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和于右任
于右任，祖籍陕西三原，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早年以新闻为业，曾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并任主笔。1905年秋在日本会见孙中山，并由胡汉民主持加入刚成立不久的同盟会，是最早的西北籍同盟会员。
冯玉祥和于右任的相识较晚，但一相识，便彼此敬佩和仰慕。主要原因是两人均为辛亥革命的勇猛斗士，只不过参加辛亥革命的方式不同罢了。冯玉祥因发动辛亥滦州起义而闻名，于右任则是在反清斗争中运用他犀利的笔锋在《神州日报》和其他革命报刊上宣传革命思想蜚声海内外。
冯玉祥和于右任是什么时候开始合作的已无从考证了，因在冯玉祥早年督军陕西时，冯、于之间曾有许多误解，于曾对冯采取不予合作的态度。而冯、于再度合作，大约在北伐初期，国民党中央有联合冯玉祥之意，而此时的冯玉祥正在苏联考察，广东革命政府及国民党中央选派专人赴苏动员冯玉祥，而所派遣的这个人便是于右任。据曾给于右任做俄文翻译的马文彦回忆，大约是1926年8月下旬，于右任和冯玉祥在苏联莫斯科见面。
“冯玉祥住在莫斯科几十公里外的一座墅里，我们很快取得了联系。于和冯就在冯的住处进行了秘密商谈，……”此后两位革命志士，共赴国难，在五原誓师，西安解围，治理陕西，东出潼关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两人互相敬重，互相支持，并且逐步达到互相理解和信任。尤其在五原誓师时，冯玉祥非常钦佩由刘伯坚起草、于右任代笔的誓师宣言，于右任在宣言首句中写道：“玉祥本是一个武人，半生戎马，未尝学问，唯不自量，力图救国，无奈才短识浅，对于革命的方法不得要领。”“我出生在工人的家庭中，父为瓦工，贫无立锥，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人……”
冯对这几句十分赞赏，自以为是去苏联考察的重大收获，即敢于承认自己是个无产阶级的一分子，而并不是什么师长、将领的贵人。冯说，“过去我如果看到这句话，一定认为他是侮辱我，今天看来却感到很光荣”。
西安解围时，冯玉祥任命于右任为国民军联军副总司令兼驻陕军总司令，并将旧部孙良诚、吉鸿昌、马鸿逵等2万余人马归于指挥。于右任受命后，即刻潜往陕西，去招集原靖国军旧部，投入西安解围的战争。1926年10月初，于右任先于冯抵达陕西乾州，在三原附近成立国民军驻陕军临时指挥部，联络陕军各地力量。
对于右任的突然归陕，三秦父老如大旱之望云霓，各地纷纷投奔在冯玉祥部下，参加反攻西安的战役。
当11月28日凌晨西安之围被解除后，人们把冯玉祥、于右任当作拯救三秦的救星。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上下民愤沸腾。南京各界举行了规模宏大的抗日救国大会和全市游行，向南京政府请愿，要求政府立即对日作战。
这时的冯玉祥和于右任已不像先前了，冯玉祥的军事势力已被瓦解，冯仅担任了没有任何实权的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一职，于右任以监察院院长入阁，可以说位高却无权，只是政府里的陪衬而已。
但爱国之心在这两位元老的胸中并未湮灭，尤其是日本关东军侵华的炮声在关外震响之时，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冯玉祥、于右任等一批爱国人士积极主张对日作战，以雪国耻。而何应钦、汪精卫却大肆散布“抗日亡国”论。
