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八年抗战，中国人民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赢得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重大胜利。显然，实行和平、团结，这是与民休息、医治创伤、恢复元气的一帖良药。然而，抗战炮声才停，内战烽烟又起。这对国家、对人民都无疑是雪上加霜。
战争，连绵不断的战争，中国的经济出现巨大的危机。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民怨沸腾。
对这种惊人的现象，中央广播电台在一片喜庆升平、继则鼓吹内战之余，同时也披露了一些真情。试举两则曾刊于《广播周报》的例子：
1947年12月21日报道：南京市红纸廊十号居民傅阿友，其母亲已96岁高龄，抗战以后即未与闻家务，最近将其平生积蓄所得4126元取出，郑重地要儿子购置用地。不料略一计算，这笔钱仅可购买香烟半包。这位老人家听了这一消息，竟然惊厥逝世。
1948年1月18日报道：南京有一位叫沈河山的先生，于1936年加入“中央储蓄会”有奖储蓄，每月储12元（当时米价每石七八元）。1945年，该会通知必须一次补足15年储蓄金额2000元。这位先生忍痛典当衣物凑足此数。照当时米价计算，总在121石米左右。可幸苦尽甘来，这位先生于1946年11月中了头彩。因无川资去沪领奖，便于新街口邮局发了一封挂号信，寄上海天津路二号这个“中央储蓄会”，花去挂号费1.2万元，附回件邮票7000元。但储蓄会是按以往币值计算，所以此先生所得奖金应为2000元，刚好能买一副大饼油条。年余时间，竟变得“纸比钱贵”，令他为之咋舌。
可见，当时的问题已经严重到何等地步。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当官做吏的大发国难财，这就使经济危机诱发出政治危机。当然，最令国民党政府担心的，这种危机会导致它在这场战争中彻底垮台。所以必须想出新招以图挽救。这就是“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以代替法币。8月19日，行政院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等等。以图抑平物价，稳定市场，挽千疮百孔的经济于既倒。
这些，便是中央广播电台这场宣传运动的由来。
（二）
中央广播电台自1948年8月20日起，连连抛出重点稿件，又是演讲，又是座谈，忙得不亦乐乎。到当年9月11日，仅“新币制谈话”稿件就达到37篇。主要有《经济紧急措施》《拥护币制改革》《关于币制改革应有的认识》《如何管制物价，防止囤积》《民众如何协助政府改革币制》《实行新币制应惩治奸商》《一切为国家，一切为人民》《抑平物价的根本办法》《全民节约与币制改革》《稳定币值与管理物价》《金圆券的透视》《节约建国》等。每天平均1.6篇，加上新闻等，可谓日日不辍。
显然，这不光是经济领域的问题。于是，这场宣传又说开去了。
不久，蒋介石以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在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发起“勤俭建国”运动。他说：这一个运动负有改造社会、改造经济以及改造政治的使命。在社会和经济方面，是要消灭寄生阶级的投机操纵、荒淫无度，以及剥削分子的自私自利、浪费奢侈。从而使整个社会，由于生活的克制，消费的节约，扫除享受的过分不平；由于劳动的普及，效能的提高，以达到生产的逐渐增加，在政治方面，还要促成心理上的团结，行动上的一致，使全国上下结成一个坚强的战斗体。其意义与使命，实在非常重大。[49]
1948年10月，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来到中央广播电台，演讲《勤俭建国运动与改革政风》，对蒋介石的讲话作了较详细的发挥。他说：“勤俭建国的要旨，第一是要求生活节约到最低限度，第二是要求力量发挥到最高程度；而其实践之道，首在身体力行，人人要以克勤克俭的作风，表现于日常生活之中。但是，这个运动既负有改造社会、改造经济，以及改造政治的使命，自然从社会的、经济的以及政治的各方面，兼程并进，方能求其推行的普遍……”接着，他痛陈种种政治上的病象，提出以“崇民主”“办自由”“修政德”来解决。最后他疾呼：“我们正面临着一个伟大而艰难的时会，我们正遭逢到一个从黑暗到光明、从忧患到康乐的过渡时期。我们不可悲观怨恨，我们唯有集中意志，集中力量，来战胜一切困难，来致力‘戡乱’建国……保证这个振颓起废、兴邦建国的伟大运动的成功。”[50]
（三）
这场以“币制改革”为中心的宣传运动，其社会实际效果又是怎样呢？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个腐败的社会，绝不可能以一帖“灵丹妙药”使它焕发青春。
在“币制改革”前，国民党政府散布和平空气：蒋介石出国考察，李宗仁代蒋掌权……而后突然之间来了个“币制改革”。一般百姓，可谓措手不及。然而，这事关国家经济命脉的绝密情报，早已为官场中某些人知悉，急忙忙做了许多手脚。诸如抛出法币，抢购金圆券等，一时造成更为恶劣的社会风气。当然，国民党政府也采取了严厉措施，对一些人绳之以法，杀头坐牢。但充其量限于中下层，对那些地位显赫的人物，何尝动得了一根毫毛？其结果，乱上加乱，广大人民受害弥深，有权有势者反而中饱私囊。至于“勤俭建国”“改革政风”，更谈何容易！恶习已成，积重难返。广大人民，已是食不果腹，如何再行“勤俭”？而为官做吏者，腰缠万金的照样挥霍无度。《广播周报》曾刊一小文，题曰《放心可也》，文中说：“汽油价格今再调整。某先生云：‘放心可也，酒楼、餐室、旅社、戏茶厅门前来往的汽车数量，不会减少的！’”真是莫大的讽刺，汽车汽油谁需要？有多少人需要？而99％以上的老百姓赖以生计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呢，价目表的箭头更是直线上升。
现实如此，中央广播电台的这些宣传还能价值几何？说来好笑，这些办广播的人，仅是奉命行事，自己其实也不信。即使电台的高级职员，直至台长，他们也是说归说，做归做罢了。这里可以补叙一段小故事为证。1948年夏，中央广播电台会计室主任邢松庵和一批高级职员十多人聚集到中广处处长兼中央广播电台台长的吴道一家密会。所为何来？无非衣食问题。物价奇贵，货币一贬再贬，原先尚称宽裕的薪水已不敷开支，人人借支，苦不堪言。商议结果，大家同意那位会计主任的意见，以中央广播电台名义向国家银行借一笔低利贷款，在上海购买实物和黄金、美钞回宁倒卖，所获利润，高级职员平分，吴道一独得两份，作为额外津贴。在饥寒催逼之下，他们也顾不得“总统训谕”了，果然如此行动，结果每人每月分得一二担米的津贴，至三个月到期，连本带利归还银行。这个故事，中央广播电台的一般人员显然是无从知晓的。一边搞宣传，一边做手脚，倒也可谓相映成趣。由此可见当时社会之一斑。他们比起“上面”更大的一些人物来，那还是小巫见大巫了。
扬汤止沸，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政府已是一匹病至膏肓的羸弱至极的老马，“币制改革”这一剂小小的强心针，没有把它挽救过来。时隔不久，它终究颓然倒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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