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坚持自己的打算。一条小船准备好了。我与两名船夫坐上船。他们撑开船，划起桨来。
天空很明朗。月光照耀着。没有一丝的风，——伏尔加在平稳、安详地流淌着。小船微微摇晃着，飞快地滑过那深暗的波浪。我沉浸在幻想中。过了约半个小时。我们已经到了河的中央……突然，两个船夫彼此低语起来。“怎么回事？”我被惊醒过来，问道。“我们不知道，鬼才知道。”船夫回答，并老是望着一个方向。我也向那个方向望去，我看见黑暗中有一个东西正沿着伏尔加向下漂来。那个不明物体越来越近了。我让船夫们停下来，等着那东西靠近。月亮躲进了云中。那浮动的物体越发模糊了。它离我已经很近了，可我还是辨认不出它。“这是什么东西啊，”船夫们说，“船帆不像船帆，桅杆不像桅杆……”突然，月亮钻出云层，映亮了一幅可怕的场景。迎面向我们漂来的，是一副钉在木筏上的绞架，绞架的横梁上吊着三具尸体。一种病态的好奇心控制了我。我想看一看那几个被绞死的人的脸。
根据我的命令，船夫用钩竿钩住木筏，我的小船靠上了漂浮的绞架。我一步跳过去，站到了那两根可怕的立柱间。一轮明月映亮了那几个不幸的人变了形的脸。其中一个是年老的楚瓦什人，另一个是俄国农民，一个身强力壮、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然而，在看到第三个人时，我却大吃一惊，忍不住悲戚地喊道：这是万卡啊，我可怜的万卡，他一时愚蠢投靠了普加乔夫。他们的头上钉着一块黑色的木板，上面写着白色的大字：“窃贼和暴乱者”。两个船夫无动于衷地看着，用钩竿钩着木筏，等着我。我坐回到小船上。木筏顺河漂了下去。黑乎乎的绞架久久地在摆动着。终于，它消失了，我的小船也靠上了那又高又陡的河岸……
我慷慨地向船夫付了钱。其中一个船夫领我去见渡口边这个村子里的村长。我和他一起走进一间农舍。听说我要马，村长对我相当地不客气，但我的向导轻声对他说了几句话，他的严厉便立即转换成了匆忙的殷勤。转眼间，一辆三套马车就准备好了，我坐上马车，吩咐拉我去我们家的村子。
我奔驰在大路上，走过一座座沉睡的村庄。我担心的事只有一件：在半道上被拦截。如果说，我夜间在伏尔加河上的所见，说明此地有暴乱者，那么它同时也证明，政府也采取了严厉的对付措施。为了以防万一，我的口袋里揣有普加乔夫给我的通行证和格里尼奥夫上校的手令。但是，我什么人也没碰到，天快亮的时候，我看到了一条小河和一片枞树林，我们的村子就在那片纵树林的后面。车夫鞭打着马，一刻钟后，我们便驶进了××村。
老爷的府邸坐落在村子的另一端。马儿在全速奔跑。突然，在街当中，车夫勒住了马。“怎么回事？”我焦急地问。“有哨卡，老爷。”车夫回答，并费劲地让跑疯了的马站了下来。果然，我看到了一处障碍和一个手持木棍的哨兵。那农夫走到我身边，脱下帽子，要看我的证件。“这是什么意思？”我问他，“为什么在这里设路障？你在给什么人放哨？”“老爷，我们暴动啦。”他挠着脑袋，回答道。
“你们的老爷在哪儿？”我问道，心都凉了……
“我们的老爷在哪儿？”农夫重复了一遍，“我们的老爷在粮仓里呢。”
“怎么会在粮仓里？”
“是乡里的文书安德留哈把他们给铐了，他想把他们送到皇上老爷那里去。”
“我的天！快把路障搬开，你这个傻瓜。你还愣着干吗？”
哨兵迟疑着。我跳出马车，给了他一个耳光（我有罪），自己搬开了路障。我的农夫木讷地、犹豫不决地看着我。我再次坐上马车，吩咐去老爷的府邸。粮仓在院子里。在上了锁的门旁站着两个同样拿着木棍的农夫。马车正停在他们眼前。我跳下马车，径直向他们扑去。“把门打开！”我对他们说。看来，我的模样很吓人。至少，他们俩都扔下木棍逃跑了。我想砸了锁，把门撬开，但那门是橡树做的，巨大的锁也砸不开。这时，一个身材匀称的年轻农夫从一间仆人的住房里走了出来，带着傲慢的神情问我怎么敢在这里闹事。“文书安德留什卡在哪儿？”我冲他吼道，“叫他来见我。”
“我就是安德列·阿法纳西耶维奇，而不是什么安德留什卡，”他傲慢地叉着腰，回答我说，“你要干什么？”
