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有睿才有胆，有胆才敢拼
睿智的重要作用是可以引导人生走向正确成功之路。经商更需要睿智，如此才能保证出手时不失手。
敢打敢拼的人必须要有睿智的思维，这样才能打开商业大局。李嘉诚是睿智的，他像军师家一样思考自己的每一步战略，如此周全的行动部署，想不成功也难。
1960年前后，李嘉诚以天才的头脑，睿智地察觉出，塑胶花也并非久留之地。其实也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凡是装饰品，日子久了就使人厌倦。美国人更是喜欢新潮流，生产鲜花代替塑胶的日子不会长久。李嘉诚必须为自己手中一亿元的庞大资金寻找出路。
一次，李嘉诚独自驱车在外兜风，突然看到田野的农民正忙于耕作，建筑工人正忙于盖房子。李嘉诚脑袋茅塞顿开，是啊，为什么不去搞房地产呢？
从50年代起，香港平均每十年便增加一百万人口，住房问题十分紧张。香港地域狭小，人口密集。四五百万人挤在区区一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5000余人，成为当今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使这个素有“东方明珠”称誉的香港，成为名副其实的珍珠。今天的香港，“三代同堂”的大家庭正步入历史的垃圾堆，社会对房子的需求直线上升。他从人口的激增，生存空间的有限，经济发展的神速，土地使用的日趋重要，预见到地价来日必然暴涨，香港地产业极具发展前途。他赞成有人曾指出的“从古至今，以房地产最能保存币值和牟取暴利，尤其在‘寸土尺金’的弹丸之地的香港。”
睿智的李嘉诚当机立断，毅然决定上马地产业。1958年，他开始涉足地产界，在香港北角购地兴建一座12层高的工厂大厦。1960年又在柴湾购地兴建另一座工厂大厦。这两座大厦的面积共达12万平方莱尺。这就是说，当香港、九龙和新九龙中心地区地价猛增，私人土地开发者于60年代在荃湾、元朗和大埔开始投资房地产的时候，李嘉诚早巳捷足先登了。
有的人用冒险的办法，采取“开发”方式投资。所谓“开发”方式，就是买空卖空，侥幸取胜。即是说，你手上只有10万元，却要做100万元的生意，那不足的90万元就用地皮或楼宇向银行抵押，交纳利息。这种做法投机性大。好处是可以用小本赚大钱，物业市场猛涨就发大财，你想赚更多的钱就向银行多借点。拼命搞“开发”投资，就是希望赚更多的钱。犹如“滚雪球”，财源滚滚而来，但做生意决不可能一帆风顺，任何商品决不会只涨不跌。物业市场一旦跌落，狂泻，或者银行资金紧缩，“开发”客就毫无招架之力，因为他没有资本，银行利息又多，只能乖乖投降，宣布破产。
睿智的李嘉诚决不做没有把握的投资、投机又非他所长，稳健发展方是英雄本色。他从用现金购买旧楼改造着手，地价低时大量买进土地，他看准了地价一定会上涨，因此并不急于把买得的土地和房产脱手。特别是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香港进入了真正的黑暗时期，谣言四起，担心“中共要用武力收复香港”，纷纷逃往美国、加拿大和东南亚等地，把工厂、商店、酒楼、住宅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出售。在这种动荡不安的形势下，李嘉诚却独具慧眼，坚信乱极则治，否极泰来。历史不会倒退，中国人民一定会拨乱反正，力挽狂澜。
睿智的李嘉诚一面小心翼翼地严格控制财务开支，不致为银行所乘，一面又利用这“千载一时”的机会，充分利用经营塑胶工业中每年不下千万元利润的盈余，把它们都投到购买低价的地皮和旧楼上去。在人们争先恐后地抛售地产、物业的时候，他却胸有成竹地购买了一幢幢设备齐全的旧大楼，盖起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新大厦。
李嘉诚在地产高潮中迅速崛起。
60～70年代，香港进入了工业化大发展时期，被国际经济组织列为十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之一。早在60年代，香港就成了亚太地区棉纺织品、服装、电子及塑胶玩具等少数几种轻纺工业中心。70年代进入了“工业成熟期”，成为地区性的国际贸易中心、海空交通枢纽、金融旅游和通讯中心，工商业的迅猛发展，对土地的需求愈来愈大，香港却是个海港，陆地山峦起伏，可供商业用地的面积占全港面积（包括新界）的1／8。十年动乱期间，中国大陆许多人避难来到香港，人口激增，社会对工、商、学、住等各类楼房的需求急剧增加，与土地不足的矛盾十分突出。
港府面对此情况，实行了高地价政策。一方面大规模填海造地高价销售，另一方面垄断经营，实施了“价高者得土地”的方针，更加助长了地产业投机活动的狂热发展，“炒”楼风更为盛行，因而造成了地产业随着市场的波动起伏不定。
一些人高瞻远瞩，广置地产，把握时机，大发横财；一些人目光短浅，急功近利，下错了赌注，倾家荡产。
睿智的李嘉诚也真不愧称得上是一位“顶级企业家”，他熟谙地产市场的发展趋势，善于掌握买入和卖出的时机，时而迂回前进，时而单刀直入，因势利导，为公司未来的大发展打开道路。他左右逢源，得心应手，顺利地闯过各种险滩急流，在地产业几次大起大落中稳步前进。
1972年李嘉诚就已拥有楼宇面积35万平方英尺，1975年增加到510万平方英尺，1976年发展到635万平方英尺。这一年中国大陆打倒“四人帮”，政治开始稳定，昔日离开香港的大亨纷纷重返家园。
