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6年入职到1997年专业，在总参的十一年，是莫言小说创作最重要的一个时期。因笔者的“创作莫言家世考证之六”将集中详细叙述他在军队二十多年的文学创作活动，这里只讲文学创作主线之外的其它著述事迹。我仍然主要采用别人回忆他这时期活动的文章。这些文章表明，莫言尽管是“纯文学”作家，部队领导依然把他看作“文艺宣传方面的人才”。在解放军的政治宣传传统中，文艺的宗旨是为打仗鼓动士气服务的，“纯文学”可能只处于从属的地位。当然，1949年以来，军队对文学艺术家的培养一直抓得很紧，“军事题材”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曾一度非常耀眼，这是必须承认的事实。
政治部的同事杨永革著文说，莫言当时在社会和军队名气已经很大，1989年11月17日还因电影《红高粱》获得过“首届总参文艺奖’，与迟浩田、马云鹏等一起从孙毅老将军手中接过获奖证书，还荣立二等功一次。但他是一个标准的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总参政治部，他像一个普通文艺工作者那样积极认真地完成领导安排的到基层部队采访和写作的任务。1991年总参文艺座谈会召开后，决定成立电视艺术中心，上级把创作解放军“军事五项队”事迹电视剧剧本的任务交给莫言，第二天他就换上一套迷彩服，到八一体工队体验生活。半年后，他创作的电视剧《神圣的军旗》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分别获得“五个一工程奖”和“飞天奖”。“不少的地方男女青年看了片子纷纷给莫言写信，想托他去当兵，到军体大队为国争光。”他回忆说：
“到‘前边’去，到‘最前边’去！”作为军人的莫言，面对大灾大难的急难险重任务时，总是冲锋在前，不甘落后。1991年夏天，南京市六合县新集乡滁河大堤决口，5米多高的洪峰，咆哮着扑出堤外。一个小时，十几个村庄和数万亩粮田变成了一片汪洋。我军某舟桥连官兵借着夜幕连续奋战20多个小时救出数百名老百姓。莫言身穿迷彩服，乘着冲锋舟与战士劈波斩浪，以他最见长的细节描写记录了一个个与众不同的故事，那篇标题为《一夜风流》的报告文学发表于《解放军报》1991年11月19日的“长征副刊”后，荣获当年全国报纸副刊作品评选金奖。一位评委动情地说，从这篇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作家笔下至高无上的人性美。
十几年过去了，说到当年惊心动魄的抗洪抢险，莫言仍然双眼湿润，语调颤抖。
杨永革还回忆起1994年6月，他和莫言去距陕西省白水县城40公里外的总参某通信团采访的往事。他们在黄土高原的沟壑中颠簸两个多小时到驻地，发现这个哨所只有孤零零的两间小屋，一圈黄土的院墙，条件非常艰苦。两个衣帽整齐的小战士在院墙前迎候他们。两位战士负责巡查两条30公里和86公里的线路，每周有四天就徒步跋涉在这黄土沟壑中。他们还看望了“夫妻哨”等哨所。杨永革和莫言一个星期的奔波，行程千里。他依稀记得，“夜里，在汤坪的二连招待所里，莫言久久难以入睡。”话更少了。两天后，他写出了以《千万里追寻着你》的军旅报告文学。
另一位战友王贤根也谈到莫言在总参时期生活的点滴。他说那时总参文化部门重视文化建设，爱惜人才。莫言以写小说为主，也写报告文学，但“那多是遵命之作”。莫言跟部队感情很深，不过在紧张采访中也与作家圈子来往密切：
安排我和莫言到南京、无锡等地采访。那次，莫言着便服，我也穿便衣，同住一屋，白天到部队、受灾地采访，晚上在房里谈人生，谈文学。采访空隙，莫言总要到所在地的书店去看看，寻得福克纳、马尔克斯等世界文学大师新近翻译、出版的著作。在南京，朱苏进接我们到他家吃饭，边吃边聊文坛轶事，蛮是开心。到上海，我们住的地方离王安忆家不远，她单肩挎只坤包，步行来接。王安忆爱人很能干，我们喝茶说话，他下厨炒菜做饭。上海男人除了自己不会生孩子，家务事，样样在行。
莫言的性格一如在黄县、保定和延庆时那样，老老实实认真负责，尽力把领导交给的工作做好。他交给上级的工作报告可以说是硕果累累：
