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则一生都在陕北工作。他辗转反侧，做一个小官吏，在陕北各县转着圈儿。母亲大约在我一岁的时候，就跟着父亲来到陕北，参加了工作。但是到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积极的父亲响应政府号召，又将母亲和我的姊妹们送回了农村。在大炼钢铁的年月里，母亲和村上的人一起，到渭河的一个支流里去淘沙子炼铁，结果冰水久骨，得了重病，只好又领着我们回到陕北。回去后大约只在城里住了三四年，1962年困难时期，政府再次号召城市居民下乡，这样母亲又领着我们回到高村。回去后不久，再次又到陕北。然而折腾还没有完，1968年，甘肃的几户城市居民，喊了一个口号，叫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口号正中政府下怀，于是一个号召，一大批城市居民被疏散到乡间。我们的第四次进城，是在很久以后的事情了。这时我们兄弟姊妹已经成人，姐姐是以插队知青的身份，招工回城的；弟弟是特招回城的；我则是学校毕业，又当了几年兵以后，从部队上直接把复转手续办到了陕北。最后，只剩下了个散兵游勇的母亲，于是只好在一个大雪皑皑的冬天，腋下夹着个包袱，重回陕北，与父亲团聚，与我们团聚。
上面只是我的一些板结的记忆。由于不停地复述，这些记忆仿佛一把枯树枝，已毫无美感可言。
高村的这一处天空，这样便交给了我的三叔来支撑。爷爷已经衰老，他给家门口那棵老槐树下，支了个茶摊，招待过往行人。茶水是不收费的，过往客官唯一应当做的事情，是在喝了茶水之后，膀胱膨胀，然后到墙根的那个半截埋到地里的缸里去撒一泡尿。爷爷让每一个过路的人都成为一个为他制造尿素的机器。因为这里紧靠高家渡，所以他的茶摊似乎曾兴隆过一阵。祖母做的所有的事情，是纺线，她的那架手摇风车，在我的记忆里，没黑没明地旋转着，发出嗡嗡地令人眩晕的声音。记得，我上小学一年级时的学费，就是祖母用纺车纺出来的。那是一元钱。祖母挨家挨户，央村上的人将棉花给她，然后她将棉花纺成线穗子，再还给人家，一斤线穗子的手工费是一兀。
三叔是一个良善的人，一个真诚的人，一个社会生活的亦步亦趋的追随者。一娘生九子，九子各不同，三叔的良善恰好和大伯的凶狠形成对照，这话我的祖母在世时常说。三叔极具孝心，他的孝道闻名于乡梓。这大约是一件自然规律。
在乡间，诸多儿子中，往往总有一个孝子，一个养老送终的人，而这个人往往是幼子。民谚中又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小儿，这话该是过来人的经验之谈。
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再到后来的人民公社，以至后来，包产到户，实行村、组建制，我的三叔一直是干部。各个历史阶段的叫法不同，他的职务则始终相当于副大队长这个级别。
漫长的几十年中，这个级别不见升，也不见降。那些野心勃勃的正职，走马灯一样，换了一个又一个只有他，不动不摇，永远以一个陪衬人的角色，出现在这一块舞台上。
他骑的自行车，只有一个车把，门里的宗族兄弟们善意地嘲笑他，说这叫凤凰单闪翅。这辆自行车本来是邻家的，有一次，他借了车子，到镇上开会，车子好端端地支在门口，突然刮来一阵风，车子就倒了。结果，车子的一个把摔断了，只剩下了一个把。车子给邻居还不了了，三叔就只好留下了它，给邻居另外买了一辆。在那贫穷的年代里，我不知道他是怎样东挪西借，凑钱给邻居还那辆车子的，我只记得他从此便骑着这一个把儿的自行车，上镇开会，接来人，检查工作，下地劳动。