70年代末，中国政府又实行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作为西方进入中国内地进行经济活动的重要门户和中国通往世界市场的桥梁的香港，更加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各种各样的商务活动从四面八方涌向了香港。他们大开办事处，建立商场、宾馆，成立贸易公司，这样对地皮的需求就更加增多，在一定程度上更加使得香港土地、楼宇供不应求，刺激着房地产价格的猛升猛涨。李嘉诚洞察时机，看好房地产市场和发展趋势，利用各种渠道扩展资金，大力发展地产业。到1977年，李嘉诚拥有的楼宇面积，扩大到了1020万平方英尺，1979年增到1450万平方英尺。
70年代以前的香港地产业虽有几起几落，但总的趋势是上升的。1970年每平方米工业用地高达1107元，非工业用地为38074元，住宅为951元，分别是1959年的10．5倍、2倍和5．8倍。进入70年代以来，香港地产业经过五年连续发展，1979～1980年达到了顶峰。1979年房地产急速发展，地价之狂升猛涨十分惊人。这一年工业用地每平方米大约为13876元，约为10年前的12．5倍，20年前的133．5倍。非工业用地每平方米为70976元，比10年前约增长一倍，为20年前的42．5倍。住宅用地地价一直高于工业用地，为10年前的15倍或20年前的87倍。随着地价几十倍、上百倍地猛涨，地产界巨子李嘉诚的财富也就如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超人李嘉诚的如此致富经：用睿智的头脑抓住机遇，敢打且敢拼。
2．睿智当前方能以弱胜强
以弱胜强是李嘉诚极其擅长的一种与经营对手较量的战术，这样做的结果是：李嘉诚逐步强化自己的实力，一步一步的做大自己。
1979年9月25日夜，在华人行21楼长江总部会议室，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李嘉诚，举行长实上市以来最振奋人心的记者招待会，一贯沉稳的李嘉诚以激动的语气宣布：“在不影响长江实业原有业务基础上，本公司已经有了更大的突破——长江实业以每股7．1元的价格，购买汇丰银行手中持占22．4％的9000万普通股的老牌英资财团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股权。”
港岛的媒体记者禁不住鼓起掌来。有记者发问：“为什么长江实业只购入汇丰银行所持有的普通股，而不再购入其优先股？”
李嘉诚答道：“以资产的角度看，和黄的确是一间极具发展潜力的公司，其地产部分和本公司的业务完全-致。我们认为和黄的远景非常好，由于优先股只享有利息，而公司盈亏与其无关，又没有投票权，因此我们没有考虑。”李嘉诚被和记黄埔董事局吸收为执行董事，主席兼总经理仍是韦理。
记者招待会后的一天，和黄股票一时成为大热门。小市带动大市，当日恒指飚升25。69点，成交额4亿多元，可见股民对李嘉诚的信任。李嘉诚继续在市场吸纳，到1980年11月，长江实业及李嘉诚个人共拥的和黄股权增加到39．6％，控股权已十分牢固。其间，未遇到和黄大班韦理组织的反收购。
1981年1月1日，李嘉诚被选为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成为香港第一位入主英资洋行的华人大班（注：包玉刚入主的怡和系九龙仓不属独立洋行），和黄集团也正式成为长江集团旗下的子公司。李嘉诚以小搏大，以弱制强。长江实业实际资产仅6．93亿港元，却成功地控制了市价62亿港元的巨型集团和记黄埔。按照常理，既不可能，更难以令人置信，难怪和黄前大班韦理，会以一种无可奈何，又颇不服气的语气对记者说：“李嘉诚此举等于用美金2400万做订金，而购得价值10多亿美元的资产。”
李嘉诚靠“以和为贵”、“以退为进”、“以让为盈”的策略，赢得这场香港开埠以来特大战役的胜利。和黄一役，与九龙仓一役有很大不同，没有剑拔弩张，没有重锤出击，没有硝烟弥漫，和风细雨，兵不血刃。故有人道：“李氏收购术，堪称商战一绝。”
消息传出，香港传媒大为轰动，争相报道这一香港商界的大事。
1979年9月26日，《工商晚报》称长江实业收购和记黄埔，“有如投下炸弹”，“股市今晨狂升”。《信报》在评论中指出：“长江实业以如此低价（暂时只付20％即1。278亿港元）便可控制玉口此庞大的公司，拥有如此庞大的资产，这次交易可算是李嘉诚先生的一次重大胜利……购得这9000万股和记黄埔股票是长江实业上市后最成功的一次收购，较当年收购九龙仓计划更出色（动用较少的金钱，控制更多的资产）。李嘉诚先生不但是地产界强人，亦成为股市炙手可热的人物。”
李嘉诚、包玉刚双双入主英资大企业，还引起国际传媒界的关注。
美国《新闻周刊》在一篇新闻述评中说：“上星期，亿万身家的地产发展商李嘉诚成为和记黄埔主席，这是华人出任香港一间大贸易行的第一位，正如香港的投资者所说，他不会是惟一的一个。”
英国《泰晤士报》分析道：“近一年来，以航运巨子包玉刚和地产巨子李嘉诚为代表的华人财团，在香港商界重大兼并改组中，连连得分，使得香港的英资公司感到紧张。”众所周知，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然而，占香港人口绝大多数的仍是华人，掌握香港政权及经济命脉的英国人却是少数民族。二战以来，尤其是六七十年代，华人的经济势力增长很快……有强大的中国做靠山，这些华商新贵们，如虎添翼，他们才敢公然在商场与英商较量，以获取原属英商的更大的经济利益，这使得香港的英商分外不安。连世界闻名的怡和财团的大班大股东，都有一种踏进雷区的感觉。英商莫不感叹世道的变化，同时，也不能不承认包玉刚、李嘉诚等华商，能与英国商界的优秀分子相提并论。”