在不久后召开的一次国府会议上，对于蒋介石对日不投降、不抵抗的暧昧态度，于右任十分不满，他冲着蒋说：“北伐时候，蒋先生很大胆；冯先生在五原誓师，一个宣言出来，如同把两炸弹掷在张作霖和吴佩孚的脖子上一样。为什么到了今天，国难这样严重，反倒不下决心呢？”质问的蒋介石满脸通红，无以作答。
西安事变后，冯、于二人对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极为赞赏。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以此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2 月15日，冯玉祥、于右任在会上同宋庆龄、何香凝等一起联名提出《为外患日急请讨论扩大总理三大政策团结御侮案》，要求国民党“扩大总理三大政策，……全国全党各派一致团结，共同对外”。这一提案受到国民党内广泛支持，随后决定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统一战线正式确立。
抗战期间，冯玉祥、于右任大多数时间居住南京、重庆等地。这时两人年事已高，老之将至。他们虽居闲职，但反抗日本侵略的决心更坚，两人的友情也日益加深。因无权参政，更不能亲赴战场杀敌，这时交往大多以诗文方式进行。
于右任早年便以诗文著称，他的诗和其人一样，气度恢宏，意境开阔，很受世人称赞。1941年他在给冯玉祥的《题冯焕章训词手册》一文中，鲜明地抒发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民族与国家，至上复至上。”冯玉祥的诗则以丘八诗闻名，丘八诗是冯玉祥对自己所写诗的自称，即像兵一样“文字朴实、形式通俗”。抗战时，他们互相切磋，以诗会友，互敬互勉，共抒御敌之情，期盼抗战胜利的前途。
1937年，于右任六十寿辰时，冯玉祥曾为这位年长自己4岁的老友写了一篇寿文，并亲撰一副中堂，以表达对于右任的敬佩之情。
万里归国寺，宣传党化；
五原誓师后，先解陕围。
这既是对于右任在国民革命中重大贡献的颂扬，同时也刻画出冯、于二人风雨数十年，对民主革命不懈追求的真实写照。
冯玉祥和胡景翼
胡景翼原为陕西靖国军第四路司令。1921年靖国军解体，除第一路外，二、三、四路军均与直军合作。随后胡景翼军由直军改编为陕西陆军暂编第一师，并任师长。1922年4月，直奉战起，胡奉直系之命出潼关，赴河南参加第一次直奉战争。战争结束后，驻防顺德(河北邢台)。当得知冯玉祥也因直系北京政府腐败无能而郁郁不得志时，便产生联冯倒直的想法。冯玉祥当时头衔是陆军检阅使，驻军京畿，但这只是个虚名，曹、吴在各方面限制和排挤他。冯在曹、吴的排挤之下，早巳产生推翻其统治的想法，因而，冯、胡便于1923年前后秘密联络，伺机行事。
1924年夏，胡景翼派时任陕西渭北水利工程局局长李仲三作为全权代表，到南苑与冯玉祥密商推翻曹、吴的计划。这时，第二次直奉战争已打响，双方在山海关一带展开激战，冯玉祥在南苑旃坛寺陆军检阅使署的客厅内对李仲三详细分析了直奉战场，然后成竹在胸地说：“直奉胜败关键在山海关，双方主力都在京奉线，战端一开，吴必到前方指挥战事，等待直奉两家打得不可开交之时，我们再打北京，收拾曹锟。巢穴一失，前方必溃，然后再肃清残部，建立合法政府，此乃万全之策。”冯玉祥还嘱胡到京暂住，借机向曹锟、吴佩孚要饷，要军火，要到手再开拔。
