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告急

    冯玉祥举行五原誓师时，原驻陕国民军已被吴佩孚所收买的刘镇华军围困于西安城内达数月之久，处于极度危机的情势之中。

    1926年4月，吴佩孚委任刘镇华为陕西督办，命其率领镇嵩军攻取陕西全境，意在使陕甘两省相互隔绝，不能形成呼应之势，以期分而治之，彻底消灭冯玉祥在西北的势力。此时，刘镇华辖有号称10万的镇嵩军，虽然装备一般，没有炮兵和重武器，但军力甚众。1922年刘镇华任河南省长时，冯玉祥为督军，刘借用冯练兵之术，并在师旅以上军官中安插军官学校出身的新式军官，使其军力大增。加之陕西部分地主武装亦为虎作伥，投靠镇嵩军，合力对抗驻陕国民军。

    当时，驻陕西的国民军，除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杨虎城的部队外，其余均属国民军二军系统，而且多系国民军二军的留守部队，番号复杂，力量分散，指挥不统一。当国民军二军精锐部队在河南被歼，曾经驰援豫西的国民军二军系统的陕西军务督办李虎臣(云龙)，在豫西战败后，刚刚逃回陕西不久，惊魂未定，究竟要走要守，胸中无数。他一方面向杨虎城紧急求援，说：“你来我就守，你不来我就走”；另一方面转移辎重粮弹于咸阳，准备向西撤退。可见，陕西国民军处于混乱状态。

    在陕的国民军二、三军与刘镇华势力相比，敌我力量悬殊。杨虎城等先设防于潼关至紫荆关之线。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难以拒敌于境外，遂决心缩短战线，放弃潼关，集中力量退守西安，以待友军增援。4月，镇嵩军占潼关，继取华阴、渭南，直逼西安城郊，双方即展攻防战。西安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占据西安，则能控制关中，这对整个直系军阀来说，一则消灭了驻陕国民军，除却心头之患，解除后顾之忧；二则对付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便有了坚固后方，在关中平原构起阻止北伐军的坚固屏障。

    城内守将李虎臣，以败军之师，兵无斗志，已有退却咸阳之意。而西安城内大绅又与刘镇华勾结，组织“和平期成会”，准备迎刘入城。杨虎城从陕北进入关中，在三原开会，决定与李虎臣协守西安。4月下旬，西安四面合围已水泄不通。刘镇华依仗吴佩孚的支持，已准备好西安入城仪式，只待先头部队打开城门后，便浩浩荡荡在西安钟楼上升旗。而杨虎城率5000人马进入西安后，先枪毙了“和平期成会”的首要分子，以使投降者绝望。刘镇华在数次遣人劝降不成的情况下，开始挖掘坑道准备用炸药轰城，并筑高台俯射，均遭失败。乃环城筑堑，宽深各丈余，绝断内外往来，甚至将附近几里之内的已熟麦子派兵全部纵火焚烧，意在困死饿死城内军民。城内杨、李二师人马，加之陕军卫定一部号称一师，三方总兵力不足2万人，究竟能守多久，谁也胸中无数。

    西安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历史古城。辛亥革命时，陕西新军就积极响应武昌起义，在革命党人张凤翔、张伯英等人组织领导之下，在古城举行起义，光复西安。然而，毗连的河南、甘肃尚在清军手中。清王朝为保住其在西北的封建统治，企图以“陕、甘、新数千里疆土”，作为根据地，而“恢复东南”，派大军自东、西两路向西安扑来。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第178页。

    东路清廷潼关守

    将向河南求援，在河南清军的配合下向西安进犯。西路则从甘肃调来清军20营，沿西兰公路东下，企图一举扑灭陕西革命力量。这样，西安周围的宝鸡、华阴均在清军包围之中，西安危在旦夕。但西安军民在革命党人的领导和全国各地辛亥革命烈火鼓舞下，坚守西安数月。并在各地革命党人的支持、配合下，主动出击，从东、南两面迎击清军，最终击败清军进攻，维护了辛亥革命的成果，西安由此而成为西北地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深受世人注目。

    而今西安又一次被北洋军阀收买的镇嵩军所围困，而且日见艰难，自然使人联想到15年前那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因此，杨虎城和守城将士在十分艰难的境地下，苦苦支撑，绝不开城门投降。杨虎城和李虎臣二人相约，如果城破，一个缢于钟楼，一个缢于鼓楼，当与古城西安共存亡。这都充分表现了国民军将士誓死保卫西安城的决心和勇气。

