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北的神奇

    在祖国版图的西部，有一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这就是曾使无数文人墨客为之讴歌、为之叹息，而又无法说得十分清楚的地方——大西北。

    西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远古时代，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先民们就在西北这块广袤土地上生息、劳作，并创造了无数辉煌的过去。据考古发现，在六七十万年以前，如今的陕、甘地区就有先民们的足迹。春秋战国时，列国争雄，各自为政，国不统一，因而便无所谓“西北、东南”之分，直到秦统一中国后，这个概念才得以形成。

    说西北的古老，可从中国古代文化中看出，文明的火花大多最早从这里闪现。当东南各地都处在洪荒之中，尚未开发时，西北已有早期文明的出现。如今的陕西邠县，便是周朝的发祥之地，《诗经·幽风·七月》中记载：“黄鹂呜而育蚕治丝，伯劳鸣而积麻为布”。可见四千多年前的西北，便有了肥美土地，并发明了丝、麻等织物。

    西北地区的地方建制，是随着长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而逐步明晰化的。陕西由于汉、唐曾在古长安设都，最早成为京畿重地，此后，金在这里始设陕西行省。甘肃次之，于元代设省。而新疆、宁夏、青海等地，虽说较晚纳入中原王朝统治体系，但自元代之后，这些地区已有朝廷命官负责统辖。至清乾隆年间，皇帝已在青海、新疆等地设办事大臣、将军，以加强对这里的统治。1884年，在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建议下，清政府在新疆正式设省。这样至清末，形成陕、甘、新三省建制格局，而青海设垦区办事大臣，宁夏归甘肃管辖，设宁夏道。

    民国建立后基本沿用清末建制，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便对其进行了调整。1928年9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第153次会议决定将青海垦区设青海省，治所设西宁；同年将宁夏道各县和阿拉善旗分别从甘肃、绥远两省划出，设宁夏省，并成立省政府。这样，西北各省区的行政区划到20年代末便完全形成，并沿袭至今。应当指出的是民国时期，人们对西北的概念，除陕、甘、宁、青、新五省外，还包括绥远(即今日内蒙古包头市一带)，远比今天西北的概念大。由此可见，西北地区这一概念的形成，是和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自然、社会的整体特点分不开的。

    西北地区的神奇特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的多民族、多宗教性。全国56个民族中，有40多个民族长期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聚居在这里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回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哈萨克族，以及国内特有的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等。多民族造成多种宗教信仰的不同影响，如佛教中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主要在藏族、蒙古族、裕固族、土族等少数民族中盛行，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分布在新、甘、宁等省。

    多民族、多宗教造成各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社会政治态度在诸多方面均有很大不同。多民族聚居在这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影响下，加之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高压政策。历史上不断演出一幕幕生死相伴的悲喜剧。各民族之间久分必合、久合必分的事件，往往延续数百年。二是西北地区从历史上看，多数情况下是属于边疆地区，由于多民族、多宗教的影响，往往远离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存在的整体。尽管历代统治者用不同的方式管辖着西北各地，但除距中原较近的关中平原之外，多数地方显现出与众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方式。在相当长的时期，地方豪强势力或利用宗教、民族的力量，或通过军事力量，使一些地方出现割据状态。这些地方割据势力，为了进一步维持这种局面，通常采取的政策是：一方面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之下，决不与朝廷分庭抗礼；另一方面又保持相对独立性，政治、经济、文化均保留着许多民族和地域的特色。这样，地方势力对本地区的影响就不能低估。

    正是由于上述这些特点，西北地区曾像磁石般地吸引了历史上无数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们都企图在这块土地上，施展自己的政治才干和抱负。而做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要想在西北建功立业，无外乎要遇到这样一些问题：这里多民族多宗教，就必须审慎地处理民族问题，维护中华民族的和睦、团结；这里是边疆地区，就必须维护边疆的安全，领土的完整；这里的历史悠久，则有使民族文化发扬光大的历史责任。自近代以来，林则徐、左宗棠等人，或发配边疆，或用兵西北，都曾为治理、开发西北留下诸多业绩。孙中山曾在他所著的《实业计划》中对西北建设和开发提出过一系列设想。可见，神奇的大西北对有识之士、爱国志士的吸引力。本书记载的也是一位著名爱国将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期间，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大动荡洪流，在西北所做的一番事业。

    冯玉祥早期军旅生活

    冯玉祥，字焕章(1882年—1948年)，祖籍安徽省巢县，生于河北青县兴集镇。世代务农，家境贫寒。自幼便饱尝生活的艰难窘迫。1892年，冯玉祥11岁时，母亲游氏病故，长嫂抚养他至1896年入伍当兵为止。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说：“家乡的生活环境，深切地影响到我日后的思想与情绪，……时时刻刻忘不掉改革劳苦大众生活的职志。”

    冯玉祥：《我的生活》（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页。

    1896年，年满15岁的冯玉祥随父入营当兵。最初，跟着父亲在清政府的淮军里，1902年脱离淮军改投袁世凯的武卫右军第三营左队，驻扎在天津杨柳青。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属“北洋新建陆军”，所谓北洋军阀，便是由这支队伍起家的。

    北洋新建陆军，是19世纪末，晚清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按照西方陆军军制，在外国洋员的协助下，由袁世凯负责训练的一支军事武装。从陆军建制、训练、战术、操典到军器等，基本上是模仿德国，所以被人们称为新军。所谓新军，究竟“新”在什么地方?它和清朝旧式军队有哪些不同?