胡景翼为取得曹、吴的信任，去北京面见曹、吴，向吴佩孚报告所属部队业已作好准备，请缨杀敌，为直系立功，胡假意表示服从吴大帅命令，完成任务，态度甚恭。吴佩孚当即命令胡景翼担当喜峰口方面阻击奉系的任务，并对胡说：冯玉祥已担任了古北口方面的对敌任务，要他们互相联系，以防止敌军乘隙而入。
胡景翼待吴佩孚部置完任务，就提出要军饷、军火的问题，吴满口答应，大敌当前，前方军火应及时补给。因而胡景翼这次北京之行不仅取得吴的信任，又向吴索得大量军饷和军火，心中自然十分高兴。随后待吴佩孚开赴山海关时，胡部移驻通州。胡即派岳西峰向喜峰口滦平络绎前进，并取得小胜利，以掩曹、吴的耳目。胡要李虎臣担任通州警备司令，李纪才部驻通州郊外，作为预备队，以稳住吴佩孚。
9月底，冯玉祥派副官张元荣潜来喜峰口见胡景翼，说冯已到怀来县，叫胡派代表商谈如何联合行动之事。胡派李仲三、刘允臣一同前往，在怀来县冯军指挥部会商进京具体办法。冯和胡的代表协议了如下方案：
第一，商量代替贿选总统，拥护孙中山北上主持大政。
第二，军队名义问题。冯玉祥说：我起个“国”字。胡代表提出起个“民”字。冯认为合起来甚好，就叫“国民军”，这名义就很好。并拥护冯玉祥为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笠僧(景翼)为副司令兼国民军二军军长。
第三，将大名镇守使孙岳编为第三军军长，并任国民军副总司令，配合冯军入城。
第四，关于进驻北京的问题。协议必须在一周之内进入北京，由冯部担任进京主力并直接占领重要机关和军事要地，逮捕曹锟及占领总统府，胡景翼部占领东直门，担任防止山海关方面敌军任务。
协议谈妥后，由冯玉祥和胡景翼代表李仲三执笔签字。
“协议书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为凭”。
随后，胡景翼命令其各部按协议执行命令，几位旅长邓宝珊、李虎臣、李纪才部均按照胡师长命令换上国民军的肩章、臂章、旗帜。
北京政变成功后一星期，冯玉祥在北京到见胡景翼，胡表示绝对拥护冯玉祥，服从冯总司令，冯对胡此次战略配合大加赞赏，并待之以礼。
国民军首都班师，囚曹锟于总统府，逐宣统出皇宫，停止对清室每年优待费用数百万两白银，可谓功不可没。
但吴佩孚惊闻冯、胡、孙倒戈，京师剧变，迭将山海关前线军事交部下彭寿萃负责，亲自回津，妄图讨平冯、胡部，挽救颓局。吴指挥在天津的部队潘鸿钧等部，进攻杨村，冯派张之江率部追击，并令胡属岳西峰，超唐山、李虎臣、李纪才为左右翼，胡景翼坐镇通州，与北京为犄角之势，策应前方。在京津铁路两侧，双方展开激烈战斗，结果吴佩孚的部下被击败，旅长潘鸿钧被俘，冯、胡乘机占领天津。这样，国民军控制了京、津两地，对全国产生重大影响。
由此可见，共同的革命斗争，在冯玉祥和胡景翼之间结下了浓厚的战斗友谊。
北京政变后，胡景翼被北京政府委任为河南督军兼河南省长，不料1925年4月10日，胡景翼因患恶病在开封病逝。
冯玉祥闻讯，万分悲痛。他倡议在郑州为胡景翼建造“胡公祠”，在1936年10月23日“北京政变”12周年纪念日上，冯玉祥以国民军革命纪念会长理事名义和当年国民军元老及国民政府委员，在南京举行纪念大会，并指派刘元臣专程赴郑州主持“胡公祠”落成典礼。在纪念会上，冯亲自致词，高度赞扬胡景翼的革命精神，“今日为甲子革命12周年纪念日追悼死难烈士之牺牲，应增吾人之愧感，而胡上将之忠诚、勇敢及努力革命之精神，尤为吾人之模范……”
冯玉祥不仅与胡景翼交谊深厚，对他的逝世深感悲痛，而且对胡的亲属也十分关心。胡二弟景铨、三弟景通曾撰文以记述：
