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在长城外边，距离龙庆峡很近。夏天很凉，经常有震耳欲聋的雷声和鸡蛋大小的冰雹。因为这附近有官厅水库，背后是高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小气候。每年为了防雹，要发射很多土火箭，当乌云密布，雷声隆隆时，那些土火箭，就如一道道激光，直射到云层中，然后爆炸。我那时是两地分居，每到周末，就和我教出来那些学员们，翻到山后去玩，那里的风景非常独特，非常优美，人迹罕至，鱼和鸟都不怕人。这个地方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旅游圣地龙庆峡，说起来，还是我们发现的呢。
与莫言黄县和保定时期在政治理论课上兴致勃勃尽情发挥不同，总局这个大机关毕竟门槛高深，规矩甚严。莫言说，刚到总局时科长让他写一个政工简报，萧主任打电话把他叫到办公室，给他上了一课。他说这篇文章还是写得不错的，但逻辑上有些问题。“他就给我讲逻辑，大概念要管小概念，大词要管小词。”莫言这位恩师是1940年代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的老大学生，总参系统有名的文件大王。他最佩服这种有本事考入名牌大学的老大学生了。笔者窃想，莫言后来的成功固然来自于他的才华，然而一路上像他大哥和萧主任这些老大学生的扶持和引导，也应该是一个重要因素。萧主任讲他“文革”时带着政治部的几个干事参观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故事，仗着自己是学历史出身，就给他们讲起那些展品的来历。他讲的时候后边站着一个穿中式服装的老头，脸上带着微笑，还以为是一个借光听讲的普通观众，所以越说越兴奋。这时，那老头突然上前说，解放军同志，你学问很好，但是有两个展品你讲的朝代是不对的。然后萧主任问老先生尊姓大名，老先生就说，鄙人是沈从文。正在讲逻辑问题的萧主任，于是感慨地告诫莫言说，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很多有学问的人是看不出来的。你不要以为发表几篇小说就了不起。“他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
历史镜头从延庆转到军艺，笔者知道应着重叙述莫言在这所军队艺术院校生活的点滴。刚进军艺，大家起初并不看好这位连文坛新人都不是的同学。
黄献国回忆道，莫言上课时，总是默默坐在课堂南边靠窗的一角：
开学不久，系主任徐怀中就向我们全体学员推荐莫言的小说《民间音乐》。会后，已经小有名气的同学，不住地问：莫言是谁？有人说，就是睁不开眼睛的那一位。莫言的《民间音乐》，是个短篇小说，发在河北一家不大知名的文学刊物上。
朱向前说：
1984年秋天，解放军艺术学院首届文学系招生，从全军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共招收了35个学员。我当时从福州军区的矮子里面拔将军，捡了一个“大漏”，稀里糊涂就考进来了。结果一报名，方知与当时的大偶像李存葆等一干当红作家成了同学甚至“同居”（宿舍），庆幸之余又不免自卑气短。开学第二日中午去食堂的路上与莫言偶遇，便不免相互打探。我问他姓甚名谁、来自什么单位，写过什么作品，他腼腆一笑，说我叫管谟业，也没写过啥，总参没人，让我顶替来了。当时一听，我心中不免略感安慰，觉得我虽然差，竟然还有比我更差的。遂心生“同病相怜”之感，对他投以怜悯之目光。
后来成为莫言好友的刘毅然，对他的印象略有不同：
1984年初夏，我正忙于协助徐怀中老师招考军艺文学系第一期学员。忽然有一天房门被轻轻推开了，走进来一位圆脸的军人，书包一本正经地挎在肩上，满脸的朴实劲儿，我凭着当过几年排长的经验断定这是个挺本分的农村入伍的军人，只是他那双不大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犁在耕地时碰到石头后骤然爆出的很亮的光，还带点忧伤，他的额头丰满明亮，我觉得这个人有点名堂。果然，他没有掏出官方的介绍信和报名表，而是掏出自己发表的两篇小说，他说他想上学想做徐怀中老师的学生。我请他把作品留下，莫言并不说在这种场合有些人常常会慷慨激昂、信誓旦旦的那些话，他默默地走了。
