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莫言：《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2期。据说当年部队在高密县招收的新兵有1800多人，先到县橡胶厂洗澡，然后换衣服，坐上军车出发。
[3]莫言1976年参军的黄县，地处胶东半岛西北部，是山东省烟台下辖的一个县，1986年撤县改市，现叫龙口市。所谓“丁家大院”原来是一个大地主的宅院，当时在黄县北马公社唐家泊村。莫言在《莫言王尧对话录》中回忆说：“去一看呢，心里就凉了半截，营房就跟老百姓的村庄连在一块，西边就是老百姓的饲养棚，里边全是牛圈、猪圈，旁边是一个大的臭水坑。这个村里呢，是生产龙口粉丝的最大的一个厂，前边是一片麦田。我们的营房只有三排房子，也没有暖气，就是一个小煤炉子。两家合用一个小小的操场，只有半副篮框。有一个露天厕所，有一个破破烂烂的伙房。老兵说，你们来这么个单位是倒霉了，因为它是属于总参系统下面的一个单位，技术干部很多，入党特别难。”在这里最多也只能做到警卫班长的职位。参见该书第90、91页，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莫言：《我在部队工作二十二年》，《莫言研究》2013年第9期。
[5][法国]安托万·普罗斯特：《历史学十二讲》，王春华译，[阿根廷]石保罗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3、54页。该书是我由澳门大学图书馆借得，阅读披览之余，发现它对我写《莫言家世考证》这本书颇有启发，之前关于这方面的知识，我主要来自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通过两相比较，我感觉安托万这位西方学者比梁启超对“历史研究方法”的见解更具有科学性，逻辑思维水平更杰出。我个人认为，如果试图建立关于一个“学科”的知识，除丰富的研究经验外，还应具有这种系统性、理性的分析能力。而这方面，则是大部分中国和东方学者所缺乏的思维训练。
[6]《莫言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页。
[7]莫言：《我在部队工作二十二年》，《莫言研究》2013年第9期。
[8]莫言：《我在部队工作二十二年》，《莫言研究》2013年第9期。
[9]《莫言年谱》，参见《大哥说莫言》，第231页，2013年3月。在该书第88页，大哥管谟贤先生也说到弟弟当时的勤奋和辛苦：“为大学生上政治课，用大学教材。一个小学生，要讲这些东西，必须从头学起，恶补马列。他同时还要搞创作，经常通宵不睡，饿了去地窖弄点大葱充饥，困了，用雪擦擦脸。结果胃溃疡、鼻窦炎、感冒有时同时发作”。
[10]牛占才：《莫言的文学创作从这里起步》，《莫言研究》2013年第9期。
莫言：《我在部队工作二十二年》，《莫言研究》2013年第9期。萧里千副主任是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的老大学生，总局著名的笔杆子。他赏识莫言，是江干事之外第二位莫言的重要伯乐。在关键时刻，两位伯乐齐心合力，把莫言推到了新的人生舞台上。假如没有这种历史机缘，后来的大作家莫言也许就不可能存在了。当然，这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重视宣传人才的历史传统有直接关系。正是在这一传统的养育中，走出了李存葆、莫言、阎连科、周大新等一批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史册的著名小说家。
管谟贤：《我们哥仨的当兵梦》，《莫言研究》2008年第4期。
莫言：《我在部队工作二十二年》，《莫言研究》2013年第9期。根据当时军队规定，营级以下、服役年限不到的年轻军官，一律不能携带家属随军。所以，像莫言这种“两地分居”的现象，在军队中很常见。其实不光是年轻军官，那时全国各地的行政干部、教师和职员，因为户籍原因夫妻两地分居多年的现象非常普遍，是一个长期没有解决的社会问题。1979年后，随着知识分子政策的逐步落实，这种“分居”的现象才慢慢绝迹。莫言1976年入伍，1982年提干，直到1995年8月他41岁时，妻女才随军前往北京，女儿管笑笑进北大附中念书。至于今天军队对干部家属随军实行的是什么政策，笔者已不得而知。
黄献国：《我的军艺老同学莫言》，《北京晚报》，2012年10月13日。黄献国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为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教授。在此注释下的很多出处，都来自徐怀中、马瑞芳、杨守森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的《乡亲朋友说莫言》一书收入的文章，特此声明，并向特允引用此书材料的杨守森教授表示感谢。
朱向前：《我与同学管谟业》，参见《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12年12月3日。朱向前是80年代著名军旅文学批评家，后来担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他说自己是较早评论莫言小说的批评家之一。
刘毅然：《莫言，一杯热醪心痛》，《中国作家》1988年第4期。刘毅然，著名军旅诗人，后为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教授。