“为了纪念死者，宽慰亲属，他专派姚一价先生到陕西富平庄里镇给我们的父母送去两身皮袄和五百银元。以后，每逢过节冯先生总要送礼致候，表示情意。令人难忘的是，在1928年至1931年之间，我们兄弟五人及大侄儿希仲，或外出上学，或去上海侨居，家中无一成年男子，我们的母亲思子爱孙心切，不顾中原战火纷纭，决心东走，离开陕西。当她们至陕州，路费提箱被盗，无奈只好暂住旅店，经查店人员得知这是胡景翼的母亲时，即向当时被阎锡山软禁在山西建安村的冯先生请示，冯先生接到报告后，马上派人送去两千银元，并令沿途(陕州至许昌)的军警妥为保护”。
冯玉祥不仅对胡景翼的母亲极为敬重和关怀，而且待胡的弟兄们也极为信任和器重。胡氏兄弟原为国民军的团、营任职，并有前途。1927年冯玉祥到陕西后，曾调任旅长的胡景铨作他的卫队师，并从韩德元、孙良城、刘汝明等部各抽调500支枪充实装备。后来在平定陕甘各地匪乱时，胡景铨率部随宋哲元歼敌数万，为北伐军开赴前线，肃清了后方叛乱。“ 九一八”事变后，激于爱国之情，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的胡景通和许多中国学生一同退学归国，以示对日军关东军侵占我国东三省的强烈抗议。1931年11月，胡景通去山西汾阳见冯玉祥，冯对胡及其他回国青年的行为极为称赞，曾鼓励胡景通：“你还没有毕业，退学回国，做人总是要有爱国之志气。
在敌人的国家，眼看着人家侵略我国，国亡了，学完了有啥用。”冯玉祥这几句话，给胡景通等人以莫大的鼓舞，也充分表达了冯对胡氏兄弟们的殷切期望。
冯玉祥和马福祥及其子侄
马福祥，字云亭，回族，世居甘肃河州(今临夏自治州)城西韩家集之阳洼山。曾祖玉玺，祖泰，父千龄，字松坪，号建成。其父马千龄早年治农兼商。清同治年间，甘肃河州一带暴发以回族河州花寺门大阿訇马占鳌为首的反清农民起义，以河州为中心，在洮河、黄州之间，从事反清。其时马占鳌与金积堡的马化龙、肃州的马文禄、西宁的马文义等人，联成一气。以“官逼民反”为战斗口号，纵横陇右，威胁着满清在西北的统治。及至清廷派左宗棠率领湘军大营入甘，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马占鳌乘在太子寺南新路坡山地战胜湘军，使左宗棠无以为计之机，主张降清。左宗棠以事出意外，惊喜如狂，出面抚慰，大加赞赏。任马占鳌为马队三旗督带兼中旗管带，并由清廷授马占鳌为六品军功顶戴。马占鳌部下也分别受封，其中便有马福祥之父马千龄。马占鳌等人即由反清义士复为拥清的孤臣，得以厚赏。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3月，青海循化撒拉族、回族、东乡保安族各族群众近万人，在撤拉族老教首领韩奴勤率领下，举行起义，连续击败清军，围困循化城，河湟、海固地区各族群众纷纷响应，清廷为之惊恐，令甘肃各地，准回绅招募兵马，“练士勇以资防卫”，由马千龄之子马福祥与其兄马福禄招募士勇200名，名“安宁军”，分步、骑两营，以马福禄为督带兼步兵管带，马福祥为骑兵管带，与马安良兄弟同归河州镇总兵汤彦河节制。次年，河湟、海固回民起义渐成燎原之势，清廷急调大军前往镇压，调新疆喀什噶尔提督董福祥督办甘肃军务，节制陕甘诸提、镇，马福祥兄弟率队配合董军，与起义军苦战河州外围，董福祥因马氏兄弟作战勇猛，喜赞马氏兄弟“真良将也”，授马福祥为记名总兵之职，并将马氏兄弟所率之“安宁军”编入简练军。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22岁的马福祥赴武闱，以乡试第二名的成绩中武举。随后与其兄马福禄随董福祥军北上京畿，驻防蓟州。庚子年间，京郊各地义和团陆续进入北京城内，驻防北京的董福祥甘军中大部官兵予以支持，清廷也表示支持。是年6月，八国联军由天津向北京进犯。