    然而，毕竟处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环境中，加之刘镇华断了西安的粮路，城内出现极度恐慌和危机。西安城内十万民众，平时吃粮均赖陇东和西路邠、长、永等县供应，一般情况下，三日不进粮则粮价必涨。幸而陕西前一年遇丰年，西安城内粮商和巨富运粮进城储存者甚多。故从3月至8月，粮价尚稳，但到8月以后，粮价开始逐日上升。最初驻军司令部派人到城内号囤(一种用竹席制成的储粮器物)，以备战时急用，继则派兵各处搜粮。为防止舞弊，规定须持营以上文件为证，方可屯粮。到8月下旬，城内已难以见到居民家点火做饭，城内四角的空地上，居民们先是以草根、树皮、树叶充饥。继之以皮革、中草药，甚至居民杀骡、士兵杀马以充饥。米糠、畜皮、油渣更是上品，城内各大户仅存的一些麦子已卖到120元一斗的高价(一斗约合30斤)。士兵中开始出现抢粮、抢物现象。驻军司令部虽严厉禁止，并枪毙了几个不法商人和行抢士兵，但世风混乱和饿死人的问题日益突出。到9月份，每日饿死者10余人，渐增至每日百余人。到了11月中旬，天寒雪急，饥民出门寻找食物时，许多人因为身体羸弱，倒地后就再爬不起来。一遇雪天，饿死病死者千余人，城里已到了“饿毙死者暴尸于市巷，甚至发生了以死尸充饥的现象，实在到了‘易子而食，折骸而炊’的绝境”。王赞亭：《跟随冯玉祥二十余年》，第50页。

    援军进陕

    西安被围，无疑牵制着冯玉祥率国民军联军奔赴北伐前线的整个战略部署。西安的困境如不能及时解除，不仅城内数十万军民有被饿死、冻死的可能，国民军万余将士也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同时，分布在陕西汉中、榆林等地的驻陕国民军各部自然朝不保夕，定会被瓦解。而且吴佩孚驻豫、晋各军便有机可乘，迅速杀入潼关，威逼陕甘，并直取驻甘的国民军前锋，将国民军联军主力困于绥远、宁夏等数千里荒野之地。西安一失，陕甘难保，国民军联军一旦失去陕甘，则会给早已垂涎西北的吴佩孚退守西北留一退兵之地，吴则可以陕甘为基地，与日益北上的南方国民革命军相抗衡，抵制北伐军的胜利进军。

    冯玉祥曾分析过西安解围对整个国民军联军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此举“关系于国民军北伐者至为重要，比如下棋，得此一着，全局都有了办法”。冯玉说：《我的生活》（上），第514页。

    冯玉祥的分析切中要害，因此，只有解除了西安之围，粉碎刘镇华的镇嵩军，扫清北洋军阀在陕西的势力，方能为国民军联军东出潼关，与南方国民革命军会师中原，打开一条战略通道。

    在五原，冯玉祥一面电令西安城内杨、李二将，继续坚守西安，等待援兵到来，同时布署了详尽的援陕计划。冯玉祥充分地估计了对手，冯认为刘镇华虽为陕西地方势力，又是国民军手下败兵之旅，但被吴佩孚封为“讨赤”联军陕甘军总司令后，有了支持和靠山。欲歼刘镇华，依靠西安城内外迎击乃为上策。冯玉祥编定“援陕军”共七路：第一路方振武，第二路弓富魁，第三路孙良诚，第四路马鸿逵，第五路石友三，第六路韩复榘，第七路陈希圣、刘汝明、韩占元、韩德元、郑大章、张万庆等部。以孙良诚为援陕总指挥，方振武为副总指挥。七路大军约12万人马，从陕西周边甘、宁各地，向西安进发。

    冯玉祥先令孙良诚率部向陕西邠州集中，并令方振武率部由五原出发，经固原至邠州与孙会合，然后一齐沿泾河向西安进发。同时令孙连仲、马鸿逵、刘汝明各部由固原兼程进陕，并调张维玺部由天水东进至宝鸡，掩护解围西安部队的右翼。

    援陕大军的进军路线，多是些荒原、沙漠，百里不见人烟，“浩浩乎平沙无垠”，行军极为困难。各路人马沿黄河左岸前进，十月的北方，西风阵阵，空谷号寒，兼以雨雪纷飞，饥寒交迫。每天行军数十华里，一天吃不上一顿像样的饭，晚上夜宿在沙漠旷野之中。但援陕部队，大都经过五原誓师后的整顿，经过冯玉祥及国民革命思想的洗礼。虽说孤军远征，困难重重，可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救国救民”，迅速解救西安城内的父老兄弟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尽快赶赴援陕前线是当前的主要任务。在这种精神鼓舞下，任何艰难困苦都不在话下。

    先头部队在陕甘边境地区与直军交火，杀出了一条血路，官兵们士气旺盛起来。路经平凉时，驻军紧急动员各县，迅速为部队筹办棉衣，以应急需，让部队在平凉稍作休整。两日后，冯玉祥从五原发来急电，命令部队火速向西安进发，不得有误，同时杨虎城、李虎臣也由西安来电求援。孙良诚认为事不宜迟，虽说部队已疲惫至极，但水深火热之中的西安军民更是刻不容缓，动员所属部队不等棉衣送达，即刻起程，官兵们也心急如焚，恨不能插翅飞去，驰援西安。

    刘镇华的镇嵩军主力在渭水以南，渭河以西则是些零星的地方武装。这些土匪势力在刘镇华的支持下，根据各自实力，割据着关山周围的一些村寨。在西安城东、城南，刘镇华根据村寨的地理情况，选点布军，安营扎寨，绵延数十里，全为刘镇华派兵把守，断绝了西安出城的所有道路。

