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场如战场。创业后，李嘉诚在市场激烈的竞争压力下，充分发挥“韧”劲，遇危难不倒，遇强手竞争不弱，在商战中屡战屡胜。
1．苦难的年代，立志存高远
在中国，人们历来重视家传，很多家庭都有“耕读传家”的训条。家庭对一个人的成功与否，举足轻重。因为家庭不仅给你生命，而且还给你做人的准则。
李嘉诚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他从小就受到很好的家教和家传熏陶。据李氏族谱载，明末清初，一世祖李明山，为避战乱，举家由福建莆田迁至潮州府海阳县（今潮州市）。家史再往前溯，李氏家族的祖先在中原。从一世祖李明山定居潮州，传至李嘉诚这一辈，正好第10世。
广东潮汕地区的韩江之水碧波荡漾，原来这就是李氏家族的祖屋。1928年7月29日（农历6月13日），李嘉诚就出生于这座古宅里。
李氏家族乃书香世家，李嘉诚的曾祖父李鹏万，是清朝甄选的文官八贡之一。在李家门前还有一座3米高的碑台，上插贡旗，以记其事。李氏家族，世代教学治学，闻名乡里，深得四野乡村人崇敬。
李嘉诚的祖父李晓帆是清末秀才，也是饱学之士，无奈未能求得功名，只好在村中做一个教书先生。20世纪初，懦弱无能的清政府饱受西方列强欺凌，人民痛苦不堪。同时，西方的先进文明成果也逐渐渗透进来。饱读四书五经的李晓帆梦想教育救国，他毅然送儿子李云章、李云梯东渡扶桑留学，一个学商科，一个念师范，他们学成回国后，分别在潮州、汕头从事教育工作。
李嘉诚的父亲李云经排行老三，他秉承家训，走的也是治学执教之路。李云经从小聪颖好学，1912年（15岁）以优异成绩考入省立金山中学，1917年毕业时成绩名列全校第十名。无奈家境贫寒，无缘继续求学，中学毕业后，他便受莲阳懋德学校之聘，开始了执教生涯。
李云经学识渊博，教学有方，深得上司的赏识及当地群众的好评，在乡邻四野颇受尊重。1935年春，他被聘请为庵埠宏安小学校长。李嘉诚来到人世时，世界已不太平。尽管此时北伐已取得辉煌的胜利，而中国依旧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世界经济经历长久繁荣后，接踵而来的是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
潮州偏安一隅，受时局的影响微乎其微。这使得李云经得以在教书之余携长子嘉诚，流连于青山绿水间，享受安祥宁静的自然生活，生活清苦，却也乐得逍遥自在。李云经心底也不时泛起忧国忧民之心，他对儿子的最大期望，就是学有所成，报效国家和家乡。
李嘉诚不负乃父厚望，他聪颖好学。3岁就能咏《三字经》，《千家诗》等。咏诗诵文，是李嘉诚童稚时代的最佳娱乐。“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李嘉诚正是在这些童蒙读物中，最早接受了传统文化的熏陶。
深厚的家学培养了李嘉诚许多优秀品德。不可否认，这些优秀品德对他后来的发展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如何，有时的确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李嘉诚的父亲重义轻利，安贫乐道，热衷于教育事业，视教育为强国利民之本。
李嘉诚也深受父亲的熏陶，一言一行皆按父亲要求的去做，更重要的是他酷爱读书很有上进心，深得李云经的喜爱。
那时候，李嘉诚的童年梦想是像父亲一样，做一名桃李满天下博学多识的教师。
李嘉诚5岁那年在父亲的引导下，祭拜孔圣人，进了潮州北门街观海寺小学念书。学堂是观海寺的庙堂，诵经声与读书声此起彼伏。此时，新文化运动已经历10多年的风风雨雨，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正在经受工业革命的洗礼。而这里学堂的读书声与寺庙的诵经声一样亘古不变，“之乎者也”构成授课的主要内容，时光恍然凝固。
课堂的墙壁上，贴着一副醒目的对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李嘉诚对先生教授的诗文，自幼在家里早已烂熟于胸，他有着极强的求知欲，早已不满足于老师讲授的那些东西。他对陌生的诗文抱有浓厚的兴趣。尤其对那些千古流传的爱国诗篇，他虽然似懂非懂，竟也能沉醉其中。
李氏家族的古宅，有一间珍藏图书的藏书阁。每日放学回家，李嘉诚便泡在藏书阁，孜孜不倦地阅读诗文。他涉猎甚广，《诗经》、《论语》、《离骚》、唐诗、宋词、元曲……他尤其喜欢文天祥、陆游、岳飞、辛弃疾等人的诗词，渐渐地，他也能体味出其间的豪情与忧愤。
在书房的小小天地里，李嘉诚常做着状元及第、衣锦还乡的美梦，他对那些精忠报国之士尤其敬佩不已。
年少的李嘉诚，将父亲奉为自己的楷模。他梦想着自己能够拥有父亲那样广博的学识，也像父亲那样受人尊敬。因而，他读书非常刻苦自觉，经常在书房里点煤油灯读书，很晚很晚都不睡觉。
待父亲回家来，他便缠着父亲给他讲解不懂的诗文，历史背景、人文故事等。李嘉诚读书的悟性与勤勉，深得父亲的嘉许。1934年，李云经受聘担任宏安小学校长不久，李嘉诚便转入宏安小学就读，从此父子俩有机会天天相聚。
父亲时常向他讲起日本侵占东三省的暴行。随着父亲娓娓的话语和忧郁的神色，李嘉诚仿佛看到忧国忧民的屈原，仰天吟唱“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壮怀激烈的岳飞，仰天长啸“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还有位卑不敢忘忧国的杜甫，在寒冷的秋夜，对着自家的破茅屋，高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李嘉诚似懂非懂，但有一个理念却分外清晰：勤勉苦读，出人头地，报国为民。
