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广播电台的代理台长，何以成为派遣分子？从事宣传的社会名流，怎么沾上特务这一行当？是什么原因使他以这样的奇特方式走完了人生之路？让我们还是回到以往的时代去寻觅踪迹吧。
（一）
1903年，张维和出生在安徽省桐城县张家湾。他的家庭同千千万万家庭一样，没有能力为他在社会上起步创造良好条件，以致他仅读了四年私塾，在14岁这年就到社会上自谋衣食。学徒、种地、警察局排副、机关勤务等他都干过。一个偶然的机缘得以学习军乐。这使他于1929年在南京军官学校谋了一名三等乐士的职业。家世贫贱，过早涉世，使他深知谋生之难，但也练就了一套谙于世故、善于经营的本领。不久，当上了江苏省政府的军乐队长，1932年又任南京特别市政府军乐队长。当时，中央广播电台没有自身的西乐演奏队伍，“九一八”事变后，特别需要安排军乐节目，南京市政府的军乐队便时常到中央电台参加演播，这就使得张维和同电台的上上下下有了很多的接触机会。他工作认真，广结人缘，给大家留下了不坏的印象。
1937年冬，日寇的侵华战火燃到了南京。在大溃逃中，南京市政府的军乐队被遣散了。张维和是个有心人，便约了几个同人，收集各类乐器流亡汉口。他打听到中央电台台长吴道一、传音科长范本中等也汇集此地，便前往接洽说项。终于，他被中央电台收留，并负责带领乐队入川。中央电台后来陆续招聘了著名音乐家金律声、小提琴家马思聪、女钢琴家吴乐懿、作曲家贺绿汀等，组成了第一流的西乐队伍。强手如林，谁来主持？自然轮不上张维和了。他被安排在中央电台总务科任干事，再总干事。自此，他跻身中央广播电台这一高级宣传机关。
（二）
1946年，中央电台随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张维和已是一位事务科长了。在当时中央电台很高的文化结构中，张维和有这样的职位实在是幸运中的幸运。但他并不满足，总想有个更好的实职。正巧山东广播电台台长乏人。可是齐鲁一带战火纷飞，一般人是不愿涉足这等险境的。张维和却认为是个绝好的机会，他自动请缨，于是就这样被放了外任。山东台长的交椅刚坐稳，人民解放军已兵临城下，济南城岌岌可危。于是他仓皇返回南京。可这时中央电台的各个官阶已无空位，他只能当了个相当科长的空头“专员”。他为此朝夕谋虑，既然跻身政治舞台，也就不甘寂寞了。但一时并不敢觊觎中央广播电台台长这等高位。这里学者如云，不少人有“中统”靠山，这着实使他望而却步。
1949年春节前，国民党中央党政各部门纷纷撤离南京而至广州。长江北岸的炮声隐隐可闻。他被召到吴道一台长办公室。这位平时面孔严肃而此时脸色分外抑郁的台长，一番话使得他难以置信：要他充任中央电台代理台长！其实，吴道一南下行程已定，打算到广州过春节了。南京这残局谁来维持？他找过几个人，都未谈妥。音乐组长甘涛回答的最干脆：“我只能吃音乐饭，代理台长当不得。”如今张维和却受宠若惊。他略一沉吟，作了这样的回答：“我勉为其难罢。”于是春节前两日，吴道一等南下，张维和走马上任。电台同人对这一切倒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他们比喻张维和是作了“亡国相”。
当时的中央电台已经飘摇不定，风声鹤唳了。有的人已经自请遣散，有的申请去了地方台，而大部分骨干人员，不消说已南去广州、台湾。吴道一行前已告诉张维和，他们在广州沙面和台湾另立中央台，一俟播出，南京这边就不再使用中央电台呼号而改用南京台呼号。这就是说，让他作短期维持。再则，国民政府、中央社已不在南京，所谓的中央台已起不到中央喉舌的作用了。广播节目乱了套，前途未卜，人人都悬着心。而张维和则不然，他相信国民政府不久要回来。闻得国民党中常会在广州召开，他便于1949年4月8日急电吴道一，要求逐日通报会议消息，企图抢到独家新闻以供播出。他得到了颇为失望的答复：“中常会关防严密，不易即日得到消息……”第二天，张维和又有了新的动议，急电广州中广处：“窃查共党方面广播宣传日甚一日，其所播者以一台为主，各地分台同时联播……拟应与之对抗，唯本台虽竭尽全加以赴，但发射机有限，不能在每一波段皆与之相抵，拟请钧处重订广播方针，规定本台全部主要节目，饬由各台联播，以收宏效。”他这一次意见被采纳了。中广处通知各电台于每晚9时至9时半实行联播。然而，此时的中央电台朝不保夕、乱作一团，无法组织像样的节目了。新闻节目仅凭收听美国之音、英国BBC电台、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以及地方小报甚至道听途说的内容来编排，难免出现纰漏。如无中生有地播出国共停战的新闻，广州方面来电批评了他，并转而要求各地电台要“秉承当地军政机关之意向，对于地方性节目要特别注意加强”。此时，南京的这座中央广播电台算是名存实亡了。
