下。

    另一个名叫古冶子的大力士上前一步说：“打死老虎算什么，我跟主公渡黄河的时候，一头大鳄鱼咬住了主公的马，是我和那鳄鱼拚死搏斗，杀死了鳄鱼，才救了主公的马。”齐景公插言说：“要不是古冶子，别说我的马，就是我的命也保不住了。”晏子一听，忙让齐景公赏给古冶子一颗桃子和一杯酒。古冶子吃了酒，吃了桃子，拜谢而退。

    最后一个大力士叫田开疆，他一看两个桃子被前两个人吃光了，气得大声嚷嚷：“打死老虎、杀掉鳄鱼算什么，主公让我去打徐国，我杀死了徐国的大将，俘虏了五百敌人，连郯国和莒国都归附了我们，这样的功劳算不算大呢？与他们相比如何？凭我的功劳，能否吃到一个桃子呢？”

    晏子在一旁添油加醋地说：“开疆拓土，比杀虎斩鳄的功劳要大，只是桃子吃完，就让主公赏你一杯酒吧！”

    齐景公也说：“要论功劳，数你最大，可惜说得晚了！”

    田开疆十分生气地说：“我为国争光，帮主公打败敌国，反倒不如个杀虎斩鳄的人，还站在这里丢什么脸哪！”说完，拔剑自刎。

    公孙捷说：“我凭这么点功劳，竟也抢桃子吃，想想真是脸红，我也不活了！’’说完，也拔剑自刎。

    古冶子大叫道：“我们三个人是生死兄弟，你们俩死了，我还能活吗？”说完，也拔剑自刎了。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二桃杀三士”的故事。两个桃子，杀了三个盖世英雄，非桃之力，乃阴谋之功也。

    在中国历史上，因继位问题而留下千古悬案的，恐怕是宋太宗的登基之“谜”。在今天看来，这虽已成不解之谜，但根据当时的许多蛛丝马迹来推测，这恐怕是一场阴谋。

    宋太祖像

    宋太祖赵匡胤是个有着雄才大略的有为皇帝，在中国统一大业尚未完成，他自己也正年富力强，大有作为的时候，却于五十岁时突然去世，由他的弟弟赵匡义即位。史书这件事的记载，多有征引猜测。

    赵匡义是赵匡胤的胞弟，与赵匡胤不同，赵匡义因为有哥哥的经济支持而读了好多年的书，所以，他比哥哥少了许多武功，但在文采学识方面，却明显地优于他的哥哥。赵匡胤当后周禁军首领时，赵匡义就已进入核心，成为赵匡胤的得力助手。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拥立赵匡胤做皇帝的事件中，赵匡义是其主谋之一。因为拥立有功，赵匡胤也就十分重视他这个胞弟，有意栽培提拔，先把他任命为殿前都虞侯，领睦州防御使，后来又任命他为开封府尹。开封府尹是个十分重要的官职，在这一位置上，既可通上，又可达下，对于经营自己的势力，十分有利。赵匡义在这一位置上培植大批私人势力，这在他即位以后所任用的官吏中即可看出，而这些人也确实为巩固他的地位发挥了巨大作用。

    关于赵匡胤之死，官修的宋史均是语焉不详，原因恐怕是自宋太宗赵匡义以后北宋皇帝均是由太宗一支人继承有关。这些人既不愿说清事实，又不好胡编历史，最妙的办法就是绕过去。但一些非官方的记载和传说却很丰富。

    宋代有个叫文莹的山林老僧写了一本书，叫做《湘山野录》，其中记载了赵匡胤之死。说赵匡胤听信了一个术士的话，知道自己气数已尽，便召胞弟赵匡义人宫安排后事。当时，赵匡胤患病在身，他把宦官和宫人赶得远远地，自己和赵匡义对酌饮酒。宦官和宫人远远地看去，只见烛光之下，赵匡义时时避席而走，似有激动难忍之状，又像是推辞不受的样子，后来又见赵匡胤拿柱斧砍在雪地之上，大声对赵匡义说：“好做，好做。”最后，赵匡胤入内就寝，当夜留赵匡义在宫内住宿。刚入睡时，赵匡胤鼾声如雷，天还未明，便无声息。内侍急忙人内查看，只见赵匡胤已死去多时。

    还有的传说赵匡胤十分宠爱攻破后蜀得来的原后蜀主的花蕊夫人费氏，在赵匡胤死前的那天晚上，赵匡胤召赵匡义进宫问事，并留宫侍候。赵匡义见哥哥睡熟，就乘机调戏花蕊夫人。赵匡胤被惊醒，就用玉斧去砍赵匡义。皇后和太子闻声赶到，赵匡胤已气息奄奄，第二天清晨就去世了。

    关于赵匡义即位，也是众说不一。有人说他在灵前即位。有人说赵匡胤病危之时，派宦官王继隆召他的儿子秦王赵德芳来见，王继隆却跑到开封府，找来了赵匡义。皇后见王继隆回来，忙问：“德芳来了吗？”王继隆却说：“晋王（赵匡义）到了。”赵匡胤和皇后都大吃一惊，皇后哭着对赵匡义说：“我们母子的性命，都交给官家（皇上）了。”赵匡义安慰皇后说：“共保富贵，不必担忧。”

    还有一个“金匮之盟”的传说企图为赵匡义继承皇位作“合理”的注解，把子承父业变成兄终弟及的转化说成是维持赵宋王朝的要求。

    赵普是宋朝的开国功臣，深受宋太祖赵匡胤的宠信，但他利用职权，做了许多违法的事，赵匡胤知道后，就撤了他宰相的职务，到太宗赵匡义即位后，他仍郁郁不得志。于是他说出了一个“金匮之盟”的故事来，赵匡义按他说的地方去找，果真找到了这个“金匮”，发匮得书，果如赵普所言。

    据赵普说，早在太祖建隆二年之时，皇太后杜氏病危，曾召入赵匡胤和赵普，问赵匡胤说：“你知道这宋朝的天下是怎么得来的吗？”赵匡胤说：“自然都是靠祖宗和太后的功德了。”皇太后说：“不是这样，这是因为柴氏让幼儿寡母当执政的缘故。如果后周立的是一位年长的君主，你能把后周的天下得到手吗？你百年之后，应该传位给光义（赵匡义），光义再传位给光美，光美再传给德昭。你如果能如此传位，使北宋不至有年幼的君主，那是天下的大福了。”

    赵匡胤表示一定不违反母亲的指教，百年之后一定传位给弟弟。太后就让赵普当场记下这些话，作为誓书，并藏在一个金匣子里，交给一位可靠的宫人保管。

    但宋人已不相信这个传说，是否赵普想靠假造“金匮之盟”献上一功，博得赵匡义的重用，也未可知。但无论如何，赵匡义能在舆论上取得自己继位的合理支持，是十分高兴的。由此，烛光斧影中，“金匮之盟”内，宋太宗赵匡义即位遂成千古之谜。

    其实，从常理度知，就知这是一个阴谋。首先，如果太祖赵匡胤想传位给弟弟，在当时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公诸朝堂，没有任何阻碍，何必弄得这样鬼鬼祟祟，又是烛光，又是斧影，绝无必要。其次，那“金匮之盟”早就订好，何必要等赵匡义即位五、六年后才弄出来。赵普一直好好地在开封呆着，又不健忘，为什么不在赵匡义即位之时就公布出来，也好免去许多议论？由此看来，赵匡义夺了哥哥的位子，即便不是蓄谋将他害死，也是趁他生病之时伺机篡位，只是未像其他人那样笨拙，搞得血淋淋地罢了！

    其实，为了抢占权位，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战国时期的春申君“移花接木”的故事可谓一绝。

    春申君是战国四公子之一。他替楚王选了好几个女子，全没有生育过，为此事，他还真有点着急。他这心事，被他的门客李园看了出来，李园灵机一动，想出一个主意来。李园向春申君告假，回赵国老家一趟，过了限期才回来。春申君问他为何误期，李园说：“都是为了我的妹妹嫣嫣，她长得有几分姿色，连齐国人都来求亲，我只好在家招待了几天。”春申君一听，心想嫣嫣一定很漂亮，要不怎么连齐国人都知道赵国有美女呢？就表示出想收纳为妾的意思，没想到李园一口答应，把嫣嫣送给了春申君。嫣嫣果然漂亮，而且不出三月就怀了孕。

    一天，嫣嫣对春申君说：“你当了二十多年的国相，楚王一旦去世，必定要传位给他的兄弟，你得罪了那么多人，恐怕不能自保！”春申君一听，吓得从床上坐了起来，只是唉声叹气，却无办法。嫣嫣说：“我倒是有一计，不仅能免祸、还能得福，只是不好意思说出口。”春申君听得心痒，连连催促。

    嫣嫣说：“我今已怀孕，你如果把我献给大王，万一上天保佑，生个男孩，肯定能继位当国君，你的亲骨肉当了楚王，你还愁什么呢？这叫移花接木之计。”

    春申君听后，虽觉得未免有点那个，但为了权势，便把她献给了楚王。没想到嫣嫣不仅生了儿子，还是双胞胎，楚王就把大儿子册为太子。

    不久，楚王病重，春申君却是兴高采烈，只等自己的儿子当楚王了。一天，门客朱英来对他说：“天下有意想不到的福气，有意想不到的灾祸，还有意想不到的人！”春申君听他话里有话，就让他说明白点。

    朱英说：“如果大王去世，小王即位，您就是伊尹、周公，这是意想不到的福气；但国舅李园表面上对您十分恭顺，背地里却养着武士，为了他妹妹和他自己，他是不会放过你的，这是意想不到的灾祸；我替您去对付李园，免得您落在他手里，我就是意想不到的人了！”春申君说：“李园哪儿敢！”朱英笑道：“想不到您也是一位意想不到的人哪！”春申君没有听朱英的话，朱英跑到了别国隐居起来。

    过了十多天，楚王死了，李园叫人报告春申君，春申君一进宫，李园就命武士围上他说：“奉太后密令：黄歇谋反，理当处死。”就这样，春申君遭了灭族之祸。

    宫廷里真是充满了骇人听闻的阴谋，一个普通的人、正常的人是很难想象和理解封建宫廷里形形色色的阴谋的。其实，也不必大惊小怪。世界上有两个最不讲道德的地方，一是妓院，一是宫廷。妓院在社会的最下层，唯钱是图，连皮肉都出卖了，还有什么道理可讲；宫廷在社会的最上层，唯权是从，连灵魂都不要了，还有什么道德信义可讲？宫廷与妓院，虽处社会的两极，实有异曲同工之处啊！

    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在一定意义上讲是阴谋政治，如果能把这些阴谋“曝光”，放在光天化日之下，置于大众眼前，也许会使今人清醒一些，起码少一些所谓的神圣感！

    星象和占卜

    中国古代对于天象的变化是极为重视的。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观念中，天象的变化往往被看作是对人事的示警。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地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旦天上的星象发生了什么异常的变化或是出现了什么自然灾异，朝廷里的内阁班子就要反躬自省，严格地检查自己有什么过失，要采取各种行动来向上天表示朝廷的悔悟，如大赦天下、减免租税等。更有意思的是，朝廷里的大臣往往成为替罪羊，往往找出一个或是几个首辅大臣，让他们引咎辞职，甚至整个内阁班子统统下台。好一点的情况是等过一两年灾异过去之后这些大臣有可能复职，坏的情况就是“永不叙用”了。而皇帝是没有过错的，天生灾变，都是大臣无德或是不明。皇帝最多斋戒一两次罢了。

    阴阳家由先秦时期的天文家和占星家演变而来的。阴阳家在天象观测中看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官，地有五行”。他们掌握了自然界阴阳五行变化规律，他们是具有较多科学知识的人，他们甚至能够预测日蚀、月食和某些自然现象的发生时间，人们便对他们有了神秘感，再加上政治统治的需要，往往有意识甚至是处心积虑地将其神秘化，后来又流传民间，这就逐渐产生了以玩弄方术为主的方士型的阴阳家。在这一类人中，高明者往往是把科学——如天象来预测——与神秘的巫术形式结合起来。用来预测人事的吉凶祸福。这些人到汉代即被正式命名为阴阳家，成为“六家”或“九流”之一。

    古代专事天文历算的术士们，通过观测天文星象的变化，来预测人世间的各种变化，尤其是政治上的变化，有时确也能言中。但是宋朝的星官术士们的技术却令人怀疑，他们往往不懂什么是占星术，而只知讨好皇帝和执政大臣。所以他们为了赢得皇帝的欢心，不惜谎话连篇，让人听起来忍俊不禁。

    《四朝史·天文志》一书，上面记载了宋哲宗即位八年后的星象观测说：“元佑八年（公元1093年）十月戊申，有一流星从东壁西座出现，漫漫流动到羽林军星座的位置而消失。表示现在主上拔用文士，贤良的大臣在位”。

    “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二月丙午，有一流星从壁东座出现，漫漫流动刮浊星的位置而消失。表示现在天下的文人才子均能登科录用，贤良大臣在位。”

    “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六月的一天，有一流星出现，漫漫流动到壁东星座的位置而消失，表示现在有文人受到重用，有贤明之士来到我国，贤良大臣受到重用。”

    “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二月癸卯，有一流星从灵台座出现，向北行至轩辕座东星座而了消失。表示现在有贤良大臣在位，天子将有子孙之喜。”

    这些记述实在是胡诌八扯。其实，元佑八年，高太后不幸归天，国家随之发生了巨变。原来真正的贤良大臣都被罢免流放远地，起用了蔡京、蔡卞等奸臣辅政。

    据说，三代时期的苌弘是个极其著名的占星家。他根据星象推测时局的发展变化能够达到百发百中的程度，但他为人却十分狂妄，不会韬光养晦。据《淮南子》记载，他曾经预测出周朝将要灭亡，但如果能够迁都，就可以避免灭国之灾，结果惹得周朝的统治者大怒，甚至也为普通人所厌恶，说他妖言惑众，被车裂而死。汉朝的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子》中嘲笑他说：“天地的气运变化，日月的行走规律，风雨的交替递嬗，律历的术数组合，无所不通，然而却不能料知自己的命运，被车裂而死，实在是可笑啊！”其实，刘安也不必去嘲笑别人了，他自己也是相信占星之术和其他的预测术的，倒头来自己也因谋反罪而被杀，难道他是善于把握自己命运的吗？

    在中国的古典诗文中有一个经常用到的典故，这就是“丰城剑气”。据《晋书》记载，东晋时的太傅张华见天上的斗、牛二宿中间经常凝聚一股紫气，不知是什么缘故，他就请当时著名的占星家雷焕推占，雷焕私下对张华说：“我已经观察很久了，斗、牛之间确实有一团奇怪的云气。”张华问：“这是什么预兆？雷焕说：“这是宝剑的精气，反射到了天上。”张华说：“你推断的出在什么地方吗？”张华说：“我能看得出来。我小的时候，有一位相面的人说我六十岁时可以作大官，并且能得到宝剑。现在果然应验了。”张华又问：“宝剑在哪里呢？”雷焕说：“根据田地分野的界限来推测，宝剑应是在丰城。”于是，张华便命令雷焕为丰城县令，私下去寻找宝剑。雷焕到任后，在一间牢狱的地基下挖了四丈多深，得到一个石涵，将其打开后，见其中放着两口宝剑。雷焕将其中的一把剑送给了张华，自己留下了一把。

    后来张华认出了那是春秋战国时期所铸的干将和莫邪剑。张华就派人去责备他说：你怎么敢欺骗我张华呢？把雌剑给我自己留下了雄剑。雷焕说：“朝廷将有动乱，张华也将不久于人世了。况且神来之物也是留不住的，终将化去。二剑早晚会聚合的。”

    张华死后，那把剑不知去向了。后来雷焕的儿子雷华带着他父亲的那一把剑经过延平津，宝剑突然从他的剑鞘中跃出，落入水中不见踪影，雷华派人寻找，但见两条巨龙在延平津中翻腾，波浪惊人。

    中国古代的科学实际上是十分发达的，只是往往综合把握世界，没有分门别类地探讨各门科学的特点，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的科学往往和阴阳迷信混淆在一起，使人难辨真伪。

    例如，中国古代的气象学是很发达的，但往往和风角占候混为一谈，一些善于风角占候的方士几乎都是很高明的天气预报员。

    据《后汉书》记载，一年好几个月没有下雨，天气大旱，任文公却对有关官吏说：“五月一日将要发大水，应该赶快准备，否则就要吃大亏了。”人们当然都不相信任文公的话，他见别人都不相信，便自己建造了一艘大船，别人见他这样，不仅更不相信，甚至还嘲笑他。到了五月一日，天气十分炎热，根本没有下雨的样子，官吏们便纷纷嘲笑任文公料事不准；到了中午，风云乍起，雨暴骤至，河水涌起十余丈，一时间屋塌房倾，淹死了许多人，任文公却乘坐着准备好的大船幸免于难。

    唐代的李淳风不仅是数学家，他的占卜技艺还十分精湛。据《天平广记》和《旧唐书》等书记载，他“每占吉凶，合若符契，当时术者疑其别有役使，不因学习所致。”一次，李淳风与张率共同服侍唐太宗，张率也是当时占卜的高手。此时，突然有一阵暴风从南边吹来，李淳风说：“南方距离这里五里的地方，一定有人在哭泣。”张率不同意他的看法，认为“一定有人在演奏音乐。”为了证明他们两人谁占卜得更准确，唐太宗让人骑马去观看，果然有人在演奏鼓乐，但那是一群送葬的人，哀嚎之声不绝。

    有一次，李淳风对唐太宗说：“明天北斗七星将要变成人的形状，到了时候你可请他们来作客。”唐太宗听信了李淳风的话，第二天派使者在指定的地方等候。不一会儿，从远方走来了七位僧人，他们从金光门进入西市的酒家，让人取来一石酒，在那里聚饮，饮完之后，又添了一些。这时，唐太宗的使者走上前来说：“皇帝请你们入宫。”这些僧人相顾而笑，说：“一定是李淳风这个小儿走漏了风声。”回头对使者说：“我们饮完了这些酒，便进宫，你不必着急。”喝完酒之后，使者在前面先走，等发觉身后无人。回头一看，僧人都不见了，只见座下放着二千银两。