时局动荡，生活清贫，未能建功立业的李云经，眼见儿子如此懂事聪颖，便把厚望寄托于儿子身上。李嘉诚优异的学业，是郁郁不得志的父亲最大的慰藉。
少年时代接受的传统文化教育，为李嘉诚后来的发展与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后来虽然没有遵循儿时的志向，走求学治学之路，但小时候所受国学家传的熏陶，却培育了李嘉诚“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大志向。在以后的岁月中，李嘉诚虽历经坷坎，饱尝贫穷之苦，但他自强不息，不甘沉沦，可以说完全得益于他早年立下的志向。在人的一生中，坚定的志向是最重要的，这等于为自己定下了一个前进的方向。如果没有方向，走哪算哪，很难到达理想境界。而且，立志宜高远，这样，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自尊自爱：即使身处贫贱也不会自轻自贱，而力求改善不利处境，以获得受人承认的成就和受人尊重的地位。如此有意识地、持之不懈的努力，怎么会没有作为呢？
2．寄人篱下，接受生活的挑战
如果一个人一帆风顺的话，很可能会碌碌无为，相反，如果一个人遭遇苦难，往往会激发出他的斗志，然后选择勇往直前。
李嘉诚年少时痛离失所，寄人篱下，生活的苦难磨砺了他的思想，更磨练出了他钢铁般的意志。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中日战争全面开始，日军迅速侵占了中国的半壁河山。
1939年6月，潮汕沦陷，日寇横行，宁静而美丽的潮州城变成了一片废墟。县教育科宣布所有学校停课。李云经失业，教育救国的愿望遭到沉重打击。
太阳旗在潮洲城头四处飘扬，四散逃难的人络绎不绝。
素有爱国之心的李云经经常与城里的知识分子相聚在一起，密谋抗日大计，其间也有不少青年志士前往抗战前线或加入了敌后游击队。
李云经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儿女，终于未能迈出这一步。他常常在心中自责，感到万分愧疚。
1940年初，李云经携妻带子逃到澄海县隆都松坑乡，寄住在姨亲家。不久，又辗转逃靠在后沟小学任教的胞弟李奕家。兄弟见面，抱头痛哭。李云经痛心的说：“我逃荒失业，一家人生活无着落，加上染疟疾，没医没药，祸不单行，苦不堪言。”
这一年，李嘉诚的祖母因受惊吓贫病而离开了人世。李嘉诚的伯父们都在他乡执教，潮汕沦陷，日寇横行，他们没有能赶回来奔丧。只有李云经、李奕两兄弟全力草草为母亲办了葬礼。
李云经失业一年后，仍未找到教职。他不会体力劳动，也不会做生意，除了感叹“百无一用是书生”外，毫无办法。胞弟李奕薪水微薄，李云经不忍心长期受其接济，不禁心焦如焚。李云经与妻子庄碧琴商议多日，决定前往香港投靠妻弟庄静庵。庄静庵是香港的富商。此时，内地战火纷飞，兵荒马乱，香港却是太平盛世，一派祥和，成为战时内地人所向往的避难所。
李奕赞同胞兄的计划，临行的前一天，兄弟俩带家小到山岗祭奠老母。当晚，兄弟俩伴着昏黄的油灯小酌。谈到目前时局的艰难和未来前途的不测，兄弟俩长吁短叹，怆然涕下。
小小年纪的李嘉诚，虽然常从书中读到有关国破家亡的描述，但没想到此种凄惨景象这么快就降临到了自己的头上。
美好的童年生活彻底结束了。他默默地看着父母愁苦哀伤的面容，心中充满了困惑与茫然。
这一刻，永远印在了他的脑海里。
1940年冬天，李嘉诚和弟弟李嘉昭、妹妹李素娟，随父母踏上艰难的旅程。
李氏一家冒着随时可能被杀的危险，躲着不时而来的流弹，爬过道道封锁线，步行十几天，一路风餐露宿，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来到目的地香港。
李云经的妻弟庄静庵，幼年在潮州乡间读私塾，小学毕业后，像众多的潮州人一样离家外出闯荡。1935年，27岁的庄静庵来香港涉足钟表业，从最简单的布质、皮质表带做起，步步做大。他的产品质优价廉，深受代理商和消费者欢迎。后来开始兼营钟表贸易，购入瑞士钟表，再销往东南亚各国。
李嘉诚一家到来时，庄静庵已被潮人视为成功人士。他腾出房间让李氏一家住下，设家宴为他们洗尘。席间，他仔细询问了家乡的近况，然后为姐夫介绍了香港现状，劝李云经不要着急，先安心休息，逛逛港街，再慢慢找工作。
庄静庵未提起让姐夫李云经上他的公司做职员，这是李云经夫妇始料不及的。这也许是庄静庵在商言商，绝不把公司人事与亲戚关系搅和在一起的缘故吧。
李云经长期生活在传统伦理氛围中，虽然明白这是有头脑的商家通常的做法，但在感情上却不容易接受。庄碧琴想去质问弟弟，但被李云经制止。他不想给妻弟添太多的麻烦，来香港投靠妻弟，已是万不得已。而且，他毕竟是读书人，有着传统儒士惯有的清高，不愿轻易“为五斗米折腰”。
庄静庵并不满足于眼下的业绩，他要不断地扩大经营规模，资金分外紧张，家庭生活仅属小康。姐姐一家的到来无疑会成为庄家的负担。
他在事业上更是异常忙碌，没日没夜，每天都要工作10多个小时。初时，他还经常来看望姐夫一家人，问寒问暖。后来，他来的次数愈来愈少，有时，几天都不见他的人影。
庄静庵对自己家人也是如此，他没时间也没有闲情逸致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
所谓“商人重利轻别离”乃时势必然，并非本性如此。是商场竞争冲淡了家庭气氛及人际关系。李嘉诚稍大时，庄静庵深有感触道：“香港市场，竞争激烈，不敢松懈懒怠半分，若不如此，即便是万贯家财，也会输得一贫如洗。”庄静庵如果讲情，对李家照顾得无微不至的话，日后李嘉诚必然产生依赖思想，从而缺乏奋斗精神，因为人是一种好逸恶劳的动物，在很多情况下，奋斗是因为环境所迫，只有很少情况下是因对事业真心热爱所致。所以，从结果来看，庄静庵的“冷漠”，反倒成全了李嘉诚的一生。
讲人情并非坏事，但人情也有副作用，用得地方不当，不但对受者无益，反而有害。因此，滥施人情肯定是一种缺点，就像医生滥开补药一样，不值得提倡。