    孙良诚在攻下咸阳后，多次组织兵力强渡渭河，因秋水暴涨，渡河缺乏工具，均未成功。孙急命旅长吉鸿昌、刘存简循河而上，在户县附近找到一处河水最浅的地方涉水渡河，全体官兵相互照应，安全地渡过渭河。随后梁冠英、程心旺旅也渡过渭河。吉鸿昌即率全旅直扑西安。

    待大部分部队渡过渭河后，孙良诚即下达了对西安的总攻击令。孙坐镇设在西安西郊后卫寨的指挥部布署，吉鸿昌旅在左边，梁冠英旅在中央，刘存简旅在右边，以程心旺旅为预备队。吉鸿昌首先令张印湘团一直进到未央宫一带。未央宫为一大土岭子，站在岭上已可望见西安的城墙，并可见刘镇华在城墙以外又挖了一道外壕，筑了一道土城，把西安包围得严严实实。援陕部队以为攻城将不太困难，只要杨虎城的队伍从城内冲出，前后夹击，就可以打开刘镇华的包围。却没料到，未央宫对面的马家寨、范家圪塔头等地，都是墙高池深，易守难攻，一连数日激攻不下。援陕部队官兵颇有伤亡。吉鸿昌遂亲自率领手枪队协同张印湘团，以猛烈的火力反攻到壕边，仍攻不下来，双方形成对峙。

    西安破城战

    未央宫与西安城近在咫尺，但却无法解围西安，援陕部队上下无不万分焦虑。11月初，国民军援陕各路人马相继抵达西安周围。对镇嵩军已形成包围态势。9日，孙良诚按冯玉祥部署召集援陕各部举行军事会议。吉鸿昌、梁冠英、刘存简、赵登禹、邓宝珊等各路将领及苏联军事顾问赛福林共同研究对西安最后一战的作战计划。同时，部队在此稍事休整，并补充兵员。

    11月中旬，孙良诚决定向西安发起全面进攻。尽管这时的刘镇华部已是强弩之末，但孙良诚仍十分谨慎，将所属部队兵分三路：以方振武为左路，向泾阳东南进展，攻西安城北；马鸿逵部为右路，从南山脚下，绕攻敌人的后路灞桥镇。两支队伍于夜晚9时出发，天拂晓时马鸿逵部即进入灞桥地区，占据了桥头。刘镇华设在十里铺的司令部和驻守灞桥的敌人，被打得措手不及，四处溃逃。围攻西安城的敌人发觉灞桥失守后，立即出现混乱局面。

    与此同时，孙良诚令刘汝明部进攻渭南县，孙本人则指挥部队到处收缴枪支。刘汝明部进攻渭南非常顺利，一举攻入城内，缴获了许多新棉衣。孙又急令梁冠英部迅速向潼关追击，梁旅亦很快占领潼关，先头部队一直追到河南省阕乡，并且缴获装备颇丰。

    11月27日上午10时西安解围，吉鸿昌旅从西门进城。

    杨虎城的部队到城外迎接，只见这些士兵饿得站立不住，坐在地上行举枪礼。王赞亭：《冯玉祥部入甘援陕的经过及西安解围》，《冯玉祥在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6页。

    守城军民在被围困的8个月之中，因战、伤、病、饿而死的多达3万人以上，饿殍载道，尸骸狼藉，目不忍睹。当时的情景，使吉鸿昌旅的官兵凡有干粮的都即刻拿出来送给饥民。吉旅想找民房住下，可一推开房门，每家都停放着死尸，官兵们不得不在街头露宿。这种悲伤凄惨的情景，难怪在社会上流传一首民谣：“不盼爹、不盼娘，单盼来个冯玉祥。”反映了百姓盼望冯军前来解围的迫切心情。

    此次西安解围战，仅用3个多月，不仅使西安再次回到冯玉祥和国民军手中，而且歼灭了吴佩孚支持下的刘镇华部，让国人为之震惊。冯玉祥及国民军联军之所以能在兵力不足、战线过长、战斗力不强等不利条件下，取得西安解围的全面胜利，究其原因，主要有6个方面：一是五原誓师后，国民军全军有了统一的领导，部队经冯玉祥大力整顿，恢复了军纪，大大增强了战斗力，使其具有以弱胜强的可能性。二是刘伯坚、邓希贤(邓小平)、宣侠父、刘志丹等一批中共党员先后被聘为国民军联军的政治教官、政治部(处)长，使部队政治素质有所提高，中共北方党组织协助冯玉祥制定的“固甘援陕”战略方针，使冯得以避免背腹受敌，便于各方协同作战，从而加速了西安解围战的进程。三是苏联政府及时派遣军事顾问和提供急需的物质援助，使冯军装备有了明显改善，战斗力大大提高。四是西安解围前国民军平定甘肃的叛乱至关重要，从而使甘肃成为冯军东进陕西的后方基地，进军途中，甘肃沿线各地，为国民军联军提供了大量军需物资。五是被围困在西安城内的杨虎城、李虎臣及国民军官兵，在西安人民的支持下，誓死坚守，坚壁清野，苦撑8个多月，为援陕军的解围赢得了时间。六是陕甘等地的国民党人士的积极支持与配合，壮大了援陕军的进攻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陕西国共两党地方组织动员和支持当地民众的有效配合，发挥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魏野畴对杨虎城部队的工作，充分反映出中共北方党组织和李大钊对国民军的大力支持。