莫言：《我在部队工作二十二年》，《莫言研究》2013年第9期。像很多出身于乡下、后来走上文学道路的中国作家如沈从文等一样，莫言也对自己的“农村身份”非常敏感和自卑，同时会愤愤不平。他这类文字，经常或隐或现地出现在文章甚至文学作品中。例如，在《存在下去的理由在京都大学的演讲》中他说道：“尊敬的先生们，亲爱的女士们：……二十年前，当我拿起笔创作第一篇小说时，并没想到这项工作会改变我的命运，更没想到我的作品会部分地改变中国当代文学的面貌。那时我是一个刚从我的故乡高密东北乡的高粱地里钻出来的农民，用中国的城里人嘲笑乡下人的说法是‘脑袋上顶着高粱花子’。我开始文学创作的最初动机非常简单：就是想赚一点稿费买一双闪闪发亮的皮鞋满足一下虚荣心。当然，在我买上了皮鞋之后，我的野心便随之膨胀了。那时的我又想买一只上海造的手表，戴在手腕上，回乡去向我的乡亲们炫耀。那时我还在一个军营里站岗，在那些漫漫长夜里，我沉浸在想象的甜蜜当中。”“可悲的是，当我穿着皮鞋戴着手表在大街上走来走去时，也没有一个姑娘把目光投到我的身上；只有一些老太太用鄙夷的目光打量着我。”参见《小说在写我：莫言演讲集》第22、23页，台北麦田出版社2004年版。
[法国]安托万·普罗斯特：《历史学十二讲》，王春华译，[阿根廷]石保罗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0页。有趣在于，在北京我曾购得这套“历史学的实践丛书”中的若干本，而且仔细读过关于法国年鉴派的著作。这本书是我2014年12月在澳门大学任客座教授时在图书馆借阅的，当时借了三十多本书（注：按照图书馆规定，本校教授可以借阅四十本书；而我就职的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规定，教授只能借阅二十本；据说香港大学图书馆规定，教授可借阅四百本书，理由是图书馆已经无法收藏浩如烟海的图书，只能拜托教师们借回去代为收藏）。当时上课较忙，并没对这本《历史学十二讲》特别在意。停课后偶尔翻阅，非常喜欢作者对历史学研究方法和问题的看法，于是电话家人，在北京再帮我购得一本“出口转内销”的书，留待回去后细细披览。
何慎邦的《我与莫言》一文写道，1987年秋在井冈山召开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研讨会上，他们有过一次简短的聊天：“我问他，他说在军艺读完书后，回到总参，总参又不设创作室，所以他的处境并不是多好。”《时代文学》2001年第1期。何慎邦在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工作，是知名文学批评家。因是福建同乡，当时主持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工作的他与北师大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著名文艺理论家童庆炳商议，两个单位合作办一个作家创作研究生班，如各门成绩合格，论文通过，最后授予文学硕士学位。在该班就读的有青年作家莫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等。因此，莫言可以说是童庆炳、何慎邦的学生。他在本文中还回忆说：“那时候，我刚由中国作协创作研究室调到鲁迅文学院主管教学行政工作半年多。鉴于鲁迅文学院到教育部备案未获通过，也鉴于青年作家学者化的迫切需要，正与时任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的童庆炳教授相议办一个文学创作研究生班。我在闲聊中把这一信息告诉莫言，他相当兴奋，表示这个研究生班如若办起来，他第一个报名，表现出一种求知的渴望。”“经过将近一年的筹备，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联合举办的首届“文艺学·文学创作研究生班”预备班于1988年9月正式开学，莫言成为这个班的一名研究生。我与童庆炳则被任命为这个研究生班的总导师。从此，开始一段我与莫言亦师亦友的生活。”“在将近三年的研究生班（1988年9月至1991年1月包括预备班半年）学习生活里，莫言作为一个有点名气的青年作家，比较低调，也注意遵守纪律。1990年上半年，班导师之一、北京师大中文系教授童庆炳为研究生班讲授学位课《创作美学》。此课分为十六个单元，上满课考试成绩及格者可以得到3个学分。班纪律规定，学位课连续缺课七次者，取消其听课资格，3个学分自然泡了汤。莫言此时请假回山东高密老家盖房，连续缺课已达五次之多，我即找来他要好的同学转告他，立即回来上课，否则执行规定取消其《创作美学》的听课资格。莫言得到消息后立即从高密赶回北京，找到我消了假，并交了超假的书面检查。我们自然让他上了课。其时，他同班另一位稍有一点知名度但颇自大的作家，不听劝告，连续缺课七次，我们即按规定取消其听课资格，最后毕不了业。”
莫言《我在部队工作二十二年》可能是作者笔误，或者《莫言研究》的编辑有误，我查过《莫言年谱》，明确记载他在总参政治部文化部工作的时间为1986年到1997年。所以，准确地说，是“在总参政治部十一年”，而不是这篇文章的“在总参政治部十二年”。
杨永革：《部队永远是我家》，《莫言研究》2013年第9期。杨永革是总参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原主任，可能做过莫言的直接领导。
王贤根：《闻莫言获诺奖所想起的》，《莫言研究》2013年第9期。作者系总参军训部工程兵秘书室政治协理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从维熙：《话说莫言》，《时代文学》2001年第1期。
莫言：《“高密东北乡”的“圣经”日文版〈丰乳肥臀〉后记》，参见《说吧，莫言》，第349页，第349、350页，第350页，海天出版社2007年版。
何慎邦：《我与莫言》，《时代文学》2001年第1期。
莫言：《我在部队工作二十二年》，《莫言研究》2013年第9期。据笔者感觉，王贤根的说法比较可靠。由于莫言为人的豁达，加之他对培养了自己的这支军队的感情，才用这种体面的说法叙述了自己的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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