    关于星占的理论，起源也很早。司马迁在《史记》中列了《天官书》一章，后来的史书绝大多数都仿效了。他在其中把天空分为五官。所谓五官实际上是指把天空划分为五大区域，分别称为中官、东官、西官、南官和北官。其实它的理论基础还是以《周易》的思想为根据的，即以四象的理论来划分，只是又多划出一个中间区域，称为中官，从而形成了五官。五官各有其对应物，但在具体的对应物上又没有统一的说法。虽然各有各的理论，但归结起来，也无非是把传统的四象变成五象、四兽变成五兽，使之更加符合阴阳五行的说法而已。司马迁在《天官书》中似乎试图将这些纷乱的说法归于统一，他将四方的四官对应四兽，中官定为北极。这样以来，东方的天象对应春天，南方对应夏天，西方对应秋天，北方对应冬天。

    接下来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分野。分野就是将上天的星座按照一定的规则划分给地下的某一个地区、州域和诸侯国，当天上的星象发生变化时，它相应的地区也就会产生感应。汉代郑玄在注释《周礼》时说：“九州州中诸国中之封域，于星亦有分焉。”其意是说，帝王在划分各个诸侯国的时候，也给他们分封了相应的星座。但划分星际分野的方法很多，如十二次分野的分法是按照岁星的运行规律，将天空划分为十二等分，以一年为单位，每一年岁星到达一个相应的天上的区间，十二年之后岁星又回到原来的位置。分野的基本方法是将这十二个天上的区间与诸侯国对应起来，哪一个区间对应哪一个地区（诸侯国）是由古代天文学的的权威（占星的权威）决定的，并不是随便划分的。另外还有二十八宿分野、五星分野、干支分野等等。

    其实，古人早就不相信这一套了，据《晏子春秋》记载，有一次，齐国的上空出现了彗星，齐景公感到非常害怕，不知如何是好，便请人去祈禳。

    晏子去劝景公说：“这么做没有什么好处，只是自我欺骗罢了。上天有道，不可随便去讨好它，不能对上天的意旨怀有二心，既然如此又何必去禳星呢！况且天上有彗星出现，是暗示国君应清除污秽，如果没有了污浊的德行，又何必祈祷呢？如果德行有污秽，祭告鬼神能有什么作用？《诗经》上说：‘这位周文王啊，慎言行事，小心翼翼，事上帝心地光明，得来大福大吉，他不违背道德规范，掌握了天命。’大王没有违背德义的行为，各国诸侯就会前来朝拜，还怕什么彗星呢？《诗经》上的话难道不值得借鉴吗？从夏以后到商，哪个不是因为淫乱失德的原因，使百姓最后流浪逃亡。要是真的违背德义，发生祸乱，百姓就将流亡他乡，即使祝史祭祀，也是无济于事的呀！”

    齐景公听了很高兴，就立即停止了禳星的活动。

    古代的实际情况是，许多占星活动都与帝王所采取的政治、军事措施密切相关，甚至有许多“善行”就是根据对星象的解释而采取的。例如《晏子春秋》上记载，齐景公在位时，有一段时间，火星每晚总出现在天空中，过一年也没有消失。景公很奇怪，也很恐慌，就叫来晏子问：“我听说，人做好事，上天就褒奖他，要是做恶，上天就惩罚他。火星是表示上天的惩罚之意的，现在总是出现于南方天空。这表示将由谁来承受惩罚呢？”晏子说：“由齐国承担。”景公听了十分诧异，他很不高兴地说：“天下大国有十二个，都号称诸侯，为什么火星昭示的灾难要齐国来承担呢？”晏婴说：“火星的的方位正在齐国的地界，而且上天降惩，往往注重富强之国。现在的齐国，治政不采纳良策，颁布政令不能执行，贤才良臣被疏远，造谣生事的小人反而得势；百姓的怨愤已达到了极点，有的人在自己祈祷福祥，有的人以平庸的样子强掩着心中的不满，甚至有人已经失去信心，他们有了轻生的念头，所以天上的众星不按原有的顺序出现，明暗变化不定，也不遵循原有的规律，灾星显出光芒。大星逆转，不吉祥的妖星也在旁边出现。这正象征着有贤良而置之不用，国家怎么能不灭亡！”

    景公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问：“灾祸是可以消除的吗？”晏子回答：“当然。可以招致而来的东西，就可以使它离去，不能招致而来的东西也就不能使它离去。”景公又问：“我应当怎么去做呢？”晏子答道：“您何不清理冤狱，放那些受难的人回乡种田，把官府的财物散发给百姓，恤贫怜贱，敬养老人。大王如果这样做，所有的祸患都可以祛除，又何止一颗星呢！”

    景公听罢说，显出了很高兴的样子，说：“好！”他按晏子所说去做，过了三个月。火星便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晏婴的思想在整个中国古代都是很有代表性的。灾由人为，不在于天。汉代的晁错给汉文帝的奏疏《论贵粟疏》中专讲“劝农力本”才能国富民强的道理，他说：“圣明的君主身居王位，他的人民不受冻不挨饿的原因，不是因为他能够亲自耕种供给他们吃，亲自织布供给他们穿，而是因为他能够开辟生财之道啊。所以尽管尧禹的时候，有连续九年的水灾，汤的时候有连续七年的酷旱，而他们的国内却没有被遗弃和枯瘦的人，那就因为其积蓄丰厚和早有准备的缘故。现在，我们天下统一，土地广阔、人民众多，并不亚于汤、禹的时代，加上又没有连年旱涝的天灾，然而积蓄却赶不上汤的时候，为什么呢？就因为土地有余利，人民有余力，粮食的土地未能充分开垦，山川水泽的资源未能充分利用，不劳而食的人未能全部归回到农业生产上去的缘故。”这难道说得还不明白吗？

    中国古代天文学非常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但可惜的是这不是出于纯粹科学的原因，而是由于古人十分重视星占术的缘故。这种阴差阳错，有时不能不令人感慨。

    星占术是个十分庞大复杂的体系，各代都有不同。这里既无法详细介绍，也没有详细了解的必要，如果能知道一些关于星占术的常识，对非专业人员也就够了。

    必须看到的是，古代的占星家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政治预测家。他们占星的主旨是为宫廷政治服务的，所以他们不但要精通占星学，而且还要具有十分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善于分析和把握中国传统社会动向以及社会发展的动态。否则就会带来不可预测的灾难。古代的占星活动并不是民间的，不是随便谁都可以乱说的。其实，占星活动与其说是一项占卜活动，倒不如说是一项政治活动。古人认为，占星是一项非常重大凶险的活动，没有高超的才学和出众智慧是无法胜任的，如果随便猜测，不仅会给别人带来灾难，还会祸及自己；同样，接受占星结果的帝王也是必须有一定的德智的，否则就会变成故弄玄虚，自欺欺人，结果自然是自讨苦吃。

    人情和政治

    中国有没有法制？有，也没有。说有，是因为法网森严，法制严酷，更有礼大于法；说没有，是因为皇帝家天下，嘴比法大，人情大于法。看看下面的例子，也许就知道中国的传统法制为什么会混乱了。

    王恢是西汉的一名将军，因为不带兵出击匈奴的运送粮草的部队，被最高司法机关逮捕，按军法应当处死。当时，王恢给丞相田鼢送了一千两黄金，请求田鼢替自己说情。田鼢是太后的同母弟，也就是武帝的舅舅，但他不敢直接向皇帝为王恢说情，就求援于自己的姐姐。太后把田鼢的话转告武帝以后，武帝在这件事上倒还是个明白人，他并没有赦免王恢，还是把他杀了。

    西汉和东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外戚干政比较多的时期。因为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以男人为中心的社会，一般说来，外戚干政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但也不能一概而论。西汉文帝刘恒时，有人上告说，周勃想谋反。汉文帝就令最高司法机关逮捕了周勃。法吏对周勃很不礼貌，很不尊重，甚至还想方设法地侮辱他。在刘恒当皇帝前，吕后一族的外戚专权。当时任太尉的周勃与陈平等人设计消灭了吕太后家掌权的人，周勃的功劳是很大的，他因功被增加封地，赏赐金帛。他把自己所得的赏赐全部送给了汉文帝的舅舅薄昭，当周勃被逮捕以后，薄昭就对他的姐姐——即汉文帝的母亲说了周勃送金给自己的这件事，要求她替周勃说情。太后给汉文帝说了这件事以后，周勃便被释放了。

    由以上两件事可以看出，汉代的母后可以干预国家大事似乎是十分正常的事，因此，外戚薄昭、田鼢等人才能够招权纳贿。这些仅仅是史书上有记载的，至于史书没有记载的，肯定还有很多。

    宋哲宗赵煦即位时，年龄还小，由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的叔叔高遵裕在带兵西征时违犯了军法，被罢官。宰相蔡确为了献媚讨好，请求太后恢复高遵裕的官职。高太后说：“高遵裕在灵武打仗时，违背法令，使上百万官兵死在疆场，神宗皇帝因此一病不起。他的罪过太大了，不杀头已是侥幸了。我哪里还能照顾私情，违背天下人的意愿呢？”高太后如此圣明，即使出现一百个薄昭、田鼢之类的外戚，也是没有用的。

    宋神宗赵顼在位时，支持王安石变法。公元1074年（熙宁七年），天气出现了多年以来没有的干旱，危害了农业生产。赵顼十分很着急，他认为是变法惹恼了上天，便想把一些变法法令废除了。王安石的性格是很固执的，他很生气，与神宗进行争论。宋神宗说：“最近太皇太后和皇太后都担心国家是否稳定，害怕继续推行新法将更加丧失人心，以至于向我哭诉，我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

    王安石说：“我知道，两宫所说的话都是外戚向经、曹修说给她们的，外戚的话是不能听的。”这时，王安石极力推行新法，给人民带来了危害，向经和曹修能够向母后进献忠言，可以称得上是贤明的外戚，但他们的主意被王安石否定了。假如王安石遇上汉代的薄昭、田鼢那样的外戚，又会怎么样呢？

    外戚干政，在中国历史上本来就是最自然最普遍不过的事情。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中国的政治是“人情政治”，而外戚又正是因人情而连接起来的，所以，外戚干政是特别符合中国的历史国情的。至于人们认为外戚不得干政，道理也是再浅显不过的，那就是因为天下是男人的天下，外戚，总是通过女人联系起来的！

    一言决定生死

    同一件事情，在不同的人看来，具有截然不同的含义，在人际关系和政治问题上尤其如此。智者与愚者，表面上无法分辨。一般情况下也无法分辨，只有到了关键时刻，才会显现出来。

    宋朝的时候，大强盗张海，势力十分强大，他将从高邮城经过，高邮城的知军晁仲约再三考虑，觉得自己无法抵御这些强盗。于是，就采取了一个十分精明的措施，晓谕郡中富裕百姓，让其拿出布帛、牛羊好酒，迎接、犒劳张海。事情传出去，朝廷里文武百官都非常生气，皇帝也十分震怒。富弼提议诛杀晁仲约。范仲淹说：“按郡县的兵力和武器，足以战胜这帮强盗，守住城池。晁仲约遇到了强盗。按理说应当抵御。反而贿赂他，依法当诛。可是现在高邮既没有士兵、又没有武器。况且老百姓都觉得宁愿大家凑集些财物，免于被烧杀抢劫。他们对晁仲约的决定肯定是很喜欢的。杀了晁仲约，不符合制定法律的本意。”宋仁宗听后，就放过了晁仲约。富弼十分气愤，他对范仲淹说：“我一要依法行事，你就多方阻挠，今后要我还用什么来整治众人？”范仲淹私下里对他说：“自从本朝开国以来。还未曾轻易诛杀下臣，这是积盛德的事情，你为何要轻易破坏了这一德行？如果以后皇帝杀人杀顺了手，恐怕我们这些人也性命难保了。”富弼觉得他是在胡说，不以为然。

    等到二人出巡视边防，富弼从河北返回京都，到了京城大门。却不准他进去。他无法猜测朝廷的意思，整夜忧虑不安，在床边踱来踱去，不由得感叹道：“范仲淹是个圣人啊！”

    狄青是宋代名将，他任枢密使的时候，自恃有功，十分骄横。但他有一个好处，就是非常爱惜士兵，士兵们每次得到军衣、军粮，都说：“这是狄爷爷赏赐给我们的。”朝廷觉得他危害了皇帝威信，对此极为不满。当时，文彦博（封潞国公）执掌国事，他建议派狄青作两镇节度使，让他离开京城。狄青在皇帝面前陈述自己的意见说：“我没有功劳，怎么能接受节度使这一职权呢？我没有犯错误，为什么要把我调到远离京城的地方去呢？”仁宗皇帝认为他说得有道理，就向文潞公转述了狄青的话，并说狄青是个忠臣。

    文潞公说：“太祖（赵匡胤）难道不是周世宗的忠臣吗？但他得了军心，所以才发生了陈桥之变。”仁宗嘴上虽然没说什么，但心里已经同意了他的意见。狄青一点也不知道这些事，又到中书省去为自己辩解。文彦博直视着他回答说：“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朝廷怀疑你罢了。”狄青听了此话，吓得倒退了好几步。

    狄青离京作了节度使，朝廷每月两次派遣使者去慰问。狄青一听到宫廷的使者来，就整日惊惧不安，疑心重重。不到半年，他就发病身亡了。这一切是文潞公的计谋啊。

    富弼也算是个不凡之辈了，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与范仲淹相比，实在是不能相互比较了。这倒不是说范仲淹善于自保，关键是范仲淹能够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按照法律的精神办事，符合真正的理想意义上的“法理”，而不是停留在表面上，至于保全自我，其实只是这样处理问题的必然结果。

    文彦博也是宋代的著名宰相，但他的作为不仅不能望范仲淹的项背，就是与富弼也无法相比。一言之间，就可决人生死，为大臣者，岂可不慎乎。

    文化巨人的政治思想

    苏轼是诗、词、文、赋、书、画的全能文化巨人，在中国文化史上，几乎无人能与他比肩；而在为人方面，他的正直、善良、坚韧，尤其是屡遭贬谪，亦为千古罕见。

    苏轼果真是一肚皮的“不合时宜”，新党当权他反对新党，旧党当权他反对旧党；新党上台贬他，旧党上台也贬他。他的一生命运多舛，并非由于他命运不济或是不通世务，其根本原因在于他正而且直。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屠夫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伟人苏轼对他的弟弟苏辙说过的一句话。用这句话来描述苏轼的一生，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

    在中国历史上，的确充满了阴谋和鲜血。但历史毕竟还是公正的，如果历史全让那些搞阴谋诡计的无耻之徒占去了，中国的历史就不会如此延续下来。

    在“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的四川眉州，公元1036年（宋仁宗景佑二年），城内苏家诞生了一个婴儿，其父苏洵抱过婴儿，忽见婴儿背上赫然生着一颗黑痣，惊喜地对夫人说：“夫人，你看孩子背上的这颗黑痣，生在正中，犹如太空中的星斗，兆应才华横溢，如江水浩荡，不纳浊流，日后必可成材，充当国家的栋梁。”待苏洵仔细观察孩子的面部，又不禁心头一沉，但见天庭饱满，鼻如悬胆，尤其是一双眼睛，犹如两泓山泉一般。神采飞扬而又清澈见底。苏洵好久才对夫人说：“这孩子性格豪放，锋芒毕露，不通机变，日久必定遭人口舌之诬，一生恐怕多有磨难了。”

    这也许是后人附会吧，但无论如何，苏洵的话准确地预见了这孩子的一生。这个孩子，就是北宋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苏轼。

    苏轼自幼极其聪敏，不仅博学多才，对于人情世故，也能触类旁通。十一岁时，他应父命作了一篇《黠鼠赋》，极富说明力，兹摘录如下：

    苏子夜坐，有鼠方啮，拊床而止之，既止复作，使童子烛之。有囊中空，声在囊中。曰：“嘻！此鼠之见闭而不得去者也！”发而视之，寂无所有，举烛而索，中有死鼠。童子惊曰：“是方啮也，而遽死耶？向何为声，岂为鬼耶？”复出之堕地乃走。虽有敏者，莫措其手。

    苏轼叹曰：“异哉，是鼠之黠也！闭于囊中，囊坚而不可穴也。故不啮而啮以声致人，不死而死，以求形脱也。吾闻有生莫智于人，拢龙伐蛟，登龟狩麟，役万物而君之，卒见使于一鼠。堕此虫之计中，惊脱兔如处女，恶其为智也。”

    坐而假寐，私念其敌，若有告余者，曰：“汝唯多学而识之，望道而未见也。不一于汝，而二余物，故一鼠之啮而为之变也。人能碎千金之壁，而不能无失色于破釜；能缚猛虎，而不能无变色于蜂虿，此不一之患也。而出于汝而忘之耶！”

    予俯而笑，仰而觉。父翌日使作其文，故记之。

    从这篇幼年的文章里可以看出，苏轼绝非一个死板迂腐的学究，对于世态人情，乃至于从世态人情上引申出深刻的哲理，苏轼是深有心得的。因此，当苏轼踏上官场以后，他不是不懂“为官之道”，而是把官场看得太透，把那些争名逐利之辈看得太透，他们的一举一动乃至微妙心态苏轼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但只有一点，就是苏轼决不同他们同流合污，只是为国为民着想，为正义着想，而不去屈就阿附。

    在全国选拔进士的会考中，苏轼以《刑赏忠厚之至》论的论文获得了欧阳修等主考官的高度赞赏。在这篇文章里，他充分表达了自己的爱国爱民之心，并言辞铿锵，文气充沛，尤其是能不拘古法，活用典故，更使审卷官们惊喜不已。欧阳修见卷子独占鳌头，便想评为第一，但又怕这卷子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为，评为第一会被人猜说，就判为第二，等开了封卷，才知是苏轼的试卷。在礼部进行的口试复试中，苏轼以《春秋对义》获第一名。

    后来，欧阳修在读苏轼的感谢信时，十分感慨地说：“捧读苏轼的信，我全身喜极汗流，快活呀快活！此人是当今奇才，我应当回避。放他出人头地。请大家记住我的话：三十年后没有人会再谈起我！”当时，欧阳修文名满天下，天下士子的进退之权也全操于欧阳修一人之手，欧阳修这么一句话，苏轼之名顷刻间传遍全国。“出人头地”这一成语。也就是从这里来的。

    在历任了凤翔签判等几任地方官以后，苏轼在公元1069年（熙宁二年）又回到了开封，仍入“直史馆”供职。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准备实施新法，这样，在朝廷之上，就形成了新党和旧党两个派别。

    旧党是反对变法的，其代表人物是司马光，司马光不仅是一位声望很重的元老名臣，还是一位大学者，重要的史学著作《资治通鉴》就是在他的主持下编写的。新党是坚决主张变法的，其首领是宰相王安石，王安石也是一位学者、诗人。由于当时王安石急需选拔支持新法的人，一些见风使舵的势利之徒趁机而上，骗取了王安石的信任，如谢景温、吕惠卿、舒亶、曾布、章惇等人都被提拔上来。王安石的这种急不择人的做法，不仅使苏轼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对他自己来说，既种下了导致变法失败的祸根，又使他个人遭受这帮小人的谄害。

