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国以来，两广地方势力拥兵自雄的局面赓续未断，对南京政权“统一全国”构成很大威胁。1930年11月，蒋介石在中原大战后宣称：“深信本党统一中国之局势已经形成，叛党乱国之徒，今后绝无能再起。”然而时隔不久，各路反蒋势力就在广州竖起反蒋大纛，于1931年5月27日成立“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翌日成立“国民政府”。其依托力量就是两广的军事实力派。这些风风雨雨，曾使中央广播电台在宣传报道“剿共”的同时，又增加了不少新的节目内容。
此后数年，在国内政局动荡之外，国难频仍：“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淞沪之战，自1935年起，得寸进尺的日本帝国主义接着便在华北步步进逼。为了挽救危亡，全国各地抗日呼声日益高涨，1935年底爆发的“一二·九”运动，便是这种抗日民族情绪的集中体现。
然而，蒋介石抱定“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除加强西北“剿共”外，再就是对各地方势力进行分化瓦解。这就引起了广泛不满。于是，两广军人首先发难。1936年5月27日，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发出通电，反对日本增兵华北；6月1日，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呼吁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领导全国抗日。接着，两广军队打起“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的旗帜，由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分任总司令、副总司令，要求北上抗日。言出“兵”随，两广果然发兵北上湘南，6月8日便进抵郴州、祁阳一带，向衡阳方面推进，与南京政府派出的阻截部队相持。眼看这场内战一触即发。
（二）
两广动作如此迅猛，南京政府震惊不已。其时因忙于西北“剿共”，不宜另辟新的战场，所以内定的对策是：安抚、分化、收买。这必然要借重中央广播电台的喉舌作用，发动一场宣传攻势。
6月7日，一枚信号弹升起来了。这一天，中央广播电台员工参加了在丁家桥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的“总理纪念周”。这是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例会，而今天有点异乎寻常，到会的中央大员济济一堂，国民党首脑蒋介石以极其严肃的语调发表了演说。其中有这样的内容：“无论哪一个国家，在决定对外关系的时候，其步骤必然是举国一致的，其行动必须是整个的，只能听一个中央政府的命令。尤其是和战的问题，是关系整个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必须由中央斟酌实际的情形来决定，而且要中央全体同志来决定，绝不是哪一个地方政府或哪几个军人单独主张就可以单独出动，这样不但不是为国家谋福利，而且还会丧失国家的人格，减少国家的力量，以加重国难的程度。”[8]话锋所向是不言而喻的。中央电台特地将这段话辑为《蒋委员长警句》（又称《警策语》），在广播中反复插播。
6月10日刚过，发音室来了一位身着长衫、架一副眼镜的微胖的男子，他便是“党国”大员邵元冲。这次他作“要人演讲”的题目是“民族复兴的条件”。他语调温和，并未指名道姓，只是泛泛地强调服从中央、全国一致，并讲出一番道理来：“……如果一个民族中间各个人的力量不能团结起来，不能万众一心从同一方向去努力，那么，虽有几千万或是几万万人，因为步骤不一致、行动不一致，要和其他整个团结的民族力量来抵抗，就一定要被各个击破，不能幸存的。所以我们要表现民族坚强伟大的力量，一定要把整个的民族组织起来，使民族中间各个人的力量能够团结一致，所谓众擎易举，无论对内建设、对外御侮，就都不成问题了……如果不把整个民族的力量集中起来，各方面都呈着四分五裂、七零八落的现象，不仅不能表现整个民族伟大的力量，而且这四分五裂的力量互相牵制、互相消费、互相摩擦，民族仅有的力量也就很无价值地损失了。所以，现在的外侮不可怕，我们军事物质的力量不充实也并不可忧，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使我们整个民族的力量成为一个力量，整个民族的行动成为一个行动……”[9]
