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任西北边防督办

    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爆发，给冯玉祥提供了一个向东发展的机会，冯玉祥改任河南督军。随着直系军阀连连获胜，冯玉祥也得到不断升迁和队伍的扩充，此间，他由河南督军，进而被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于1922年底委任为陆军检阅使，成为北京政府陆军部的高官。检阅使者即为协助陆军总长巡检全国所属各路部队，但北洋政府授给冯玉祥陆军检阅使之职，只不过是个有职无权的虚衔。他除了检阅自已所带的部队外，并无权检阅其他部队，而吴佩孚的真正意图也是为了限制冯玉祥势力的发展。因此，冯玉祥就任陆军检阅使后，率部驻扎在北京南苑。在此两年间，冯借机练就了三万余能攻善战，纪律严明，而又具有一定爱国精神的精兵，这便为冯玉祥以后事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南苑练兵是冯玉祥事业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也是冯玉祥治军生活中发生历史性转变的开始。这期间，冯玉祥策动胡景翼、孙岳等人，于1924年10月24日利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山海关一带直奉激战，北京兵力空虚之机，发动了“北京政变”。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先后采取了如下一些重要举措：

    1．改所属部队为中华民国国民军，宣布脱离直系军阀系统，由冯玉祥任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分别就任副总司令兼二、三军军长。

    2．囚禁贿选总统曹锟，驱逐废帝溥仪出宫。

    3．电请广州的孙中山北上主持国家大计。

    同时，通电全国，明确宣布国民军“誓将为国为民效用，如有弃兵而揭吾国，好战而殃民者，本军为缩短战期起见，亦不恤执戈以相周旋。”李泰棻：《国民军史稿》。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吴佩孚政权，建立国民军，沉重打击了控制北京中央政权的直系军阀势力，这无疑是一件在全国产生影响的重大政治事件。为了联络皖系阻挡可能北上的直系势力，冯玉祥邀请段棋瑞出来暂维政局。然而段祺瑞为独揽北京政权，又暗中联络吴佩孚。奉系张作霖也乘机派四万大军，长驱入关，进驻天津，并沿津浦铁路南下，北京政权遂落入段祺瑞和张作霖之手。

    段祺瑞、张作霖掌握北京政权后，便联合排挤冯玉祥，迫使冯玉祥不得不于11月25日、12月3日和5日连续提出辞职。这时的段祺瑞一方面借助于张作霖的军事力量遏制冯，另一方面又感到如果没有冯的军事力量，自身便会受奉张的摆布，所以段对冯的辞职坚决挽留，并对冯部略施抚慰手段，便借机委任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

    对于段的委任，冯玉祥认为是个阴谋，让他到贫苦寒冷、交通闭塞、远离海口的西北地区，使他难以购买武器装备和扩充自己的部队，因而十分消沉，拒不受命。这样一来，北京的政局更加复杂，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矛盾、国民党与张作霖、段祺瑞的矛盾，相互交错在一起，北京的政局处于动荡不定的状态之中。

    正在这动荡不定之际，中共北方地区党组织及李大钊给予了冯玉祥以极大的支持。李大钊组织中共北方区委对冯玉祥的处境及国内局势进行了深刻分析，认为：冯玉祥在此时完全辞职，必然会引起全国正在勃兴的形势急转直下，对整个国民革命是不利的；冯的部队也会由于冯玉祥的引退，失去中心支柱而被分化瓦解；西北地区虽远离海口，但段、张势力也鞭长莫及，大有经营余地；同时，背靠苏联，可争取苏联援助。于是，1925年1月，李大钊和孙中山的代表徐谦，与冯玉祥进行了多次交谈，说服冯玉祥接受西北边防督办的任职。

    关于李大钊等人争取冯玉祥的情况，曾任冯玉祥秘书的共产党员陈天秩作了详细的回忆。经过多次直接交谈，徐谦向冯玉祥讲：他和李大钊曾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身份，几次同苏联大使加拉罕交换意见，劝冯不能消极，打消辞意，就任西北边防督办。苏联可以通过蒙古到张家口的路线，给冯以无偿援助。冯高兴地接受了李大钊和徐谦的建议，就任西北边防督办。

    陈天秩认为，这是“冯玉祥在徘徊中接受了共产党对他的影响和帮助”的结果。陈天秩：《我跟随冯玉祥先生的一些经历》，内蒙古《史料荟要》第三期。

    1925年2月冯玉祥从天台山下来，乘火车经西直门赴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与此同时，将国民军一军进行了改编。当时国民军一军共有六个师。但西北幅员辽阔。兵额不足。难以分配。甘肃、察哈尔、绥远都各需一个师驻防。由于鹿钟麟为北京卫戍司令，也不得少于一个师。六师之外，石敬亭、石友三各编为一混成旅，外加炮兵两旅，交通队一团，人数在15万左右。为了与扩充军队编制相适应，冯部组织了军官教导团、交通教导团、骑兵教导团、炮兵教导团、铁甲车团等教育机构。并于南苑设训练处，内分步骑、炮工、辎重等科。冯玉祥：《我的生活》，第149页。

