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记者”的称谓，并未见诸上司的委任状，而是中央电台同人赠予的“雅号”，这称谓除了说此人采编播出鼓吹内战、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节目，还有其他的内涵：神秘诡谲、放荡不羁。
事情得从抗战胜利的时节说起。
（一）
1945年9月，秋风乍起，蓝天高远。一艘客轮自“陪都”重庆顺江而下。乘客中，很多人八年来饱经忧患，如今归思难收。他们于欣喜中在忧虑下一个课题：故园残破，何以为生。但也有一些人受命东去，忙于“接收”。这其中有一位引人注目的时髦男子，身着罗斯福衬衫，外套美军夹克，配一条考究的真丝领带，加上一双锃亮的皮鞋，显得颇为神气。一望而知，此人不是携家带眷的寻常百姓，无须为柴米油盐而劳神。他就是中央广播电台播音员潘启元，此行是参加对汪伪“中央广播电台”的接收工作。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派出的京沪区敌伪电台接收专员叶桂馨已先期出发，他这是随这位同乡之后紧紧跟上。他很兴奋，不时地寻找谈话对象。他侃侃而谈接收后的汪伪“中央广播电台”暂改为“南京广播电台”，他将是南京台的传音科长。间或遇着为前途忐忑不安的朋友，他会留下一个许诺：到南京台工作。
潘启元以抗战英雄的姿态抵达南京。他本是金陵子弟，如今又肩负重任，于是大有衣锦荣归的派头。他随同叶专员、美国空军工程师纳德瑞克等对汪伪中央台、日军南京台进行了接收。眼看着汪伪中央台长黄燧和伪中国广播协会常务理事代理理事长、日本人内山清，失去了往日高贵的派头和凌人气焰，处处表现得那么恭敬和顺从，他当然地充满了自豪感，也意识到自己处于何等不可忽视的地位。
新改组的南京台很快成立了。叶桂馨为台长；潘启元为代理传音科长；10月1日便开始播音。当时，国民政府中广处和中央电台远在重庆，尚未迁回，南京台的工作人员多为留用的日伪时期旧人员；而潘启元是“重庆来的”，不论播音还是编稿，他都能来一手。所以在这临时搭就的舞台上，他成了一位颇为神气的角色了。
（二）
由于种种原因，在当时特定条件下，某些接收人员行为不端，忙于自己的位子、票子、房子、车子、娘子。潘启元不是“接收大员”，不能够“五子登科”，但也八方钻营。仅就最后一项，他也算得上是花花草草的人物了。
在南京台的几位播音小姐中，有位叫梁林荫的，汪伪时毕业于中央大学中文系，娟娟美好，加之生性活泼，自然成了潘启元的猎获对象。除了潘启元的来头，两人的性情中也有某些相似之处。于是交上了朋友，经常出入舞场、剧院。但是，梁小姐慢慢地发现他们之间有段不小的距离：梁林荫受过高等教育，在事业上有所追求，看不惯某些接收人员搞所谓“三阳开泰”“五子登科”；而潘启元市井习气很浓，热衷于政治钻营；梁林荫是汪伪中央台的旧人员，而潘启元对留用人员态度傲慢。当时国民党当局对沦陷区学生进行“甄审”，《救国日报》刊文大骂沦陷区学生是“汉奸学生”。这理所当然地引起广大学生的不满与反抗，于是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南京地区的学生展开了一场“反甄审”运动。为了这件事，他们常常吵得不欢而散。“道不同，不足与谋”。梁林荫决定与他分道扬镳，明确拒绝了他的追求。但潘启元是不会就此罢手的。他做出种种努力以图挽回，但对方不肯就范。软的不行，居然来硬的了。他邀集一帮“中统”里面的小兄弟，到梁林荫家闹事，以此进行威胁。殊不知，用这样的手段得到一个知识女子的爱，是绝无可能的。俩人的关系愈发紧张。潘启元抓住她曾服务于汪伪政权的弱点，不断地、多方面地施加压力。这就越出了个人关系的范围，带上了政治色彩。谁知这么一来，竟成了由南京台内分化出一个民营广播电台的催化剂。
原来，梁林荫和很多留用人员早就不满于自己受歧视的地位，想筹办一家私营电台。梁林荫也是位颇有活动力的人，此时便四处活动。她邀集几位电台技术人员，以天津《益世报》驻南京记者陆复初（曾在中央台工作）为媒介，找到了原重庆《益世报》社长、天主教神父杨慕时。双方谈妥，以《益世报》名义，在南京合股开办益世广播电台。梁林荫和电台同人负责资金、器材、技术、播音；《益世报》方面以铁管巷房产入股作台址。最后，搬出天主教红衣大主教于斌的名义申报国民政府交通部批准。该台于1946年5月间开始播出，梁林荫任播音科长。
