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者正是吴保丰——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元老，昔日的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处长，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如今，到人民广播电台报到上班了。
世界上的路千条万条，这位旧中国广播界的显要人物，是怎样地曲折萦回，叛离原来的阵营，走上新的道路的呢？
（一）
吴保丰又名吴嘉榖，1899年生于江苏省昆山县。优裕的家庭条件，刻苦的学习精神，使他顺利地读完小学、中学而进入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1921年毕业后，当了两年中学教师，便漂洋过海到了“科学昌明”的美国。先是在西屋电机制造厂做工，两年后成为密歇根大学的研究生。他虽不热心政治，缺乏从政能力，但深受“救国”呼声的感召，欲奋发读书，探求自然科学的奥秘，学成之后，去救自己“弱大”的祖国。
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盛行“三民主义”思想，以中山先生的信徒为时尚。他们时有聚会，或抒发去国怀乡的愁思，或畅谈将来回国的理想。吴保丰并不擅长社交，但在那高鼻隆准、碧眼金发的异族人海中，遇着了黄皮肤的炎黄子孙，自然有一股“他乡遇乡亲”之感而合以为群了。由此，他结识了匹兹堡大学的一位颇为活跃的留学生——陈立夫，并经他介绍，又认识了后来成为国民党上层人物的曾养甫等，加入他们的小团体“健社”。这个“健社”只有20多人，本是个留学生修身励学、聚会联谊的组织，但其中不乏热衷政治的人物。特别是陈立夫，他有个令人瞩目的政治家族：叔叔陈其美（即陈英士），是革命党领袖，民国革命的风云人物；其兄陈果夫，已在中国国民党中身居要位……在这位小陈的推动下，吴保丰加入了国民党。就这样，在异国他乡，这位青年学子迈进了政治门槛，并由于陈立夫的关系，开始了日后20余年的仕途生涯。
（二）
1925年冬[44]，吴保丰与陈立夫、曾养甫等人同乘一轮，由美国西海岸横越太平洋，回到了中国。
其时，北伐战争行将开始。他凭着洋学者的头衔、国民党员的身份、炙手可热的陈氏关系，很快进入广州中山大学任秘书。1927年，转而由陈立夫的哥哥陈果夫的关系来到南京，进入了政界，先后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干事、普通科科长兼秘书、南京市党部委员、江苏省党部委员。
1932年，中央无线广播电台管理处成立。经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七次常委会会议决定，吴保丰出任处长。自此，他进入广播界。
这一年，中央广播电台扩建成75千瓦大功率电台，同时福州、洛阳等广播电台相继出现，统一管理，势在必行。陈果夫本是搞组织工作的，但是十分重视舆论宣传。中央广播电台的成立和扩建，均为他发起并亲自过问。无疑，谁主其事，这是陈果夫必然要考虑的问题。吴保丰除了自身的条件，同陈立夫关系如此密切，由他出任中广处处长统管中央电台及其他各台工作，这就不无缘由了。
中广处与中央台是处台合一的体制，处长的职位是重要而又忙碌的。然而，陈果夫所定的人选远不是强有力的。吴保丰优柔寡断，暮气深沉；对于人，一团和气；对于事，满脸难色。宣传工作方面，总是不得要领；用人行政，往往又乏章法。仿佛他的头脑里除了数理公式、电子符号、外语词汇，再难吸取更多的别的东西了。而副处长吴道一，虽也是交大出身，不但精于事业建设，其他如宣传大计，驾驭部属，比吴保丰要胜出几筹。他整天板着面孔，生就一副令人敬畏的长官形象，实际大权被他操于一手。当时，中央电台内曾有人认为吴保丰论资历、来头都较吴道一硬得多，这样下去，迟早会闹翻，只要吴保丰向陈果夫告上一状，就会解决问题。但这种估计错了，实际上两吴竟相安无事。吴保丰简直是甘心大权旁落了。下面的人背地叫他为“傀儡处长”，讥他“无用而又糊涂”。其实他未必完全糊涂，人跟人不同，他就是这么个人，既然别人越俎代庖，他倒也落得清闲自在。