    由于冯玉祥从消极、苦闷中振作起来，军务整编也有了较大起色，这自然引起吴、张的惊恐。他们惧怕冯玉祥势力崛起后，便难以再施加控制，于是便采取办法，试图遏制冯的发展。

    在冯玉祥即将赴张家口就任前夕，由奉系人物陆军部部长吴子堂提议，取消国民军名称。改称中华民国西北边防军，简称西北军。以后，冯玉祥所属部队便有了西北军的称号。当然，在许多史籍上仍有称其为国民军者。

    入主甘肃

    1925年3月。冯玉祥在张家口就职，成立了西北边防督办公署，与此同时冯还兼任甘肃省督办。

    西北地区贫瘠，但为何冯又要去呢?除了当时李大钊等人的极力帮助之外，冯玉祥也逐渐认识到。此时如不退让，难免受吴、张两面夹击，另外，退是为了进。退避之后，或许吴、张矛盾上升，引起争端，冯便可伺机行事。同时，“效法张留侯退居留坝的办法，到那地僻人稀的地域里”，可远离矛盾中心，为自己军事实力的发展提供机会。

    因冯玉祥不能亲赴甘肃任督办，于是派部下刘郁芬代理，又委任蒋鸿遇为帮办。

    蒋鸿遇是冯玉祥的一员爱将，早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曾任保定军校教官，足智多谋，深得冯玉祥器重，在冯玉祥创办“模范连”时，为训练冯军骨干力量立下汗马功劳。一次，蒋鸿遇向冯玉祥建议：“先生南北奔走，数十年来无安身之地，现在总算有了个地盘。但是‘狡兔三窟’，我们要给自己多留几条后路。以防不测。民国以来，无人重视甘肃，其实甘肃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实为重要战略要地。如若再与陕、热、察、绥连成一片。可称西北半壁天下。”

    王赞亭：《跟随冯玉祥二十余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9页。

    蒋鸿遇对甘肃战略地位的

    一番分析，使冯玉祥对西北及甘肃有了新的认识。虽说他仍对西北瘠苦的生活环境心存疑虑，但为了国民军的生存发展，他在树立西北地区督办防务和屯垦戍边艰苦事业决心的同时，开始注重甘肃的战略地位。遂由刘郁芬、蒋鸿遇率国民军第二师取道绥远、宁夏入甘肃。

    当时，甘肃是西北回族“五马”(马福祥、马鸿逵、马鸿宾、马麒、马麟)的势力范围。“五马”之中，马福祥居长，乃西北回族地方实力派首领，在各回族将领中有较大影响。“五马”基本上都属祖籍甘肃河州(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的马氏家族。清末八国联军入侵中国，马氏弟子组军随甘肃统领董福祥入卫京师，先期镇压义和团起义，后投入抵御八国联军的战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马福祥、马安良(马麒之父)率其部下随董福祥保护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离京城，遂抵西安。

    此举可谓是战火中保驾了太后，因此深得慈禧赏识，不久马福祥升任宁夏镇总兵，民国后又任绥远督军，马安良也获得青海循化的统治权。因当时青海、宁夏均属甘肃统辖，握有了青、宁两地的兵权，这样马氏家族势力不仅拥兵自重，而且对地方军政无不产生极大影响。

    冯玉祥深知马氏家族势力在甘、宁、青的重大影响，决定在入主甘肃之前，先做通马福祥的工作，进而与马氏势力结盟。马福祥既为甘肃回族中势力和影响最大的人物，有相当的威望，而且本人思想开明、主张革新，早有支持冯玉祥的倾向。北京政变后，马福祥曾在西北各回族民众中极力宣传国民会议。孙中山北上时，马受回族集团推举赴北京谒见孙中山先生，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救国主张表示推崇。

    田生兰：《马福祥事略》，见《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第39页。

    据说

    孙中山先生逝世前赠送由他亲笔签名的《三民主义》一书，嘱其好好研究，力争在国民革命中有所作为。

    为了争取“五马”势力，冯玉祥请北京政府委任马福祥担任西北边防会办(副督办)，从而提高了马在中央的地位，同时与马结拜为把兄弟。至此，冯玉祥便通过马福祥达到了稳住回族实力派的目的，为顺利入主甘肃奠定了基础。

    1925年夏，冯命令刘郁芬入甘，刘开始筹备赴甘各项事宜。首先，确定全师约一万人马的进军路线和沿途设站的补给。此时，刘郁芬驻节绥远的包头，自包头至兰州约2000余里路，其问大部分是荒漠地带，交通极为不便。像刘郁芬这一师人马的万人队伍要通过这样的路，以往还是罕见的。而刘为了能顺利地通过这条路，选定了从包头，经五原、磴口、石嘴子、中卫，直抵兰州的路线，这基本上是沿黄河的左岸行进的。

    即使如此，这条路线是要经过磴口和沙坡头两段沙漠地带，这里是亚洲著名的沙漠区。因为风沙流动的缘故，几乎找不出可以行车的道路，即使有路，往往一夜狂风之后，第二天要走的路已“今非昔比”，行人不得不踏出一条道来。因而，在磴口和沙坡头两处设补给站时，要选派由当地人组成的一批向导，而且每日由这些人带着侦察人员勘察道路，沿途设标，指引道路，以便大部队通行。除此之外，沙漠最困难的是饮水问题。