尽管宣传调门是谈心说理，语调亦显温和，而军事当局已经实实在在地忙于调兵遣将，准备大打出手了。
（三）
时局未见好转，据当时发布的新闻，两广首脑人物陈济棠、李宗仁于6月13日召集将领会议，准备另组政府，并决定打出“救国军”旗帜。于是，中央电台于6月17日播出孙科一篇重要的广播讲话：《希望两广幡然悔悟》。
这位立法院长向来绅士派头十足。这一天播讲，他仍然同往常一样，根据事先排定的时间，几乎一分钟也不提前地来到发音室。而与往常不同的是，他这次演讲既不用国语，也不用英语，而是用地道的广州话。这种特殊安排，除了考虑到使他的广东老乡易于听懂以外，是颇费一番思量的。
原来这广东一带，当时地方观念相当浓厚。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个故事：1931年，广州召开另树一帜的国民党“非常会议”，全国各路反蒋人马纷纷前往，这其中也有孙科的“再造派”。按理，这种时候拉关系、凑近乎犹恐不及。然而“非常会议”召开时，有人竟然振振有词地提议发言者要说广东话，不准讲其他方言。这种心胸褊狭的行为着实使各地与会者吃惊不已。对此，孙科必然难以忘怀。故而，他今天借助中山先生的威望，并以广东人的身份，用粤语乡音对他的老乡们作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这篇演讲软硬兼施，恩威并重，集中体现了国民党中央处置事变的态度，具有相当的权威性，特全文引于下：
余今晚在中央广播电台，想将这一周间的时局问题，用广州语向我同乡同志略抒鄙见：日前两广当局揭橥抗日出兵湘南，事前曾有外报记载，原以为外人造谣，决不足信；不意数日以来，竟渐形诸事实，致使中外注目，引为憾事；两广同志如为抗日而出兵，当系爱国心切，急不暇择而出此动机，似属可谅；然而行动方式则实不对：须知国难至此，御侮求存，已属全民族之意志，中央自亦早具最后牺牲之决心；唯方法问题，正为中央所审议周详；良以兹事体大，必须群策群力，整个统筹，在中央统一命令之下，作全国一致之行动，方克有济；余在粤致祭胡先生（指胡汉民——作者注）时，两广同志曾谈及此种问题，业经将此种意见剀切贡献；况此事就国际外交上言，只有中央政府足以代表全国行其职权，断非少数军人或政客所得单独行动以对外；乃回沪之日，即有两广出兵之新闻，虽揭橥抗日之名，而舆论所及，莫不谓为内战之实，其结果不仅使我国在国际上丧失国家之威信，且使国家赖以生存之实力，将损失殆尽；譬如中国实力在中央为七，在两广为三，合成为全国整个对外之实力；今因两广擅自称兵，以至于无可周旋，中央为维持统制权威起见，势必加以制裁，结果两广之三分实力丧失，中央亦必因此而受同量之损失；试想以全国原有之整个实力以对外尚虑不足，况反自毁其六，而仅存此残余之四，讵能有济？！且当此民族生机悬如一线之际，民众厌内战久矣，全国上下咸知今后中国只许团结不许分裂，只求建设之准备，不容再有内战之发生以自陷灭亡，凡此民意，于两广此次之行动，为国为私，均属不利；想两广同志，纵为一时之冲动，讵能不恤人言而自侮祸；据传两广出兵，系以某方为其背景，窃以两广同志过去之历史，当不致出此，原不足深信，唯查中国二十余年之内战，何一而非他人为其背景，盖其诚不愿中国有统一之一日也。报载两广购买多量日本军火，雇用多数日本顾问，以此而高呼“抗日”，更属自欺欺人，当非明达如两广同志之所为也。总之，为民族生存计，希望两广同志幡然悔悟，一切谋国高见，尽可提于大会决议，并望两广同乡出为主张，力促全国之团结，国家幸甚，两广幸甚。[10]
（四）
两广事变，持续了三个月，果然先广东而后广西，终至平息。
这场事变颇具复杂的政治色彩。南京政府进行了一系列军事防范和政治上的分化、收买活动，但在当时政治壁垒、军事封锁、信息难通的情况下，飞越关山的广播宣传，特别是孙科的这篇广播讲话，对事变的和平解决，应该说起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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