    对于这“两党”，苏轼在个人感情上并无偏爱。他同司马光的交往很深，关系很好；对王安石，他与之同出于欧阳修之门，也能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因此，在这两派势力之间，苏轼决不会因为感情去偏向任何一方。既使苏轼对一方有着感情，他也不会因为私人感情而去掩盖自己的真实观点，说出违心之论。

    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率领新进之人，气势很盛，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要一改旧制，推行新法。但苏轼觉得王安石不论在具体的改革措施还是在荐举人才方面，都有许多不妥之处，不利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也不利于朝廷的团结，所以，他对王安石持激烈反对的态度。对于王安石废科举，兴学校的改革措施，尤为不满，他上书神宗说：“选拔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才；而了解人才的方法，在于能考察人才的实际情况，看其言辞与行为是否统一。……希望陛下能够考虑长远的事情，大的事情，不要贪图改变旧法，标新立异，乱加歌颂而不顾实际情况。”神宗听了苏轼的话，觉很有一定的道理，便又召苏轼询问说：“今天的政令得失在什么地方呢？即便是我的过失，也请你指出来。”苏轼说：“陛下是个天生的明白人，可以说是天纵文武，不怕遇事不理解，不怕不勤恳，不怕做事没有决断，怕的是想急于把国家治理好，办事太急，太容易听别人的话，提拔官员太快。希望陛下能采取安静沉稳的态度，等待人、事之来，然后再慎重处理。”

    司马光像

    神宗听了，觉得苏轼对当时情况的看法很有道理，就接受了他的建议，没有批准王安石废科举、设学馆等新法。

    司马光知道了苏轼的态度以后，非常高兴，以为苏轼是他的一党，对苏轼大加称赞。当不久王安石大张旗鼓地推行经济方面的新法时，司马光着急了，他紧急搜罗帮手，想阻止王安石的新法。

    一天，司马光找到苏轼，未经试探，开门见山地对苏轼说：“王安石敢自行其事，冒天下之大不韪，实在是胆大妄为，我们要联合起来，一起讨伐他！”苏轼笑笑说：“我知道应该怎么做？”司马光以为苏轼要坚决反对王安石，十分高兴，紧接着追问说：“那么，您打算怎么办呢？”苏轼十分严肃地对司马光说：“王安石改革时弊，欲行新法，也是为国为民着想，是为公不为私，从大局来看，有值得称道之处。但其新法，确有祸国殃民之害，我才加以反对。至于你那‘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信条，比起王安石的新法，更是误国害民之根！”

    司马光听了，勃然大怒，高声骂道：“好个介甫（王安石之字）之党！”拂袖而去。从此，司马光也恨上了苏轼。

    苏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抱着一颗为国为民也对皇帝负责的赤子之心，在两月之内，写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对王安石的新法进行了全面的批评，引起了朝野的震动。苏轼把这种改革，比作皇帝在黑夜中骑着快马驰走，群臣不是去为君主探明道路，而是在背后猛劲地打马，危险之至，并要求神宗解鞍下马，喂马蓄锐，天明再行。王安石的新党知道了这些，可谓恨得咬牙切齿。王安石还算是个君子，但他手下的那帮党徒，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整治苏轼。

    王安石像

    一天，王安石派谢景温把苏轼请来，要与他面对面地做一次“深谈”。王安石怒责苏轼说：“你站在司马光一边，指斥新法，是何居心？”苏轼一听，火往上冒，反问道：“你这话从何说起？”王安石说：“仁宗在时，你主张改革时弊，反对因循守旧，是何等坚决，现在我行新法，你为什么要伙同司马光来反对我？”苏轼怒道：“你口口声声说我同司马光站在一起，可知我也反对司马光的泥古不化？你不审时度势，反倒急功好利，冒然推行新法，必遭天下人之拒。”就这样，两人的谈话破裂了。

    不久，王安石新党中的重要成员谢景温上书诬告苏轼，说他扶丧返川时，利用官船贩运私盐。后虽经查无此事，但苏轼已厌恶了朝廷的党争。想到外地去任地方官。这时，新党正想排斥异己，就把他贬到了杭州，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徐州辗转数年，兴水利，救水灾，为民做了许多好事。公元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又从徐州迁至湖州。这时，朝廷里的斗争也很激烈。王安石提拔起来的一伙人，勾心斗角，相互倾轧。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被神宗复用，任他为宰相，吕惠卿多年的蓄谋化为泡影，为了当宰相，吕惠卿竞把他和王安石的私人信件交给了神宗。吕惠卿本是靠阿附王安石才当上副宰相的，因而，两人的来往信件很多，在王安石写给吕惠卿的信件中，有的用了“无使上知”的字样，神宗一见，觉得王安石在搞阴谋诡计，十分恼怒，就罢了他的宰相职务，命其永远不得返朝。这样一来，过去曾经支持过王安石变法的“新进勇锐”之人吕惠卿、李定、舒亶等人就独霸了朝权。

    苏轼到达湖州，按惯例要写谢表。他想起朝廷上发生的这些事，不禁气愤，他在表中不由地写道：“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李定接到这份谢表一看，不由大喜，觉得陷害苏轼的时机到来了，立即串连了舒直等人，准备“劾奏”苏轼，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是，苏轼文名布于天下，朝廷上也有一些元老重臣保护，更兼皇后对他很有好感，要想参倒苏轼，也不是很容易的事。但李定、舒亶等人唯恐苏轼东山再起，将来难以处治，必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

    第二天早上，李定把谢表交给了神宗，首先弹劾道：“苏轼说‘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既是反对新法，也是对皇上不满；说‘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是发泄自己对职位的不满情绪，实是未将皇上放在眼里。”李定还说苏轼有四条“可废之罪”：一是“怙终不悔，其恶已著”；二是“傲悖之语，日闻中外”；三是“言伪而辩”，“行伪而坚”；四是皇上“修明政事，怨已不用”。

    神宗看了苏轼的谢表，果然脸色不愉，再加李定煽风点火，果然有些怒气了，舒亶见火候已到，便趁机举出“确凿证据”，说苏轼存心险恶。

    舒直说：“苏轼反对新法，证据确凿，对每一种法令，他几乎都作诗诽谤。他包藏祸心，怨恨皇上，无人臣之节，确属事实。陛下发钱已业民，苏轼就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行考核官吏的新法，他就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陛下严禁私盐，他就说‘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望陛下明察。”

    舒宣的这一招的确恶毒，苏轼的这些涉及新法的诗并无攻击诽谤之意，无非是描述了行新法后产生的一些现象，但在舒直的嘴里，都成了恶毒的攻击，在此情此景之下，谁又能说得清楚呢？果然，在犹豫了一阵之后，神宗还是下令把苏轼拿问。

    苏轼被在湖州任上逮捕，押出湖州中，百姓争相送，失声痛哭，足见苏轼之得民心。押到开封以后，投于乌台狱，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之一——“乌台诗案”。

    苏轼在狱中呆了很长时间。苏轼的儿子求告无门，便去南京找苏轼的弟弟苏辙想办法，临行之时，他嘱咐别人，送饭时送鱼，不要送肉，但送饭的人搞混了，竟把肉送了进去，苏轼一见，误以为大限将到，不由得悲愤中生。原来苏轼与儿子约好，如果没有什么情况，送饭时带鱼；如果情况紧急，送饭时带肉，这样可以内外通气，早作准备。苏轼自觉李定、舒宣等人必欲将他处死，在悲愤之中，索笔写下了两首诗，其一云：

    圣上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家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苏轼的这首诗是写给弟弟苏辙的，本想托一狱卒交给弟弟，没想到被李定安排的耳目看到，一把抢去，交给李定。李定以为苏轼又在写诗怨谤，正愁拿不到证据，便把诗稿往袖中一塞，匆匆上朝去了。

    这时，朝廷内部又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曹太后在弥留之际，给神宗谈过一次话，指出苏轼是个忠臣、才子、廉吏、好人，要神宗千万别冤屈了苏轼；神宗虽然年轻气盛，但也并未想杀苏轼，只是李定一伙人极力陷害，企图置之于死地。第二天上朝，李定竟把苏轼的诗交给神宗，并说苏轼又在狱中大发怨怒，神宗看完诗，觉得莫名其妙，就问李定诗上写的什么，李定一惊，才想起自己害人心切，竟未看诗稿。这么一来，形势急转直下，以前帮助李定的人见神宗态度已变，都见风使舵，替苏轼说情。就这样，在审无证据的情况下，苏轼被释放出狱。

    关于“乌台诗案”，还有另一种解释。宋代谏议大夫刘安世（另号元城先生）在《元城先生语录》中有一段记载：苏东坡被御史谢景温诬告乃至下狱。当时张安道在南京做官，就向皇帝上疏营救他。本想附在南京府的公文中递交皇上，府官不敢接受。于是张安道就命令他的儿子张恕到登闻鼓院将信投进去，张恕左思右想，觉得有些不妥，徘徊再三，终于未敢投书。不久，东坡出了狱，后来看见那封上疏的副本，不由得伸出舌头，脸色都变了。有人问他为何如此，东坡未回答。后来苏东坡的弟弟苏子由看了那副本，说：“我哥哥当然要吐舌头了！这件事全靠张恕之力。”别人问：“为什么呢？”子由说：“难道不知道汉代郑昌救盍宽饶的事吗？郑昌上书说：‘上无许、史之属，下无金张之托’，这话正激起汉宣帝的愤怒。宽饶有什么罪过呢？正是因为触犯了许、史之辈而遭祸。再来发人隐私，就更添加了几分怒气。如今东坡也没有罪，不过是名气太高，与朝廷争胜负。张安道的上疏说东坡实在是天下之奇才，难道不只有激起人主的愤怒吗？”仆人听了这一番话，觉得很有道理，说：“那么当时要救东坡，应该怎么说呢？”子由说：“应说本朝还未曾杀过士大夫，如今就从陛下开始，后世子孙必然要援引陛下为例子。神宗好名而畏此，也许可以制止那件事。”古人说才大压主，会引起君主的嫉妒，其实苏轼忠心耿耿，并无得罪之处，真所谓匹夫无罪，怀玉其罪了。

    公元1080年（元丰三年）2月，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在这里，他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躬耕东坡，留下了许多佳话。

    公元1085年（元丰八年），三十八岁的宋神宗病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由高太后摄权听政。高太后一贯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在高太后掌权后，第一件事就是清除那些靠结党营私而爬上高位的官员，她免去了王圭的宰相职位，重新任命司马光为宰相，对那帮因反对新法而遭贬斥的人物，也陆续复用。这样，苏轼先被任命为登州太守，后又召还朝廷。李定、舒直等人见苏轼果然东山再起，又恨又怕，便时时寻找机会陷害苏轼。

    恰在其时，辽国派使臣来朝，带来一幅对子的上联，要大宋朝在三日之内对上下联。若能对上，即为上邦，若对不上，便为下邦。这对子的上联是：

    三光日月星。

    高太后传旨，让百官联对，可此联实在太难，百官无一能对。李定和舒亶心意相通，推荐苏轼入对，说苏轼文名满天下，定能对上，若不能对出，便是欺世盗名之辈。高太后听了，明知他俩陷害苏轼，但她还是相信苏轼可以对出，便召苏轼前来。

    苏轼见了辽使，尚不明白他何以耀武扬威，等说明来意，苏轼便请辽使亮对，辽使大声朗诵道：“三光日月星”。苏轼一听，哑然失笑说：“敝国三岁蒙童也能对出，满朝文武，无非不屑联对，逗你玩罢了！”辽使发怒，以为他对不出，故意大言欺人，便催他快对。苏轼说：“敝国蒙童即读《诗经》，我对‘四诗风雅颂’可以吗？”此对一出，辽使愕然，满堂大哗，叹为绝对。这“风”、“雅”、“颂”中的“雅”分为“大雅”和“小雅”两种，故可称四诗，一下子解决了数字“四”和后面三个字代表三种事物的矛盾，可谓巧妙之极，况且还寓有把“四诗”比作“三光”之意。

    苏轼趁势戏弄辽使说：“贵国这幅对子，我信手拈来即可，‘一宫清慎廉’，‘一阵风雷雨’，‘半桶泥涂浆’……”弄得辽使晕头转向，羞渐万分，只得自认下邦，狼狈而去。

    李定、舒亶弄巧成拙，反帮了苏轼的一个大忙。在高太后的支持下，苏轼在一年之内连升了三次官，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其职权在副宰相以上。

    司马光任宰相以后，当然要废除新法。元佑元年（1086年）三月，司马光主持政事堂会议，要求五官以上的朝官全参加，中心议题是合盘废除王安石所行的新法。苏轼在被贬的过程中，亲眼看到了新法推行后的一些好处，觉得不应该全盘废掉新法。因此，他反对司马光的主张。

    对于王安石的新法，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能全盘否定。北宋以后，“冗官、冗军、冗费”十分严重。王安石主要针对“三冗”，精简机构，收拢权力，提高效率，发展经济，应该说是正确的；但由于王安石用人不当，再加上守旧派反对，推行不力，新法实行了十几年确实未有大的成效，原来的问题反显得更严重。因此，司马光当然要废除新法。

    而就在这次会上，苏轼竟放了“头炮”，他说：“天下所以不能大治的原因，失误在于用人不当，而不是法本身的错误。如今司马光要全盘废除新法，实属大错！”此言一出，不仅司马光大惊，整个政事堂的气氛都为之凝固了。司马光不解地问：“你我过去一同反对新法，况又遭新党之害，为什么还要为新党新法说话呢？”苏轼说：“一切据实情而定，乃是为官为政之道，不应存党派门户之见，也不应有私人政见之争。过去王安石急行新法，确有不当，但如今尽废新法，亦如抱石而救溺，也不妥当！”司马光听了苏轼的话，怒气更盛，厉声说道：“尽废新法，皆如旧制，本相已决，不必再议！”说完即走出政事堂。

    苏轼也很生气，回家后直骂“司马牛！司马牛！”吃完午饭后，他捧着肚子，问左右的人说：“你们可知此中装了何物？”一女仆答道：“都是文章。”苏轼摇头。又一女仆说：“满腹都是机关。”苏轼更摇头。唯有爱妾王朝云笑笑说：“学士是一肚皮的不合时宜。”苏轼听后，长叹一声说：“知我者，朝云也！”

    这样，苏轼又遭到了司马光等旧党的排斥，同时尚在朝中的新党也极力排挤他，另外，持有不同学术观点的程颐、程颢等洛党的攻击，苏轼处境很艰难。他曾叹息说：“如随众人，内愧本心，上负明主；不改其操，知无不言，则仇怨交攻，不死即废。”他接连上书，要求外任，高太后体谅他的心情，便让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任杭州知府。

    在苏轼出任杭州以后的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曾两次被召还朝，又两次改换任所，实在是疲于奔命。后来，苏轼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侍读，又改任礼部尚书，兼端明殿学士，其弟苏辙也被任命为宰相。

    自哲宗十岁起，苏轼就是他的老师。哲宗此人刚愎自用，好大喜功，不喜忠诚老练之人，在一些政敌的攻击之下，哲宗逐渐疏远了苏轼。哲宗亲政以后，就尽废高太后在元佑年间所做的事，任命章惇为宰相，吕惠卿等奸佞之徒也陆续引进。这样，苏轼的厄运就到来了。

    章惇等一批新党全部还朝，他们对元佑年间的执政大臣采取了杀戮、鞭尸、惩罚、流放的“报复”措施，苏轼当然在劫难逃。苏轼被以“讥斥先朝”的老罪名剥夺了职务，贬广东荧州，在途中又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年近六旬的苏轼带着全家，颠沛于暑热坎坷之中，在同年的春天到达了惠州。

    惠州生活的艰辛困苦是可想而知的。但苏轼以其豁达超脱的生命态度来感受这种生活，自己动手，全家人开荒种地，日子居然也过得有滋有味。在当地，他仍和在杭州、徐州等地一样，尽其所能地为百姓做事，在文化上也留下了许多美谈。

    一天，苏轼全家团聚，偶逢其兴，便提笔写了一首《纵笔》诗：

    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不久，这首诗传到了京城，章惇嫉妒异常，他恨恨地说：“好吧！你不是‘春睡美’吗？我偏偏要让你睡不着觉！”于是，公元1097年（绍圣四年）4月17日，朝廷下令贬苏轼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不得签署公事。

    琼州即现在的海南岛，在当时是一片蛮荒之地。对于六十二岁的苏轼来说，这一次贬谪是一次迫害性的流放，苏轼闻风，准备抛骨琼州，不拟生还。他的这种心态，在他的许多诗文里可以看到。

    但苏轼到琼州后，却以坚韧超脱的态度活了下来，并为海南岛的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不仅使当地人有了大批的举子，就是在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也对海南岛的居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苏轼遭贬不幸，却是海南岛的大幸。

    公元1100年（元符三年），二十四岁的哲宗去世，宋徽宗赵佶即位，他想调和新旧两党的关系。在苏轼被贬琼州三年多以后，被召还朝。在还朝的途中，苏轼每到一处，都有大批的文人学士和无数的百姓夹道欢迎，想结识或是一睹这位文化巨人和数朝名臣的风采。公元1101年，建中靖国元年苏轼病死于北归的途中，死时，京口驿馆四周一片哭泣之声。

    苏轼一生纯白，绝无心机，更不玩权术。由此而使他在仕途上经历坎坷，几遭杀身之祸，但正是因为他不通权术，他才成为任何权术家都无可比拟的千古名人。历史的公正，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苏轼的诗、词、文、赋以及书法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巨大的意义；他以超越的情感来观照艰难生活的生命态度，也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至于不屈己阿人、不媚俗附贵的正大人格，在中国文化史上更是一直发挥着重大的影响！

    历史毕竟还是公正的，人们并不因为苏轼一生多遭贬斥就对他怀有偏见，也不因为他一生多不得势就对他置若惘闻，而是能实事求是评价他一生的功绩，给予了无限的尊重和赞扬。至于迫害他的那些人，都像小爬虫一样地灰飞烟灭了，如果历史还能记起这些人的话，那是因为苏轼，仅只是因为他们迫害过苏轼而已。借此传名，也可谓怪诞了。