这篇文章，试图以时代背景探讨华商得势的原因。文章的某些提法偏颇，并含有“大英帝国”的口气，但总的来说对李氏包氏的评价也还中肯。
以后，李嘉诚、包玉刚继续成功地收购了英资大型企业，彻底扭转英资在香港占绝对优势的局面。赞誉铺天盖地，盛誉又来之不易。
对于人们的称赞，李嘉诚并不以为他有什么过人的睿智，他避而不谈他的谋略，而对汇丰厚情念念不忘，“没有汇丰银行的支持，不可能收购成功和记黄埔。”
在汇丰与长江合作重建华人行大厦时，沈弼就对李嘉诚留下良好印象。沈弼是汇丰史上最杰出的大班，他的杰出之处，就是以银行的切身利益为重，而不在乎对方是英人还是华人。道理如沈弼自己所说：“银行不是慈善团体，不是政治机构，也不是英人俱乐部，银行就是银行，银行的宗旨就是盈利。”与香港航运业老行尊——怡和、太古、会德丰等英资洋行下属的航运公司比，包玉刚出道最晚，但他的环球航运集团却是获得汇丰贷款最多的一家。这是因为包氏的经营作风和能力，能够确保偿还汇丰放款的本息。现在，汇丰在处理和记黄埔的问题上，亦是如此态度。他们信任李嘉诚的信用和能力，足以驾驭和黄这家巨型企业，因此不惜将这间英人长期控有的洋行，交予李嘉诚手中。汇丰不仅摆脱了这个包袱，汇丰保留的大量和黄优先股，待李嘉诚“救活”后还会为汇丰带来大笔红利。
3．智者，攻其弱而避其芒
睿智者在与对手较量，不能攻其锋芒，应当击其薄弱，这样才能加大取胜的概率。李嘉诚善于洞察对手的薄弱之处，从而取胜对手。
1977年是李嘉诚日后成为地王，成为香港首富的分水岭。1977年之前，李嘉诚只是一位普通的成功商人，而1977年之后，李嘉诚就成了一个大名人，拍卖场上，李嘉诚举手应价，被誉为“擎天一指”，在地产界举足轻重。这一切的转变缘由是因为李嘉诚参与地铁中环站（亦称遮打站）和金钟站上盖兴建权的竞投，一举击败置地巨人而中标，吹响了华资全面进攻的号角。李嘉诚也因此而被誉为“民族英雄”。地铁工程，是当时香港开埠以来最浩大的公共工程。中环站和金钟站，是地铁最重要、客流量最大的车站，位于全港最繁华的银行区，中环、金钟两站，就像鸡的两只腿，其上盖可建成地铁全线盈利最丰厚的物业。全港地产商无不垂涎欲滴，志在必得。
在李嘉诚眼中，投标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上盖发展本身盈利，更在于一旦中标，可使长实声誉直线上升，脱颖而出，跻身第一流的地产商之列。在此前，在人们眼里，长实只是一间在偏僻的市区边缘和荒凉的乡村山地买地盖房的地产公司。在寸土尺金、摩天大厦林立的中区，长实竟无半砖片瓦，无立锥之地！李嘉诚涉足地产20春秋，拥有地盘物业面积已直逼置地，已完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李嘉诚觉得改变形象的时机已经成熟。
李嘉诚立志攻坚，挺进中区，与置地展开正面交锋，“最后夺取城市”。在这决战的历史关头，李嘉诚的心情既兴奋又沉重。假如一战而捷，占领了中区，那么长实就可“一飞冲天”；但假如失败了呢？那长实将屈居人后，卧薪尝胆。同时李嘉诚也深深地明白：一个公司的形象将直接关系到信誉，关系到利润的大小。所以，地铁上盖投标，机不可失！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实力未够时，要忍辱负重，踏实积累。而当积蓄够了实力时，一遇到机遇就要奋力勃起，以达到一鸣惊人，给公司树立一个新的形象。因为良好的形象就意味着财富。现在回味起那次竞投地铁上盖发展权，仍然有点心里发怵，那是一场香港地产界的大战。
在竞投之前，李嘉诚就做了估计，他预料参加竞投者将会有置地、太古、金门等英资大地产商、建筑商。稍逊于英资的华资各地产建筑公司也极有可能全力一搏了。很自然的，置地的夺标呼声最高了。看来李嘉诚要真想虎口拔牙，从本质讲就是要与此庞然大物对撼了。然而，整个香港地产界谁又不知道这样一句俗语呢？“撼山易，撼置地难！”
港岛中区，是置地的“老巢”。当年，置地创始人保罗·遮打参与中区填海，获得港府成片优惠地皮。置地在中区拥有10多幢摩天大厦。置地广场和康乐广场（又名怡和大厦），位于未来的中环地铁车站两翼。中环车站又恰好落在遮打道上。遮打道的南侧，则是遮打花园广场。就凭这些街道的名称及物业的主人，就可知罩地在中区的地位。还有更厉害的是，当时的公众和传媒，依据那老而得来的惯例，居然把中环站叫作了遮打站。而金钟站则离这座遮打花园广场仅100米，简直就处于置地的眼皮子底下。要攫取中环、金钟车站的兴建权，就等于是打人中区的心脏，等于是要到置地这只坐山虎的食槽里夺食。卧榻之旁，又岂能容他人酣睡呢？看来这场恶斗是在所难免了，要扳倒置地这个巨人，非同儿戏，如果稍有不慎，自己就会弄得倾家荡产全盘皆无了。因为不管怎么说，长实的实力的确是逊色于置地。
因此，面对着长实与置地的第一次正面交锋，李嘉诚制订了不动声色，避其锋芒的战略。因为李嘉诚深知，长实如果与置地锣对锣、鼓对鼓，列阵而战，那长实将必死无疑了。所以，李嘉诚一直在考虑，看看“志在必得”的置地，是否也会有“大意失荆州”呢？李嘉诚冷静地分析对手。置地的另一个创始人是凯瑟克家族的杰姆·凯瑟克。凯瑟克家族由于对中共政权怀有太重的戒心，所以，一直力主把发展重点放到海外。这样，现任置地大班及其后台老板怡和系大班纽璧坚坐镇香港抉择的精力势必被分散。
这是置地的不易洞察的薄弱之处，人们往往会被置地的“貌似强大”蒙住双眼。其次，置地一贯妄自尊大，目空一切。过于自负的置地，未必就会冷静地研究合作方，并“屈尊”去迎合合作方。
这也是置地的另一个致命弱点。
所以李嘉诚认为，只要周密而谨慎地行事，战胜置地还是很有希望的。与此同时，李嘉诚也在想地铁公司这次招标的真正意向是什么？李嘉诚不惜余力四处打探，获悉港府将以估价的原价批予地铁公司。地铁公司与港府多次商榷，意欲用部分现金、部分地铁股票支付购地款合6亿港元。但港府坚持全部要用现金支付。