    魏野畴，陕西兴平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1923年初，经李大钊、刘天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魏野畴是西北地区中共党组织创建人之一。毛泽东曾高度称赞他：“魏野畴是老同志，有学问，他还有著作，我读过，写得有水平。”

    孔从洲：《魏野畴二、三事》，转引自阎维新《李大钊和冯玉祥》（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213页。早在1925年魏野畴就协助杨虎城在陕西创办“三民军官学校”，并担任该校政治部主任，对杨部的青年军官和进步青年进行军政训练。当1926年4月初，刘镇华兵临西安城下，陕西形势危在旦夕之际，魏野畴从北京回到陕西。他闻知情况紧急，便立即赶赴三原，参加了杨虎城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会后，魏随杨虎城率国民军三军的三个旅，从耀县、三原进入西安。进入西安后，魏野畴又建议杨将守城部队番号统一，改称陕军，并加强防务和处置城内动摇军心的投降势力。所有这些具有政治性、政策性的措施，对于团结友军，坚守西安，直到最后胜利，都起到了重大作用，受到民众的赞誉。

    陕西国民党地方组织和于右任等人士组织动员当地农民配合援陕军作战，因而临潼、渭南、华县、华阴等地农民有力地配合了西安的解围，对援陕军迅速突破刘镇华防线作用颇大。

    据当年参加过战斗的老人贺杰三提供的资料，足见西安周围农民群众的积极态度。

    “1926年秋，省城被围已逾半年，冯玉祥将军所部的国民军五原誓师后，直插西安。……南为(罗化、安善、保峪、化羊)的民(绅)团都参加战斗，消灭镇嵩军，……组织就绪后即行东进，驻雷林(西安南郊)与国民军二军姜宏谋团配合作战。第一次战斗是攻围防，没攻上去，阵亡了18人，受伤10多人。

    ……隔了一天进行第二次战斗，人数200多，攻张都村。这次吸取教训，不要军队配合，单独作战。拂晓时，悄悄摸到城下，一声呐喊，随即爬城。城上敌军一见来势凶猛，不敢抵抗，纷纷藏在老百姓家。民团进村时天已大亮，遂从老百姓家搜获大量敌人，将他们一起赶出门外，杀了许多。安善操(团)的宫老七，一把春秋刀连砍五、六个敌人，刀把都砍坏了。罗化操(团)表现的都很勇敢，战斗结束后，每人肩上都背着几支枪，后来送给驻邻村的友军一部分。当天晚上，镇嵩军全线撤退，民团进驻西安城郊。总团部人员随总团长韩兆鹗进城，在户县会馆住了一天，与有关人员交谈了这次战役的经过和解西安之围的配合作用。

    “民团回到家乡，对在战役中阵亡的人开了一个追悼会，由张有生先生撰写了碑文，刊列阵亡诸人姓名，糊了一个碑楼子，屹立会场，举行隆重的悼念仪式。”

    贺杰三：《户县南四操民团配合冯玉祥将军解西安围城》，《冯玉祥在陕西》第204页。

    围歼残敌

    西安虽已解围，但刘镇华支持下的各路零星匪徒尚待肃清。西安以北同州(今大荔县)由麻振武占据，陕甘交界仍有原甘肃陇东张兆钾的部属黄得贵、韩有禄等土匪两万余人。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归顺驻三原的陕西师长田玉沽，企图割据称王。这些匪患如不及时根除，势必危及西安，而且对巩固西安解围的成果极为不利。

    麻振武，人称麻老九，原为陕西一旅长，率军约5000余人，投靠刘镇华镇嵩军后，抗拒国民军，与冯玉祥作对。刘败退河南后，麻振武叛离镇嵩军，但坚守同州，独霸一方，并与北京、山西等地军阀勾结，大量购进武器弹药，对当地百姓横征暴敛，为所欲为。

    同州地处潼关西北，乃关中重镇，距潼关仅100华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对潼关威胁较大。加之，同州古城城墙高厚，城濠又宽且深，难以逾越。麻振武依恃这些条件，企图割据称雄，拒不接受国民军的改编，并时时威胁潼关、渭南等地，扬言要反攻西安。

    国民军联军方振武部此时驻防渭南，冯玉祥下令方率部就近讨伐。麻振武负隅顽抗，方部攻城数月，未见成效，不得已在此形成长时间对峙局面。1927年年初，冯派刘汝明部接替再攻，但仍然攻不下来。冯玉祥异常焦急，再三考虑只有张维玺的第十三军能担当这项攻坚任务。当时，张部驻守甘肃天水，本身东兼西顾，任务十分艰巨，不便抽调。但同州不攻下，东进队伍则不能顺利开赴潼关。于是经过慎重考虑，冯玉祥终于下了决心，抽调张部急驰同州。张维玺从天水出发后，日夜兼程，到达同州附过七里村后，他会同刘汝明将司令部设在七里村。遂决定：各攻城部队先挖交通壕，待接近城下时，然后挖掘地道，一直挖到城墙下面，用大量炸药炸毁城墙。