    首先，从装备训练上看，新军主习洋枪洋操。“一切操练章程，均按西法办理，”甚至“一切行军应用器具，都按照西法购备。”

    《光绪朝东华录》第九册，第22页。

    新军拥有步、骑、炮、工程、辎重等各兵种，它与单纯使用刀矛弓箭为主要武器的八旗、绿营等旧式军队截然不同。

    19世纪末，湘、淮各军虽也进行了一些西式训练，配备了新式武器，但终究和新军是不能比拟的。

    其次，对士兵的入伍条件，新军有较严格的限制，参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征兵条件，对入伍年龄、体格及识字程度上均有规定：年龄一般要求从16岁到20岁，身高在4尺8寸以上，凡五官不全，体质较弱，手举不及百斤者不收。来历必须土著。凡吸食鸦片或犯有事案者以及“城市油滑而充营勇者”，一概不收。

    再次，新军各级军官，一般要求从军事学校出身，具有现代军事知识的人充任。为了培养各级军事人才，清政府除了在各省省会及大中城市设立军事学堂外，军中还设有各级随营学堂。规定选派各级军官，要尽量先委派曾习武备，进过军事学堂及具有一定军事知识的人；对旧有军官进行甄别，以粗通文字、虚心问学者为合格。遇有官升出缺，仍先从学堂毕业之员选充。一概不许在学堂、新军之外，随意任用。

    又次，在对士兵进行封建思想教育的同时，又进行全新的技术训练，即军事训练，称之为练兵，就是“精其技艺”。为此，清政府曾将旧时编纂的《西法类编》和北洋陆军所刊《德国陆军操典入门》等书，分发给各营。书内分兵法、军器、测绘、数学诸门。此外，如世界地图、亚洲东部地图、沿海口岸全图等，也“一体购印颁发，不时翻阅”，以促进官兵素质的提高。

    新军是模仿西洋军事编制和军事技术建立的武装力量，清政府本想依靠这样一支新式军队，振衰封弊，挽救危亡。但历史的发展却往往和统治者的初衷相反，清政府所建立的新军除袁世凯掌握的一部分死党抗拒清末的反清革命外，其余多数新军均在后来反清运动中成为革命党人争取的对象。

    中国古代历来有尚武传统，尤其农家子弟，多以习武为荣。这样一支新式军队，自然也就能够吸引诸多像冯玉祥这样的有志青年。来到新建陆军后，冯玉祥更加勤苦读书、操练了。他每天利用闲暇时间埋头看书写字，并专心钻研军事操演中的各种科目。1902年底，保定府筹划扩编20营新军，从武卫右军中挑选军官，当时每连6棚，每棚12人，冯玉祥是从连里72个正兵中挑选出的一个副目(相当于班副)。他当了副目后，很能体贴士兵，深受士兵爱戴。

    正目齐大麻子十分欣赏冯玉祥，便向上司保荐，冯便先后担任哨(排)、队(连)的教习，专门负责喊操。

    这时袁世凯正利用清政府提出在全国扩编新军36镇的庞大计划，逐步培植个人势力，终将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他拟定了一套《陆军营制章程》，包括主军、督练、设官、募兵、军令、训练、校阅、奖惩、恤赏、薪饷、营令、军器等规定。通过这些措施，新军由最初的不足l万人，增长到近10万人，成为清王朝的一支劲旅。随着新军不断扩充，冯玉祥在军队中的地位也逐步由副目、正目升为哨长，后经多次考试选拔，他均名列前茅，旋任队官(连长)、管带(营长)等职。在短短的5年之内，冯玉祥由一个士兵，升任北洋新军的中级军官，升迁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这不仅与冯玉祥在军中勤勉自励分不开，也可以看出新军兵制在许多方面的确优于旧式八旗、绿营，尚能促进人才的脱颖而出。

    冯玉祥所在部队的协统(旅长)陆建章对他很器重。陆建章，安徽蒙城人，因毕业于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加入北洋陆军后，很得袁世凯赏识，1905年起任北洋陆军第四镇第七协协统。因陆欣赏冯玉祥，便有意将他抚养长大的内侄女刘德贞许配给冯。冯玉祥认为自己地位低下、薪水微薄，遂婉言谢绝。后在众人的大力促成下，方与刘德贞成婚。冯玉祥也因此成为陆的内侄女婿，此后得到陆的提拔和帮助。

    武昌起义后，冯玉祥与王金铭、施从云等革命党人在滦州发动兵变，响应武昌及全国各地的革命。他们于1912年1月3日正式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冯玉祥被公推为革命军总参谋长，王金铭为大都督，通电全国，正式宣布独立。1月4日，举行誓师，发布檄文，同时向各国公使发出照会，要求各国“严守局外中立”。起义军因张建功叛变告密，遭到清军突然袭击，损失严重。王金铭决定放弃滦州城，而率全部武装七八百人乘火车西上攻打北京。因铁路被毁，至雷庄五里处下车，与清军王怀庆布防的军队交战，王怀庆部支持不住，即邀请王金铭、施从云前往雷庄议和。王、施幻想说服王怀庆共同反清，但王怀庆却设有埋伏，待王、施前往谈判时，被王怀庆一一逮捕，王金铭、施从云等50余人被杀。滦州起义遂被镇压。

    滦州起义失败后，王怀庆本想除掉冯玉祥，但由于有多人前来营救，加之冯玉祥与陆建章有亲戚关系，陆便竭力为冯玉祥说情担保，冯仅被革职，监禁约半年。清政府垮台后，冯玉祥又被重新起用，陆建章委任冯为前营营长，并遣其在冀南一带招募和训练新兵，冯玉祥开始有了一个使其部队得以扩充、培植自己亲信的机会。1913年8月，冯玉祥所属的左路备补军改编为“东卫军”。增设两团编制，冯玉祥被委任为第一团团长。驻节北京北苑一带。

    因追剿农民起义初到西北

    1914年春，一场由白朗发动组织的农民起义席卷了中国北方，震撼了神州大地。

    白朗(1873年—1914年)，河南宝平人，字明心，农民出身，曾在北洋陆军第六镇任管带，后解甲归田。1911年冬，在宝平鲁山地区发动农民起义。起义口号是“打富济贫”，同时也反对教会势力。响应者由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二三千人。

