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原举旗

    1926年春，随着国民革命浪潮在全国不断掀起高潮，国民军在北方的势力也随之壮大。1925年3月，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之下，苏联政府通过了援助国民军武器弹药并派遣顾问和教官的决议。苏联认为主要目的不在于支持冯玉祥，而在于“按照广州的实例建立起对革命运动的实际支持。”

    ［苏］维·马·普里马科夫：《冯玉祥与国民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8页。是年5、6月间，冯玉祥接受苏联专家的帮助，在半镇厅建立骑兵学校，在平地泉建立了炮兵学校，随后在张家口，为军队的高级军官成立了高级军官学校，接着又在张家口成立机枪学校，以及小型通讯、工兵学校。这些学校共接纳了700多名官兵，通过训练军官的途径，达到整训全部军队的目的。与此同时，国民军得到了苏联援助的一批步枪、子弹、大炮、山炮、手榴弹、机枪、迫击炮及药品等。

    同①。

    奉军入关后，张作霖挟其余威，不断增兵关内，扩充地盘，而吴佩孚也企图东山再起。在南北压力之下，冯玉祥审时度势，进一步扩充和改造了军队。首先，将国民军一军扩编为步兵12个师、骑兵2个师，炮兵2个旅。冯的辖区除察、绥、甘三省外，还有北京地区，南苑至张家口均为冯军驻守。加上胡景翼、孙岳的国民军二、三军，总兵力已达40多万。其次，在苏联的帮助下，加强了空军建设。在北京设航空司令部，拥有20余架飞机，在北京、包头、张家口、平地泉、归绥等地，设有临时飞机场。再次，有中共北方党组织李大钊的帮助，此时的冯玉祥从苦闷、消极和徘徊中焕发起来，精神振奋。冯玉祥在治军中的壮举及国民军势力的壮大，自然会引起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日益恐慌，为了镇压国民军进而扑灭全国革命的烈焰，奉系军阀张作霖大造北方“赤化”的舆论，他们诬称孙中山及广东革命政权为“南赤”，冯玉祥及国民军为“北赤”。于是纠合各路军阀、反动势力，拼凑所谓“反赤大同盟”，进而组织起“讨赤联军”，与帝国主义勾结，对冯玉祥及国民军大举进攻。1926年1月5日，张作霖通电吴佩孚表示谅解。于是，由帝国主义牵线的反动军阀大联合之势，宣告形成。

    当此紧要关头，冯玉祥感到险象环生，内外交困，于是想以辞职来避免战争，扶大厦之将倾，保存国民军实力。3月20日，冯玉祥在卸下西北边防督办一职后，携夫人及随从人员，由平地泉取道库伦赴苏联参观考察，5月9日抵达莫斯科。

    在苏联，冯玉祥会见了苏联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和共产国际负责人，参观了社会主义苏联的工厂、学校、军队，这些无不对冯玉祥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苏联期间，国共两党都对冯玉祥伸出热情之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徐谦多次与冯长谈，启发他的革命思想，并劝说冯玉祥加入了国民党。

    参看泰棻《国民军史稿》第301页。

    于右任受

    国民党中央委派专程赴苏敦促他回国参加国民革命。中共党员蔡和森、刘伯坚亲自对冯玉祥做了大量工作，这对冯及其国民军后来参加革命策应北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蔡和森是中共创始人之一，冯玉祥访苏期间，正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刘伯坚也是中共杰出的活动家，早年赴比利时勤工俭学，此时正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中国班学习。

    由于他早就负责国民军将领到苏联学习考察的接待工作，因而冯玉祥对他早有耳闻。蔡和森、刘伯坚与冯玉祥的密切接触与往来，使冯玉祥对中国共产党和党的干部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冯玉祥很器重刘伯坚。他向共产国际提出，要求派刘伯坚和他一道回国去主持政治部的工作，共产国际同意了他的请求。”参看《刘伯坚》（《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四辑）。

    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出师，一场旨在彻底埋葬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北伐战争拉开了序幕，冯闻讯后倍受感动，认为革命道路已经开辟，革命的时机已经到来，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决心投入这场伟大的革命。在苏联政府的支持和国共两党的直接帮助下，他毅然决定回国，响应北伐。8月17日，冯秘密离开莫斯科，经蒙古库伦于9月15日到达绥远的五原镇。（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五原县。）这是一个“空落落的土围子，人烟稀少，荒凉冷落得赶不上内地一个较大的村镇”。加之时至初秋，气候已寒，大地一片茫茫。冯玉祥来到五原时，正值国民军与奉直军作战失利，部分部队先后从南口退守到河套地区一带。

