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让我们先看看中央广播电台在这场重大历史事变前夕的宣传概况。在此期间，电台的抗日的呼声含糊其辞；拥护蒋介石的宣传连篇累牍；反对共产党的宣传大张旗鼓。“剿匪”，是它的突出的宣传内容之一，甚至将一些本与这个问题没有联系的事情，也扯到了一起。12月4日，中央电台台长吴道一，发表了一篇《充实国力》的广播讲话。本是讲考察欧美的观感，但该文刊于《广播周报》时，被加上了“编者引言”，将讲话精神概括为：“‘剿匪’御侮不忘充实国力，充实国力必先‘剿匪’御侮！”
当时国民政府有两个“剿匪”战场，一是逼迫张、杨进攻陕北红军；二是反击“蒙匪伪军”。这蒙匪伪军，系以内蒙古一些民族败类为首纠集流氓土匪，在日本与伪满政权支持下，大举进犯绥远。傅作义将军等率部反击，打得非常激烈。然而，中央广播电台却将依附日寇的匪伪军与坚决抗日的红军相提并论，同在“剿灭之列”。
12月8日，即西安事变前四天，中央广播电台播出一篇重要讲话，题目是“对于慰劳剿匪将士捐输救国的一点意见”，播讲者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方治。这位部长在广播中竟然说：“站在民族立场上来说，匪伪、‘赤匪’二者，都是背叛国家……所以中央在军事方面，对西北、绥东两方面‘剿匪’的军事，均有充分的准备……”
这类宣传，大有越来越猛的势头。中央广播电台已排定了节目，准备在1937年1月1日和1月2日，集中播出“首都各界‘剿匪’除奸御侮救国宣传节目”。
可见，中央广播电台这类宣传，是同蒋介石坐镇西安“督剿”红军的行动紧密配合的，尽管张、杨一再呼吁抗日，然而反共的宣传调门仍然不改。这也是导致西安事变发生的诸因素之一。
（二）
西安事变对南京方面来说，完全是意料不到的突发性事变。一时在国民党领导层“以事出仓促，猜测不一，其对策尤见纷歧”。所以中央广播电台的宣传也出现了前后变化的过程。
长期以来，特别是1936年，中央广播电台比较集中地进行拥蒋宣传，加之“献机祝寿大会”等活动，使蒋介石被尊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时隔44天，竟然发生“蒋公被扣”的西安事变，这对于南京国民党政府来说，确实太突然了。
12月13日，中央广播电台即播出了国民党中央严厉的反应：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委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委会直接指挥；充实军委常委；由军委常委、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动军队。这就一下散发出浓郁的火药气味。然而，很快出现了微妙的变化，电台宣传的主调是对事变已有适当处置；要求人民群众各安生业，勿信谣言；各地当局，加强治安。在广播“声讨”消息期间，更有许多“动之以情，谕之以理”的忠告。
这种变化，是不无缘由的。
事变发生时，“行政院副院长兼摄阁揆、中枢大政集于一身”的孔祥熙与宋美龄均不在南京。这位孔副院长抱病于上海私人寓所，当晚招待日本来华重要议员。忽闻密报，惊骇至极。深夜即同因“微恙”留沪的宋美龄乘车返宁，次日晨7时抵达。于是重新讨论对策，仍然意见不一。一种意见是：张、杨有共产党、苏联背景，不同于一般的骄悍疆吏、将领，所以要示之以力，不可过于瞻顾蒋的安全而置国家纲纪于不顾；另一种意见是：张、杨如系抗日，则在国策上，只是时间上出入，有说服余地，先探蒋虚实，不可即张挞伐，以免内战。孔祥熙听从后一种意见，暂时采取不刺激、不激化态度。于是，降低了宣传调子，同西安方面开始了一系列接触。
然而三天之后，形势急转直下，宣传温度急骤上升。12月16日，中央广播电台播出重大消息：国民政府明令讨伐，委派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接着，更大的宣传声势出现了：各地“民众”、官吏、将领，有的声讨“叛逆”，有的请缨作战，有的对张、杨作最后“诤谏”……2月18日，播出中央宣传部《告东北将士书》，“晓以大义，动以利害，并促其辨明顺逆，悔罪反正，以免玉石俱焚”。而最重要的广播，则是当时留京的最重要人物孔祥熙所发表的广播谈话。
那是12月17日，南京市实行“戒严”的第二天。晚上7点多，身材臃肿的孔祥熙来到了丁家桥中央党部大院内的中央广播电台发音室。时钟指向8时整，他开始了广播演说：“……蒋委员长一身，乃是我们中国的救星，危害蒋委员长，就是危害我们中国国家，危害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其关系何等重要……西安叛军欲袭军阀时代骄兵悍将的故技，适见其心劳而日拙而已……无论如何，中央必能于最短期间，消弭陕变；望我国同胞，一致奋起，声罪致讨，拥护政府，迅速削平叛乱……”[16]
中央广播电台的这些广播内容，由各地收音员收听记录，缮正油印，分送各机关、团体、学校，并张贴通衢要道。各界人士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几乎每个收音站都挤满了人。陈果夫亲自过问宣传。中央广播电台忙得漏夜不息，为了播出最新消息，特地延长了播音时间。
还有一件事令中央广播电台忙上加忙，就是如何对付西安广播电台的广播。这座中广处、中央广播电台下属的地方电台，此时已积极支持张、杨，开足马力，夜以继日地进行广播。