    1912年冬，白朗面对袁世凯的表兄弟、河南都督张镇芳“剿抚兼施”的政策，拒绝招抚，带领队伍在北自禹县，南至桐柏山的豫西广大农村地区往来流动，消灭分散的地主武装，收缴武器。他的队伍纪律严明，所到之处，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和拥护。

    1913年5月，白朗军一度进入鄂北随县山区，然后摆脱豫、鄂两省官军的“兜剿”，回师北上，在5月底、6月初，一度攻克豫西的唐河、禹县两座县城。他们此时又扩大了数千人，并且半数已有快枪，还有了一批机关枪和6尊大炮，战斗力更加强大。正如众议院给袁世凯的“建议案”中所称：“所向披靡，官军莫与能敌。”《白朗起义》（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2页。

    同年7月。国民党人在孙中山领导下发动“二次革命”，在江西、江苏、安徽等地起兵讨袁。白朗起义军声势日壮，引起革命党人的重视。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曾写信与白朗联系，要求配合讨袁。由于信使被张镇芳捕杀，信未送到。但是，白朗军趁北洋军大举南下镇压讨袁军，后方空虚之机，在9月下旬一举攻克鄂北重镇枣阳城。因南方的讨袁军很快归于失败，白朗军在10月上旬突破北洋军、鄂军和豫军的包围，北返豫西宝(平)、鲁(山)一带山区活动。

    1913年底，河南都督张镇芳和护军使赵倜，在袁世凯的督责下组织了对宝、鲁山区白朗军的大规模“围剿”。白朗军为了要和安徽、江苏等省革命党人的反袁力量会合，便突围东进，越过京汉铁路，挺进到豫、皖、鄂边区。他们在1914年1月间，连克豫东南的光山、潢川、商城和皖西的六安、霍山，直逼皖中的舒城和鄂东的英山，“如入无人之境”。得知消息后，袁世凯惊恐万状，为了挽救危局，将张镇芳、赵倜革职。另行委派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河南都督，常驻开封，统一指挥豫、鄂、皖三省正规军2万多人进行会战，企图聚歼白朗军。

    白朗起义军的军事行动，对于帝国主义在长江中游的商务和传教活动，也直接造成了严重威胁。各国驻汉口的领事和驻京公使，给袁世凯施加压力，要求剿平白朗军。他们还为袁出谋献策，英、俄两国使馆还争相派武官到信阳“参观剿匪”，并声言要派兵进行军事干涉。

    “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在安徽、江苏的力量已经瓦解，白朗军进入安徽后，无法实现预期的目的。而袁世凯、段祺瑞在豫、皖、鄂一带又调集重兵进行“围剿”。起义军在中原已很难立足。因此，他们决定调头西进，计划取道陕西，夺取四川作为反袁的根据地。1914年2月下旬，白朗率军突破重围，离开安徽，在豫西越过京汉路，进入鄂北，于3月7日攻克鄂北重要商埠老河口。

    正当白朗起义军准备向陕西进发之际，曾经响应“二次革命”的原陕西陆军第一师团长王生歧，率领全团官兵参加了白朗起义军，陕西一些农民武装也纷纷加入，使起义军总数达2万人以上，其声势更旺。这无疑给正在积极准备当皇帝的袁世凯以迎头一击，惊恐不已，寝食难安。

    白朗军在进入陕西前，将各路兵力集中于卢氏、荆紫关一带，又打出了“中原扶汉军”和“公民讨贼军”旗号，白朗以大都督的名义，传檄远近，谴责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和复辟阴谋。

    “公民讨贼军”于1914年3月中旬破荆紫关，挥军西进。

    18日富水关一役，打得镇嵩军和陕军500余人全军覆没，遂占商南，22日克商州。之后，为了牵制敌人，各路军分开活动：一路取孝义(今合水)，一路指汉中，主力则由山阳越秦岭，取道当年太平军进军关中的路线直逼西安。这一行动致使陕西“全省震动”。陕西都督张凤翙不得不亲自出马，带重兵驻蓝田防堵。袁世凯急令晋、甘等省派兵“协剿”，并任命他的亲信陆建章为“豫陕剿匪总司令”，赶赴陕西，节制各军。

    西北大学历史系、陕西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2～193页。

    陆建章与冯玉祥有“翁婿”这层关系，陆一直视冯为主力，陆在赴陕前，命冯相随。冯率全团出京时，陆乘机给冯扩充部队，改编冯团为左翼第一旅，途中又改为陆军第七师第十四旅，冯任该旅旅长，随陆建章进陕追剿白朗起义军。

    陆建章率重兵围剿，并未能阻挡起义军的胜利进军。白朗军避开追剿军的主力，退入甘肃平凉、天水一带。在与甘军的激战中，虽连战皆胜，但不幸时疫流行，当地回民又多不了解，时常与之发生冲突；加之长途跋涉，军力疲惫，因而起义军中思乡之情日甚。1914年5月，白朗军在甘肃临潭受挫，白朗本人负伤。在这种情况下，入川不成，遂决议回军东向。在6月初的伏羌(今甘肃甘谷县)战役中，起义军损失惨重。之后，起义军分前后两路，白朗自领前路主力军在宝鸡大败河南赵倜“剿匪军”，沿渭河东撤至眉县，吸收了一些农民，扩大了队伍。再经扶风、武功、户县，于6月15日抵达西安附近的子午镇。袁世凯命刘镇华的镇嵩军和张勋的“辫子军”火速“进剿”。陆建章接连给远在甘肃追剿白朗军的冯玉祥数份十万火急的电令，命其星夜回援西安。白朗军在子午镇与冯玉祥部下何乃中遭遇，白朗军未久战，即撤往商南。白朗军在撤退时又选择了地势险峻的路线，损失较重。正如冯玉祥所说：

