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中的陕西

    北洋军阀时期，师与“混成旅”不同，“混成旅”又称独立旅，直属军部，不隶属于师，但它容多兵种于一身，旅内除步兵团外，还拥有马队、炮营、工程、辎重等兵种，是师的缩编。

    “师”的编制是由清末袁世凯受命编练新军时的“镇”而来。据《清朝续文献通考》(二)卷二四兵三记载：平时编制以两镇为一军，每镇步队二协，

    镇：清代兵制，总兵所统辖绿营兵称镇标，凡镇加地名，如宣化镇、苏松镇、宁夏镇。

    每协二标，每标三营，每营四队；马炮

    队各一标，每标均三营，每营马四队，炮三队；工程队一营，辖四队；辎重队一营，辖四队。步、炮、工每队皆三排，每排三棚。

    马队二排，每排二棚，辎重队二排，每排三棚。各种队伍，每棚目兵十四名，计全镇官长及司书人等七百四十八名，并目兵丁一万零四百三十六名，夫役一千三百二十八名，共计一万二千五百一十二名。来新夏：《北洋军阀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8页。

    “混成旅”是“混成协”转化而来，混成协不同于镇统辖下的步兵协，清末往往因成镇不足，先成立协，再扩充为镇。北洋军阀时期，师长可担任督军，而督军则是一省军政最高长官，有枪有地盘，权势极大。所以由混成旅长转任师长，对冯玉祥来说无疑于在官阶仕途上迈了一个大台阶。有了这样的实力，他就可以凭借它问鼎国事，甚至主宰一方了。

    这一年，冯玉祥可谓幸运之神紧紧伴随着他，军旅生涯数十年，而真正能掌握命运的机会并不多，但时来运转时，又似乎应接不暇。就在他接任师长不久，幸运之神又一次降临。

    北京政府任命冯玉祥为陕西省督军。

    督军是民国后实行的一种新官制，为一省军政最高长官。

    辛亥革命时，以都督为各省最高军政长官。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改都督为将军督理军务。1916年袁世凯死后改称督军。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阀的大小，取决于兵力的多少，兵多将广、武器充足，占地盘就多，加之身后有帝国主义和各地财团支持，乃大军阀也；兵力少者，为小军阀。近代以来，中国的封建军阀，之所以称之为“军阀”，就是因为他们都有一支能为自己争权夺利的军队，都有一块可以任意搜刮的地盘。冯玉祥虽说出身穷苦，而且早年投身辛亥革命，参加过反对帝制，但作为军人，特别是作为北洋军阀体系中的一员高级军事将领，南北征战，出生入死，现如今又有了一个督军身份，有一块在自己统治下的地盘，这无疑是一个天赐良机。在他的政治生涯中，这是从坎坷不平的道路走上飞黄腾达的转折点。

    冯玉祥能督军陕西的直接原因是原陕西督军阎相文于1921年8月21日服毒自杀。

    阎相文原任直系陆军第二十师师长。1920年直皖战争后，属于皖系的陕西地方官吏，随着他们的首领段祺瑞的失败而下台。原陕西督军陈树藩虽为陕西安康人，但因“堵剿”白朗农民起义军有功，加之段祺瑞对其十分满意，袁世凯死后不久，便被段委任为督军。所以陈是以非北洋系的地方军阀挤进北洋军阀行列的。陈树藩在陕西统治5年后，跟随其主子段祺瑞倒台。1921年6月，陈树藩被撤职后，改以阎相文继任陕西督军。这时，陕西省长刘镇华一方面向直系首领曹锟、吴佩孚输诚，表示欢迎阎相文督陕；另一方面，又对陈树藩表示同情和支持，纵恿他抗拒免职命令。陈树藩信以为真，于是拥兵自卫，拒不交权。无奈，北洋政府授命阎相文率兵入陕，武装驱陈。阎相文曾以冯玉祥的十六混成旅为先锋，攻打西安城。由于冯玉祥部过去曾随陆建章入陕，对地理地形较为熟悉，而且在行进中得到陈树藩部的许多军事情报，故而冯军与陈树藩在阳郭镇、灞桥等处尚未激战，陈军便溃败下阵。原为陈树藩撑腰打气的刘镇华却摇身一变，解除了陈部的警卫部队和重炮营的全部武装。这样，阎相文受命武装驱陈便得以顺利实现，阎相文于1921年6月下旬坐上了陕西省督军的宝座。

    然而，阎相文出任陕西督军后，陈树藩留给他的却是个烂摊子。陈树藩统治陕西期间，极尽搜刮盘剥之能事，不仅增添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如斗捐、附加税等，而且一上任便追索民国元年至五年的欠粮欠税。1916年，强迫发行“富秦钱票”，此票没有信誉，商人抬高物价，“人民持票买货作钱不照票额”。《秦中公报》1916年11月25日。