    同州城内麻振武也加强了防范措施。夜晚，他命令守城士兵在城头上伸出许多长木杆，木杆的尽头吊着铁丝网，网里放着干柴，点燃后当作照明使用，能照出200米。麻振武还派出许多巡逻班，在同州城四周的城壕内挖了许多单人掩体。士兵坐在里面，把磁缸子口朝下放在地上，耳朵贴在上面。听地下的声音。一听到地下有动静，马上挖横沟堵截，发现有地道口，先用手枪往洞里乱打，然后点着被油浸过的棉花，上面撒些辣椒面往洞里熏。

    地道挖了一个月，虽被敌人有所破坏，但仍有两条地道终于挖到城根。7月25日，埋好炸药，接通电线，由少将工兵总监赵竹贤亲自执行，挑选了三个精锐步兵团，纵深配合，各就各位。次日下午二时，赵总监一按电钮，轰然两声巨响，黑烟冲天，沙石行空，此时城内麻振武的部下正在午睡，惊醒后乱成一团，烟消尽后，城墙上出现两个小缺口，而倒下的一段城墙，正好填在护城河内，使攻城的大队人马畅通无阻。敢死队首先飞跃入城，三个步兵团依次冲入城内，与麻部展开激烈的巷战。战斗进行了3个小时，四个城门和周围城墙全部被占领。刘汝明率领一部分部队从南门攻进城后，立即向麻振武的指挥部发起冲锋。此时麻振武四面受敌，不敢再战，便率领千余名官兵企图从东门逃跑，正好遇上攻城部队的另一队人马，双方一阵激战，将敌军全部歼灭，麻振武在城南被击毙。

    这样，战略重镇同州便牢牢地掌握在国民军联军手中。冯玉祥发来电报，嘉奖攻城的各路将士。

    如果说，同州麻振武的被歼解决了国民军东进中原时的后顾之忧的话，那么此前冯玉祥下令铲除田玉洁势力则是为挥师进军西安时扫清障碍的一次歼灭战。

    陕军师长田玉洁，原驻三原，部下有张有才旅驻泾阳。三原、泾阳，可谓西安之北门户。冯玉祥发兵进西安时，田表面拥护冯，但私下却擅自扩军，企图形成一股地方势力，割据称雄。田收纳在甘肃被击溃的黄得贵、韩有禄两股匪徒，并抗拒冯玉祥对其进行改编的命令。而黄、韩二匪也企图依仗田玉沽的保护，以求日后东山再起。

    宋哲元奉命在甘陕交界处击溃黄、韩二匪的队伍后，沿泾河两岸尾追到泾阳、三原一带。宋派人与田交涉，希望田能交出黄、韩二匪首。

    但田玉洁根本不无视冯玉祥命令，并坚守三原县城，对宋出言不逊，大有与宋哲元在三原决一死战之势。宋哲元考虑到三原城内人口稠密，一旦战火燃起，定会危及无辜百姓，遂下令撤出三原城外的围城部队，并将泾阳部队撤出城关，暂住近郊，派代表赴田玉洁处劝说，希望田能有所悔悟，只要交出黄、韩二人，便可和平解决。田玉洁非但不悔，反而利用攻势稍缓停顿之机，派人外出，向三原、泾阳集中抗击。

    在和平解决无望的情况下，宋哲元见田玉洁恶性难改，亲自督战分头痛击。田玉洁毕竟势力不支，未经久战便溃不成军。田玉洁失踪，下落不明，残余部逃至泾阳城西徐家堡子，继续顽抗。宋下令全军乘胜追击。后包围徐家堡子，击毙匪首，余部则投降。

    泾阳城内张有才自知势不敌宋，被迫交械投降，宋将所投诚的8000余名田部官兵，一律给资遣散。

    至此，黄、韩这两支从甘肃逃窜而来的匪患被平息，田玉洁部亦被歼灭，使西安的周边全部控制在国民军手中，解除了东进潼关的后顾之忧。

    陕甘道上

    五原誓师之后，冯玉祥速将部队整训完备，派遣援陕。尔后，也随大军出发，沿包宁线向宁夏、甘肃、陕西进发。十月的北方已西风阵阵，兼以雨雪。沿途所过的地方都是些黄土、砂石，无论是山坡或是平地，均不见一点树木，看不见一片青色草地。

    同行同车的人中有一位颇受冯玉祥敬重的老人，冯称王铁老。此人原为北京政府委任的包宁铁路督办，由于不满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当得知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后，立即从绥远携款参加。王铁老一生清贫，但携款助冯，这对冯的鼓舞颇大。冯钦佩王铁老为人正直，深明大义，待他为上宾。一路风尘中，王铁老给冯讲述了许多古今往事，其中谈到他在晚清时任四川灌县知事时的旧事，言谈中不无对封建专制的控拆和腐朽吏制的揭露。冯玉祥认为“铁老为我讲历史、谈古事，往往微言大义，使我生无穷趣味，得许多教益”。