    “子午镇进去为子午峪……其地至为险峻，白狼(朗)若不窜入这条绝路，后来当不致失败。”

    冯玉祥；《我的生活》（上），第170页。

    6月26日，白朗军在商南富

    水关受到河南镇嵩军的截击，伤亡惨重。白朗本人也在队伍撤退时，被其部下杀害。白朗被杀后，起义军回到河南家乡时，已剩下几十人。这样，白朗起义历时三年，终被袁世凯及各路军阀镇压了。

    由此可见，冯玉祥是在镇压白朗农民起义的过程中，首次进入西北的。他以在陕、甘两省追剿白朗起义军为致力西北的起点。西北留给他的印象，正如他在记述第一次踏上陕西大地的感受时所说：“到潼关的时候，已是五月下旬。这是我第一次到潼关。我决计没料到以后几十年的军事生活，始终与它有关。潼关!潼关!你的印象已永远留在我的脑子里了。”

    冯玉祥：《我的生活》（上），第172页。

    身居将军宝座

    镇压白朗起义，对袁世凯来说，既镇压了革命势力的蔓延，又在实现其所谓“武力统一”中国的计划中不失为重要一举。在窃取大总统职位后不久，为进一步扩大总统职权，控制各省地方政权，袁世凯开始推行各省军政分治，裁兵废督的计划。而借镇压白朗起义之机。袁世凯正好可向有关省区改派亲信，排除异己，培植一股服从和追随其实现帝制，独裁统治的势力。

    袁世凯早就视陕西督军张凤翙为“异己”，处心积虑地谋求以北洋嫡系势力取而代之。当白朗军进攻陕西时，袁乘机以“追剿”为名，派时为北京军政府执法处处长的陆建章为第七师师长兼“剿匪”总司令进驻陕西。数月后，待陆建章已能有效控制陕西时，1914年6月30日，袁世凯正式下令裁撤各省督军。从此，各省废除督军，袁世凯死后，又恢复督军制度。

    改称将军。各省将军有地盘和兵权的冠以“武”字，无地盘和兵权的则冠以“威”字。张凤翙遂被免去督军职位，委以“扬威将军”，应召入北京将军府，实权被夺。而拥有兵权的陆建章被任命为“威武将军”，督理陕西军务。从此，陕西就为北洋军阀政府直接控制。

    陆建章升任陕西将军后，冯玉祥亦因追剿白朗有功，于1914年秋得以将其所部扩充为第十六混成旅，下辖两个团，炮兵、骑兵各一营，机关枪一连，共五六千人马。驻防西安。冯自1896年15岁入伍，到1914年升任北洋军阀嫡系的旅长，历时18个春秋，终于坐上了将军宝座。

    有了将军职位的冯玉祥便开始谋求自己势力的发展。在军阀统治时代，个人势力的发展，有赖于军事实力的强弱。冯玉祥开始寻求扩充队伍实力的途径。此时，他深切地感到其部下良莠不齐，难以驾驭。冯玉祥在《我的生活》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那时的一般干部，从质和量两方面看，都难以使人满意。综合起来说：第一是缺乏朝气，他们大多因循守旧，并没有替国家人民做一番事业的抱负和决心。……第二是不爱读书，不但新书不读，旧书也不读，科学方面的书不读，普通的书籍也不读。终日泄泄沓沓，毫无求长进之心。第三，他们都有些来历。因此办事振作，动辄得咎，处之掣肘；不振作，则又自觉对不住自己良心，对不住人民国家。”冯玉祥：《我的生活》（上），第192页。

    这里描述的现象既是当时北洋军阀军中的真实写照，同时，又表露出冯玉祥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统治的愤懑情绪。冯玉祥开始认识到，要解除国家连年的灾难和人民不尽的疾苦，要担负起“所憧憬的使命”，就要准备发展自己所掌握的武装力量。而要发展武装力量，首要的问题则是训练军事干部。

    冯玉祥所掌握的第十六混成旅直接归北京中央政府统辖，在军界有一定的独立性。这就为他储备和积蓄军事骨干，招贤纳士，为其后建立庞大的武装力量奠定了基础。

    于是，冯玉祥从部下挑选130人在西安城郊组成模范连，开始其军中练兵。模范连人员全是久经沙场，又有一定文化素质的青壮年军官。以李呜钟为连长，过之纲为排长，石友三、葛金章等为头目，田金凯、冯治安、吉鸿昌等人为士兵，以蒋鸿遇、刘郁芬、何乃甲等为教官，对学员进行正规军事训练。

    教授科目除基本技能、体操、拳击、劈刀等术科项目外，还增加了战术原则和应用战术的教学，把当时日、德比较新的军事思想和理论在基层军官中讲授，使这些军官素质迅速提高。冯玉祥治军过程中，十分重视将才的培养。他说：“教战之道，十人学成，教成百人；百人学成，教成千人；千人学成，教成万人。”《冯玉祥自传》，军事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2页。

    这里所说的十人、百人、千人，指的就是造就、培养大量高素质的军官。冯玉祥认为，通过培养军官可以使更多的人学好军事，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要训练过硬的部队，首先从将才培养着手，没有过硬的各级军官，要训练好部队是不可能的。西安编练的这一模范连，产生出冯玉祥军队中一大批骨干，许多高级将领均出自模范连。同时，模范连也是冯玉祥此后治军的样板。这样，模范连的建立便成为冯玉祥健全干部队伍，推动全旅练兵的重要手段。不仅如此，对此后冯玉祥在治军中重视正规化军事训练，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开端。