我没有答腔，而一把揪住他的领子，把他拖到粮仓的门边，命令他开门。文书还想顽抗，但父亲般的惩罚对他起了作用。他掏出钥匙，打开了粮仓的门。我迈过门槛，屋顶上捅出的一个窄缝里透进一道微弱的光，在被那道光微微映亮的角落里，我看见了母亲和父亲。他们的双手被绑着，脚上带着镣铐。我扑过去拥抱了他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俩吃惊地看着我，——三年的军事生活大大地改变了我，使他们一时没能认出我来，母亲唉呀了一声，眼泪夺眶而出。
突然，我听到了一个可爱、熟悉的声音：“彼得·安德列伊奇！是您啊！”我呆住了……我环顾四周，看到了另一个角落里的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她也被绑着。
父亲默默地看着我，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欢乐涌上了他的脸庞。我急忙用军刀割断了绑着他们的绳索。
“你好，你好，彼得鲁沙，”父亲把我揽到胸前，对我说道，“感谢上帝，我们终于等到你了……”
“彼得鲁沙，我亲爱的，”母亲说道，“上帝把你给带来啦！你好吗？”
我急忙要把他们带出牢房，——但是，我走到门边，发现门又被锁上了。“安德留什卡，”我喊了起来，“开门！”“那可不行，”文书在门外回答，“你自己也在这里坐着吧。我们要来教教你怎样闹事，怎样揪皇上官员的领子！”
我开始查看粮仓，看有没有什么法子逃出去。
“别费劲了，”父亲对我说，“我可不是那样的主人，会留出一条贼道让人进出我的粮仓。”
因为我的出现而一时高兴的母亲，见我也将和全家同归于尽，便又陷入了绝望。但是，在和父母、和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到了一起之后，我倒是越来越镇静了。我有一把军刀和两枝手枪，我尚可以抵挡围攻。格里尼奥夫会在傍晚前赶到，解救我们。我把这些话告诉了我的父母，又忙着去安慰母亲。他们这才完全地沉浸于相见的喜悦之中。
“好吧，彼得，”父亲对我说，“你也淘够了，我当然也生过你的气。但是旧事不提啦。我希望如今你能改正过来，不再胡闹。我知道，你像一个诚实军官那样在军中服役，谢谢了。你使我这个老头子得到了安慰。如果我的得救将归功于你，那么生活将双倍地使我感到欢乐。”
我含着泪吻了他的手，又看了玛丽娅·伊万诺夫娜一眼，她因我的到来而十分地高兴，因此，她看上去非常地幸福和安详。
将近正午的时候，我们听到一阵不同寻常的喧闹声和叫喊声。“这是怎么回事？”父亲说，“莫非是你的上校赶到了？”“不可能，”我回答，“傍晚之前他是赶不到的。”喧闹声越来越大。警钟敲响了。一些骑着马的人在院子里跑来跑去。这时，从墙上一道窄窄的缝隙里，探进萨维里奇那白发苍苍的脑袋来，我可怜的仆人用悲戚的声音说道：“安德列·彼得罗维奇，阿芙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我的少爷啊，彼得·安德列伊奇，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小姐，不好啦！强盗们进村了。彼得·安德列伊奇，你知道吗，领着这帮强盗的头目是谁？就是施瓦勃林，阿列克赛·伊万内奇，让他不得好死！”听到这个可恶的名字，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拍了一下手，呆住了。
“听着，”我对萨维里奇说，“你快派个人骑马到××渡口去迎接骠骑兵团；快把我们的危险通知给上校。”
“可是派谁去呢，少爷！小伙子们全都造反了，马也全都被抢走了！唉呀！他们已经进院子了，——快走到粮仓边上了。”
