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年轻的弟兄，好好听着，

    我们，这些老人们，要开口讲了。

    ——民歌

    在开始描写我所目睹的那些奇异事件之前，我要先简单地谈一谈一七七三年底奥伦堡省的局势。

    在这个辽阔、富饶的省份里，居住着许多半开化的民族，这些民族不久前才归顺俄国的君主。他们时常暴乱，不习惯于法律和文明的生活，天性无常且残忍，这一切使得政府不得不对他们长年进行监视，好让他们臣服。一座座要塞在认为合适的地方建造了起来，被移居到要塞里去的，大多是从前居住在亚伊克河两岸的哥萨克。但是，负责维持这一地区的安宁和安全的亚伊克哥萨克，从某个时候起，自己却变成了政府的不安分的、危险的臣民。一七七二年，在他们的一个主要城镇里爆发了一次叛乱。暴动的起因，是特拉乌本别尔格少将为了让军队服从命令而采取的某些严厉措施。其结果，特拉乌本别尔格少将被野蛮地杀害，管理体制被任意改动了，最后，是靠霰弹和残酷的惩罚才平息了叛乱。

    这事发生在我来到白山要塞之前。我来到这里的时候，一切都已平静下来，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当局过于轻率地相信了狡猾的暴动者的忏悔，其实，那些暴动者怀恨在心，他们在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次搞动乱。

    现在，我要回到我的故事上来了。

    一天晚上（这是一七七三年十月初的一天），我正一个人坐在家里，听着秋风的呼号，透过小窗看着在月亮旁纷飞而过的乌云。这时，有人奉司令之命来叫我。我立即去了。在司令那里，我见到了施瓦勃林、伊万·伊格纳吉奇和那个哥萨克军士。房间里没有瓦西里萨·叶果罗夫娜，也不见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要塞司令心事重重地和我打了一声招呼。他闩上了门，让大家都坐下，只有那个军士没有落座，他站在门边；要塞司令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对我们说道：“军官先生们，有一个重要消息！请大家听一听，将军是怎么写的。”接着，他戴上眼镜，读了下面这份文件：

    白山要塞司令米罗诺夫上尉先生收。

    机密。

    兹通报与您等，查越狱逃走的顿河哥萨克、分裂派教徒叶米里扬·普加乔夫正冒天下之大不韪，盗用先帝彼得三世的名义，纠集一伙暴徒，在亚伊克河两岸的村镇里发动叛乱，现已攻占并捣毁数座要塞，到处抢劫、杀人。为此，接本命令后，上尉先生须立即采取适当措施，抵御上述之恶棍和僭逆，若他攻打您所据守之要塞，您等则应奋力全歼之。

    “采取适当措施！”要塞司令摘下眼镜，折起那张纸，说道，“你瞧，说得多轻巧。那个恶棍看起来很厉害；可是我们总共才一百三十个人，这不算哥萨克，哥萨克是靠不住的，当然，这指的不是你，马克西梅奇。（军士笑了一下。）但是，没有办法啊，军官先生们！你们要做好准备，加强岗哨和夜间巡逻；遭到攻击时，要关好大门，把士兵带出来。你，马克西梅奇，要看好你那些哥萨克。要检查一下那门大炮，好好擦一擦。最要紧的是要对这一切严守秘密，不要让要塞里的任何人事先知道这个消息。”

    下达了这些命令之后，伊万·库兹米奇便让我们解散了。我和施瓦勃林一起走了出来，对我们听到的消息作了议论。“你是怎么想的，这事的结果会怎样？”我问他。“天知道，”他回答，“我们等着瞧吧。现在还看不出有什么要紧的。但如果……”说到这里，他沉思不语了，心不在焉地吹起口哨来，吹的是一首法国咏叹调。

    尽管我们小心谨慎，出了个普加乔夫的消息还是在要塞里传开了。伊万·库兹米奇虽然非常尊敬他的妻子，但无论如何还是不会向她吐露军事秘密的。接到将军的信后，他相当巧妙地打发走了瓦西里萨·叶果罗夫娜，他对她说，盖拉西姆神父好像得到了一些来自奥伦堡的奇怪的消息，是重大的机密。瓦西里萨·叶果罗夫娜马上就想去神父太太那里作客，后听了伊万·库兹米奇的建议，把玛莎也带上了，免得她一个人在家里太寂寞。