    在冯玉祥记忆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冯写在了《我的生活》一书中。王铁老任灌县知县时，“有一次往见藩台，一等三、四个钟头，总不传见。那时拜见上官，倒须在号房纳银八两，名为‘规矩’，否则不予传达。铁老此次纳了‘规矩’仍不传见，就去质问门房，门房道：‘你纳的规矩只有一份，还有叔太爷、婶太太二份没有纳，故不接见。’铁老怀疑起来，说道：“我是个翰林，跑来做知县。我是个冤枉官，我不纳这些外钱。’门房道：‘你不纳，就见不着我们藩台。”铁老说‘见不着，我不见就是了’。这时叔老爷出来，气势汹汹地问为何不纳，说这是规矩，不可打破。铁老一定不纳。于是两下争叫起来。正吵着，里面即高声传见，叔老爷避去。铁老自以为得计，哪知见了藩台，说了三句话，藩台即举茶杯，下人高呼送客。八两银子，只换了藩台三句话，原来所纳银两少，则藩台见面说话也少，此亦成‘规矩’。满清吏治黑暗已至于此，真是令人惊诧。”

    在磴口川西的石咀子(即石嘴山)，这里是塞北重要的煤炭产地，出产极为丰富，不仅煤炭中外闻名，还盛产食盐和食碱，有很多的盐池和碱池。许多当地的土特产也为内地罕见。

    磴口以西，“出产一种肉苁蓉，销运广东、南洋一带，年达十几万元；其根生砂土中，茎粗一寸，高八寸，随处皆是。别处没有见过。后查本草，方知此物性热力大，为至佳之补品。这儿还产一种甘草，粗的约可一寸，味甘性热，产量亦丰”。

    “宁夏地方富庶，原野多稻田，东南方面出碱，稍远处尚产盐，都是大青盐。宝藏有无穷财富，只因交通不便，人民资本太小，所以业务不发达。”宁夏又盛产枸杞，亦为珍贵补品，而且销往东南各省，颇受欢迎。这丰富的物产，使冯颇为感慨，也更促使他坚定完成国民革命的信心和决心。

    宁夏不仅物产丰富，不同于塞北其他地方荒凉贫瘠，和绥远相比不仅人口稠密，气候暖和，却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象。

    这里又是民族杂居之地，当地汉族、回族、蒙古族、满族均有，宋时为西夏王国。回族在这里最为集中，势力最大。冯玉祥在宁夏城参观了城内的清真寺，感慨颇深。冯是个基督徒，人称基督将军，但对宗教信仰的认识却没有任何偏见，他认为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同是世界性宗教，中国人不论信奉何种教，都是中华民族一员，决不可因信奉某种宗教，生出种族界限，互相歧视。

    对回族人的沐浴方式，冯玉祥大为欣赏，他认为“回教徒最清洁，晨起沐浴后才做礼拜”。而且沐是沐，浴是浴，即洗头，洗身两不相混，在冯玉祥看来，这种方式应大力倡导，尤其北方民众，更应养成经常沐浴洗澡之生活习惯。而且回族人的沐浴方式清洁卫生，简单方便。除爱清洁之外，冯玉祥认为回族同胞值得学习的地方很多，诸如信仰坚定，勤劳淡朴，无游手好闲之人等等，而且回族民众自觉抵制吸食鸦片，这些都使冯深为钦佩。

    看到这一切，冯玉祥更感到肩上的重任，不可推卸，他想：

    “中国地大物博，真是随地都是宝物。我越想到国家政治上的腐败，越是难过，越看见地方物产的丰富，越是鼓起了革命的勇气。”

    一路的行军，不仅使冯玉祥看到了西北壮丽的山河，而且对西北各地民俗风情、宗教信仰、民族矛盾也有所了解。在固原，当地百姓谈起民国9年的地震，在平凉，昔年左宗棠主持栽种的柳树，零落稀疏。无不引起冯玉祥的慨叹，因此，他内心里有一种跃跃欲试，不时会兴奋起来的感觉，脑海中经常会泛起清朝大臣左宗棠的影子。当然在他脑际中不仅是西北一隅的振兴，而是迅速东出潼关，奔赴北伐战场，去扫荡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

    冯一面部署援陕大军的军事行动，每日电报如雪片般地发往各路大军的指挥部。冯感到搁在肩上的重任，不由得心焦如火，寝食难安。每到一地，冯玉祥都竭力宣传革命道理，除在街头张贴口号标语，让司令部宣传员在民众中做街头演讲外，多次召开军民联欢会，由政治部编出许多新戏，宣传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军阀势力，颂扬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宣传国民革命必将胜利的道理。冯要求政治部宣传内容要通俗易懂，形式简单明了。刘伯坚、宣侠父等人组织了许多宣传队。走上街头，用民众最能接受的形式演出，受到百姓的欢迎。

    经过此番宣传，收到不少功效，不但使沿途广大民众对国民革命日渐了解，军民打成一片，互相帮助，亲如一家，给西北各地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革命的浪潮大大推动了地方文明风气的开化。