有这样的秉性的人，别人往往不以他为政治对手。这一点，倒使他在政治夹缝中得以生存和升迁。在政治场中，强中更有强中手，强手相克的现象并不少见。这位处长算哪一类人呢？当时国民党中央系非常重视文化结构，吴保丰算得上佼佼者；但实际能力、政治权欲，他又落于人后。综而合之，中庸者也。但倒应了“中庸者居上”这条规律。他居然以突出多的票数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这可是吓人的头衔。有此一层，他在广播界的位子更稳实了。吴道一尽管实实在在地抓权，但对他仍是恭而敬之。每逢遇到难办的事，则要运用他的影响；再不然，让他去找陈果夫，准能顺利而行。无疑，他成了中央电台这座庙宇里的一尊偶像了。
在一般人眼里，这尊偶像的肚皮里生就一副菩萨心肠。他无摆架子的恶习，无训斥人的癖好。所以，大家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有什么过失要宽容，常常去求他，而他是有求必应。但也闹出不少笑话来。当时中央广播电台对新进人员，一般要求是国民党员，尤其是传音科，每个人都要参加国民党。所以重党票的人，也往往寻到他的门下。而他依仗中央执委的地位，一律应承，闭着眼睛盖章。这些人以他这位中央执委介绍为荣耀；而他自己却闹不清楚一共发展了多少人，都是些什么人。
这位处长，似乎没有更多的事可干了，或者说难于插手其他更多的事了。
（三）
1936年，吴保丰突然忙碌起来。一来是因为副处长吴道一游历欧美，考察广播事业，旁落的大权回到他的手上；二来是因为又有了新职——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当时，中日矛盾日益尖锐，中央电台抗日宣传有所审慎的加强，经常需要各地广播电台统一转播重点节目。但是广播界存在一个中广处权力不能达到的领地——一大批受辖交通部的民营电台。这些民营电台事业建设混乱，更主要的是节目宣传不能尽如国民党当局的口径。于是中央电台酝酿成立一个具有更大权力范围的组织，对各个广播电台实行统一管理。自然，这得掮出一个大人物来压台。此事由吴保丰找到了陈果夫，在陈的力促下，这年2月成立了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中宣部、海外部、交通部、教育部、中央社、中广处等为单位委员，主任委员为陈果夫，副主任委员为吴保丰。
这个“中指会”负责统制全国广播电台的节目和建设。首先是节目，对播出内容和形式作了若干规定，诸如“不得播送诲淫诲盗、迷信荒诞之故事及歌曲唱词”，也不得播送“有干禁例或偏激言论”。这就是说，“扫黄”“防共”“抗日”同时并举。为具体贯彻、实行各电台节目预告送审制度，并成立侦察组侦听、监督。仅此一项，那源源函送的广播节目内容就令吴保丰头痛了。但是自有三下五除二的办法：技术方面由交通部执行，节目方面由中广处执行。这后一项工作，实际上又回到中央广播电台。这里精于文辞者大有人在，事情自然好办。
吴保丰在考虑全国的广播网建设方面，发表了不少见解。早在美国留学时，他就对广播事业发生浓厚兴趣，并着意考察了美国的全国广播事业结构、组织方法。他把美国这一套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诸如建立大区台和省市台以及少数的一等县、普通市的广播电台，同中央电台联结成广播网，实行连锁广播，互换节目，减少征集困难，方便听众收听，便于管理和指导监督；各县普设收音机、演讲机（即扩音机），建成收听网；研究制造各类无线电机，减少进口，节省外汇；实行征收收音机月捐制度等。这些思想，可见于他所著《建设全国广播网计划草案》和《十年来的中国广播事业》。可惜他生不逢时，在那兵连祸结的年代，再好的设想也必然成为一纸空文。