    国民军二师在每个补给站准备了大量的牛、羊皮袋，这种皮袋，当地人用它作盛水的容器，有了它便可有了储水装备，基本能供应每日路经沙漠的部队饮水问题。

    其次，选调了一批将来在甘肃接管行政事务的人员。随同第二师入甘的行政人员，大都经过冯玉祥的精心挑选。冯玉祥认为，欲使自己的势力在甘肃立足，仅有军队是不够的，地方政务需要大量的行政人才，于是冯派包括国共两党党员在内的优秀青年，充实到刘郁芬所属的部队，这些人当中，有中共党员宣侠父、钱崝泉。“另有延国符是国民党员，郑道儒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马登洲是从日本留学才回来的，杨恭时管财，沙明远是冯玉祥的慕友，此外，还有西北银行的行务人员。”张寿龄：《国民军二师刘郁芬部在甘肃》，见《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148页。

    国民军二师赴甘时，所带的这批行政人员中的宣侠父、钱晴泉是最早来甘的中共党员，他们随军抵甘，无疑给封闭落后的甘肃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宣侠父，浙江诸暨人，又名尧火，号剑魂。早年曾赴日本留学，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受党组织委派赴张家口国民军总部为政工人员。

    钱崝泉，江苏江阴人，1925年春，经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受党组织派遣到甘肃，曾任军务督办署政治处副处长，积极向士兵宣传革命思想。

    1925年9月，踏着初秋塞外的薄雾，宣、钱等人和国民军二师的将士们一道，来到甘肃，开辟这里的大革命事业，传播革命的火种。

    第三，疏通甘肃各地方实力派，为进军甘肃排除阻力。按民国地方军政建制，甘肃共设有八镇，分派八个镇守使，镇守使：民国初年官制，为一省内一地区的军事长官。俗称“陇上八镇”。由于甘肃乃回、汉杂居地区，因此，为平衡各派势力，八镇之中，回、汉各占一半。其中实力较大的汉族镇守使为陇东的张兆钾，陇南的孔繁锦，回族为青海的马麒，凉州的马廷勷。此外，兰州还有陆洪涛的一个师。陆洪涛，江苏铜山县人，曾入清末天津北洋武备学堂，与段祺瑞，冯国璋为同窗。清末民初长期在甘肃、新疆军中任职。1922年5月，被北京政府任命为甘肃督军，后又兼省长。1924年，陆改省防军为甘肃陆军第一师，自任师长。陆主政甘肃期间，各地方镇守使与其多有矛盾，故形成回、汉割据局面。由于冯玉祥举荐马福祥担任了西北边防会办，西北回族势力对冯派兵入甘，基本持谅解态度，从而予以配合。如马福祥之子马鸿逵部驻石嘴山，扼守着宁夏的北大门，马福祥之侄马鸿宾驻节宁夏城(今银川市)。马福祥动员子侄，欢迎冯军入甘，马鸿逵调部队南移金积、灵武两县，而马鸿宾在宁夏城则作迎接国民军二师的准备。这样国民军二师，不仅可以顺利通过宁夏，而且可在宁夏城暂作休息和补充。汉族实力派孔繁锦，盘据陇南重镇天水多年，自成体系，如暂不触动他的利益，不会构成过大威胁。唯有陇东张兆钾野心较大，早有谋夺省长一职的野心，加之冯玉祥势力来甘，自然要影响到他的计划，因而用“甘人治甘”的口号，企图抵制冯军来甘，对冯玉祥及国民军采取敌视态度，对其不得不保持高度戒备。

    这样，在做了各方面充分准备之后，顺利入甘便有了一定条件。

    为了补充兵员，刘郁芬按冯玉祥要求，选派一部分豫、皖、鲁籍的军官分别到原籍去招募新兵。冯玉祥多年来常用这种办法，他常说，“打架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因而由军官赴原籍募兵，招来的兵非亲即友，一方面便于长官对士兵的驾驭，但也包含着许多封建性，部队内易于形成死党。刘郁芬新募来的兵，分派到各连队。进军甘肃的筹备事宜就全部就绪了。

    剪除反冯势力

    为了适应补给和前进中的策应，在全部队伍开拔前，刘郁芬将全师的12个步兵营和6个特种兵营分别编为9个梯队，每个梯队约两营兵力。刘任总指挥。蒋鸿遇为副总指挥。出发前，宣侠父、钱崝泉受命起草了《告甘肃民众书》等宣传品，内容是国民军将保持严格的行军纪律，希望甘肃民众与国民军共同努力。宣侠父：《西北远征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43页。并在士兵的臂章上写上“不扰民、真爱民”六个字，以示部队的宗旨。刘郁芬还暗中派了一批参谋人员，潜入兰州收集有关情报资料，以作入甘后行动之参考。

    1925年9月，秋风瑟瑟，塞外苦寒，国民军二师从包头出发，经五原、临河、磴口、石嘴子，于13日到达宁夏城，稍作休整后向甘肃进发。这一路大部分行军是在荒漠之中前进，风狂沙飞，生活之艰苦自不用说，特别是无水源地段，更是行路之难，“难以上青天”。由于事先沿途设有兵站，用皮袋预备了大量饮水，才不至于贻误军机。这样整个近2000里的路程，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将一支万余人马队伍从绥远的包头，调至甘肃省城兰州。