    汉中怀古

    1914年冬，冯玉祥率部到陕北松林一带查禁鸦片，行至三原时，接到陆建章命其回防的电令。原来四川督军胡景伊部发生兵变，因川陕接壤，陕南又兵力空虚，陆恐四川局势影响陕西，故调冯部星夜移防汉中。冯遂将全旅人马分成两个梯队，依次向汉中进发。行军路线是由咸阳经过兴平、武功、扶风、凤翔、宝鸡、秦岭、褒城等地。陕南的道路之艰不亚于蜀道之难，自宝鸡往南，离开八百里秦川，进入秦岭，便是闻名古今的、被称为“川陕襟喉”的崤关，又叫大散关。这个古老的关口，自秦汉以来就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楚汉相争时，刘邦从汉中北征，就从这里夺取汉中；三国时候，诸葛亮曾出散关而攻打陈仓；宋代吴玠、吴璘兄弟，在这里附近的和尚原一带，和金兵对抗十余年之久。古老的战场，古老的关隘，不知有过多少次刀光剑影的争斗，埋过多少将士的累累白骨。唐代诗人李商隐曾写下《散关遇雪诗》：“剑外从军过，无家与寄衣。散关三尽雪，回梦旧鸳机。”可见，崤关也是险关。过崤关，越秦岭，便进入凤州，也就是古代的陈仓道和连云栈的交汇点，这里几乎全是陡峭坡路，冯玉祥率部行进在这条古道上，艰难之状可想而知。但此时的冯玉祥并不懂得军阀统治是国家衰败、百姓饥苦的根源。他只是知道服从上司的命令，按照北京政府的意图，去陕南征讨、平叛。

    汉中附近有一历史上著名的张良封地留坝。张良乃汉代名臣，早年他跟随刘邦南征北战，伐秦灭楚，为建立西汉王朝立下汗马功劳。原封地在江苏留城，人称张良为留侯。功成之后，急流勇退，选中秦岭脚下的紫阳山隐居学仙。到东汉末年，他的十世玄孙汉中王张鲁，为了纪念这位先祖，在留坝建立了留侯祠，也称张良庙。历代百姓为缅怀张良，多次重修留侯祠。到民国初年时，该庙的规模已相当可观了，庙由100多间房屋组成，大小六个院落，乃当地一著名古代建筑。从山门到大殿，许多门窗和立柱上，都挂着历代名人的条幅、楹联。各庙院中还有不少文人的诗词碑刻。山门两旁的一首诗最能反映张良功成身退、隐居山中的生活情景。左侧是：除却朝簪别汉家，赤松相伴旧烟霞。右侧是：如今已得全身计，不似当年博浪沙。

    冯玉祥行军至此，驻足游览瞻望留侯祠，游览途中，“不禁起了一种景仰之念，遂撰写了一幅对联用柴木镂刻起来(几年之后又换了石刻)。其曰：豪杰今安在，看青山不老，紫柏长芳，想那志士忠魂，千古忧留凭吊所；神山古来稀，设黄不重逢，赤松再遇，得此洞天福地，一生愿作逍遥游。冯玉祥：《我的生活》（上），第178页。由此长联可见冯玉祥的文武儒雅之貌。

    汉中乃三国时期重要的战场之一。汉中盆地西部的勉县，三国时期叫勉阳。该县城南有老将黄忠刀劈夏侯渊的定军山和诸葛亮的陵地——武侯墓；城北有曹操驻军屯粮的天荡山；城东有诸葛亮发明和制造木牛流马的地方——黄河镇，还有刘备设坛陈兵的兴刘寨；城西有武侯祠和诸葛亮读书台。

    这众多的古代胜迹中，最令冯玉祥神往的还是汉丞相武侯祠。

    武侯祠在勉县城西约十里处，是中国最早的一座武侯祠。

    据记载，这座武侯祠初建于公元263年春，比全国最大的武侯祠——成都武侯祠要早50年。经历代修茸，规模初具，共有七个大院，六七十间房屋。院内生长着古柏、汉桂，及稀有的“旱莲”。每至中秋，桂花开放，香气四溢。

    当年诸葛亮在汉中一带，既有成功的辉煌，也有兵败遗命的悲剧。蜀汉相争时，诸葛亮“六出祁山”便是从汉中取道祁山北进的。《三国演义》中记载：诸葛亮为北伐，曾散布一条假消息，说是要沿着褒斜道北进，经斜峪关夺取关中眉县，并真的派大将赵云、邓芝占领离斜峪关不远的箕谷，虚设兵阵，迷惑魏兵。曹操闻之，马上派大将军曹真来箕谷抵挡。但诸葛亮的主力部队并未来此，而是向甘肃东部的祁山进发，待拿下祁山后，甘肃东部的安南、天水、安定三郡接踵宣布背叛魏国，投降蜀国，遂使关中各地大为震惊!诸葛亮的妙计，获得成功。

    为了夺取关中。诸葛亮进行过多次艰苦征战。公元228年冬，他率军从大散关北出围攻陈仓城，后因粮草用尽而退兵。

    从大散关进攻关中失败后，诸葛亮就把主要进攻目标转移到斜峪道的北口了。经过精心策划，他派儿子和其他将领的子弟用木牛流马把粮食和作战物资从四川、汉中沿褒斜道北道运出，并专门在斜峪关一带设置了管理运输事业的行政机构——斜谷邸阁。

    6年之后，诸葛亮做好了各项北伐准备，亲率20万大军北出斜峪关，夺取秦岭以北、渭河以南的军事要地——五丈原，与魏国司马懿隔河对垒。诸葛亮由于远道而来，粮草接济不上，总想速战速决，而魏明帝曹彀下诏书给司马懿：坚守阵地，绝不出战，待蜀军锐气挫伤退兵之时，再乘势追击，便可大胜。诸葛亮多次挑战，司马懿就是坚守不出。诸葛亮想尽办法激他，派人送去妇女服装，嘲笑他胆小如女人，也无济于事，如此这般，双方相峙100多天，诸葛亮战不能战，退不能退。