内战在中国近代史上已屡见不鲜，但国内的“广播之战”却从未发生过。这个新问题，确实令南京方面大伤脑筋。
（三）
西安广播电台的设备人员，均来自河北广播电台。这座河北广播电台位于北平市，1934年10月下旬试播，同年12月1日正式成立，功率虽小，却已为日本方面所不容。彼时华北局势日益危急，日本步步进逼，向国民党提出无理要求：罢免抗日将领，解散排日机构，撤退军事力量，取消河北党政机关。面对日方的蛮横无理，国民党当局居然忍气吞声，一一做出退让。次年6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电告坐镇北平的何应钦：河北省各党部即日起卸牌撤退。于是，国民党河北省各党部，平、津两市党部均奉命结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存在仅七个月的河北广播电台也就于1935年6月中旬打点动身，同东北军一起，撤到西安，在西安南院门陕西省党部内改建为西安广播电台。1936年5月完竣，6月下旬试播，8月1日才正式成立，至当年12月12日，也不过几个月的时间。
西安广播电台台长叫王劲，字中权，江苏无锡人，早年交大出身，同中广处、中央广播电台领导人吴保丰、吴道一、范本中等为前后期同学。他原为中央广播电台工程师，建设75千瓦大电台时，曾同刘振清赴德国监造机器。他奉命到北平主持河北广播电台台务时，目睹日军气焰逼人，国民党忍辱退让，早已心存不满，常常溢于言表。1935年6月奉命撤退，曾抛洒了一掬热泪。
正是由于这般原因，王劲等人对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积极拥护。于是，西安广播电台便成了张、杨的喉舌。他们亲自到西安广播电台发表广播演说，向全国人民反复说明事变真相和解释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这样，就形成了西安广播电台同中央广播电台对垒的局面。南京方面大肆宣扬要“出师讨伐”，西安电台则于12月15日和16日播出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针锋相对的广播讲话。
张学良将军在广播中，痛陈国难危急，晓以利害，义正词严地表示了不为任何压力所惧，必欲促成团结抗日的决心：“……东北沦陷已经五年了，华北也几乎名存实亡，西北的危机也一天比一天地加深，整个中华民国眼看就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了。我们的隐痛，已经到了最后关头！近来国际情势越发危急，我们再不起来向我们最大的敌人反攻，恐怕以后再没有机会了。”“学良追随蒋委员长多年，为公为私，实在不忍坐视蒋委员长……走上自误误国路上去，不得不实行最后的诤谏，希望蒋委员长能有最大的反省。”“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绝非造成内乱，一切办法决诸公论。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张，个人生命在所不计。若有不顾舆情，不纳忠言，一味施行强力压迫者，即全国之公敌。我们为保存国家民族一线生机打算，不能不誓死周旋，决不屈服于暴力之下。即不幸而剩一兵一卒，也必用在抗日疆场上……”
杨虎城将军的广播讲话激昂慷慨，铿锵有力。他说：“……这次举动完全出乎救国救亡的热诚。我们的愿望是在抗日的旗帜下，全国同胞一致团结，不但不分派别，就是不抗日的，我们也希望唤醒他们来抗日。”“我们就是剩一兵一卒，必用在抗日疆场上，虎城也是这个决心。只要我们中华民族能够争得生存，为功为罪，虎城是不计较的……”
在那风风雨雨的日子里，眼看内战一触即发。中央广播电台频频散发出“讨伐”的火药味，广播了各地将领“请缨出师”的消息。在此情况下，西安广播电台即由曾扩情播出一篇广播讲话。这位曾扩情，正是在日本人的强大压力下，于1935年6月1日被北平军分会撤去政治训练处处长职务的，对日本人的咄咄逼人和国民党的步步退让深有体会。他系黄埔军校出身，在军界中有不少同学、朋友。他当时任“西北剿总”政训处处长，负责“剿共”军队的政治训练工作，以“绝对拥蒋”和“坚决反共”为思想灌输的主要内容，并负责监视和调查东北军、西北军官兵的思想行动。事变发生后，他看到张、杨胸怀坦荡，人民群众坚决支持，特别是中共方面豁达大度，完全以民族利益为重，思想起了重要变化。于是，曾先生来到西安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大意是：蒋委员长在张副司令和杨主任关心照顾下，很为平安。西安事变是一个政治事件，只要南京方面派有关人员来西安，同张、杨两将军开诚协商，问题就会得到迅速解决。特别呼吁黄埔校友要信赖张副司令，万不可各走极端……
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到达西安以后，非常关心电台的宣传工作，于百忙中亲自审阅每周宣传纲要，并指示中共地下党员搞好广播宣传。为了向国外听众开展宣传，西安广播电台决定开办英语节目，但苦于尚无合适人选。为此，周恩来请正在西安的著名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女士协助。这位女记者欣然应允，和当年担任英国报纸记者的新西兰人贝特兰合作，承担起该台英语广播任务。
