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青瑜

    孙方友是一位有着艺术使命感的作家，纵观他的作品。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从文化向历史的楔人，由历史向现实的折射，读者在阅读快感中，将历史与现实、现实与未来联系起来、融合起来，产生对照，从而对历史和现实进行反思和拷问。

    一

    “孙方友这些一两千字的小说远远超出了小小说的范畴，混淆了短篇小说和小小说的概念，使这些一两千字的小说滑进了文学的殿堂，产生了灿烂奢华的光彩。（摘自《百花园》1998年第9期）”多层艺术因素带给读者视角和思维的撞击和震撼，来自于他把多元性的艺术成份融入小小说创作。将多重性的艺术魅力浓缩在一篇仅有千把字的小小说之中，给人一种如同短篇小说一样的涵量，这确实体验了孙方友小小说不同凡响之处。精简老道的语句、奇特思维和奇特的人物、以及玄妙的故事和翻三番的艺术形式都证明孙方友在小小说创作上达到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在《蚊刑》中，孙方友用短短的一千五百字便道出了中国五千年官场上的黑暗历史和政治弊端。贪官如陈州城吸人血的蚊子，来了一批又一批；一直把人的血吸干。但是身处官场的那个县官，深知其蹊跷。当那群被他惩以蚊刑而死的土匪们逮住这个县官时，也决意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奇怪的是第二天，这个县官没死。问之，县官说，“蚊子，懒虫也，吃饱喝足便是睡觉。吾一夜如眠，怕的就是惊动他们。这样一来，后边的蚊子过不来，趴在身上的已喝饱，是它们保全了我！说出道理怕你们不懂，这就叫逆来顺受。”《猫王》中专拿“官耗子”的猫王被皇上派来的钦差打死了，从此陈州城的“官耗”也便肆无忌惮起来。透过文中的艺术象征，我们清楚地透悉了那个已逝的历史以及构成我们这个人类社会的原始基础，看到了我们今天的社会就是由这样的一个可怕的、已逝的现实演变而来的。人民反贪官，贪官层出不穷，贪官由民而生，由清白正直的民众脱变成反人民的贪官，孙方友用传统的笔记小说表现着这样尖锐和复杂的社会现象，这本身就说明了传统的作品中并不泛具有深层结构的作品。这种象征主义的应用使读者深刻而形象地完成了一次对历史的重组，并返身于现实用历史对现实进行观照。

    二

    迷漫在小说里浓郁的传统文化气氛，是孙方友小小说里的重要特征之一。在结构上，孙方友热衷于在小说的开头将各个行当的规矩和各种工艺的制法精辟地介绍给读者，然后才进入故事的陈述。对传统文化的宣扬，看是争夺了小说故事的陈述空间，使作者的小说游离于小说的文本之外，但孙方友却由此自然而巧妙地导人叙事，并以简洁老道的笔法将故事讲的一波三折，将情节推向一个又一个高峰，并走向极至。在曲尽离奇的故事中参杂着对已逝文化的宣扬，不但增强了小说的文化意味，更重要的是使流失的传统文化获得一个很好的传播场地。整篇看来，开篇对文化的陈述，就是有画龙点睛之笔。这种独特的小说结构无疑为小小说开创了一种新的文本，这种文本模式的开创不仅丰富了读者，也引起了我们对小小说创作形式上的重新思考和探索。

    在《泥兴荷花壶》里，从土质的选择、到外观和壶音的处理，以及后来陈三关为段祺瑞择选精品中的极品的过程，无不在向今人展示着传统文化的精奥。陈三关用壶能弹出《春江花月夜》，他的每一把壶的壶音都是接着音律调制而出。当陈三关挑选出宝壶时，方知买壶者是段祺瑞，惊了一头汗，平静下来后对段祺瑞说“此种宝壶为百里挑一，实属宝中之宝！据我所知，此种壶多有灵性，得此壶者，能救主人一命！”段祺瑞不信，便对着壶身打了一枪，子弹果真只过一壁。那子弹穿过之处只一个圆眼儿，四周且无一点炸纹儿。陈三关哈哈大笑，那个宝壶也就成了一个残品，一个民间艺人的政治立场、爱国情怀也由此表现出来。

    在孙方友的每一篇小说中几乎都涉及到一个历史地域名词——陈州，渗透着古老的陈州气息，提供着那片乡土上特有的地域文化。他为自己的小说设置了一个家园，并将众多的人和事引入他所熟悉的这片热土，在这个特定的地域里源源不断地产生和放射着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历史感悟。

