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9年1月底，中广处处长兼中央广播电台台长吴道一等一行人南下广州，剩下的人遣散的遣散，调地方台的去地方台，也有一些人暂时离开，静候局势演变。维持这个残局的就是“代理台长”张维和。
然而，这“维持”的事是极不好办的。吴道一行前留下两根金条，仅作“应变费”，而日常经费一无着落。特别是广播节目，更是一筹莫展。在此期间，执行新的节目表，缩短播音时间，文字节目只保留“新闻”和“时事评论”，其他一律取消。这时，已经没有编辑任事，只由播音员从中央社的油印新闻稿中自行选用。至于时评，就是剪贴报纸社论。但这次“疏散”十分彻底，那个专司发布新闻之责的“中央社”基本上已“疏散”掉了，所发新闻稿从每天几十页减到每天几页，后来发的只是一张“停止发稿”的通知。事出无奈，只得收听美国之音、英国BBC电台，甚至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以及采用上海报纸的消息。这么一来，往往新闻成了旧闻，还容易闹出以讹传讹的笑话。当时曾发生这么一件事：一天，北平播出一则和谈消息，这个“中央广播电台”便以“观察家”名义写了篇新闻稿，在全国联播节目中播出，结论是，“和谈可望成功”。此话一出，上海《中央日报》驻京记者立即转发，次日引人注目地刊在《中央日报》上，一时弄得真假莫辨，很多人果真以为和谈成功在望。过了两天，这个中央广播电台又想当然地往下推理，播出个“和谈条款已经议妥，即将签字”的新闻。不料这下惹起轩然大波，国民党某要员打电话给南京卫戍司令部，斥责这么做是“造谣”、扰乱民心，要求查办。代理台长张维和被召去询问，直冒了一身冷汗。所幸当时国民党机构都已经瘫痪，方无人再来查问。
4月21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以气壮山河的声势，反复播出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在张维和听来，字字力重千钧。他完全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于是，4月22日，他留下那两根金条，向上海溜之大吉了。
张维和一走，中央广播电台更是一团乱麻了，23日这一天，耳听得江北炮声隆隆，这座“党国喉舌”播音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全部放送唱片，每15分钟报一次呼号，这呼号已不是“中央广播电台”，而改报“XGOB”“南京广播电台”了。
（二）
事情说到了北平。
这座文化古都已于1949年1月31日和平解放。3月25日，中共中央由西柏坡迁进北平。同一天，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也由平山迁来，并改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开始具有全国中央广播电台的性质，向全国人民广播。
4月23日，电台负责人梅益作出决定：在广播里同南京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通话。4月24日上午，梅益同播音员齐越来到北平西长安街三号的一间播音室里，坐到话筒前。9时整，齐越打开了话筒开关，广播里顿时响起了他那高亢激越的声音：“北平新华广播电台！请南京广播电台注意，我向你呼叫，请你回话……”可是，对方并没有立即回答。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愿通话，还是没有听到？
不！南京方面确实听到了，听得很清楚。他们只是不清楚怎么回答。代理台长已经无处寻觅，谁来出这个头？大家想到了一个人，就是原来的播音组长蔡骧。于是，急忙忙找到了他。蔡骧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又紧张，又振奋，连忙赶到发音室。稍待喘息平定，他便打开了话筒开关：“我是南京广播电台，我来回话……”
果然联系上了，双方的心情都很不一般：一个是兴奋、激动；一个是紧张、振奋。于是双方开始了对话：
“你叫什么名字？是做什么的？”
“我叫蔡骧，是做播音工作的。你贵姓？”
“我姓齐，叫齐越。整齐的齐，越打越强的越。我奉本台领导的指示跟你通话。现在你报告一下南京的情况。”
报告情况？这下可难住了。外面到底是个什么局面，还不得而知呀。于是，双方约定，两小时后再作联系。
第二次通话是上午11时：
“红军已经在凌晨进入南京城。”
“不对！不叫红军，叫中国人民解放军。”
“是，是！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我要求你负责保护好电台和机器，遵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
“是！是是！”
“你们要等待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不许破坏，不许听信谣言。”
“是。”
……
（三）
这次通话，意义非同寻常。
首先，使北平及早得知南京解放的消息，北平新华广播电台迅速报道了这重大喜讯，比新华社的电讯稿还要早几个小时。其次，有效地配合人民解放军对这座“中央广播电台”的接管工作。通话内容很快在“中央广播电台”员工中传开，大家明确了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也隐隐感到“那边”的期待和信赖。既然如此，由蔡骧领头，人们就一心一意保护电台，等候人民解放军的接管，在此之前，一定要防备不测事故的发生。
在这新旧交替期间，这里也真不平静。
就在这一天的午前，祠堂巷的电台大院来了两批人。第一批是几个中年人，自称是什么委员会的，要进发音室播音，蔡骧断然拒绝：发音室谁也不能去，有稿子可以留下来。第二批又有几个人，要接管电台。蔡骧又一次坚决表示：电台只能由解放军接管。
如果说这两批人未必有破坏之嫌，那么一起更严重的事情接着发生了。
24日午夜，黑夜沉沉。江东门发射台显得格外的空旷宁静。突然，机房外面响起了密集的枪声……蔡骧得此消息，连忙赶往市军管会要求部队前往保护。一小时后，一个排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赶到出事地点。部队在发射台附近搜索，地面上留有许多空弹壳。这不是一场虚惊，正是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伙同土匪武装在此骚扰。是南京地下党武装同他们在此交了火，电台才得以平安保全。
说到这里，这要加上几句题外的话。这位蔡骧当时只是个20多岁的小青年。他抗战期间于重庆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毕业后，到中央广播电台工作。他多才多艺，思维敏捷。然而目睹当时腐败政治，常常牢骚满腹，顶顶撞撞，在上司那里，自然得不到青睐。他拒绝“去台湾”，再拒绝对他的“传音科长”的委任。他姐姐蔡美娴原系国民党山东台的播音员，南下金陵时，目睹了解放军、解放区的一些情况，给他带来了可靠消息，使他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南京人民广播电台、华东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北京电视制片厂工作，成为一位颇有名气的导演。尤其有趣的是，他到中央台工作以后，经常同齐越同志在一起，切磋艺术，还一起灌制了朗诵唱片。谈及当年那一次不平常的通话，两人感慨万千。革命不分先后，共同的政治信仰和艺术追求，将他们结合在一起，为新中国的广播工作共同作出努力，正所谓殊途同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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