好在除庄静庵这门至亲，李云经夫妇在香港还有不少亲友同乡。他们也曾来看望李家一两次，此后便杏无音信。潮人在异国他乡，以团结互助而着称，但这主要是在商场合作上。纯粹的人情方面的“帮衬”是有限的，潮籍富翁，无一不是靠自己的勤俭毅力搏命搏出来的。
李嘉诚回首往事，如是描绘他少年时的心态：
“小时候，我的家境虽不富裕，但生活基本上是安定的。我的先父、伯父、叔叔的文化程度很高，都是受人尊敬的读书人。抗日战争爆发后，我随先父来到香港，举目看到的都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就感到这个世界原来是这样的。因此在我的心里产生了很多感想，就这样，童年时五彩缤纷的梦想和天真都完全消失了。”
其实，少年李嘉诚，尊敬并崇拜舅父庄静庵。舅父不像他的先父和叔伯，总是引经据典地大谈伦理道德，舅父是个实用主义者，是个不爱清谈的搏命猛人。
舅父白手起家的创业经历，也给李嘉诚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觉得这种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极有挑战性，值得学习。于是坚定了李嘉诚日后创业的志向和决心。
3．适应环境，坚定信念，学做港人
适应环境的能力是成大事者必备的能力。处在新环境中无所适从的人是难有作为，因为时势多变迁，计划不如变化快，只有适应新的环境才能征服新的世界。在人生中，只有善于适应环境并能营造新环境的人，才是真正的伟人。
李嘉诚的父亲李云经是个很坚强的人，不愿仰赖他人生活，因此，他跟庄静庵谈了想出去找工作的打算。
庄静庵极表赞成说：“香港时时处处都有发财机会，就怕人懒眼花，错过机会。潮州人最能吃苦，做生意个个都不错。我认识好些目不识丁的从潮州乡下来的种田佬，几年后，都发达了起来。”
李云经第二天就出去找工作，然而却四处碰壁。他心中不禁泛起一股失落感。在家乡，他是受人尊敬的小学校长，他的渊博学识，使那么多的财主富商黯然失色。
来到香港这个商业社会后，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拜金主义盛行，钱财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
这里再也没有人向李云经请教古书上的问题，更没有人夸奖儿子李嘉诚吟诵诗文的出众禀赋。不惑之年的李云经，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
李云经虽与香港的商业文化格格不入，但在环境的逼迫下，他也不得不努力使自己与环境融合。
李云经终于找到了工作，是在一家潮商开的公司做小职员。其时，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阶段，香港商会号召商人市民募捐，用以购置飞机武器支援中国军队。李云经捐出了积攒多日的数枚港币，而那些富商们，捐出的却是数千上万港元。见此情景，喊了半辈子教育救国的李云经，对友人感叹道：“实业亦可救国。”
李云经面对现实，对儿子的教育大有改观，他不再以古圣先贤的风范训子，而是要求嘉诚“学做香港人”。这首先得完成两个步骤，以适应环境，即：一要学会广州话，二要攻克英语关。因为在香港，大众语言是广州话。广州话属粤方言，潮汕话属于闽南方言，彼此相差很远。在香港不懂广州话，可以说是寸步难行。另外，香港长期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其官方语言是英语，也是香港社会的重要交际工具。尤其在上流社会，英语更是通用语言。
李嘉诚深刻领会父亲的苦心。他把学广州话当作一件大事来对待，他拜表妹表弟为师，勤练不辍，很快就学会了一口流利标准的广州话。
香港之所以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与港人的整体英语水平是分不开的，掌握了英语，就能够更多更快更直接地接受西方文化，从而更好地从事国际间的经济文化。来港求学的李嘉诚再也不是什么学校骄子，他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如同听天书，简直不知所云。而其他的同学，自小就学英语，所以听起课来毫无困难。
李嘉诚深深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并因此产生了一种自卑心理。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李云经经常询问儿子上学的情况并告诫说：“在香港，想做大事，非学会英语不可。”
李嘉诚暗下决心：一定要攻克英语难关，且不论个人的前途，就凭学费来之不易这一点，我也要以坚定的意志苦读上进来报答父母的恩情。
数十年后，每当李嘉诚回忆起父亲生病不求医，省下药钱供他读书，母亲缝补浆洗，含辛茹苦维持一家生计时，总是神色黯然，并产生一种“子欲养而亲不在”的伤痛之情。
李嘉诚学英语，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上学放学的路上，边走边背单词：夜深人静时，他怕影响家人的睡眠，便独自跑到户外的路灯下读英语。每日天刚蒙蒙亮，他就一骨碌爬起来，口中念念有词，苦练英语会话能力。即使后来因父亲过早病故，李嘉诚辍学到茶楼、到中南钟表公司当学徒，每天10多个小时的辛苦劳作后，他也从不间断学习英语。他怕遭到茶客的耻笑和老板的训斥常常利用短暂的空闲靠着墙角，快速拿出写好的纸片来看一眼。
李嘉诚因为从小好学，比较善于学习，记忆力也比较好，经过一年多的刻苦努力，他终于逾越了英语难关，能够较熟练运用英语书写与会话。
环境的影响确实是很大的，出生于潮洲的李嘉诚，虽然饱受传统伦理道德的熏陶。但潮人永不服输、勇于开拓的精神不能说对他没有影响。
随父亲来到香港这个陌生的环境后，一切都变了，短暂的茫然无措之后，他便能强迫自己尽快适应环境，这应该说是不甘于平庸、永不服输的坚强的个性使然。
