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草创伊始，很多工作远未筹划周全，如和听众直接发生关系的播音工作，迟迟未能步入正轨，除了一位男播音员黄天如先生外，几乎无固定的合格的国语播音人员，张三李四都可以去凑合一阵。于是，每日从那高耸云天的铁塔天线上播散四方的常常是“吴语普通话”“江淮普通话”等等。而当时记录新闻占的比例很大，各地收音员不仅要听，而且要记。由于方言的阻隔，他们常常为之困惑，叫苦不迭，每每写信呼吁。有一次，竟由总务科长陆以灏播音，他说的是一口地道的江苏太仓话，还夹带一些方言俚语。听众哗然，批评的信函纷至沓来。显然，这对作为堂堂“中华民国”喉舌的中央广播电台，可谓大煞风景。
1932年11月，中央广播电台扩建成75千瓦的大功率广播电台，声波远被，影响剧增。切实解决播音这一重要问题，已在所必然。
（一）
1933年，中央电台派总工程师冯简等赴北平主持招考播音员的工作。一者广播在当时属新文明的产物，二者有“中央”的来头，三者是明码标价的高额薪金，当然引起许多人的极大兴趣。消息一经见诸报端，平津一带青年趋之若鹜，全国各地跋山涉水前往应试者也大有人在。设在西长安街电信局的偌大考场，竟为两三千名考生挤得水泄不通。笔试除了历史、地理、国文、数学，还加了一项颇为新颖的内容：通篇用拼音字母写一行文自然流畅的文章。这成了考生们难以通过的隘口。刘俊英——来自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考生，却轻而易举地通过了，她各科成绩俱佳，尤其那篇颇具文采的文章，使人拍手称妙。口试，这是更难逾越的障碍。主考人冯简，早年南洋大学电机系毕业，美国康奈尔大学电机硕士，曾任东北大学教授，是位知识渊博之士。他在文、史、哲、地领域内广泛提问，弄得不少青年大汗淋漓。刘俊英却对答如流。这场口试，似乎变成两位朋友的促膝谈心和切磋学问了。冯总工程师很赏识面前这位青年女子的才华、气度和素养。自然，刘俊英被录取了。同时录取的两位女学生是吴祥祜、张洁莲。
刘俊英当时已25岁，河北沧县人，但久居北平。在北平，她度过了小学、中学时代，又进入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攻读教育学。她被中央电台录取后，便中辍了学业。1933年10月1日，她来南京报到，当上了播音小姐，踏上了为当时无数青年所仰慕的其实于她是坎坷不平的道路。
（二）
三个姑娘都是精选而来的女强手。她们在中央电台以特有的播音韵味，使听众耳目一新。随着节目设置日趋丰富，并逐步形成系列化，这就为她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她们的共同特点是：能写稿，能播音，能歌咏，能演播话剧，所以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尤其是刘俊英，她才思敏捷，文笔流畅，嗓音圆润，多年的北平生活，为她的准确发音打下坚实的基础；良好的文化素质，使她恰到好处地把握语言的抑扬分寸，特别是儿童节目，自编自播。那些趣味横生、知识丰富的文章，通过那娓娓动听、令人陶醉的声音表现出来，不但使少儿听众为之着迷，多少成年听众也深感兴趣。这档节目大多安排在晚饭后的“黄金时间”播出，听众几乎无所不知。每逢此时，早就有不少人静候恭听，几乎成为一种时尚。很多人总想了解这位播音者是谁，甚至想见见面，信件、电话不断，访问者纷至沓来。但是主持工作的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副处长吴道一规矩很严，他反对女播音员出头露面，所以一律挡驾。