    最后积劳成疾，病死五丈原。诸葛亮死后遗命葬在陕南定军山。他的尸体，也是经褒斜道运到定军山的。

    《三国演义》把诸葛孔明之死描写得十分神奇——诸葛亮去世那天夜里，有长星从东北方向流来，落在五丈原。这一夜，天愁地惨，月色无光。诸葛亮征战十余载黯然归天，年仅54岁。

    当然，这是小说作者罗贯中的艺术夸张，但冯玉祥早年读的最多的书便是《三国演义》，书中的人物、事件对他一生的影响颇深。而今驻扎汉中，他有机会时常凭吊古战场，观赏这里的古寺古刹，缅怀一代豪杰如何为建功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能不使他浮想联翩，感慨万分。一日，他来到勉县武侯祠，见此祠巍峨雄壮、景象肃然，不由得又提笔撰写一副对联：“伊吕伯仲间，岂惟管乐自期，徒夸玉垒经编远；申商名法后，尽遗志韩同传，别觉赏宫俎豆长。”

    冯玉祥：《我的生活》（上），第188页。

    以抒发他对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深厚情感，以诗言志，其儒雅风流之气，溢于言表。

    陕南的苦闷

    待冯玉祥率军抵达汉中后，四川的兵变已经平息，原计划出兵进川的任务便随之取消。

    汉中地处陕南腹地，四面崇山峻岭，交通不便，十分闭塞。

    这时的国内外局势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在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各帝国主义国家正忙于相互间的厮杀，无暇东顾。日本和美国却趁机扩大在中国的领土侵略扩张。

    1914年8月2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日本即表示了它对这次战争的极大兴趣。它以英日同盟为由，宣称要履行同盟义务，采取必要的措施。8月6日，中国政府宣告中立，但自知并无实力保证“中立”，只好分别向日、美两国求助，遭到拒绝。这时，日本政府俨然以保护者自居，谴责中国不应直接向美请求帮助。不仅如此，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还明目张胆地表露了他们企图进攻山东的计划。他说：“德虽与日不表敌意，青岛舰队难免与英、法冲突，日以英国同盟关系，如东方有战，日本不能中立……”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卷六，第42～44页。

    并于9月23日，向驻山东青岛的德国海军发动进攻。

    日、德在中国领土交战，无疑是对中国主权的蔑视和领土的侵略蹂躏。日军在击败德军攻占青岛后，俨然以战胜国自居，成为新的“主人”，并在此犯下了许多令人发指的暴行。他们抢劫财物，霸占民房，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在进攻山东的同时，日本还筹划另一个更大的阴谋，那就是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件”，充分暴露了日本旨在使中国沦为其附属国的狰狞面目。1915年1月18日，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二十一条”的主要内容有五个方面：

    1．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享有的一切特权，并加以扩大。

    2．要求东北的南半部和蒙古东部的土地租借权或所有权、居住权、工商经营权、建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独占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和南满、安奉两铁路的租借期限，都延长到99年。

    3．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

    4．中国沿海的港湾、岛屿，不得租借或让予他国。

    5．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警政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承认日本在武昌、九江、南昌、杭州、湖州间的铁路建造权，允许日本在福建省筹办铁路、矿山、建筑、船厂、海港的优先权。

    日本政府代表在怀仁堂递交“二十一条”时，对袁世凯软硬兼施，“如接受此种要求，日本人民将感觉友好，日本政府从此对袁总统亦能遇事相助”。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卷六，第91页。

    当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侵略之时，袁世凯则正在北京紧锣密鼓地复辟帝制。袁本人“轮流召集各省旅师长以上武人探听他们对帝制问题的意见。”同时，策动舆论，鼓吹帝制，下令全国，一律举行祀孔大礼。并恢复前清的祭天制度，登天坛顶礼膜拜，重演封建时代“君权神授”以“天意”压“民意”的把戏。教育部则通令全国中小学恢复读经、讲经。《宪法草案》

    也提出“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一时之间，尊孔读经的逆流遍及全国。

    这股逆流的出现，与帝国主义的推波助澜分不开，首先是文化思想舆论上的支持。帝国主义文化和旧中国的半封建文化本为一对孪生兄弟。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受聘为孔教会顾问，英国威海卫行署长官庄士敦喧嚷“能使以孔教治国，则革命可不起”。沙俄贵族盖沙令鼓吹“孔教乃中国之基础”。这些无疑给袁世凯复辟帝制打了一针兴奋剂。

    陈旭麓：《近代中国八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47页。

    其次，各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各种方式来支持袁世凯的复辟活动。日本不仅与中国签订“二十一条”，同时，派大隈重信的亲信有贺长雄担任袁世凯的顾问，作为帝制的策划者之一。英国公使朱尔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直接向袁世凯表示了他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意见。美国人古德诺，对于帝制的极大贡献则是他于1915年8月发表了一篇为袁世凯所需要的《共和与君主论》的论文，从理论上说明中国“民智低下之国……绝无政治智慧。……四年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也”。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人文杂志社，1936年。第163页。

    袁世凯则经常以古著赠人。

    名为征求意见，实为扩大影响。美国还借给袁世凯五六千万美元，这很明显是有着政治借款与投资利益的双重目的。

    袁世凯紧锣密鼓地复辟帝制的消息，不能不使冯玉祥感到十分焦虑。在此种形势下，中国将何去何从?他个人的前途将会怎样?是他日夜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冯玉祥认为，此时此刻，对军队进行爱国爱民教育十分重要。要使部下明确当兵入伍的目的是什么?驻兵汉中时，冯“讲习武事，不稍松懈”，为提高士兵知识水平，尤其是精神，希望士兵能为国牺牲，编了一本《军人精神》的小册子。以浅显通俗的语言，将传统道德、基督教义和古代爱国故事溶为一体，以此来感化官兵、维系团结和提高战斗力。这本书分为三节八十条。第一节为“道德精神”，偏重个人修养方面，如谨言慎行、努力学习等内容。第二节为“爱国精神”，阐发牺牲自我、成仁取义的道理。第三节为“军纪精神”，着重强调军纪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明确提出“干犯军纪，为爱国军人奇耻大辱”。《冯玉祥自传》，第24页。每日早上阅操时，冯玉祥都向士兵提问，“为何要当兵?”部下答道：“保国卫民，捍御外侮。”