    就在刘郁芬率部下挥师挺进甘肃时，9月27日，甘肃陆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李长清突袭第二旅旅长黄得贵部于兰州华林山，尽收其枪械。黄得贵率残部300余人，退往阿干镇。李长清进而向陆洪涛索要师长关防。陆迫于无奈，只好让李当了师长，自己卸任，仓皇离兰。离兰途中给冯玉祥发了电报，告以因李长清搞兵变自己被迫出走的情由。冯将此事迅速电告刘郁芬，刘便得知李长清有抵制国民军二师入甘之意，深恐再生出其他变化。决定急派蒋鸿遇率一支200人组成的便衣队，连夜乘马，先行入城，以防不测。刘郁芬指挥后续队伍开进。蒋与所带人员星夜驰往兰州，入城之后，立即面见李长清及督署省府官员。表面上尽力向李表示好感，并代表冯玉祥、刘郁芬向李表达倚重之意，暗中却侦察李的真实动向。李长清此时也早有预谋，暗藏着杀机。原来李长清在得悉蒋鸿遇这次轻装简从入甘是负有使命的，他想到一旦刘郁芬的大军抵兰，他想当督办的美梦无疑将化为泡影。因此不如先下手为强，打算来个杀鸡给猴看，先把蒋鸿遇杀了，然后再拥兵自重，阻止刘郁芬入甘。李长清的这一想法曾给其参谋长魏鸿发谈过。

    魏鸿发与蒋鸿遇为清末保定陆军速成学校同窗，彼此私谊颇深，而且魏早年参加辛亥革命甘肃秦州起义，素有革新、爱国思想，对甘肃多年来官场政风腐败、贪污受贿、强取豪夺等行径早有不满之心。魏采取了缓兵之计，向李长清说：“蒋鸿遇是一文官，杀他极易。但他深得冯玉祥的信任，杀了蒋必得罪于冯，使冯挥大军入境，后果不堪设想。”李长清惧怕冯玉祥声威，采纳了魏的意见，未敢再提杀蒋一事。由于蒋鸿遇极善于周旋，后来许多有关李长清的军事情报都由魏鸿发提供。

    原李长清手下团长包玉祥，是李的智囊。李擅缴黄得贵部枪械，向陆洪涛逼索师长关防诸事，均系包的策划。李当了师长，包自然被重用，升任旅长。李、包二人对国民军入甘的态度，最初是举棋不定的，终因慑于冯玉祥的声威，决定先将刘迎进兰州，再伺机行事。

    国民军二师的先头部队到达兰州时，李、包率部属到黄河北岸庙滩子列队郊迎刘郁芬，但一连几日只见大队人马通过。

    均不见刘郁芬的影子。其实，刘获悉李、包情况后，恐遭暗算，早已化装随第三梯队先行进入兰州。10月底，国民军二师全军抵达兰州，刘郁芬同李长清商妥，李长清的甘肃第一师驻扎东校场和拱星墩，而国民军二师接收兰州各城门、哨岗，分驻西关的举院、城西的四墩坪、华林山以及黄河北岸的制高点——白塔山。督办署也由刘郁芬、蒋鸿遇的手枪队以及迫击炮营、工兵营、机枪连驻守。如此有利的军事部署，则是蒋鸿遇先行入甘时早已精心策划的。

    国民军二师入甘，打乱了李长清独霸甘肃的计划，自然使李深感危机。但慑于国民军的威力，又不敢公开反对。李长清与刘郁芬虽表面保持平静，实际上暗中争斗加剧。早在国民军入甘前，李长清已将兰州军械库枪支弹药及军用物资悉数运往自己部队营区内。国民军入兰州后，李提出将所部于两旅之外另编一混成旅，由包玉刚任旅长。这样一来，李之兵力将超过国民军第二师。提议遭到刘郁芬和蒋鸿遇断然拒绝。这时，冯玉祥下令所属各部扩充编制，孙良诚旅扩编为师，刘借机提出将包玉祥旅调归孙良诚指挥，“李以甘肃士兵与他部混合，颇不相宜”为词，拒不受命。

    魏绍武：《李长清、包玉祥之死》，《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第107页。

    李长清自此警觉

    起来，“出入警卫，戈戟森然，又于城外小教场终宵放哨，逻骑绕城而驰，如侦大敌，居民一夕数惊”。慕寿祺：《甘宁青史略》第31卷，第15页。并订购军用物资，增设岗哨近至督署。国民军二师张维玺团出城打靶，遭到李部士兵阻拦。而且从此之后，李、包二人“行踪诡密，不复再至督署。”蒋鸿遇分析，这恐与全国形势巨变有关，此时，浙奉战争爆发，直系孙传芳为保持和发展地盘，组成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联络冯玉祥及江苏地方实力派对付奉系杨宇霆。时局的紧张，李料定国民军必定卷入漩涡，冯玉祥大军主力必无暇顾及甘肃，这便促使李长清、包玉祥开始肆无忌掸。

    刘郁芬、蒋鸿遇此时感到非除李不可，乃电报向冯玉祥请示，谓“李长清叛迹显露，拟相机图之”。冯复电嘱“慎密办理”，批准了刘郁芬杀李计划。李泰棻：《国民军史稿》，第187页。

    刘、蒋假造了一个冯玉祥拍来的电报，大意是对李长清如何器重，并考虑对李的部队予以补充和将来扩编等问题，刘郁芬将电报让李看过，并将李部参谋长、旅长等请到大操场观看阅兵操练。刘预先安排好的精锐部队进行了劈刀、刺杀、武术等项目表演，意在向李长清等人显示国民军二师的实力。不久，便设“鸿门宴”，在督署东花园秘杀了李长清和其死党包玉祥。