    从冯玉祥通电下野到苏联考察的几个月间，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3月12日发生日本军舰闯入大沽口开枪打死打伤国民军事件。数日后，北京发生“3．18”惨案，段祺瑞政府卫队开枪打死游行示威群众47人。次日，靳云鹗指挥“讨赤联军”3个师11个旅约12万人，自河南分三路北上围击国民军。4月间，奉、直、鲁各派军阀联合向国民军总攻，兵分五路进攻北京，15日国民军退出北京，扼守南口。7月间，各系军阀会攻南口。经过数月激战，国民军有生力量伤亡过半，饷械俱缺。眼看与陕、甘断绝联络，乃于8月15日下令总退却，撤出南口，向绥远、包头、宁夏一带节节败退，战线延长二千余里，退却时所经道路，不是崎岖山路，就是广漠沙场，穷僻村落，交通不便，命令既难准确迅速下达，行军给养更感筹措困难，生活困苦，军纪松弛。有的已被敌军收买，国民军已处在土崩瓦解的状态。

    面对此种状况，冯玉祥决定召集旧部，整顿军队，重新树起国民军的旗帜，以壮革命之威。冯玉祥不仅和国民军一军的将领见了面，而且和国民军三军的孙岳、五军的方振武、六军的弓富魁及二军的邓宝珊等人一一相见。这时统计各部武装力量，除原驻甘肃的之外，尚不满5万人。此时，韩复榘、石友三等将领因率队西撤时，给养困难，遂投靠了晋军，暂归商震节制，韩部驻归化、石部驻包头。冯玉祥抵五原后，国民军各部闻讯纷纷向五原集中，韩复榘、石友三等部也相继归来。

    冯玉祥稍事休息后，即召集国民党左派代表于右任和国民军旧部各路将领，商讨重振国民军之大业，经商议决定组成国民军联军，一致推举冯玉祥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

    9月16日下午，冯玉祥在五原城内西北一平坦广阔的河滩上，就地取材，快速筑起了一个誓师台，于9月17日中午举行了誓师大会。宣誓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响应北伐，并宣布全体加入国民党。冯玉祥在大会上宣读了由国民党中央代表于右任亲笔书写的《誓师宣言》，慷慨激昂地郑重宣告全国，兴师转进，重振旗鼓，将与北伐军会师中原。共同铲除国内封建军阀，打倒帝国主义，誓死为国民革命奋斗到底。并以之勉励部属，激励士气。

    五原誓师宣言是冯玉祥代表国民军宣布的新型政纲，标志着冯正式脱离北洋军阀，参加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参加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举起了北伐的大旗。

    五原誓师后，冯玉祥采取了一列系措施，促使国民军重振雄风。

    第一，加强与苏联的联系，争取苏联政府的支持。为了使国民军的高级军政官员及时地学习苏联革命胜利和苏军建军经验，冯玉祥组织以鹿钟麟为团长的国民军赴苏学习考察团。

    团员中有他最亲信的师长程希贤，高级官员邓哲熙、浦化人和南汉宸等。他们在苏联开阔了眼界，得到苏联在军事和政治上极大的帮助。代表团回国时，冯电令鹿，留邓哲熙为他驻苏代表，继续保持和苏联的密切联系，同时也和共产国际建立了关系。第二，整编部队，重振雄风。国民军南口兵败后，各部损失极大，东零西散，不成体系。有的团不足二、三百人。有的旅也只剩下四、五百人，而且军纪废弛，军不成军。冯玉祥组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委任鹿钟麟为参谋长，何其巩为秘书长，李兴中为参谋处长，石敬亭为政治部长，刘伯坚为副部长，又聘请苏联人乌斯马诺夫为政治军事顾问。冯针对所部溃败之余，精神涣散的状态，认为现在急需灌输革命思想、三民主义理论，使部队得以迅速振作，提出军队政治化、打破官僚习气、拔除阳奉阴违祸根的三个口号。整顿了军容军纪，遏制了溃乱现象。同时召唤旧部，重新加盟。一些曾在冯出国期间脱离冯军的部下纷纷回到国民军联军，石友三、韩复榘等人曾离冯投阎，这时也抵达五原，表示了忏悔之意，重新归入国民军联军。第三，加紧在国民军内的组党事宜。9月27日，冯玉祥在五原召开中国国民党国民军联军代表大会。会上成立了最高特别党部，由刘伯坚宣讲国民党的主张和北伐的意义，冯报告国民军联军及国内外形势，选出了方振武、刘伯坚、任右民、赵守德、王一飞、张兆丰、续培模、张允荣、武勉之、弓富魁、石敬亭等11人为执行委员；徐谦、冯玉祥、于右任、刘骥、史宗法等五人为监察委员周新一：《国民军的新生》，政协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编：《冯玉祥与五原誓师》（内部发行），第182页。。并发布命令，军队所到之处，必须帮助地方发展党务和民众团体，明确提出一些要求：首先，军队需要与民众结合，举凡保民爱民帮助民众等工作，务须切实力行。其次，军队党务训练工作、政治工作，俱属至要，所有各级党部，须迅速组织成立，以便指导规划。再次，地方党务、亦须尽力发展，各军所到地方，务即帮助地方党员迅速组织党部，在物质上，精神上均须尽力帮助。如给以印刷物品，办党经费，派人指导等等……周新一：《国民军的新生》，《冯玉祥五原誓师》，第188页。国民军联军中的建党及整顿党务，改变了过去军人不干政、不入党、不问政治是非的陈腐观念，使国民军联军开始成为一支具有初步革命志向和信仰的新型军队。

