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败绩，和谈破裂，南京城里一片惊慌。于是，“中央”诸衙门纷纷撤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党国喉舌”又一次逃亡了。这一次不是西迁，而是南下，向广州，向台湾。
（一）
风起于青萍之末。对于这场政治风暴，中央广播电台这个“党国喉舌”自然是最敏感的。早在东北鏖战之时，它的领导者就预感到这一场危机了。
这最早的信息，是派往东北的接收专员（接收日伪广播电台）董毓秀报来的。早在1947年6月，他就密报“安东突围，军事关系，各机关奉命撤退，张台长文瀚等亦于17日携带全部机件随同政府撤退……”此后，他曾坐镇东北，目睹“国军”败绩，经费日绌，无法开展工作，惶恐不安，频频密报，叫苦不迭。当年7月，他甚至想辞职不干了。到了1948年，更是连连告急，已不是请示工作遵命办理，除了陈述苦况，便是讨教撤退方略大计了。他在1948年5月26日的报告书中这样写道：“……市物价猛跳不已……台内职员因4月份补发数及5月份薪津迟未发到，断炊者日有所闻，艰窘情况极为严重……关于器材内运一节……现正在加紧装箱工作中，如包机问题解决，不致耽误……与当地空军站联系，据云此事必须有空军总司令部指令后方可由沈阳空军司令部拨机起运……空总对此事反应如何，请设法询明，示知为祷……”扰人心绪的情报接踵而至，长春广播电台台长王常有也送来了苦经，并称“职长此寄居，殊非心愿”，“请予调差南归”。
果不其然，东北全境很快就“江山易色”了。至于广播电台设备，大多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随着战争的进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的广播电台接二连三地在东北各地出现，亦形成更加激烈的“第四战线”的战斗。这次可不是1936年这座“党国喉舌”同西安广播电台的“广播战”，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广播事业愈战愈强，愈战愈多——仅1948年，国民党方面丢了广播机15座，电力27千瓦；1949年1月，又丢了北平、天津、唐山、河北、归绥五台。而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方面，北平、天津、济南等新华广播电台相继出现了。特别是坐落在济南市的华东新华广播电台的出现，与南京相去不远，人们可以直接从该台逐日听到关于时局、战况的真实报道。
当然，在广播宣传中，这座“党国喉舌”仍按照固有口径进行。然而，对于时局，他们自己心里明白。当时在这“党国喉舌”的高层领导中私下谈论时局时，已流露极为失望的情绪了。如有个叫何基鸿的给国际广播电台台长冯简的信说：“……蒋公为人狭隘，令人寒心。长春守军未战即降，沈阳、锦州亦降、溃参半……如是措置，大局焉能挽回……”
这正是“党国喉舌”中人心浮动的真实写照。
（二）
1949年1月，苏北大地的炮声已隐隐可闻。显然，事情已到了最后关头。
大疏散开始了。
中央广播电台每个人都拿到了一张八开大小的表格。上有四条“疏散志愿”“供君选择”：1.自愿疏散，发六个月工资；2.调下属地方电台工作，发给搬迁费；3.去台湾，有疏散船可坐；4.留京工作。
此端一开，顿时议论纷纷。同时，一些谣言也放了出来，说什么给国民党做过事的，将来就要杀头；江北的大炮已经对准南京，马上大祸临头……于是，各人根据自己不同的情况，做了不同的选择。
那些地位较高，或者平时抱定坚决“反共”主张的人，自然选择“去台湾”这条路。当然，也有一些缺乏政治头脑，对国民党、共产党认识不清的人，也选择了这一条路。当时有一对播音员，男的叫梁希，女的叫林淑慧，两个人都曾经是汪伪中央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梁希曾参与1945年被国民党接管的工作，知道一点失败者的滋味。由于他播音水平较高，以后竟留用如初，这使他颇为感激。这个林淑慧，是位福建姑娘，原中央大学毕业，身材修长，为人活泼而诚实。她在这次内战宣传中曾错播过一次稿件，不知从什么地方临时自选了一篇抨击国民党的稿子，居然播得铿锵有声。中广处处长兼中央广播电台台长吴道一正在家中听广播新闻，立刻赶到电台，这位林小姐已经完事。为此，她曾胆战心惊，等待严厉处分。意外的是，吴道一居然没有大张挞伐。这也使她感激涕零。由此，这一对未婚恋人决定去台湾。其时，林小姐已染上严重的肺结核，播音时离不开一杯白开水。就这样，她以一病弱之身，由别人搀扶着上车，离开了南京。