    同时，贩卖烟土鸦片，举借外债，发行公债，使得陕西地方经济凋敝，民不聊生。阎相文接任陕督时，主要有三件最头痛之事，导致他不得不走上自杀之路。

    其一，陕西省境内驻军庞杂，饷项和粮秣远不能适应实际需要。当时，陕西的驻军除阎相文所率入陕的三师一旅之众约五万人外，还有不少地方部队。如陕西北部的井岳秀、田玉洁、田维勤、曹俊夫等人的四个旅和胡景翼的一个师，兵力也近五万。凤翔、岐山一带的郭坚部，人数也在一个师左右。号称关中富庶之巨的周至、户县、郦县等地，均为省长刘镇华的五路镇嵩军占据。而被冯玉祥击溃退往陕南的陈树藩残部尚未肃清。这样，陕西境内的各种军队总数在十万人以上。而且大部分军队都是独占一方，各自为政。首先造成了财政上的极大困难，他们就地征饷、征粮，自收自支，从不上缴省库，导致省库空虚。其次是广种鸦片，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各地有实力的大小首领们，为了向民间压榨更多的财富，他们强迫农民大量种植鸦片，然后重征鸦片税，并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办法，成百万两地贩卖鸦片烟土，以致富庶的三秦大地遍开烟花，粮食大量减产。因此，阎相文到职后，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十余万大军的饷项无法支付和粮秣无法供应。每日送往督军府的要粮要饷的呈文如雪片般地堆在阎相文的案头上，使得他心急如焚，苦无良策。而此时，正是北方雨季，七八月间关中一带霪雨数日不竭，西安至潼关的大道泥泞、阻塞，运输中断，外省调运的粮食屯集潼关后无法西进，当地粮草日见枯竭。本来，当阎相文初入陕西时，省长刘镇华为讨好他，曾对阎说，原省府“留有鸦片烟土数百万两，以此供应军队粮饷，保证不成问题”。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第342页。

    然而不久刘镇华就改变了态度，当阎向他催要烟土时，不但烟土的数量由数百万两减少到数十万两，而且托辞再三，称一时难以凑齐。阎相文虽然也看透了刘镇华有意刁难，但“强龙压不住地头蛇”，阎只能打碎了牙齿往肚里吞，他无法对付刘镇华这个阴险狡猾的市侩。他所率的三师一旅数万人马的粮饷问题，也就使他一筹莫展。阎相文整天在为粮饷苦恼，而解困良策却仍难以找到。

    其二，在阎相文行将入陕时，曹锟、吴佩孚就把在他们那里无法安排的一批退职军人和官场上的失意政客，以及他们的亲戚故旧等800余人交给阎相文带到陕西，要求予以优先录用。这些人之中，不仅自己随阎入陕，而且又一批又一批的随从“走马上任”。迨阎相文到陕就职，在用人方面，省会所能到达的地方，只有北起渭河，南至秦岭之间不过60里的一块狭长地区。在这样一块小小的辖境之内，却驻有他所带来的三师一旅和刘镇华的镇嵩军各部，他们都有自己的人，已经感到人浮于事。因此曹、吴交给他的这批人，就更加无法安排了。但阎相文又在曹、吴的淫威之下，不敢表示不满和为难。

    对于这批人更是不能慢待，只好按照他们的资历深浅，与曹、吴的关系亲疏，或聘为顾问，或委以参议、咨议，统统作为督军府的食客，每日吩咐军务处开十余桌酒席款待，等待有空缺时再委以实职。这批候差的人，都有靠山、背景，他们依仗曹锟、吴佩孚的势力，根本不将这个阎督军放在眼里，经常三五成群地到督军办公室找阎要官、要钱。开始，阎相文还接待他们，并劝慰他们耐心等待，说只要陕西各地政务统一后，会解决他们的任用问题。可是这些人总是纠缠阎相文，要他立即予以委任，无奈之中，阎只好躲避不见，深居督署，闭门谢客，以免被这些人纠缠不休。这无疑又得罪了这些人，由于他们达不到尽快升官发财的目的，便开始告黑状，背地里给曹锟、吴佩孚写信，捏造了许多流言蜚语，说阎相文只知道任用自己的人，对中央推荐的人根本不重视。甚至说阎对于直系的人完全采取敷衍方式，而对于皖系的人员反而优先予以重用。这一招却十分灵，激怒了曹锟、吴佩孚，曹、吴对阎相文有过多次诘问和责难，并起了疑心。而阎相文又不敢申辩，只能把苦闷埋在心里。这样，来自曹、吴的压力与日骤增，阎相文感到心情十分沉重。

    其三，陕西地方实力派首领之一的郭坚被杀，吴佩孚以“不负责任”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第342页。