    李长清的参谋长魏鸿发后来在回忆省督署东花园事变时，是这样写的：

    “事情发生在1925年夏天(注：应是秋天)，刘郁芬下请帖邀请李部营长以上军官宴会。我家住在山字石，接李长清电话说刘总指挥请客，让我在家等候，他同包玉祥乘汽车来接我同往。那时兰州只有一辆小汽车，是李长清劫持陆洪涛的，上午10时左右，李偕包至我家，我们三人同车前往督署，直至大堂下车，副官迎我们到花园“方圃”，献茶未毕，忽然祸起仓卒，我们三人同时被捕，五花大绑，推向园中。忽听蒋鸿遇在土坡上高呼，将魏参谋长松绑，突如其来的命令，反而加重我的惊恐。

    但见李长清、包玉祥二人被军士推入花园深处……蒋鸿遇从山坡走下来，对我温语压惊，略述刘郁芬叫我前往东校场安抚李、包部下，勿使异动。遂命我到二堂听刘总指挥训话。

    “刘郁芬对营长以上人员训话，略谓今日之事，与你等无关，望你们恪守军纪，听候政府处理。如若不明大义，敢于抗命，必然和李、包同归于尽!……大家异口同声高呼，愿意服从命令。刘说既然服从命令，解散回营。”

    事后魏鸿发曾撰《东花园事变三十韵》以纪其事：

    民国元年岁月更，军阀混战未曾停。

    陇甘从未入漩涡，世外桃园称太平。

    陆督铜山归去后，皋兰山上插冯旗。

    冯军纪律甲华北，百战余威任纵横。

    地方师旅约两万，建制不久兵不精。

    客主势力虽悬殊，初来无间留安宁。

    一夕岗哨和冲突，谗云疑雨满边城。

    丙寅初夏天初热，水暖黄河客梦轻。

    昨霄督署下知贴，挂婿兰膳宴省营。

    将军自恃山林近，蛮能称雄怒气争。

    阳奉阴违难避祸，外迎内拒岂免兵。

    凌晨号令发东寨，分属客主主为君。

    赴宴必须威仪重，剑戟腾霄铠甲明。

    未刻整队列将校，入申先后至辕门。

    中军殷勤来款接，幕僚长与将帅尊。

    初上中堂弓矢见，左右桓桓势欲吞。

    突然一声拿叛党，四门八面兵逻巡。

    李包二将先就捕，我亦同作阶下人。

    副帅从后转身出，急呼犯罪分韩彭。

    自分必死情如梦，释缚忽然刀下生。

    小校后至集堂上，训示凛凛如雷鸣。

    叛逆今止惩恶首，盲从无罪当留情。

    可怜数载共袍泽，异路幽明泪暗零。

    榴花经雨滴红泪，黄水临风咽哭声。

    熊黑叱咤疏韬略，魂魂冤抑伴碧莹。

    从来疑案成三字，大将自古几保身。

    三陇乱阶从此治，河湟事变为此因。

    三军闻急成鼎沸，誓救将军各请缨。

    总帅招我百告诚，衔命奔驰安鲵鲸。

    东效各寨曾亲历，声泪俱下表精诚。

    官兵一体齐听命，邻火居然徒积薪。

    余生自庆心无愧，忘命且知救庶民。

    韶华已过十余载，每怀往事辄沾巾。魏绍武：《魏绍武先生自述生平》，《甘肃文史资料选辑》

    刘郁芬向其他人员一番训话后，便将其余人员放回，并命魏鸿发当日到李、包的队伍中进行安抚。由于在处死李长清之前已将李的手谕骗到，加之魏鸿发到各营中“声泪俱下”地向官兵解释国民军处置李、包的原由，告知官兵们还是以个人前途及身家性命为重，不可再轻举妄动。两天后，刘郁芬、蒋鸿遇又派督署的参谋人员代表他二人，分别到东校场和拱星墩两处，对李、包的部属进行谈话，声明大义，以稳定军心。紧接着撤消甘肃第一师的番号，把部队改编为两个混成旅，任命魏鸿发为第一混成旅旅长，仍驻东校场；以郭安学为第二混成旅旅长，驻拱星墩。另将原甘肃地方武装韩友禄编为第三混成旅，驻扎固原；宋有才为第四混成旅旅长，驻扎狄道(今临洮县)；以黄得贵为游击司令，驻阿干镇。刘郁芬在改编甘肃地方部队的同时，秘密处死了李长清、包玉祥，为避免军心动摇。

    对外则佯称已将李、包二人押解赴张家口，由冯玉祥亲自处理。待外人正急切地等待处理结果时，岂不知李、包二人早已命归西天了。

    铲除李、包等反冯势力和整顿甘肃地方武装之后，扫除了国民军在甘肃立足的一大障碍。继之，为进一步稳固这一地位，国民军二师又采取了一些措施：其一，召开全省军事会议，决定由督署统一全省各路军事力量，未经督署许可，各镇及所属不得擅自扩充，自由调动。其二，进一步扩充国民军实力，招兵筹饷，经冯玉祥批准后，国民军二师又扩充一个旅。为与陇上各镇守使协调关系，由督署分派八路代表，进行慰问，以稳人心。其三，以督署名义创办了一份报纸，名为《甘肃民报》

