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战，是中华民族图生存、救危亡的殊死战斗，在这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形势下，中央电台主要方面是宣传抗日，这条“第四战线”是向日伪出击，频频展开广播战，成为宣传斗争的主体，从而留下了一段值得回顾的历史。然而，究其历史，这座电台致力于内战宣传，已积有时日了。抗日烽火熄灭，内战炮声又起。国民党政府对这场战争不遗余力，海陆空一齐出动。于是，这条“第四战线”也爆发出连天杀声、弥漫硝烟了。
（一）
将广播用于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内战宣传，可追溯至1928年，即中央广播电台的成立之日。这座电台几乎同十年内战同时出现，显然不是巧合，是应运而生。当时的口号是“全国统一，民主建国”，核心是统一。有碍“统一”者，皆在扫荡之列。除了残余军阀势力，在国民党当局看来，“有主义、有国际背景”的中国共产党更是心腹之患。随着国民政府发动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中央电台的主要锋芒所向，就不言而喻了。
在电台草创阶段，政治性节目占绝对压倒优势。一些平剧、国乐唱片、少量的军乐演奏和学识灌输，只是用以点缀升平和吸引听众。主要节目是占三分之一的各类新闻，再是评论，总理遗教，政治演说。国民政府及几个部院，有广播专线相通，那里举行的总理纪念周、政治报告、政府各部的演讲，时时通过中央电台传达、解释政令，阐扬三民主义，贬斥共产主义。新闻节目用国语、厦门语、广州语、蒙藏语、英语，不停地播发“剿共”消息，“一周大事”所报道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内容，似乎除了“剿共”，别无“大事”。然而，“剿共”以外的震惊中外的“大事”还是发生了。1931年9月18日，东洋大和武士在沈阳点燃罪恶之火，迈出了妄图肢解中华民族的重要一步。而这一天，中央电台正在宣传蒋介石抵达南昌行营、“督剿”共产党人的新闻。
“九一八”以后，中央电台的宣传毕竟有了变化，既宣传“剿共”，又宣传抗日，把两者联系起来，“剿共即是为了抗日”，并行不悖。宣传抗日的声浪是时起时伏的，“谨慎严肃，不激不随”。播送室的玻璃台板下压着一本不时插播的《警策语》，反复告诫人们：“和平未至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而反对共产党的宣传，始终是激烈的，杀气腾腾的。“国家大典、中央盛会、各种纪念”，共产党问题几乎每会必谈论，中央电台则几乎每会必转播；战讯新闻最多的还是“剿共”消息。推而广之，这个精神渗透到很多节目中去。谈筑路的重要性，也要强调筑路同“剿共”的关系，“交通便利，军队之运输神速，盗匪自难立足”。说到发展经济，也要同“剿共”拉扯一气。
出现以上情况，根源何在？中央电台常常播送的蒋介石几句《警策语》回答了这个问题：“……就革命方略来说，正唯有外敌压迫，中央更不得不先彻底肃清内乱，否则一般汉奸匪徒更要挟寇自重，国家更无安定复兴之期……如果有挟寇自重的汉奸匪徒，中央应不顾一切，彻底肃清，以竟安内之全功，而固攘外之根本。”[47]住在鸡鸣寺下的国民党元老、考试院院长戴传贤，信佛吃斋，又深谙孔学。中央电台台长吴道一曾在他那书香四溢的平房宅第晋见过他，此公借用孔夫子故事为这个思想作了又一说明，“季孙之忧，不在颛顼，而在萧墙之内也”。