广播是没有国界的。刘俊英的播音不仅在国内影响日深，逐渐地在东南亚甚至当时的敌国日本也为很多人欢迎。当然，这中间主要是华侨、华裔，但在日本很多粗通华语的国民中也不乏其人。由于这种原因，日本政府的喉舌《朝日新闻》驻南京特派员宫崎于1935年春来中央电台专访刘俊英。吴道一不失礼节地接待了这位东洋记者，但仍委婉挡驾。长于言辞的宫崎在这位电台长官面前，最后弄得无话可说了，失望地离开了办公室。忽然间，他被一个熟悉的女声叫住了，是一位举止斯文而又落落大方的青年姑娘。她正是刘俊英。这使得宫崎喜出望外。原来刘俊英对吴道一这类做法早就不满，诸如限制女播音员的正当社交，不让女播音员播出重要稿件，等等。刘俊英偏偏是个有着追求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强烈意识的人。早在幼年时代，母亲迫令她缠足，她却是白天缠，晚上放，弄得家规很严的母亲也一筹莫展。如今，她自会自己管束自己，对吴道一所施予的这一套，她自然要挣脱开去。今天听说吴道一拒绝宫崎来访，决定冒犯一下这位上峰，以此表示自己的反抗。她就这样接受了宫崎的采访。
1935年4月15日，日本东京《朝日新闻》以显著地位和醒目标题刊出《南京的夜莺访问记》，副题为“美妙动人的声音，漂亮动人的小姐，果然是金铃般的声音”，并且配发了一幅刘俊英的半身侧面照片。图片说明文字是这样写的：“南京有一位有着优美动听声音的女播音员，她的声音美得好像金银的树叶飞舞飘落，又像春之女神摆动着金铃的声音。在听取南京广播的人们中间，常有人问起：‘这是怎样一个女人？是叫什么的女人？即使能听见声音，也看不见她的样子。’本文对南京的夜莺的真实面目做了采访。”
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听众方知刘俊英真名实姓和真实面貌，“南京之莺”的美称也就传扬开来。这件事对于吴道一来说，生米已成熟饭，只能瞠目以对了。当然，难免有些人以为刘俊英要借助报纸的吹捧而扬轻。其实刘俊英绝非这样的人。就在她名声大噪之时，南京碑亭巷有家照相馆弄到刘俊英那张相片，放大着色，悬于橱窗之内，并配以溢美文辞。刘俊英闻讯，前往交涉，将相片收回，并当场撕毁。她不需要那些浮华的捧场。
当时那种社会对人的要求往往是苛刻的：不但要有才气，而且要有俗气。这俗气，就是要寻找后台，还要有善处世事和运筹各种条件的能耐。刘俊英两“气”之中，只居其一。她性格娴静、内向、孤傲、倔强，绝不肯随俗。早在北平女师大时，她对鲁迅先生就很景仰，受这位师长的影响，总觉得看不惯的东西多。她绝不肯逢迎拍马，往往为一篇播出稿的修改，同上司顶顶撞撞，甚至敢于坚持己见。这种品性，就决定了她为那时的社会所不容。所以，尽管她成了播音界的红人，但仅在听众中“红”，而在上司那儿她非但“红”不起来，却始终被目为难于羁绊的角色。不管哪一拨的人，她总是被排挤在人事圈子之外，定职、定级，自然是没有她的好处。除了播音室，别的地方没有她的位子。她，仍是一名普通的播音小姐。
（三）
在爱情上，刘俊英更是一位不幸者。跨进中央电台时，她已经25岁了，以当时的婚龄标准，即如今天的大龄女青年了。整个社会从业的妇女不多，在中央台这样的地方，知识妇女更是寥若晨星。以她自身的条件，当然会引起男人们的注目。但她总是看不上身边的人，常常以冷眼还报媚眼。她和吴祥祜、张洁莲刚出现在中央电台，三朵“姐妹花”就曾引起群蝶狂舞。中央党部的一些不速之客常常在播音室附近纠缠她们。这些人颇有耐心地静候在门前、窗下，有的甚至置“播音重地”的牌子于不顾，径自进入播音室。是好奇、景仰还是爱慕？但从目光中，她们看出了其中的贪婪与浅薄。有次，她竟不问来头，一下把对方锁在播音室内，自己扬长而去。这一下，才扫清了门户。中央党部的这些男士们才知道碰上了棘手的“无花蔷薇”，再不敢轻举妄动了。
但是人生不乏奇迹，丘比特的箭不是直线飞行，而是划了一道弧，落到了她原来意想不到的一个人身上。此人就是传音科长范本中。
范本中是江苏常熟人，1900年出生于商人家庭。他23岁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不久考入加拿大麦琪尔大学研究院，获得电机硕士学位。以后便在加国某公司任职，并先后在加拿大和美国各地考察游历，直到1927年回国。他先刘俊英3年进入中央电台任工程师，1934年开始任传音科长（相当于现今的编辑部主任），算是改了行。撇开别的因素不说，他确实施展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他广见博闻，勤于思考，以欧美的广播套路全面革新了中央电台的节目编排，对该台节目的系统化、系列化、正规化做出了贡献。比如，把话剧搬上广播而成为“播音话剧”（即广播剧），当为自他开始。