    的罪名责难阎相文，促使他走上自绝之路。郭

    坚为陕西地方实力人物之一，1918年8月陕西靖国军改组时，于右任曾委其为第一路司令，下辖十个支队。郭坚“是个自命不凡，行为放荡，以任陕自负，而又横行乡里的豪强人物”。政协陕西省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冯玉祥在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3页。在靖国军的发展过程中，他的势力逐渐控制了西安以西的陇县、宝鸡一带。郭坚与靖国军及各地实力人物交游颇广，兼之小有才华，善工书法，以此曾受到陕西一部分上层人士的赞许。然他在陕西西部发展中，招收土匪数千，编为地方军队，占据自甘陕交界的陇县、凤翔至咸阳以西的地带，形成了一个地区性的封建割据的局面。由于大量改编地方土匪，造成部队军纪废弛，其部下四处骚扰，奸淫掳掠，无所不为。

    地方人士纷纷到省里告发，几任督军曾用兵警告，但并未奏效，反而被郭部击溃，这样一来，郭坚更加有恃无恐，独往独来。

    阎相文到任后，吴佩孚想利用郭坚赴四川去追剿皖系势力，以此调虎离山，曾与郭坚商议、接洽，郭坚也想藉此机会向川北、陕南发展，便首肯同意。而后郭坚又以这个借口亲自到省城向阎相文索要军饷，并且威胁阎，如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即“子弹100万发，枪械五、六百枝”，他将派兵攻下省城云云。

    阎相文见郭即将刀戎相见，便召集部下商议，想借机除掉他。

    于是便由冯玉祥用“鸿门宴”之法除之。1921年8月13日，冯玉祥在西安西关军官学校设宴款待郭坚，席间，冯玉祥下令早已埋伏在后院的士兵，擒拿郭坚并当即枪毙。

    郭坚被枪杀的消息很快就在陕西全省传开，各种舆论不一，有人持赞成意见，也有人认为这是阎相文排除异己之举。

    但曾经遭受郭坚及其部下抢掠迫害的民众，都认为当局这一断然措施的确为地方除了一害。

    客观地说，郭坚的被捕杀，是北洋军阀内部直系势力对地方势力的震慑行为，归根结底是军阀之间争权夺利的一种互相惨杀。由于郭坚毕竟在陕西地方实力派中有一定影响，尚有众多拥护者，而且吴佩孚正欲启用他去谋取四川，充当吴的马前卒，于是引起吴佩孚的不满也就在情理之中。吴向阎相文发来措词极为严厉的电报，要他从速查处此事，搞得阎相文左右为难。而阎又是个心胸狭窄之人，在吴佩孚的压力之下，使他有苦难言，只能选择自杀这条路。

    阎相文自杀是吞了大量鸦片而死的，据冯玉祥回忆：

    “我和吴新田、阎治堂三人同去看丧，见床前摆着一大缸子鸦片，已浅去三寸多。又在他腰里发现一张遗嘱。说他决未妄杀人命，宁死也不能安插即八百位官儿，他也不能坐视四五师人枵腹等死，数说种种苦衷，忠国爱民之意，令人看着，生无限感慨。”

    阎相文死后，直系北京政府以冯玉祥继任陕西督军。

    冯接到任命后，真可谓喜忧参半，喜的是升任师长才不过十几天，就升任督军之职，的确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在他几十年戎马生涯中，一直感到无用武之地，现在总算有了一个省的地盘，这就不愁无所施展抱负了。忧的是陕西地方瘠苦，情况复杂，要理清和支撑这个局面，实属不易。陕西是个大省，但又是穷省，粮食不能自给，财政难以自支，势力繁多，体系不一，号令难以统一。特别是阎相文自杀后，使他感到处理这个千疮百孔、兵民交困的复杂问题，真不知从何入手。冯玉祥善写诗，此时，他曾做了一首诗，以抒此时心情，大致是说：这样的升迁，当看做撤差；但我必尽力以赴，以报国家与人民。

    走马上任督军职

    冯玉祥凭着他数十年征战南北练就的果敢坚毅、不畏险阻的气魄和胆识，走马上任了。1921年8月27日就任新职。《署陕西督军致全国通电》1921年8月27日，转引自郭绪印、陈兴唐著《爱国将军冯玉祥》，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3页。

    随后改组督军署，任命陈励丞为秘书长、刘骥为参谋长、石敬亭为军务科长、贾玉璋为军需科长、邓哲熙为军法科长。上任伊始，冯玉样便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有这样几件事确能引起各方震动：

    首先，设法缓解军队饷项困难。冯玉祥认为，督军署内之所以困难重重，主要是人浮于事，军旅偬戎，督署养着近千名闲人。冯玉祥以快刀斩乱麻之势，先将曹锟、吴佩孚荐来的800多名“顾问”、“参议”、“咨议”遣送回保定。冯下令：陕西地方穷苦，实在难以使“顾问”、“参议”们发挥才智，又以节约开支为由，规定顾问每人仅送盘缠40元、参议每人30元、咨议每人20元，并要求省长刘镇华出钱，参谋处长王慎淮负责办理，把他们一一打发出境。这批闲人们心中虽有一千个不满，但见冯玉祥不容置疑的态度，只好骂骂咧咧，拿着盘缠自谋出路去了。此外，冯玉祥一面电请北京政府从速拨发饷项，以解燃眉之急，另一方面又向官兵通报财政困难的情况。为了安慰已征战多日尚未领到半文军饷的官兵们，从有限的军费中挤出一点钱，购买了毛巾、鞋、袜子、肥皂之类的日用品。