1991年初，全军和总参要召开文艺创作座谈会，杨永革同志让我上报1985年到1990年创作情况。大体是：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十三步》、《生蹼的祖先》、《红蝗》。中短篇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爆炸》、《欢乐十三章》。电影文学剧本《英雄浪漫曲》、《大水》。其中，《红高粱家族》被翻译成法、英、德、日文；《天堂蒜苔之歌》被翻译成法文、英文，部分小说被翻译成英法德日意、朝鲜文和俄文。1990年到1997年，又写了《白棉花》、《酒国》、《丰乳肥臀》、《战友重逢》、《怀抱鲜花的女人》等作品和三十多篇短篇小说。我还积极参加部队创作活动，先后写出《百万大裁军》、《程祥凯论》、《一夜风流》、《千万里追寻着你》、《军歌》、《水中之鱼》等报告文学作品，参加了《神圣的军旗》电视剧剧本创作。因电影《红高粱》获得过二等功的奖励，两次获得总参文学奖、文艺奖一等奖。
以上均为部队战友在莫言获诺奖后的追述文章，赞扬较多自是难免。但它们以文学创作活动为主，日常琐事很少涉及，也是一个遗憾。假如能找到这个圈子外其他战友的叙述也许会更鲜活真实，材料也更难得。此事只能留待若干年后，由年轻的莫言研究者通过对这些普通战友的采访，予以补齐。经典作家历史材料的积累丰富，并非一朝一夕的事。由作家圈子向其它社会关系，由当事人小交际圈向更大交际圈逐层深入，真正建立起当事作家完整的人生世界，本是文学史研究的规律之一，所以不必过于急躁。
这种情况下，就应该重视“军人圈子”外其他人士所讲的故事。老作家从维熙回忆过90年代某个冬天他请友人们吃饭的情形。大家散后，他与当过军人的妻子有如下的对话：“这年的12月28日，友人们在我家中聚会，迎接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之春。那天，来的友人很多，我的同辈人自不必说，该来的都来了；在比我年轻一代的作家中，莫言也来了。在我的记忆中，他当天说话很少，酒却喝得不少。在我的认知中，文人有两种酒态：一种是酒后忘我，一种是酒后沉默。莫言属于后一种，当他与在座的王蒙、叶楠碰杯时，只是往嘴里倒酒，没有像叶楠等友人那样酒后高声喧闹。最有意思的是，当友人们离开我家之后，妻子才发现莫言带来的礼物：一个竹编篮筐里，蜷卧着两只颜色相异、绒布做成的小猫。”“这有点像他今天的肖像。”我说，“像只无言的醉猫！”“在二十多位友人中，他显得最腼腆。”“那是老虎装猫。”“何以见得？”妻说。“你看他的《红高粱》不是充满了人性中的野气吗？猫的柔顺不过是他的外壳罢了。”我说，“蔫人出豹子。这个山东高密小子，骨子里藏有豪气、义气、霸气和匪气。”妻子笑个不住：“你别侮辱我们军人。”“怎么是侮辱呢，这是最高的褒奖。”
莫言军旅生涯的高潮和落幕在总参，而它最重要的收尾则是长篇小说《丰乳肥臀》的“批判风波”。1994年秋天，莫言开始《丰乳肥臀》的构思。1995年春天，莫言在家乡一个院落里用三个月时间完成了这部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当年底，在《大家》杂志首发，并获得十万元奖金的“大家文学奖”，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莫言回忆说：“得奖之日，我就预感到麻烦即将来到。先此之前，报刊上已经开始了对这部小说的书名的批评。批评者在根本没看小说的情况下，就武断地判定，这个书名是作者为了商业目的进行的包装。在此情况下，我违心地写了一篇《丰乳肥臀解》为自己辩护。我知道我的辩护软弱无力，我的真实的想法很难表达出来。”他没想到，批判的调门和声浪迅速“升级”，他明显感觉到来自军内外的巨大社会压力。他在单位写检查，在同事的帮助下认识错误。何慎邦说：“听说他为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写了一大摞检查，检查得胃病又犯上了，还有一些人揪住不放。”《莫言王尧对话录》、《我在部队工作二十二年》和《“高密东北乡”的“圣经”日文版〈丰乳肥臀〉后记》对批判前后的始末都有详细叙述，可见它对莫言打击之大和刺激之深。他愤愤不平地说：
我的文章并没有平息对《丰乳肥臀》的批判，反而更刺激了那些人的仇恨。他们为了整垮我，熟练地运用了政治斗争的手段。他们多是一些靠整人起家的人，是文坛上的打手。他们当中有的人尽管在中国的“文革”和“反右”斗争中受到了冲击，甚至还被划为“右派”，但那是真正的误会。这些人其实正是“文革”和“反右”的推波助澜，没有他们就没有“文革”和“反右”，但他们却在“文革”和“反右”中受了冲击，这是一个“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的荒唐事例。这帮人娴熟地运用“文革”和“反右”的战术对付我和我的《丰乳肥臀》。