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历来为“中统”控制，政治结构比较严密，对中共地下党的活动甚为戒备。长期以来，对进台工作的人员都有一定政治标准，特别是重要部门，一律是国民党员，而且要履行严格的手续。从该台抗战期间的档案来看，工作人员起码要有三道手续。一是填写《志愿书》：“承蒙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录用，自应努力服务，尽忠职责，如有始勤终怠及不正当行为，愿受严厉处罚……”二是“职员互相担保书”；“贵台职工某君确系由本人负责担保，兹将职员对保表分别填就……”最严格的是第三种，即《中国国民党党务工作人员保证书》，规定要有“现职文官荐任以上或武官校官以上或党务工作人员总干事以上二人之保证”。保证书有这样的内容：“党员某某今负责保证某某同志在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服务，如有违背党务工作人员服务规程及其他叛党行为，保证人愿负法律上连坐之责任。”这种“连坐法”的政治控制，使得这座“党国喉舌”地地道道成为国民党一家的天下。
（二）
1949年初，这种政治思想控制已完全崩溃了，人人都在静观时局，各寻出路，有些人已经开始同中共地下组织联系了。
当时中广处传音科有位周旧邦（现为上海市民革副主席），抗战前就进入中央广播电台，当过播音员。在重庆时代，由于受他夫人王素的哥哥王昆的影响，参加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思想上逐步倾向共产党。南京解放前夕，“中央广播电台”内部人心惶惶，一些人既认为国民党靠不住，又害怕共产党。周旧邦便积极活动，他经常收听陕北、邯郸新华广播电台广播，并找了不少人做工作，介绍前方战况，指出今后前途，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动员大家不再追随国民党，做好保护电台的工作，迎接新社会的到来。这使得很多人在不同程度上打消了顾虑，放弃了“去台湾”的打算。
1949年1月下旬，吴道一组织人员拆卸江东门广播机件，并包租一艘登陆艇准备南运广州、台湾。周旧邦当即同几位同人密商，设法同江东门拆卸机件的员工联系，晓以利害，要他们以怠工方式拖延时间。另一方面，周旧邦立即找“小民革”在南京的负责人于振瀛介绍这一情况，建议同中共地下党接头，组织游击队武装截夺船只，开往解放区。两边的事情都在齐头并进。江东门发射台的拆机工作果然进展缓慢，不少工友包括一些被遣散的员工，公开反对吴道一转运器材设备，甚至拦住运货卡车。这样，直到1月底吴道一等人才将器材装运上船。但是，仍有大量设备留在江东门机房。至于第二步武装截夺计划，却未能付诸实施。据于振瀛先生说，地下党认为“太冒险，无成功把握，还以不进行为好”。如此，这艘登陆艇才得以逃之夭夭。
（三）
为了迎接解放，中共南京市委（地下党）积极开展工作。当时成立了“警察运动委员会”，负责人是陈良、马文林。该会在国民党旧警察中发展队伍，建立武装，设法控制武器、弹药、口卡、敌档等，维持社会秩序，并负责保护重要设施，严防国民党破坏。他们的重点保护目标之一，就是“中央广播电台”江东门发射台。
4月22日，人民解放军三十五军攻打六合、江浦。夜幕垂下时，枪炮声仍然不息，至23日凌晨结束战斗。此时，市区内国民党的城防部队包括一大批宪兵、警察都仓皇逃跑了。但是，下关江面的林遵舰队尚未起义。再则，由于国民党自3月起宣布“封江”，严密控制各类船只，解放军大部队一时尚未过江。这就使南京市区出现一度的所谓真空状态。更严重的是，一部分国民党部队根据既定计划开始实施破坏了。他们于23日凌晨炸毁了下关火车站部分设施，接着企图炸掉老江口轮渡栈桥，为“警运会”武力所阻，才未能得逞。考虑到江东门发射台很可能受到国民党部队破坏，“警运会”立即派杨辉等人赶赴这一地带着手工作。杨辉一行即以江东门后街的原国民党“警察分遣班”为临时指挥所，集中地下武装20余人，召开会议，布置防务。
当时，南京全城处于紧张混乱状态，一些散兵游勇、地痞流氓乘机作乱。西部一带更为严重，这里出现两股土匪武装队伍，一股是皇木厂的地主武装，以地主分子龙哲民为首，拥有中正式步枪70支，轻机枪3挺，六〇炮2门；另一股是以“军统”特务张梦秋为首的特务武装，拥有30多条步枪，活动在毗邻江东门发射台的上新河一带。这两股武装的具体企图不明，但构成了对发射台的极大威胁。
“警运会”当机立断，打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郊挺进总队”的番号，由杨辉率领，套上红袖章，携带短枪公开露面，进入发射台，宣传形势，安定人心，发动留守员工做好护台工作。为了震慑残敌，他们用肥皂刻了一枚大印，张贴布告，号召市民提高警惕，防止破坏，维持治安，如有乘机捣乱者，严惩不贷。对那威胁较大的两股土匪武装，立即写了两封警告信，派专人分送龙哲民、张梦秋，告诫他们认清形势，不许扰乱治安，保存武器，等候接管；如若轻举妄动，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损失，大军入城将严惩不贷。虽然如此，24日夜，仍有一股反动武装流窜到发射台外面活动，经过一阵交火，为“警运会”所击退。当夜，人民解放军一个排指战员赶到发射台，“警运会”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不久，下关的国民党舰队起义，解放大军的千军万马进入南京城。
1949年5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在事先进行了充分工作的基础上，派出李强、陆亘一等正式进驻并接管了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当时，除国民党运走的设备，还有广播发射机三部：一部10千瓦中波机，一部7.5千瓦和一部4.5千瓦短波发射机，连同铁塔、机房等，均得以完好保存。以此为基础，组建南京人民广播电台，于1949年5月18日开始正式播音。这就有力地宣告：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结束了在南京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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