这时，门外传来好几个声音。我默默地做了个手势，要母亲和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躲到角落里去，然后我拔出军刀，站到门后的墙边。父亲拿起两把手枪，打开扳机，站在我的旁边。响起一下开锁的声音，门被打开，文书的脑袋探了进来。我挥刀向那脑袋砍去，他倒下了，堵住了入口。与此同时，父亲也向门外放了一枪。包围着我们的那群人叫骂着退开了。我把那个受伤的人拖出门槛，用里面的铰链把门锁上了。院子里满是全副武装的人。在他们中间，我认出了施瓦勃林。
“你们别怕，”我对母亲和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说，“还有希望。而您，爸爸，别再开枪了。我们要把最后的子弹节约下来。”
母亲在默默地祈祷上帝；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站在她身边，带着天使般的安详等待着我们命运的结局。门外传来了威胁和辱骂。我站在原地，准备砍倒第一个胆敢闯进来的家伙。突然，强盗们闭了嘴。我听到了施瓦勃林的声音，他在叫我的名字。
“我就在这里，你想干什么？”
“投降吧，布拉林，抵抗是徒劳的。可怜可怜你那两位老人吧。顽抗也救不了你自己。我是能制住你们的！”
“你来试试吧，叛徒！”
“我自己不会平白无故地硬冲，也不会让手下的人去送命。我会叫人把粮仓点着，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看看，你这个白山要塞的堂吉诃德还有什么招儿。现在是吃饭的时候了。你先坐着，闲下来的时候好好想一想。再见，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我不来求您的原谅了：您和您的骑士一起躲在黑暗中，也许并不寂寞吧。”
施瓦勃林走了，在粮仓边留下了哨兵。我们没有说话。我们每个人都在想着自己的心事，却不敢把自己的想法传达给别人。我想到了这个狠毒的施瓦勃林所能做出的一切。对我自己，我几乎毫不担心。要我说句实话吗？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命运比我父母的命运更让我担心。我知道，母亲向来受到农民和仆人们的爱戴，父亲虽然严厉，但也同样为人所爱，因为他为人正直，也深知他手下人真正的需要。农民和仆人们的暴动只是一种迷误，是一时的醉意，而并非仇恨的发泄。所以，他们也许会得到宽恕。可是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呢？那个好色的、没良心的人为她准备下了怎样的命运？我不敢多想这个可怕的念头，求上帝饶恕，我宁愿杀死她，也不愿再次看到她落入那个残酷坏人的魔掌。
又过了近一个小时。村子里响起了醉汉的歌声。看守我们的哨兵羡慕他们，就拿我们出气，辱骂我们，拿折磨和死亡来恐吓我们。我们在等待施瓦勃林之威胁的后果。终于，院子里又出现了大的动静，我们再次听到了施瓦勃林的声音：
“怎么，你们想好了吗？是不是自愿向我投降啊？”
谁也没有回答他。施瓦勃林等了一会，然后让人去搬干草。几分钟之后，火苗腾了起来，映亮了黑暗的粮仓，烟雾也从门槛下的缝隙里钻了进来。这时，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走近我身边，握住我的手，静静地说：
“够了，彼得·安德列伊奇！请您别为了我而害了您自己和您的父母。您放我出去吧。施瓦勃林会听我的话的。”
“绝对不行，”我生气地说，“您知道等待您的是什么吗？”
“我是不会忍受耻辱的。”她静静地回答，“但是也许，我能救出我的恩人和他的一家，你们一家这样慷慨地收留了我这个孤女。再见了，安德列·彼得罗维奇，再见了，阿芙多季娅·伊万诺夫娜。你们不仅仅是我的恩人哪。请你们为我祝福吧。彼得·安德列伊奇，请您原谅我。请您相信，我……我……”说到这里，她哭了起来……她用手捂住了脸……我像疯了似的。母亲也在哭。