但他毕竟是国民党人，在国共问题上，他在相当时期无疑是国民党的中坚分子。在所著《十年来的中国广播事业》中，谈到“广播事业今后应取之途径”，提出“新闻方面，应注意迅速与准确，所编评论，持论应公正，凡涉及夸大偏激，带有造谣及煽惑性者，一概禁播”。这其中，隐隐可见其话锋所向。而另一篇广播讲话，则是他当时政治思想的最充分的表达：为庆祝蒋介石五十寿辰，吴保丰于1936年10月29日作了广播演讲。首先表示对蒋介石家世、品性的极大敬重，并借用蒋介石的话说：“介石之性，举动异乎常人，如出地蛟龙，脱羁神骏，母爱之教之，故名之曰‘中正’。”接着便将颂蒋和反共一体化了：“可是历年以来，国内暗礁，时起时伏，而最为心腹之患的，就是共产党×的蠢动，加以外患日亟，帝国主义者乘机进逼……委员长以攘外必先安内，深感共产主义一天不灭，民生一天不得安宁，国防一天不能稳固……”这篇稿子还很快刊于《中央日报》上。
这就是当时的吴保丰。可是物换星移，他慢慢地变成了另一个人。
（四）
在重庆的年代里，吴保丰主要任事的“广指会”名义上得到加强，增加政治部、军令部、国际宣传处等为单位委员，但实际上变得形同虚设。“侦察组”倒是正常运转，不断向吴保丰呈上侦听有关电台播出的简单内容记录。其中延安电台的播出内容引起了他的兴趣。这个意外的特殊窗口透进来不少新的信息，使他得以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根据地有一定的了解。不知不觉之中，他感觉到“陪都”空气的污浊：官场上的明争暗斗；有些人大发国难财……他自己在广播界也甚不得意。入川后，曾经负责筹建昆明电台，每每在社会上兼职，而在中央电台却难于插手。他自认是政治弱者，无意在名利场中同谁去争夺。这样，便萌发了脱离政界、广播系统的念头。1941年，他兼任交通大学校长（已迁重庆）。置身于那一群群热情、单纯的青年学生中间，他仿佛又回到了自己的年轻时代，由衷地感到舒畅。在这个灵魂被污染的世界上，他庆幸自己找到一小块清洁之地。于是，他呈文请辞广播界的职务。1943年2月，国民党第五届中执会第220次常务会议批准他的辞呈，任命吴道一为中广处长，另调交通部彭精一为副处长。至此，吴保丰回到了母校，脱离了工作11年的广播界。不想这一步竟成了他生活的一个新起点。
抗战胜利后，吴保丰随交大迁回上海。教育部长朱家骅与陈立夫矛盾很深，而吴保丰又被目为陈系CC派人物。所以，这位教育部长对交大经费常常克扣，并派三青团的李熙谋任交大教务长，独揽大权。吴保丰这么多年已看透了这一套，深恶痛绝。看来又要大权旁落了。但是，交大学生非比中央电台员工，他们无私无畏，主持公道，反对李熙谋用政治手腕治校。这样，吴保丰得到了群众支持，并有更多的机会接近学生和教职员工。
1947年初，陆续有学潮发生。这年4月，美商德士古洋行的汽车辗死交大学生贾子平，而市政当局出于盟国友邦考虑，处理不力。广大师生义愤填膺，向市府请愿。吴保丰这样脾性的人，意外地表示自己的愤怒，公开支持学生的行动，要求美国洋行赔偿损失。就这样，他跨出了第一步。
时隔一月，因教育部要停办交大某些系科，并克扣经费，交大师生员工爆发了一场“护校运动”。这位校长在思想上也加入了这一阵线。矛盾急骤尖锐。学生们乘火车去南京请愿，国民党当局在真如破轨堵车，事情闹大了。李熙谋闯进校长办公室，提醒吴保丰这是“中共分子”鼓动所致；教育部长朱家骅、上海市长吴国桢、中宣部长方治纷纷来电话、电报，要吴保丰务必阻止，否则负全部责任。吴保丰心里很清楚，撇开是非不论，事情到这地步，是阻而不止的。他无可奈何地沉默。这位教务长建议立即开除有中共党员嫌疑的学生，吴保丰又是一阵愁眉苦脸的沉默。看来，沉默未尝不是一种斗争的方法与手段。这场斗争，迫使朱家骅答应了学生的条件，护校胜利了。