马福祥兄弟奉命偕汉中镇总兵姚旺等赴黄村，配合义和团阻击。据《清史稿》记载，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6月16日，甘军与义和团合围八国联军于廊坊车站，福禄兄弟令骑兵下马设伏，步兵张两翼，敌近始发炮，敌人倒者如仆墙，死伤甚众。7、8月后，八国联军进入北京，马氏兄弟率部力战御敌，在守卫正阳门的战斗中，马福禄阵亡。马福祥则后随董福祥保驾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出北京。后来慈禧、光绪以马福祥“在京有战功，沿途宿卫，亦著劳谨”，“著加恩遇缺危先即补”。此后，马福祥先后在甘、新、青海等地任协镇总兵、护军使、巡防统领等职。民国以后，马福祥仍不断擢升，并在甘肃政界产生影响。由于马福祥自身的经历以及为人处世圆通，加之在回族地方实力派中的地位，20年代，马福祥已能左右甘、宁、青等地的地方政局。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时，任绥远都统的马福祥，立即通电拥直讨奉并派其子马鸿逵所部及绥远地方军组成骑兵旅，由直系第三路军总司令冯玉祥指挥。马部行抵热河，接使命向北京南苑转进。10月23日，冯玉祥在前线班师回京，发动“北京政变”，马部在不损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参加了此次行动。很快直军被前线击败，曹锟亦退位。段祺瑞被冯玉祥、张作霖等推任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在北京召开了“善后会议”，以抵制孙中山倡导的“国民会议”，马福祥为保存实力，不致招来不测之祸，在应召参加善后会议的同时，亦在北京拜见了北上促进“国民会议”运动的孙中山，并向孙表示了敬慕之情。
1925年1月，北京政府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后兼甘肃督办，冯命第二师赴甘，国民军的西进，无疑动摇了马福祥在西北的统治地位。但马亦深知自己实力有限，难以与国民军相抗衡，于是选择了让出绥远，与国民军合作的道路。
由此，冯推荐马福祥为西北边防会办。
冯玉祥与马福祥的合作共事从此开始，这里难免包含有地方实力派对冯玉祥大军压境时的依附关系，同时也应承认马福祥这位西北回族将领，在经历晚清和民初政局动荡，连年战事不断之后，对时局作出的清醒判断，以及以大局为重，保境安民的良好意愿。1926年初，马福祥要求其子侄马鸿逵、马鸿宾分别就任国民军第七师和暂编二十二师师长。
1926年春，冯玉祥在赴苏前夕，推荐马福祥为北京政府航空督办，督署设在平地泉。但马并未到任，而蛰居天津，随后在北京、南京等地参与全国政事。北伐成功后，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北平政治分会委员、开封政治分会委员、水利委员会委员、赈务委员会委员、编遣委员会委员、故宫博物院理事、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马福祥利用这些身份，奔走于各派政治势力之间，在政界颇有一定影响。
马福祥虽说自1926年春便离开西北，活动于全国政界，但对其子侄仍有极大影响，且马鸿逵、马鸿宾一度与冯合作，归属于冯玉祥军事集团，在马福祥的遥控和支持下，其子马鸿逵受命冯玉祥并驻节固原、金积一带，在平甘援陕战役中，遵循冯玉祥命令，协助冯玉祥迅速平定甘肃张兆钾、孔繁锦两匪叛乱，援军陕西，解西安之围。冯玉祥五原誓师后，马鸿逵部改任国民军联军第八路军，并接受冯玉祥派来的中共党员刘志丹为该部党代表兼政治处长。刘志丹到任后，为改造这支部队，耐心地向马鸿逵做说服教育工作，在马的同意下，刘志丹建立了各级政工机构，向官兵灌输国民革命思想，又整顿军容军纪，开展新式练兵，使部队素质和战斗力有所提高。