李嘉诚首先掌握了一点：竞投车站上盖发展权，必须以现金支付为条件。除此之外，透过地铁公司与港府在购地支付问题的分歧，李嘉诚还看出了地铁公司现金严重匮乏。地铁公司以高息贷款来支付地皮，现在急需现金回流以偿还贷款，并指望获取更大的利润。根据获知的信息，李嘉诚知己知彼地制订出克敌制胜的方案，其中最主要的两条是：一、满足地铁公司急需现金的需求，由长江实业公司一方提供现金做建筑费；二、两个地盘均设计成一流商业综合大厦，商厦建成后全部出售，利益由地铁公司与长江实业分享，并打破对半开的惯例，地铁占51％，长实占49％。
在1977年1月14日，香港地铁公司宣布接受招标竞投正式开始，一共有30家财团、公司递交了保密的投标书。
1977年4月5日，香港各报章大力报道了投标结果：“长实击败置地！”“长实投标成功！”着实让许多人吃惊不小。
地铁公司董事局主席唐信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次招标竞投竞争空前激烈，所有建议均经详细研究，结果终为长江中选，因其建议对本公司最具吸引力。”舆论界称长实中标，是“长江实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地产新秀李嘉诚“一鸣惊人，一飞冲天”。相反，据传凯瑟克家族对纽璧坚痛失中区地王（平均地价为每平方英尺约1万港元）大为不满，并以此胁逼纽璧坚下台。中环车站上盖建筑环球大厦和金钟车站上盖建筑海富中心两幢发展物业，为长实获得7亿多毛利，纯利近0．7亿港元。
仅看这个盈利水平，要比当时地产业的平均利润低许多，但是李嘉诚却由此获得了无法以金钱盈利来估计的利益，这是个无形利益，即是形象和信誉。这也正是李嘉诚参加这次投标的目的。
李嘉诚一计之下的成功，向全香港说明了长实不再是、间只能在偏僻地方盖房的地产公司。通过投标的胜利，为长实树立于一流地产商的形象，为取得银行的信任和股市的声誉，继续在中区拓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可是，李嘉诚此次取胜的秘诀又在哪里呢？它就是：
一、低调处理，沉着冷静，以之麻痹对手。
二、知己知彼，吃透置地和地铁公司两方。然后，投地铁公司之所好，一举中标。
三、李嘉诚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牵动全香港地产界甚至全香港市民关注的地王大战，改变形象，树立声威。因此不能太多计较眼前利益，否则以长实实力难以中标。
4．“智”和“幸”熟轻熟重？
有人曾经专门探讨过李嘉诚的“幸运”，颇令人折服。他在《巨富与世家》一书中提道：“1979年10月29日的《时代周刊》说李氏是‘天之骄子’，这含有说李氏有今天的成就多蒙幸运之神眷顾的意思。英国人也有句话：‘一盎司的幸运胜过一磅的智慧。’从李氏的体验，究竟幸运与智慧对一个人的成就孰轻孰重呢？”
1981年，李嘉诚对这个问题发表看法：“在20岁前，事业上的成果100％靠双手勤劳换来；20岁至30岁之间，事业已有些小基础，那10年的成功，10％靠运气好，90％仍是由勤劳得来；之后，机会的比例也渐渐提高；到现在，运气已差不多要占三至四成了。”
1986年，李嘉诚继续阐述他的观点：“对成功的看法，一般中国人多会自谦那是幸运，绝少有人说那是由勤奋及有计划的工作得来。我觉得成功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完全是靠勤奋工作，不断奋斗而得成果；第二个阶段，虽然有少许幸运存在，但也不会很多；现在呢？当然也要靠运气，但如果没有个人条件，运气来了也会跑去的。”
鸿硕先生分析道：“李先生认为早期的勤奋，正是他储蓄资本的阶段，这也就是西方人士称为‘第一桶金’的观念。不过，在香港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每星期工作7天的人大概也有10万人，为什么他们勤奋地工作了数十年还没有出人头地呢？由此可见，李先生认为勤奋是成功的基础仍是自谦之词，幸运也只是一般人的错觉。从李氏成功的过程看，他有眼光判别机会，然后持之以恒，而他看到机会就是一般人认为的‘幸运’。许多人只有平淡地过一生，可能就是不能判别机会，或看到机会而畏缩不前，或当机会来临时缺少了‘第一桶金’。也有人在机会来临时，因为斤斤计较目前少许得失，把好事变成坏事，坐失良机。”
我们可以看到鸿硕先生的分析已经清晰明了。勤奋和幸运对商家来说都不可或缺。每个成功商人在创业之初，资本积累阶段，勤奋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最重要的是判断机会的眼光和把握机会的“智”胜能力。
在香港有经济评论家评论李嘉诚的成功与成名时这样说：
“一方面是努力令长江实业成为出人头地的公司，这个过程，包括克己奉公，全心全意，以及在合适的时间，以个人的财力去资助公司的发展。在香港这个冒险家的乐园和急功近利的社会中，董事们使用公司资金不是新闻，能够将盈利点滴归公，以及由主席以优惠的方式贷款给公司发展，才是大新闻。一些观察敏锐的股评作者和财经记者最先观察到这一点，并为文加以推崇。个人品德的高尚，再加上事业的成功，令李嘉诚逐渐成为大众心目中的成功人物。香港人提到李嘉诚，多少带有尊崇的意味，和提及其他知名度不低的富豪时，颇有不同。李嘉诚可说是长江实业一项难以估量的资产。”
由此可见，有长远眼光不贪图一己私利，而全力去发展公司，是李嘉诚成功的原因之一。
其实，企业壮大了，作为大老板当然也会盈利丰厚。但贪图小利，是鼠目寸光的短期行为。
