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乐”源远流长，是中华文化艺术宫殿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1935年开始，中央广播电台成立音乐组，对“国乐”大加阐扬。此后数年，他们兴起“国乐”改革潮流，将“国乐”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出现了一个鼎盛时期。在国难深重的八年艰苦岁月中，“国乐”日趋普及，为弘扬中华古老文化，激发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写下了瑰丽的篇章。
（一）
中央广播电台成立之初，音乐节目主要依赖唱片维持，后来逐渐出现一些演奏节目，全部为党政机关乐队和社会上的各种乐社担任，电台本身并无演奏队伍。
1935年，中央广播电台开始出现“本台同人演奏”节目，发起人为现任南京艺术学院教授的甘涛先生。
甘涛，字汉波，出生于金陵望族。相传战国时秦丞相甘茂、孙上卿甘罗，三国时吴折冲将军甘宁，晋时于湖敬侯甘卓系其先祖。明、清两代，甘氏中名士鸿儒不乏其人，家中藏书汗牛充栋，其藏书之“津逮楼”闻名遐迩。甘涛先生父亲甘贡三，是当时的著名昆曲大家和笛子演奏家。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甘涛耳濡目染，早年即通晓音律，尤擅二胡。十多岁起，即闻名乡里。后来，又曾研习小提琴。1934年，进入中央广播电台。但当时电台并不需要音乐人才，所以，这位乐坛高手竟改行做报务工作。多年操弦练就的灵敏的手指，按在电键上同样比常人敏捷，每每取得卓越成绩，使有关负责人惊叹不已。有一次，甘涛于工作之暇在宿舍演奏二胡名曲《良宵》。那流畅动人的琴音，由娴熟颤抖的手指间缓缓溢出……他陶醉了，仿佛漫步在除夕之夜一抒情怀。一曲终了，周围已站满了同事，个个在凝神谛听，他们和演奏者一起被这美妙的琴声带到了梦幻般的神奇世界。这件事，传到当时的传音科长范本中耳里，引起他莫大的兴趣。这范本中曾留学加拿大，并曾游历美国，熟知国外广播的节目，正在致力于中央广播电台节目的系列化、系统化。他决定让甘涛在中央广播电台节目中试播。果然，出手不凡，效果良好。这便是“本台同人演奏”的音乐节目的开始。
首告成功，使范本中兴奋不已。他找到早年在交大的同学、当时的中广处副处长兼中央广播电台台长的吴道一商量。两人一拍即合，决定逐步罗致人才，建立组织。这样，甘涛离开了并不属于他专业的电报房，成了专门的音乐工作者。此外，台内尚有几位爱好音乐并颇有基础的职员，也相继加入了这一行列。在职员中，有一位陈济略先生，本是收音员学员班出身，后改行当编辑。他才思敏捷，知识丰富，天文地理，几乎无一不通，每每遇一难度较大、限期紧迫的稿件，交给他处理，可说是手到擒来，一挥而就。他也是位音乐爱好者，箫、笛、琵琶样样在行。1934年夏，传音科开展歌咏活动，大唱救亡歌曲，陈济略即为召集人。他还用心观摩中外西洋乐队指挥，着迷似的反复演练，在实践中表现出高超的组织、指挥才能。此时，自然也加入了器乐演奏活动，尤其同琵琶结下不解之缘。由此一端，他第二次改了行，专搞“国乐”了。后来，陈济略先生竟成为我国著名的“民乐”指挥家、琵琶演奏家和民族音乐教育家。现为四川音乐学院教授。
与此同时，中央广播电台在社会上招聘人才，全部通过考试录用。中央大学艺术科钢琴专业毕业生、曾被誉为音乐神童的青年讲师马思聪的学生高义女士，被录取进来。她除部分承担钢琴伴奏，主要吹笙。还陆续吸收了一些演奏高手，承担胡琴、琵琶、古琴、管乐等独奏节目。这样，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便正式成立，隶属于传音科，陈济略即为首任组长。