在此后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中，吴保丰看到了大棒和流血，这更加唤起他的正义和良知。他深深理解，这些学生是无罪的，正如自己当初在这方校园里求学时一样，胸膛里只有一颗报国之心。而为自己所不及的是，他们许多人为了国家、社会，奉献了自由和热血，乃至随时准备奉献宝贵的生命。出于激愤，他挺身而出，以他这样知名人士的身份，去警察局将被捕学生全部领回。斗争更加深入了。军警根据事先确定的逮捕名单，日夜监视，有计划地抓人。吴保丰思想活动更加激烈，那呼叫的警车，龙华的枪声，使他为同学们的生命安全悬着心。阵线越来越分明，他受到“上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看来他要作出抉择：是在服从“上峰”和同情学生之间，也是在助纣为虐和主持正义之间。他沉默、犹豫，但最终还是做了后一种选择。他毅然地将自己的专用小轿车借给了中共交大地下组织，将受到监视和面临逮捕威胁的学运领导人转移出校。校长的专车，麻痹了军警、便衣。事情成功了。不几天的晚上，3000军警包围学校，气势汹汹地去校园里搜捕。他们来迟了，搜捕对象16人已全部转移出校了。
交大的学潮引起国民党最高当局的注意。吴保丰被召到南京，蒋介石严加训斥，指责他治校无方。
他怀着异样的心情离开南京。校长的职务算是丢了，对此他已无所萦怀。但想了其他很多问题。他意识到自己这颗心离开南京越来越远，离开青天白日旗也越来越远了。
到了上海，他立即写辞呈。他决计离开上海。不久经一老同学介绍，北上天津，当了开滦矿务总局的顾问。离沪前，他整理行装时，取出了中国国民党特字0081号党证，20余年往事尽到心头。他把它烧了，怔怔地看着它化为灰烬，在升腾的气流中翻飞飘零。
中共交大地下党组织没有忘记曾经保护过他们的老校长，不时派人与他联系，介绍形势，说明政策，这使他的心更明亮了。
（五）
改天换地的日子来临了，一个新的社会诞生了。经交大地下党的介绍，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天津市长黄敬接见了他，并欢迎他参加新社会的建设。1949年6月底，他持黄敬市长的亲笔信到上海华东军管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报到，受到陈毅市长的接见。
中国共产党人敞开宽广的胸怀，接纳了这位老资格的国民党人，对他作了公允的评价和妥善的安排。1950年8月，他被邀参加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1955年3月，他担任了上海市第一届政协委员会委员。饶有趣味的是，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根据他本人意见，于1950年7月介绍他担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广播事业顾问，在华东人民广播电台（即今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当年他心灰意懒地离开了广播界，七年后，已过“知非之年”的他，主动要求回到广播战线，以有生之年，为人民广播事业献计献策。
1958年，他与世长辞了。老年人在卧病期间，几乎有个共同的习惯，就是回首往事。最使他不安的是，他所曾领导的那座中央广播电台，简直把共产党人宣传成青面獠牙的怪兽，把解放区宣传成人间地狱，而与自己在新社会的所见所闻和亲身遭遇，相差何止千万里！他也曾想到，自己本不是政治型人物，然而误入仕林，一转悠就是多少年月，之所以能安然无事，特别是在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能作出新的选择，也许正是非政治型素质挽救了自己。正义和良知不灭，名利场中能退则退，遇事要有所为而又有所不为。多年的实践，他悟到了许多人尚未悟到的这一层道理。
最后，他安静地闭上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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