1936年，日寇气焰日炽，国难益发深重，很多有识之士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当时的国民党中委、军委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从3月至12月间四次在中央电台发表慷慨激昂的广播讲话，呼吁“要责己而不责人”，“由不一致而求一致，无论何人，都应坚强地联合起来，组织得像一家人一样，联合得像一个人一样，为国家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然而，这条“第四战线”并非操在冯玉祥将军这样的爱国人士手里，内战的鼓噪仍是将正义的呐喊淹没了。中央电台到了1936年底还搞起了更大规模的“颂蒋”和“反共”的宣传活动。这年10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拟就《和平统一》鼓词，发交书词育化社各艺员演唱，由名伶于10月29日在中央电台播出，大骂共产党人。中宣部部长方治于12月8日在中央电台广播的讲话，将共产党与为日寇作伥的伪军汉奸相提并论、大张挞伐，声称“唯有除奸‘剿匪’同时并进，才能巩固国家统一，才能御侮救国”！
国民党当局“反共第一”这个指导思想，“第四战线”的领导人是身体力行予以贯彻的。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历史又经过一番周折，由此终于促成了国共统一战线。至此，中央广播电台的内战宣传方告一段落。
（二）
抗战期间，伴随着几次反共高潮，中央电台曾几度出现偏离抗日主调的插曲，算是“同室操戈”的不谐之音吧。其实在这条战线上，防共之心未有一日之松懈。曾有过这么一场虚惊，有个《谿民报》，于1944年发了个号外，声称据中央电台广播，蒋介石专任国府主席，冯玉祥将军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任副委员长，冯、毛两氏并用大字排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大为光火，除了对该报社惩处，还发文着中央电台查明此事。为此，台长吴道一紧张了一阵子，唯恐哪个播音员在急需新闻插播时从什么小报上临时抓来的消息，以讹传讹，酿成大错。查对的结果，使他放心地向中执委秘书处写了报告：“新闻来源多系中央社或军令部稿件，审慎播出，并由处经常侦听，随时指导，绝无上项荒谬消息，想系奸伪假托名义，混淆视听。”
是的，这座电台对大后方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也时有骂骂咧咧，但在共产党这个敏感问题上，断不敢轻率行事，绝对根据国民党中央的政治韬略来敲定调门的，每个时期甚至一件具体问题的宣传报道，它都有上面的指示可依据的。1944年，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顺利进展，日本侵略军败象已呈，中央电台即开始腾出时间，掉转枪口指向共产党。但至1945年初，忽然暂时偃旗息鼓。原来国民党当局指示：“在中央力求政治解决之时期，宜设法谋互相攻击之停止，以造成宁静之空气……但对方如有不符合事实之言论，应以严正方式酌予纠正……”1945年7月7日，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参政会开幕，中共代表拒绝出席。对此，中央电台本来准备在评论上做点文章，但后来仅轻描淡写地几笔带过。因为，已经得中央宣传部如下指示：“不妨简单地表示惋惜，但不必过分重视。”
由中央电台这一突突跳动的脉搏，完全可以感知国民党中央的心脏是如何搏动的。
（三）
继抗战而起的内战，是空前规模而又异常激烈的。东洋强敌已除，大可全力以赴；但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必须在舆论上交代过去。显然这后一项的工作及随之而来的“攻心为上”的任务，便要借重“第四战线”的作用了。一场精心策划、周密安排的宣传战慢慢拉开了帷幕。
一开始，国民党中央就此即频频指导。中央宣传部于1945年发来的“快邮代电”密件就达40多件，其中有“不发表消息”和“宣传要点”，对关于中共若干问题提供最新情况，一一密授机宜。这样，在第一个回合中，便围绕着受降、接收的问题，发起了冲击，指责“延安总部擅发伪令”，“中共军”擅自向敌伪区挺进、受降，并破坏铁路，决堤放水，阻碍交通，袭击、阻止“国军”前往接收并挑起冲突，甚至说中共布告民众，毁坏桥梁一座奖10万元。同时，宣传政治解决办法，强调“政治统一必须以军事统一为前提，要共产党人交出军队，放弃根据地，但就在这同时，中央电台根据国民党中央指示，派出干员赶赴各地接收日、伪广播电台，统制广播节目，并且同空军密切配合，利用广播电波为国民党向各地空运军队导航。