宣传上已无事可干，剩下的就是行政管理了。这是更加麻烦的事。人员的思想，已经混乱得不可收拾，一些左派人士开始半公开地活动，准备迎接中国共产党的接管。经费更是突出问题。自代理以来，向上伸手，总是寅粮卯支，还要七折八扣；加之物价飞涨，一夕数变；甚至连水电费也无力支付，员工薪金难以发出；弄得债主时时催逼，职工叫苦不迭。窘迫之至，只好拍卖无线电器材以解燃眉之急。如今，他的办公桌上，除了员工辞呈，便是首都电厂、首都水厂、资源委员会南京电台（电报局）、中央银行南京分行关于催交欠款加利息的通知单；往日彬彬有礼的话语，换上了毫不客气的言辞。看来势，掏不出钞票，大有停水、停电、停发电报的可能了。
这时，一些朋友出来规劝了，要他早谋生路，好自为之。但是，他还不甘心功名毁于一旦。在长江北岸的人民解放军，随时准备南渡的情况下，张维和于4月16日提出辞职报告：“……奉命留京，代理台务，时值艰危，人财交困，诚属不可为无能为之……矧京局又转紧急，城内隐闻炮声，员工类多携带家属，处此危城，饱受虚惊，物价狂涨，生活极苦，而所盼微薄之薪饷，赖以养家活口者，始终不能如期如数支给……呈请准命辞职，另简贤能接替……”他的这个辞呈，没有获准。到了4月23日，电台的员工便找不到这位代台长了。原来，他于前一日悄悄出走，乘火车去了上海。
已经离去，他还呈文吴道一，请示如何处理人员收容和自己前途。对方指示，事已至此，留沪负责电台工作。于是他向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申请了身份证，又在上海维持起来。只一个月时间，人民解放军就开进了大上海，他只得携家返宁了。
（三）
仕途生涯完结了，剩下的便是柴米油盐。他去贩稻子，做生意，稻子船翻了，生意蚀了本。老伴儿生病，孩子嗷嗷待哺，债主又逼上门来。昔日的代台长，真的陷为平民了，倒要考虑起码的谋生手段了，哪怕是雕虫小技的手艺也好，可多年的生活积累，使他偏偏缺少这种本领。他又去了上海，但所获无几。可巧，他接到山东台长任上的一个部属沈其炽由香港的来信，建议他找吴道一，仍到台湾中央电台工作，万一不成，就在香港谋生。于是他约了安徽同乡、原南京红庙警察所所长吴志保，于1950年9月9日离开南京，经上海去广州。在深圳，他们被英国警察挡了回来，只得花30元港币由“黄牛”带领偷渡出境。
（四）
到了香港，张维和长舒了一口气。
9月20日，他于激情冲动中发了一信投向台北市仁爱路三段53号中国广播公司（台湾成立中国广播公司，统筹全台广播事宜），要求及早赴台参与“中央电台”工作。然而他于热望中得到的答复是救济2000元新台币，入台问题，避而未提。2000元，看来就是对自己危难之中辛勤工作的报酬。于是，一而再，再而三，他接连向台北呈文，先是保安司令部不准，再是由稽查处转呈。原来的行政院新闻局长、如今的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董显光毫不客气地批了个“缓办”。再呈，台湾的答复来了，话说得很明白：在上海有“资敌”行为，曾向中共方面交材料12箱，水泥提单2000包，并写了悔过书，不准入台！
机会来了！
1950年深秋的一天，美国新闻处柯克小姐召见了他。这个金发碧眼的女郎，据说是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柯克上将的千金，主持“美国之音”。经过一番寒暄，柯克小姐向他了解大陆有关情况后，说明了找他的用意：发给1500元美金，要他去广州、上海、南京、山东、天津、北京等地，组织电台老人，开设商店，修理收音机，一来收听“美国之音”，必要时组织罢工。完成任务回来，再发给他500元美金。他立即将此事请示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董显光、副总经理曾虚白、吴道一。一个多月后，海峡彼岸的复函扔过来几句冷冰冰的话：“呈悉。国家自有办法，不可多此一举。”显然，台湾并不领情。更为意外的是，柯克小姐再也不理他了，原因很简单：不该同台湾联系。原来，这里居然有两条线！