“别再胡说了，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我父亲说道，“谁也不会放你一个人到强盗那里去的！就坐在这里，别作声。要死，就死在一起。听，外面在说什么呢？”
“你们投不投降啊？”施瓦勃林喊道，“你们看见了吗？再过五分钟，你们就要被烤熟啦。”
“我们不会投降的，你这个恶棍！”父亲嗓音坚定地回答他。
他那布满皱纹的脸庞由于惊人的兴奋而容光焕发，两只眼睛在白色的眉毛下威严地闪烁着。他转身对我说道：
“现在是时候啦！”
他打开门。火苗蹿了进来，烧着了一根根结着一层干苔藓的木梁。父亲放了两枪，跃过着火的门槛，高声喊道：“都跟我来！”我抓起母亲和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手，飞快地把她们领到了外面。门槛边躺着施瓦勃林，他被我父亲那双衰老的手开枪击中了；被我们意外的突围吓跑的一群强盗，鼓足勇气，又开始向我们围来。我又挥刀砍了几下，但一块扔得很准的砖头，正砸在我的胸口上。我倒下了，一时间失去了知觉。等我醒过来时，看到施瓦勃林坐在血迹斑斑的草地上，他的面前是我们一家。我被人架着。一群农民、哥萨克和巴什基尔人围在我们四周。施瓦勃林的脸色非常苍白。他用一只手按着受伤的肋部。他的脸上流露着痛苦和恶毒。他慢慢地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用微弱、含混的声音说道：
“绞死他……把他一家都绞死……除了她……”
一群强盗立即围起我们，叫喊着把我们拖向大门口。但是，他们突然撂下我们，四散而逃；格里尼奥夫骑马冲进大门来，在他的身后，是手举出鞘马刀的整个骑兵连。
暴乱者们四下逃窜；骠骑兵们在追赶他们，挥刀砍杀，并将他们俘虏。格里尼奥夫跳下马，向我的父母鞠了一躬，又紧紧地握了我的手。“我总算及时赶到了。”他对我们说，“啊！这位就是你的未婚妻呀。”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脸红到了耳根。父亲走到他身边，向他表示感谢，父亲虽然激动不已，但仍保持着一副平静的神情。母亲拥抱了他，称他为救命的天使。“请光临寒舍吧。”父亲对他说道，然后领他向我们家走去。
在从施瓦勃林身边经过的时候，格里尼奥夫停下了。“这是谁？”他看着那个受伤的人，问道。“这就是首领，这伙强盗的头目，”我父亲带着某种能显示出老军人身份的高傲，回答道，“上帝帮忙，让我用我衰老的手惩罚了这个年轻的恶棍，为我儿子报了仇。”
“这就是施瓦勃林。”我对格里尼奥夫说。
“施瓦勃林！我非常高兴。骠骑兵们！把他带上！去叫我们的军医给他包扎一下伤口，要像保护眼珠一样地保护他。施瓦勃林一定要被送交喀山的军机委员会。他是主犯之一，他的口供会是很重要的。”
施瓦勃林睁开了疲倦的眼睛。除了肉体的痛苦外，他的脸上没有流露出任何表情。骠骑兵们用一个斗篷把他抬走了。
我们走进了房间。我颤抖着打量四周，回忆起自己幼年的岁月。家中什么也没改变，所有的东西都在原地。施瓦勃林不让人抢劫这座房子，在自己那最卑鄙的情感中，施瓦勃林还不由自主地保持了对无耻的贪婪之心的厌恶。仆人们出现在前厅。他们没有参加暴动，他们诚心诚意地庆幸我们的获救。萨维里奇得意洋洋。要知道，是他趁强盗进攻所引起的慌乱时机，跑到马房，给拴在那儿的施瓦勃林的马套上鞍子，悄悄地牵出它，混乱之中神不知鬼不觉地骑马跑到渡口。他遇到了已在伏尔加河北岸休息的团队。格里尼奥夫从他那里得知了我们的危险处境，便命令上马，下令前进，全速前进，——谢天谢地，他终于及时地赶到了。
格里尼奥夫坚持要把文书的脑袋挂在酒馆前的竿子上示众几小时。
骠骑兵们追击归来，抓住了几个人。他们被关进了那间我们在其中进行了一场值得纪念的围困战的粮仓。
我们每个人都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老人们需要休息。整整一夜没合眼的我，扑倒在床上，沉沉地睡去了。格里尼奥夫忙自己的事去了。