难怪港岛有媒体说，长江实业最珍贵的财产就是李嘉诚。
李嘉诚的超人天才一在地产，二在股市。
李嘉诚在回答记者请教其房地产经营中的心得时说：“不能说是心得，或者我告诉你们我的做法。我不会因为今日楼市好景，立刻购下很多地皮，从一购一卖之间牟取利润；我会看全局，例如供楼的情况，市民的收入和支出，以至世界经济前景，因为香港经济会受到世界各地的影响，也受国内政治气候的影响；所以在决定一件大事之前，我很审慎，会跟一切有关的人士商量，但到我决定一个方针之后，就不再变更。我会贯彻一个决定，我在差不多99．9％的工程上做到这一点。譬如以过去数以百计的地盘而论，更改的情况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我不会今日想建写字楼，明日想建酒店，后天又想改为住宅发展。因为我在考虑的期间，已经着手仔细研究过。一旦决定了，就按计划发展，除非有很特别的情况发生。我知道香港有的人把几万尺的一个地盘，可以计划更改几次，十几年后才完成，有些人喜欢这样做，但我负担不起。”
除此之外，李嘉诚还就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应该如何实施政策做了一番讲话。
李嘉诚说：“作为一个庞大企业集团的领导人，你一定要在企业内部打下一个坚定的基础。未攻之前一定先要守，每一个政策的实施之前都必须做到这一点。当我着手进攻的时候，我要确信有超过百分之一百的能力。换句话说，即是本来有一百的力量足以成事，但我要储足二百的力量才去攻，而不是随便去赌一赌。这个道理就像游泳一样简单。我的泳术很普通，扒艇也很普通。如果我要到达对岸，我要确信我的能力不是仅可扒到对岸，而要肯定有能力扒回来。等于我游泳去对面沙滩，我不会想着游到对面沙滩休息，我要预备自己游到对面沙滩，立即再游回来也有余力，我才开始游过去。在事先，我会常常训练自己，例如记录钟点和里数，充分了解自己才去做。中国古代的生意人有句话：‘未购先想卖’，这就是我的想法。当我购入一件东西，会做最坏的打算，这是我在99％的交易前的事情，只有1％的时间，是想会赚多少钱。因为这时候来说，多大的实力也是假的。做个比喻，你的风帆高扬，而风帆处于正常时，即使那艘船不算太小，但当风向不定的时候，也随时可以覆舟。所以我凡事必有充分的准备然后才去做。一向以来，做生意处理事情都是如此。例如天文台说天气很好，但我常常会问自己，如5分钟后宣布typhoonsignalnumberten（十号风球）我会怎样，在香港做生意，亦要保持这种心理准备。”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把事业做大者，决不仅仅凭的是超人智慧、勤奋、吃苦耐劳，或者说凭一时的幸运等。光凭其中的任何一个元素都不能造就一个成功者，一个举世的超人靠的是它们的总和。靠的是总体的实力与用人的智慧、做人的高尚。
5．人弃我取，趁低吸纳，以智取胜
李嘉诚成功做大的一大经验就是“人弃我取，趁低吸纳”的智慧。如果说，塑胶花为李嘉诚成功掘得第一桶金，那么，下面说的这个故事，则为李嘉诚事业做大奠定了基石，因为他采用的经营策略是“人弃我取，趁低吸纳”。
1966年底香港低迷了近两年的房地产业开始复苏。
可不幸的是内地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波及香港。1967年，北京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香港掀起“五月风暴”。“中共即将武力收复香港”的谣言四起，香港人个个惴惴不安，触发了二战后第一次大移民潮。移民者自然以有钱人居多，他们纷纷贱价抛售物业。自然，新落成的楼宇无人问津，整个房地产市场卖多买少，有价无市。地产商、建筑商焦头烂额，一筹莫展。
此时的李嘉诚一直在关注、观察时势变化，经过缜密思考，他毅然采取惊人之举：人弃我取，趁低吸纳。
就具体分析而言，他相信中国政府不会以武力收复香港。道理实际上很简单，若要收复，1949年就可以收复，何必等到现在？当年保留香港，是考虑保留一条对外贸易的通道，这样对中国政府更有利。现在的国际形势和香港的特殊地位并没有改变。因此，中国政府武力收复香港的可能性不大。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李嘉诚做出“人弃我取，趁低吸纳”的历史性战略决策，并且将此看作千载难逢的做大之良机。
于是，在整个行市都在抛售的时候，李嘉诚不动声色地暗自大量收购。
李嘉诚将买下的旧房翻新出租；又利用地产低潮建筑费低廉的良机，在地盘上兴建物业。李嘉诚的行事需要超卓的智慧和气魄。不少朋友为他的“冒险”捏一把汗；同业的地产商在等着看他的笑话。这场战后最大的地产危机，一直延续到1969年。1970年，香港百业复兴，地产市道转旺。这时，李嘉诚已经聚积了大量的收租物业。从最初的12万平方英尺，发展到35万平方英尺，每年的租金收入达390万港元。
6．避实就虚，一箭双雕
李嘉诚在收购九龙仓的过程中，激流勇退，成为这场大战的最大赢家。此为避实，为退；李嘉诚退出九龙仓角逐，将目标瞄准另一家英资洋行——和记黄埔。此为就虚，为进。这就是“避实就虚，一箭双雕”的经营战略。
和黄集团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和记洋行，二是黄埔船坞。和黄是当时香港第二大洋行，又是香港十大财阀所控的最大上市公司。
和记洋行成立于1860年，主要从事印度棉花、英产棉毛织品、中国茶叶等进出口贸易和香港零售业。初时规模名气不大，远不可与怡和、邓普、太古等洋行相比。到二战前，和记有下属公司20间，初具规模。