对“益世电台”的出现，潘启元恨得咬牙切齿。但“益世电台”绝非一般的民营电台，它的背后有两个人物：杨慕时，是一位毕业于梵蒂冈神学院的神学博士，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和国际背景；红衣大主教于斌，更是名噪一时，官民人等都得避让三分。所以潘启元也无可奈何。
至此，潘、梁的恩恩怨怨本可以了结，男婚女嫁，各不相干。然而潘启元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他变着法儿地折腾，弄得梁小姐有家难回，连走路都提心吊胆。弱女子毕竟斗不过恶势力，她终于招架不住了。1946年秋，梁林荫化名司马文卿，乘飞机远遁北平，求助于陆复初。此时，这位曾任“益世电台”副台长的旧同事，已是天津《益世报》驻北平办事处副主任，思想上倾向于中国共产党（不久即加入中共地下党）。他对潘启元深知底里，对梁林荫深表同情。于是转请天津《益世报》经理刘益之偕梁去津，将她安排在天津《益世报》资料室工作。她待了近一年时间始南返。由此，梁小姐更加看清了潘启元的品性，庆幸自己及早抽身，未落入他的手掌。
（三）
1946年，随同国民政府“五五还都”，中央广播电台迁回南京，改南京台呼号为中央电台呼号，当年初夏恢复播音。潘启元在这人才济济的中央台不免为之逊色了。论播音，二三流水平；论编稿，文笔平平。他不过是个股长级干部。但他总会另辟蹊径，踏出邪路来的。
内战爆发和抗战胜利几乎同时到来了。中央广播电台这个“党国喉舌”，其宣传体制发生了根本变化，全力服务于这场内战了。在这烽烟突起、风云骤变的形势下，潘启元特别地活跃起来，时时冲动着强烈的欲望：崭露头角。于是，就在新闻和时事评论上做起文章来。
中央电台的新闻节目一直是采用外稿。中央社消息是主要来源，再就是选播报纸，主要是《中央日报》的报道以及军政部门提供的消息。1946年至1949年期间，增加了几个渠道：美国新闻处、中央宣传部、行政院新闻局等发布的消息。就是说，始终未能形成独立的记者队伍。潘启元乘虚而入，竭力主张搞“本台消息”，并主动请缨，亲自参加采访。抗战期间，他先后担任过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团员、后勤部政训员，熟悉军旅生活。这在中央台内是不多的。于是乎，他几度忽东忽西，走南闯北，逐战火而转移，搞起战地报道来。
根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统一部署，潘启元搞了不少所谓的“暴露”性稿件。根据他的描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卖人肉”“共产共妻”“鸦片馆林立”，人民解放军更是“精于杀戮”，是“野蛮成性的江洋大盗”。他的这类消息，究其来源，往往是小报的刊载，巷街的谣传。这些以讹传讹，甚至无中生有的东西，一经他添油加醋，都成了中央广播电台的产品。当然，他不会以此满足，他要抓第一手材料。国民党军队在山东重点进攻，他随军采访，除了发些零星消息，还写就《兖州曲阜之行》的报道。在他的笔下，孔子故乡、圣人庙堂，由于共产党、解放军的到来，才变得“满目疮痍”，“遍地狼藉”，“生灵涂炭”，“流离失所”。该文也被列为重点稿件，由《广播周报》刊出，中央电台广播。他的谎言和大名同时流传，真的“崭露头角”了。故而在胡宗南部队侵占延安后，他得以中外记者参观团一员的身份，赴延安、陕北采访。为了应付记者团的到来，制造虚假舆论，胡宗南指令部下事先作了自欺欺人的布置，甚至将国民党军人化装成人民解放军“战俘”。结果，为不少主持正义、颇具新闻常识的记者看出破绽，弄得洋相百出。而潘启元则不然，对“国军的战绩”，他早就抱定一念：与其信其无，不若信其有。当然，他又是“满载而归”，除了土特产，还有一批耸人听闻的材料，又是广播，又是向同人口头宣传，可谓“口诛笔伐”了。