    冯玉祥举旗五原，使国民军联军迅速成为北方地区一支反帝反封建的重要军事力量。它获得新生后，便开始了再一次的西北征战，挺进甘肃、陕西的战场。

    李大钊提出进军西北的建议

    五原誓师后，对冯玉祥来说，首要的问题便是如何进入北伐战场，并在北伐战争中使国民军军威再振，真正成为当世之雄。就当时的情况，总的说来有利于革命势力的发展，但具体到局部战场看，尚不平衡。一方面，国民革命军正在开辟两湖战场，北伐部队在两湖地区与吴佩孚、孙传芳激战，并有势不可挡之势。1926年9月，北伐军中路各部队，以叶挺独立团为先锋，先后在汀泗桥、贺胜桥取得重大胜利，一举挫败吴佩孚主力的气焰。吴佩孚把持北京政权，倾中原七、八省之财力、物力，经营数年，企图扫荡异己，以武力“统一”中国。而在北伐大军的打击下，数日之间，一败于汀泗桥，再败于贺胜桥，狼狈而走，仅以身免。9月初，北伐军已直逼武汉，武汉三镇已人心惶惶，北洋军阀在长江中上游势力已所剩无几。另一方面，中原一带的河南、山东、直隶诸省，张宗昌在张作霖支持下，为虎作伥，与直系相勾结，组成所谓直鲁联军，拥兵30余万，企图利用多年统治的基础，继续阻止北伐军的胜利进军。

    直鲁联军的目的很明显，在吴佩孚败退后，一是由他们对付日益北上的国民革命军，二是在京津形成堡垒态势，以做最后的顽抗。这便给冯玉祥及国民军联军迅速投入北伐主战场造成一定困难。当时，仅靠冯自身力量，无论从数量上，还是经过南口战败的兵员战斗力上，均难以与奉张相匹敌，不可能在京、津地区与奉张再一决战。而欲联合北上的国民革命军又相距甚远，无法直接联合。此时，冯玉祥军中产生两种主张，一种是“由南口攻北京”，直捣北洋军阀老巢。另一种意见是，由五原挥师西征，进取陕西，出兵潼关，与北伐部队南北对进，会师中原。

    然而，这两种方案都面临很大困难。如果国民军联军由京绥铁路向南反攻北京，取胜把握不大。如果向秦陇、包头西进援陕，又感兵力单薄，且西安被围已达数月，困难颇多。何去何从，国民军对这样一个战略问题争论不休。

    正当冯玉祥处于举棋不定的困惑之中，9月下旬，中共中央对此作出了明确决策：“国民军现时地盘，只剩得甘肃及绥远一角，非取西安不能生存。得陕西后，可望东出潼关，沿陇海路直下河南，与北伐军联成一片。退亦可暂自保，以备将来与南方北伐军夹攻奉军。”《中央局报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

    而中共中央对国内北方局势和冯玉祥部队所处环境的客观认识，是来自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对此进行了大量考察和科学分析的。早在五原誓师前夕，李大钊于9月8日在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国民军的作战方针应是平甘援陕，东出潼关，会师中原。李大钊在报告中说：“出兵陕西，经富(府)谷县、佳县、延川、洛川、耀县，攻取同州，直扑潼关，一可以阻止吴败退入陕之路，一则可以解西安、三原之围。”《 守常政治报告》（1926年9月8日），《中央政治通讯》第3号（1926年11月15日）。五原誓师后，李大钊即派人将这一战略计划送给冯玉祥。

    冯玉祥在其所著的《我的生活》中记载了这一当时情况：

    “常有秘密文件带给我，都是写在绸子上或缝在衣服中，到手后，须用药水浸泡，始能现出字迹……李大钊等各位先生的信件和给我的作战计划等。他们多主张我们出宁夏、取潼关，而后会师北伐。”冯玉祥：《我的生活》（下），第500页。

    冯玉祥接到李大钊的密函后，豁然开朗。当即召开高级将领会议，认真研究讨论，进一步领会到，出师南口，进攻北京，则敌强我弱，恐难取胜，且不能与南方北伐军互相接应，互相支持，更无法解西安之围。而入陕西，出潼关，则既可救陕西被围困之国民军，又可与北伐军会师中原，形成一支更加强大势力，直取北京则有较大把握。于是，一致决定，采取李大钊的战略建议，实行“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八字行动方针。即先驰援西安，而后出潼关，会师郑州。这一战略方针，正如当时中共中央给李大钊的信中所说：“国民军的出击，是构成阻止奉军南下，策应广东国民革命军胜利北伐的重要因素。”应当说这一方针的制定，从战略上使冯玉祥找到了一条由衰转盛，由败而胜的途径，更说明当时中国共产党对西北地区在北伐战争中所处的战略地位是有足够认识的。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如何协调好与山西阎锡山的关系。