刘毅然认为莫言为人很朴实，做事认真。他从不缺课，走进教室总见他已经坐在那里。刘在文学系读书的同时，兼任系里的干事。他发现系办公室门前的垃圾越积越多，没有人打扫，就找莫言帮忙。莫言正写小说，闻说后二话没说就过来将垃圾打扫得干干净净。当时，文学系学员是四个人一个宿舍，那种吵闹就别说了。一次刘毅然去莫言宿舍，发现几个人正在云里雾里地侃大山，只见他不动声色地趴在桌上弄小说，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他觉得这个人的定力了不得。黄献国也说，在这届文学系学员中，莫言可能意识到自己创作起步较晚，跟有名的同学相比有差距，所以他非常刻苦勤奋。“每天晚上，大家睡了，他喜欢搬着一个铁腿儿小课桌，独自跑进水房，凭借一支六十瓦的灯泡照明，写出了他入学以后的第一个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作品一发表，就惊动了文坛，一些大批评家惊呼：军艺出了一个怪才，头发丝掉到地上，他能听到声音？”刘毅然补充说，跟莫言接触长了，发现他平时少言寡语，一旦发言却条理清晰，口才很好，有时候还很尖锐大胆，比如在一次讨论本班一位著名作家新作品的会上，他就讲出了十分得罪人、然而不失真知灼见的观点。不过，他以为莫言本质上比较厚道，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
莫言极重感情。凡是帮助过他扶植过他甚至只给他讲过一两课的老师，他都很尊重。尤其是对徐怀中老师，他始终怀着深深的敬重和感激之情。记得那年“反精神污染”，有些搞“艺术”的人就出来指责莫言愿意把他二奶奶剥光了让日本人强奸，更有人说莫言的《欢乐》如何如何污染了什么，对于这些文坛英豪放出如此的狗屁莫言并不生气，他难受的是怕因为这些小说连累了一直很喜欢他的怀中老师。那天晚上，我们相对而坐，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很晚了，怀中老师忽然出现了，怀中担心莫言经受不住特意来看看他，嘱他要正确对待，那一番肺腑之言使我们深深感动，深感前辈作家对我们青年作者的厚爱。怀中老师走了，我们站在深冬的风里默默地送他，心里直感到温暖。
莫言也曾回忆过军艺的生活，可作为上述材料的参照来阅读。他说：
系里请了北大、北师大等大学的教师来讲课，脑子里才渐渐开窍了，开始知道了应该写什么东西，但怎么写还是不太清楚，不知道什么是小说的结构、语言，完全凭着一种直觉在写。当时是一股狂气呀。我写了一篇课堂作业叫《天马行空》，里面包含了许多对同学的不满，对他们的猖狂不服气，因为他们当时在军队系统都很有名，瞧不起人。像我这种从农村来的，没有发表过几篇小说，被他们蔑视。他们早就参加过各种笔会，有的在“文革”期间就发表过作品，这个管谟业是谁，他们根本不清楚。我们系里组织过一次讨论会，讨论李存葆的小说《山中，那十九座坟茔》，我确实感觉到不好，把这个小说贬得一塌糊涂，话说得很过分。我现在有点后悔，说人家那根本不是一篇好小说呀，有点像宣传材料一样，就这么直接讲的。而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是上一届中篇小说的首奖，改编成电影、话剧，名声大得不得了，是当时全国最红的作家，被我当头打了一棒，座谈会没人说话了。李存葆表现出老大哥的涵养，一声不吭。主任说莫言同志应该再读读这部作品，你的看法太片面了，这个是一篇悲剧性作品，还是一部力作。紧接着第二届全国中篇奖又拿头奖了。
这事使我自己把自己逼到一个悬崖上了。
莫言忠厚兼具尖锐、沉默寡言但心怀高远的矛盾性格，由此在别人和他自己的记述中得以具体地呈现，令人印象深刻。可惜回忆者都是作家，文字往往缺少对军艺生活琐事的记载，而这种充满烟火气和生命信息的琐事轶闻，却是文学史家非常感兴趣的资料。当然，假如这类材料堆积如山，也颇令人犯难，所谓的文学史考证工作，实际是一种历史剪辑工作，它是对研究者最严格的考验。对此，法国巴黎一大荣休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安托万·普罗斯特可谓一语中的，他说：
不管考证的对象是什么，它都不是初学者能做得了的，大学生受文本折磨的艰难处境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只有已经是历史学家的人才能做考证，因为从本质上来看，这是把有待考证的资料与人们对于这一主题及其相关时代、地区的全部已有知识加以比照。在某种意义上，考证就是历史学本身，随着历史学研究的深入、拓展，考证也愈发精严。
他认为考证大师郎格卢瓦和瑟诺博司将考证分为外证和内证的观点非常有道理。在他们看来，外证指的是资料的物质属性：例如纸张、墨水、字迹包括盖在上面的印章；内证则指文本本身是否贯通，比如，资料上带有的时间信息与它所讲的故事是否吻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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