    每日去连队慰问士兵，以取得他们的体谅。同时，冯玉祥着手谋划军队的生产自救问题，为驻陕的三师一旅数万之众寻找出路。

    其次，采取果断措施，统一陕西军政。驻陕的军队中，隶属北京政府的三师一旅及刘镇华的镇嵩军，约五、六万之众。

    而省府的势力所及不过西安附近十余县，在这狭小的地方，就本地出产，充其量只能养活一旅人马，而现在却要供应这么多军队，困难可想而知。而且这些军队，往往军纪废弛，首领繁多，长官花天酒地，士兵为非作歹。北洋军阀队伍中长期养成的吃空饷恶习，在这里也多有反映，大多虚报人数，有的号称一旅，实际人数不足两千。冯玉祥上任后，即着手进行整顿，以求统一军队，政令畅通。一是整顿军容军纪，以提高军队战斗力。冯玉祥住在督军署里，“每天督促官兵加紧学术两科功课，未尝一日懈怠”。冯玉祥：《我的生活》（上），第334页。

    冯玉祥练兵有一套独特方式，与北洋

    军队的其他人不同。据张知行回忆，冯玉祥练兵时有8个特点：1．注重官兵的体力锻练。“它不像其它军队仅以挑出一部分官兵进行器械操的专业练习，而是做为全军官兵首要的锻练项目”。2．注重射击教育。3．注重战斗教练。为使识字不多的士兵易学易记，把操典、射击教范和筑城教范中的主要部分编成“战斗动作歌”及“射击军纪歌”、“利用地物歌”。4．注重劈刺教练。即在体力锻练的基础上，注重同敌人肉搏突击的锻炼。5．注重夜间教育。6．注重耐热、耐寒、耐风雨的锻炼。7．注重爱国爱民教育。8．注重士兵的文化教育。《冯玉祥在陕西》，第123页。通过上述措施，冯玉祥所率部队的军容军纪大为改观。二是改编陕西地方军队。在地方实力派军队中，胡景翼部势力最大。

    胡景翼(1892年—1925年)，陕西富平人，字笠僧，又作励生、丽生。早年入西安健本学堂，1910年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时，在陕西举兵响应，任第一标标统。民国后赴日本留学，1914年回国，在陕西地方军陈树藩部下先后任营长、团长等职。1917年12月组织靖国军，为靖国军主要领导人之一。

    当了解到冯玉祥是个真正的爱国军人后，胡景翼即刻写信给冯，表示只要冯玉祥“能带着他们救国救民，任何办法都可以接受”。冯对胡的态度表示欢迎和理解。同时，鉴于阎相文杀郭坚之后，曾引起陕西境内地方人士的疑惧，及遭致地方部分上层人物的非难，因此，冯玉祥放弃用武力肃清的计划，采取了较为温和的办法。冯玉祥派人多次与胡景翼联络，商议如何改编陕西地方军队之事。冯和胡二人互交金兰，结为兄弟。在改编靖国军的问题上，冯玉祥、胡景翼极为慎重。因为，靖国军是陕西人民在国民党人组织发动下，于1917年护法战争中诞生的一支义军，有着光荣传统和艰难历程，许多陕西革命党人和地方将领对其有着深厚感情。在改编问题上，胡景翼和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政见不一，明显分歧，但他们的私谊很深。尤其是对于右任的才识和为人，胡景翼钦佩至深，冯玉祥也极为推崇。冯、胡二人苦口婆心地劝说于右任，请他为改编靖国军出谋划策，而于右任的耿直、倔强也是闻名于世。于右任非但不同意改编靖国军，甚至连冯玉祥为他安排担任陕西省自治筹备会会长一职，也坚辞不就。冯再次提议北京政府，委任于右任为陕西林垦督办，外加每月千元的高等顾问之职及一等文虎章，于非但不接受，甚至躲起来，冯玉祥仰慕于右任的人品和才学，只好采取求同存异的态度，允许于右任出走离陕。胡景翼于1921年9月18日在陕西三原县召集周围15县民众代表开会，“当众宣布靖国军树帜缘起及应取消之理由”，并于9月25日“通电取消靖国军名义”。冯即把胡部改编为陕军第一师。郭绪印、陈兴唐：《爱国将军冯玉祥》，第44页。10月8日，冯玉祥电请北京，拟请任命胡景翼为陕西暂编陆军第一师师长。至此，陕西地方势力中最大的一支部队被冯玉祥改编。对其他的地方部队，冯玉祥也用请地方人士从中周旋，分头与各首领接洽，予以改编的办法，实现了军事统一。但对陈树藩残部则仍采用武力进剿的方式。冯委任原陕西地方实力派将领吴新田为陕南镇守使，并令吴向陕南进军，追剿陈树藩残部。12月初攻克陕南，陈残部逃入四川，陈本人则只身逃往上海。