1927年初，冯玉祥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马鸿逵也改编为第四军军长，并随冯出师潼关参加北伐。马鸿逵属孙良诚部，马鸿宾属宋哲元部，战斗中均表现出色。
1928年，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北上，进攻奉军张作霖，马福祥看出国民党内部已矛盾四起，四派势力中，唯有蒋介石可以问鼎日后中国政治舞台。为依附更大的政治靠山，在国民党内有更大资本，马福祥秘密离冯而赴徐州，向蒋力陈其“统一安定北方”大计。蒋以为马熟悉北方政情，在西北回族势力中有一定威望，又拥有一支回族军事力量，便待马为上宾，委以数职。1929年5月，蒋、冯、阎大战，冯阎联合反蒋，马福祥已感到冯阎必败，于是在马福祥的暗中牵线下，韩复榘、石友三及马鸿逵等将领联合发表通电，倒冯投蒋，马福祥亦在马鸿宾的巧妙安排下，离开冯玉祥的控制，到达南京，投入蒋介石怀抱。
冯玉祥和马福祥的离合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必然结果，在军阀混战过程中，地方实力派依附于较为强大的军事集团，以保存实力，同时发展自身，在历史重大转折关头，重新寻找靠山，这也是一般军阀势力的发展规律。值得指出的是，马福祥在追随冯玉祥的过程中，正值冯玉祥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影响下，投身国民革命，实现由北洋军阀向爱国将领的转折，马福祥的审时度世的积极态度，就具有了较大的革新意义。
冯玉祥和杨虎城、邓宝珊
冯玉祥和杨虎城的个人交往并不很多，而且在一些问题上存有分歧，尤其是对1922年冯玉祥督陕期间改编靖国军一事，杨虎城是很不满意的。但冯玉祥在西北期间乃至以后的岁月中应该有冯、杨关系的一笔。
1926年2月至11月，西安军民守城期间，由于粮食问题为最突出的困难，8个月中，军民死伤近5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饿死的，引起社会上一定程度的不满。杨虎城作为守城指挥官为此深感内疚，尽管西安守城胜利了，但西安遭受到严重的破坏：昔日繁盛的街市变成瓦砾场，死亡军民的白骨累累，创痍满目。生者急需救护，死者有待掩埋。在战争最艰苦的后期，守城部队与居民争夺食物，使军民关系受到很大影响。一些“和平期成会”分子，又借机对杨肆意攻击。这些对杨虎城心绪的影响都很大，在西安军民为死难者举行的隆重大祭中，杨虎城送的挽联为“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满三秦，怨满三秦”就表达了杨当时的情绪。
面对西安战后情景，杨内心很痛苦，12月初便只身秘密离开西安，避居富平、三原一带友人家中，以表示向西安民众引咎，也有不想再出山的想法。他曾说：“我这样一个人，率领着这样的部队，实际上等于废物，以这样的废物而勉强完成坚守西安的任务，已经算最高限度地发挥了作用，到这时不能不就此下台了。”
冯玉祥到西安后，得知杨出走的消息，甚为惊异。冯认为杨能坚守八月，对北伐和国民军势力壮大的作用极大，而且西安诸多善后事宜的处理，离不开杨虎城的协助。冯深知他与杨虎城之间存在误解，便动员陕西各方人士动员杨出山，于右任、邓宝珊等多次到杨住处慰问和动员。