    对过往的队伍，冯玉祥都一一清点，补充骡马和枪支弹药。同时，每天举行朝会，冯玉祥不仅像要求士兵一样严格要求着各路总指挥及各军军长，点名时，不论军职多高，资格多老，点到谁都要求他们答“有”。冯亲自在朝会上讲解三民主义，出操前又讲一段国民革命史或总理遗教。通过这种教育，使部队官兵的觉悟得到提高。

    王铁老一直伴随冯，因而见到冯如此痴心革命，心一天到晚放在革命上头，到处挂着孙中山遗像，到处都讲总理的遗教和三民主义，“朝于斯，夕于斯，口而谕，心而唯”。王铁老感慨地对冯说：“凭这种精神，张作霖、吴佩孚等封建军阀，一定能被打败，国民革命的希望将寄托在像冯玉祥这样具有献身精神和爱国热情的革命志士身上。”陕、甘一带，地处西北边陲，风气闭塞，由于历年来统治阶级的腐败统治，吏治败坏，人民苦不堪言。冯玉祥五原誓师后，部队进军陕甘，对地方政治无不产生影响。许多衙门及县府按冯的命令予以一定配合，捐粮备草，支援大军，但并不能彻底转变那种官府作风，鱼肉百姓、敲榨勒索、贪污受贿之事时有发生，对此冯玉祥深恶痛绝。

    他认为五原誓师后，他所属的国民军联军，完全为民众的武力，要与广大民众相结合，他要求的地方政治也是如此，因而，冯玉祥沿途对各地吏治中的腐败现象采取了严厉措施，加以整顿。

    首先，严厉惩治官吏中的腐败行为，整顿军队中的军阀作风，对民众中有不良影响者，坚决撤差，以示惩戒。平罗县长早年曾跟随冯谋事，主持平罗县府后，不仅新娶当地民女为姨太太，而且县府衙内之事，多由这姨太太父亲掌管。在为冯军征集马草中，舞弊严重，冯得知此事后，严肃处理，罢官为民，使地方人士大为称快。

    在陕西邠州，冯玉祥随军驻在县政府中。一天夜间，冯在随从的陪同下，就近查看班房和监狱。监狱里规定，牢内不许犯人躺坐，在地上泼上水，结成冰后，让犯人站在上面。而牢中60余人，挤站在一间只能容纳20人房间内，吃、喝、拉、撒全在里面，牢内臭气熏天，令人窒息。犯人要想外面呼吸点新鲜空气，还需向牢役和班头行贿，少则五元，多则十元，方可放出去呼吸点新鲜空气。冯见黑暗如活地狱的监牢和如此严酷的手段，心情像锥刺一样，他认为这无疑和县长心照不宣的纵容与支持有关。冯令人找来代理县长，斥责他为何掩耳盗铃，不加改革。代理县长说已积重难返，一时没有改革办法。

    于是冯将为他自己预备的房间让出，让犯人居住，命令县长带人去清扫牢房，并严令其限期彻底根除此弊，不可再有凌虐百姓之事发生。

    对军队中目无军纪，危害人民的军阀行为，也毫不留情，严加处置。大军东进时，因粮草一时难以解决，因而有的部队随意向地方征粮征草，今日向地方要粮，明日向地方要钱，有的甚至为非作歹，抢财抢物，扰乱人民。冯玉祥极为不安。冯不但命卫队加以整顿，该遣散便遣散，该查办则查办，并对一些士兵宣传军队与百姓的关系。一次冯玉祥召集部分有不良行为的士兵，向他们讲解军队为人民打仗的道理，冯说：“人民以血汗供养我们，我们的责任就是保护人民，为人民谋幸福，谁要欺侮人民，我们就和谁拼命。”冯教育他们，你们的父母兄妹是百姓，亲戚朋友、邻里也是百姓，出来当兵前也是百姓，如今怎么能欺侮百姓呢？通过此般教导和严肃整治，军队中的军阀作风有了一定的改变。

    其次，大力褒扬勤政为民、清正廉洁的地方官员。对待那些在地方上能和百姓同甘苦，并积极支援冯军的地方军政官员，则予以重用和宣传。马鸿宾为宁夏镇守使，由于有倾心国民革命之意，在其部下的军事训练，军纪素质方面较其他部队为优，只因兵员不足，缺额较大，而且武器装备都较差，尽管新兵中无枪支弹药，但坚持每日出操，精神状态颇佳。冯认为马鸿宾“是回教中有学问，明大义之人”。于是亲自为马部下训话，并将自编的《革命精神问答书》发给他们，每日诵读，藉以提高部队政治水准，并积极设法为马部下配齐枪械。

    平凉附近有一称作王子元的县长，陕西三原县人，为政时做事踏实，又能勤劳刻苦。在冯下令十路大军入陕时，每日路过的军队源源不断，而粮草问题一直没人解决好。唯独王县长发动各乡积极配合，乡绅大户及平民百姓根据个人实力，有粮出粮，有力出力，使过往的大军感到十分便利。冯大加褒扬，倡导各县效仿。