    再次，选贤任能，广征博采，启用了一批治省治县的优秀人才。经过审慎考虑，对西安周围各县地方政权进行了重新调整，充实了一批有德有识之士。委任薛笃弼为长安县知事，邓鉴三为临潼县知事，任右民为渭南县知事。这几位都是在地方为官多年且清正廉洁之士，深受地方人士欢迎。薛调任陕西财政厅厅长后，邓调任长安知事。邓为官多年，一向清正廉洁，除了一个衣箱外，再无他物。当冯玉祥离开陕西时，邓随冯离任。临行时，长安县父老百姓惜别灞桥，“扶老携幼，数以万计。邓乘洋车出城，并有诗云：‘一辆洋车一蒲扇，清风两袖去长安’”。在选贤用能方面，冯玉祥还大胆启用了一批陕西籍地力人士，先后有“二李、二郭、二宋，还有一位李仲三先生和一位毛举人”。“所谓二李即李仲特兄弟，二郭就是郭希仁和郭芝生先生。”冯玉祥认为，“他们的学问都是最切实际最能实用的，决非空浮迂阔者可比”。二宋中的小宋先生，是民国初年曾任陕西省省长的宋联奎先生，品学兼高，为人尤为澹泊。此外，还有两位牧师，其中蒲化人先生，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在西安创办圣公会，任会长兼圣公会中学校长。冯玉祥于1913年驻节湖南常德时开始信奉基督教，因同为教友，故常请浦化人为官兵“讲道”。浦化人聪明干练，且口才颇佳，甚为冯所器重。自西安后，浦化人被冯邀为座上宾达6年之久。

    他跟随冯玉祥参加直奉战争，北京政变后随同冯赴苏考察，北伐战争中协助冯玉祥负责工运工作。经过各路人士的鼎力协助，冯玉祥这位军人出身的政治家，开始能够在陕西这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西北大省施展宏图大略了。

    又次，改设督军署，树立新形象。做为北洋军阀体系中的一员，冯玉祥早就不满军阀政客及达官贵人们的奢侈之风，他就任督军后，首先要解决督军署的住房问题。原来的督军署设在西安皇城内，乃西安城中最为显赫的地带，深宅大院，重门叠户，雕梁画栋，气派十足。庚子年间，西太后和光绪皇帝为躲避八国联军而西逃时，曾以此为行宫。因此，虽为一幢旧建筑，但皇家气派十分浓厚，因而历任督军、将军等军政首脑都愿久驻此地。但冯玉祥却极看不惯这种腐朽的封建气息。

    同时，督署设在皇城中心，城内无法驻扎军队。这样，督军住进督署，自然与部队远离，出身行伍的冯玉祥自然不愿与士兵隔离。为此，冯玉祥亲自在西安城内选址，他选中城东北角的一块空地，即在此动工修建新督军署。

    修建新督军署需要一笔资金，而陕西地方财政十分拮据，难以支付这庞大的开支。冯玉祥想出办法，一是新督军署按简易军营模式修建，二是借用旧有材料修建。他命令将旧督署的几座旧房拆除，将其中一部分用于新督军署的砖木材料，动员部下官兵为人工，仅雇了两名泥瓦匠当指挥。修建新督署的工程开工后，冯玉祥当大工头，卫队营营长张自忠为二工头，冯和士兵们每日推着小车，在炎炎烈日之下，搬运砖石。

    冯玉祥少年从军，甲午战争前夕，15岁的冯玉祥就曾跟随父亲所在的清末北洋军队在天津大沽修筑炮台，炮台前后修筑两年，冯玉祥对建筑工地的劳作也颇为谙熟。因而，此次修筑新督军署，虽说资金紧缺，但冯玉祥在工地上也算得上得心应手。两个月内，空地上已竖起200间房子。左右各16排，中间为客厅及督署，西边为各科办公室。新督军署虽没有皇家气派，不那么豪华，但却具有军营般的威严，冯玉祥可以每日清晨，亲自赴操场督练部队。只要能够和士兵在一起，冯玉祥心里就踏实了，而且新督署光线和空气都好，地上又干燥，十分实用，冯玉祥对此最为满意。新督军署的修建共耗费5000元，这些钱并不是由省库支付，而是用一个盗买督署委任的案犯的罚款，也没有加重百姓的负担。

    治理陕西

    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陕西局面初定。而后冯玉祥开始思考陕西的地方治理。他决心大干一场，在西北一隅实现其救国救民的宏伟抱负。