    国民军联军为了南下进攻陕西，必须设法争取阎锡山保持中立态度，若能取得阎的合作将更有利一些。否则，晋军若与国民军为敌，国民军联军东侧必将受到晋军威胁，对于攻陕造成极大困难。因此，如何“联晋”以消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便成了西进战略的关键问题。

    早在年初，北方战场出现激剧变化，国民军处在四面楚歌之时，山西的阎锡山曾一度加入“讨赤联军”的同盟，并在南口大战之时从后侧袭击国民军。阎锡山的联奉反冯，曾对国民军造成极大困难。但五原誓师后，国内局势又有新的变化，国民军联军开始挥师西进，占领了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一向老奸巨滑、惯于看风使舵的阎锡山，也处于政治动荡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冯玉祥与阎锡山进行联合便有了基础。

    1926年10月8日，为了争取绥远方面的合作，冯玉祥与刘伯坚亲自到包头，主动与驻扎绥远的晋军将领商震联络，敦促商震转向革命。商在听了冯、刘劝说后，表示愿意参加革命，但当冯玉祥要他发出通电表明态度时，商却因惧怕奉张会因此而为难他，不肯发表通电。尽管如此，商仍表示，对国民军所需物资愿意提供帮助。

    冯、刘与商震接头面谈后不久，阎锡山即向冯表示友好，主动派代表到包头会见冯玉祥，首先向冯解释南口大战时，晋军出兵大同截断国民军退路，是一时的“误会”，请冯能够谅解；又主动提出，国民军可派一路军队，穿上晋军服装，假冒开往陕西援助刘振华的晋军，取道山西，渡河攻陕。冯对阎方表示，这个建议虽好，但国民军枪械缺乏，军费困难，恐难遂行，阎方代表当即声称，阎锡山是很想热诚援助的。事后还运来一万套晋军服装和一些枪支，并暂借50万元现款。由于冯玉祥对阎锡山仍保持相当警惕，终未派出军队，假道山西渡河攻陕。

    同时，阎锡山把曾投降的原国民军韩复榘、石友三等部队归还冯玉祥。在冯玉祥、刘伯坚来包头时，曾亲自说服韩、石返归国民军共举大业。阎深知韩、石均为冯部主力，归顺自己实属无奈，感到不可靠，于是顺水推舟作为礼物，将其全部归还了冯玉祥。

    自此以后，冯与阎之间保持了经常联系，经过多次磋商，国民军与晋军在山西赵邮达成协议，并成立联合办事处。这样，原来作为进攻国民军的“讨赤联军”重要组成部分的阎锡山，迫于当时全国局势的巨大压力，再经过冯玉祥和各方力量的争取和劝说，终于转变了态度，助冯反奉，开始向革命靠拢了。

    国民军在甘肃的处境

    自冯玉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时，冯军在甘肃便驻有万余人马，分别驻在兰州、定西等地。刘郁芬抵兰后，通过种种手段，加强和各地方实力派的合作，已能基本控制局面，刘与各方面的关系也很协调。作为国民军主持甘肃军政的人物，他本人虽“不是一个民主主义和爱国精神比较充沛的人物，有时还会做出一些落伍于时代潮流的事。如1927年2月，刘郁芬曾率军政人员祭祀孔庙，行跪拜礼”

    王劲：《甘宁青民国人物》，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6页。

    。但他此时毕竟能顺应

    历史潮流，推动国民军在甘肃的发展，而且这期间忠实地贯彻冯玉祥的建设、开发西北的思想，随着冯玉祥思想的转变，他也能基本站在国民革命的立场上。

    甘肃是一个地广人稀、闭塞贫困的地方，在甘、宁、青尚未分治时，人口约1000万左右。自然条件差，加之民国以后政局更迭，群雄逐鹿，各地方实力派的争权夺利，扰得地方民众苦不堪言。“陇上八镇”常有进一步扩大势力的野心，在冯玉祥势力来甘之前，曾发生多次为争夺甘肃督军之位，相互倾轧的事件。而且冯派国民军来甘后，仍有部分地方实力派人物在寻找驱逐国民军的机会。他们惯用手法便是“甘人治甘”的口号。1920年就曾发生为争夺甘肃督军以“甘人治甘”为名的“驱张”事件。

    1920年，为抵制军阀政府对各地的统治，全国各地先后提出“省自治”和“联省自治”口号，地方势力积极响应，一时间全国“省自治”、“省制宪”的呼声日渐高涨。当然这种主张是一部分改良主义者为摆脱军阀混战之苦，中央政权不稳带来的社会动荡不安而提出的社会改良之策。但各地方实力派却有自己的打算，他们可借这种口号来扩大各自实力，拥兵自保，以期对付被大军阀的吞食。甘肃地方实力派发起驱逐北京政府委任的安徽籍督军张广建，便借用了“甘人治甘”名义，历时一年，终将张广建赶下了督军职位。但“甘人治甘”活动一直未停，直到刘郁芬率国民军入甘后始作罢休。