    作为国民军二师机关报，以此来宣传国民军及冯玉祥的政治主张。其四，进行政府组织的改组，薛笃弼被任命为甘肃省省长，胡毓威任省署秘书长兼民政厅长，杨慕时任财政厅长，沙明远任教育厅长，赵元贞任实业厅长，赵席聘任警务处长兼警察厅长。这种改组使得甘肃的政局基本控制在国民军势力之内，有利于国民军二师及冯玉祥势力在甘肃的进一步发展，同时，由于选派了一批具有现代思想和革新意识的人士担任各级政府要职，官场顿生新气象，一改以往迟暮之状。

    上述措施，无不对各界产生极大反响，省内各地镇守使和地方实力派不得不重新考虑和国民军的关系。在国民军实力的震慑下，大多数表示了归顺之意，有的还亲自赴兰州晋谒刘郁芬，有的与刘保持信使往来。虽说在一些人心中仍有观望态度，但如若有反叛行为却已不易了。

    国民军二师入主甘肃，为冯玉祥立足西北，进一步在西北扩充影响，积累实力，无不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国民军对甘肃的统治

    国民军入甘，打破了原来相对稳定的地方割据的局面，加之国民军本来即华北一支劲旅，思想开化，军容军纪都对甘肃军政各界有较大影响。待军政大局稳定之后，国民军二师按照冯玉祥开发西北的计划，开始了甘肃的地方建设事业。

    早在冯玉祥正式赴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之前，就曾向北京政府提出了一个开发西北边疆的计划，“一切进行手续，均有详细规划”。待他一上任，就开始了艰苦的西北开发建设。冯在张家口一带实施移民安置，设立救老院，厉行禁烟，尤其重视教育、实业、财政、交通等项事业。国民军二师，亦针对甘肃闭塞落后的实际情况，实施一系列开发计划。

    发展交通事业。为了强化国民军对甘肃的全面统治，大力修建道路，改善交通条件。1926年9月，刘郁芬下令修建兰宁、兰西各线汽车路，并令卓尼土司杨积庆修建至松潘道路。几年时间里，修筑了兰平(兰州至平凉)、兰宁(兰州至宁夏)、兰秦(兰州至天水)、宁平(宁夏至平凉)、兰固(兰州至固原)等简易公路，使得兰州向东、北、南三方向均有了可通达汽车的公路。1926年春，省署成立了交通处，具体负责交通事务。1927年7月，省府又颁行《赶修甘肃重要汽车路及大车路法》，在这条法规中，对汽车路的修建标准做了粗略的规定：

    如“汽车路宽二丈五尺”，“沙土路面约五寸厚”，参见魏永理等主编《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57页。

    填土、坡

    度、边沟、路拱都做了具体要求。甘肃地域辽阔，在以马为主要代步工具的时代，经国民军驻甘部队的这一倡导，新式公路的修建，无疑对这里经济贸易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作用。同时，刘郁芬为满足军事需要，在所控制地区逐步推广电话和无线电通讯，使通讯设施也从无到有，初步建立，客观上有利于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和商贸发展。

    开发实业。实业在甘几乎一直处于空白状态，虽有清末左宗棠设兰州机器织呢局和甘肃制造局、甘肃炼钢厂等一些军、民用企业，但经年战乱，政权更叠，到20世纪20年代时大多处于停顿状态。国民军入甘后，刘郁芬下令在兰州、天水创办制革工厂和开办织呢工厂。1926年春，刘派马瀛岑再次恢复织呢局，并改称甘肃织呢厂。马是山东人，曾学过纺织，思想较新，工作负责，注意调动工人积极性。“故工人个个精神抖擞，加劲生产，所织呢子坚实匀密，所产驼绒毯可与俄毯比美。”徐慧夫：《从辛亥到解放前夕的甘肃织呢工业》，《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6页。产品除供国民军军需之外，也有部分产品应市销售，每米售价3元，绒毯每条5元多。遗憾的是，及河州事变起，该厂又因资金不敷周转而停产。对甘肃制造局的改造也颇费周折，省署从天津等地高薪招来技工二、三十人，使职工达到千人以上，可仿造捷克式、汉阳造，三八式等枪械，也造过轻重机枪和小型迫击炮。印刷、面粉、火柴、发电、日用品的生产工厂，在国民军入甘后，频有开办。虽然生产规模小，设备简陋，资金不足，技术落后，有的甚至是手工业性质，但这类民用工业的初步发展，在满足本地消费、解决就业、增加社会财富等方面带来一时之效。不仅如此，在改变甘肃落后面貌，振兴甘肃实业上，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对于西北地区近代化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兴办教育。冯玉祥在开发西北的过程中就十分重视教育，不仅在张家口责令察绥两地教育厅改良中小学教育，对于大学、平民教育和民族教育也极为重视，设立归化的五族学院，并拟设立西北大学。因而在甘的国民军也按冯玉祥要求大力发展教育事业。1927年冯玉祥电令甘肃督、省署在甘肃创办大学，省府决定在民初的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的基础上成立大学。次年兰州中山大学成立，这是甘肃第一所大学即当今中国西北著名高等学府——兰州大学的前身。改中学四年旧制，实行新学制，招收三年制初中。1927年，甘肃省立第一中学始设高中。创设了临夏、甘谷、张掖、临洮等县立初级中学，新建了一批新的初、高级小学。教育经费也有了较大增加。令各县成立教育局，指定契税、屠宰税、卷烟税三项为教育专款，设委员会负责经理。在省会设立一所教育馆，“以借教育上之参故”。提倡设立平民学校。公园体育场的举办也有一些。丁焕章：《甘肃近现代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04~308页。