    禁种鸦片，是冯玉祥督陕期间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

    鸦片，俗称大烟，是用罂粟汁液熬制成的麻醉毒品，原产于南欧、小亚细亚，后传于阿拉伯、印度和东南亚等地。因它具有催眠、镇静、止痛等作用，自明代以来一直作为药材进口。

    17世纪，吸食鸦片的恶习从南洋传入中国，此后，中国流行用烟枪灯火吸食。吸食鸦片者，极易上瘾，“瘾至，其人涕泪交横，颜色枯赢，奄奄若病夫初起”。《鸦片战争》（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一册，第298页。几百年来，鸦片一直毒害着人类。自19世纪以来，围绕着禁烟问题，中华民族同西方列强曾展开了十分尖锐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中国人民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在这场斗争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6页。鸦片战争后，鸦片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但由于清廷腐败，内外忧患之下，禁烟问题时起时伏，导致流传甚广，毒害益深。烟毒之祸害，其根源无非有二，一是洋烟的大量输入，二是土烟的广泛种植。清末政府的政策中“寓禁于征”的作法，遂使得土烟种植放开，其害也遍及海内。在国人均可种植鸦片时，西北首当其冲。陕、甘一带土烟产量一直在全国名列前茅。王劲：《甘宁青民国人物》，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9页。

    据1906年统计，甘肃的土烟总产量居全国第五

    位，人均占有量居第二位。陕西亦和甘肃一样，山区民间广种烟土。民国后，政府虽命令严禁鸦片，但一些地方官吏以地方财税主要来源鸦片为由，不断变换手法长期发“鸦片财”。这在西北尤甚。他们借口“寓禁于征”，设土药、官膏、征稽、督察等机构，一面高额征税，一面借漏税以便没收。民间存的土烟，逐渐流入官府手中。然后他们凭借权力，贩毒走私，中饱私囊。除在省内销售外，还贩运至京、津一带，甚至一些地方官吏，用烟土馈赠北京权贵。

    冯玉祥发现，陕西一些投机商人受巨额利润相诱，从外地，尤其是沿海一带运来鸦片，官府只设卡收税，谓之“验票税”。在只有“禁种”而不禁运、禁售的情况下，那些所谓禁烟巡缉队，也就名存实亡。民间吸食鸦片之风有增无减，沉溺于烟榻上的不仅有平民百姓，而且上至官府，下至商户，吸食者不乏其人。冯玉祥在陕西十分赏识并较早启用的陕南镇守使吴新田便是其中一例。吴新田系陆军大学的高材生，“除了酒肉荒唐而外，就是合伙儿贩卖烟土，一运数百万两，骡驮子络绎于道。”冯玉祥曾多次劝阻其贩烟，并将陕西一位美国神父研种的苹果转赠于他，希望吴在陕南大力倡导栽种苹果而禁绝种植鸦片，并期待着他把大烟戒掉，恢复精力和体力。而吴新田非但不听劝告，“到后来终天在床上，守着烟灯，放下帐子，日夜地喷云吐雾，甚至整月不下床沿，吃饭拉屎亦在床上行之。”冯玉祥：《我的生活》（下），第348页。

    镇守一方的将军况且如此，更何况士农工商及普通百姓呢?可见陕西各地鸦片的泛滥程度，也可以想象到在这里禁烟的难度。

    冯玉祥认为，鸦片“是害民祸国和灭亡种族的毒根，不管陕西的财政收入怎样仰仗烟税，我必欲禁之而后安心。”但陕西是民国初年有名的产烟区，历任陕西督军都以烟税为主要财源。冯玉祥自然难以扭转乾坤，而且手下三师一旅数万人的饷项无着，冯亦十分着急。他召集陕西省长及各厅厅长商议，但省长刘镇华却以种种借口推拖禁烟一事。刘说数十年来，禁烟在陕毫无良策，若要禁烟，只有激起兵变，后果不堪设想。

    此言未落，冯勃然大怒，拍着桌子，称：“我一日不死，禁种的事即一日不放手!”吓得刘镇华再也不敢提“放开烟禁”之事。但军队饷项仍无法解决，冯玉祥不得不采取一种折中办法：限定小范围内种烟，并限期禁绝，此外的地方一律禁种，违者以军法处置。同时，尽可能地实行裁兵，节约开支，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对于军中贩烟、抢烟的事件，冯玉祥却给予极为严厉的查处。一日，冯玉祥接到报案，几名军人到西安城一烟商家抢去数百两烟土。冯召来城防司令张治中和军法科长邓哲熙，限他们三日之内必须破案，捉拿案犯，随后，将一副脚镣带在自己脚上，以示处罪。吓得张、邓二人慌忙不堪，并组织全城严查，当夜便查出两个抢烟的士兵，不由分说，即绑至门外执行枪决。此种做法，足以表明冯玉祥在陕西这个鸦片重灾区对禁烟一事的决心。