到了1946年，则宣扬“政治、军事两方面并进”，谈谈打打，边谈边打。战况新闻不断出现。同时，发起所谓“暴露宣传”。何为暴露？中央宣传部1946年8月23日来文是这样说明的：“……兹拟由本部编造中共……之新闻交贵处电台发表，其方式如下：（一）每日十数条；（二）不必特设一栏，可分插于贵台之新闻广播节目中；（三）措辞完全客观，不取谩骂……”于是，这类“暴露”新闻在广播中接二连三地出现，它装着用“客观”的语调告诉人们各种耸人听闻的“消息”。如造谣诬蔑共产党“贩卖烟毒”“亵渎圣明”“杀人放火”，等等。
但是这样的宣传，对解放区广大人民是不会收到预期效果的，根本原因绝不是他们缺乏收音工具，而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了解自己生活的这块土地上的种种真实情况。
随着时局的发展，这种间接谩骂就为直接咒骂所代替了。到了1947年，在这“第四战线”上终于掀起了反共内战的狂浪。
（四）
1947年7月6日，“七七”抗战十周年纪念日的前夕。中央广播电台所在地南京市中山东路祠堂巷，忽然开进一批军警、便衣。几名保安人员进入播音大楼，进行着周密的安全检查。住在三楼的几位播音小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刚一出来探询，检查人员就礼貌地将她们堵进了房间，详细查看了证件，告知不要离开。她们从来人的一色考究的着装，就看出是国民政府侍从室的官员。凭经验，她们知道将有“党国”要人作重要广播。果然，一行锃亮的黑色轿车鱼贯而至。车门开处，走出了“党国”首要人物蒋介石。台长吴道一将他恭迎进二楼办公室稍事休息。
今天，蒋介石那刻板的面孔显得格外严肃，重点进攻很不顺利，特别是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的死讯在时时搅动他的心。对于时局的决策，国务会议已作出决议。今天，他将要发表重要的广播讲话，发布“戡乱建国”的总动员令。
中央电台的各个播出、传送环节都进行了严格检查，一切运转正常。少顷，广播里响起了蒋介石的浙江口音。说什么共产党“……正在执行帝国主义日本灭亡中国而未能贯彻而遗留下来的毒计，不许我中华民族恢复东北的主权，不让我们中华民国享有领土和行政的完整……我们任其存在，那我们黄帝子孙便要受到最近亡国民族一样的集体杀戮……”他要求老百姓“毫无保留地贡献一切人力物力和生命，共同努力于救国家救同胞、戡乱定变的战事”。最后他说：“共×的叛乱必能于最短期内予以‘剿平’……建国必成！”[48]
这篇洋洋近万言的广播讲话，什么都骂到了。7月20日，国民党当局在南京组织五万多人的“戡乱大会”，拥护蒋介石“七七”广播讲话，通过给蒋介石的致敬电和给张灵甫家属的慰问电。中央电台组织员工参加大会，派出广播宣传车临场助威，安排干员收集新闻。
更大的宣传势头又压了过来。7月24日起，中宣部连续两次下发《剿×总动员宣传计划纲要》；中执委秘书处下发中央常务委员会第81次会议通过制定的《中国国民党戡乱建国总动员方案》。该“纲要”对宣传的内容、方式、要求等作了详细规定。在“乙”项中，就是“加强广播”，规定：“A.每日就国务会议决议及主席七七广播词要义加以释明……B.酌请名流播讲；C.编播共×……种种‘暴行’之话剧。”
于是，中央电台节目充斥了《“七七”广播词》《国务会议决议》，播音员根据文字稿反复用白话播出，自然也少不了各种“释明意义”、提供佐证的稿件。“党国”的上层人物几乎成了中央电台的常客，截至9月17日，在中央电台的约请下，吴铁城、陈立夫、董显光、张镇、谷正纲、叶秀峰相继来到播送室，发表广播讲话。其内容，自然是《“七七”广播词》《国务会议决议》的发挥和延伸。这一阶段，可以说是“第四战线”前所未有的爆发性的内战狂热。
（五）
1947年8月以后，中央电台的文艺广播逐步成为反共内战宣传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了。