范本中——刘俊英的这位顶头上司身高面瘦，架一副墨镜，成天摆着副严肃面孔，态度傲慢，威势凌人，大家见之生畏，连他的老同学、中央台负责人吴道一也得让他三分。那一口浓重的苏南口音，老是把一些不愉快的批评塞到别人的耳朵里。刘俊英对他就是不买账，两人时有龃龉，还经常为一篇稿子的修改弄得面红耳赤。但时间渐长，刘俊英发现这位理工硕士不乏文采，在这方面倒与自己兴味相投；再则，他工作上要求很严，并不是无事找事。还有一桩事使刘俊英大有好感：“九一八”事变后，范本中就开始吃斋，用笔名“存素”，宣称抗战胜利之日，方是他开荤之时。
机缘、环境往往是很重要的。1937年秋，日军频频空袭南京，为了防空，确保播出，中央电台分设几处播音室，其中一处，就是范本中开设于新街口的“中益电器公司”的楼上，刘俊英在此担负播音任务。这样，两人朝夕相处，互相切磋，关系渐近，进而产生了爱情。然而，范本中这个世家子弟是早有妻室的人，妻室乃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产物，关系一直不谐。而刘俊英尚为姣姣处子，本不应插足其间。但理智的堤坝有时挡不住感情的洪流，才女多情，这正是她的悲剧所在。他们还是相爱了。虽然同在一处，两人经常以情书往还。与其说是情书，不若说是各人的文学作品，以文交友。于是，海誓山盟，愿结同心。
范妻虽文化很低，但处事手段颇高，对丈夫的作为，施计反击，以做出自卫。她暗暗注视事态发展，悄悄地将其十数封情书取到手，又设法隔离两人的接触。不久电台撤至重庆，范妻瞅准机会，猝不及防地发作起来，演出一场令人瞠目的闹剧。那次是她精心安排的晚宴，请来了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正副处长吴保丰、吴道一，还有刘俊英“入台恩师”冯简总工程师等。她把事情抖了出来，恰到好处而又不伤感情地数落了自己的丈夫，而将鞭子重重地落在刘俊英身上。范妻当然地得到了同情。尤其是吴道一，他没有过多地责备自己的老同学，而是将责任一股脑儿加在了刘俊英身上。于是，吴道一等人采取行政措施，将刘俊英远调贵阳广播电台。
（四）
生活中的事，往往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在撤离南京前的最后那段日子里，刘俊英在日军空袭下坚持播音，条件异常艰苦。市电不能供应，电台自己发电，常常灯火管制，她在一灯如豆的条件下备稿，以致眼疾发作，明亮的双眸失去了光彩，蒙上了白翳。这个毛病，当时是难症，连中央医院的名医也束手无策。然而，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潮激励着她，刘俊英没有从话筒前退下来。凄厉的防空警报、盘旋轰鸣的敌机、震耳欲聋的炸弹，她全然不顾了，她要不停地为民族呐喊。紧张、激愤、悲痛，加剧了她的眼疾的恶性循环，视力急剧下降。她倔强地坚持到最后那几天。1937年11月23日，也就是南京陷敌前的20天，午夜时分，她吃力地辨认着稿件上的字迹，用那为听众所熟悉的声音，那饱含愤怒和悲伤的声音，播出最后一篇文字，即所谓“告别播音”。不想这告别金陵的播音，成了她永远告别听众的播音。眼疾，无情地将她从话筒前拉扯下来，剥夺了她的艺术生命。
离开重庆，她已是身心交瘁。先去贵阳电台，而后昆明电台……起先还搞点资料工作，后来近乎双目失明，无法正常工作。昔日文采飞扬、语音叮当的播音小姐已不复存在，生活的厄运使她过早地步入中年。她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喑然无声的赋闲人物。几经辗转，以致后来踪迹杳然，无处查询了。据说她曾发誓终身不嫁，了解她的人是相信的。因为，以她的性情、处境，她是绝不肯接受别人的同情，更不肯俯就他人的，而只能是孑然一身的归宿了。
“南京之莺”这一颗播音明星，在那动乱、污浊的年代，只不过是一颗流星，在黑夜里微光闪烁地划了一道弧，便消失在无际无涯的夜空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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