    应当指出的是作为北洋军阀中的一个督军，在军阀统治时代，不可能做到彻底的禁绝鸦片，事实上，冯玉祥也是采取了“寓禁于征”的方法，并在潼关设卡，派兵在那里收税，以补充军饷。这无疑使他禁烟的设想彻底付之东流了。但冯玉祥忧国忧民，力图减少和降低鸦片给广大民众带来的危害，他所做的这些，无疑具有一定的同情心，对改变社会风气，遏制土烟泛滥，毕竟有所推动。

    冯玉祥督陕时的一大业绩便是修筑以西安为中心，通达周围四县的公路。

    清末民初，东南及京、津各地已开始出现近代公路，这对一向以人背、肩挑、畜拉、畜驭为主的运输方式来说，无疑具有进步意义。但在西北地区，由于民国初期军阀战争频仍，政局动荡不稳，加之自然灾害的不断袭击，社会经济遭到很大破坏，因此，西北地区与东南沿海及京、津等地相比，交通设施十分落后。做为历史古城的西安，除城区有几条小街外，城周至各县均为当年左宗棠西征时留下的被称为“左氏大道”的土路，人行往来极为不便。地方人士虽多方奔走，呼吁交通，但当局始终无暇顾及，道路仍破烂不堪。

    冯玉祥在整顿军政之后，便积极倡导修筑道路，首先在西安城内，发动军队修筑了一条东西长达20里的大道，使城内面貌有所改善。1921年冬，冯玉祥下令调集军队并征用当地民夫数千人，修筑西安到临潼、华阴、华县、渭南道路，主要在原大车道的基础上加宽路面，降低坡度，或小段整平。筑路工程虽不算大，但筑路时逢冬春，西北的冬季，凛冽的寒风呼啸，天寒地冻，其艰难之景可想而知。冯玉祥时常亲赴施工现场，督促筑路。这项工程前后历时5个多月，修通后，陕西地方士绅便集股组建西安至潼关的汽车运输。它与陇海铁路，已通车至河南渑池的观音堂几乎相连，形成了相互配套的交通格局。这样，这条“千辛万苦始告成厥，虽全是土路，未能持久，总算为陕人开了一个新纪元”。魏永理等人编著：《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4页。

    陕西的交通也由古老落后

    的驿运时代，开始向先进的汽车运输时代过渡，成为西北地区陆路交通发展史上的转折点。自西潼公路修成后，往西的公路修筑也开始了，西安至成阳，必经渭河，每当夏秋雨季，河水上涨，原来渡河使用的旧木船，年久失修，腐坏漏水，影响两岸往来，冯玉祥下令修造渡船，改善了渡河工具。

    由此可见，冯玉祥所采取积极的筑路措施对开发陕西交通，乃至奠定西北交通的基础，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冯玉祥在陕西时曾处理一起棘手的外事案件，颇受人们推崇。

    陕西境内多山，秦岭、凤岭、太白山等都是较大的山脉。

    这里优美的景致、丰富的森林资源，常吸引一些外国人到这里旅行。一天，美国亚洲古物调查团的领队安德思和英国矿业工程师高林士到终南山打猎，猎获两只野牛。到西安见冯玉祥，冯因新督署尚未建成，即在城外住的帐篷中会见。谈了几句后，冯问他们到终南山行猎，曾和谁关照过，谁给他们发的行猎许可证。这两个外国人坦率地说，他们打的是无主野牛，无需请谁来同意。冯玉祥严正地告诉他们，终南山是陕西的辖地，野牛在我国领土内，怎能称无主呢?如不通知地方官，私自行猎，便是犯法，理应惩处，这两人不服，声称：“在中国有十五年，所到之处，无有不准打猎者，且中国法律中，并无不准外国人在中国境内打猎条文。”冯反问道，中国法律上没有不准许外国人行猎的条文，难道又有准许外人行猎的条文吗?

    冯警告他们说：“你十五年没有遇到过官府禁止你们行猎，即是他们睡着了。现在我为陕西地方官，我却没有睡着。我负有国家人民交托的保土维权之责，我就非禁止不可。”冯玉祥：《我的生活》（上），第303页。此事虽小，然而却影响极大，在当时成了一条全国性的新闻。这件事后，冯玉祥报请北京政府，禁止外国人随意在华行猎，以维护国家主权和保护野生动物。北京政府农商部制定章程，规定保护稀缺野生动物，命令珍奇鸟兽不准猎获。并明确提出外人在华行猎者，预先向农商部递交申请，并缴费40元大洋，获准后，执农商部黄色执照，再到所行猎的地方县以上官府办理蓝色护照，再缴20元，方可到指定地点行猎。

    至此，中国开始有了保护珍奇鸟兽和限制外国人任意行猎的法律。虽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由于许多不平等条约的制约，中国法律对外国人的威慑力极小，但毕竟有了法律条文，外国人在中国境内行猎时，也不得不有所收敛。这对维护民族利益，提倡国人的生态观念，增强保护动物的意识，无疑是有利的。

    中山先生的启示

    冯玉祥对孙中山早有仰慕之心，并同情和支持孙中山反对北洋军阀的革命斗争活动。

    1917年反对张勋复辟之役获胜后，段祺瑞以“再造共和”