    1925年10月后，为设法挤走刘郁芬及国民军二师，地方实力派也曾想出诸多办法，企图使国民军在甘难以立足。然而，慑于冯玉祥的威望，加之冯玉祥在派国民军来甘之前曾采取了一些缓和矛盾的措施，因而，反冯势力终末酿成大祸。

    在甘肃各地方实力派中，竭力反对冯玉祥和国民军的主要有两股势力，一是驻平凉的陇东镇守使张兆钾，二是陇南镇守使孔繁锦，他们或受张作霖的唆使，或受吴佩孚的委任，在时局变幻过程中，“态度虽有缓急不同，但哪一个也没有忘掉抓住时机，扩充个人的势力”。冯玉祥：《我的生活》（下），第514页。

    张兆钾，字鼎臣，甘肃渭源县人，系清朝武举。早年投入左宗棠部下，后转入董福祥，由随员擢升营官。武昌起义后，曾随甘肃保皇势力升允进攻陕西，镇压陕西革命党人响应武昌起义的运动。1914年，张广建督军甘肃，陆洪涛被委任为陇东镇守使，而张兆钾则为陇东巡防各营帮统，驻扎西峰镇以固环(县)庆(阳)各属边防。在此以前，环、庆、宁、合(水)各县交界处，常有匪患，张兆钾费时四、五年剿办陇东匪乱。因而1920年陆洪涛升任甘肃督军时，即保张兆钾继任陇东镇守使。

    张兆钾就任陇东镇守使后，日趋奢侈，横征暴敛，鱼肉百姓，不断激起民众的反抗。在陇东期间，张兆钾为扩充军备，毫不顾及民间疾苦。陇东各县历来贫瘠，但张兆钾为不断扩充自己的实力，上台伊始，即在平凉创办讲武堂，招收学兵200多名。为整顿军备，更换武器，于1922年春，在其镇署召开会议。向陇东17县商会摊借银2.7万两，另向平凉商会借银3000两，各县农民按地丁共征借3万余两。这些款项，均作购买枪械及向北洋政府行贿之用。为了压榨百姓，1923年—1925年三年中每年向各县征收烟亩罚款，按地摊派。无论农民是否种烟，均须负担，无一幸免。为敛聚财钱，在平凉设立官办银号，由各县摊派60余万元，发行纸币，扰乱了市场。

    张兆钾为了在各派军阀中寻找靠山，不惜巨款，大肆贿赂直系曹、吴等人，派其儿子常常奔波于洛阳、保定之间，被曹锟赏识，因而得到原威将军的封号，张兆钾又怕奉系势力崛起，玩弄两面派手法，在与直系加紧勾结的同时，又暗通奉系，以求保险。

    由此可见，张兆钾是地方军阀中野心勃勃而又极善于见风使舵的人。

    孔繁锦，安徽合肥人，清末陆军讲武堂毕业。1914年张广建任甘督时，充任张的亲兵司令。1918年，天水驻军哗变，陇南一带地方极不安宁，张广建先派孔为陇南清乡督办，旋又派任陇南镇守使，在天水设置镇守使署。1924年，孔繁锦又被加上了“甘肃边防督办兼援川总司令”头衔。

    杨集瀛：《孔繁锦在陇南》，《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51页。

    孔出身行伍，而且兵力充足，武器装备良好，但孔本人对军事不感兴趣，以理财、实业为重，感到他任镇守使是大才小用，因而喜听人称“孔督办”，不喜欢人称“镇守使”。孔繁锦的一师人马，散驻陇南14县，其军费大部分由各县分摊，大县40万元，小县也不下10万元，总计280万元。孔繁锦在陇南时，为“广开财源”先后采取了一些独特措施，以弥补其浩繁的军费支出。

    一是开放烟禁。1922年，北洋政府曾下令厉行禁烟，一时烟价腾涨，孔繁锦认为北京政府对陇南鞭长莫及，如广开烟禁，他搜刮百姓便有了更大的财源。于是决定开放烟禁，派大批人员赴各县劝种鸦片，并向民众保证“有督办在，绝不犯法”。

    在孔繁锦的支持下，陇南各地农民毁粮种烟，一时间山区各地遍种鸦片。但种烟之后，粮食大减，粮价聚增，物价也随之飞涨，百姓衣食均陷入极大困难。而孔则不以为然，仍我行我素，大肆勒索，陇南各地农民负担日益加重。

    二是铸造铜元和大量印发钞票。其办法是将陇南范围内的旧制钱，(即民间的麻钱)搜刮起来，设立铜元厂，制成“当五十”、“当一百”、“当二百”的铜元三种，在陇南全区通用。但铜元厂出品的铜元，是由市面上铜匠用手工铸造的，因而薄厚不一，字迹模糊，质量粗糙。同时，由于质劣，私人偷铸者甚多，公造私造难以分辩。孔闻悉此种情况，大怒之下，下令搜捕私铸铜元者，先后抓获多人，均以“伪造铜元罪”杀之。虽如此，但私造者仍不能禁绝。