7在我不满周岁的时候，家里似乎曾经发生过一件重要的事情。成为公家人的父亲突然嫌弃起了我的母杀。那时候我和母亲还住在高村。父亲的嫌弃大约是因为一个原因，这原因是在父亲去世的葬礼上我找到的。那时，父亲的同事们战友们纷纷来向他道别，小汽车顺着街道排了一长溜，忽然，有一个穿着一身黑色丧服的女人从一辆小车上下来。她跪在父亲的灵前，号啕大哭了有一个小时，没有人知道她是谁，无法看清她的脸，因为她的脸同样地用黑纱蒙着。出于一种义务，我拼命地往起拉她，但是拉不动。在我拉她的途中，我看见我的母亲脸上出现一种古怪的表情，那表情甚至可以解释为胜利者的笑意。在这一刻我明白这女人是谁了。我在这一刻为这女人悲哀，为父亲悲哀，亦为我的可怜的母亲悲哀。后来在一场恸哭之后，那女人突然地站起身来，走了。汽车一响，她消失得无影无踪。她的来去都是那么突然，突然得叫人猝不及防。
父亲从遥远的城里，一纸休书寄到髙村。按照当年黄龙山两家达成的协定，按照死者的遗言，这个童养媳的顾兰子，同样可以成为我的叔父的妻子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母亲表现了一个女人的聪明和坚定，她说她已经明媒正娶，成为老-二时她妇，并且已经有了我，她还说我的叔父小她一岁，她的鸡命会克他的，她最后说，她宁愿重返黄泛区，回到她的老家，也不能再嫁老三。
母亲后来选择了回家。每一条道路都引领流浪者回家！这是我为一本纪念漂泊的河南人的书而写的序言的题目。我在这个序言中说我要把我的祝福给每一个流浪的河南人，给每一个像风吹蒲公英种子一样撒落在北方大地上的河南人。他们那种落地生根的本领，他们那种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总令人惊奇。唉，若说人生是苦难的，河南人大约更苦难。郭小川说请不要问我，一个人，最好是生活在家乡，还是外地？我想说，一个人，当你生活在家乡的时候，家乡就是最好的，但是，当你生活在外地的时候，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都会令你感到神奇！我十分同意这位前辈诗人的话。但是我想说，乡梦还是需要做一做的，于流浪者，这是他的枚利。梦你那个村子，梦家门口那口井、那棵皂角树，梦香烟不续的你那古老的祖坟，梦流经村前的那条黄河吧！听话，今夜做一个梦吧，包括我的已经泯灭在黄龙山中的母系家族。有路吗？鼻子底下是大路，每一条大路都引领流浪者回家！我是和母亲一起回河南的。我去河南时还不会走路，我回到高村时已经会走路了，这是髙村的老人们，经常在我耳边唠叨的一句话。他们还说，我回来时，穿了一条用家织的花格土布做的裤子，并且童音中已经有几句河南话了。
母亲在河南老家只呆了一个秋收季节，就又回到了高村。那里虽然是她的老家，但是家族已经泯灭，当她站在黄河遗留下来的涝池旁，举目四望时，仍感到渭河畔的高村离她更近一些。这样她又回到了高村。沉默了很久的爷爷，这时候发怒了。爷爷的余威那时候大约还在，他领着我的母亲，以及我们兄弟姊妹，第二次北上陕北，找到我的父亲。父亲在砖铺的地面上跪了一夜之后，终于回头，一出现代陈世美的故事没有重现。这样，母亲便留在了父亲身边，并且在不久后找到了工作。
如果母亲那时候换个思维，重新嫁给我的三叔，那么我的故事大约会改变，而我的堂弟这个人物，大约也没有机会出现了。那么小镇上这一场车祸，大约会抓住另一个人去顶替，或者那个人是我，或者那个人是与我和我们家族毫不相干的一个人。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没有车祸，飞驰的汽车只是去撞一团空气而已。但是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上帝那一天是坏心情，它要玩一场恶作剧。
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着车祸，电视上那些惨不忍睹的场面每每可见。这些车祸当然大多数和我们都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不会感到切肤之痛但是它和我们有关系，当教堂里的丧钟在敲响的时候，世界上有一个人死了，不要向丧钟为谁而鸣，它是在为我而鸣，为你而鸣，为全人类而鸣我们的一个兄弟死了，这是全人类的损失，人类整体利益的损失。