    的英雄而重新执政。段上台后，公然宣布废除《临时约法》，曾提出“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

    觉民：《天津通讯》，《民国大新闻报》1917年7月22日。

    孙中山为了维护《临时约法》和国会制度，竭力反对段祺瑞的伪共和，高举起“护法”旗帜，领导“护法”运动。

    1917年11月，段祺瑞调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南下围攻孙中山在广州成立的“护法军政府”。冯玉祥虽不敢公开抗命，但部队开到浦口时，冯却以劳师远征，兵力不足为由，要求补充兵员和增加装备。段祺瑞因急于“武力统一”，加之北京政府内部直、皖矛盾加深，在初步满足冯玉祥的要求后，一再命令冯玉祥沿长江西上赴湖南，镇压两广地区的护法运动。冯玉祥在一拖再拖的情况下，于1918年2月才率部乘江轮溯江西上。不料，部队刚出发，旅部一位书记官误以为冯真要去南方作战，愤而投江自杀，冯对此事不胜感慨，十分震惊。当部队开到武穴时，冯玉祥决定在此按兵不动，不再向西进发。2月14日，冯玉祥发表主和通电。四日后，又发表第二份主和通电。在两次通电中，冯玉祥指责段祺瑞控制的北洋政府：

    “视同胞为仇讐，以国家为孤注。”并且主张恢复国会，“惟望国会早开，民气早申，罢兵修好，时局早定”。郭绪印、陈兴唐：《爱国将军冯玉祥》第29页。

    孙中山得悉冯玉祥武穴停兵的消息后，欣然致信冯，热情赞扬，称冯玉祥为“爱国军人模范”，并热切希望冯玉祥继续“以恢复旧国会之主张明白宣示全国”。

    《孙中山致冯玉祥函》（1918.3.4），《孙中山全集》卷4，中华书局，第372页。

    此后，冯玉祥与孙中山开始建立联系。1919年，冯玉祥驻扎湖南常德并任镇守使时，冯写信给孙中山，他认为中国已濒于危亡，真正救国，只有先生一人。孙中山先后派遣徐谦、纽永健多次到常德冯玉祥军中，并携孙中山的亲笔信，到冯部慰问。1919年11月，孙中山由上海返回广州，住越秀楼，继续从事护法和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此时的孙中山在他多年民主革命的实践中开始认识到南北军阀乃“一丘之貉”，而帝国主义国家都是各派军阀的后台，唯独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废除沙俄与中国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各种特权，因而孙中山开始对苏俄政府表示信任和向往。孙中山在广州会见了冯玉样的秘书任右民，除请任转达他对冯玉祥的期望之外，并表示将不遗余力地支持冯。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论和反帝反封建实践活动无不深深地影响着冯玉祥，他们之间的书信交往以及国民党人士对冯玉祥的争取工作也日益频繁。冯玉祥驻兵陕西后，孙中山遣马伯援由广东来陕，马也是一名基督徒，受孙中山之托做冯玉祥的争取工作，经与马伯援的交谈，冯玉祥思想有所启发，后嘱马在返粤时，带五条意见请教孙中山。此时冯玉祥虽不了解国民党，甚至不甚明了“党”的意义，仅有抽象的“共和”、“革命”、“救国”的意愿。但他向往光明，追求救国爱民的思想却是发自内心的。其五条意见如下：

    1．结合拥护共和者，为一大团体而救危亡；

    2．由本团体主持正义，除却扰乱国家治安及妨碍国家进步者；3．关于政治上之主张，同国民代表公决，代表之资格，由多数人民意见决定之；4．本团体以实行改革政治、风俗为目的；关于主张改革之见，须先力行以示范；5．本团体实事求是，各派得力人物，开诚讨论，而谋进行，中山先生处，最好派汪精卫出来，大家切实的讨论救国。

    从上述意见看来，冯玉祥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还很缺乏认识，但冯已将孙中山当做革命的领袖，来加以联系，并争取得到支持。这种意愿已表明冯玉祥已将孙中山及国民党看做是值得信赖的一支强大政治力量了。能做到这一点，说明冯玉祥的思想深处开始渗透了更加进步的因素。

    总之，冯玉祥在陕西虽力图整顿，有所建树，借以建立声誉，图谋扩大自己实力和影响，然而前任督军死后留下的烂摊子，使其困难犹存，加之仍居省长宝座的刘镇华在曹、吴的支持下，对冯玉祥事事加以掣肘，所有的军政措施可谓举步维艰。更重要的是，此时的冯玉祥，做为北洋军阀的一名将军，虽有一定的救国救民之心，但考虑更多的还是个人得失，谋求的最大利益仍是有枪、有钱、有地盘。如果这些都无法实现，他自然会与其他大大小小军阀一样，要寻找一个更能满足自己的地方。

    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使冯玉祥如愿以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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