    郭绪印、陈兴唐：《爱国将军冯玉祥》，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5页。

    他就是用这种精神来提示部下，军队绝

    不能成为军阀专制的工具，军人应首先以国家安危为天职，以此来抵制袁世凯复辟帝制带来的消极影响。

    袁世凯与日本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的消息被报刊披露后，国人为之震惊，冯玉祥无不感到“周身的血液立即沸腾”。

    “虽欲尽力控制，但我20余年来的军人生活，正造成这样的个性，无论怎样也平静不下来，甚至几天连饭都不能下咽。”

    冯玉祥：《我的生活》（上），第184页。

    冯玉祥对日本帝国主义有着深切的感受。甲午战争前，他跟随父亲到大沽口修筑炮台，前后两年。当时就立志：“今后我不当兵则已，要当兵，誓死要打日本，尺地寸土绝不许从我手里让日本人夺去!”冯理达：《我的父亲冯玉祥》，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页。

    而庚子年在保定府等地亲眼目睹日本人

    惨杀中国人的情景，以及《辛丑条约》签订后，拆除大沽炮台的经历。这一系列事实无不激发他早年的爱国御侮思想。因此，“二十一条”签订的消息传来，这股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义愤油然而生。同时，更加坚定了他的两个信念：一是要同国内军阀恶势力斗争不息；二是同日本帝国主义斗争不息。

    冯玉祥当旅长之前，可谓一帆风顺，升迁极快，仅仅18年便由一名士兵升至将军。这当然与他娶了陆建章内侄女，得到陆的扶持分不开。在北洋军阀内部，官官相护，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已司空见惯，冯对陆也一直怀有感恩之意。但冯玉祥毕竟与那些军阀有所不同，他不会随声附和，不会趋炎附势。他很快就对陆建章的所作所为产生不满，而且与日俱增。其中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陆搜刮和运销烟土。陆建章督军陕西后，为大量搜刮烟土，常常动用武装，四处查搜，然后将查没的烟土。远运京、津一带贩卖，牟取暴利。上梁不正下梁歪，督军署内的大小参谋、副官，也三五成群私自查搜烟土，再将其贩卖，中饱私囊。二是结党营私。督军署上上下下，任人唯亲。腐朽不堪。因陆为安徽蒙城人，于是督军署参谋长是蒙城人，副官长也是蒙城人，因而他们打成一片，恣意胡为，后来索性公开求用蒙城人，造成陕西督军署内成了清一色的蒙城籍。

    人们用“口里会说蒙城话，腰间便把洋刀挂”之谚，以为讽刺。

    三是姑息养奸和收受贿赂。陆建章就任陕西督军后，大量招收门生，而且接受部下贿赂，毫无收敛。陕西一旅长为讨得陆的欢心，一次便将二万两烟土奉献，以为拜仪，而陆欣然笑纳。

    此事传出去后，在军中震动极大。陆却不以为然，仍我行我素。冯玉祥对陆的种种做法，极力谏劝，非但陆置若罔闻，反而招致陆建章左右的嫉妒，时进诽言。于是陆也逐渐对冯产生不满，甚至不愿再见冯的面。

    在这外患内忧之际，个人前途渺茫之时，冯玉祥遂产生摆脱陆建章羁绊之意，想寻找机会离陆独自发展。1915年春夏之交，这个机会悄然降临。

    转战川陕

    袁世凯早有控制西南的主意，借口川变，于1915年2月由心腹陈宦取代地方将领胡景伊为四川督军。但陈宦在统治四川时，却遭到四川省各界的抵制。于是袁世凯命陈宦率重兵入川，以防不测。陈宦率领李炳玉的第一混成旅及任祥祯的中央混成旅入川。袁又令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进驻川北，以这三个混成旅作为陈宦的武力支柱，控制四川局势。但陆建章则不愿自己的实力受损，为敷衍陈宦，陆命冯玉祥将其十六混成旅的大部主力仍留在陕南，仅率第一团于1915年夏初入川，驻节阆中县。

    这时，冯玉祥在陕甘一带驻节已近两年，陕甘各方面都给他留下了很深印象。首先，这里地域广阔，军队迂回的余地很大，在军阀势力相互错综交叉之时，易于保存自己。其次，这里虽说自然条件艰苦，可西北民风淳朴，军民之间关系容易相处。再者，西北远离统治中心，便于发展自身势力。本来冯玉祥可以在这里有所作为，至少能较快地发展起来。但此事却使他不得不离开陕西，亲率一团兵力驻扎川北的阆中县。

    离开陕西的冯玉祥，随着北洋军阀造成的混乱局势，转战南北，先后在四川、湖北、湖南、河南、北京等驻节，厮杀于军阀混战之间。沉浮于大大小小的宦海仕途之中。由团长升任旅长之后，八年之间再未升迁。冯玉祥所率的十六混成旅在饷项给养方面也由于北洋政府的阻挠，经常受阻。冯曾在1921年1月9日的一篇日记中写道：“饷项奇绌，目兵仅以盐水下饭，到处呼吁，从无怜而助之者。”冯为饷项经常寝食不安。

    为何北洋政府要克扣十六混成旅的军饷呢?曾跟随冯玉祥20余年的王赞亭认为：“自冯玉祥当旅长之后，在许多事情上违背了北洋军阀首脑人物的意志，如冯在四川响应护国军参加讨伐袁世凯之役，在河北廊坊参加讨伐张勋复辟之役；在浦口按兵不动反对援闽；在常德不听吴佩孚命令，不参加直皖战争；与南方护法军取得联系，擅自北撤，等等。”王赞亭：《跟随冯玉祥二十余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页。

