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的流言，

    海上的波浪。

    ——谚语

    我相信，我的罪过不过就是擅自离开了奥伦堡。我很容易为自己辩白：骑马出城打游击不仅从来没有被禁止过，而且还得到了全力的鼓励。我可能被说成是过于莽撞，却不会被指控为违抗军令。但是，我和普加乔夫之间的友好关系曾为许多证人所目睹，那种关系至少是非常可疑的。一路上，我都在想着我所面临的审判，考虑该如何回答问题，我决定在法庭上道出所有的实情，我认为这是一种最简单、同时也是最可靠的辩白方式。

    我来到了一地废墟、满目疮痍的喀山。街道两旁原先是住房的地方，如今是一堆堆的黑炭，一堵堵被烟熏黑的、没有屋顶没有窗户的残壁断垣，矗立在那里。这就是普加乔夫留下的痕迹！我被带到那烧焦的城市中幸存的一座城堡里。两个骠骑兵把我交给一个看守军官。那军官叫来了铁匠。我被戴上脚铐，脚铐还被钉死了。然后，我被送进监狱，关在一间又小又黑的单身囚室里，囚室里四壁光秃秃的，只有一眼装着铁栅的小窗户。

    这样的开端对于我来说可不是什么好兆头。但是，我既没有丧失勇气，也没有丧失希望。我采用了所有受委屈的人都要采用的自慰方式，并第一次感觉到，发自一颗纯洁的、但是已破碎的心灵的祈祷，是那样地甜蜜，我平静地入睡了，并不去担心我将要遭遇什么样的事。

    第二天，监狱的看守叫醒了我，说委员会要提审我。两个士兵押着我走过院子，来到城堡司令的屋子里，两个士兵留在前厅，让我一个人进了里面的房间。

    我走进一个相当宽敞的大厅。在一张蒙着台布的桌子后面，坐着两个人：一个上了年纪的将军，模样严厉、冷峻；一个年轻的近卫军上尉，年纪大约二十八岁，外表非常讨人喜欢，举止灵活而又随便。窗户边另摆了一张桌子，桌后坐着一个耳朵上夹着一杆鹅毛笔的书记员，他俯身面对一张纸，正准备记录我的供词。审问开始了。问了我的姓名和职务。将军问我是不是安德列·彼得罗维奇·格里尼奥夫的儿子。听了我的回答后，他严肃地说道：“可惜啊，他那样一个可敬的人竟有这么一个不肖的儿子！”我镇静地回答道，无论对我的指控是什么，我都将用我对事实的问心无愧的陈述，来推翻对我的指控。我的自信让他感到不高兴。“老弟，你挺能说的啊！”他皱了皱眉头，对我说，“但比你还能说的人，我们也见识过！”

    这时，那个年轻人向我问道：我是在什么场合、什么时间开始为普加乔夫服务的，我都执行过普加乔夫的哪些任务。

    我愤怒地回答，我是一名军官，一个贵族，我从来没有为普加乔夫服务过，也不会从他那里接受任何任务。

    “那么为什么，”我的审讯者反问道，“单单你这一名军官和贵族被那个自封为帝的人赦免了，而你所有的战友却被残酷地杀害了呢？为什么只有你这一名军官和贵族与叛匪们一起友好地吃喝，还收下了匪首的皮袄、马匹和半个卢布等礼物呢？如果你没有叛变投敌，或者至少，如果你没有出现过卑鄙、有罪的懦弱，怎么会产生并保持这种奇怪的友谊呢？”

    这名近卫军军官的话让我感到了深深的委屈，我情绪激烈地辩解了起来。我说道，我是怎样在一场暴风雪中与普加乔夫在草原上相识的，在白山要塞陷落时他又如何认出了我并赦免了我。我说道，我的确心安理得地接受了那个自封为帝的人给的皮袄和马匹，但是我曾竭尽全力地为保卫白山要塞而与那个强盗作战。最后，我提到我的将军，说他可以证明我在奥伦堡围困战时的忠诚表现。