    伊万·库兹米奇成了全权主人后，便马上派人来叫我们，帕拉什卡则被锁进了库房，以防她偷听我们的谈话。

    瓦西里萨·叶果罗夫娜回到家里，她在神父太太那里什么也没打听到，她又听说，她不在家的时候，伊万·库兹米奇曾召集过一个会议，帕拉什卡也被关了起来。她猜到，是丈夫骗了她，于是，她便跑去质问他。但是，伊万·库兹米奇对这场进攻已做好了准备。他一点儿也不慌张，理直气壮地回答了他好奇的老伴道：“你听着，老太婆，我们家的妇人们想用干草烧炉子；这样是会引起灾难的啊，所以我就下了一道严格的命令，往后妇人们不许用干草烧炉子，只能用干树枝来烧炉子。”“那你为什么要把帕拉什卡锁起来呢？”司令太太问，“那个可怜的姑娘为什么要在库房里一直呆到我们回来呢？”伊万·库兹米奇对这个问题毫无准备；他陷入了窘境，非常不连贯地叽咕了几句。瓦西里萨·叶果罗夫娜看穿了丈夫的诡计；但是她也知道，从他那里是什么也问不出来的。于是，她停止了提问，把话题转到了酸黄瓜上，说阿库尼娜·帕姆费罗夫娜在用一种非常独特的方法腌黄瓜。整整一夜，瓦西里萨·叶果罗夫娜都没睡着，她怎么也猜不透，她丈夫的脑袋里到底存着什么不能让她知道的东西。

    第二天，她在做完日祷回来时，看见了伊万·伊格纳吉奇，他正在从大炮里往外掏破布、石子、木片、骨头和孩子们塞进去的各种垃圾。“这些战斗准备意味着什么呢？”司令太太想，“他们在预防吉尔吉斯人的进攻吗？但是，这类小事伊万·库兹米奇难道也要瞒着我吗？”她把伊万·伊格纳吉奇叫了过来，打定主意要从他这里掏出那个折磨着她的女人好奇心的秘密。

    瓦西里萨·叶果罗夫娜与他拉了几句家常话，就像法官那样，在审问的开头，总要先问几个不相干的问题，以分散被审者的注意力。然后，她沉默了几分钟，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最后摇着头说道：“我的上帝！你瞧这是什么样的消息啊！会出什么样的事呢？”

    “咦，太太！”伊万·伊格纳吉奇答道，“上帝仁慈，我们的兵够了，火药也很多，我这又擦好了大炮。我们也许能打退普加乔夫。上帝不准许，猪猡是捞不着吃的！”

    “这个普加乔夫是谁？”司令太太问。

    伊万·伊格纳吉奇立即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便闭了口。但这已经晚了。瓦西里萨·叶果罗夫娜要他说出一切，并向他保证说不会告诉任何人。

    瓦西里萨·叶果罗夫娜信守了自己的诺言，除了神父太太之外，她没有向任何人吐露过一个字，之所以告诉了神父太太，是因为她的一头牛还在草原上，它有可能被匪徒们抢走。

    很快，大家都谈起了普加乔夫。消息是各种各样的。要塞司令派军士去邻近的村子和要塞仔细探听各种消息。两天后，军士回来报告说，在离要塞六十里远的草原上，他看见许多火光，他听巴什基尔人说，有一支来历不明的队伍开了过来。然而，他说不出任何具体的情况，因为他不敢再往前走了。

    在要塞中的哥萨克中间，开始出现了一种异常的骚动；他们在大街小巷里聚众结伙，小声地交谈着，一看见龙骑兵和边防军，他们便散开了。一些密探被派到他们中间。尤莱，一个受了洗的卡尔梅克人，向要塞司令汇报了一个重要的情报。按尤莱的说法，军士的消息是假的，这个狡猾的哥萨克回来后对自己的同伙说，他到过叛军那里，见到了叛军的首领，那首领还让他吻了自己的手，并和他谈了很久。要塞司令立即把军士关了起来，并让尤莱顶替了他的职务。这个消息使哥萨克们深为不满。他们高声抱怨，前去执行要塞司令命令的伊万·伊格纳吉奇，亲耳听到了他们的话：“等着瞧吧，你这只边防军耗子！”要塞司令想当天就提审犯人；但是，军士从牢里逃走了，他大约是得到了其同伙的帮助。

    一个新情况更加重了要塞司令的不安。一个带有叛军传单的巴什基尔人被抓住了。借此机会，要塞司令想再次把军官们召集起来，为此，他还想找个得体的理由再次把瓦西里萨·叶果罗夫娜支开。但是，伊万·库兹米奇是一个最厚道、最诚实的人，除了他上次已经用过的方法外，他再也找不出别的办法了。

    “你听着，瓦西里萨·叶果罗夫娜，”他咳了几口，向她说道，“听说，盖拉西姆神父又从城里得到了……”