中央宣传部编制了大量的这方面内容的文艺材料，送交中央电台。如1948年1月8日，中宣部发送《动员剿匪歌曲集》57册；7月23日，又发送《宣传歌曲》18册，嘱“广为运用”，其中有“斗争会、数来宝、民众歌谣选集、崇礼惨案、清‘匪’除奸三字经、羊上树”等等。其中不少由中央台配曲演播了。因为这些材料有的分发到军队和社会团体，所以这样的广播无疑还起了教唱和推广的作用。中央电台音乐组还参加一些社会演出，如在1948年初，应上海潘公展之邀请，抵沪参加上海市“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组织的宣传演出活动。
抗战后一年多时间里，中央电台编播不少广播剧，基本上是反映下层人民饥寒交迫生活和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内容。《宣传纲要》指令编播“共×……种种‘暴行’话剧”，于是急剧发生变化，几乎全部改为反共的内容，《正气》《马家寨》《七匹布》《兄弟行》等相继出现。由于创作方法违背艺术原则，压任务，主题先行，捏造题材，那些从未到过战场，对解放区、共产党一无所知的编播人员搜肠刮肚，闭门造车，原有的艺术魅力不复存在了，变成单调的说教和声嘶力竭的呼喊，弄出了许多驴唇不对马嘴的东西。
（六）
新闻，因为它来得快，随意性大，短时间内叫人真伪莫辨，所以始终是重点节目。
中央社、中宣部、美国新闻处、军事当局的新闻稿件纷纷而来。特别是中央社，电台每日派人上门取件。新闻口径很严，但具体审稿并不严，甚至由播音员在众多的新闻稿中选用。行政院新闻局在这期间异常活跃，经常主动检送新闻稿，它还专设一电台每日广播供各地电台转发的新闻稿件。时局已变成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军事斗争，所以战况新闻逐步占了主要篇幅。最足以它炫耀的是1947年3月19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当时大肆渲染：“此中共13年来之总根据地，为其对各地共军发号施令之中枢，今既收复，中共武力迷梦应当醒悟。”但接着来的是频频的军事失利，很难寻觅到符合宣传口径的材料了。在尊重事实和严守口径两者之间，自然只能选择后者。于是在中央电台新闻阵地上，“胜利的旗帜”永远不倒。对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作了一系列歪曲报道。最糟糕的全线溃逃，也成了英明果断的战略转移。甚至人民解放军向长江挺进时，广播里还是重复那一成不变的老调：“共军节节败退，国军乘胜追击。”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在中央台内引起了不满。人们亟须获得真实情况，以便考虑自己的身家前途。于是出现了奇怪的现象：搞新闻的不相信自己的新闻，他们往往向伤兵、难民探听消息，甚至偷听中共的广播。在前线，这种情况就更突出。这些军人在生与死之间穿行，他们清楚这个“党国喉舌”的新闻与自己目睹的一切有多么大的距离。六十六师一九九旅通信连长（少校）齐同林一席话值得玩味：在国民党军队里经常听中共广播，在连里用报话机听。每天傍晚，旅部的参谋处、副官处的一些校官（有些营长）都来收听，先听中央台，然后大家说：“听听邯郸吧”，于是就收听邯郸新华广播电台。不过彼此相约：“出去可不要讲。”由此可见，这种自欺欺人的宣传，到底价值几何？！
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饮马长江，国民政府撤离南京。显然，在行将挥戈南渡的百万大军面前，海陆空三条战线都难以抵挡，这“第四战线”更无能为力了。春节前夕，台长吴道一率领骨干人员，离别金陵，远遁广州。在这场战争中，“第四战线”算是彻底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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