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外宣传，长期以来是中央广播电台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八年抗战期间，中央广播电台两个短波频率及以后成立的功率强大的国际广播电台，先后以十几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于打破日寇封锁，让全世界了解中国抗战情况和胜利信心，联结世界反法西斯阵线，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6年“五五还都”，中央广播电台随之返宁，而国际广播电台还滞留重庆。但南京、重庆两台有热线可通，联结仍很密切。在南京的中央广播电台，除了中波广播，也大力加强短波建设。国民党政府长期以来对美、英等国有很大的依赖，希望不断得到他们的援助。第三次国内战争爆发，他们更需要维系同这些国家的关系，把得到他们的谅解和继续不断的援助，看作是打赢这场战争的至关重要的一个条件。于是，加强国际宣传，就很自然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国民党中执委秘书处于1947年致函中央广播事业处，下发了《剿共总动员计划纲要》，其中第四条就是“加强国际宣传”，并规定“……（二）密聘国外熟知共产内幕，在国外舆论界且有声望人士来华参加工作……”正是在这一政治背景下，这位加拿大学者远涉重洋，来到了南京。
（二）
邓乐夫这位加拿大学者颇有一些来历。他1929年从Saskact-chewan大学毕业，获硕士学位。随后，即从事新闻工作，常常替美、加权威报纸写稿，在美国的一些著名的杂志上也发表了很多文章，渐渐地崭露头角。可是到30岁左右的时候，他的兴趣转移到广播写作方面来了，并且自己还设立过广播电台。1937年，他加入加拿大广播公司节目部工作。他在美国、加拿大各大城市的广播电台都编写过节目，同美国最有名的电影明星、交响乐指挥曾有过多次合作，美、加广播电台和英国广播公司（BBC）都播送过他编写的各种节目和广播剧。来华前，他担任加拿大广播公司（CBC）西岸区节目主任。
他对古老的中华文化很有研究，是位颇有修养的汉学家。他常常用中国题材，将中国的故事和传说写成广播剧，介绍给西方听众；将中国的文化艺术和历史，写成20多种书。他的文学作品流传很广。他还是“中加社”的创办人，这是个促进中加友谊的社团。在“中加协会”，他也做过多年的技术顾问，为争取华侨公民权和解决入境等问题，帮了不少忙。他同情中国的抗日战争，在“联合援华会”和“东西协进会”等机关做过联络工作。中国抗战的胜利，曾使他为之激动不已。
这次，他也许是抱着庆幸中国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的欢愉心情，甚至进一步为中国的治国安邦和繁荣富强做出贡献的愿望，踏上古老而神奇的、为他长期所向往的中华大地的。然而他错了。中国正在进行一场新的战争，是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殊死搏斗。在这需要重新选择的关头，不论他出自何种原因，他都站错了位置。
（三）
这位西洋学者很快被请到重庆，参加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
这国际广播电台，在八年抗战中曾声名大噪，抗战呼声不绝于耳。就是在日机的频频空袭之下，它也没有沉默。
如今，情况有了重大变化：它的宗旨，已不是宣传“抗战”，而是鼓吹“内战”；此时国民政府已“还都”南京，重庆只是一个西南重镇。所以，这种宣传内容，已染上复杂的色彩。节目的组织也困难重重。邓乐夫的到来，广播当局是寄予“厚望”的。
然而邓乐夫并未做出什么建树。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对一些节目作英语介绍。但他最热心的还是自编。他写了系列稿件，主要是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此外，他重操旧好，编写广播剧。根据现在查找到的材料，他曾编写过《伤兵》《中华万岁》《胜利进行曲》等几个剧本。从内容上看，都是歌颂中国抗战的题材。看来这位学者的思想还停留在中国人民为民族生存、中华复兴而浴血奋战的时期，根本不符合国民党当局新的要求。让我们沿着他的创作时序，看看这些作品的内容。