    “别再骗我啦，伊万·库兹米奇，”司令太太打断了丈夫的话头，“看来，你是想召开一个会，把我支开，好谈一谈叶米里扬·普加乔夫的事；这一回你可骗不了我啦！”伊万·库兹米奇瞪大了眼睛。“好吧，老太婆，”他说，“既然你什么都已经知道了，那就请留下来吧；我们就当着你的面来谈谈这事。”“这就对了，我的老爷子，”她答道，“还轮不到你来耍滑头；快派人去叫军官们吧。”

    我们再次聚到一起。伊万·库兹米奇当着妻子的面向我们读了普加乔夫的告示，这告示是由某个半通文理的哥萨克写的。那个强盗宣布，他将立即前来攻打我们这个要塞；他还号召哥萨克和士兵们加入他那一伙，警告军官们不要抵抗，否则将被绞死。告示是用一些粗鲁的、但是很有力的语言写成的，它对普通人的神经会产生可怕的作用。

    “好一个骗子！”司令太太喊了起来。“他竟敢对我们发号施令！要我们打开城门迎接他，把军旗放在他的脚下！他这个狗崽子！我们从军已经四十年了，感谢上帝，我们什么都见识过，这一点他难道不知道吗？难道能找得出服从强盗的指挥官吗？”

    “看来，是这样的。”伊万·库兹米奇答道，“不过听说，那恶棍已经攻下许多要塞了。”

    “看来，他的确很有力量。”施瓦勃林说。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他真正的力量。”要塞司令说道，“瓦西里萨·叶果罗夫娜，把库房的钥匙给我。伊万·伊格纳吉奇，去把那个巴什基尔人押来，再叫尤莱把鞭子拿到这里来。”

    “慢着，伊万·库兹米奇，”司令太太站起身来，说道，“让我把玛莎带到房子外面去；要不，她听到叫喊声，会吓死过去的。我呢，说句实话，也不爱看拷打。你们好生呆着吧。”

    早在古代，逼供的方式就已深深地扎根在传统的审判程序中了，以至于要求废除逼供的圣旨久久起不了任何作用。人们认为，罪犯本人的供词对于充分揭露其罪行是必不可少的，——这一想法不仅是毫无根据，而且，它与健全的司法意识也是绝对矛盾的，因为，如果说，被告的否认不能当作其无罪的证明，那么，他的承认也就不能被当作他有罪的证明。甚至在今天，我仍时常听到一些老法官在抱怨取消了那种野蛮的方式。在我们那个时代，无论是法官，还是被告，谁都不曾怀疑逼供的必要性。因此，要塞司令的命令并没有使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感到吃惊和不安。伊万·伊格纳吉奇去带那个巴什基尔人去了，他被关在库房里，钥匙掌管在司令太太的手里；几分钟后，犯人被带进前厅。要塞司令命令把犯人带到他面前去。

    巴什基尔人吃力地迈过门槛（他戴着脚镣），摘下高高的筒帽，在门边站下了。我看了他一眼，不禁颤抖了一下。这个人的模样我永远忘不了。他的年纪大约在七十岁。他没有鼻子，也没有耳朵。他的脑袋剃得精光；在该长胡须的地方，仅飘着几根花白的毛发；他个头矮小，很瘦，还驼着背；但是，他那两只细小的眼睛还在像火一样地闪亮着。“喂！”要塞司令说，他从这个人可怕的外表就已看出，犯人是在1741年被处罚过的暴动者之一，“看来，你是头老狼了，曾经落到我们的手里。你，看来不是第一回闹事了，既然你的脑袋被刨得这样光。走近点；你说，是谁派你来的？”

    老巴什基尔人默不作声，茫然不知所措地看着要塞司令。“你为什么不说话？”伊万·库兹米奇继续道，“你是不懂俄国话吗？尤莱，用你们的话问问他，是谁把他派到我们的要塞里来的？”

    尤莱用鞑靼话把伊万·库兹米奇的问题重复了一遍。但是，巴什基尔人用同样的那副表情看了他一眼，还是没说一个字。

    “亚克西，”要塞司令说，“我会叫你开口说话的。弟兄们！扒下他这件可笑的条纹袍子，抽他的背。尤莱，给他点厉害看！”

    两个残疾兵开始去剥巴什基尔人的衣服。那个不幸的人的脸上露出了惊慌。他就像一个被孩子们捉住的小兽，四面张望着。一个残疾兵抓着他的两只胳膊，把胳膊架在自己的肩膀上，将老人反背起来，尤莱抓起鞭子，挥动了一下，——就在这时，那个巴什基尔人不住地点着头，发出了微弱的求饶声，他张开了嘴，嘴里没有舌头，只有半截舌根。