    在铸造铜元的同时，孔繁锦仍感到不能满足需要，又下令大量印发“陇南镇守使署钞票”，以资维持数额巨大的财政开支。不料钞票一发，物价飞涨，不足半年，柴、米、油、盐、酱、醋等生活必需品，均涨价200倍；银元每枚，由兑换率两串(制钱)上涨到300至400串。西安某印刷商又专门偷印“陇南镇守使署银票”，秘密运到陇南，大量收换铜元，回收后制造铜器销售。此后陇南的铜元日益减少，而镇守使署的银票却愈来愈多。孔繁锦鉴于金融混乱状况，责成陇南机器局生产机制铜元，机制铜元质量有所提高，防伪也有了改进，从而杜绝了市面上大量假铜元的流通。与此同时，印制新版钞票，销毁旧版银票，这样才遏制了陇南各县金融的混乱现象，物价趋于平稳。

    孔繁锦在陇南的种种做法，其目的是想在甘肃造成一方独立割据，以适应军阀混战局面。因而人称“陇南王”也就不足为奇了。

    1926年5月，正当国民军在南口战事吃紧之际，驻甘国民军便后院起火，张兆钾和孔繁锦闻知冯部主力在南口失利便感到驱逐冯玉祥及国民军出甘肃的时机到来，他们以“讨赤”联军陕甘军副总司令名义，向刘郁芬发难，试图夺取兰州。

    张、孔二人的如意算盘是，乘机向刘郁芬发起攻击，必然大获全胜。这是因为驻甘国民军正处在进退两难的局面之中，外援不足；同时，南口国民军的失利，已在驻甘国民军中引起不安，军心开始动摇；更重要的是冯玉祥出访苏联，归期未定，整个国民军处于混乱之中。如若进攻刘郁芬部，此举可收到一箭三雕之效。其一，可驱逐国民军出甘肃，彻底拔出这颗眼中钉；其二，甘肃国民军被歼后，南口、绥远一带的国民军便无后方依托，极易被东、西、南三面夹击的吴佩孚、张作霖所消灭，完成吴、张所委之任；其三，张兆钾、孔繁锦可以驱冯之功臣，分享胜利果实，登上甘肃军政最高宝座。吴佩孚已给张、孔许愿，“委张兆钾为甘肃督军，孔繁锦为省主席”。张、孔各率一师人马，在得到吴佩孚支持后，为虎作伥，气势汹汹地开始了他们围歼国民军的行动。

    张兆钾这次充当了攻击国民军的先锋，他派一团兵力从平凉出发，越过六盘山，以修公路为名，沿华家岭向定西进兵。

    定西乃兰州之屏障，这里驻有国民军一旅人马，在旅长梁冠英率领下立即给予张兆钾部队以反击，因梁旅“事先毫无备战之心，以致在仓促应战之时，出师不利，损失较重。而张兆钾的后援部队却陆续赶来参战，双方在华家岭一带展开激战。两天之后，双方伤亡加重。接着断断续续打了几天，即成胶着状态。”王赞亭：《跟随冯玉祥二十余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6页。

    此时驻阿干镇的黄得贵偷袭兰州，宋有才杀狄道(临洮)县长牛鸿后也进攻兰州，孔繁锦进军通渭、陇西、渭源。兰州兵力空虚，形势十分危急。

    平定甘肃的战役

    从东南两个方向而来的地方军阀势力对兰州的围攻，无疑给驻甘国民军以沉重打击。阿干镇距省城兰州仅20公里，定西、临洮也不足100公里，而兰州守军不足5000人，驻甘国民军可谓危在旦夕。刘郁芬急令旅长张继玺从兰州出击南面的黄得贵，张旅急驰前线，不久便将黄部击溃，并追击宋有才部撤回狄道。由于驻甘国民军两支主力张维玺和梁冠英旅均在外线作战，致使兰州防务极度空虚，一旦战事再起，兰州城防不堪一击。刘郁芬一方面致电国民军代总指挥张之江，请求派驻宁夏的吉鸿昌旅来兰增援。另一方面，刘郁芬传令驻兰国民军各部严守阵地，确保城池不被攻破。但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吉旅在接到命令后还难以立即抵达兰州。于是，刘便动员兰州城内所有军事力量，将城内一切武器全部用于城防。

    吉鸿昌旅于6月中旬驰援到达兰州，该旅因长途跋涉，鞍马劳顿，不但需要休整，而且兵员严重不足，急需从其他各部抽调补充。当时曾任张维玺旅14团3营营长的王赞亭是这样记述平甘战役的：

    “吉鸿昌旅经过短期休整，战斗力有所恢复。刘郁芬即发动全线出击。首先令张维玺旅攻打孔繁锦部，一路扫荡打到天水，张维玺一向作战稳健，足智多谋，加上他的参谋长俞方皋系甘肃兰州市人，熟悉地理人情，因此，战斗进展极为顺利。