    冯玉祥还注意运用当地历史掌故中清廉为政的事例，以史为鉴，教育其属下及各地方官吏。在宁夏，冯曾问道尹，过去这里曾有些什么好官和坏官，这位道尹回答不出。冯便向当地老人询问，得知民国前曾有一位山东滕县籍高老先生，为翰林出身，曾任知府，上任时，由两匹骡子拉一辆轿车，里面坐着他的老夫人，自己跨在车外面坐着。在任数年，两袖清风，所有自己穿的鞋袜，全为老夫人亲自手工缝制。高老先生为改造秦渠、唐渠、清渠等水利工程，每日自带干粮和待批的公文，背到野外草棚中，监守民工筑渠。一连数月，不问风雨，从未间断，渠修成后，造福百姓，年年丰收，使宁夏成了真正的“塞上江南”。冯玉祥竭力推崇高老先生之业绩，提倡为官者效仿之。

    驻防平凉

    平凉是冯玉祥途经陕甘的一个大镇。平凉地处六盘山脚下，经过固原、隆德，越过白雪皑皑的六盘山，便是陇上重镇平凉。六盘山古时称陇阪，意为陇上的高上陡路，山上深沟绝壑，险势天成。宣侠父曾这样描述过六盘山：“山道逼窄，仅仅能通车辙，……陇西道上的旅客，没有不将六盘山当作畏途的。”

    冯玉祥是1926年12月24日抵达平凉的，“本想在平凉多住几日，把后方部队彻底整理一番，尔后再赴西安，使部队以新的面貌，迎接东征北伐战场”。冯玉祥暂时住在城内原张兆钾的私邸内，这座富丽堂皇的洋楼，是甘肃并不多见的豪宅，不由得引起冯玉祥的阵阵感慨，促使他更加迫切地进军，去消灭全国大大小小的封建军阀。

    冯驻平凉时，正值1926年的岁末，加之西安城刚被解围，军政各方都存有许多困难，正如冯玉祥记述的：

    “此时前前后后的部队，都在一种艰难的境遇之中，有的伤兵、病兵太多，无法处置；有的枪炮都缺，急待补充；有的无衣无食，将濒绝境。要粮饷，要弹药的电报，如雪片一般飞来。

    每一封展开来，都使我神经感到紧张，心里感到痛苦。在我们前面，是一个每年百三十万元收入的穷陕西；在后面是一个更为穷荒的甘肃。这种种难关，如何打破？搁在我肩上的重责，又如何担当？身处此境，不由我心焦如火，眠食难安。”

    冯每天的工作十分繁忙，既治军又理政，为了消除工作上的疲倦，精神饱满地投入工作，冯玉祥练就了一套拳术，即手中拿一根棍子、口里唱着河南坠子，京戏小曲或秦腔段子，藉以排遣胸中积闷。他用如此方式，使得精神轻快。

    对士兵的冷暖，尤其是伤病员的处理，冯玉样却极为关注。虽为国民军联军最高统帅，但和士兵一起同吃同住。“住宿随遇而安，食则大锅菜”，由于甘肃一带蔬菜缺乏，尤其冬季更是少见。于是冯玉祥每天和士兵一样，把“白菜、豆腐、粉条杂煮一起，名曰‘革命菜’。哪个吃，自己去盛，毫无特殊之例”。

    最令冯玉祥伤心难过的是一些伤病员，由于处置不当，造成终身残疾的事。在长途行军中，有些伤病员脚被冻伤，失去知觉，一些不懂生活常识的士兵，每到一地，找店投宿，一进店门，便生火取暖，冻伤的双脚，一经火烤，顿时皮肉泛紫，溃烂不已，从此冻断了脚，成为残疾。冯下令各部队，切实防止此类事情发生。

    在平凉时，正值圣诞节，作为“基督将军”，冯玉祥理应有所庆贺。一天大雪不止，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派人送来一只打死的大鸟，作为圣诞礼物。这只鸟周身白羽，双翅展开达数尺之长，冯觉得这是只非常珍贵的鸟，便告诉翻译，苏顾问打猎时打死这只鸟，是对我国利益的侵犯，擅自在我的辖区行猎，未经许可，也是法律所不允许的。

    冯命人叫来当地县长和平凉道尹，由他们代表地方政府对苏联顾问进行处罚。乌斯马诺夫闻讯后，十分惭愧，除赔偿经济损失外，又做坚决保证方作罢。

    事后苏联顾问十分钦佩冯玉祥的严厉，尤为深切的是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冯玉祥仍能对国家珍宝如此爱护，实为难能可贵。

    冯玉祥在平凉驻防时间虽说很短暂，但却对地方建设给予关注，曾下一道训令，要求各部队保护民众利益，不得做出有损地方的行为，后来泾川县县长梁在岐将这道训令刻成碑文，立碑以资纪念。碑文是：“我们一定要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扫除净尽，我们誓为人民建设极清廉的政府，我们为人民除水患、兴水利、修道路、种树木，及做种种有益的事。我们要使人人均有受教育读书识字的机会，我们训练军队的标准是为人民谋利益，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武力。中华民国十六年，冯玉祥。”西北师大古籍整理研究所编：《甘肃古迹名胜辞典》，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05页。现这块碑文收藏在泾川县博物馆，为县级重点革命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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