晚上，我们大家围在客厅里的茶炊旁，愉快地谈论着过去的危险。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在斟茶，我坐在她身边，一个劲地看着她。我的父母似乎也在关注着我们温情的关系。直到今天，这个晚上还生动地留存在我的记忆中。我很幸福，我十分地幸福，在一个人那可怜的一生中，这样的时刻难道能有许多吗？
第二天，有人来报告父亲，说农民们到老爷的院子里来请罪了。父亲走到台阶上去见他们。他一出现，农民们就跪了下来。
“怎么，傻瓜们，”父亲对他们说，“你们怎么想到要造反呢？”
“我们有罪，你是我们的老爷。”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当然有罪。你们胡闹一通，现在自己又后悔了。上帝让我和儿子彼得·安德列伊奇又见了面，为了这件高兴事，我且饶了你们。好了，俗话说：刀剑不砍认罪的脑袋。有罪！当然，你们是有罪的。上帝赐给了好天气，该收干草啦；可你们这些傻瓜，整整三天都在干些什么？村长！叫每个人都去割草；小心点，你这个红头发魔鬼，在伊林节前要把所有的干草给我码成垛。你们忙去吧。”
农民们鞠了一躬，干活去了，像是什么事情也不曾发生。
施瓦勃林的伤并不致命。他被押往喀山。我从窗户里看到了他怎样被抬上大车。我们的目光相遇了，他低下脑袋，我也赶紧离开了窗口。我不愿面对敌人的不幸和屈辱表现出洋洋得意的神情来。
格里尼奥夫要继续前进。我决定跟他一同走，虽然我很想与家人一起多呆几天。出发的前一天，我来到父母身边，按当时的习惯跪在他们脚下，求他们祝福我和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婚姻。两位老人扶起我，含着喜悦的泪水宣布了他们的赞同。我把脸色苍白、浑身颤抖的玛丽娅·伊万诺夫娜领到他们面前。两位老人为我们祝了福……我当时的感觉，我就不再描述了。谁若是置身于我的处境，就是没有我的描述他也能理解我，——谁若是不曾有过这样的体验，那我只能为他而感到惋惜了，并奉劝他趁时光尚未流逝，赶快恋爱，然后去接受父母的祝福。
第二天，团队集合了，格里尼奥夫和我的家人告了别。我们大家都相信，军事行动很快就将结束；一个月后我就有望做新郎了。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和我道别，当着所有人的面吻了我。我骑上了马。萨维里奇又将跟我出行。随后，团队出发了。
我久久地在远处看着我再次离去的那幢乡间屋子。一阵阴暗的预感使我感到不安。似乎有人在对我耳语，说我的不幸并没有完全结束。心灵已经预感到了一场新的暴风雪。
我将不去描写我们的征战和普加乔夫战争的结束。我们经过一座座被普加乔夫毁坏的村庄，却不得不从不幸的居民那里抢走强盗们给他们剩下的东西。
村民们不知道该服从谁。各地的行政机关全部瘫痪了。地主们都躲进了森林。叛匪的部队到处作恶。被派去追击当时已逃至阿斯特拉罕的普加乔夫的各部队长官，随心所欲地惩处有罪的人和无罪的人……所有的地方都燃着大火，场面惨不忍睹。但愿上帝别让人目睹这俄国的暴动——这毫无意义的、残酷之极的暴动。那些想在我们这里实现不可能之转折的人，要么是太年轻，不了解我们的人民，要么就是些铁石心肠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别人的脑袋仅值四分之一个戈比，他自己的脖子也只值一戈比。
普加乔夫被伊·伊·米赫尔松追得乱跑。很快我们便得知，他彻底被打垮了。最后，格里尼奥夫从他的将军那里得到消息。说那个自封为帝的人已被抓获，同时，格里尼奥夫也接到了停止行动的命令。终于，我可以回家了。我高兴极了；但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却又给我的欣喜投下了一层阴影。
题解