首先是于1947年底推出的《胜利进行曲》（邓乐夫原著，翁炳荣改编）。这个剧由中华文化滋养日本民族，说到了抗日战争，“九一八”、“七七”事变、“淞沪抗战”、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衡阳保卫战……直至胜利。表现手法上则大量采用“叙述员”讲述的方式，将事件巧妙地组合起来。可以看出，邓乐夫对中日的历史、中国的风土人情相当熟悉，尤其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寄予很大的同情。其中几段是这样叙述的：“四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善良忍耐美德、酷爱和平的民族”；“可是，当他们知道自身的安全遭受威胁时，这和平忍耐的美德，会结成美丽的永不熄灭的火花”。全剧以抗战胜利作结，在音乐声中，叙述员这样说道：“这是胜利之歌。八年的抗战，已使中国获得伟大的胜利，使中国在将来捍卫世界和平上，担负着重大的责任。有了这伟大的成果，我们追怀那些为国捐躯、战死疆场的战士，和那些不愿为奴隶而流离失所、迁徙千里、直接间接死于抗战的平民，不禁发生无上崇高的景仰。今天，我们××电台谨以这台话剧向3500余万抗战殉难的军民致敬！”
《伤兵》一剧在1948年5月推出。该剧是邓乐夫根据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原著编写，寒光译出。情节很简单，通过后方医院一个被日本飞机炸断胳膊的伤兵的自述，反映中国士兵怀着国恨家仇走上战场，英勇杀敌，负伤后，宁可忍受伤痛，也要节省医药，并且向往重新驰骋疆场。
在这些广播剧中，就中日两方而言，邓乐夫的同情点毫无保留地是在中国一边。但由于他的政治局限性，在他的心目中，中国国民党人则是抗战的唯一代表。但尽管如此，他这些“过时之作”，仍是引不起已经投入全面内战的国民党当局的兴趣的。所以，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广播电台均未播出，只是其中的《胜利进行曲》由台湾广播电台广播了。
（四）
1948年底，邓乐夫离开了中国。他的离开，其中颇有一些复杂因素。
说到这里，要涉及一个人——行政院新闻局长董显光。此人对广播电台一直很有兴趣。重庆时代，他是中央宣传部次长，分管国际宣传处，直接管辖中央广播电台的对外宣传。1939年2月6日，35千瓦的中央广播电台短波频率正式开始对外广播，董显光很想将其直接抓在手里。经过一番活动，这座强力短波电台划归国际宣传处，重新定名为国际广播电台。由此引起了重重矛盾。最后在陈果夫的干预下，国际广播电台复归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董显光仅仅“领导”了5个月。虽然如此，董显光同国际广播电台的关系一直未断。到1948年，国民党中央还指定他“暨督广播节目”。邓乐夫在国际广播电台工作，每月200元美金的津贴就是由新闻局支付的。不想到1948年夏，董显光将这笔经费卡住了，理由是“政府改组”。其真实原因，是董显光对邓乐夫不满意，认为邓乐夫的工作不能合上新的“节拍”。再有一种难以言明的不满意，中央广播事业处副处长彭精一于1948年8月26日致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冯简，将其中奥妙挑明了：“……但弟所知停止原因，虽说该局经费困难，实则因邓君数月来对于工作未尝向新闻局报告，而吾兄或亦写信时未曾提及，是以将此项支付搁下……”看来，还是一个归于谁掌握的问题。邓乐夫虽满腹经纶，但对中国官场的行情却不掌握，不能八面玲珑，竟将董显光放置脑后，难免在工作之外要遇到这样的麻烦了。显然，这位局长大人很为不满，所以，后来虽经广播当局几次交涉，始终未能解决问题。
于是，这位外国专家携上行囊，踏上了归途。其实这一走，对于他来说未尝不是好事。他所寄予希望的那个“中国政府”，在他走后的几个月，就在大陆上消失了。中央、国际两台也于仓皇之中一逃再逃而至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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