    《捉鳖大王》中的刘二是远近闻名的捉鳖大王。他首先将自己变成了一只鳖，知其行，懂其道，手到擒来。刘二深知其道，对鳖的食居规律了如指掌，所以能日捉几十只。刘二做的团鱼肉团鱼汤更是鲜美。陈州城沦‘陷后，日本军官大佐听说刘二汤绝，便派人命令其日送一汤。刘二应下，做了。送去，将汤一分为二，刘二先喝，大佐后喝。街人大骂刘二，说他用鳖汤养肥了一只狼。还骂刘二对狼如此孝敬，可见是一条没有血性的叭儿狗！以后再没人去刘家订汤。刘二有苦难诉，仍是垂着眼皮去送汤，每日一次，从不敢怠慢。这一天，刘二照例前去送汤，大佐照例一分为二。不想半夜时分，大佐七窍流血，一命呜乎，宪兵队便火速捉拿刘二。谁知到了刘家，刘二也早已七窍流血命丧九泉了……

    “艺术家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对命运即有清醒的洞悉，又能担当起命运的重压，并在不懈怠的担当中悲悯一切受难受辱的生灵。”（摘自摩罗《不死的火焰》）孙方友应该称得上是这样一位“可贵”的艺术家，他用当代人的眼光去烛照历史，去关注已逝的小人物命运。刘二这样一个小人物在压抑中扬起民族气节后的那种壮烈，在作品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刘二是个弱者，他不可能像《平原游击队》上的英雄们，一人能打死几十个日本鬼子。但是刘二身上隐藏的那股血性，让他抉择了用自己的生命去反抗，完成了一个小人物的生命辉煌的一笔。

    三

    孙方友的创作在对民族精神和民族情节的赞颂中，包涵着深刻的历史哲理、人生哲学和对人性的深层挖掘。这种多层面的折射和内涵，是孙方友的小小说能成为经典的一个重要可能性。如卡尔维诺所说：“第一次重读经典，就像初次阅读一般，是一次发现的航行。这种发现，不是简单的重复，更不是由一个进入口进入的寻觅和探索。面对一本经典，我们得从不同角度、不同方位去观察、去了解、去判断、去熟悉。”

    孙方友的众多小小说都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重读的。《匪婆》中描写了一对母子为救土匪周大炮的妻子和其儿子而牺牲的故事。母子二人的命运是在富人（周二少）有仇必报的信念和圈套中走上绝路。隘义的或只属于穷苦人的报恩思想对杨婆实行着绝对的精神统治。“恩惠”在穷人眼中的份量是重的，使他们不以牺牲自己的性命也要报恩。别人给予的滴水式的“恩惠”像音乐一样安抚他们困惑已久的生活和心灵，他们渴望这种“恩惠”润泽。然而，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因素决定了在他们所得恩惠的后面，往往又会埋藏着一个更大的困惑。

    作者持以对传统精神的某种批判性和道义上的体验，或说是对人与人之间的“情义”的质问，是没了时间跨度或者说是超越时空的，使已逝的周夫人和杨婆与现代人在人性的黑白两条通道上分别联系了起来。周大炮的夫人一直将杨婆当亲娘来看待。在二人生死离别的时候，周夫人一步三回头的身影，最终被一片密林遮掩了。这种场面是感人的，但它留给读者的触动不是文章表面所赞颂的情义，而是更深一层的东西。周夫人走的时候虽然是一步三回头，但还是走了。周夫人走后，杨婆母子为她牺牲了性命。当杨婆母子的头颅在城门口悬七七四十九天，仍鲜血欲滴时，我不知道土匪夫人有没有冒着生命危险去城门口看上他们一眼，这个作者没有写出，那么我们只有凭借对“情”字的理解去猜测。

    孙方友在这篇小说里以现实生活做出了对道德仁义的诠释。并把道德仁义本身置于现象世界，从而怀疑了它、贬低了它、否定了它。尼采曾说过“由于生命从本质上说是非道德的东西……难道道德不是否定生命的意志，旨在摧毁、压缩、诽谤吗？难道它不是末日的开始吗？因而，难道不是最大的危险吗？”道德精神本身与现实实存的生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对立。道德精神在现实里成了一口陷阱，讲良心讲仁义的好人一不小心便会跌人这口陷阱。孙方友从虚无的一面否定了道德意义。杨婆在仁义道德里走向了人生的悲剧……

    四

    人奇、事奇、意奇是孙方友的小小说建构艺术上的又一大特点。他将具有传统色彩的“奇”与西方现代艺术中的“荒诞”有意地揉和起来，混搅了读者的视线，分不清他在传统与先锋的划分中应归属哪一类。孙方友有意地在其作品中去划破传统与先锋的界线，一次又一次地尝试着将“洋气”的东西渗入他的小说之中，但他还是一个标准的传统型作家，或者说他是一个不太安份的传统派，因为他只是在传统小说的基础上去尝试一下、突破一下。