当我的母亲牵着我的手亡命河南时，三叔那时候大约还是个不能顶门立户的男孩。他的头上生了一头癩疮，一年四季流淌着黄水，顺风的时候，腥臭十里。他头上的癩疮是在一次偶然中痊愈的。前面说了，爷爷在门口支了一个茶摊，以善行闻名于乡里。却说有一天茶摊上来了一个过河的老头，老头对着三叔的癩疤头说，他有一个单方，可以洽。他说这病主要是身上有毒气，毒气不得出，就从头上冒出来了。
这方子是有点古怪。它的药方其实是狗的舌头。奶奶熬了一锅玉米粥，晾凉，然后披头盖脑，糊在三叔的脸上，这时，便唤来家里的大黄狗来舔。第一次是失败了，头太臭，狗不愿意来舔。爷爷只好打来一棰凉水，将三叔的头按进去，洗净，重新将玉米粥抹上。这一次，狗是愿意舔了，不过三叔嫌痒，跑掉了。愤怒的爷爷抓住了三叔，两腿一骗，将三叔的头夹在了他的交裆，而后，嘴里哟儿一哟儿一地叫起了狗。这一次，三叔是没法躲了，只见狗的粉红的舌头在三叔的头上飞快地呱哒着，三叔杀猪般地叫起来。我在旁边拍着巴掌笑。奶奶心疼她的小儿，她说算了吧，咋样都是活人哩，爷爷哼了一声，他说长不上来头发，咋样问媳妇！这样舔了几次以后，三叔的头上不再流黄水了，开始结疤，硬疤褪掉以后，满头油光发亮的黑发突然疯狂地生长起来。作为对过去的补偿，三叔开始留起了长长的头发，头发往后一背，髙村的人说：这叫洋楼！遗憾的是，毒气现在跑到了狗的身上，大黄狗开始脱毛，全身长满癩疤，终于在这年的冬天，成为人们桌上的食物。
当三叔顶着他的洋楼，像大红公鸡顶着它的鸡冠，伸长脖子一探一探地从高村的街道经过时，村上人说他的洋楼像个干部。于是他开始当干部。从互助组到初级社，髙级社，后来又到人民公社，再后来又到包产到户，成立村组，他始终是干部，始终顶着洋楼跑乡串户。
他有许多的奖状。这些奖状从互助组开始，一直到他去世时，乡政府赶到他的灵前，为他颁发的最后一张。这奖状记录了一个人的一生，亦记录了建国后中国农村的沧桑变迁。
我的奶奶在世的时候，常常讲起这些奖状，她说第一张奖状，是初级社时候深翻地得的。上级号召指示传来，当干部的三叔便将全村的青壮劳力都领到了我家的地里，先做示范样板。奶奶说，那不叫翻地，那叫挖井，地挖了一丈多深，生土层都挖出来了，结果，这块地好几年不好好地长庄稼。对这些奖状大有微词的还有我的堂弟，一不是死于车祸的这个堂弟。而是大堂弟。那一年，我已经工作了，我回到我的贫困的凋蔽的高村，当我跨进三叔的堂屋的门时，看见堂弟正和三叔在怄气。他是要媳妇，可是，生活拮据的叔父拿不出聘礼，愤怒的大堂弟一边抽泣着，一边伸出手来，将墙上糊着的奖状往下撕。要这么些东西干什么？这又不能吃饭！我要把这些奖状撕下来擦尻子！当大堂弟伸手撕这些奖状的时候，三叔乞敢在炕的一角，用两手抱着他的洋楼，哭丧着脸儿，一声不吭。是我一声断喝，制止了大堂弟的悖逆，随后，大堂弟拖着长长的哭腔，像拉着警报器一样，跑出大门，我则帮助叔父，将这些奖状重新糊到墙上去。奖状贴满了三叔堂屋的一面墙壁。在贴这些奖状的时候，我对这位普通的农村干部，突然产生深深的敬意，并感叹社会浪费了这些人的青春和热情，浪费了他们对社会的盲目信赖。那乡政府的最后一张奖状标志着这一茬人的最后完结，应当说是社会对他的最后的敬意。
据说，这也是乡政府的意思，这位忠心耿耿的老村干部的逝去令他们伤感。