他们的第一个战术就是向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写信诬告我，希望借助于国家和军队领导人的力量置我于死地；他们的第二个战术就是化名形形色色的人，一会儿是“八个老工人”名义，一会儿以“七个母亲”的名义，给我当时所在的部门和国家的宣传和公安部门写信，希望能把我逮捕法办。他们的第三个战术就是串联一帮曾经当过大大小小官僚的“哥们”，各自动用自己的关系，给他们老领导、老战友、老部下打电话、写信甚至坐堂陈词，希望他们能出来说话或是动手收拾我。他们的第四个战术就是利用他们把持的刊物，连篇累牍地发表对我的“大批判”文章。他们的文章于“文革”期间的大字报很是相似，其中充满了辱骂和恐吓，还有对我的人身攻击。他们的第五个战术就是在中国作协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向代表们散发他们的刊物和小报，试图在作协系统彻底把我搞臭。
“他们”、“这些人”究竟是哪些人，在写批判文章的人之外，有没有一个详细的名单，作者并没有确指。这个名单中当然既包括了写批判文章露面的人，也包括了一些偷偷给上面递检举信，暗地活动却没有露面的人。历史地看，这个名单具有考证的价值和必要，假若以后对“《丰乳肥臀》批判”做更系统的学术研究的话。另外，在查证材料时我注意到，是否有单位领导找莫言谈话，谈的什么内容，原来单位和上级部门有具体措施行动没有，是否给予了处分，是何种级别的处分文件？如此等等。这些都语焉不详，也无法求证。莫言只是说徐怀中老师是很开明的老先生，也为他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我感兴趣的还有，在一两年的批判浪潮中，莫言的个人处境究竟如何，具体文献依然无踪无影，无从查考。
莫言几年后写的文章，才让他当时的真实处境含蓄地浮出水面。他说：
我默默地忍受，甚至做好了锒铛入狱的准备。我保持沉默，我甚至违心地写了检查（我不写检查我的同事们就得彻夜不息地“帮助”我，其中还有怀孕七个月的女同事），但我的心里，始终坚信我写的是一部庄严的作品，我自信当那些辱骂《丰乳肥臀》的人化为灰烬之后，《丰乳肥臀》还会在读者中流传。
表面上是平平静静的，他虽然停笔两年，其他事和活动还在既定的轨道上运行。莫言明显感到，一切都变了。他形容自己的心情是有口难辩、很不痛快：
我感到我的人身自由也受到了很多限制，我要去海南岛开个会，他们也不批，出国更不行。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禁锢，也没人批评你什么，但你知道这样一写很可能就被批评了。那样一写又很可能被批评了。我觉得我确实不合适在部队干了。
就这样，1996年他开始联系工作并提出了转业的申请。1997年，这位副师职的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员离开了他工作和生活了二十一年的军队。
在文章结尾，我认为应该对莫言从部队转业的原因略作探讨。种种迹象暗示，《丰乳肥臀》的批评风波，对莫言离开部队起到了某种作用。但碍于各种因素，这个谜底并没有被揭开。王贤根在《闻莫言获诺奖所想起的》中透露：“正是《丰乳肥臀》受骂挨批的一片狼藉声中，有人惶恐，惧怕莫言玷污了他们的前程，推他离开部队。众多战友、文友为之不平与惋惜，也有人窃喜。”这番话证实莫言并非主动、而是被迫转业的。莫言在《我在部队工作二十二年》中却解释说：“我的创作和部队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部队能容忍这么多年，也真不容易，所以我想得赶快走，这样对自己也好，对部队也好。”他又补充说：“我认为，部队的文艺工作者就应该写出像《英雄儿女》、《南征北战》、《上甘岭》那样的作品，鼓舞着战士们去勇敢战斗，写不出来这样的作品就应该让自己下岗。”“人家一群小伙子笔挺地站在那里，一个个生龙活虎，英姿飒爽，你挺着个大肚子，弯腰驼背地站在那里，你不自惭形秽吗？”他否认了“被迫转业说”，强调说：“领导并没有让我走，是我自己要走。”“因为我爱这支军队，所以我必须离开。”至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恐怕已不重要。
1997年下半年，莫言正式办理了转业手续，以副师职干部身份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日报社工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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