    什么是忠臣？

    古人发明的忠、奸之辨实在是大有道理，不仅在古代适用，在现代仍然适用。现在，评价人的词汇有很多，如先进、落后、好人、坏人等等，但有时觉得这些词都不能曲尽其意，尤其是在评价领导或领导身边的人的时候，这些词就更是捉襟见肘。但是，如果我们用忠、奸二字来形容，往往会觉得豁然开朗。那么，什么是忠臣呢？也许宋代韩琦的某些做法会给我们一定的启示。

    宋朝的时候，宋太宗、宋仁宗曾经在大名府郊外狩猎，题诗数十首。庆历年间，大名府的留守将这些诗刻在石碑上。韩琦留守大名府，将这些诗藏在班瑞殿的夹壁中。他的宾客中有人劝韩翁将这些诗制成拓本，进献于朝廷。韩琦说：“将它修茸好就可以了，怎能用来作进献之礼？”那位门客很不理解韩琦的意思。哲宗时，韩降留守此地，就拓下摹本进献朝廷。韩琦听到此事后，感叹道：“过去我不知进奉吗？只是看到皇上正在守边，考虑国家大事，不应当将心思引到一边去啊！”

    石守道编写《三朝圣政录》，将进献皇上前，他向韩琦求教。韩琦指出其中有几件事褒贬失当。其一，宋太祖迷恋一个宫女，连临朝见臣都迟到了，群臣有些议论。宋太祖醒悟到此事有失尊严，就趁那个宫女酣睡时将她杀死。史书上对这件事是十分赞扬的，韩琦说：“这岂足为万世法？自己沉溺于其中，就恨那个使他沉溺的人而杀害她，她有什么罪呢？假使他再有宠妾，就将杀不胜杀。”于是就将这类的事从《三朝圣政录》中去掉了。石守道十分佩服他的精辟见解。

    韩琦显然是一位忠臣，但韩琦的忠又与其他所谓忠臣的忠有着显著的不同。对于帝王来讲，韩琦的忠是无声无息的，帝王在不知不觉中就受到了影响。韩琦的忠还创造了一种氛围，这种氛围不是靠强硬的行政方式来维持的，而是由一点一滴的小事积累而成的，因此，这种氛围是温和、亲切而持久的。对于韩琦自己来说，这种忠是默默无闻的，不求名利的，所以也是最纯正的。因此，韩琦的忠不仅仅是对帝王或一家一姓的忠，更像春风化雨一样，自然而然地滋润出一股正气，影响着朝野的政风与民风。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韩琦式的忠是一种忠正之忠。

    智大莫过知人

    《孙子兵法》里有这样一段著名的话：“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这可谓是古往今来战争经验的精萃总结。

    “知彼”的情形是十分复杂的，包括对对方的将帅、士气、作战能力、所处形势等所有方面的综合了解。如果说“知彼”难的话，“知己”就更难，所谓“当局者迷”，人们往往很难对自己做出客观的了解和评价。如果真正能做到对敌我双方有深入正确的了解和评价。那就无往而不胜。

    但在“知彼”的诸多方面中，了解彼方主帅的性格、谋略、为人、心态、志向等因素恐怕是十分重要的，也是首要的。如果吃透了对方将帅，那就掌握了主动权。哪怕己方不如对方，只要能把握住对方，也不致于大败，这就是所谓的“惹不起，躲得起。”

    楚成王立嗣的事很有意思，他无知人之明，又不听臣下的意见，所以有缢死之难，而商臣的老师却十分了解他的学生，促成了弑父之乱。

    公元前626年（鲁文公元年）。起初，楚王打算立商臣做太子，特地征求令尹子上的意见。子上说：“君王您的年纪还不大，而且又有许多内宠。如果立了商臣做太子，以后再加以废黜，就会产生祸乱。楚国立太子，常常选择年纪小的。而且商臣这个人，眼睛像故蜂，声音象豺狼，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不能立他做太子。”楚王没有听从子上的意见，仍旧立了商臣做太子。不久以后，又想立公子职做太子而废黜商臣。商臣听到了这个消息，但还没有弄清楚，于是请教他的老师潘崇说：“怎样才能弄清楚这个消息的真假呢？”潘崇说：“你设宴招待姑姑而故意装作不尊敬她。”商臣听从了潘崇的建议，并故意侮辱她，他的姑姑发怒说：“啊！你这个贱东西！无怪君王要杀掉你而立职做太子了。”商臣告诉潘崇说：“君王要废黜我是确实的了。”潘崇说：“你能事奉公子职吗？”商臣回答说：“不能。”潘崇又问道：“你能逃亡出国吗？”商臣回答说：“不能。”潘崇接着问他：“你能够办大事吗？”商臣回答说：“能。”

    冬十月，商臣率领宫中的警卫等围攻成王。成王请求吃了熊掌以后去死，商臣没有答应成王的请求。十八日楚成王上吊而死，谥号为“灵”。但成王死不闭目；谥为“成”，才闭上了眼睛。

    楚穆王即位后，把他做太子时的房屋财产赐给潘崇，让他做太师，并且封他为掌管宫中警卫军的长官。

    潘崇对商臣真是了如指掌，在他的直接策划下，使商臣登上了楚王的宝座，但也有一些是只能预见而无法改变的：公子州吁是卫庄公宠姬的儿子，因母而受宠，专好武事，庄公并不加以禁止。

    卫夫人庄姜很讨厌他。卫大夫石石昔向庄公劝谏说：“下臣听说爱子之方莫过于用道义教导他，让他不接触邪恶，骄矜、奢靡、放纵、肆虐是产生邪恶的根源。所以会有四种恶德，都是由于宠爱太过。如欲立州吁为太子，就决定下来；如不想这样，留之必贻后患。受宠而不骄横，骄横而能安于地位下降，怨恨而能克制的人很少的。再者，地位低贱的人会妨害尊贵的人，年少凌驾年长，疏远离间亲近，新人离间旧人，弱小凌侮强大，放荡破坏道德，这就是所谓六逆；国君仁义，大臣恪尽职守，父辈慈爱，子孙尽孝，兄长仁爱，兄弟恭敬，就就是所谓六顺。背离顺行而取法逆行，是很快招致祸患的原因。国君的职责就是祛除祸患，现在却加速它的来到，这恐怕不可以吧？”卫庄公不听。石石昔的儿子厚与州吁交往，石石昔禁止，但没有用。不久，卫桓公即位，石石昔就退休了。

    第二年，州吁果然弑桓公自立，卫国大乱不止。

    俗话说：“知子莫如其父”，而上面的两位父亲均不能知其子，以至有杀身之祸，可见知人之难。知人难，知自己就更难，即使是心诚意真之人也不能处处时时有自知之明，有时还需借助别人的言论，才能有所醒悟。

    春秋时期楚平王时期费无忌害伍奢父子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费无忌对楚平王说：“伍奢有两个儿子，都有本事，不杀掉将成为楚国的祸害。可以用他们父亲作人质，把他们召来，不这样，将成为楚国的后患！”楚平王派人告诉伍奢说：“你若能把你两个儿子叫来。你就能活命，否则就处死你。”伍奢说：“我大儿子伍尚为人仁慈，我叫他，一定会来；二儿子伍员为人桀骜不驯，忍辱负重，能干大事，他知道来了会同时被擒，一定不会来。”楚平王不听，派人去召伍奢的两个儿子，说：“你们来了，我就饶你们父亲不死；不来，现在就杀死你们的父亲。”伍尚要去，伍员说：“楚王召我们兄弟去，并不是想保我们父亲的性命，而是恐怕我们有人逃脱，给他留下后患，所以拿父亲作人质，欺骗我们。我们两人一到，就会把我们三人一同处死，这对父亲的死又有什么好处呢？如果去了，我们的大仇就不能报了，不能逃奔别国，借别国兵力来洗雪父亲的耻辱，一道被消灭，没有任何意义。”伍尚说：“我知道去了也不能保全父亲的性命，可是只恨父亲召我。如果为了求活命而不去，以后又不能雪耻，终会叫天下人讥笑。”他对伍员说：“你逃走吧。你能报杀父之仇，我将去投身就死。”伍尚已被捕，使者要捕捉伍员，伍员张弓搭箭对着使者，使者不敢上前，伍员于是就逃跑了。

    伍员听说太子建在宋国，便到宋国去追随他。伍奢听说伍子胥逃跑了，说：“楚国的君臣将要被战争所困扰了！”伍尚到了楚都，楚平王把伍尚和伍奢一并杀掉了。

    伍子胥历尽千难万险，终于逃到吴国。后来带领吴兵攻破了楚都，把楚平王的尸首从墓中掘了出来，鞭尸三百，报了杀父杀兄之仇。

    在牵涉到这一事件的几个人中，几乎个个都有知人之明，只是由于性格不同，各自的结局就大不相同了。

    在封建宫廷内部，既有知人之明又能处事得当的人是很多的。兹举宋真宗时期的王旦为例，也许能看到些什么。

    宋真宗想拜王钦若为相，王旦制止说：“王钦若受陛下赏识提拔，地位与待遇已相当优厚。我还是希望他能留在枢密使的位置上，这样，枢密府与相府之间也可以保持平衡。我朝从太祖开国以来，还没有任用南方人当宰相的先例。虽然古人说唯才是举，但也必须是真正的贤才才可以破例提拔。我身为宰相，不敢压抑贤才，但不同意王钦若当宰相，这是公众的意见。”由于王旦反对，真宗便暂时放弃了自己的想法。直到王旦去世后，王钦若才被放手使用，因此，王钦若逢人便说：“是王旦使我当宰相的时间延迟了十年！”

    当初，王钦若与陈尧叟、马知节同在枢密院任职，因为汇报工作，当着皇帝的面发生了争吵。真宗把王旦叫来处理纠纷时，王钦若还在大骂不已，马知节哭着说：“我愿与王钦若一起到御史府对质，请求公正评判。”王旦怒叱王钦若退下，才平息了这场纷争。事情发生后，真宗非常愤怒，要立即下令将王钦若三人投人监狱，王旦严肃地说：“王钦若等人多年来一直凭借着陛下的特殊宠爱，所以才敢如此肆无忌惮。陛下要责罚他们，也应当选择公开正式的场合。今天，您暂且回宫休息，明天我再来领取圣旨。”第二天，真宗召见王旦，问他是否安排了处罚王钦若的事情。王旦回答：“王钦若等人理当处罚。但不知陛下要冠以什么样的罪名？”真宗说：“判他们忿争无礼的罪名。”王旦说：“陛下治理着天下，却用忿争无礼的罪名将大臣入狱，如果这件事传到国外，恐怕会因处罚失当而损害您的威信。”真宗问：“你说该怎么办呢？”王旦说：“应该通过中书省传达您的旨意，把王钦若等叫来宣布陛下对他们宽大为怀的态度，同时对他们施以警告。等过一段时间，再将他们罢免也为时不晚。”真宗同意了王旦的处理办法，并说：“如果不是您说了话，我真是难以容忍他们这样放肆。”一个多月后，王钦若等人都受到了免职的处分。

    王旦曾经与杨亿在一起品评当朝人物，杨亿问：“丁谓这个人日后的前途和表现会是什么样子？”王旦评论说：“丁谓是个有才华的人，但在品德修养上还有所欠缺。日后担任了高级职务，假使有品德高尚的人帮助他，可能会有一个好的晚节；如果是他单独掌权，一定会给晚节带来不幸。”后来，丁谓的发展果然证实了王旦的预见。

    王旦作为皇帝使者负责修理衮州景灵宫，太监周怀政与他一起同行。有一次，周怀政趁便请求与王旦相见，王旦却一定等随从的人都来到后，才穿着官服在大庭广众下与他见面，说完了正事就立即告别。后来，周怀政因为策划政变而被杀，众人才知道王旦识人之准与深谋远虑。另一名太监刘承规因为忠厚老实受到真宗的喜爱，在他将要病死的时候，请求皇帝能封他做节度使。皇帝对王旦说：“如果不答应他，刘承规会死不瞑目的。”王旦却执意不批准，并说：“如果今后有人临死前请求封为枢密使，难道也要答应他吗？”刘承规的遗愿终于没有实现，而且自此以后，北宋的太监们没有一个人做官超过留后这一级别的。

    今天看来，王旦并没有什么惊人之举，也算不上千古留名。但他在处理日常事务中能够时时处处以知人为先，又能有理、有利、有节地具体安排每件事的处理方案，把事情做得既符合公忠体国之道又稳妥条理，从中可以看出王旦的水平。对我们来讲，也极富有借鉴意义。

    中国历代的统治者都极其注意网罗人才，能否网罗住人才，在其有无德行，但能否认识人才，却在于其智识了。所以，得人在其德，知人在其智。仅能得人而不能识人，则所得皆庸才；只能识人而不能得人，则人才皆为他人所用。所以，得人与知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在用人上面，却以知人为首。

    无其才而使当其任，必遭摧折；有其才而不使当其任，则必不能久居。无其德而使居其位，则必败亡；有其德而不使居其位，则必远遁。若在征战之事、权力之争中，一旦知人有误，必有大祸。这样的例子，也就不必再举了。

    百智之首，知人为上。若能知人善任，事业自成功了一半，再兼有雄才大略，就不虞其他了。

    “忠”的含义

    有一首流行歌曲这样唱道：“稀里糊涂上山，迷迷瞪瞪过河。”当我们唱起这首歌曲的时候，仿佛是在唱别人，我们自己好像活得很明白，其实不然。就拿忠义观念来说，我们几乎每天都生活在其中，但又有几个人能说得明白。如果弄不明白这一问题，我们真的将会生活在稀里糊涂之中。

    “忠”有两重意义，忠道不忠君，忠事不忠人，是大忠；而忠君不忠道，忠人不忠事，是愚忠，是小忠。同样，《水浒传》又把这两种“忠”混为一体，使人不知忠于谁，如何忠。

    “义”也分两重，一是属于社会理想层面上的“替天行道”的大义，一是蜕变为一般性的社会道德伦理规范，是小义。“大义”与“小义”之间不仅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有时是冰炭不相容的。而《水浒传》恰恰将这两者视同一义，使人们渴望社会理想的大义，但又从情感上摆脱不了，现实伦理规范的小义的束缚。

    “义”与“忠”的两重意义本来是相互对应的，但在现实当中，“义”由于更多地属于思想领域，所以其“大义”的一面还是比较容易显现出来的；而“忠”由于属于政治秩序的领域，受到了严格的限定，其“大忠”的一面不仅难以显现，还往往被视作大逆不道。因此，“忠”就蜕变为政治秩序和现实的道德伦理，与“小义”有着本质上的共通点。

    看看下面的例子，也许会有助于我们理解上面的论述。

    齐国的崔杼杀了齐庄公，蒯瞆刚好出使晋国将要返回，他的仆人说：“崔杼已经在齐国杀了国君您打算到哪里去？”蒯瞆说：“你快赶车，我打算回国以死来报效国君。”他的仆人说：“国君的暴行昭著，四周相邻的诸侯没有不知道，您却为他而死，不也太不值得了吗？”蒯瞆说“你的话很有道理，但说得太晚了。您如果早早地对我说，我就能去规劝国君。规劝不听，我还能离去。如今既没有规劝国君又没有离去。我听说，吃谁的俸禄就要为谁的事去牺牲。我既然吃了乱君的俸禄了，又怎么能去惩治国君而杀死他呢？”于是，驱车回国而死。他的仆人说：“别人有乱君，还为乱君去死；我有这样贤明的主人，难道能不为之而死吗？”于是，系好车绳，就在车上自杀了。君子听到这件事说：“蒯瞆可称碍上是保住名义了。”

    但当时的国相晏婴就不一样了。齐庄公荒淫无耻，与大臣崔杼的妻子私通，崔杼就把庄公在自己的家里杀了。晏子听说了，站在崔杼的家门外，他的仆人问：“大夫要为君王死难吗？”晏婴说：“难道是我一个人的君王吗？我为什么要死难呢！”仆人又问道：“大夫要逃走吗？”晏子说：“难道是我的罪过吗？为什么要我逃走呢？”仆人又问：“大夫要回家吗？”晏子说：“我的君王都死了，怎么能回家呢？治理百姓的人，岂能只为凌驾百姓之上，应该以国家的大业为根本；做国君之臣，哪能只为饭食，应该以事奉社稷为根本。所以，国君要是为社稷而死，则做臣下的就应该为君死；国君为社稷而逃亡，做臣下的就应该为君出逃；倘若国君为自己的私事而死，不是国君宠爱的亲信，谁能为君王而死难，为国君而逃亡呢？况且，有人恨自己的国君而把他杀了，我为什么要为此而死，为什么要为此而逃，又怎么能回家呢？”

    后来。晏婴终于帮助齐景公杀死了崔杼。但晏婴的这种忠诚似乎还不够档次，比之他的先辈管仲，应该是相形见黜了。

    当初，管仲、鲍叔牙和召忽三个人受命分别辅佐国君的三个儿子。召忽觉得自己所辅佐的那个将来不可能当国君，不愿意奉命，后经鲍叔牙劝说，才勉强答应了。当时他说：“百年以后，国君下世，如果有违反国君的命令而废弃所立并篡夺了的君位的，就是得了天下，我也不愿活着了。何况，参与齐国政务，受君令而不能改变，事奉所立的君主而保他不被废除，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任务。”管仲却不同意他的看法，说：“我的想法不一样，是受君命、奉国家以主持宗庙的，岂能为一个人而死呢？只有国家灭亡，宗庙被毁，祭祀无人这三件事才能使我死亡，如果不是这三件事，我就要活着。我活着对齐国有利，我为什么要死呢？”

    果然，后来召忽为公子纠被杀而自刎，管仲没有为自己所辅佐的公子纠而死，而是接受了自己的“仇人”公子小白的任命，辅佐公子小白建立了霸业。使公子小白终于成为春秋战国时期最为著名的霸主。

    也许，我们借助《水浒传》中宋江与李逵的关系更能说明忠与义的关系。李逵与宋江的关系极具典型性，当李逵听说宋江强娶民女时，怒发冲冠，扯碎杏黄旗，抡斧径奔宋江而来，要杀了这个贪色的不义之徒，这是以兄弟的私情小义服从社会正义之大义；但又他惟宋江是从，每每称道：“哥哥剐我也不怨，杀我也不恨。除了他，天也不怕！”“我梦里也不敢骂他。他要杀我时，便由他杀了罢。”当宋江毒其致死，还要归柩楚州，“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这与“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封建伦理秩序有什么区别？事实上，宋江与李逵的关系最后已经由社会理想的大义蜕变成了现实伦理的君臣关系。