这个音乐组里，一部分人专攻中国传统乐器，但也有人曾兼习西乐。如高义是专习钢琴；甘涛曾一度研习小提琴，能用南胡（即二胡）演奏世界小提琴名曲，开创了欧洲器乐移植民族乐器上演奏的先例，引起听众的浓厚兴趣。但是，致力于“国乐”的发展，是这个音乐组的宗旨。被誉为“中国广播事业的保姆”的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果夫，是个“国粹派”。他很重视“思想战”，认为思想是植根于文化的。属于文化范畴的音乐，理所当然地被纳入“思想战”之中。陈果夫一再强调“中国的本位文化与三民主义思想是文化建设的基本”。1935年12月，陈果夫兼任“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制订了《文化事业计划纲要》（又称《中国国民党之文化政策》），强调遵照孙中山先生“保持吾民族独立地位，发扬吾固有文化，且吸收世界文化而光大之”的遗训。所以，归于陈果夫掌握的中央广播电台当然以致力于“国乐”发展为己任。这在敌寇入侵、民气消沉的情况下，阐扬民族文化，激发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音乐组创业伊始，不断排练广东音乐、江南丝竹、华北吹管乐，以及自己创作的一些小型器乐曲，一方面通过广播提供群众欣赏，另一方面将精彩曲目刊登在《广播周报》上，供同好者学习。音乐组还应上海胜利公司之邀，灌制了《变体新水令》（刘天华曲）和《普庵咒》（音乐组卫仲乐编配）两套“国乐”唱片，在国内外广泛发行、传播。这些艺术实践，既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又积累了“国乐”发展的经验。但是这些音乐节目，除了独奏，就是齐奏；只有音色的变化（不同乐器的组合）和“加花”“减字”等；依然是单旋律齐奏型的传统手法，与新型的“民族管弦乐”还相去甚远。可是不久，这种局面被音乐组同人们的创新精神打破了。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伴随着“国乐”的飞速发展，进入了它的辉煌时期。
重庆时代初期，中央广播电台的音乐结构曾一度“中西合璧”。战争的狂浪，将许许多多的人才驱赶到这“大后方”。中央广播电台为加强音乐广播，也为安置知名人士，招募了一批音乐人才，如著名音乐家金律声、女钢琴家吴乐懿、作曲家贺绿汀以及巫一舟等，著名小提琴家马思聪也曾参与演播活动，组成了第一流的西乐队伍。但充实、发展“国乐”这个宗旨没有变。
为适应战时需要，中央广播电台得到较大的扩充，音乐组成为平行于传音科的独立单位，“国乐”队伍亦有很大的发展。1939年6月，音乐组下设14人的“国乐”队和28人的管弦乐队。这支“国乐”队，是该台有史以来第一支专营国乐队，社会俗称为“广播大厦音乐组”，又称为“中央电台国乐团”。1941年3月，管弦乐队改隶教育部，其原经费全部归“国乐”队使用，这就为“国乐”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于是公开登报“征求国乐人才”。一时间，许多知名高手纷至沓来。如琵琶演奏家杨大均、琵琶演奏家程午加、胡琴演奏家瞿安华。此外，还招考了一批有志于“国乐”工作的青年，集中在上清寺广播大厦发音室，施以相当严格的训练，日日不辍。广播大厦的底层乐声阵阵，俨然是一方音乐的神圣殿堂。
中央广播电台本是留学生、大学生成堆的所在。这个音乐组则例外，绝大多数成员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然而人人身怀绝技。究其原因，就是坚持这么一条原则：唯才是用。音乐组专兼首席指挥陈济略是位有见识、有主见的人。当时有一些权贵人物企图塞进一些人来，遭到了坚决抵制。“党国”元老陈果夫曾介绍一个亲戚来，远不是音乐人才。陈济略明确表示：“不是搞音乐的，可到别处高就，反正‘果公’有这个能力。”他这种断然拒绝，弄得吴道一也毫无办法。当然，有时也难免将一些有巨大音乐潜力的人士拒之门外。