    这些做法

    无疑向北洋政府表明了冯玉祥决不是一个附首贴耳的奴才，自然也损害了军阀们的利益。北洋政府认为冯玉祥一贯不听命令，而且与南方革命势力暗中往来。因此，早已不把冯玉祥及十六混成旅当成自己嫡系成员，便采取排挤和压制。不仅不再提升冯玉祥的职务，不允其再扩充兵力，而且时时克扣军饷，使冯的部队经常陷入困境，以为这样便可将其逼垮，置十六混成旅于死地。

    面对此种情况，冯玉祥气愤不已，曾在部下面前表示，我们决不能坐等饿死，北洋军阀政府虽不把我们当做国家的军队对待，但我们仍要做一番救国救民的事业，一定要撑起这副穷骨头干下去。冯玉祥这时抱定了一个信念，要依靠这支军队。为国为民有所做为。但此时的冯玉祥对北洋政府仍抱有幻想，即企盼得到中央的重视，希望中央有一两个“贵人”相助，使自己的部下饷项充足，装备精良，成为一支具有较高战斗力的军队，能担负起拯救民族的重任。然而在军阀统治的国家里。现实一次次地使冯玉祥的企盼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可望而不可及。

    这时南京的孙中山先生却对冯玉祥十分关注。1921年夏，北洋政府内传出一种信息，十六混成旅有移驻陕西的说法。孙中山当即致信给冯：“陕西在中国北部，形势重要，将来建立革命基础，扩而充之，则革命事业，可告成功。”

    李泰棻：《国民军史稿》，第47页。

    孙中山敏锐的眼光，炽热的鼓励，无疑给早已具有在西北地区建功立业之心的冯玉祥以莫大的鼓舞。他决心回到西北，到那个充满希望的土地上去成就一番业绩。

    直至1921年直皖战争结束后，北洋政府撤换了皖系陕西督军陈树藩，以直系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接任。陈树藩拒命不交军权，阎相文准备用武力接收，除率领本师人马外，调吴新田的第七师和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随同前往。冯玉祥在转战数年之后，从河南信阳率军西移，向陕西迸发。

    陕西督军陈树藩，安康人，陆建章任督军时为陕北镇守使，后因反对陆建章举行兵变，推翻陆而取代督军一职。为了个人地位，陈拜段祺瑞为老师。他虽非北洋系军人，由于以师生关系依附段祺瑞门下，并加入了段操纵的军阀团体——“督军团”。在“府院之争”和直皖两系的斗争中，一直充当段祺瑞的工具，“统治陕西五年，极尽搜刮盘剥之能事”，《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第202页。地方积怨较深。阎相文率部入陕，调十六混成旅为先锋，驻灵宝，取渑池、陕州，直逼潼关。

    此时的陕西，军队林立，武力庞杂。大致分三支势力，一为陈树藩本人拥有五旅之众，但大多貌合神离，真正能为其效命的也不过四五千人。二为省长刘镇华所属镇嵩军，本为盘踞河南嵩山的匪首王天纵部下，民国初年被袁世凯收编，号称一万，实际不过五六千人。而且刘本人对陈树藩口是心非，只图借机发展自己势力。三为渭水北岸的于右任、胡景冀的部队，驻扎三原一带，虽归属皖系，但早有驱陈之意。

    冯玉祥率先头部队抵潼关时，便采取分而治之，瓦解陈树藩部下，并从陈部驻邠州的郭金榜处，掌握了陈各部驻地、人数、装备的重要情报。于是将所属部队编为三个纵队，分别由张之江、李鸣钟、张维玺率领，梯次进发。由于陈树藩军中有诸多弊端，部队缺乏战斗力。冯军到来后，大多如惊弓之鸟，虽有少数如困兽犹斗，但兵败如山倒的总趋势不可逆转。冯军第一纵队先败陈部姜宏谟于阳郭镇；第二纵队又击败陈军于灞桥；第三纵队再败陈部姚振乾于蒲阳镇。并在韩信塚与陈军主力激战一昼夜，迫使其退入西安城内。冯玉祥亲率第三纵队的炮兵连，指挥炮击督军署。陈树藩不得不在四面楚歌、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放弃守城，化装成一商人，乘乱逃出城外，先落脚咸阳。冯率骑兵追击，陈部溃不成军，除一部分归胡景翼收编外，其余逃往陕南山区。

    经过这次战役，阎相文十分赞许和感激冯玉祥及十六混成旅。屡次致电北京的曹锟，称赞十六混成旅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战斗力强，在此战役中功勋最显。并电请北京政府将该部扩编为师。曹锟、吴佩孚因对冯早有戒心，对扩编的电报置之不理，阎相文穷追不舍，连发电报八、九份，曹锟才下令批准将冯的十六混成旅改编为第十一师，任命冯玉祥为师长。

    曹锟虽同意改编冯部为师，但为限制冯，附有不加饷不增枪的两个条件，实际师仅为一个空名，兵员及战斗力仍为旅。

    然而这毕竟给冯玉祥势力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混迹北洋军阀队伍20余年，升任旅长后也有9年之久，冯深知此种机遇的重要性，抓不住便会后悔莫及。遂将所属部队迅速编为两个旅，四个步兵团。以张之江、李鸣钟为旅长，宋哲元、刘郁芬、张维玺、孙良诚为团长，鹿钟麟为炮兵团长，张树声为骑兵团长，王学智为工兵营长，陈万青为辎重兵营长，委任门致中为参谋长。这样，原模范连的骨干均被委以重任。作为军阀部队里的一员将领，冯玉祥有了这支雄师，便有问鼎国事的实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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