香港改写了李嘉诚的人生之路，香港造就了一代商界俊杰李嘉诚，由于父亲开明识势，在艰辛的环境面前能够面对现实，果断转变观念，也促成了李嘉诚人生道路的转向，为这位商界奇才的起步铺平了道路。
4．勇于承担责任，挑起养家的重担
人的潜能是无限的，据有关专家研究，一般人真正发挥出的潜能尚不足10％，这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成为伟大人物的内在条件，而事实上，大部分人只是极少地运用了自己拥有的能量，其潜能有如深埋地底的矿藏，一辈子也未曾派上用场。
一般来说，当我们身临困境时，往往能有效地激发出自己的潜能，只要我们不在困境中自暴自弃，所谓的困境也是机遇。所以说，我们没有必要在身临不幸与挫折时，垂头丧气，一蹶不振，只要能挺直腰杆，坚定自己的志向，完全可能让危机成契机。
香港当时虽然处于英国的保护之下，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也未能长保和平。很快，日军的铁蹄便踏进了香港，香港的前景顿时一片黯然。
平心而论，英国用武力强占并割据香港之后，实行了较为开明的政策，使香港得到了稳步发展。而日本人统治时期，是香港最为黑暗的年代。
在日军统治下，香港百业萧条，李云经挣的薪水越来越少，为了养家糊口，他只好拼命工作。由于长年劳累，再加上贫困、忧愤，李云经染上肺病，终于在家庭最困难时病倒了。
身为长子的李嘉诚，一边照顾父亲，一边拼命温习功课。他无法在经济上对家庭有所帮助，只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取得好成绩，让生病的父亲获得一份精神上的慰藉。确实，懂事而又好学上进的李嘉诚是李云经最大的精神寄托，他满心期待着儿子能够学有所成，出人头地。
为了维持儿子的学费，李云经坚持不住院：医生开了药方，他却不去药店买药，偷偷省下药钱，以供日后儿子继续完成学业。后来，庄静庵实在看不下去了，才“强行”让他住进了医院。
为了给父亲治病，李嘉诚一家生活相当清贫。两顿稀粥，再加上母亲去集贸市场收集来的菜叶子，便是一天的“美食”，全家惟一的希望都寄托在父亲身上，希望他尽快把病养好，让全家度过这道难关。
每天一放学，李嘉诚便急匆匆赶赴医院，守护在父亲的病床前，紧握着父亲的手，向他汇报自己的成绩。此刻，父亲脸上就会洋溢出宽慰的微笑。
然而，命运无情。李云经终于没能熬过1943年那个寒冷的冬天，走完了坎坷的一生，离开了这个动荡纷乱的世界。他没有给李嘉诚留下一文钱，相反，还给李嘉诚留下了一副家庭的重担。
李云经临终前，哽咽着对李嘉诚说：“阿诚，这个家从此就只有靠你了，你要把它维持下去！”
此外，李云经知道未成年的儿子未来更需要依靠亲友的帮助，同时又不希望儿子抱有太多的依赖心理，因而留下了“贫穷志不移”：“做人需有骨气”：“求人不如求己”，“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失意不灰心，得意莫忘形”：“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等遗言。
父亲的熏陶和遗训，李嘉诚永志不忘，时刻铭记在心。并伴随他一生的风风雨雨，也使他终生受益无穷。
14岁的孩子，正是需要父母呵护疼爱、充满梦幻的时代。父亲辞世，弟妹尚幼，母亲懦善，加上时局动荡，世态炎凉，这一切都促使李嘉诚早熟。
作为长子的李嘉诚知道，父亲什么都没留下来，读书是绝对没有可能了。从今以后，他必须依靠自己的双肩，挑起全家生活的重担。
尽管舅父表示愿意资助李嘉诚完成中学学业，接济李嘉诚一家，但倔强的李嘉诚不忘父亲临终前的遗嘱及对家庭的责任感，毅然打算中止学业，谋生赚钱，养活全家人。
家庭这一系列变故和贫困的生活，孕育了他一股更为强烈的斗志。李嘉诚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要挣钱，养活母亲和弟妹。
残酷的生活，迫使李嘉诚别无选择地走上了从商之路。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逆境具有催人奋进的力量，因此可以得到一些启迪：我们应该正视并且利用人生的挫折和不幸，甚至应该自加压力，强迫自己发挥出巨大的潜能。
可以说，李嘉诚拼命创业的原动力，是受环境逼迫而来。
李嘉诚的舅父对他中止学业、谋生赚钱并没有表示异议。他说，他自己本人也是读完了私塾，10岁时便离开父母而远赴广州闯天下的。
按理说，李嘉诚尚未成年，在此特殊时期，进他舅舅公司做工，应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庄静庵却没开这个口，让他在自己手下干。
对于舅父这一心理，李嘉诚当然再明白不过了，这就是；他今后的生活必须靠自己。
庄静庵似乎显得太不近人情、太无情无义了。但正是因为这样，才把李嘉诚逼上了独立谋生的道路，由一个地位最低的打工仔一步步走向了辉煌。从这一点上看，那时舅父的“无情’，又胜过“有情”。
在父亲和舅舅庄静庵的指引下，在残酷生计的逼迫下，年仅14岁的李嘉诚开始人生的第一步，放弃自己的学业，承担起养家的责任。
5．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摆脱依赖自谋职业
李嘉诚说：“我不相信命中注定的大富大贵，却相信只要坚持不懈，勤奋努力就会定有所成。”
年少的李嘉诚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学业自谋生路，承担起糊养全家的重担，这使他从小就感受到生活的冷酷，也造就了他坚韧的性格。
1943年冬天，香港出现了少有的寒冷。凛冽的北风掠过南岭和珠江平原，直扑香港。日治时期，街市萧条，再加上寒风彻骨，街头已是空荡荡的，一片萧瑟景象。
在这样一个缺衣少食、人人自危的日子里，没有人留心正踯躅于大街上的李嘉诚母子。母亲庄氏正领着儿子嘉诚挨门挨铺地寻找工作，他们已出来整整一天了，但他们的脸上依然是一片茫然和沮丧的表情。