而黄埔船坞有限公司的历史，可追溯到1843年，林蒙船长在铜锣湾怡和码头造木船。船坞几经迁址，不断充资合并易手，成为一间公众公司。到20世纪初，黄埔船坞与太古船坞、海军船坞并称为香港三大船坞，形成维修、建造万吨级轮船的能力。除此，黄埔船坞还经营码头仓储业。
“二战”之后，几经改组的和记洋行落人祈德尊家族之手。该家族与怡和凯瑟克家族、太古施怀雅家族、会德丰马登家族，并列为香港英资四大家族。60年代后期，祈德尊雄心勃发，一心想成为怡和第二。他趁1969～1973年股市大牛冲天，展开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收购，把黄埔船坞、均益仓、屈臣氏等大公司和许多未上市小公司归于旗下，风头之劲，一时无两。
祈德尊掐准了香港人多地少、地产必旺的产业大趋势，关闭九龙半岛东侧的码头船坞，将修船业务与太古船坞合并，迁往青衣岛，并将其他仓场码头，统统转移到葵涌去发展。腾出的地皮，用来发展黄埔新村、大同新村、均益大厦等。祈德尊满天开花大兴土木，地产成为集团的支柱产业。传媒说祈德尊是个“食欲过盛，消化不良”的商界“大鳄”。他一味地吞并企业，鼎盛期所控公司高达360间，其中有84间在海外。祈德尊虽长有“钢牙锐齿”，“肠胃功能”却太差，“腹泻不止”——不少公司状况不良，效益负增长，给他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幸得股市大旺，祈德尊大量从事股票投机生意，以其斩获弥补财政黑洞。
1973年中股市大灾，接着是世界性石油危机，接着又是香港地产大滑坡。投资过速，战线过长，包袱过沉的和记集团掉人财政泥淖，接连两个财政年度亏损近2亿港元。1975年8月，汇丰银行注资1．5亿港元解救，条件是和记出让33．65％的股权。汇丰成为和记集团的最大股东，黄埔公司也由此而脱离和记集团。汇丰控股和记洋行，标志着祈德尊时代的结束，和记成了一间非家族性集团公司。汇丰物色韦理主政。1977年9月，和记再次与黄埔合并，改组为“和记黄埔（集团）有限公司”。韦理有“公司医生”之称，但他一贯是做智囊高参辅政，而从未在一间巨型企业主政。又因为祈德尊主政时，集团亏空太大，公司医生韦理上任，未见其妙手回春。和黄的起色不如人们预期的好。
趁突避虚，是战场常见并有效的战术。李嘉诚在染指上九龙仓的同时，也垂青和记黄埔。他放弃九龙仓，必然要把矛头对准和黄。以李嘉诚当时的实力。硬要收购九龙仓有一定困难。李嘉诚一个暗渡陈沧，积聚优势能量，进攻和黄。
舆论皆说，和黄一役，足见李嘉诚是聪明绝顶的人。
第一，李嘉诚成全包玉刚收购九龙仓的心愿，实则是让出一块肉骨头让包氏去啃，自己留下一块瘦肉。因为九龙仓属于家族性公司的怡和系，凯瑟克家族及其代理人必会以牙还牙，殊死一搏反收购。包氏收购九龙仓，代价沉重，实际上与怡和大班打了个平手。怡和在港树大根深，收购九龙仓，必有一番血战恶战。反之，沦为公众公司的和记黄埔，至少不会出现来自家族势力的顽抗反击。身为香港第二大洋行的和黄集团，各公司“归顺”的历史不长，控股结构一时还未理顺，各股东间利益意见不合，他们正祈盼出现“明主”，力挽颓势，使和黄彻底摆脱危机。
李嘉诚只要能照顾并为股东带来利益，股东不会反感华人大班入主和黄洋行。这便是他最初的出发点。
第二，李嘉诚权衡实力，长江实业的资产才6．93亿港元，而和黄集团市值高达62亿港元，蛇吞大象，难以下咽。和黄拥有大批地皮物业，还有收益稳定的连锁零售业，是一家极有潜质的集团公司。香港的华商洋商，垂涎这块大肥肉者大有人在，只因为和黄在香港首席财主汇丰的控制下，均暂且按兵不动。李嘉诚很清楚，汇丰控制和黄不会太久。根据公司法、银行法，银行不能从事非金融性业务。债权银行，可接管丧失偿债能力的工商企业，一旦该企业经营走上正常，必须将其出售给原产权所有人或其他企业，而不是长期控有该企业。
在吸纳九龙仓股时，李嘉诚获悉汇丰大班沈弼暗放风声：待和记黄埔财政好转之后，汇丰银行会选择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对象，将所控的和黄股份的大部分转让出去。
还有就是，李嘉诚梦寐以求成为汇丰转让和黄股份的合适人选。为达到这个目标，李嘉诚停止收购九龙仓股的行动，以博得汇丰的好感。
李嘉诚卖了汇丰一份人情，那么，信誉卓着的汇丰必会回报——还其人情。这份人情，是否是和黄股票，李嘉诚尚无把握。予以丰厚为了使成功的希望更大，李嘉诚拉上包玉刚，以出让1000多万股九龙仓股为条件，换取包氏促成汇丰转让9000万股和黄股的回报。李嘉诚一箭双雕一石三鸟，既获利5900万港元，又把自己不便收购的九龙仓让给包氏去收购，还获得包氏的感恩相报。
李嘉诚在与汇丰的关系上，深知不如包玉刚实力深厚。包氏的船王称号，一半靠自己的努力，一半靠汇丰的支持。包氏与汇丰的交往史长达20余年，他身任汇丰银行董事（1980年还任汇丰银行副主席），与汇丰的两任大班桑达土、沈弼私交甚密。李嘉诚频频与沈弼接触，他吃透汇丰的意图：不是售股套利，而是指望放手后的和黄经营良好。另一方面，包氏出马敲边鼓，自然马到成功。
收购和黄，以小搏大，李嘉诚虽然有必胜的把握。但他放弃九龙仓，一箭双雕，换取了更大的胜利。
7．分拆集资，连锁包销
对于李嘉诚来说，“分析集资，连锁包销”的经营策略显得非常有效。为什么这么说呢？
1986年9月，长实通过其全资附属的长江实业财务有限公司签署一项发行港币10亿元浮动利率票据认购权证之合约，同时发行认购权证1000份，持证人可于1986年10月1日起9个月内认购另外港币5亿元之相反浮动利率之票据，均于1989年1月19日到期。目的是作为海外及香港拓展业务之用。该款由传统浮动利率票据、认购证及相反浮动利率票据组成的商业票据发行，标志着香港金融市场的一项新发展。长实将成为香港第一家商业机构以低于银行拆息的利率筹集资金而载入史册。