    那个严峻的老头从桌上拿起一封信，大声地念了起来：

    “承蒙阁下垂询有嫌卷入此次叛乱并违背军法和誓言与匪首相勾结的格里尼奥夫准尉之情况，特奉告于此：准尉格里尼奥夫自去年（一七七三年）十月起在奥伦堡服役至今年二月二十四日，该日他出城，从此未归我之部队。据一些投诚者称，他曾到了普加乔夫的村寨并与普加乔夫一同到过他曾驻防过的白山要塞；至于他的行为，我可以……”他在这里停止了朗读，严厉地问我：“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辩解的吗？”

    我本想像开头那样继续说下去，像说其他事情一样开诚布公地说明我和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关系。但是，我突然感觉到了一种难以忍受的厌恶。我想到，如果我说出她的名字，委员会肯定会传她来受询；她的名字会与恶棍们可恶的名字纠缠在一起，她自己也会被带来与那些恶棍对质，——这个可怕的想法使我心头一震，于是我便打住了话头，慌乱起来。

    已开始带着某种关注倾听我的回答的两位法官，见我慌乱了，便又恢复了先前的敌视。近卫军军官要求让主要的告发者来与我对质。将军下令将那个前恶棍传来。我迅速地转身面对门口，等待着我那位揭发者的出现。几分钟后，响起了一阵镣铐声，门开了，走进来的——原来是施瓦勃林。他的变化让我感到吃惊。他瘦得吓人，脸色煞白。他原先漆黑的头发完全花白了；长长的胡须也乱成了一团。他用低沉、但坚定的声音重复了他的指控。他说我是普加乔夫派到奥伦堡去的奸细；我每天出城去射击，是为了把城里的情况传递出去；最后，我又公然投靠了那个自封为帝的人，与他一同到过多处要塞，千方百计地谋害与他同样叛变了的战友，以便谋取他们的位置，博得自封为帝者的奖赏。我静静地听着他的话，使我唯一感到满意的是：这个可恶的恶棍没有提到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名字，这也许是因为，想到那个姑娘曾轻蔑地拒绝过他，他的自尊心使他感到难受了；也许是因为，他的内心还残存着一星感情的火花，也就是那种使我保持了沉默的感情，——无论如何，白山要塞司令女儿的名字，始终没有当着委员会的面被提起过。于是，我的主意更坚定了，当法官问道，我怎样才能反驳施瓦勃林的指控时，我回答，我坚持自己开始的解释，我没有其他什么需要辩白的了。将军下令把我们带出去。我和施瓦勃林一起走了出来。我平静地看了他一眼，但是没对他说一句话。他投过一个恶毒的嘲笑，然后提起镣铐，超过我，加快脚步走了。我又被带回了监狱，此后，便再也没有被提审过。

    我以下要告诉给读者的一切，并不是我所亲眼目睹的；但是，我多次听说过这些故事，甚至连那些最细小的细节也都被铭刻在我的记忆里，因此我觉得，那些事情似乎就是我所亲身经历的。

    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受到了我的父母热情慷慨的接待，那副热心肠是老一辈人所特有的。能有机会收留、关照一个可怜的孤女，他们认为这是上帝的恩赐。他们很快就真心喜欢上了她，因为在了解了她之后，谁都不可能不爱她。父亲已不再觉得我的爱情是一场胡闹了；而母亲则一门心思地希望她的彼得鲁什卡能与这位可爱的上尉女儿成婚。

    我被捕的消息使全家大吃了一惊。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向我父母讲述了我与普加乔夫的奇异的相识，她的叙述非常坦诚，不仅没有使我的父母担心，而且还不时地逗得他们开心地大笑。父亲不愿相信，我会参与那场旨在推翻朝廷、消灭贵族的可鄙的暴乱。他对萨维里奇做了严厉的盘问。老仆人没有隐瞒，说少爷是在叶米里扬·普加乔夫那里作过客，那个恶棍也很照顾他；但他发誓说，他从来没有听到过什么叛变的事。两位老人安下心来，开始着急地等待着好消息。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十分焦虑，但是她沉默不语，因为她天生就非常地谦逊和谨慎。