夜幕早已降临，整座城市也笼罩在黑暗中了。那时由于日军实行灯火管制，而且燃料短缺，街灯要等到天黑透了才能照亮。
从酒楼饭铺里不时飘来阵阵酒菜的香味，李嘉诚母子已饿了一整天了，此时胃肠在饭香的刺激下一阵阵抽搐。
早上他们吃的是菜叶煮稀饭，现在已消耗殆尽，早已是饥肠碌碌了。
“阿诚，你饿了吧？妈妈去给你买糯米鸡吃。”母亲看着幼小的儿子，心疼地说。其实她身上只有仅存的几角零钱了。
“阿妈，不要，我不饿。”李嘉诚毅然地拒绝了母亲。他明白，如果他不能找到工作，莫说糯米鸡，就是一日两顿稀粥恐怕也没得喝了。
母亲看着儿子瘦削的面庞，不禁鼻子一酸，她微微偏过了头，泪水早已夺6匡而出，沿着双颊流下来。
看来，今天是没什么希望了。母亲说：“回去吧，孩子。等明天早点出来吧！”
母子二人步履蹒跚地回到家，李嘉诚再也没有力气了。他默默地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母亲则同样默默地把路上捡回来的烂菜叶用水洗净，打算生火煮粥。
舅父进来了，他为李家带来了一小袋粮米，顺便询问了一下——家人的起居生活，然后转身就走了。他早已看出了母子二人的疲惫和沮丧，但他什么也没有说。
第二天，天刚亮，李嘉诚便起床了。他打算独自外出找工作，因为他实在不忍心让可怜的母亲再陪他受奔波之苦。
就这样，李嘉诚靠一双脚行遍了港岛的大街小巷，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铺子，却毫无结果。他的双脚红肿不堪，一走动便钻心的痛。也难怪，他以前从未走过这么远的路。其实，脚的疼痛还好忍受点，最难受的是心痛。白眼冷语，深深地挫伤了他的自尊心。
出门前，母亲说：“你去找潮州的亲戚和同乡，潮州人总是会帮衬潮州人的。”母亲随之说了一串人名地址，他们都曾与李云经有交往。
本来，他不愿意去求人帮忙。但在无奈之下，他还是决定去找一个同乡长辈帮忙。不料，他按图索骥寻到的却是一家倒闭的空店。
他曾听舅父和父亲谈起过，日军当道，市景萧条，生意难做，生意人倒闭的多于开张的。
于是，李嘉诚就冒出一个想法：到银行去求职，扫地、抹灰、煲茶、跑腿，干什么都行。
他想，银行是存钱的地方，银行不会没钱，当然不可能倒闭。
然而，等待他的，只有闭门羹。
夜幕降临，李嘉诚拖着疲惫的双腿回到家，找工作的结果一览无余地写在他失意的睑上。母亲却露出难得的笑颜，告诉他：
“舅舅叫你上他的公司做工。”
李嘉诚愣住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这两天，尽管他已备尝辛苦，他仍觉得好事来得太快了。
母亲给他擦干泪水，自己的泪水却夺眶而出。
母亲含着泪叮嘱道；“进了舅舅的公司，天天跟钟表打交道，这是好技术，日后准能发达。阿诚，你可要好好做，听舅舅的话。”
谆谆教诲间，她瞒住了一个事实。其实，庄静庵并不忍心让外甥小小年纪就独自闯荡谋生，他原本就有意让李嘉诚到他的公司上班。但他担心李嘉诚这样就找到工作太容易，不思自强自立，所以想先让嘉诚尝尝找工作的苦头，这样才会珍惜来之不易的职业。
“我不进舅舅的公司，我要自己找工作。”李嘉诚想起父亲的遗言及平日的要强行为，迅速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他不想受他人太多的荫庇和恩惠，哪怕是亲戚。
母亲大感意外，直愣愣地望着他，以为听错了。李嘉诚又果断地重复一遍。母亲不再吱声，她发现儿子在清高这点上，太像他的父亲了，并且比他父亲还要倔犟。同时，她也觉得儿子长大了。
母亲深为儿子的懂事而高兴，但心底里确实不忍心再让儿子饱受艰辛与磨难。
李嘉诚确实有几分倔犟，两天来遭受的种种挫折，不但没把他击垮，反而使他产生了一个坚强的信念：我一定要自己找到工作！
他要凭自己的实力和努力闯出自己的路，而不愿依靠他人的恩赐生活。这充分显示了李嘉诚独立、自信、坚强的品质。而这恰恰是成大事者所必备的品质。是人才未必都能成大事，但成大事者必是人才。
李嘉诚年青时的理想，并非是叱咤风云的商业家，而是当一个教育家，如果不是迫于无奈，他是不会去从商的。李嘉诚后来回忆说，就是立业之初，他的理想还依然是“赚一大笔钱，然后再去搞教育”。由此可见，李嘉诚从商实在是身不由己，逼上梁山。这也许就是时世造英雄。别无选择使李嘉诚义无反顾，以其坚韧的耐力和心境在商海搏击之后，终于成为香港首富、世界华人首富。
从李嘉诚人生的遭遇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启迪：我们应该正视并且利用人生的挫折，甚至应该自加压力，发挥出自身的巨大潜能。
此外，父亲教给李嘉诚丰富而珍贵的做人道理。比如“贫穷志不移”；“做人需有骨气”；“求人不如求己”；“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失意不灰心，得意莫忘形”；“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等等。父亲的熏陶和遗训，李嘉诚永志不忘，并延展为以后从商的准则。李嘉诚是有口皆碑的儒商。
6．坚忍不拔方能迎头赶上
商战如兵战，兵贵神速，先下手为强方可占领市场；但慢人一步，凭借坚韧之志经营，亦可看清形势，少走弯路，也不失为可取之举。李嘉诚正是凭借慢人一步的韧劲，把握全局，后来追上。
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港资投资内地，就成风起云涌之势。但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主，他们在珠江三角洲开办劳务密集型加工业。
令人瞩目的是，不少香港大财团参与内地的基本建设。1979年，霍英东参与投资广州当时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白天鹅宾馆建设。80年代末，包玉刚投资改建宁波北仑港。利氏家族兴建五星级的广州花园酒店。从1983年起，郭鹤年先后在内地兴建了北京香格里拉、杭州香格里拉、北京中国国际贸易中心等10多幢大型物业。胡应湘在内地的事业也始于80年代初，他牵头兴建了广州中国大酒店、深圳沙角发电厂、广深珠高速公路等数项大型工程。