我和三叔之间，有着很深的感情。当我而今细细地梳理这些感情的时候，我发觉我对他的感情，来源于三点。第一点大家已经知道，那就是他差一点成了我的母亲的丈夫。这事是有一些奇怪，连我自己也觉得奇怪，当我每每面对梳着洋楼的叔父时，我觉得和他很亲辱，我几乎产生了一种儿子之于父亲一般的感情。第二点是由于我父亲。父亲总是高高在上，总是暴君一样君临于我们兄弟姊妹，我一点都不喜欢他，甚至可以说有些仇视他。我至今惧怕一切机械的东西，这原因就在于我的父亲。小学二年级时，打火机刚刚盛行，我无意中在炕上拣到了一只打火机。当和同学们走在街上的时候，我一边手握打火机，听任火星四溅，火苗跳跃，一边向同学们炫耀。这时候父亲迎面走来。原来是你偷了我的打火机！父亲说。父亲走过来，顺手给了我一个耳光，然后抢走了打火机。打火机事件在我的童年的心中，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记，从此，我惧怕一切的机械，我的物理成绩总是不及格，家里的那只闹钟，我从来不去上发条，而如今，当作家们纷纷换笔，用电脑代替手写的时候，我对电脑总是敬而远之，电脑那怦怦啪啪的声音总令我心悸。我与父亲心灵的第一次沟通，是在他弥留之际。望着躺在病榻上的他，人类大家庭中距我最近灸容骑士的一位亲人，他是那么虚弱，那么疲惫不堪，我突然产生一种深深的同情和爱，我由此明白了所有强壮的男人其实内心都有一种虚弱，都是在努力支撑着人生。我想弥补，但是时间没有让我弥补。和暴戾的父亲相比，叔父则是和善的，疲沓的，沉静的，他永远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那性情有点像我，因此我喜欢他。
第三点则是由于六十年代初我们一同经历过那一场大年馑，大饥饿。母亲在参加大跃进时，生了病，因此返回城里治病，接着便留在了城里，又带走了我的两个妹妹。这样，小男孩的我，便留在了高村-和高村的亲人们一起度过了那个可怕的年代。人们在吃净了囤里的最后一颗粮食后，便开始将目光瞅向光秃秃的田野，吃榆树皮，吃菅草根，吃老崖上的观音土。三叔那时是家里的唯一的正值盛年的男人，挽救全家免于死亡的责任，义不容辞地落在了他的肩上。我那时候已经能参加一些轻微的劳动七岁广因此，挎榆树皮，挖营草根，剜观音土这些活儿，通常是由我和我的小脚奶奶完成的。但是平原上所有的榆树都成了白花花的光杆，所有长菅草的地方都被掘地三尺，而观音土又使一些食者死亡之后，全家瞰嗷待哺的七八张嘴，便只有瞅着三叔了。
印象中，三叔那一阵子十分匆忙，经常是每天到夜半更深才回来。他偶尔会给家里拿回来几升苞谷，帮全家延捱几天，不过他主要的精力，还是在尽俾大队干部的职责。有时候，他会传达下来上级一个指示，说红薯蔓，可以吃，于是全村的人开始吃红薯蔓。红薯蔓吃光以后，他又传达来上级一个指示，说玉米芯儿可以吃，于是村头的碾子开始叫起来，全村人将玉米芯儿压成炒面吃。吃完玉米芯儿，再吃玉米的包皮，吃完苞皮，再吃玉米杆。按奶奶的说法，人们在千方百计地哄着自己的肚皮。
三叔对这个家庭最大的贡献，是在距夏收还有两个月左右时间，全家人正蜷曲在烧火炕上，束手待毙，准备迎接那不可避免的死亡时，他在一天夜里，为家里带回来两盘油渣。油渣驮在他的凤凰单闪翅上。油渣是从小镇上搞来的，他怕在白日推进村子，招人耳目，于是在村外呆了很久很久，直到天黑，才推进家门。
油渣是在榨油期间，榨油机残留下来的废料。榨油机分两次压榨，第一次压榨留下的，叫粗油渣，第二次叫细油渣。三叔带回来的是粗油渣而且是棉籽油的油渣。叫它油渣，其实是棉籽壳，棉絮，少量的棉籽剥离物，尘土，再加上附着在以上物体上的一星半点淸油构成的。它在压榨的时候成为一个饼状；像一扇砬盘。
油渣被三叔吭哧吭哧地搬进堂屋，立即，有一股新鲜的油腥味弥漤了整个屋子。烧火炕上躺着的七八个老人儿童（两个老人一爷爷和奶奶；五个儿童一伯父留下两个，我，三叔那时候大约也有两个了，不过这两个中没有车祸的堂弟，他那时候还没有出世〉，呼吸立即急促起来，胃立即痉挛起来，爷爷还有些扎势，动作迟缓，五个儿童，立即像小老鼠一样，钻出被窝，围着油渣或用嘴啃，或用手掰。我也掰得了一块，当我重新躺在被窝里，像而今的我的儿子嚼酒心巧克力一样有滋有味地嚼着油渣时，一滴冰凉的眼泪滴在我的脸上。那是小脚奶奶的眼泪，她对我说：往年，这些粗油渣，喂猪，猪还弹嫌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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