    又过了几个星期……突然，父亲接到了我们的亲戚Б公爵从彼得堡发来的信。公爵对他谈了我的事。在几句通常要有的客套话之后，他通知父亲说，对于我参与了叛乱阴谋的怀疑，不幸被证实了，本应判我死刑，但女皇出于对其父的功绩和高龄的尊重，决定赦免这个有罪的儿子，让他免受可耻的死刑，只命将他终身流放至西伯利亚的边远地区。

    这个意外的打击几乎要了我父亲的命。他丧失了他惯有的坚定，常用痛苦的抱怨去发泄忧伤（那忧伤通常是闷在心底的），“什么？”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就一遍遍地说，“我的儿子竟参加了普加乔夫的阴谋！正直的上帝啊，瞧我活到了什么分上！女皇赦免了他的死刑，难道这样我就能好受些吗？死刑并不可怕；我的祖父就死在红场的高台上，可他是为了捍卫他良心上神圣的东西而死的；我的父亲也是和沃伦斯基、赫鲁晓夫一起遇难的。而一个贵族竟然背叛了自己的誓言，去勾结强盗，勾结杀人犯，勾结逃亡的奴仆！……这真是我们家族的奇耻大辱啊！……”母亲被他的绝望之情吓坏了，不敢当着他的面哭泣，还竭力给他打气，说流言并不可信，说世人的意见靠不住。我的父亲并没有因此而感到安慰。

    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比任何人都更加痛苦。她深信，只要我愿意，我随时都可以证明自己无罪，于是，她便猜测着实情，意识到她自己就是我的不幸的根源。她在所有人的面前掩饰起自己的眼泪和痛苦，与此同时，一直在设想着解救我的方法。

    一天晚上，父亲正坐在沙发上翻阅《宫廷年鉴》；不过，他的思绪跑得太远，所以，这次的阅读没有对他产生通常的那种作用。他在用口哨吹着一首古老的进行曲。母亲在默默地织着一件毛衣，泪水不时滴落在她手中的毛衣上。突然，也坐在那里织衣服的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开口说道，她必须到彼得堡去，她请求两位老人能给她路费。母亲非常伤心。“你为什么要去彼得堡呢？”她说，“难道连你，玛丽娅·伊万诺夫娜，也想离开我们吗？”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回答道，她整个未来的命运都取决于这次旅行，她要以一个忠诚殉难者的女儿的身份，去寻求保护，寻求大人物的帮助。

    我的父亲垂下了头：凡是能让人想到他儿子可疑罪行的话语，都会使他感到难受，都会被他当成尖锐的指责。“你去吧，姑娘！”他叹息着对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说，“我们不想妨碍你的幸福。愿上帝赐给你一个好人做未婚夫吧，而不是一个可耻的叛徒。”他站起身来，走出了房间。

    和母亲单独地留在一起了，玛丽娅·伊万诺夫娜便把自己的计划部分地告诉了母亲。母亲泪流满面地拥抱了她，求上帝保佑她所设想的事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行装都已经被准备好了，几天之后，她便带着忠诚的帕拉莎和忠诚的萨维里奇上路了，萨维里奇被迫和我分手之后，想到是在侍候我的未婚妻，他多少也得到了一些安慰。

    玛丽娅·伊万诺夫娜顺利地来到了索菲娅，她在驿站里得知，行宫当时就在皇村，于是便决定留在那个驿站里。她在隔板后面占据了一个小角落。驿站长的妻子很快就和她攀谈起来，她说她是宫中锅炉工的侄女，她对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谈了许多宫中生活的秘闻。她谈到：女皇通常几点起床，几点喝咖啡，几点散步；当时侍奉在女皇身边的是哪几位大臣；昨天女皇在餐桌边说了些什么话，晚上又接见了什么人，——总之，安娜·瓦西里耶夫娜的谈话，顶得上好几页历史笔记，对于后代来说也是很珍贵的，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认真地听着。她们走到了花园里。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向她讲述了每一条小道、每一座小桥的历史，散完步，她们回到驿站时，彼此都觉得非常满意。