当年正因为这种一丝不苟的原则态度，特别是抵制权贵人物的手脚，这就杜绝了“南郭先生”的后门，使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人聚集到“广播大厦音乐组”。音乐组始终保持纯正的艺术环境，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音乐阵地，拥有30多名优秀的专职演奏员，其中不乏独奏高手。如对胡琴乐器无一不精的甘涛，担任首席胡琴及助理指挥；熟练掌握多种弹拨乐器的黄锦培；擅长北方吹管乐的高子铭；精于曲笛的甘枬等。国乐队的组织者是首任音乐组长兼指挥陈济略，后来也成为出色的琵琶演奏家。
（二）
国乐队本着“吸收世界文化”的精神，大胆地迈出了探索、改良的步子。早在1936年，他们就研制了低胡、大胡、中胡，弥补了中国乐器低音不足的缺点。此后又不断推陈出新，如调正弹拨乐器的音列，改进管乐，使更多的、经过改良的乐器频频面世。
音乐组同人可贵的创新精神更表现在“民族管弦乐”的诞生。他们断然把我国明代伟大的音乐家，音乐理论家朱载堉所创立的十二平均律，付诸艺术实践，定为乐队使用的标准音律。他们还借鉴西方音乐作曲中和声、对位、复调、织体等表现手法，与民族音乐传统相结合，逐步形成了即今天的“民族管弦乐”。
这种另辟蹊径的大胆尝试，在今天来说，是不足为奇的，然而在当时，却引起了各方面的巨大反响，甚至受到囿于习惯的保守听众的指责。但是，潮流是不可阻挡的。由于这种艺术表现力更丰富的多声部组成的新型“国乐”不断地在电台广播，并且经常公开演奏，渐渐为广大音乐爱好者所赞许。
为了丰富演奏曲目内容，“国乐”队广泛收集古典名曲和民间乐曲，使演奏内容不断翻新。一方面因为改进乐器的加入以及新的演奏技巧的运用，更主要的是，我们的民族正在血与火中奋争，作为当时音乐节目的主体——“国乐”，必须要有与当时抗战形势相适应的崭新的曲目。于是，延请名家，如当时著名音乐家吴伯超、杨大均、贺绿汀、刘雪庵、丁善德等参加作曲。在“国乐”队内又指定有条件的人专习其事，如黄锦培、张定和为“作曲专员”。此外，开始了与声乐相结合的试验。音乐组招收了曾宪恩、朱崇懋等，为他们创作新曲，由“国乐”队伴奏。这在今天是司空见惯，在当时却是耳目一新的大胆尝试。
经过如此的种种努力，“国乐”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了。不但使古典曲目有更高的欣赏价值，也融入了抗日救亡的内容。如“国乐”演奏《华夏英雄》，气势磅礴，讴歌了中华民族的开拓创业精神；《空前大捷》，犹如万马奔腾，描绘了中国军队在台儿庄英勇杀敌的宏伟场面；《碧血英雄》，颂扬了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殉国的张自忠将军。其他还有《山城夜袭》《青年从军歌》《雄风万里》等。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则有《桃源行》《江干夜笛》《石湖之春》《芳草咏》等。以外，还将一些古曲翻新，如《阳关三叠》等。这些具有深邃意境、深刻内容、富于时代气息的作品，不但引起当时听众的广泛共鸣，有些还长期流传、扎根于民众之中。如陈济略作词、张定和谱曲的《还乡行》，描绘了抗战胜利的喜悦心情，常使听者为之“涕泪满衣裳”，在抗日战争胜利后风靡全国，被收入《中西名歌》，50年代还是音乐会的经常演出节目。
（三）
“国乐”队的任务，主要是担任中央广播电台的演播工作，灌制录音唱片。它还是一支重要的社会演出力量。如为古装话剧配乐，为机关团体的重大活动演出，有时还应重庆郊县邀请前去演出，每年还举行大规模的“国乐”演奏会。仅1945年就举办过“纪念音乐月”“十年国乐成绩表演”“庆祝抗战胜利”等几次国乐演奏大会。尤其是“庆祝抗战胜利”那一次，演出节目颂扬了我国古老文化，讴歌中华民族浴血抗战，欢呼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伟大胜利，节目异彩纷呈，会场高潮迭起。