当时的西安广播电台的功率并不大，只有500瓦（呼号XGOB，1290KC）。然而机器性能极佳，传播很远，特别是到了深夜，就连南京、上海一带也能收听，使广大民众了解真相，理解张、杨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所以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影响。
对西安广播电台唱的对台戏，国民党当局自然不能容忍。中央广播电台一方面加紧宣传，另一方面奉命抵制，“以安定东南各省人心”。于是，就手忙脚乱了一阵。先是设法临时变动南京、河南、山东三台的频率，并延长中央台播音时间，以便干扰对方。然而忙碌一周，收效甚微。无奈之下，决定将南京电台机件，专机运往洛阳，扩大装置，和西安电台同一频率，予以遏制。
西安广播电台的这场对台戏，一直唱到了事变结束。不想由此而给王劲、曾扩情等人种下了祸根。
（四）
解决西安事变，是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中国各种政治势力，进行了一次尖锐的较量。1936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应张、杨电请，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包括秦邦宪、叶剑英等人的代表团到达西安，经过多方努力，终于达成协议，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1936年12月25日晚间，中央广播电台播发蒋介石脱险安抵洛阳的消息。这次播出，做了一番精心安排：以一串长长的爆竹悬挂于话筒前，燃放三分钟之久，然后报告新闻。经广播电台这么一倡导，顿时各地爆竹声阵阵，胜过除夕之夜。其中，有些人是庆幸事变和平解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也有很多人则是欢庆蒋介石安全返回。
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飞抵南京明故宫机场。中央大员统统前来迎接。人们注意到蒋介石腰部、腿部行动似有不便，匆匆登车入城。
为了庆祝蒋介石的安全返回，中央广播电台呈上一曲颂歌。这是匆忙中临时找人填词作曲的，经略略演练，广播里便反反复复响起了《庆祝蒋公返京歌》。
（五）
张学良将军陪同蒋介石返京，从此被囚，杨虎城将军后亦被杀，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西安广播电台播送“谎言谬论”，这自然也不会轻易放过的了。
首当其冲的自然是西安广播电台台长王劲。蒋介石大发其火，亲自批示“永不录用”。王劲对此颇不服气，他找到老同学、中广处和中央广播电台负责人吴道一，痛陈理由。吴道一无以作答，显然，他是爱莫能助的。这个王劲倒也有些胆识，既然开除，拔腿就走。他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精通电机技术的人，何愁觅不到一碗饭吃？他偏偏仍旧回到河北，由于同学关系，到了英商办的开滦矿务局工作（一说当了两年中学理化教员）。世界上的事情，果真变化莫测，这个被蒋介石批示“永不录用”的人，1939年来到了大后方重庆，找到他的上海交大老同学。“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这位局长竟然敢于置蒋介石批示于不顾，委派王劲为中统局总工程师。更为有趣的是，这个徐恩曾于1945年初因走私案发被蒋介石手令“撤去本、兼各职，永不录用”，而被蒋介石早就手批“永不录用”、却被徐恩曾违令录用的王劲，却安然在中统局当他的总工程师，到了1947年还升任为中统局交通处长。
仅有十人的西安广播电台，同时受到处分的还有几位。如：男播音员葛世杰，曾慷慨激昂地播过许多不合国民党中央胃口的稿件，自然难免开除。他脱离了广播界，辗转到广东新会去工作。王劲同病相怜，不久将他介绍到开滦矿务局。工务科邓武封，回到老家北平，目睹故园残破、“国将不国”，没有熬到抗战胜利，在贫病交加中死去。还有一位女播音员汪××，这个弱女子受到如此严厉处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终至被生活的鞭子赶到香港去聊度岁月。
经过这一番清理，中央广播电台另选人员去西安。这座小小的广播电台经历了一次彻底的大换血。
这里还要说到一个人，就是那位曾在西安广播电台向全国公众、向黄埔军校同学广播的曾扩情，他也因此获“渎职，并作招降广播”的罪名。蒋介石手令：“曾扩情不明廉耻，着撤职查办，交戴笠执行。”于是，被关进南京羊皮巷看守所，直到抗战爆发，南京行将沦陷时，曾先生才经保释而出。
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其历史意义已有定论。中央广播电台由此也暂时结束了长期不辍的反共宣传，继而进入了八年抗战为民族独立呐喊的岁月。西安广播电台曾在事变中做出积极努力，其中有一些人还因此做出了个人牺牲，这些事历来鲜为人知，在浩浩的历史长河中不过是一朵浪花，但也毕竟是一朵耀人眼目的浪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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