    8月中旬攻下天水城，孔繁锦部彻底瓦解。”同①。孔繁锦仓惶出逃，只带一件童背心，内装钻石、珠宝之类，还因传递失所，不及寻觅而去。8月19日，国民军进驻天水。孔经徽县赴陕南投奔吴新田，后辗转去天津，悄然做起寓公。抗战时，孔由天津返天水，因产业问题，与人兴讼，最后病死天水。

    刘郁芬令孙良诚率吉鸿昌和梁冠英两旅反击张兆钾，最初在甘草店与张接战。吉鸿昌旅负责正面进攻，因吉旅士兵多为冯玉祥南苑练兵时期的老兵，富有作战经验，装备也好，各连均配有数挺机关枪，因此，吉鸿昌指定王赞亭营为前卫营，梁冠英旅负责两翼包抄。梁旅投入两团兵力，包抄成功，只打了半天，张部即沿西兰公路溃退。前卫营继续追击，沿途拣了许多枪支弹药，不但补充了部分装备，也使士兵的士气大振。张兆钾部退至六盘山后，在祁家大山设防死守，企图阻止国民军越六盘山入陇东。祁家大山山势险要，易守难攻，孙良诚调整了军事部署，令梁冠英旅狂攻正面，吉鸿昌旅于两翼侧击。张兆钾部支持不住后，弃阵东窜，向平凉方向溃退。张部退下山后，吉鸿昌下令猛追，但当时缺少快骑，追击速度迟缓。

    吉即命令各团、营将长官和传令兵的坐骑集中起来，共计24匹快马，组成一支追击小分队，由一位营副率领紧追不舍，虽遇张兆钾的伏兵袭击，但仍完成了追击任务。

    吉鸿昌率兵追击至平凉附近，直逼张兆钾的老巢，此时张部已如惊弓之鸟，见大势已去，全部溃逃，只有一小部分逃窜至陕甘边界的关山林中。8月28日，张兆钾出逃天津，转往大连。30日，国民军进驻平凉。孙良诚率部进入平凉时，缴获无数枪炮、弹药，部队装备得到改善。孙良诚将俘兵扩编为一个旅，委任安树德为旅长兼平凉镇守使。

    挫败“平番会议”

    还在张兆钾以甘肃“讨赤军”司令名义，准备向驻甘国民军发难之初，甘肃部分士绅为避免地方战乱，由马鸿宾牵头发起，由甘肃各镇将领发出倡议，要求甘肃督署以及各镇均派代表前往甘肃平番县(今永登县)，共同协商，和平解决甘肃问题，以平息这场战争。这一倡议，对于多年来惨遭兵燹之苦的甘肃人民，无疑是件好事，因此得到各界的赞同，纷纷派代表赴平番参加会议。驻甘国民军考虑到自身危机四伏的处境，对马鸿宾等人的倡议亦表示了赞同，刘郁芬立即派副官张某，以三部汽车赴宁夏迎接马鸿宾先到兰州晤商后，再往平番。

    兰州各界代表以及甘肃各镇代表，亦陆续抵达平番，等候马鸿宾的到来。一时，即将召开的“平番会议”轰动西北，人们把和平的希望都寄托在这次会议的商讨上，马鸿宾也成为西北举足轻重的显要人物。

    马鸿宾离宁赴平番时，宁夏各界在南关外列队欢送。他行至中宁，突又渡河至同心县，说是要与张兆钾在电话上交换意见后，再定行止。谁知等候多日，张兆钾始派其某部司令谢有胜、参议马国义(回族)、县长李某为代表，到同心与马鸿宾接谈，并带来张兆钾向驻甘国民军提出的撤出甘肃、发表反冯通电等八项条件。马鸿宾始知张兆钾现自恃有吴佩孚的支持，所谓八项条件不过是最后通牒而已。如此苛刻条件，估计驻甘国民军不会接受，“平番会议”也不可能有任何结果，一时进退维谷，滞留同心不再赴兰。

    1926年6月，吉鸿昌率援军抵兰后，宣侠父专程面晤刘郁芬，告诫刘，甘肃地方反冯势力欲借“平番会议”之名，拉拢各镇来共同对付国民军，而此会议定会为张兆钾所左右，“如果真要上了他们的圈套，我们就都成为釜中游鱼了”。宣侠父：《西北远征记》，第96页。

    援军的到达，使驻甘国民军的实力增强，加之宣侠父一番深刻分析，使刘郁芬对张兆钾的真实意图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于是决心挫败这股反国民军的暗流。驻甘国民军以督署名义下令取消“平番会议”，并招回督署代表。而此时的张兆钾也原形毕露，又电告马鸿宾：看在子寅(马鸿宾的字)兄的分上，对驻甘国民军提出的八条实属过分容忍，同时也是对刘郁芬的极端客气。否则，还要追加四条，如要刘赔偿战争经费，要求驻甘国民军归顺吴佩孚，并加入“讨赤联军”驻甘军的序列等等。马鸿宾得悉张兆钾真实企图后，便对调解争端、平息矛盾、争取和平的努力失去信心，悄然返回宁夏。