这位“战地记者”的一系列报道，在中央电台内也造成不小的影响。很多人长期蒙受片面宣传，对共产党缺乏起码的了解，因此更加重了“恐共病”。但是，潘启元的马脚还是慢慢地为大家所觉察了。比如，他多次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司令员刘伯承将军的消息，这次说“被国军击毙”，不久又在节目中复活了，下次报道“死于部属之手”，但此后仍在指挥千军万马。于是，电台同人讥讽他编造了一个“不死将军的故事”。他采访淮海战场，目睹了人民解放军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可是在他的文章里，仍然是“共军节节败退，国军乘胜追击”。长江北岸的炮声是掩不住的，大家慢慢了解了真实情况，得知潘启元的报道与事实有多么大的距离。大家指责他采编的新闻，无所谓“采”，其实是“编”，无非如此这般捏捏造造，关在房间里就可以完成任务，无须花费那许多差旅费。这样，事情揭底了，他兜售假货已很难找到市场了。弄到后来，一些播音员干脆拒绝播他的稿子。于是他只得自编自播起来。
（四）
潘启元的眼睛，一只是看着战场，另一只是看着情场的。在风尘仆仆、满身硝烟味的采访间隙，他总会忙里偷闲，逢场作戏，甚至有本事把战场和情场拉扯到一起。
战场采访，是公家花费；而情场风月，则要自己掏腰包的。他家底并不殷实，却能大把花钱。故而同事们推断他总有个秘密领取津贴的地方。既如此说，这个人不但会有钱，还必有势。这正是他的神秘色彩所在。他交游很广，除了一般不雅之徒，主要便是女界中不同层次的朋友：南京民营电台的播音小姐，咖啡馆、跳舞厅的走红歌星，等等。当时电台附近有个安乐酒家，其间有个安乐厅（咖啡馆），常有女歌星演唱。其中有个歌星叫王蝶，她那几首《毛毛雨》《香格里拉》使潘启元着了迷。于是经常出入其间，同王蝶打得火热，灯红酒绿，耳鬓厮磨。他派头十足，神气活现，不惜花费，是会攫住这些姑娘的心的；他时不时披露一些内部秘闻，带来几条战场消息，就更使这些女郎们“折服”了。
然而，他毕竟是个颇具政治色彩的人物，没有“乐而忘忧”。他希望把这些情意绵绵的内容，溶入前方将士的军旅生涯。于是在节目中体现出来了。他组织节目时，总强调要配上“花边”。所谓“花边”，就是市井新闻、风流韵事、男女情杀等等。对前方将士广播节目，他强调一定要柔，一定要嗲。对他的这些稿子，中央电台播音员拒绝播送。可这一点难不倒他，一拉扯，民营电台的播音女友就被搬来了。这些姑娘打扮得花枝招展，由潘启元编导，在中央电台的播音室里，施展女性的魅力，佯嗔微笑，矫揉造作，柔声嗲气，借用广播的传输，向前线的将士们“慰劳”起来。更为滑稽的是，在节目终了，还对着话筒啧啧有声地扔给前线大兵们一个“甜蜜的吻”。他的这套做法，电台内不少人表示反对，特别是女播音员，觉得有伤大雅，鱼目混珠，使她们在听众面前大失体面。
（五）
1949年春节临近了，然而，金陵城没有一丁点喜庆气氛。官府忙于搬迁，百姓苦于饥寒。苏北冰冻的大地时时滚动着雷鸣般的炮声。一个天地翻覆的日子就要到来了。
面对严峻的政治、军事局面，潘启元真话是不愿说的，假话也不好说了。他自己明白，原来的那一套，眼下万万行不通。看来，在南京的新闻游戏算是结束了。
国共双方的形势，大陆的前途，凭他的所见所闻和政治敏感，这些问题一清二楚。摆在他面前的有四张登记表，也是四条路：南去广州和台湾，自行遣散，去地方台，留守南京。其实是两条路：走，还是留。留吗？不论是南京还是大陆其他地方，看起来都将是中国共产党的天下。他清楚自己这些年做了些什么，留下来会有什么结果。用不着反复思量，三十六计走为上。
他没有在南京过春节，在一个阴晦的日子里，携上行囊，告别亲人，南去广州，不久又到了台湾。这一去便杳如黄鹤，他再也没有回到故乡，在那座海岛上度过后半生。
人世上的事是纷繁复杂的。潘启元本是位热血青年，曾作为战地服务团的一员，活跃在抗日战场上。可是时过境迁，他又归入了另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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