    在开发甘肃的过程中，国民军二师还注重商贸流通的发展，在兰州、临洮等地开辟了中山市场，在兰州举办甘肃实业展览会，进行物资交流，活跃市场，发展了落后地区的商贸经济。

    甘肃国共合作局面的兴起

    国民军进驻甘肃后，不仅在经济、文化、社会各项事业方面采取多种措施，具有一定建树。同时，随着国民军的入甘，一大批国共两党党员也来到甘肃，他们的到来给甘肃带来很大的冲击力，并且开创了大革命时期甘肃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和革命形势的高涨。国民军入甘时，共产党员宣侠父，钱崝泉、邱纪民、贾宗周、寿耀南、姜屏周等先后随刘郁芬部队来到甘肃。1927年3月，中共陕甘区委又通过国民党西安政治分会派党员胡廷珍、王孝锡、保至善、马凌山等以国民党党员特派员的公开身份来甘肃从事党务。这些都使封闭落后的甘肃省的面貌为之一新。1925年冬，宣侠父、钱崝泉、贾宗周等与在兰州的共产党员张一悟会合，并正式成立中共甘肃特别支部，由张一悟任书记，宣侠父、钱崝泉任支部委员。

    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成立后，首先在军队和学校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十月革命经验，举办民众夜校和甘肃政治训练班，先后在兰州挑水、理发行业工人中建立工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进步青年组织——青年社的基础上，吸收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入党，壮大了党在甘肃的队伍。

    1926年—1927年春，中共甘肃特别支部领导在兰党员，团结国民党左派人士，开展了反对以田昆山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斗争，不断打击右派势力的气焰，最后把田昆山等反动分子赶出了国民党省党部，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掌握了国民党省党部的领导权。

    但田昆山等人不甘心失败，向冯玉祥告状，使宣侠父、钱崝泉等人的活动受挫。冯玉祥又派胡廷珍等4人以特别员身份，来兰整顿国民党省党部的党务。胡廷珍等人的到来，使省党部的整顿控制在中共党组织之中，并借此又发展了一批共产党。1927年春，国民党甘肃临时省党部改组为国民党甘肃党部。胡廷珍为组织部长，马凌山为宣传部长，保至善为工农部长，王孝锡为青年部长。他们帮助国民党建立县党部，发展组织，举办各种训练班，创办刊物和剧团，向国民军官兵和群众进行革命宣传，指导群众运动。丁焕章：《甘肃近现代史》，第292页。

    宣传民族平等政策，帮助甘南藏族民众开展收回藏族宗教中心拉卜楞寺的斗争，是共产党员宣侠父在冯玉祥支持下．取得反对封建军阀残暴统治的一次重大胜利。

    地处甘肃南部的安多藏区，面积40余万平方公里。民国时代的安多藏区，包括甘、川、青、康四省交界之地，居住的基本上是藏族，全部信奉喇嘛教，而且多属于格鲁教派(黄教)。

    拉卜楞寺为格鲁教派在安多地区的主要寺院，它建于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该寺的属寺号称一百零八寺，遍布甘、川、青、康四省边境，在蒙古、新疆、西藏、东北也有。由于宗教信仰的力量，拉卜楞寺在安多藏区具有至上的权威。拉卜楞寺最高座主嘉木样活佛第一世名罗桑加参，第二世名郭拉，第三世名洛桑图旦久美尼玛，第四世名俄项久扎效南木吉。

    1916年3月26日，四世嘉木样圆寂。拉卜楞寺由大班智达阿莽仓活佛任摄政，李宗哲为襄佐(管事)。甘肃临夏癿藏的回族将军马麒任甘边宁海镇守使兼蒙番宣慰使，一味扩张势力。此时，又开始向拉卜楞寺插手。李宗哲为保持其管家地位和攫取更大权力，极力接近马麒，这就给马麒染指拉卜楞寺造成机会。李宗哲的行为，引起僧众的不满，僧众会决议撤销其职务，并清查他经手的账目。李宗哲逃往西宁向马麒告状。马麒派翻译马寿、西宁道尹黎丹先后来拉卜楞寺调查。

    马寿蓄意扩大事态，在黎丹返回途中密令亲随乔装藏民，于寺院附近途中袭击黎丹，黎丹受惊不小。马麒听黎丹报告后大为震怒，决意对拉卜楞寺和阿莽仓用兵。1918年6月，马麒派其弟马麟突然袭击拉卜楞寺，打败临时集合的部落武装，进驻拉卜楞寺闻思学院，拉卜楞寺共有六大院，分别为铁桑郎（闻思学院）、居曼扎仓（续部下学院）、居多扎仓（续部上学院）、曼巴扎仓（医学院）、德科尔扎仓（时轮学院）、吉多尔扎仓（喜金刚学院）。