    此时驻甘国民军已与张兆钾在西兰公路上拉开了战幕，激战不息的现实宣告了轰动一时的“平番会议”无声无息地流产了。

    驻甘国民军经过4个多月的苦战，把在甘肃地方实力派中追随吴佩孚和充当北洋军阀走卒的顽固分子基本解决，使国民军在甘肃终于扎下了根。

    综观国民军在危难之中得以迅速平定甘肃乱局，无疑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由此可看出：

    一是甘肃的乱局不得人心。此次由张兆钾、孔繁锦等人挑起的叛乱，实属逆时局而为之。张、孔等野心勃勃的地方军阀，当其羽毛未丰时，并不敢轻举妄动，对待国民军仅是静观以待时机到来，一俟全国形成一股所谓“讨赤”逆流，国民军在南口失利，冯玉祥赴苏未归时，他们错误地认为，此时国民军群龙无首，军心不稳，南口国民军主力压力颇大，无暇顾及甘肃一地，而驻甘国民军一师人马绝对无力与两倍以上的张、孔势力相匹敌。这种乘人之危的居心加之平日已暴露的争夺甘肃地方霸主的野心，早已被世人所识破，一旦人心由愤怒而生的反抗力量汇聚起来后，正义的力量便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反对张、孔的斗争中，迅速加入抵抗的行列。

    二是甘肃其他地方实力派，尤其是各回族将领在张、孔叛乱时从某种程度上支持了驻甘国民军，至少保持中立态度，使张、孔之流处于孤立无援之境地，有利于国民军全歼叛乱之军。叛乱之前，张、孔便散布“国民军赤化”、“冯玉祥要遣散、收缴各方武装”之类的谣言，蛊惑人心。1926年5月，孔繁锦曾要求凉州镇守使予以配合，进攻国民军，但遭到拒绝，而对国民军所处境地，回族将领或深表不安，或持中立态度，不受张、孔二人“甘人治甘”所蛊惑，虽不能出兵援助，但为避免直接被卷入，则按兵不动。这些都给张、孔的凶焰以有力的挫伤。无疑说明冯玉祥驻兵西北之时，就与马氏回族势力结盟的策略是具有远见的。

    三是驻甘国民军用兵有方，在危机万分之时，吉鸿昌驰援成为战局的重要转机。驻甘国民军之所以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离不开用兵有方。刘郁芬系冯玉祥集团中的重要骨干，早期在军事思想上深受冯的影响。刘曾是冯玉祥学兵连教官，直接为学兵们传授冯玉祥的治军之道，因而对冯的治军思想可谓深得要领。如冯玉祥治军中注重士兵精神教育的作法，刘在驻甘国民军中广为倡导，所以士兵中士气高昂，以少胜多的气势压倒了敌人。再者，驻甘国民军在情势危急的情况下，收缩战线，固守兰州，以静制动，给敌人造成错觉，不敢贸然进军。而此时吉鸿昌援军的到来，使战局大为扭转。这些都与巧妙用兵的结果分不开。

    总之，平定甘肃的叛军之乱，不仅解除了驻甘国民军的危机，使之成为国民军在南口大战后从失败转向胜利的起点，而且对国民军的重新崛起乃至整个国民革命的北方战局都具有重大影响。主要表现在：首先，国民军开始摆脱困境，在西北重振雄风。南口大战，国民军元气大伤，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直、奉军阀在南口一带大败国民军，国民军的前途十分渺茫，连冯玉祥本人也毫无办法地赴苏考察。原属国民军的一部分投靠了阎锡山，国民军瓦解现象严重，况且国民军被分割在京、陕、绥、察、甘各省，首尾难顾，无法形成整体实力。即使五原誓师后，冯玉祥意欲重振雄风，但分散、割离的军事状况一时难以改观。平甘战役，使西北各省连成一片，冯玉祥及国民军的整体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其次，平甘战役的胜利可使甘肃战略地位进一步巩固，成为冯玉祥挥师东进的可靠后方。

    在消灭了张兆钾、孔繁锦之后，驻甘国民军按冯玉祥的命令积极扩军，改编张、孔部队，使驻甘国民军的数量大大增加。同时，甘肃政局的稳定，致使在南口败退下来的国民军其他部队，可集中到甘肃一带喘息、休整。冯玉祥实施援陕计划，沿途的供应和补充，也可取之于甘肃。再次，平甘战役的胜利，为冯玉祥参加国民革命奠定了基础，对北伐战争的全局具有战略影响。平甘战役酣战之时，正是北伐军的先头部队在湖南、湖北开辟战场，胜利挺进之机。叶挺独立团已推进至武昌城下，北伐战旗飘扬在长江两岸时，国民革命的烈火在黄河流域燃起，这无疑说明革命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南、北夹击，彻底埋葬北洋军阀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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