    第二天一早，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就醒了，她穿好衣服，悄悄地来到花园里。早晨美极了，阳光照耀着椴树的树梢，那些椴树已在凉凉的秋意中换上了金黄色的衣裳。醒来的天鹅端庄地游出了岸边的草丛。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走到一块漂亮的草地边，这草地上刚刚竖起一座纪念碑，它是为庆祝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鲁缅采夫新近的那些胜利而立的。突然，一只英国种的白色小狗叫了起来，迎面向她跑来。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吓着了，便止住了脚步。就在这时，传来了一个女人悦耳的声音：“别害怕，它不咬人的。”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看到了一位太太，她坐在纪念碑对面的一条长椅上。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坐到了长椅的另一端。那位太太仔细地看着她；玛丽娅·伊万诺夫娜也向她投去了几瞥，已将她从头到脚地打量了一番。那太太穿着白色的晨衣，头戴睡帽，披着一条坎肩。她大约四十岁。她的脸庞红红的，很丰满，面色端庄而又安详，她那双天蓝色的眼睛和她那淡淡的微笑，都具有难以言传的美。那太太首先打破了沉默。

    “您大概不是本地人吧？”她问。

    “是的，我昨天刚刚从外省来。”

    “您是和您的亲人们一起来的吗？”

    “不是。我是一个人来的。”

    “一个人来的！您的年纪可不大啊。”

    “我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

    “您来这儿一定是有什么事吧？”

    “是的。我是来求女皇一件事的。”

    “您是孤女，看来，是来上诉不公平和欺负人的事吧？”

    “不是。我是来请求宽恕，而不是来控告人的。”

    “请问，您是什么人？”

    “我是米罗诺夫上尉的女儿。”

    “米罗诺夫上尉！就是奥伦堡一个要塞里的司令？”

    “正是。”

    太太看来是被感动了。“如果我这是干涉了您的事情，”她用更温柔的嗓音说道，“那么就请您原谅；但是我常常去宫中；请您对我说，您有什么样的请求，我也许可以帮助您。”

    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站起身来，恭敬地向她道了谢。这位身份不明的太太身上的一切，不知不觉地就能唤起好感，博得信任。玛丽娅·伊万诺夫娜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起来的纸，把它递给了自己不相识的女保护人，那位太太默默地读了起来。

    起初，她读得很认真，很专注；但是突然之间，她的脸色变了，——一直在关注着太太的一举一动的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见她一分钟前还那样好看、安详的脸色一下子变得严峻起来，便感到害怕了。

    “您是为格里尼奥夫求情？”太太冷淡地问，“女皇是不会原谅他的。他和那个自封为帝的人相勾结，并不是由于无知和轻率，而是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不道德的害群之马。”

    “啊，这不是事实！”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喊了起来。

    “怎么会不是事实？”太太脸色通红，反驳道。

    “这不是事实，真的不是事实啊！我什么都知道，我这就来告诉您。他是为了我才承担那一切的。他没有在法庭上替自己辩护，那仅仅是因为他不想把我也牵连进来。”于是，她便激动地叙述了我的读者早已知道了的一切。

    太太认真地听完了她的话。然后，她问道：“您住在哪里？”听说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是住在安娜·瓦西里耶夫娜那里，太太便微笑着说道：“哦，我知道了。再见吧，您不要对任何人说起我们的会见。我希望，您的上诉信能很快地得到回复。”

    说完这话，她站起身来，走进了藤架覆盖的小道，心中充满欢乐希望的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回到了安娜·瓦西里耶夫娜那里。