“国乐”队还经常参加重大的外事活动演奏。如“中苏友好协会”发起组织的中苏音乐节目交换广播音乐会，分别由“国乐”队和莫斯科交响乐团承担全部节目演奏任务。广播音乐会开始时，苏联驻华使节和中苏友协主席孙科都到场祝贺。抗战初期，国乐队应邀在军事委员会礼堂演出“国乐”，招待一位美国贵宾。会后，孙夫人宋庆龄姐妹陪同客人登台慰问，祝贺演出成功，外宾为中国乐器的艺术魅力所倾倒，颇有兴趣地询问了“国乐”乐器的一些问题。抗战胜利后，在国共谈判期间，音乐组还曾举行演奏会，招待中共代表团。当时，美国特使马歇尔在场。这位熟谙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施特劳斯的美国人，对中国乐器的演奏感到十分神奇，对中国的古老文化非常倾慕，尤其对《还乡行》赞赏不已。这次演出活动，给马歇尔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决心将古老而新奇的华夏音乐介绍到大洋彼岸去，与他的同胞共享。不久，他通过国际广播电台亲自主持了一次对美国的特别广播节目，音乐组排出强大的“国乐”阵容，由马歇尔向自己国家的听众介绍了《还乡行》这首名歌的主要内容和特色。
上述活动，大大提高了“国乐”的地位，扩大了“国乐”的社会影响，使得大后方的爱好音乐的人士对自己的民族音乐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从而推动了“国乐”的发展。国立音乐学院特地增设了“国乐”专业，由储师竹、杨荫浏、曹安和、陈振铎、刘北茂等教授任教。此外，还扩大了“国乐”的国际影响，使一些外国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四）
中央广播电台“国乐”队的成员，崇尚“国乐”事业，不允许有丝毫亵渎“国乐”的行为。他们的演奏坚持两条原则：一是公演“国乐专题”，不与其他品种同台；二是邀请单位必须确保音乐会会场的宁静秩序。
上述原则，一般都得到尊重。但有时难免也会碰到麻烦和压力。
有一次，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在林森路大礼堂宴请苏联军事总顾问团，国乐队应邀举行音乐会。原计划宴会后开始演出。可是，当宾主频频举杯之际，蒋介石听从某些人建议，派人下令“国乐”队席间伴奏。领队兼国乐队指挥对此两次婉言拒绝。第三次由侍卫长亲自出面，训斥“国乐”队“不听委员长命令”。这位领队仍不顾威胁，予以拒绝，他严肃地说：我们准备的不是“宴乐”，而是正规的中国古典名曲，欣赏时，非但不可吃饭，而且要正襟危坐，凝神谛听，才能领会其神韵。如果这样马马虎虎开演，岂不要让人耻笑委员长不懂音乐？这位侍卫长碰了壁，但又无可奈何，他回到蒋介石身旁耳语了一阵，蒋先生也只好作罢。结果，还是待宴会终止，调整好桌位，听众们面对舞台，《春江花月夜》方才演奏，响起了“江楼钟鼓”，现出了“月上东山”……动魄夺魂的“国乐”，使先前的不愉快气氛一扫而光。演奏完毕，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挺有兴趣地陪同客人上台参观乐器。重庆《新民报》记者曾为此写了一篇短文，赞扬这是“维护了国乐的尊严”。
全国解放，大地重光。在新的社会里，“国乐”又获得了新的生命。1953年，中央广播民族乐团成立了，第一个撑起了民族音乐的大旗。以后民族乐队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破土而出。当年音乐组培养的各类人才，很多投身于民族音乐的演奏和民族音乐的创作、教育中去，他们开辟的“国乐”改革的园地，结出了累累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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