李嘉诚跟这些“巨头”们相比明显地落伍了。
李嘉诚虽参与了内地少量项目的投资，可与他当时控有的香港最大财团、与他投资海外的大手笔相比，显然是小巫见大巫。
李嘉诚在大陆人眼里，只是个慷慨大度的慈善家，而不是大刀阔斧的投资家。根据李嘉诚一贯的作风，他素来不喜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比如，在战后崛起的华人财团中，李嘉诚不是率先跨国化的，但他在加拿大一地的投资，没有一个华人巨富可与他论伯仲。李嘉诚在中国内地投资，亦是如此。闯劲不足使李嘉诚远远落后于另一些大财团。
但他铆足韧劲，弥补了这个不足。后来居上，亦值得称道。
1992年4月27～28日，中国领导人江泽民、杨尚昆等分别会晤了李嘉诚。香港传媒说李嘉诚从北京带回了“圣旨”，从而拉开了大举进军内地的序幕。李嘉诚旋风般地从北京飞赴汕头，又急转深圳，5月1日，他宣布成立第一家在内地注册的联营公司。
这就是李嘉诚代表长实集团与中方合组成立的“深圳长和实业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雄厚，港方中方各占一半股权。中方的两家合作伙伴是：深圳市政府的深圳投资管理公司，国家计委属下的中国机电轻纺投资公司；港方股东有长实、和黄、怡东3家。长和实业将拟定在内地投资的一系列计划，将成为长江系在内地的旗舰。短短的时间内，李嘉诚就完成了一系列的工作，令人惊叹其决断及办事的高效。
高效赢得时间，时间就是金钱。
1992年8月6日，李嘉诚发布本集团中期业绩报告，阐明投资重点转移到内地的条件及方针：
“中国未来之国民经济将有较大幅度之增长，前景令人鼓舞。香港整个经济体系亦将由此而得益，为平稳过渡做好准备。自年初邓小平南巡深圳后，中国开放改革的势头得到深化，本集团在中国大陆的投资的确增大了。”
记者问长实系最终会投资多少。李嘉诚答道：“在现阶段很难估计，很多因素目前是很难预测的。若经济环境发展理想；最终在内地的资产值，可能会占本集团总资产值25％。”
李嘉诚没有透露何时达到这个比例。
《香港商报》分析，这是个相当大的比例，以1991年底长实系资产总值750亿计算，日后该系在内地的投资额将达190亿港元。李嘉诚以其磅礴的气势，以近200亿的巨资后来居上，委实是势如长江。没有透露何时达到这个比例，显示李嘉诚凡事留一手的个性。
李嘉诚一言九鼎，从不食言、从不爽约。
但也不会限定一个具体时间，那样，无疑给自己套上紧箍咒。
1992年10月5日，以和黄集团为核心的港方财团与中方在北京签署深圳盐田港发展合同。签约仪式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国务院总理李鹏、副总理邹家华及和黄主席李嘉诚出席仪式。
合同是这样的：中方财团是深圳东鹏实业，占3成股权；港方财团有和黄旗下的国际货柜码头公司、熊谷组公司等，共占7成股权。控股权在和黄集团。以当时价格算，合营公司总投资为50亿人民币，目标是建成与香港货柜码头互补的世界级盐田货柜码头。工程分几期完成，第一期拥有2个柜泊位和4个杂货泊位，现已开始启用，较大地缓解了香港货柜码头的压力。
盐田港计划曾遭马世民竭力反对。
马世民说：“我确实不赞成在内地搞货柜码头，因为1997年后，香港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区，我们在香港货柜码头坐大，深圳又搞一个，等于抢香港的生意，自己打自己。”李嘉诚更具远见卓识地说，深港间的大鹏湾是天然深水港，我们不抢先建盐田港，别的财团也会抢着去干，那将成了“我们与他人对打”。在珠海，和黄控得高栏深水港的发展权，这里将成为珠江三角洲西面的出海通道。
盐田港的签约仪式可谓是最高规格，风头一时无两，再次为李嘉诚壮了声威。
李嘉诚不是一个寻常意义的企业主。我们且不探究他的内心世界，单看他的外在表现。在工业区和闹市区，人们常能见到不少这样的中小企业老板，他们聚在酒楼菜馆，觥筹交错，豪饮暴食；他们或去麻雀包馆（赌坊）小赌，去跑马场大赌，去澳门豪赌；他们中，更有人是妓寨凤楼的常客，枕香抱玉，共度春宵。香港既是投资家的乐土，又是逍遥客的销金窝。他们中，不乏有精明的赚钱高手，但就这一点，注定他们不太可能成大气候。
李嘉诚与这一切无缘，这必须归结于他的良好的家庭教育。李嘉诚每天都要工作10多个小时，工作完毕，还要自修功课。临睡前，舒展疲惫的四肢，斜靠在床头翻杂志。他购买和订阅的杂志都是经济类的，他从中汲取了大量的知识和信息。一日深夜，李嘉诚翻阅英文版《塑胶》杂志，目光被一则简短的消息吸引住：意大利一家公司，已开发利用塑胶原料制成的塑胶花，即将投入成批生产推向欧美市场。一直苦苦寻找突破口的李嘉诚，如迷途的夜行人看到亮光，兴奋不已。
欧美的家庭，室内户外都要装饰花卉。这些植物花卉，经常经浇水、施肥、剪修、除草。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许多家庭主妇变成职业妇女，对这些家庭来说，不再有用情逸致花费时间去侍弄花卉。并且，植物花卉花期有限，每季都要更换花卉品种，实在麻烦得很。塑胶花正好弥补这些缺陷。现代人以趋赶时髦为荣，塑胶花的面市，将会引发塑胶市场的一次革命，前景极为乐观。
1957年春天，李嘉诚揣着希冀和强烈的求知欲，登上飞往意大利的班机去考察。春天的意大利，正是旅游的黄金季节。明媚的阳光、旖旎的山色、千姿百态的雕塑、古色古香的建筑，无不吸引了大批的各国游客。李嘉诚无心观光游览，他心里唯有争奇斗妍的塑胶花。
他在一间小旅社安下身，急不可待去寻访该公司地址，经过两天的奔波，李嘉诚风尘仆仆来到厂门口；却戛然却步。他素知厂家对新产品技术的保守与戒备。也许应该名正言顺购买技术专利？一来，长江厂小本经营，绝对付不起昂贵的专利费；二来，厂家绝不会轻易出卖专利，它往往要在充分占领市场，赚得盘满钵满，直到准备淘汰这项技术时方肯出手。