    在晁盖和宋江那里，“忠”、“义”有本质不同的含义，这在第四十七回和第七十一回中说得非常清楚。在第四十七回中，晁盖说：“俺梁山泊好汉，自从火并王伦之后，便以忠义为主，全施仁德于民。”这里的“忠义”是大忠大义，而在第七十一回中作者有明确的交待：“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休言啸聚山林，早愿瞻依廊庙。”与晁盖的“恐托胆称王”相比，宋江的“忠义”无疑就是小忠小义了。

    由于社会理想与现实秩序的矛盾，与之相对应的“义”和“忠”往往不能并存，因此，在现实中，“忠”、“义”实际上不能两全。由于宋江等人所“忠”的封建王朝决不可能容纳义军所追求的社会理想意义上的“义”，所以，宋江和义军的悲剧是无法避免的。而历史的发展也告诉我们，只有当代表社会理想的“义”压倒着代表现实秩序的“忠”时，社会才能呈现出应有的活力。

    当然，即使弄清了忠义观念，我们也许并不一定能改变现实，但起码我们自己会活得得明白一些。

    选贤任能与事必躬亲

    识大体，弃细务，选贤任能，使各负其责，是治国之道，这个道理我们都是懂得的，但问题是人不是机器，即使你选好了，如果不加监督，或是不善领导，本来好好的人才也会变坏的，这样的例子在历史和现实中是不胜枚举的。因此，选贤任能与事必躬亲就成了领导者要解决好的矛盾。

    唐宪宗时期的宰相杜黄裳就曾专门论述过这个问题，他说：“帝王对上承受着天地与国家赋予的使命，对下负有安抚百姓与周边民族和邦国的重要责任，必然朝夕忧劳，固然不能够自图清闲和安逸。然而，君主与臣下是各有职分的，国家的法度是有一定程序的。如果能够慎重地选拔天下的贤才，并且将重任托付给他们，制定法则，当他们立功的时候便予以奖赏，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便处以刑罚，赏罚分明，不失信用，选拔与任用都出以公心。这样的话，哪还会有什么人不肯竭尽全力为朝廷办事呢？朝廷还会有什么寻求的目标不能实现呢？……贤明之君在寻求人才的时候是辛劳的，而在任用人才以后却可一劳永逸，这便是虞舜能够清静无为而使政治修明的原因啊！至于诉讼与交易等烦琐细小的事情，应由职能部门去办理，不是君主所应该躬亲过问的，如果事必躬亲，那就会管不胜管。……过去，秦始皇用衡器称取所阅疏表奏章，每天一定要阅读一定数量的奏章，不可谓不勤勉了；魏明帝亲自到尚书台检验发行文书，隋文帝在议事的时候，侍卫们只好互传食物充饥，这些人不仅对当世全无补益，反遭后人讥笑，费力不讨好。他们的双耳与双眼、身体与心志并非不勤劳而辛苦，但是他们致力的事情，并不合乎情理啊！”

    但任何事情都不能片面看待，上述的做法首先是建立在有一个头脑明白的皇帝的基础上的，如果皇帝糊涂，不仅上述的理论无法实施，那实在将是亡国之道。中国历史上就有许多皇帝因为贪图享乐，疏于政事而导致了政治腐败乃至亡国。因此，只有将勤勉地处理政事和上述的做法结合起来。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宋太宗也一个事必躬亲、兢兢业业的皇帝，说他日理万机，恐怕也不太过分，他用这种方法将一个百废待兴的新王朝支撑起来，是极富启发意义的。

    按照当时的规定，皇帝要和每个在朝的官员谈话，听取他的报告或建议，这实际上是很繁重的事。这天，轮到一批官员上殿引对（回答皇帝提出的问题），不少犯过错误降职安排到闲散职位上的官员，面对皇帝痛哭流涕，诉说由于俸禄被削减，生活艰难，宋太宗耐心地听他们诉说。轮到由开封判官贬为卫尉少卿的吕端时，却不一样，只听他说：“我罪过很大，但皇帝待我恩重如山，如果派我为颍州副使，我就满足了。”宋太宗心里高兴，他知道吕端是个十分有见解有才能的人，在大事上从来是不糊涂的，说：“我是了解你的。”不久，吕端官复原职。一个月后，又被提升为副宰相。

    对于朝廷的财政问题，宋太宗历来都是十分关心的。一天，他专门把负责财政的李薄等人都召至崇政殿，要求每个人都畅所欲言，对财政方面的问题提出建议。李薄等二十七个人受宠若惊，请求给些笔、纸，当面就写成报告，提出了七十一条建议。宋太宗看了，觉得他们提出的有些建议很好，也说明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是尽职尽责的。他从中选出四十四条切实可行的建议，批转给了有关部门采用，另十九条批转主管财政的官员筹办，对有些有价值的还要进一步研究讨论，并派御史出席监督。对于李薄等人，不但赐给钱财，还都升官。

    宋太宗对官吏的长处和短处都十分清楚。有一天，他对宰相们说：“那些管理财政的官员所提的建议颇有用处。我曾对陈恕等人说过，若论文学和史学，这些人比你们差远了，而如果论钱粮之事，他们从小就接触，十分熟悉。你不应该看不起人家，应当虚心请教，一定会有帮助的。可是陈恕不肯放下架子，后来就是本职工作没有做好。”宋太宗这时召见陈恕，指责了他一番，陈恕这才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批评，叩头承认错误。

    有时。对于一些很小的事，宋太宗也要过问。按照当时的规定，监军不准携带家属上任。但王宾任监军后，他的妻子极好吃醋，为人也极凶悍，自己擅自尾随而来。王宾赶不走她，拿她没有办法，无可奈何之下，只好上书报告此事。宋太宗知道后，居然亲自叫来了王宾的妻子，训斥了她一番，让两个卫士打了她一顿，并处以杖刑一百，配给一个当兵的作妻子。当天晚上，她就死了。

    陈州百姓张矩，杀害同乡王裕家两条人命，知州田锡循私枉法，没有处理，致使王裕家里的人跑到京城申诉。宋太宗派两位朝廷官员审问，结果事后都说：“张矩并没有杀人。”后来，王裕的儿子应募当兵，寻机见到宋太宗说：“我并不想当兵，只是为了借机申诉我家的冤枉！”宋太宗大怒，下令御史台重审此案，终于将张矩法办。那两位朝廷官员和陈州知州田锡、通判郭渭。一律贬官！

    宋太宗日理万机，细大不捐，较好地处理了选贤任能与事必躬亲之间的关系，使宋初呈现出大治的局面。

    选贤任能，使人各负其责，自己落得一身轻松，是每个领导者都向往的事。但是，世上绝没有那样简单的事，如果想真正做好选贤任能，自己就必须要了解情况，掌握方法，处处走在前面，真正地起到“领导”作用，这实际上是更为重要的“事必躬亲”。如果将自己的一摊子事交给一个人，自己回家睡大觉去了，那与土地主出租土地又有什么两样呢？

    人格和官位

    按理说，人格与官格是统一的，意思是说，人格越高尚，官格就也就越高尚，官也就做得越大。然而，在传统社会里偏偏不是这样，相反的情况倒是经常出现，那就是越是无耻，官就做得越大；越是清廉正直，就越是沉沦下僚。因此，在传统社会里，形成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人格与官位成反比，无耻与官位成正比。

    其实，这并不奇怪，在传统社会里，中国历来就是一个道德与帝王分离、人格与官格分离的国度。别说做了皇帝，就是做了官吏，也往往丧失了人格，只剩下了官格，理想道德即行告退，为官之道往往压倒一切。且让我们以五代时期的张全义为例。

    张全义，生于公元825年（唐敬宗宝历元年），濮州人，原名张居言。张全义出身十分贫苦，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张全义长大以后，为了生存，便到当地的县衙里当了仆役，曾多次遭到县令的欺压和污辱。因此，当王仙芝的起义军到达濮州一带时，他就积极地参加了王仙芝的军队，王仙芝失败后，他又加入了黄巢起义的大军。在军中，张全义作战勇敢，又精明能干，迅速得到提升，在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后，他被任命为大齐农民政权的吏部尚书兼水运使。在当时，吏部尚书主管政府的官吏考核与任免，权力大，职位也十分重要；而水运使更是担负着为长安百万义军从水陆筹集粮饷的重任。从这两个职务可以看出，张全义在黄巢起义军中所占的重要位置。

    不久，黄巢大起义在唐朝军队和唐朝借助的外族军队的联合镇压下失败，张全义也像许多农民起义军的将领一样，投降了唐朝。当时，张全义见河阳节度使诸葛爽较有势力，就投靠了他，诸葛爽屡次派他剿杀起义军残部和袭击其他军阀，张全义都很卖力，立了许多战功。在诸葛爽的推荐保举下，张全义被任命为唐朝的泽州（今山西高平县）刺史。不久，诸葛爽病死，其部下李罕之与刘经相互仇杀，都希望能占领洛阳。当时，张全义是刘经的部下，刘经认为张全义既可靠，又富有作战经验，就派他去抵抗凶悍的李罕之。张全义带着刘经给他的兵马来到前线，发现李罕之的势力很大，而且战斗力很强，不仅自己，就是刘经亲自来也无法抵敌。在分析当时的具体情况后，张全义就投靠了李罕之，反过来与刘经为敌。刘经见张全义背叛了自己，只得向诸葛爽的儿子诸葛仲方求援。在诸葛仲方的支持下，刘经打败了李罕之。李罕之见刘经求救于人，也不甘示弱，就向镇压农民起义军起家的大军阀李克用求救，在得到了李克用的帮助后，他又反败为胜，占领了许多地方。这样，张全义又被李罕之保荐为河南尹。

    起初，李罕之与张全义关系很好，二人在臂膀上刺字结盟，彼此相处十分融洽。但李罕之好大喜功，有勇无谋，性情贪婪粗暴，心中轻视张全义。他听说张全义平日勤奋节俭，为政清廉，比较注重农耕，嘲笑说：“这不过是一个田间的农夫罢了！”平时相处之中也有意无意的流露出轻蔑之意。张全义每次听到这种话。只作没听见，淡然处之，并不和他计较作对。李罕之多次向张全义要谷物布帛，张全义都如数付给，从没有驳回过。可是李罕之索要没有止境，河南难以供给，稍微不能满足他的欲望，他就用刑具拘拿河南的官吏押到河阳用棍棒殴打。致使河南的将领佐官们都很愤怒，纷纷请求采取行动来对付李罕之。

    张全义却说：“太尉李罕之所要的东西，怎么能不给呢！”样子好像是怕李罕之似的。李罕之听说此话，认为张全义软弱可欺，便得寸进尺，更加骄横起来。李罕之的手下人从不耕种庄稼，专门通过抢劫掠夺搜刮资财，吃人肉当作粮食。这河南尹的官虽比泽州刺史的官权大了些，却很不好当。李罕之是个只懂得杀人劫掠、征战杀伐的军阀，根本不懂得安顿流民，组织生产，因此，总是接二连三地向张全义催逼军需物品。当时民生凋敝，饿殍遍地，军粮极难筹集，尽管张全义努力供应，还是无法满足李罕之的要求。再加李罕之性格暴躁，稍不如意。他就对送粮官员大加挞伐，弄得无人敢去送粮。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许多部下都劝张全义脱离李罕之或是干脆反叛，可张全义总是好言劝慰，不露声色。

    张全义自己也深深知道，长此以往，自己必然会与李罕之闹翻，必须及早作打算。于是，他一面表面上顺从李罕之，在军需方面尽量满足他的要求，使李罕之不起怀疑之心；另一方面，他也积极准备，窥伺时机。公元888年（唐僖宗文德元年），李罕之再启战端，率兵攻打晋、绛二州。张全义见时机来临，就带领本部兵马不费吹灰之力占领了李罕之的河阳，自封为河阳节度使。李罕之闻讯大怒，立刻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也马上派兵帮助李罕之前去收复河阳。在未占领河阳之前，这年二月，为扩大地盘，获取资财，李罕之发动全部人马攻打绛州，绛州刺史王友遇投降，临近各州都担心李罕之来攻。李罕之攻克绛州以后，又攻打晋州。护国节度使王重盈见其来势凶猛，便暗中联合张全义以图谋对付李罕之。

    张全义对李罕之的人马到处掠夺和无休止的索取，早已心存不满，此时他认为时机已成熟，应该好好教训他一下。张全义与王重盈暗中约定，王重盈原地迎敌，张全义抄其后路。张全义暗中派发河南各县的民兵，夜间，趁着李罕之的人马大部去攻打晋州，防备空虚之际，猛攻洛阳，黎明时分，张全义的人马进入河阳三个城区，将李罕之的家人全部俘获，李罕之化妆后翻过城墙徒步逃走。

    张全义就已做好准备，同军阀朱温联系，求他帮助，朱温也正想扩展势力，便欣然接纳，派兵帮他守住洛阳。当李克用的军队来到时，朱温的援军已严阵以待，李克用的军队只好撤走，朱温帮了张全义的大忙，从此，张全义就投在了朱温的门下。朱温对这张全义并不放心，不敢给他兵权。于是，给了他一个没有实际兵权的检校司空的军衔，并仍让他做河南尹，去河南一带组织生产。

    张全义到了洛阳，看到的只是一片荒凉败落的残败景色。洛阳虽是名都，但自唐朝的安史之乱以来，就屡遭破坏，在晚唐的军阀混战中，洛阳更是倍受其害。等张全义治理洛阳时，他在洛阳只找到了一百多户人家，四五百口人，这个历史上的军事、商业、文化重镇已残破到了这种程度，不用这些数字是无法表明的。张全义并不灰心，他出身农民，确实有一股吃苦耐劳的精神。他只带去了一百多个部下，就把这一百多人分成几十组，每三两个人拿着榜文和旗子组成一小组，到洛阳所属的十几个县去招收安顿流民，并制定具体措施：一是暂时不收租税，二是减轻刑罚。这样，在他的努力之下，数年之后，每个县都招募安顿了数千户流民。接着，张全义就趁农闲组织强壮男子练武，逐渐建立起了一支两万多人的军队。

    他亲自参加劳动，十分关心农业生产，也关心当地农民的生活。他经常出去巡视，见种得好的田地，就奖赏主人；见了耕种不好的田地，就责备主人。有一次，他了解到一块田地荒芜是因为田主缺少耕牛和劳力，就倡导大家互相帮助。当时，洛阳一带流传着这样的话：“张全义见了歌女舞妓，也难得笑脸，见了好的庄稼，就会眉开眼笑。”后来，朱温的势力越来越大，最后终于发展到代唐自立。朱温用武力把唐昭宗挟持到洛阳，做好充分的准备，想废掉唐朝，建立他的朱氏后梁政权。但洛阳地区是张全义的势力范围，他在这一带的威信较高，朱温生怕张全义反对他篡唐自立，就事先撤掉了他的河南尹的职务，把他封为东平王，给他换了一个中书令的虚衔。

    张全义已是官场老手了，他深深地知道，朱温仍然不相信他，这时候唯一的办法，是在朱温自立为皇帝的时候替他出力，这样才能表示出自己的忠心，取得朱温的信任。于是，张全力替朱温出谋划策，把河南一带的财力都集中给了朱温，让他自由地调度使用。这么一来。朱温真地相信张全义了，再加上张全义一再上表辞谢，说自己不配封王，无力担任中书令的职务，弄得朱温都有些感动。在朱温当了皇帝后，对张全义加官进爵，封他为魏王，让他重做河南尹。

    然而做官也实在是不容易的事。一次，朱温到了张全义的家里，一住就是数天，朱温竟要张全义的妻子、女儿、儿媳轮流陪他睡觉，张全义的儿子愤恨不过，发誓要杀死朱温。可张全义不同意，他极力劝阻儿子，并说：“朱温曾经救过我的命，他要怎样就让他怎样吧！”人能委曲求全至此。也可谓有涵养了！

    在朱温晚年，最大的对手就是李克用父子，这两派军阀之间征战不休，因此，朱温对手握兵权者很不放心。对一批曾与李克用有过关系的人也不放心，张全义就是他要杀掉的目标之一。张全义采取的自救措施还是献忠心，把洛阳的财力以及自己的家财全都拿出来，支持朱温对李克用的战争，这才使朱温稍稍气平。后来，张全义又派自己的妻子去宫中为自己说情，这才打动了朱温。朱温让自己的一个儿子娶了张全义的女儿做媳妇，表示对他的信任和好感。

    后来，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终于打败了后梁，于公元923年（庄宗同光元年）建立了后唐政权。李存勖早就知道张全义多年替朱温置办军需品，十分恼恨，想把他全家杀掉。张全义也知道自己的处境极其危险，便准备了上千匹好马，送给李存勖的刘皇后，请她帮忙说话，自己又上表请罪。乞求哀怜，并表示愿意替他治理洛阳，李存勖觉得他还有用，就赦免了他。后来，张全义又不失时机地表示自己的忠心，李存勖的许多活动的必需品都由他圆满地置备起来，弄得李存勖十分高兴。他这种善于体贴巴结的习惯竟然打动了刘皇后，要求拜他为义父。就这样，李存勖仍让他做了河南尹，还任他为中书令，封他为齐王，又做了李存勖的岳父，张全义又在新朝站稳了脚跟。后唐庄宗李存勖荒淫无耻，且不善治国，只知重用武夫和名门士族出身的人，不知重用文人和有才能的庶族出身的人，因而很快衰败下去。

    在李存勖的晚年，他的养子李嗣源的势力逐渐变得很大。恰在此时，赵在礼于魏州发动叛乱，张全义为了巴结李嗣源，就极力推荐他去平定魏州之乱。张全义的用意是很明确的，李嗣源领兵出征，就会得到两条好处，一是树立威信，二是手握重兵，对将来篡夺帝位是很有利的。如果李嗣源真的当了皇帝，自己岂不又成了新朝的大功臣。但没想到李嗣源到了魏州，却与叛敌联手，共同进攻李存勖。这一下可把他这个推荐人吓坏了，恐怕李存勖杀掉他，日夜忧惧，连饭也吃不下去。没过几天，就病恶而死。也就在这时。李存勖也被部下杀掉了。张全义活了七十五个年头。

    荀子曾经说过：“强自取折，柔自取束。”意思是说强硬的东西是容易折断的。而柔软的东西看上去好像是十分软弱的，但它却能用来捆束别的东西。这当然是对阴柔之道赞扬。然而，在现实当中，并不是所有的阴柔之道都是像理论上所说的那样可取。真是人在宦海，身不由己，其阴柔保身之法是发自内心呢还是迫不得已呢？有时，所谓的阴柔之道往往也会成为明哲保身的托词！