这是普希金最重要的一部小说作品，这既是因为，它的篇幅最大，它的结构最完整，作者对这部小说写作素材的收集最为精心，它的写作时间也延续得最长，同时还因为，它的题材最为重大，它的人物形象最为成功，它最充分地体现出了普希金的小说创作风格。有趣的是，这部小说也是普希金作品中、乃至整个俄国文学作品中第一部被译成汉语的作品，它被冠以《俄国情史，斯密斯玛利传，又名花心蝶梦录》的书名，由上海大宣书局于1903年出版。我们在感叹普希金的第一个汉译者选择眼光之准确的同时，也从侧面感觉到了这部小说巨大而广泛的影响。
在19世纪最初的30年里，以英国作家司各特的作品为代表的历史小说在西欧和俄国都很走红，引起了广泛的阅读兴趣，这使得普希金等强烈地感觉到，俄国必须有自己的历史小说。《彼得大帝的黑孩子》和《罗斯拉夫列夫》是普希金历史题材小说的两个尝试，但是，前者没有完成，后者仅仅是一个篇幅很短的短篇，于是，普希金决定创作一部新的历史小说。既关注祖国历史又关注俄国农民问题的普希金，将目光投向普加乔夫的农民起义，似乎应当说是必然的。在《杜勃罗夫斯基》中，普希金写到了农民起义，但那只是一个局部的、个人的、贵族领导下的报复举动，而普加乔夫的起义，则是一场激荡整个俄国的农民运动。终于，普希金的写作俄国历史小说和反映俄国农民起义这两大宿愿，通过《上尉的女儿》的创作而同时得以实现。
1833年1月31日，普希金为这部新小说拟定了最初的提纲。1833年七八月，普希金前去普加乔夫起义发生的地区旅行，广泛地搜集有关资料。他搜集到的材料是丰富翔实的，他的考证态度是认真严肃的，结果，在写作小说的同时，普希金竟写出了一部历史著作《普加乔夫史》，据说，在俄国的史学研究中，普希金的这部著作至今还一直是重要的参考资料。1836年秋，小说终于写完。在1836年10月25日致书刊检查官的信中，普希金写道：“米罗诺娃姑娘的名字是杜撰的。我的小说的基础，是我从前听说的一个传说，说一个背叛其职责、加入了普加乔夫匪帮的军官，由于其年老的父亲跪在女皇脚下求情而获得了女皇的宽恕。正如您所能看出的，小说与史实相距甚远。”在这里，普希金显然想以所谓的“杜撰”色彩来使小说通过检查（但是，还是有一章被迫删去，此章直到1880年才得以发表），但他在这里确也道出了小说和历史著作的不同。
小说中的普加乔夫是一个真实历史人物，但是他与主人公的相遇和交往却是作者想象的；小说中的格里尼奥夫也是有生活原型的，他就是一个名叫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施瓦茨的俄国军官，他投靠了普加乔夫，后被流放至西伯利亚。除此之外，小说就大都为普希金的想象了。在这一点上，小说的题目是耐人寻味的：一部旨在描写普加乔夫起义的小说，不仅没有以普加乔夫的名字来命名，甚至也没有“突出”贯穿小说的男主人公格里尼奥夫，而将“上尉的女儿”玛莎放在标题上。作者似乎是在让读者通过棱镜的两次反射，来观察普加乔夫的起义。这样的处理，使作者可以更自由地对普加乔夫的性格进行塑造，可以将爱情的线索穿插进主人公与起义首领的交往过程，可以通过格里尼奥夫串联起两个阵营以及两个阵营中的代表人物，使小说的线索更丰富，人物的命运充满更多的起伏。另外，小说也表达出了其作者对普加乔夫的复杂感情，作者无疑是欣赏普加乔夫的，因而写了他的勇敢和剽悍，他的宽宏和感恩，以及民众对他的拥戴和他对统治者的巨大冲击。但是，普希金又不得不谴责他的残酷和他的犯上，不得不写他的失败。对普加乔夫的这种矛盾情感，却反而使普希金成功地写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普加乔夫，而这样的情感，是难以在冷静的历史著作中得到流露的。也许正是因此，普希金才在写作《普加乔夫史》的同时又写作了《上尉的女儿》，在历史人物的普加乔夫之后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学形象的普加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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