    女主人责怪她不该在秋天的清晨去散步，照她的话说，这对年轻姑娘的身体是有害的。她端来茶炊，倒了一杯茶，正准备长谈一通宫中的事情，就在这时，一辆宫中的马车突然停在了台阶边，一位宫廷侍卫走进来说，女皇召米罗诺夫的女儿进宫。

    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大吃一惊，忙乎起来。“啊呀，上帝！”她喊了起来，“女皇召您进宫。她怎么会知道您呢？您一个小姑娘，哪里知道怎么去见女皇呢？我说，您连怎样在宫里走路都不会呢……要不要我陪您去？我至少可以给您指点指点嘛。您这身旅行穿的衣裙哪里能行？要不要派人到接生婆那里去把她那件黄礼服借来？”宫廷侍卫说，女皇要玛丽娅·伊万诺夫娜一个人去，穿什么样的衣服都行。没什么办法了，于是，玛丽娅·伊万诺夫娜便带着安娜·瓦西里耶夫娜的忠告和祝福，坐上马车，往宫中驶去。

    玛丽娅·伊万诺夫娜预感到，我们的命运将被决定了；她的心猛烈地跳动着，几乎窒息。几分钟后，马车在皇宫边停了下来。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忐忑不安地走上台阶。宫中的门在她的面前依次打开。她走过一长串空空的大房间；宫中侍卫为她引路。最后，侍卫走到几扇紧闭的门前，他说要前去通报，留玛丽娅·伊万诺夫娜一个人站在那里。

    一想到就要面对面地见到女皇了，她便感到害怕，两只脚几乎站不稳了。一分钟后，房门打开，她走进了女皇的梳妆间。

    女皇坐在自己的梳妆台前。围在她身边的几名宫中女仆，恭敬地给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让开了地方。女皇亲切地向她转过身来，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立即认了出来，这就是几分钟前听她开怀倾诉的那位太太。女皇把她叫到跟前，微笑着说道：“我很高兴能履行对您许下的诺言，满足您的请求。您的事情了结了。我相信您的未婚夫是无罪的。这里有一封信，请您交给您未来的公公。”

    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用颤抖的手接过信，她哭了，跪倒在女皇的脚下，女皇把她扶了起来，并吻了她。女皇还和她交谈起来。“我知道，您不富裕，”女皇说道，“但是我对米罗诺夫上尉的女儿负有责任。请别担心您的未来。我要来为您建立家业。”

    安抚了这个可怜的孤女，女皇便让她走了。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回去的时候坐的还是那辆宫中的马车。迫不及待地等着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回来的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向她抛去一大堆的问题，玛丽娅·伊万诺夫娜也做了一些回答。安娜·瓦西里耶夫娜虽然因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健忘而感到不满，但她认为这是外省人的害羞，于是也就宽宏大量地原谅了她。当天，顾不得去看一眼彼得堡城，玛丽娅·伊万诺夫娜便启程回乡了……

    彼得·安德列伊奇·格里尼奥夫的笔记至此便中断了。从他家族的传说中得知：由于女皇的命令，他于一七七四年底获释；普加乔夫被处死刑时，他也在场，普加乔夫在人群中认出了他，还向他点了点脑袋，那颗脑袋一分钟后便被砍了下来，鲜血淋淋地被展示给民众。后来，彼得·安德列伊奇很快就和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结了婚。他们的后代在辛比尔斯克省过着幸福的生活。在离××城三十里的地方有一个村子，它属于十个地主。在其中的一间老爷的住房里，还挂着一封镶在镜框里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亲笔信。这封信是写给彼得·安德列伊奇的父亲的，信中宣布他的儿子无罪，并称赞了米罗诺夫上尉的女儿的聪颖和善心。我们是从彼得·安德列伊奇·格里尼奥夫的一个孙子那里得到他的手稿的，他的孙子知道我们正在撰写关于他祖父所描写过的那个时代的研究著作。在征得亲属的同意后，我们决定单独发表这部手稿，仅在每章的开头加了相应的题词，并冒昧地更换了几个姓名。

    出版人

    一八三六年十月九日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