    每当我想到，这件残酷的事就是我所亲身经历的，而我如今却又已活到了亚历山大皇帝的仁政时期，我就不能不为教育的迅速发展和博爱原则的传播等成就而感到吃惊。年轻的读者！如果我的手记落到了你的手里，那么就请你记住，那些避免暴力的震撼、通过改善习俗而进行的变革，才是最好的、最牢靠的变革。

    众人皆大吃一惊。“好吧，”要塞司令说，“看来，我们从他那里是问不出什么名堂了。尤莱，把这个巴什基尔人带回库房去。而我们，先生们，还要再谈一谈。”

    我们刚开始讨论我们的处境，瓦西里萨·叶果罗夫娜突然走进屋来，她气喘吁吁的，样子非常惊慌。

    “你这是怎么回事？”吃惊的要塞司令问。

    “老爷们，大事不好啦！”瓦西里萨·叶果罗夫娜回答，“下湖要塞今天早上失守了。盖拉西姆神父的一个伙计刚从那边回来。他亲眼看到了要塞的失守。要塞司令和所有的军官都被绞死了。所有的士兵都被俘虏了。眼看着，强盗们就要打到这里来啦。”

    这个意外的消息使我非常吃惊。我认识下湖要塞的司令，那是一个文静、谦和的年轻人；两个月前，他和他年轻的妻子一同从奥伦堡回要塞的途中，曾在伊万·库兹米奇这里停留过。下湖要塞离我们的要塞有二十五里路。我们随时都有可能遭到普加乔夫的进攻。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命运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的心简直要停止跳动了。

    “您听我说，伊万·库兹米奇！”我对要塞司令说，“我们的职责就是保卫要塞，直到最后一息；这没什么可说的。但是，必须考虑到妇女们的安全。如果道路还畅通的话，请您把她们送到奥伦堡去，或者送到一个更远更可靠的、强盗们一时还打不到的要塞里去。”

    伊万·库兹米奇转向妻子，说道：

    “你听见了吧，老太婆，真的，在我们收拾完叛匪之前，先把你们送远一些吧？”

    “废话！”司令太太说，“哪里有什么子弹飞不到的要塞啊？白山要塞为啥就靠不住啦？谢天谢地，我们在这里都过了二十二年了。巴什基尔人，吉尔吉斯人，我们都见识过，兴许，我们躲得过普加乔夫！”

    “好吧，老太婆，”伊万·库兹米奇说，“要是你信得过我们的要塞，那你就请留下来吧。但是我们拿玛莎怎么办呢？要是我们躲了过去，或者等到了援兵，那自然好；但是，要是强盗们攻破了要塞呢？”

    “那就……”瓦西里萨·叶果罗夫娜语塞了，她住了口，神情十分激动。

    “不，瓦西里萨·叶果罗夫娜，”要塞司令发现，他的话起了作用，在他的一生中，这也许还是第一次，于是，他便继续说道，“玛莎不能留在这里。我们把她送到奥伦堡她教母那里去，那儿的部队和大炮都够用，墙也是石头砌的。我劝你也和她一起去那里；你虽说是个老太婆，要是要塞被攻破，你也够呛。”

    “好吧，”司令太太说，“就这么办，我们把玛莎送走。可是你做梦也别想把我送走，我是不会走的。我这把年纪了，没有必要离开你，到外乡去找一座孤坟。我们活着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

    “说的也是，”要塞司令说，“好吧，别再拖延了。快去给玛莎准备上路的事。明天一早就出发，虽说我们没有多余的人手，还是要给她派几个卫兵。玛莎在哪儿？”

    “她在阿库尼娜·帕姆费罗夫娜那里。”司令太太说，“听到下湖要塞被攻破了，她的心情很不好；我真担心她会病倒。上帝啊，瞧我们落到了什么地步！”

    瓦西里萨·叶果罗夫娜去忙女儿出发的事了。要塞司令的谈话还在继续；但是，我已不再参与谈话，也什么都听不进去了。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在晚饭前回来了，她脸色苍白，泪痕满面。我们默默地吃了晚饭，吃饭的速度也比平时快；和司令一家告别后，我便出门回家了。但我故意把佩剑忘下，好回头去取：我预料到，我能单独地碰到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果然，她站在门口迎我，把我的剑递给了我。“再见，彼得·安德列伊奇！”她含着泪对我说，“他们要送我去奥伦堡。祝您平安，幸福；也许，上帝还会让我们见面的；万一不能……”她哭了起来。我拥抱了她。“再见，我的天使，”我说道，“再见，亲爱的，我的心上人！无论我发生了什么事，都请你相信，我最后的思念是你，我最后的祈祷也是为你而做的！”玛莎痛哭着，依在我的胸前。我热烈地吻了她，然后快步走出了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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