    驱赶众僧侣。同年冬，阿莽仓率各

    部落民兵数千人反攻，青海同仁藏兵一度进入拉卜楞寺居民区街口，因后援未赶到，不得不撤回。次日藏兵在峨庆沟与马麟军队交火，又遭失败。马麟遂在拉卜楞寺修建营房，作久驻打算；又进攻阿莽仓的基地阿木去乎，火烧该地寺院，屠戮僧俗700余人，掠去金银财宝难以计数。马麟并下令废除阿莽仓活佛，不准转世，焚烧其昂欠(公馆)。拉卜楞寺的大权落入亲马的李宗哲手中，安多藏区为之震动，广大僧俗民众无比悲愤。

    继而，经寻访和九世班禅大师卜算，确定丹只坚赞为转世的第五世嘉木样活佛(时年4岁)。1920年11月，拉卜楞寺举行了隆重的活佛座床大典。因五世嘉木样尚年幼，寺院大权由其叔黄位吉代掌。黄位吉向马麟提出撤兵要求。马麒非但不撤走军队，反而进一步加强了对拉卜楞寺的统治，变本加厉地进行剥削、掠夺。马麒随意撤换寺院僧官，取消了寺院所收的官坊税，设立茶粮局，任意征收粮、茶、草头税，扣留群众给寺院的布施，使寺院经济陷入困境。

    此后，藏族民众在五世嘉木样的兄长黄正清的带领下，不屈服马麒、马麟的压力，联络各藏区部落僧俗团结对外。一方面打算以武力抗拒马麒的宁海军，另一方面，打算以告状、打官司的办法驱逐青海的马麒势力。

    时值军阀混战之际，北京政府各派势力均忙于应付内战。

    省城的督军也自顾不暇，无心解决此民族问题的悬案。因而甘南的藏区民众处在告状无望的境地。1924年夏季开始，藏区各部落民众在嘉木样兄长黄正清率领下，举行夺回拉卜楞寺的武装斗争，终因部落武装难以对付装备精良的马麒军队，损失惨重。马麒军队仍驻拉卜楞寺，而嘉木样活佛只能流亡莲花山和欧拉等地。

    1925年秋，藏区民众又组成以黄正清为首的九人代表团，再次赴兰州请愿，向各方呼吁。国民军二师入甘后，黄正清结识了共产党员宣侠父，在听了黄正清对马麒的控诉后。宣侠父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和关怀，从宣侠父口中，黄正清第一次听到“民族平等”，激动得流下了热泪。在宣侠父的帮助下，黄正清等起草了《甘边藏民泣诉国人书》。

    宣侠父在给黄正清等人讲解“民族平等”的道理时说：“你们应该明白，光告状是不行的。只有团结和进步，才能使反抗有力量，才能改变藏民现状。”并帮助他们成立“藏民文化促进会”，介绍黄加入国民党和“少年同志会”，支持他当选国民党兰州市党部监察委员。在宣侠父的指导下，黄正清参加了一些有意义的活动，如学习汉文、汉语，以“少年同志会”名义，到兰州各戏院宣传国民革命；为“万县惨案”受难者募捐；参加纪念列宁的群众大会……

    为了彻底解决拉卜楞寺的问题和藏族僧俗群众被压迫的问题，宣侠父决定亲赴藏区。1926年夏，宣侠父以甘肃督办代表的名义，在罗占彪的陪同下，骑马到了欧拉部落。在参札寺宣侠父会见了五世嘉木样之父黄位中和活佛本人，建议他们成立“甘青藏民大同盟”。在成立大会上，宣侠父说：“要反抗，就要靠自己的力量；要有自己的力量，就必须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说着就地拔起一把草，拧成一捆，然后用力拉，怎么也拉不断。他又将草分开，一根一根拉，草都断了。然后他接着说：“看到了吗？草要是拧在一起，力量就大，拉不断；人也是一样，只要团结，就谁也别想欺负你们！”然后他又强调了学习文化，提高素质的重要性。与会的部落头人230多人在“团结起来，自求生存”的精神下，成立甘青藏民大同盟，并通过了《甘青藏民后援会宣言》。经过50多天的草地之行，宣侠父回到兰州，向国民军做了汇报，并提出妥善处理意见。

    1926年冬，宣侠父调任他处，刘郁芬派其政治处处长、共产党员贾宗周负责处理甘南问题。1927年春，在贾宗周参加下，黄正清与马麒代表重开谈判(因此时马麒已归顺冯玉祥，受命于国民军)，终于达成了“解决拉卜楞案件的条件”。4月，省政府派保安大队开赴拉卜楞，维护市面秩序。不久，新设的拉卜楞设治局局长张丁阳到达。藏、回代表召开了一个联欢会，表示和解。会后不久，马麒的宁海军全部撤出寺院。

    1927年6月，嘉木样活佛从欧拉返回拉卜楞寺。这样，历时七年之久的驱马斗争，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军的帮助、支持下取得了最后胜利。

    宣侠父等人在冯玉祥的首肯之下，解决了久拖不决的甘南拉卜楞事件。这一举措表面上虽说是马氏家族与黄氏家族之间的权力之争，却无不蕴含着甘南藏族僧俗群众反抗回族军阀民族压迫的深刻意义。同时，也表明国民军此时在争取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处置像甘肃这样一个多民族地区，在民族问题上维护民族团结，反对军阀压迫的政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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