    如果仅仅是名哲保身倒也罢了，像张全义这样为了官位而不择手段，恐怕是任何托词都无法掩饰的！

    宽以待人

    刘备用理想的道德规范来处理和维系人际关系，并取得了极大的成效。正如“庞统献策取西川”时他自我总结的那样：“今吾与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他“心存忠信”，“推诚相信”，温厚待人。不仅与关羽、张飞誓同生死，就是对诸葛亮、赵云、黄忠、严颜等人也无不赤诚相见。即使是对于各种降将，他也均“以仁义相待”，所以才有了黄忠、严颜、马超、魏延等人出色的将领，如果没有这些人的鼎力相助，刘备的基业是难以想象的。

    汉朝的时候，丙吉是汉宣帝的丞相。他的车夫好喝酒，喝醉了行为就很不注意检点。有一次，他驾车外出，酒醉后呕吐到丞相的车上，相府的主管骂了车夫一顿并想辞退他。丙吉说：“他如果因为醉酒失事而遭辞退，还有谁会收容他呢？总管忍忍吧，不过就是把车垫褥弄脏了罢了。”就仍然留他作车夫。

    这个车夫家在边疆，经常目睹边疆发生紧急军务的情况。那天出门，恰好看见驿站骑手拿着红白两色的口袋，将边疆的紧急文书送来。他就随后跟到皇宫正门，到负责警卫传达的公车令那里打听。知道敌人已经侵入云中、代郡等地。他马上回到相府，将情况告诉了丙吉，并说：“恐怕敌人所侵犯的边郡中，有些太守和长史已经又老又病。无法用兵打仗了，丞相最好是预先准备一下。”丙吉认为他说得很对，就召来负责任免事项的官员，查阅边境郡县官员的档案，对每个人都仔细地逐条审查。不久，汉宣帝召见丞相和御史大夫，询问敌人入侵郡县官员的情况，丙吉一一正确答复。御史大夫仓促间显得十分窘迫，无言秉告，只得降职让贤。而丙吉能时时忧虑边疆事务，全凭车夫的提醒啊！

    宋朝的时候，郭进任山西巡检的时候，有个军校到朝廷控告他，宋太祖召见了这个人，审讯后，知道他是诬告，就将他押送回山西，交给了郭进，让郭进处置他。当时，正赶上北汉国入侵，郭进就对那人说：“你竟敢诬告我，说明你确实还有点胆量。现在我赦免你的罪过，如果你能出其不意，消灭敌人，我将向朝廷推荐你。如果你被打败了，就自己去投河，不要弄脏了我的剑。”那个军校在战斗中奋不顾身，英勇杀敌，居然打了大胜仗，郭进就向朝廷推荐了他，使他得到提升。

    冯梦龙评论说：“容忍别人小的过失，他必将以自己的一技之长来酬答你；宽待自己的仇人，他必将会以死来相报。因为要报答恩人的感情激荡在人的胸中，所以他的长处遇到触发的机会，他就会跃跃欲试；他的才干一受到激发，就会尽量发挥。那些专门去收集别人的过错、去寻找仇人的缺点的人，难道不是愚蠢之至的吗？”

    像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多的，例如，东汉时期的仇览就十分善于以教化理政。仇览字季智，是陈留考城县人，他自幼读书，但一直不愿出仕，到了四十岁时才作县吏，后来作亭长。亭长虽为基层小官，仇览却没有掉以轻心，而是小心谨慎，治理得井井有条。农忙时节，他劝农耕桑，植果种菜，蓄养家禽；农闲时，他又开设学校，实行教化。

    仇览初任亭长时，曾遇到这么件事。有一个名叫陈元的人，自幼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有一天，陈元的母亲突然找到仇览，状告儿子不孝，要求仇览惩治他。仇览感到意外，说：“我最近路过你家，发现你家院落整齐，你儿子按时耕作，不像个不孝之子。可能是对他教化不够，致使他一时糊涂。你作为母亲，多年守寡养孤，辛苦了大半辈子，怎能因一时忿怒，将儿子置于不义之地呢？”陈元母亲被仇览说通了，她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便收回状子回家了。仇览又到陈元家，与他们母子一起吃饭喝酒，席间，又给陈元讲了许多应该孝敬父母的道理。陈元也深感悔恨，他向母亲赔罪说：“孩儿自小丧父，为母亲所宠，养成了骄横不敬母的坏脾气。从今以后我要痛改前非。”后来，陈元果成为乡里有名的大孝子。

    “心存忠信”，“推诚相信”，以宽待人，是我们处理人际关系的理想。但是，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这实际上很难做到，倒是曹操式的“急”、“暴”、“谲”很有市场，也似乎很有效果。但是，有市场和有效果并不意味着就是合理的，“心存忠信”，“推诚相信”，以宽待人，实行起来似乎困难，但在中国历史上还是不乏成功的先例，而且它代表着一种文化理想，代表着长久的文化上的合理性。

    进谏的艺术

    所谓伴君如伴虎，伴君的确是一门高深的艺术，如果既想保住自身又不失正直，善于进谏就是必不可少的。在没有民主的社会里，要想提出正确的建议是很难的，尤其是要使自己的建议被采纳，就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在漫长的传统社会里，臣下对于进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说穿了，无非是利用君王的心理，见机行事。

    有时候，一般的劝谏是不起作用的，而戴高帽往往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在中国古代的进谏艺术中，这是一种常用的方式，晏婴此次劝谏齐景公就是巧妙而成功地运用了这种方式。

    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齐景公是一位非常荒唐的国君。有一次，景公饮酒，七天七夜不停，大臣们知道他的脾气，都不敢来劝谏。

    弦章忍不住了，进谏说：“君主饮酒，七天七夜，希望君王不要再喝酒了。如果不停止饮酒，我就自杀。”

    晏子听说了这件事，去拜见景公，景公说：“弦章劝谏我说，希望我不要喝酒了，否则他就自杀。如果听他的，那么我就是被臣下牵制了；不听他的话，又不忍心见他自杀，我该怎么办呢？”

    晏子说：“多么幸运啊！弦章遇到的是一位贤君。假使弦章遇到了一般的君主，早就被杀了，哪里还能等到今天呢？”

    景公听晏婴的话，有所醒悟，就不再喝酒了。

    在春秋战国时期，梗阳（今山西境内）有一桩讼案，理亏的一方财力雄厚，送了女乐财物给魏献子（魏舒），魏献子准备收下。

    阎没、叔宽是他的门客，觉得他这样做会有损他的名声，就商量说：“我和你一起劝谏主人吧！我们的主人因为不受贿赂而闻名于诸侯，今天因梗阳人的贿赂而使名誉受到损害，是不值得、不可以的。”

    二人来到了朝堂之后，等在庭院里。献子准备吃饭时，问谁在庭院里，他们答道：“是阎没、叔宽在此。”献子就请他们与自己一起吃饭。

    一顿饭之间，两个人叹了三次气。

    吃饱之后，献子感到十分奇怪，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与自己一起吃饭反而叹气，就问道：“人家说，吃饭时候应忘掉忧愁。你们二位吃一顿饭，叹了三次气，为什么呢？”

    两人异口同声地说道：“我们两个小人，性贪，在饭菜刚到的时候，恐怕不够吃，所以叹气；等到菜上了一半，就自责说，难道主人请我们吃一顿，会不够吃？会不让我们吃饱吗？因此再叹气。等饭菜上完了，希望把自己的小人之心变为君子之心，刚刚满足就行了。所以三次叹气，不要更多的奢求。”

    献子听了他们的话，有所醒悟，说：“很好！你们提醒了我。”

    于是，就辞谢了梗阳人的贿赂。

    南唐升元初年，京城附近干旱，但不久京郊就下了雨，京城却没有下雨。一天，皇上在北苑设宴，招待群臣，烈祖对身边的侍臣说：“京郊下雨，京城却没有下雨，这是为什么？难道是处理关于商市的官司失当，违背了天意吗？”当时关税很重，商人甚至都不敢经商了。这时，有一名叫申渐高的乐工听到了这话，便趁机以开玩笑的口吻进言道：“雨水害怕抽税，所以不敢到京城来了。”烈祖听后大笑，当即下令免除一切额外的税收，使税收变得合理。

    说来也巧，一夜之间，天就在京城及其附近下起了及时雨。

    宋宗元评论说，一句话就能够打动君主的心，使天子回心转意，如此看来，不诙谐就不能收到奇异的效果。这进谏的方法，都是效法晏婴的奇劝巧谏。如果不以幽默的语言说出来，就难以使人接受。

    汉武帝（公元前157年一前87年）的乳母有一位儿子犯了杀人罪，按律当处死，武帝准备依法办理。

    乳母就去请求东方朔帮忙，东方朔对她说：“这不是用语言所能争取的，如果强行要求，说不定还会适得其反。你想要有些帮助的话，我告诉你一个办法，就在你拜见过皇上要离开的时候，时时的回头望着皇上，但你一定要记住，千万别说话。这样也许会有一线希望。”

    乳母见到了汉武帝后，完全按东方朔的所说的去做。

    东方朔看看时机已到，于是对乳母说：“你太痴心了，皇上已经长大，怎会想到他吃过你的乳汁？”

    武帝虽才志雄大，心意坚忍，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一下子动了眷恋之情，起了悲切怜惜之念，就赦免了她的儿子。

    纵观上述的“巧谏”，有的是利用君王的虚荣心，有的是利用君王的个人情感，有的是给足了君王的面子，有的是转弯抹角地讽谕，总之，不是直来直往。其实，君王也是普通的人，也有普通人的心理，普通人因没有合适的条件而无法表现自己的心理，而君王则可以“为所欲为”，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君王之心，实乃“千万人之心也”。

    内忧与外宁

    俗话说：外宁必有内忧。意思是说一个国家如果外部安定了，朝廷内部就要出问题；如果外部总有敌人的侵扰或是在边境上总是发生些什么事情，朝廷内部也许就会安定一些。这真是古人总结的经验之谈。且看下面的几个事例。

    宋真宗时期，李沆作宰相，王旦任参知政事。当时正值西北边境打仗，有时候要忙到很晚才吃饭。王旦感叹到：“我们这些人，什么时候才能遇到天下太平、优游无事的时候啊？”李沆说：“稍微有点忧虑，足可以让人警惕，假使哪天四方安宁，朝廷里未必就不会生出事来。俗话说：‘外宁必有内忧’。这就好比人有点小病，经常在眼前搅扰你，你就知道忧虑而抓紧治疗。我死后，你肯定要作宰相，朝廷也会很快与敌人议和。边疆没有了战事，恐怕皇上又会渐生奢侈之心。”王旦听了，不以为然。李沆还喜欢每天都将四方水旱强盗、乱贼以及忤逆不孝的事情收集起来禀报皇上，皇上脸色抑郁不乐。王旦认为不值得拿这些琐碎的事情去干扰皇上的视听。况且丞相每每禀奏不好的事情，尽违背圣上的心意。李沆说：“皇上在少年的时候，就应当使他知道各方面的艰难，常有忧虑恐惧之心。不然的话，他血气方刚，不是成天迷恋美女，就是大兴土木、征召军队、建祠立庙。我老了，等不到看见这种情景了，这就是你参政之后的忧虑啊！”李沆死后，真宗果然与契丹讲和，西夏也向大宋称臣。于是，真宗果然在泰山封岱祠，在山西建宗庙，大肆营建宫殿，搜集研究已废亡的典籍，没有闲暇之日。

    王旦亲眼看到了王钦若、丁谓等奸臣的所作所为。但已经对此无能为力了。他想讲言劝谏，自己已经摆脱不开；如果离开朝廷，而皇上又对他待遇优厚，不便辞官。这时，王旦才认识到李沆的先见之明，不由得感叹说：“李文靖真是一位圣人啊！”

    《左传》中记载，晋国楚国在鄢陵遭遇，范文子不想与楚国决战，他说：“只有圣人才能既无内忧又无外患，我们不是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何不留下楚国对我们的困扰作为外患以戒惧自己呢？”历公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与楚国交战，打败了楚国，回来后越发骄横，重用了奸臣胥童，将三大臣诛戮。后来他自己被嬖臣匠丽所杀。李沆之论，正是据此而发。

    读到这里，真是令人喟叹不已。看来，人的品行真的不是那么高贵，外边没有问题，自己就要在内部制造一些问题，反正总是要给自己找一些麻烦，不能让自己闲着。

    其实，外宁必有内忧，外不宁就一定没有内忧吗？照样有，甚至更多。纵观历史，哪一个朝代不是在内忧外患中灭亡的呢？

    “捣鬼”有术

    鲁迅曾经说过：“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意思是说捣鬼的作用是不大的，还说以捣鬼成大事的，古今未有。其实，这话要看怎么说。如果用在军事上，捣鬼的作用就大了，以此成大事的，古今都有，甚至古今都是以此成大事的。我们且看几个“捣鬼”的例子。

    怎样才能使对方内部相互怀疑猜测，最重要、最省力、最简捷也往往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散布谣言。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反间计就是利用散布谣言来获得成功的。下面仅举一例。

    斛律光，字明月，是北齐的勇将，曾多次率军打败北周军队。公元564年（北齐河清三年），北周派大将达奚成兴攻打平阳，斛律光率步骑兵三万抵御，使周兵败走，斛律光因此名声大振。这年冬天，北周又派大司马尉迟迥、齐国公宇文宪、庸国公可叱雄等率兵十余万攻打洛阳。斛律光率五万大军抵御，在邙山大战，斛律光亲手射杀了可叱雄，大破北周军，俘虏斩杀敌军数以千计。北周将领韦孝宽见斛律光英勇无敌，不可力取，便千方百计地想法除掉他。就在此时，北齐内部矛盾纷起，给他以可乘之机。

    北齐后主有个宠臣，叫祖孝征，双目失明，与后主的干娘陆令萱关系极好，因此深得后主宠信。但斛律光对祖孝征不满，他对部将说：“我在边境指挥千军万马，国家大事常让我参与。自从那个盲人掌握机密以来，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真为齐国的大事担心啊！”

    后来，斛律光入朝，在朝堂垂帘而坐。祖孝征当时并不知道，骑马从他面前经过。斛律光大怒说：“这个人竟敢对我如此无理！”祖孝征知道斛律光发怒，也很害怕，便贿赂斛律光的奴仆，问他说：“斛将军很恨我吧？”奴仆说：“自从您掌国家机要以来，我们将军常在夜间抱膝长叹说：‘盲人人国必破矣’！”

    不但祖孝征恨斛律光，齐后主的干娘陆令萱也恨上了斛律光。陆令萱恨斛光主要因为两件事，一件是她曾为自己的儿子求娶斛律光的女儿，被斛律光拒绝；二是因为北齐后主曾欲将晋阳的田地赐给陆令萱的儿子，斛律光劝阻了，使他没有得到。为此，陆令萱也在寻找机会加害斛律光。

    周将韦孝宽了解了这些情况后，便派间谍潜入北齐都城，四处散布两首歌谣，“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高山不推自崩，槲树不扶自竖”。古代一百升为一斛，明月又是斛律光的字，前一首歌谣隐含了斛律光将位高于天，有威胁皇帝的意思。北齐皇帝姓高，很明显，第二首歌谣是说皇帝要被斛律光取代。

    当时的人们与今天的观念很不一样，他们相信和忌讳童谣、谶语之类的东西，这两首歌谣引起了皇帝对斛律光的极大怀疑。

    韦孝宽的做法是十分有效的。祖孝征一直想加害他，当听到这两首歌谣后，他又加上一首，说：“盲眼老公背上下大斧，饶舌老母不得语。”盲眼老公指祖孝征自己，饶舌老母指陆令萱。祖孝征把这些歌谣教给小孩子们，让他们在大街小巷到处传唱。

    陆令萱听到这些歌谣后，便拉着祖孝征一起将歌谣奏给北齐后主，并说：“斛律家族几代都为大将，握有军权。斛律明月威震关西，他弟弟斛律丰乐威震突厥，他家女为皇后，男娶公主，势力实在太大了。谣言中暗含之意，陛下不得不防！”

    齐后主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认为他们的分析是合乎时事的，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便与祖孝征、陆令萱等人合谋，将斛律光骗至宫中，将其杀害。

    看来，施行反间计要注意这样一个因素，就是要利用对方内部的矛盾。纵观中国历史上成功的反间计，很多都是离不开这一点的。如果对方十分团结，相互之间没有什么利害关系，不可能形成什么威胁，那么，谣言就不容易中伤对手。

    此例比较特殊的地方就在于利用了歌谣谶语的形式，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很有效的。也就是说，散布谣言的形式对于反间计来说往往是很重要的。

    岳飞像

    岳飞不仅是人所共知的民族英雄，还是一位十分出色的军事家。据说，他曾经留下了一部兵书，叫做《武穆遗书》，其中论述用兵作战很有可取之处。在他波澜壮阔的抗金斗争中，也曾用过反间计。

    岳飞作战英勇，常常身先士卒。公元1126年（靖康元年），金军大举南下，意欲消灭北宋。岳飞随前军前往，在李固渡一带，岳飞率领三百名骑兵打退了金兵的进攻，杀死了一员敌将。在增援开封的途中，在滑州黄河冰面上，岳飞率领一百名骑兵，突然与大队金兵遭遇，岳飞对部下说：“金兵虽多，但并不知道我们的虚实，我们应乘其立足未稳，可向金兵发起进攻。”岳飞一马当先，挥刀将一金将挑于马下，乘势击溃了金兵。后来，岳飞又转战到曹州。由于岳飞作战英勇、武艺超群，很快便由从九品的承倍郎升为从七品的武翼郎。

    岳飞很受当时的抗金名将宗泽的赏识，但宗泽也对他不顾生死的冲锋陷阵表示担忧。一次，宗泽对岳飞说：“你智勇双全、才艺兼备，就是古之良将也很少能够与你相比，但你作战身先士卒，这样做是自己不爱惜自己，很不妥当。”然后，他送给岳飞御敌的阵图，希望他能依图作战。岳飞当时就说：“先列阵而后同敌人开战，这是兵法常理，但如何运用兵阵，则全在主将的智谋。”宗泽听了他的话，十分赞赏，更觉得他不是个一般的人才。

    岳飞聪颖好学，深通用兵之道，他曾说：“勇不足恃，用兵之道在于谋略。”他注重用兵的谋略，在作战中常常能出奇制胜，以少胜多，即使猝然临敌，也能处变不惊，往往可以化险为夷。