本来，他去香港早办了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的归队手续，但又听人说如系忠贞党员即可入台。于是，他向台湾党务当局申请。答复称条件不符，并要报资敌、写悔过书的情况，本人亦可写辩论材料。至此，入台成了泡影。
（五）
政治钻营，毕竟是吃饱肚皮后的事情。台湾的2000元新台币，是不能抵挡多久的，他必须在另一条战线上作战，为衣食而奔忙。
战后的香港，经济萧条，谋生困难。张维和幸得朋友的帮助，张罗了几个钱，在港九一带不停地东闯西荡，但总交不了好运。
他在饥肠辘辘中幸得遇上一位故旧。此人叫宦金喜，原在南京太平巷经营南京理发店，此时在九龙上海街开设理发店。宦金喜收留了他，使他又有了安身立命之地。但是，要以劳动作代价的——要他充当杂役。但矮檐下之人，焉有不弯腰之理。他服从了。
一日，他正在扫地，一位满身珠光宝气的贵妇人入座理发，无意中看到了他。四目相对，双方都怔住了。来人是旧同事胡丽娴。这个胡丽娴又名胡烈贞，原是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在南京时的粤语播音员，1949年离宁去穗，辗转抵港，充当“丽的之声”粤语播音员。张维和初到香港，受过她的接济，一度闲居在她家，做些烧饭的活计。胡丽娴把他叫到一边，动情地说：“张台长……您说吧，一个月需要多少钱？”张维和感慨万千地报了价：50元罢。胡即慷慨地表示，全部由她提供，但他必须离开这个工作。张维和就这样又赋闲起来了。
1954年12月，他病倒了，患了中风。偏在患病不久，台湾又来人向他了解情况，要他准备入台。但只是说说而已，并无下文。本已黯然的希望之光，又如鬼火般地闪烁了一下，便永远地熄灭了。这无疑是在张维和冰冷的心房里雪上加霜，病情益发沉重了。然而大限未到，1957年5月居然好转了，但落了个手脚不便的后遗症。
（六）
台湾去不成，港九待不下，不免涌起一股思念故乡和亲人的情思。
他又为路费犯了踌躇。他的几个同乡表示可以资助，但迟迟未兑现。此时来了一个人，叫刘天成，安徽和县人，军校出身，做过保安团长、县长，在港组织了安徽同乡会，为第一任理事长，又是“反共抗俄联合会”的某大队长。他竭力介绍张维和参加“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二组”，说这样可以获得经费，回家更不成问题。这是要他接受派遣任务，充当冒险的角色。好心的熟人力劝他绝不可铤而走险，绝不能拿这个钱，需要路费，可以大家凑。张维和婉谢了，于是，参加那个情报组织。他开了价：“没有2000元港币不走。”最后以1500元港币成交。在登记表的一栏中他这样写着：“我们政府反共抗俄，艰苦卓绝，收复大陆失地，挽救亿万之灾民，故而抱此决心返回大陆……”于是情报组织对他进行密写、暗语训练，约定通讯地址，告之特别广播的波长和他的无线电呼叫代号等等。他的任务是：敌后建党，建立小组，首先在亲属、朋友中发展，再在农村、学校、工厂、机关、部队，广泛收集情报，特别是军事情报。
（七）
1957年9月22日，张维和混迹于中国旅行社组织的去内地的港澳同胞中，在尖沙嘴车站乘火车由深圳入境，经广州、上海，9月24日，到达南京。
根据情报组织的指示，他须潜伏半年再作活动。可是回来不久，他就在妻子、女儿，以及其他亲朋故旧中分别摸底做工作。可是到处碰壁。人们已告别了兵连祸结、动荡不已的昨天，开始习惯并寄厚望于新的社会，有了新的生活内容和新的追求。尤其是老伴儿和从西安赶来的大女儿，以骨肉之情恳切地希望他在生活中重新起步，反而做了他的工作。他决心不再干那样的蠢事了。但情报组织是有话在先的，“如果泄露，便有生命危险，我们有纵横监视”。这又使他毛骨悚然。为计出两全，他于1957年10月11日给情报机关发了一信，称“手腿所患之疾稍好”，即是自己被大陆公安部门监视的暗语。
但是他已构成了犯罪。他作过一些坦白。其实人民公安机关警惕的视线早已落到他的身上，掌握了他的确凿情况。1958年11月16日，南京市公安局将他逮捕归案。
张维和的人生旅途，充满了幸运、动荡、奇遇和乖舛，犹如一叶扁舟，航行在波涛起伏的万里人海，时而被送上峰顶，时而又被埋入谷底。这一次，他再也没有重新浮起来。铁窗生活成了他50多年旅途的终点。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