1986年10月，李嘉诚宣布长江实业与香港电灯达成协议，港灯发行新股1．03亿，每股作价10元，集资10．3亿元，收购长江实业拥有的希尔顿酒店。这是长实系公司进行的一次资产大转移。长实在70年代初期购入希尔顿酒店，账面值2．5亿元，因此这次将希尔顿以10．3亿元出售将可获7．8亿元非经常性盈利。长实董事副总经理周年茂表示出售希尔顿酒店所套现的10亿元，长实将用在本港进行再投资。
同年11月，李嘉诚宣布长江实业与和记黄埔联合组成一家公司，委托银行团在欧洲发行总值港币7．8亿元的可兑换国泰航空公司股份债券。该等值券持有人可以每股约5．75元之价格换取和黄及长实现时手上持有的国泰的5％股权。该等价券每张面额为50万港元，5年期满，固定年息5厘，每半年付息一次，已于1987年1月发行并随即全部售罄，实际发行额为港币7．62亿元，扣除买入价5．1亿，和黄和长实这次变相批售国泰股份在短短半年内获利2．5亿多元。
长江实业通过发行巨额商业票据、批售可换国泰股份债券以及出售希尔顿酒店等不同途径，获得以10亿元计的资金回流。市场纷传长实坐拥巨资而有庞大的收购计划在酝酿，“地产业可能又掀起一场收购合并活动”。
李嘉诚在回答记者关于“长实是否有意收购置地股权？又或者是购买置地的土地储备”的提问时，回答说；“截至目前为止，长实并没收购置地股权的意图，而且长实有足够的土地储备发展，无须急于购买土地。何况，目前地产市价过高，并非买地的适当时机，所以在遇上合理的价钱时，才考虑买地。”有人问“长实会否趁着地产市场好的时候出售其楼盘或发展中的物业？”他坦率地说：“正是如此。最近我们与某公司达成协议，把出租的楼宇改为出让，如果有财团愿意以，理想的价格洽购，我们也会考虑陆续出售楼盘或者发展中的物业。”
长实出售资产（例如希尔顿酒店）及配售股票（港灯发行1亿新股购入希尔顿酒店，同时将新股配售予海外基金，变相地高价出售）透现的行动，就是把握股价偏高而借机高价出售的生动例子。
1987年3月，香港电灯宣布该集团进行重组，一分为二。将原来集团之电力业务仍归香港电灯集团持有，而其余非电力业务分拆交由一家新成立的上市公司“嘉宏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嘉宏国际将于当年6月独立上市，市值达港币100亿元。消息传来，市场轰动。
根据重组协议，嘉宏未来的总发行股数约为24．61亿余股，嘉宏将以每10股港灯股份换28股嘉宏股份的方式向和黄购入其持港灯的23．5％股权。而和黄在完成这次分拆建议后共持嘉宏约13亿余股，相当于嘉宏53．8％股权。连同其以一股换一股方式获配嘉宏股份，和黄未来将控制嘉宏股权59．9％至53．8％之间。余下嘉宏的46．2％股权则由原来港灯股东（不包括和黄在内）持有。分拆后，和黄将从原来直接控制港灯53．5％股权改变为不再直接控制港灯，而只是透过持嘉宏控制性股权持港灯同等股数。嘉宏则变为港灯集团之最大股东。
这次港灯集团趁股市大旺时机进行分拆，是个扩展业务、增强公司新的活力的好办法。一方面给予投资者选择不同业务投资的机会，港灯股东如不愿投资地产风险的便可出售嘉宏的股票，保留或转向港灯的投资；另方面将业务分拆后各自进行独立经营，组织更为科学，管理更为有效，发展更具弹性。
这样，无论是原来的港灯还是新成立的嘉宏将给股民以新的形象，分拆出的业务更具专业性，便于集资，可获注入新资金、新活力，提高集团股票市值，增强社会吸引力。正如该集团主席马世民在记者会上宣布该项建议时指出：由于电力及非电力业务各自所涉风险不同，将其业务分由两间上市公司经营，将可使股东按各自需要改变对公用事业及投资业务之投资组合，而分拆后亦令股东更易评估两类业务之优点。他否认这次重组建议跟日前立法局议员许贤发对港灯提出的咨询有关。
较早前当港灯宣布与和黄合资27亿投资加拿大赫斯基石油公司时，曾引起立法局议员许贤发在立法局公共事务小组上质疑。许氏认为港灯不应参与海外有巨大风险的投资计划，以免因一旦投资失败而影响港灯集团的专营发电业务；李嘉诚亦强调，整个重组建议是由港灯主动提出，只于不久前通知港府并取得支持，因此这次港灯分拆绝非受港府压力所致。他还说：“分拆以后，港灯的业务盈利将受到利润管制计划所保障，而拥有非电力业务的嘉宏国际在将来之盈利潜力得以无尽发挥，可收一举两得之效。”
1987年7月，李嘉诚赴英国伦敦参加“奥斯特利（OsterleyParkHouse）中国节”纪念活动。他在回答记者关于是否和黄有意向英国斥巨资的提问时表示：“除了香港之外，若我们见到别的国家有好的投资机会，只要能够赚到合理利润，对公司前景好，我们都会考虑。”有人问他“此行来英是否就是为了寻求投资的好机会”，李嘉诚坦然说：“是，根本就是。我们正在对一些投资项目进行接洽。但我一向认为我们的根基在香港。例如，去年我们对加拿大赫斯基石油公司的投资，到今天，几乎99％的人，都可以说该项投资是成功的，可见这是很简单的一回事。”
同年9月14日，李嘉诚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控制下四家公司（长实及其名下三间公司和黄、嘉宏、港灯）集资103亿港元，其中29亿用于收购英国大东电报局4．9％股权。这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庞大的集资行动，对市场影响极大，引起全港轰动。李嘉诚亲自向各报记者及证券界解释这次供股计划，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谈笑风生，妙语连珠，不时爆发出一阵阵笑声。李氏起先一律以粤语作答，然后才由公关做即时翻译。当谈到“103亿”时，翻译因数目过于庞大，以为听错而犹豫了一下，李嘉诚迫不及待地用英文讲出，反映其得意的心情，对事业充满信心。