    为了达到艺术的真实，文学的思维空间留给作家们的不再是现实世界的狭小，这个空间是魔幻的。在选材、编故事、拟定人物的时候，作家便成了各怀技艺的魔术师。能不能让观众（读者）佩服你花样（思维）的新颖和奇特，能不能被你的高超的技艺（思想的威力）所震摄，这决非一般的功夫！《首富》中的二哥由于三弟不承认是因他的权势发的家，而得了气鼓。在病笃时，叫来三弟，伸出握紧的双手，问三弟：你猜我拿的是什么？三弟掰开一看，竟空无一物。二哥苦笑道：我死什么也没有带走吧？三弟问：“包括官欲吗？”二哥用劲点点头。这里折射出的人生哲理，使我撼动，同时也为二哥对人生深层的感悟而佩服，这个人物的情感反应，也是对人生的整体体验。再往下看，三弟说“大清朝完蛋了！”，话音没落，只听一声巨响，老二的肚子爆炸开来，这里显然是充满了荒诞色彩。看到这儿，我不禁为上面二哥用一只空手来启导三弟的细节而深思。人性的痛苦弥漫于黑暗的每一个角落，平凡而恒常的挣扎，别人认为不必要的东西，自己深陷其中不能自拨。虽然文中的二哥是一个城俯很深的人，他一直把希望和报复埋藏在肚子里，但是日益鼓起的肚子，却在向人们暴露着他内心深处的痛苦和隐晦。三弟肯定早已看出了这一点，却故意说出“大清朝完蛋了”的话！

    《壮丁》中的大胡子尸首分家之后，仍能与主人翁大狗对话。这显然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你再看看大胡子的话语间流露出的人情味儿，你就不得不佩服作者，他往往能把作品的情节逼到绝境。如果大胡子只是奄奄一息，那不叫高招。作者的笔下，大胡子尸首分了家，但灵魂仍不甘离去，仍在关心他手下的弟兄。直到大狗把这些弟兄们的“阴阳头”全剃了，他才安心地闭上了双目。作者在文章的最后“大胡子只剩一个头颅”将情节推到了高潮，把人情推向了极至，再也没有这样更能如此真实地表达人与人之间那种浓厚的情义。

    五

    孙方友用历史眼光塑造着五花八门的人物形象，从而表现出了一个又一个微妙而深刻的主题。尼采曾经说过“没有一个艺术家能够容忍现实”。现实总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令人不满的地方，作为作家能及时地发现社会存在的弊端，是他们的职责。孙方友的小说往往是回避现实的，但从未与现实脱过节。从“古”人手，讲出一个个奇异的故事，玄而又玄的刹尾，又有着很强的现代寓意。总而言之，走进历史，反射现实世界，构成孙方友先生小说的又一个重要特点。在一个个情节曲折的故事背后，读者进入一场历史的反思和拷问。也就是说作者从历史着手将读者引入一个内涵丰富的现实世界的沉思。

    《侠女》描写了一对情人为了钱而互相残杀的故事，在生命垂危的时刻刺客说了一句话：“多年来，你是我挣钱的目的，可不知为什么，当我挣钱的时候，一切都是为着你，可当我见到钱的时候，就忘掉了一切，其中也包括你！”看到此，读者想象的空间不再局限于狭小，而是几个世纪的伸展。这种伸展的基点靠的就是人性的相通。这种相通是没有（或舍弃了）时间跨度的，只有那种几千年来，以不变应万变的人的本性。人是爱情的奴隶，更是金钱的奴隶，在爱情和金钱两个主宰者面前，人往往会变得身不由已。但在爱情和金钱两者之间权衡时，爱情便成了一片虚无！被金钱填充的那片虚无便构成了刺客不择手段的全部动机。

    《女匪》讲述了一群女匪利用去富家当佣人而绑架小孩子的事，从而表现了永恒而伟大母爱主题。

    六

    孙方友的小说涵盖和满足了各个层次阅读者的不同需要。故事性强，这便是他小说能够雅俗共赏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个人认为故事性是小说的根。一个事物外观的美是最能吸引人，故事性就是小说的外观。犹如一个外观的丑陋的人，使其失去了很多与人构通的机会，更谈不上让人去发现其心灵的美。小说也正是这样，现在有一些以生涩的文本模式去模糊读者的视线和思维，像是很深奥，其实思想性也并不见得如何。小说是写给读者的，思想也是让读者接受的，并受到某种启发和感染的。小说的起源就是演义和话本，说白了，也就是广大人民喜爱听的故事。故事是小说的根，思想是小说的血液，读者就如树叶。没有根，血液就不能流动，思想也自然流不向读者。

    孙方友的小说不但故事性强，而且又有着一波三折的情节。小说里玄而又玄的情节、出奇制胜的结尾，每一个情节，每句人物的对话，都漾溢着作者的机智和老辣。而且情节的这种出乎意料在一篇文章中又不止一次地出现，用孙方友的一句话说就是：“翻三番”的结尾。我想这个“翻三番”的问题凡是读过孙方友小说的人，都有所领略。亲爱的读者，您从孙方友任意一篇小说中都能找到至少三处可以结尾的地方，但是聪明而又熟知读者心理的孙方友不会就此罢休，他笔逢一转，一个又一个的出乎意料，再一次逼进你视角的时候，你就会由衷地佩服作者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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