去台湾虽说是“供君选择”的“疏散志愿”之一，其实还是有条件的，并非人人有份。但话又说回来，即使“有份”，也未必人人愿去。须知，这个中央广播电台中，患“恐共病”的虽有人在，但绝大多数人并非如以前那样受人愚弄了。对时局，对共产党、解放军，不少人有了一定的了解。中央广播电台在“还都”后曾有过规定，连续工作十年以上的，可以低价配售一架爱威牌收音机（美货），五年以上的可以低价配售一台飞歌牌收音机（美货）。所以，不少人已经有了收听工具。这个小小的“窗口”，送来了阵阵清风，使他们头脑不至于过分糊涂。当年他们所在的这座广播电台播出郑洞国将军“为国捐躯”消息，南京方面还开了追悼会。不久，他们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位将军在“那边”的广播电台讲话，劝说沈阳、锦州“国军”将领放下武器。再者，一些进步分子在台内积极活动，宣传中共政策和革命道理，也劝说了不少人等候共产党的到来。此外，济南解放，山东广播电台一些人南下来归。这些人曾穿过解放区，见过解放军，也带来一点见闻。特别是其中一位叫蔡美娴的女播音员，他们曾被解放军误当作王耀武一行审查，更是感慨至深。她对许多同人说，解放军见到女人都很腼腆。这使不少人吃惊不小。原来他们多少年来宣传的那些“共产共妻”的“共产党兵”，竟是这样的仁义之师。但话又说回来，毕竟是熏陶多年，对这些消息信疑参半。所以就一般职员说，留京，有顾虑；自请遣散，又有出路问题。虽然各条路都有人去，但较多的人分别以家乡为目标，走“到地方台工作”一途。至于一些业务骨干人员，电台当局力劝“去台湾”，其中有人断然拒绝。如音乐组组长甘涛，已在这座电台供职15年，这个音乐组直属台本部，照说他也有一定地位了。他既拒绝“去台湾”，也拒绝在吴道一走后“代理台务”。他是一位艺术家，虽然不谙政治，但是已看够了眼前的“政治”。他相信，未来的社会必定需要艺术，何愁没有一口饭吃，又何愁没有施展一身技能的舞台？他和许多同事不为各种谣言所动，坚决地留了下来。（三）
中广处处长兼中央广播电台台长吴道一，已搁下“扩建工程处”的工作，在着手收拾残局了。
他在这一期间明显地消瘦了。他走出交大校园已有二十几个寒暑，由一介书生成为广播界巨子，但这20多年来却是风雨不息：“七七”事变、抗日军兴；“还都”南京，电台扩充建设……作为台长他颇费心血。在他任内所经历的现实是：日本投降，中国跻身于“世界四强”之列；正因为如此，1947年10月2日在美国大西洋城召开的国际无线电会议，决定将中国无线电台呼号的第一个字母由“X”升格为“B”，1949年1月1日起实行；可是在国内这场战争中国民党政权已经败北了；这么个1949年1月，不仅是改变呼号，看来什么都要改变了。“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央电台已是人心浮动，风声鹤唳；“反共”内容的新闻节目，一些播音员已经不愿或不敢播了。他强令女播音员王素要么播新闻，要么辞职。不想这位下属竟然毫无顾忌地甩手走路，返回无锡老家。
时局一天不如一天，特别是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作者注）后，国民政府方寸大乱，蒋介石引退，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准备和谈。但不久，这个和谈成功的希望即告破灭，接着便忙于迁都了。那些“党国”大员纷纷南遁，这座中央广播电台所最倚重的人物陈果夫，早在1948年11月经蒋介石批准去台湾养病，12月8日已到了基隆港。陈果夫在行前曾发出一番慨叹，对中央广播电台的宣传工作有所责难。既然宣传未搞好，眼下的工作万万不得有误——妥善收拾残局。
这都是吴道一所面临的十分棘手的问题。
（四）
还在1948年底，吴道一即呈准行政院，自次年1月起，着手遣散。但正如1937年大逃亡一样，这座电台不可能如中枢衙门那样一拍屁股走路。它除了人，还有那么多价值万金的设备怎么办？所以，他现在最重要的工作，是根据蒋介石的批示，全速拆迁广播设备南运。
这次的拆迁，也绝非1937年可比了。江东门那里一动手，就有很多工友反对。工友们有工友们的理由：并非日本人杀过来，我们今后要靠这些设备生存，何况据你们说“国军”不日可以反攻而回。吴道一只得恩威并施，强行拆机。当时有六部广播机，其中三部最大，即一部100千瓦中波机，两部20千瓦短波机，已于1948年12月27日停播。于是连夜加班，七手八脚拆卸下来，连同其他各种设备装箱，不顾员工阻挠，用卡车装运至下关煤炭港码头，上了“万国轮”。当时交通工具十分紧张，好不容易租得招商局这艘2000多吨的登陆艇，到1949年1月22日才靠上这个码头。吴道一眼见下关江岸一带堆积待运的各机关、工厂的货物材料，长逾数里，高积如山。又风闻各种小道消息，唯恐江面为解放军封锁而不能脱身，于仓皇之中装得千余箱，虽然还有许多器材无法装运，也只得提前启碇东下了。这艘“万国轮”，于2月初抵沪，加装上海的50千瓦中波机全部，总计1652箱，重逾700吨，一并运往广州后转台湾。
吴道一率领一批“中坚”分子南下广州而至台湾。至于南京这边尚未收拾干净的残局，他已临时托付给一个叫张维和的人代理，并规定一俟吴道一在广州沙面以“中央广播电台”名义广播，这里即改呼号为“南京广播电台”。
至此，这座“中央广播电台”已是气息奄奄、细若游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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