这次庞大集资计划，长实承担金额约为一半，余下由包销商及股东负责。其办法是按当日市价二成折让，具体分配是：长实以十供一，每股供价10．4元的形式集资20．78亿元；和黄以八供一，每股供价11．2元的形式集资37．53亿元；嘉宏以五供一，每股供价4．3元的形式集资27．78亿元；港灯以五供一，每股供价8元的形式集资24．18亿元。四家公司的集资总额达103．27亿元。这次供股计划的特点，采用“连锁包销”形式，即大股东或控股公司除了按所持股权接纳供股外，还会再多包销一部分新股，使到他们承担了其中一半的包销责任。至于其余一半的新股，则由万国宝通国际、获多利、新鸿基；加拿大伯东融资及百利达亚洲负责包销。如所有股东接纳供股，长实系公司在市场所吸纳之资金为65．06亿元，但当时市况逆转，长实系除需按所持股权承担本身供股责任外，再需履行其包销承诺金额，约为14亿元，其他包销商所负担的供股金额为51．06亿元。
其实这个数字对于香港这五家包销商来说，并不会构成什么困难。但由于适逢全球性股市大灾难，香港股市由牛转熊，每家公司所拟定的供股价都较市价高达三成以上，出现了大幅度不足额认购，四家公司接获股东认购只占总股数0．1％～0．4％，接近五成的股份均由五大包销商承担，供股总值达50余亿元。
恰逢市况不景之时，各信托基金的经营已十分艰苦，若要他们承担50多亿元的供股额，只会迫使他们按其股份抛售套现，对市场所构成的压力不可谓不大。因此，许多人认为长实系应该取销供股计划，以缓和甚至消除市场压力。为此，获多利曾与多间金融机构游说李嘉诚放弃供股集资计划。但没有成功。这是可以理解的。只要站在长实系的立场上，取消供股计划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无沦是长实、和黄、嘉宏还是港灯，这四大公司都是香港举足轻重的财团，向来信誉卓着。一旦将集资计划取消，将会予人以话柄，认为长实系终于要受到市况逆转的冲击而低头。
还有就是李嘉诚在公布供股计划前已对未来的发展大计做了部署，如果集资计划失败，数项大的发展计划将会胎死腹中，对于一向具有进取心的长实系集团来说，这并非是其所愿见的。另外，该包销商都是香港鼎鼎有名的大银行和财务公司，宁愿艰苦地挨过这次的难关，也不愿意贸然开罪长期与之密切合作的老主顾——长实系集团。况且，除了公司与包销商签有协约之外，该等公司彼此之间也做了不可撤消的承诺，承购其所控公司供股权的50％。五包销商又与一百多个分包销商签订合同，彼此都有明文规定的条款所制约，造成取消集资计划难乎其难矣。
李嘉诚的特点是说到就做到，一承诺就兑现。他在回答记者关于“这次股市大跌，（百亿）集资计划是否会有改变或暂时取消”的提问时指出：“这次集资，其中50％是由我认购包销的，和其余包销商的正式合同尚未签署，如果要暂时取消在法律上是可以的。但我不想给人批评为不守信用，因为股价跌落就取消包销，以避免损失，所以我个人承担的责任一定照数兑现。……我希望维持长实系的合理股价，老实说，原因之一，也是在求巩固长实系各公司的信誉。”
实际上，李嘉诚本人按协议规定包销长实一半的新股，共99888920股，现金10．3851亿元。仅是包销长实新股数，李嘉诚的账面损失达3．5亿元。他负责包销有关股票，也无收取分文包销佣金。
结果在李嘉诚的努力下，长实系四家公司百亿计划大功告成。除长实系的大股东或控股公司承担其供股责任之一半50亿元外，其余50多亿元由上述五家包销商及数百个分包销商承担。由于这次集资行动大大强固了这些公司的财政基础，从而保证了李氏家族在香港十大财团中仍然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1987年度长江实业除税后之综合纯利为港币15．89亿元，较之1986年之12．829亿增加了23％。所以，李嘉诚在1988年元旦聚餐会上自豪地说：“在过去两个月来，香港元的经济和金融市场；经历了一次有史以来最大的波动，但我们公司和联营公司，整个集团都做得很好，以智慧和辛勤争取得来的业绩，比去年更为有利，更为稳定。1987年的纯利，有一个良好的数字，而集团的一切，前途都是非常美好的。”
这次李氏集团收购英国大东电报局4．9％股权，使香港“有线电视”之争，形势微妙。李嘉诚透露，在这次所购人英国大东电报局股份中，和黄占50％，长实占30％，嘉宏占20％。
鉴于目前香港对外通讯服务全由大东与电话公司所垄断，大东与电话公司的专利权分别至2005年和1997年才结束。而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通讯服务的需求不断提高，有关利润亦不断上升。因此作为和黄主席的李嘉诚早就有意进军电讯市场，同时发展通讯卫星，以分享通讯市场不断上升的利润。和黄对有线电视的经营权也很有兴趣。若要发展通讯卫星，则必须在地面建立通讯网络，这就需要打破目前由大东垄断电讯服务的局面。
不久前和黄与英国电讯及香港有线电视公司合作，成立和记专线电视，目的就是争取有线电视经营权，借此建立通讯网络。由于有份参与收购大东的和黄亦是当时争夺开办“有线电视”的两大阵营之一的“和记专线电视”之股东（另一阵营为香港电话公司），因此李氏集团这次收购大东行动表明该集团有意染指广播事业。舆论一致赞扬李嘉诚深谋远虑，收购大东目的，是为了“建立电讯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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