那么样，长江厂只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谈何突破？聪明的香港人善于模仿，对急于打冷门、填空白的李嘉诚来说，塑胶花在香港大量面市后模仿，将会遇到众多的竞争对手。
李嘉诚以香港经销商的身份，进入这家公司，言称准备在香港推销贵公司的塑胶花。公司职员彬彬有礼地带李嘉诚进产品陈列室，琳琅满目的塑胶花使李嘉诚恨不得长10双眼睛。李嘉诚一面拿花束在手中端详，一面询问有关塑胶花的知识。这位挑剔的“港商”差不多在公司磨蹭了一整天，才购买了各种款式和颜色的塑胶花，准备先带回香港试销。
样品有了，脑子里也装满了塑胶花的常识。然而，仅仅是常识，具体的生产工艺及配方调色呢？
李嘉诚到当地图书馆查找这方面的资料，所见的专业资料，他在香港也看过。李嘉诚心急如焚，他放下厂里的事务远来欧洲，在这里又没达到最终目的，难道就这么买回大批塑胶花去做摆设？
坚韧的李嘉诚想到一个绝妙的办法。这家公司的塑胶厂招聘工人，他去报了名，被派往车间做打杂的工人。李嘉诚只有旅游签证，按规定，持有这种签证的人是不能够打工的。老板给李嘉诚的工薪不及同类工人的一半，他知道这位“亚裔劳工”是非法打工，绝不敢控告他。当时欧美发达国家的企业主，常常采用压低工薪的做法，盘剥落后国家来的非法移民。李嘉诚哪里会计较什么工薪？幸亏这位老板贪心，李嘉诚才能靠一张旅游签证，打入这家工厂做工。这家工厂原先和总公司在一起，由于环境保护组织的抗议，才从市区迁到郊外。这样，李嘉诚就不必担心被总公司的人发现。
李嘉诚负责清除废料，他能够推着小车在厂区各个工段来回走动，双眼却恨不得把生产流程吞下去。李嘉诚十分勤劳，工头夸他“好样的”，他们万万想不到这个“下等劳工”，竟会是“国际间谍”。李嘉诚收工后，急忙赶回旅店，把观察到的一切记录在笔记本上。假日，李嘉诚邀请数位新结识的朋友，到城里的中国餐馆吃饭，这些朋友都是某一工序的技术工人。李嘉诚用英语向他们请教有关技术，佯称他打算到其他的厂应聘做技术工人。李嘉诚通过眼观耳听，大致悟出塑胶花制造配色的技术要领。
平心而论，站在今日的角度，李嘉诚的行为有悖商业道德。但在专利法还不太健全的50年代，李嘉诚的举动，又是可以理解的。
李嘉诚满载而归。随机到达的，还有几大箱塑胶花样品和资料。临行前，塑胶花已推向市场，李嘉诚跑了好些家花店，了解销售情况。他发现绣球最畅销，立即买下好些绣球花做样品。李嘉诚回到长江塑胶厂，他不动声色，只是把几个部门负责人和技术骨干召集到他的办公室，把带来的样品展示给大家看。众人为这样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塑胶花拍案叫绝。李嘉诚宣布，长江厂将以塑胶花为主攻方向，一定要使其成为本厂的拳头产品，使长江厂更上一层楼。
产品的竞争，实则又是人才的竞争。李嘉诚四处寻访，重酬聘请塑胶人才。李嘉诚把样品交给他们研究，要求他们着眼于三处：一是配方调色，二是成型组合，三是款式品种。
塑胶花实际上是植物花的翻版，每一个国家和地区，所种植并喜爱的花卉不尽相同。李嘉诚觉得他带来的样品，太意大利化了。他要求顺应香港各界大众消费者的喜好，设计出全新的款式，并且不必拘泥植物花卉的原有模式。设计师做出不同色泽款式的“蜡样”，李嘉诚带着蜡花走访不同消费层次的家庭。最后确定一批蜡花作为开发产品。此时，技术人员经过反复试验，已把配方调色研定到最佳水准。又经历过连续一个多月的不眠之夜厂终于研制成第一批样品。填补空白的产品，很容易卖高价。李嘉诚却不这样想，他认为，价格昂贵，必少有人问津。他经过成本预算，知道批量生产的塑胶花，成本较高。只有把价格定在大众消费者可接受的适中水平，才会掀起消费热潮。卖得快，必产得多，“以销促产”，比“居奇为贵”更符合商界的游戏规则。
其时，意大利塑胶花已进入香港市场，由连卡佛丰货集团公司经销。连卡佛是老牌英资洋行，走的是高档路线，卖的是名牌及奢侈品。意产塑胶花价格不菲，只有少数洋人和华人富有家庭购买。李嘉诚携带自产的塑胶花样品，一一走访经销商。他们被这些小巧玲珑、惟妙惟肖的塑胶花撩得瞠目结舌、眼花缭乱。其中有的经销商是老客户，他们不敢相信，就凭长江破旧不堪的厂房，老掉牙的设备，能生产出这么美丽的塑胶花？
“这是你们出品的吗？”一位客户狐疑地问道，论质量，可以说与意产的不分上下。“你们大概怀疑是从意大利弄来的吧？”李嘉诚心平气和微笑道，“有机会，你们可以将两者比较，看看是港产的，还是意产的。”
办公室的人围着塑胶花仔细察看，发现李嘉诚带来的塑胶花，的确与印象中的有所不同。众多的样品中，有数样中国人喜爱的特色品种。
李嘉诚说：“欢迎各位去长江看看，长江虽然还是老厂房，可生产塑胶花的设备却是新的，研制塑胶花的都是新人，当然，现在的事业更是新的。”李嘉诚的报价，又一次使他们目瞪口呆，物美价廉，没有理由不畅销。大部分经销商，都非常爽快地按李嘉诚的报价签订供销合约。有的为了买断权益，主动提出预付50％订金。
每家经销商的销售网络皆不尽相同，李嘉诚尽可能避免重叠。很快，塑胶花风行香港和东南亚。老一辈港人记忆犹新，几乎是在数周之间，香港大街小巷的花卉店，摆满了长江出品的塑胶花。寻常百姓家，大小公司的写字楼，甚至汽车驾驶室，都能看到塑胶花的倩影。
李嘉诚掀起了香港消费新潮，长江塑胶厂蜚声香港业界。
塑胶花从塑胶制品家族脱颖而出，一枝独秀。追风跟潮，是香港产业界的看家本领。很快，本港冒出数家塑胶花专业厂。正像人们不知李嘉诚如何获取塑胶花生产技术一样，李嘉诚也不清楚同业是如何掌握塑胶花“秘诀”的。
长江厂只是先行一步，等待它的，将是与同业的公平而无情的竞争。
李嘉诚到亲友中集资招股，筹集的资金用于租赁厂房，添置设备。他赴意大利考察塑胶花，同时对欧洲的企业结构和管理方式抱有浓厚的兴趣。他深知私家企业财力单薄，发展缓慢。他看好股份制企业，他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组建合伙性的有限公司；第二步，发展到相当规模时，申请上市，成为公众性的有限公司。