    公元1130年（建炎四年），金兀术率大军南下，攻建康（今江苏南京），克临安（今浙江杭州市），宋高宗十分惊慌，逃往海上。在韩世忠的奋力抗击下，兀术向北败走，退向建康，岳飞乘机率军于建康城南的牛头山（今江苏江宁县西南）设伏，到深夜，岳飞派一百人身穿黑衣混入金军大营，四处喊杀，搅得营中大乱，使金兵自相残杀，兀术只好退守龙湾。岳飞率骑兵三百、步兵两千赶到新亭（今江苏南京市南），大败金兵，兀术逃往淮西，岳飞乘机收复了建康。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牛头山大捷。

    宗泽死后，他归杜充统辖。宋高宗逃到临安后，杜充也就要放弃开封，向南撤退。岳飞坚决反对说：“中原土地，一寸也不能放弃。如果我们一走，此地就再也不是我们的了，他日想收回，没有数十万人马是办不到的。”公元1133年（绍兴三年），伪齐政权派李成依仗金人的势力入侵，攻破了襄阳，岳飞提出了自己的战略意图：“襄阳等六郡是恢复中原的根本，现在应先取六郡，再消灭杨么。”后来宋高宗采取了岳飞的战略，收复了襄阳。

    这时候，皇帝对岳飞还是信任的，他曾对岳飞说：“大军进退时机，朕不遥控。”“中兴之事，就全托付给你了。”而实际上，他很害怕将领的威望太高，兵权太大，不好控制。尤其是他害怕打败了金人，再把徽、钦二帝迎了回来，他可就做不成皇帝了。所以，在秦桧的干扰破坏下，岳飞并未能兴师北伐。

    岳飞一直在寻找机会来消灭刘豫的伪齐政权。当岳飞得知刘豫与粘罕交往甚密，而兀术厌恶刘豫时，他便设计了一个除掉刘豫的离间计。

    公元1137年（绍兴七年），岳家军抓住了兀术派来的一个间谍，岳飞便乘机实施了反间计。他灵机一动，先假装认错人，不动声色地责备那个间谍说：“你不是我派去的张斌吗？我以前派你去刘豫那儿。约他把四太子兀术引来杀掉。你一去便不回来。我正怀疑你有什么变化呢？我已经派人去问过了，刘豫已经答应我，今年冬天要以会合寇江为名，把兀术骗到清河杀掉。你拿了刘豫的书信却不来找我。是不是想背叛我？那金兀术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从实招来。”那间谍本来觉得自己已是死定了，没有想到竟然会出现这种局面，真是喜出望外。他当然就顺势答应着承认下来，连连表示自己的忠心，并随机应变，编造理由，说自己没有找到机会出来报信。岳飞假装相信了他的话，要他将功折罪，便作了个蜡丸书，写明要同刘豫一道杀掉兀术。岳飞对个那间谍说：“我今天饶了你，你回去找到刘豫，问清楚举兵时间。如果再有延误，一定加倍处罚。”

    间谍从岳飞军中出来，直奔金营，他回去后，便将蜡丸书交给了兀术，当时，岳飞的军队占有优势，兀术认为刘豫已经动摇，有可能背叛他，他本来对刘豫就怀有戒心。看了这封密信以后，大惊失色，马上向金熙宗报告，金熙宗立即下令废掉刘豫。

    其实，岳飞的反间计只是局部的，暂时的；而金人的“反间计”却是长久的，因为他们在南宋朝廷内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这就是秦桧。金人不杀徽、钦二帝，也是大有深意的，他们是为了要抉南宋朝廷的皇帝，一旦他们敢决心抗金，他们就送还徽、钦二帝，使南宋朝廷无法处置，这也是十分厉害的杀手锏。秦桧的奸计所以能够得逞，也是与此有密切关系的。

    反间计是常用常新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世事复杂，而人性又多疑。只要运用得合适，这是一条几乎没有成本而收效却奇大的计策。

    不卑不亢的富弼

    孔子认为，出使他国，能够不辱使命，就可以算作是一个仁者了。可见孔子对外交使节的重视，也可从中看见出使之难。而出使之道，就在于不卑不亢，亢则招祸，卑则辱国。北宋年间的富弼出使契丹，可以看作是不卑不亢的典范。

    富弼像

    宋仁宗庆历年间，西夏不断侵扰北宋的北部边疆地区，双方战争频繁，契丹往往在战事上处于有利的地位，于是，契丹乘机派使者前来要求割让瓦桥关以南土地。

    富弼奉命出使契丹，对契丹的君主说：“我们两国相交好，至今已有四十年了，如今忽然请求割地，这是为什么呢？”契丹君主说：“你们南朝（契丹人对北宋的称谓）违背盟约，堵塞了雁门关，增加水塘，修筑城墙，整编民兵，你们想干什么呢？我的大臣请求举兵南征，我说，不如派使者请求割地，如果达不到目的，我们再发兵也不迟。”

    富弼从容不迫地说：“你们北朝（北宋人对当时契丹人的称谓）难道就忘了章圣皇帝对你们的大恩大德了吗？当年，澶州之战，如果皇上听从众位将军的话，你们的兵马是不会有一个逃脱的。况且，你们与中国之间通好，仅有双方的君主享受其利益，大臣和将军们则一无所获；如果用兵打仗，就会使利益归于臣下，君主只有承担战争的祸害。所以那些劝你用兵的人，实际上是为他们自己打算的。当今中国封疆万里，雄兵百万，你们用兵，能保证一定得胜吗？假如侥幸取胜，所损失的军士和马匹，是由群臣来补充呢？还是由君主来承担呢？如果两国不断交往，岁币全部归君主所有，群臣又能得到什么呢？”契丹主恍然大悟，连连点头。

    富弼又说：“我们填塞雁门关，是为了防备西夏的的元昊；增加池塘里的水，并非始于现在，而是始于何承矩，事情发生在两国通好之前，跟两国的关系无关；修正城墙，是因为城墙破旧，登记民兵，是为了补缺，并不是违背盟约。”契丹主说：“虽然如此，但关南之地，是我们的祖宗留传下来的，应当还给我们。”富弼说：“后晋割让卢龙贿赂契丹，周世宗收复了关南之地，都是前朝异代的事了。如果我们各自都要重算旧帐，收回自己的土地，难道会有利于契丹吗？”

    富弼退出后，契丹的大臣刘六符对富弼说：“如果我们的君主不愿意接受钱帛，坚持要你们割让十个县，又怎么样呢？”富弼说：“我国的皇帝是为祖先守卫国土的，怎敢把土地轻易地割让给别人？你们所需要的，不过是赋税罢了。我国皇帝不忍心使两国的百姓死于战争，虽然不会给你们土地，却可以增加钱帛来代替。如果契丹一定坚持割让关南的土地，这就是存心要毁坏盟约，只是以此为借口罢了。”

    第二天，契丹君主请富弼一同去打猎，他趁机把富弼的马拉到自己跟前，对富弼说：“我如果得到关南之地，两国就可以永远和平。”富弼回答说：“既然契丹以得到领土为荣耀，我们大宋也就必然会以失去领土为耻辱。兄弟之国，怎么能一荣一辱呢？”

    等打完了猎回来，六符对富弼说：“我国的君主听了您关于荣辱的论断，十分感慨，现在只有联姻一事可以商议了。”富弼说：“联姻一事，以后是十分容易发生误会的。我国的长公主的陪嫁，不会超过十万缗钱，哪里比得上输纳岁币，年年都有永远享不尽的好处呢？”

    富弼回来后，把他出使的情况向仁宗做汇报，皇帝同意增加岁币的方案，契丹君主说：“你们既然同意给我们增加了岁币，措辞时应当用‘献’字。”富弼对他说：“大宋是兄长，契丹是弟弟，哪有哥哥向弟弟献礼的说法呢？”契丹君主说：“那么应当用‘纳’字。”富弼也没有同意。契丹君主说：“你们既然同意用重金赠给我国，实际上就是惧怕我们了，用这两个字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如果我举兵南下，难道你们不后悔吗？”富弼说：“我国的皇帝备极仁慈，兼爱南北两国的百姓，所以不惜改变过去的盟约，这怎么是惧怕呢？假如万不得已，非用兵不可的话，那么，肯定会以是非曲直论胜负，那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契丹君主说，“你不要固执了，这种事是古已有之的。”富弼说：“自古以来，只有唐高祖时因为要向突厥借兵，当时馈赠有时称为‘献’和‘纳’，后来突厥首领被唐太宗擒获，哪里还发生过这样的事呢？”契丹君主知道富弼的决心不可动摇，就亲自派人到大宋朝廷来商议。宋仁宗采纳了晏殊的建议。最终同意用‘纳’字。

    使臣说话，高傲了就容易引发祸端，自卑了就会给国家带来祸害。根据当时的情况看来，宋朝西部的边境不安定，怎么可以再挑动北方的契丹跟自己为敌呢？富弼的处境是相当困难的，他回答契丹君主的话，不卑不亢，大义凛然而又威武不屈，没有献媚巴结、苟且偷安的过失，可以说得上不辱君命了。

    勇将李彦仙

    看到这个题目，我们也许会觉得吃惊。在南宋的将领中，岳飞是大家最熟悉，也是为大家所爱戴的。实际上，民间也有许多民族英雄，他们往往默默无闻，但他们的事迹可能并不比“官方”的英雄差。

    宋钦宗像

    下面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出色，可以和唐朝的大文学家韩愈所写的《张中丞传后序》媲美（有的地方有摹仿的痕迹），所记人物，也丝毫不比《张中丞传后序》中的张巡、南霁云等人逊色，甚至还比他们多了一重民族英雄的光环。这篇文章记述的就是李彦仙，但不知什么原因，这篇文章一直不被人们所重视。

    公元1127年（宋钦宗靖康二年），金兵侵略中原，占领了宋朝都城汴京，掳走了徽、钦二帝，迫使大宋的京城迁至临安。当时为抗金入侵，守城而死被史书载录者有许多人，而自宋高宗建炎以来，士大夫死得其所，为国捐躯者也不少，李彦仙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只是由于正史不载，我才把他的事迹记录下来。

    李彦仙，字少伊，本名李孝思，其先祖是宁州人，后来迁至巩县。少年时有大志，喜欢谈论兵法，精于骑射，所经过的地理形势他都仔细观察熟记。他崇尚义气，一诺千金，所结识者都是豪杰侠客之流。

    金人南侵时，乘各地郡县招募勤王军队之机，李彦仙散尽资财，召集了三千壮士，增援京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后来，金兵围困太原时，李纲为宣抚使，李彦仙对他十分不满，曾上书激烈诋毁李纲，遭到了南宋司法部门的追捕。李彦仙无奈，只好把原来名字李孝思改成了现在的名字李彦仙，弃官逃命。不久，又跟随种师中抗金。种师中后来兵败捐躯，李彦仙逃到了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追随陕州守将李弥大。李弥大知道他对地理和防务都很熟悉，便向李彦仙请教西北防务问题，他回答得很详尽，认为应该重点扼守都关、渑池（今河南涡地）一带。

    后来金人再度围困汴京，陕西的范致虚统率六路大军增援汴京。开拔之前，李彦仙已经看到了当时的军事形势不宜急躁，向范致虚建议：“郗、渑是险要关隘，难以驻军，前进后退都十分艰难，容易使军队溃散。应当分道并进，找时机出关，不要盲目前进。还应当留一半军兵守陕西，这才是最好的策略。”范致虚听后说：“照你说的行动，那就变成滞留不前了。”李彦仙说：“分兵行动，正可以迅速到达汴京。”范致虚不听，李彦仙据理力争，使他大怒，就罢了李彦仙的官。结果，由于范致虚不听劝告，一意孤行，不久就吃了败仗，最终没为国家立功。

    公元1127年（建炎元年）4月，金人攻打陕州，陕州经制使王燮抵挡不住，就逃跑了，其余官吏也仓皇逃窜。这时，李彦仙做石壕（今河南三门峡东）尉，只有他没有逃跑，还能像平时那样镇定自若，父老纷纷投靠他。他就让老弱病残者躲入士花岩、三紫、石住、大通这几个山中，选拔出勇士来保卫他们，他亲自主持。他对众人说：“金人并不可怕，现在，我们已经占领了地理上的优势，只要坚守住就足够了，用不着害怕。”

    过了不久，金人再攻陕州，来进攻李彦仙率领的军队。有个凶悍的金将站在山寨前的山上高声骂阵，李彦仙抖起精神，单枪匹马冲下山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那个家伙活捉回山上，两军都看得目瞪口呆。李彦仙接着指挥将士迎战。

    金人以数万军队围攻，李彦仙运用奇谋，先把一部分精兵埋伏好，再同金人正面拼杀。双方拼斗正酣，伏兵从金人阵后的山中掩杀过来，金人大吃一惊，急忙逃走，义军乘胜杀敌万人，夺取战马三百匹。金人吃了大败仗，解围而去。李彦仙从此名声大震，开封、洛阳之间，群众争相投靠，队伍迅速扩大，势力也就更加雄厚。不到一月的光景，李彦仙的义军就攻破了营垒五十余座。

    最初，金人进占陕州城时，让当地人做官来治理当地的人，让他们去召集老人回家，并且给这些人发一个牌子。李彦仙暗地里派去一些义军，混进城中，约定好日子，以便里应外和，攻打陕州。建炎二年，李彦仙率兵进攻，城里的人放起了大火，金人慌忙至城南抵抗义军的攻击。这时，义军的水军从新店出发，夜里顺流从靠近城东北的蒙泉坡中潜入城中，内外夹攻，给金人以惨重打击，终于收复了陕州。

    最初，河东有人倡议抗击金兵，李彦仙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用了一个名叫胡夜圣的首领来帮助自已，任命他为沿河提举。胡夜圣不满足自己的地位，叛逃到了敌方，后被李彦仙设计诱杀，他的五千部众被李彦仙收编。胡夜圣的同党想为他复仇，但是在李彦仙的劝解下，他们反而投靠了李彦仙。

    后来，李彦仙渡过了黄河，来到了中条山，当地老百姓听说后，起来响应。李彦仙就分派邵隆、邵云等率军攻打安邑（今山西运城东）、虞乡（今山西永济东）、芮城（今山西芮城）、正平（今山西新绛）和解州，都顺利攻下了。蒲城在快要被攻下时，因为金人派来了强大援兵，没有攻克。李彦仙因功受到了表彰，升为安抚司公事，并让他把所获战俘押送给皇帝。宋高宗见了李彦仙以后，大加赞叹，赐给他袍带、刀剑，特别允许他直接向自己奏事，可以不向朝廷汇报紧急情况就根据具体情况自己作出决定。这时，潼关以东只有陕州还在大宋的手中，这实际上都是李彦仙的功劳。他还加紧修筑城墙，深挖护城河，扩充军队，制备军需、大力屯田，并且组织农业生产。他的家属一直都留在巩县，这时也搬到陕州，并且说：“我的父母妻子要与陕州城同存亡！”他这样做，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听说这件事的人都受到了感动，提高了军队的斗志。

    公元1128年（建炎二年）12月，金人大将乌鲁撤拔率军包围陕州城，李彦仙出城与敌人激战七天，金人死伤惨重，仓惶逃离。金人大将娄宿勃堇从绛州移兵解州，义军密探获得了这一情报后，李彦仙就在几个山谷中设下了埋伏，俘虏金人将领十八人，娄宿勃堇侥幸逃走。

    制置使王庶调李彦仙与其形成犄角之势，李彦仙就率军到达虔乡。金人以万名铁骑拦阻，李彦仙率军会战，杀敌二千多名。他因为战功而被朝廷提升为武功大夫和制置使。这时，河东的豪杰秘密与李彦仙结盟，期望朝廷兵马来到后做内应。李彦仙便努力练兵，想请朝廷诏令陕西诸路各援助他步、骑兵各两万人，以便对付强大的敌军。这时，张浚主持川、陕的大政，没有答应李彦仙的请求。

    公元1129年（建炎三年）12月。金人大将娄宿勃堇率十万人再次包围了陕州城。李彦仙想出了一个妙计，他让士兵夜里挖地道，从城里一直挖至敌军大营，焚烧了敌军的攻城工具，敌军大营乱作一团。李彦仙乘机率兵从城中突出，敌人败退，在离城很远的地方扎营。

    公元1130年（建炎四年）正月，敌军加强了攻势，用火车、冲车等攻城工具进攻，一时形势十分危急。李彦仙随机应变，顽强英勇，被敌人的火炮、火药所伤，身上都靡烂了，仍没打退金人的进攻。张浚派来了援军，但被金人挡住前进不了。张浚令曲瑞平援救，但他嫉妒李彦仙的名望高于自己，就谎称无法出兵，没有援救。不久，陕州城被攻破，李彦仙率亲军与金人拼死巷战。他身中数箭，左臂被砍了一刀，全身血人一般，最后壮烈殉国，全家也都跟着遇害。

    李彦仙的部下邵云是龙门人，城陷时被金人捉住。娄宿勃堇想让他投降，封他为千户长。邵云不为所动，大骂不止。后被金人用钉子钉在木架上，放在解州东门外示众。有一地痞无赖摸着他背上有字的地方戏弄道：“这可以当我的刀鞘。”邵云大怒，带着木架扑打那个无赖。

    五天后，邵云被金人凌迟处死。刽子手刚行刑时，他怒声斥责他，竟把刽子手吓死了。后来一直到挖眼摘肝，他仍骂不绝口，直骂到喉管被割断。李彦仙部下的忠勇风范都是如此壮烈！

    这是南宋的洪迈在《容斋随笔》中的记述。洪迈是个有良知的学者，又离李彦仙的时代不远，他的记述应该是可信的。洪迈不仅记述了李彦仙军事上的成就，还对他的“政治才能”给予了评论。下面也是《容斋随笔》的记述。

    起初，金人因为很看中他的才能，曾以任命他为河南元帅为诱饵劝李彦仙投降，被他严辞拒绝。等合围陕州后，又提出如果李彦仙接受上述条件，金兵可以撤围。李彦仙却大声斥责说：“我宁为大宋鬼，你们的富贵利禄对我是没有什么用的！”金人爱惜他的才能，极力想让他投降，城被攻破的时候，还号令军中，生擒他者，可得赏银万两。但李彦仙平时同士卒一样。混在军中，金人根本分辨不出来。

    李彦仙为人严正肃穆，有违犯命令的，即使是亲属也严惩不贷。诸将有了过错，都会受到处罚。对驻在外地的将领，就派人到其驻地行刑。受刑的人都是裸体，不敢吭一声。当时，四周都是金人，陕州乃一弹丸之地，义军开始也没受过朝廷的正规训练，以后经常与敌作战，全靠李彦仙以忠君报国激励士气。李彦仙每次朝见皇上所得的赏赐和缴获的金银财物，都分发给将士，自己一文钱也不要。因此，他的军队三万精兵，大小二百余战，都能踊跃效命，没有人后退。

    军事上的大事都由李彦仙一人决定，州郡的其他事务，都要依法处理。因此，全郡清平，百姓十分满意。李彦仙死后，朝廷追赠他为彭武军节度使，并让张浚在商州（今陕西商县）给他建立了祠庙。

    也许，是由于李彦仙最初不是朝廷命官而是民间出身的缘故吧，他一直未能受到重视，后人也对他知之甚少。但通过上面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出，李彦仙不仅在军事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政治上也有突出的成绩，尤其他壮烈殉国，更是民族英雄的本色。说他是南宋第一勇将，恐怕还不足以表彰他的成绩与人格。

    纵欲火必焚身

    在儒家传统的修身理论中，非常强调两点：一是“慎”，一是“独”。所谓“慎”，就是要谨小慎微。用三国时期刘备的话说，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就是要通过积累小事来磨练自己的意志，造就自己良好的品格。“独”就是要人们在独处的时候节制自己，不要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因为当大家在一起的时候，由于公众的监督，人们不易做坏事，但当一个人单独在的时候，私欲就容易萌动，就易于做坏事。所以，只要能把“慎”、“独”两点做好，就可以修成道德之身了！

    但在中国的传统中，人的公开的政治面目很难和人的私生活统一起来。于是就出现了这么一句话：“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仁义道德”是喊给别人听的，是叫别人做的，而“男盗女娼”却是自己真正想的，是自己要做的。所以，口号和实践形成了严重的背离。久而久之，人们觉得这听来十分美好的口号变得虚伪了，人们逐渐地变得不愿意只听你怎么说，还要看看你怎么做了。归根结底，人们变得聪明起来了，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我们不再受骗”。

    言行不一，在中国古代史中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且不说封建帝王，就是一些所谓的功臣名相乃至贤人名士，如果把他们的私生活抖露出来，他们的形象也就立刻倒塌了。中国人在看某一个人的时候，往往把他看成完美的，在看到他的功业的时候，把他的私生活也看成是道德的。孰不知，中国人心目中的许多偶像其私生活实是秽乱不堪，但中国人为了自己的自尊，要极力保持其偶像的纯洁性，对于他们龌龊的私生活，宁信其无，不信其有！其实呢，“公”、“私”应该分开，只要不把“生活”带到“工作”中来，你爱怎样，别人是无权干涉的。但中国的传统并非这样，它教人“慎”、“独”，教人窥探别人的隐私，发掘别人被窝里的新闻，再用这种新闻来搞倒搞臭一个人。这种现在还大有用场的方法，实在是源远流长。

    然而，古人讲的绝非没有道理，如果不修身，就很难齐家，就很难平天下。一个人在私人生活上的道德败坏，就很容易影响到他的社会品格，如果这个人做了皇帝。那其后果就更加不可设想。

    金代的海陵王完颜亮，本是一个具有非凡才智的皇帝，只因他欲火横流，不仅没能成就一番事业，还终致身败名裂。

    完颜亮是辽王完颜宗干的次子，其母大氏是宗干的侧室。完颜亮自小聪敏好学，其母大氏又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完颜亮幼承母教，对于汉族文化有着深入的了解。但由于是庶子，所以经常遭受正室徒单氏的歧视。他就不得不委曲求全以求自保。这种青少年时期的经历，造就了他既早熟持重，遇事谨慎而又猜忌残忍、城府莫测的性格。

    公元1140年（金天春三年），完颜亮十八岁，由于父亲的庇护，被熙宗封为奉国上将军。其后官职屡得升迁。不久，父亲宗干病逝，完颜亮失去了靠山，幸亏他自小养成了善于察颜观色和见风使舵的性格，所以仍能同王公大臣处理好人际关系，甚至能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他把小时趋奉徒单氏的本领运用到官场之上，颇见效果。一次，熙宗跟他谈论太祖开创金国基业的艰难经历，完颜亮装出一副极受感动的样子，涕泣不止，他的态度让金熙宗觉得十分难得，博得了熙宗的信任，把他依为干将。因此，完颜亮的官位不断上升，权势也越来越重，由光禄大夫、中京留守、尚书左承、左丞相、右丞相、拜太保、领三省事兼都元帅，可以说是金熙宗时期首屈一指的大权臣。

    完颜亮虽大权在握，但并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因为金熙宗既昏庸猜疑，又残忍好杀，弄得完颜亮大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一次，在完颜亮过生日时，金熙宗赏赐了他很多礼物，皇后听说了，也来赏赐礼物。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因熙宗与皇后不和，就大发雷霆，并怒打赐物使者，夺回赏品。这件事使完颜亮惊惧不已，他深深地知道。金熙宗反复无定，喜怒无常，做事不讲规则，自己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他杀死。又有一次，完颜亮被政敌诬告，说自己指使别人诽谤熙宗，结果熙宗不问青红皂白，把完颜亮贬出朝廷。完颜亮只好出京，从中京往南，前往贬所，但只走到了良乡（今北京市房山县），熙宗又派使者把他追回。完颜亮不知何故，十分恐惧，但除了听命返回以外，别无他法。等他返回朝廷，才知金熙宗回心转意，把他任命为平章政事。这种朝不保夕的宦海生涯促使完颜亮早下决心除掉熙宗。就在这时，平章政事秉德、右丞、驸马唐括辨、大理卿乌带等多位重臣因事被杖责，俱各心怀郁愤，完颜亮就找到他们，与他们商议废掉熙宗的大计。计议已定，又用计让熙宗杀掉了一些忠于他的大臣，于是，朝堂之上就再也无人肯替熙宗效忠了。公元1149年（天德元年）月9日，完颜亮通过内应，带人闯入熙宗的卧室，杀死了熙宗。完颜亮就在金熙宗的血泊中即位。

    为了消灭异己力量，完颜亮严密封锁熙宗被杀的消息，当即诈传熙宗圣旨，以召集众大臣立皇后为由，要大臣们到朝商议。众人丝毫不明就里，匆忙到来，完颜亮便埋伏武士，就朝堂之上捉住了曹国王宗敏、右丞相宗贤，立刻处死。并封秉德、唐括辨为左、右丞相，乌带为平章政事，下令改元天德。完颜亮夺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诛杀熙宗一支的宗室，以稳定自己的权力，当时，太宗一支（即熙宗一支）的子孙在全国各地掌握军政大权，势力很大，如果不早加剪除，日后必定会起兵造反。在这种情况下，完颜亮决定制造借口，诛除熙宗一支。

    他先与宗本的好友中书令萧玉联系，授意他诬告宗本谋反，萧玉在完颜亮的胁迫之下，不得不从，只好诬告宗本，说秉德在去外地做官时曾与宗本密约，准备约定日期，里应外合，除掉完颜亮。完颜亮拿到了这一“证据”，便派人前去宣召宗本，说是皇上要开一次打马球的盛会，要各地精于马球的贵族大臣前往参加，宗本并未料到完颜亮会加害于自己，便与宗美一起前来。因为宗本、宗美两人实在未曾准备谋反，所以，完颜亮也不审问他们，只是将他们立即处死。在除掉了这两个最有权势的熙宗宗室之后，又杀了东京留守宗懿、北京留守可喜、益都尹毕王宗哲等人，同时还派唐括辨杀死了秉德，甚至连最为老实无能的东京留守宗雅也不放过，他们的家属亦被杀死。这样，太宗子孙有七十余人被杀，宗翰子孙有三十余人被杀。两支宗室无一幸存。

    通过这次骇人听闻的大屠戮，完颜亮基本消灭了能同他竞争皇位的宗室力量，觉得可以“稳坐江山”了。完颜亮在消除了他的政敌之后，仍然作无谓的杀戮，可以说是随意妄杀，只要他看不顺眼。即加杀戮。他见宗室斜也一直不太归心，就又派人假造谋反信件，根据这一信件，把掌握军、政大权的斜也宗族以及一些他所不信任的大臣杀掉，结果，又杀掉了一百三十多人。完颜亮的残忍好杀，一方面确实起到了镇慑作用；但另一方面，又使得群臣和宗族恐惧战栗，逐渐与完颜亮产生了隔阂。这种情形，与当年完颜亮在金熙宗的手下之时极其相似。

    大概因为他是庶子，自小遭受正室和其他人白眼的缘故，他的“复仇”欲特别强烈。他不仅杀尽了熙宗的宗室，对于徒单太后，他也没有放过。完颜亮的父亲宗干有三房妻妾，长房正室徒单氏没有生育，次室李氏生郑王完颜冲，第三房大氏则生三个儿子，其长子就是完颜亮。徒单太后收养完颜亮作为养子，完颜亮当然打心里感到不高兴，好在徒单氏见完颜亮聪明伶俐，讨人喜爱，对他还算喜欢，再加上徒单氏十分贤惠，和完颜亮的生母相处十分融洽，应该说，完颜亮是不应该有所忌恨的。但就是这样，完颜亮也容忍不得，一旦稍稍触犯了他的自尊心，他就会横加报复。在完颜亮杀死熙宗之后，徒单氏听说了，曾经惊讶地说：“皇帝虽属无道，做臣子的也不该如此！”等见了完颜亮，也没有拜贺他即位为皇帝。完颜亮从此怀恨在心。

    完颜亮当皇帝后，徒单氏和大氏都被尊为太后。一次，徒单氏生日，完颜亮和生母大氏一同前往祝寿，当大氏举杯奉觞之时，徒单氏正和别人说话，大概是没有察觉吧，让大氏等了一会，完颜亮非常气愤。第二天，他把和徒单氏说话的宫主、宗妇叫来，把她们痛打了一顿。完颜亮的生母大氏听说了这件事，觉得过意不去，曾经责备过完颜亮，而完颜亮却说：“我如今当了皇帝，岂能和以前一样，遭人冷落？”

    完颜亮的生母大氏死后，完颜亮才把徒单氏接到中都，他表面上装得十分孝顺，经常去请安问好，多次率群臣百官为之祝寿，并亲自服侍，同辇而行，以致人们以为他天性至孝，连徒单氏也深信不疑。因此，徒单氏曾多次推心置腹地劝他多行善事，少动刀兵，尤其是不要涉江淮伐宋。完颜亮听了，当面隐忍不发，但每次回来，都怒气冲冲。后来，完颜亮想起徒单氏的养子完颜充的四个儿子都已长大，而且全都在外带兵，徒单氏又和一帮大臣多有交结，且经常表露出反对自己的情绪，如果他们里应外合，骤然起兵，恐怕很难对付，于是，他决定除掉徒单氏。完颜亮先收买徒单氏的侍女高福娘，让她监视徒单氏的一举一动，取得“谋反”的证据，继而派人把她勒死，并把她的尸体焚烧，投于水中。徒单氏身边的侍女从人，全被杀掉。

    在中国古代皇帝中，残忍好杀的不在少数，象完颜亮这样的人，还可以找出不少，但在荒淫无耻方面，却极少有人能同他相比，就是以此著名的隋炀帝杨广，比起他来，也是自叹弗如。在完颜亮当宰相时，还能装出一副兢兢业业的样子，妾媵不过三人，等当了皇帝，后宫有无名号的妃子宫女就不计其数了。这还不算最为无耻，最无耻的是他强抢大臣之妃，尤其是乱伦，在中国古代皇帝中是首屈一指的。他曾对心腹大臣萧裕说：“我即位之后，子嗣不多，党人妇女中有很多人是我的中外亲，可以纳入宫中。”萧裕还算是个明白人，他劝谏完颜亮说：“陛下即位之后，诛除了不少宗室，虽说他们罪有应得，但毕竟天下人心未服。如果再把他们的妻妾纳入宫中，其中还有一些是陛下的宗亲，恐怕更会惹起世人的议论。”但完颜亮拒不听从，萧裕不敢违拗，只好按完颜亮之命办理。其结果，完颜亮的婶母被封为昭妃，宗本的儿媳、宗固的两个儿媳。以及秉德的弟媳均被纳入宫中。

    完颜亮的婶母（后被他封为昭妃）已生有一女。完颜亮竟令她母女两人一同侍寝。完颜亮的表叔母、宗本之女（完颜亮的从妹）、宗望之女（亦是他的从妹）、宗弼之女（亦是他的从妹）以及他的外孙女等六七个与他有血亲关系的女子，都已婚配，还有多人早已生儿育女，完颜亮也强行夺之，把她们纳入宫中，供他淫乐。对于一些颇有姿色的女子，完颜亮更是不择手段地猎取。乌带官居节度使，是帮他杀死熙宗的“功臣”，只因其妻定哥是个出名的美女，完颜亮就想尽千方百计，把她弄到手，然后再杀死乌带。定哥的妹妹文哥也很美丽，完颜亮就逼迫文哥的丈夫休了文哥，然后再把文哥纳入宫中。金世宗之妻乌林答氏据说姿色超绝，完颜亮当然不会放过，就下令强行召见。乌林答氏自然知道召见意味着什么，迫于无奈，只得自缢身亡。

    完颜亮的淫乐是无止境的，哪怕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庭广众之中，他也毫无节制。只要有妃嫔在前，他往往把一件东西扔到地上，让左右的侍卫环绕在这件东西的周围立定，两眼直瞪这件东西，不经传唤，不得转头旁视，否则一律格杀。他还做出了一些极为残暴的规定，宫中服役的男子，只要抬头看一下他的嫔妃，就剜掉双眼；出入时不得独行，须四人偕往，不走划定路线者斩首；男女如在仓猝间相撞，先声明者赏三品官，后声明者杀头，同时声明，两人俱免罪。

    关于完颜亮的荒淫无耻，历史上记载很多，野史杂说当中也有很多的传闻，“三言二拍”中就有“海陵王纵欲丧身”的故事。总之，完颜亮的乱伦、无耻、凶残和暴虐，在中国古代本就秽乱的宫廷生活中显得尤为突出。其细节实在不堪形诸笔墨。

    完颜亮曾对大臣怀贞说过：“吾愿有三，国家大事，皆自我出，一也；帅师伐远，执其君长问罪于前，二也；得天下绝色而妻之，三也。”他的第一条和第三条愿望可说“实现”了，剩下的，就是讨伐南宋，把南宋的君臣束执于前了。于是，他准备大举伐宋。据说完颜亮看了南宋词人柳永写的一首《望海潮》词而对南宋深自向往之。这首词描写了南宋都城临安的繁华景象，其中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之句，“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朝中群小听说完颜亮倾慕南朝风物，就有意趋奉巴结，说南宋的刘贵妃是天香国色，即使春秋时期的西施和后蜀的花蕊夫人也望尘莫及，完颜亮听了，更是心痒难忍，竟命人为刘贵妃做好衣衾，等攻灭南宋，俘得刘贵妃时使用。其实，这些不过是附会而已，完颜亮真正的目的，还是为了扫灭南宋，统一全国的疆土，以壮国威，他自己也算是一个建立不世之业的皇帝。

    在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之后，完颜亮不听一些有识之士的建议，悍然决定出兵伐宋，并把都城迁到了汴京。首先，完颜亮强征壮丁入伍，以扩大军队，凡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均须入伍，不准留下任何一个适龄男子奉事父母。其次是置备兵器马匹。当时，箭翎一尺贵至千钱，乌鸦乃至麻雀莫不被捉住拔下羽毛。民间马匹，一概征用，七品以上官员，只能留一匹马使用。由于指挥混乱，东方的马匹调往西方，西方的马匹调往东方，马匹死于道路者相望。马到之处，无粮草喂养，完颜亮就下令当地放牧，以致青苗被吃，许多地方颗粒无收。在这种极端残酷的征兵、征物法令的逼迫下，许多地方的农民被迫揭竿而起，临沂、海州、单州、大名府、济南府等地农民纷纷起义，给完颜亮以沉重的打击。许多人劝完颜亮暂罢伐宋，但他一意孤行，决不听从，分兵四路南侵。

    在南行过程中，由于女真人都不愿南下，许多人逃回了北方。就在这时，完颜雍杀掉完颜亮派去监视他的大将高福存，自立为皇帝，改元大定，后世称为金世宗。完颜亮知道这一情况后，明知军心动摇，无力进击南宋的军队，但他有家难归，只得渡江作战，希望能到江南找到一块立足的地盘。于是，他下命令说：“军士亡者杀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杀其谋克，谋克亡者杀其猛安，猛安亡者杀其总管。”并限令部队在三日内全部渡江。他这道命令本是为防止士兵逃跑而下的，但没想到适得其反，军中人人自危，军心惶惶，不可终日。

    为了挽救这种彻底败亡的局势，很多人愿意起来杀掉完颜亮。公元1161年（正隆六年）27日拂晓，浙西兵马都统制完颜元率兵闯入完颜亮的行营，先用箭把他射伤，再捉住勒死。至此，完颜亮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完颜亮死后，被金世宗贬为海陵王。其实，完颜亮并非一个只知淫乐、黩武、杀人、使奸的皇帝，他在社会改革方面，还显示出了雄才大略的一面，他在经济制度、科举制度方面都做了一些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改革，还把全国的都城从北方两次南迁，也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但他的这些改革成果由于他的穷兵黩武而被完全毁掉，还给整个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再由于他个人的性格和品德，在他统治的十多年来，全国的政治应当说是日趋腐败，虽然他对宗族的屠戮和宫廷的秽乱只限于社会上层，但上梁不正下梁歪，社会风气不可能不受到严重的影响。因此，完颜亮的政绩可称道之处实在不多。

    根据完颜亮的智慧、才能和学识来看，他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明君，但由于他品德上的严重败坏，尤其是私欲难填，政治野心难以满足，他却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昏君、暴君和无耻之君。其间的转换，也就在一念之差。

    才可自立，欲可自毁，才不一定人人都有，欲可是天生带来。因此，对于一个人的才能，一定要万分珍惜，对于一个人的欲望，更要做尽可能的限制。在今天，“慎”、“独”这两个字已使人觉得十分陌生了，但凡有志于成就事业者确实还必须重视这种修身之道。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曾建议党员要借鉴古人的“慎”、“独”的修身方法，在今天看来，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若不能从“慎”、“独”这样的小事做起，积累自己良好的素质，有朝一日，肯定会私欲泛滥，千百年来，已被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明，哪一个人想去推翻这一结论。其结局只能是失败。才大欲亦大，这也许是规律之一。但如果不能控制欲，则才无以发挥；即使发挥出来，亦得身败名裂。殷鉴不远，现实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才、欲之辨，难道不是每一个有志之士所应认真考虑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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