1958年岁尾，长江塑胶改名为长江工业有限公司。公司总部由新莆岗搬到北角，李嘉诚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厂房分为两处，一处仍生产塑胶玩具，另一处生产塑胶花。李嘉诚把塑胶花作为重点产品。
李嘉诚的事业又上了一个台阶，他并不因此而满足。
包玉刚、李嘉诚，在六七十年代就分别加入英国籍、新加坡籍。这两位华商翘楚，举手投足，全港瞩目。他们都曾发表声明，表示不会将家庭迁往海外，不会将资产转移海外，对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也看好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包李两人的声明，对稳定港人民心，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不少华商，正是趁当时的地产低潮，低价收购地皮物业，为市道转旺后发展打下厚实的基础。
据港府公布的统计数据，80年代中，香港移居海外的人口每年约2～3万人；90年代初起，每年以6万人的速度外流。这其中，绝大部分是工商业者和专业人士。国外并非都是移民想象的天堂，不少人坐满“移民监”（移民必须按该国的移民法，居住满数年的限期，方可享受本国居民赴境外工作或投资的权益），又打道回港，经商或任职，每年回家团聚几次，成为“太空人”。
在移民潮风起云涌之际，韧性十足的李嘉诚逆水行舟，扎根香港，为日后的发展打下更牢固的基础。
对香港工商界震撼较大的，还属迁册风。迁册的始作俑者是西门·凯瑟克。
1984年3月28日，怡和董事局突然宣布：本集团基于香港前途问题迁册百慕大；股票将同时在伦敦、新加坡、澳洲挂牌上市。是日，香港工商界发生动荡，恒指急挫62点。
迁册风从此而刮起，加之移民潮推波助澜，愈演愈烈。在香港英国会所，英国人莫不脸呈焦灼之色，谈论着迁册问题。和记黄埔行政总裁李察信，告辞了他的英国朋友，乘车急驶华人行，乘电梯奔上顶层长实与和黄主席李嘉诚的办公室，用急切的语气说：“英中谈判北京方面的态度越来越强，共产党要全面接管香港，难道我们要做约翰·凯瑟克第二？”约翰是西门的叔父，40年代任上海怡和洋行大班。怡和在远东的资产多半在中国内地。40年代末，内地解放，怡在不但人未撤，资产也未撤。约翰不遗余力为怡和在华的所谓“合法权益”而奔波于京沪之间，直到1952年才两手空空，灰溜溜离开中国内地。此事，曾是英国和香港商界的天大笑话，也使得凯瑟克家族对中国的一切神经过敏。
李嘉诚很清楚李察信的言下之意，他说：“不可能那样，我们长实集团不打算迁册。若论个人在公司的利益，我比你拥有的多，我是经过慎重考虑才说这种话的。现在中国政府欢迎海外企业家来华投资，也就根本不可能对香港私人资产采取行动。”
李嘉诚把他赴内地参观的观感，及海内外舆论的评论讲予李察信听。他无法说服李察信，两人分歧颇大，以致无法协调工作。1984年8月，李察信辞职。接替李察信的仍是一个英国人马世民。马世民未正式加盟前，李嘉诚就与他在“看好香港前途问题”上形成共识。这成了马世民在长实系青云直上、权势赫赫的主要原因之一。
1984年12月19日，中国国务院总理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北京签订了《中英联合声明》，香港投资环境变得明朗，迁册风有所遏制。其后，中英谈判出现多次波折，谈判将是漫长的过程。迁册风卷土重来，在这种大气候下，李嘉诚不仅自己不存迁册念头，还说服了集团的“主迁派”，难能可贵。
据1990年12月18日的香港《明报》、《东方日报》报道，到该年11月底为止，“香港已有77间上市公司迁册海外”，“占本港上市公司总数的1／3”，“现时在香港四大财团中，只有李嘉诚的长实系集团和施怀雅的太古洋行集团尚在香港注册”。“吴光正（包玉刚女婿）接掌的隆丰系集团，则有一家连卡佛于1990年5月迁册于百慕大。”
1989年，香港信心危机再次爆发，恒指于开市首日，狂泻580多点。迁册流言四起，华商都看李嘉诚的——他是香港首富，长实系在港上市公司占总市值的10％强。长实系在加拿大等国有大量投资，他会不会借此作为迁册的前哨站？在这种形势下，李嘉诚不得不站出来说话，11月20日的香港报章，发表了他的长篇言论，核心内容是：他相信香港1997年后仍会继续繁荣，香港是个充满活力的城市，也是一个赚钱的好地方。
1990年中，迁册风再次振荡。舆论盛传，香港最大财团汇丰银行，将借收购英国米特兰银行之机，变相迁册伦敦。合并及赞同迁册花费了两年时间完成。汇丰在香港地位举足轻重，工商界深为不安。汇丰大班浦伟士发表讲话，言称汇丰仍保留香港第一上市地位，业务仍以香港为最大基地。
汇丰完成迁册不久，李嘉诚突然宣布辞去汇丰董事局非执行副主席职位。据传，李嘉诚对汇丰迁册持反对意见，他的意见未被董事局采纳，最后导致这一结果。舆论认为，汇丰迁册，还只是出于买政治保险，以获得外国驻港公司的特殊地位，就目前来看，汇丰会兑现“迁册留港”的诺言，它如何舍得割弃令其发迹并无限膨胀的香港？
而怡和的迁册，一切都予人“迁册离港”的感觉。郑德良先生在《现代香港经济》一书谈道：“1991年3月21日，怡和又将第一上市地位迁往伦敦（香港改为第二上市地点）。大概在目前近100家迁册公司中，怡和可算其中最老谋深算的一家了。”到1994年12月30日，怡和系在香港第二上市的地位也取消了，在怡和旗帜徐落之际，全系公司市值暴跌37％。
目前，怡和四大公司仍在香港经营，怡和首脑们，处于弃之可惜、留之不安的尴尬境地。
迁册风到1997年香港回归，已有13个年头。上市公司迁册，有精确的统计。未上市公司迁册几何？未见港府公布数据。有人言称：起码有1000家以上。对于这股此起彼伏的黑色浪潮，李嘉诚虽无法遏制，但他在“迁册问题”上的坚决态度，韧劲十足，稳住了相当一大批华商的阵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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