1927年1月15日，冯玉祥派姚维蕃持函赴渭北促杨回西安，信中称：
“嵩匪(指刘镇华镇嵩军)祸陕，荼毒生灵，围拢西安，时阅数月。我同志孤城力守，坚忍撑持，卒获解围，远逐丑虏，功高劳苦，至深叹服。惟是目今匪众虽溃，元气已伤，诸资整饬，用是选电奉请担任联军第十路总司令，以期早日削平逆贼，完成革命大业。务望继续努力，协同右任、宝珊诸同志一致奋斗，益用猛进，党国前途，实深利赖。兹派姚维藩同志代谒台阶，面致敬佩，祈赐接洽。不尽之意，统由姚同志代达。”
这期间，冯玉祥、于右任又派张之江及史可轩等人去三原慰问并督促杨虎城回西安任职，迫于情势，杨虎城乃于1929年2月9日离开三原到西安。
冯玉祥和杨虎城在西安第一次见面，至此，两个投身北伐虽经百战，却未谋面的勇将，一朝相会西安，自然十分亲切。
杨虎城向冯表示：当吴佩孚指挥刘镇华率领镇嵩军入陕时，西安岌岌可危，国民军第二军新遭挫败，无力支持，在一发千钧之际，虽自知能力微薄，力量有限，而且部队连年作战，缺乏训练，但既然没有其他部队来保卫西安，只有不顾一切，率领部队毅然进入危城，团结友军、勉力支撑。时驻八月对外隔绝，军需民食不能不取之于城内，因之军纪废弛，军民伤亡过多。幸于冯总司令万里驰援，使强敌溃退，坚守取得胜利。回忆坚守期间情况，不仅对不起部下，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总司令。现在总司令已莅西安，大计主持有人，希望准我解甲归田，以谢部属和西安人员。所有部队，请酌情整编，使之能为国民革命效力。
冯高度评价了杨守城功劳，并恳请他能留在西安，协助于右任等人治理陕西。经过冯玉祥、于右任、邓宝珊等人的多次敦劝，杨就任国民军联军第十路军总司令职，后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从这时起，杨开始隶属于冯玉祥。当年5月，杨奉冯之命，率部东出潼关，参加北伐，受国民军联军东路军总司令鹿钟麟节制，任前敌总指挥。
从1927年2月至1929年9月，杨虎城所率部队一直隶属冯玉祥。北伐期间在中原一带与直鲁联军激战多日，部队损失颇大，直到1928年年春，杨部进入山东胶东一带，协助冯部韩复榘剿匪。这时冯、杨之间出现若即若离，主要是杨部下对冯及冯军的一些作风表示不满，尤其是北伐后，冯军留在陕西及西北的部将，在治理地方时损害地方人民利益，引起陕籍人士不满，进而酝酿一场反冯运动。“陕军将领岳维峻、李云龙、田玉洁、高桂滋等以及河南的樊钟秀酝酿反对冯玉祥在西北的统治。……曾在南京汤山开过一次会。”
这些都是原靖国军时期的战友，他们的鼓动，不得不使杨动心，加之这时蒋介石为分化打击冯的势力，也积极开展了拉拢杨的活动。
1929年4月，当蒋和冯的关系濒于破裂之时，冯下令杨，要求他的部队随孙良诚从山东向河南转移，杨不但未听令，反而亲赴南京，面见蒋介石，将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十四师。从此，杨及部队脱离冯玉祥而附随到蒋介石的序列。
需要说的是，一般人认为杨虎城是冯玉祥的老西北军的部下，故也将杨部称之为西北军。但从史料上看，杨部和冯玉祥并无渊源关系。杨是属陕西靖国军一部，虽在国民军时期加入冯序列，但终究为相对独立的一部分，而且冯、杨之间关系极为微妙。至于人称杨部为西北军，只是西安事变前后，中共有关文件中这样称呼，这大概是为了和驻西北的张学良从关外撤回的东北军相区别罢了。因此，杨及部下始终自称为十七路军，直到杨部被瓦解后也是如此，而冯玉祥经中原大战后，其部下倒一直自认为是西北军班底。
邓宝珊(1894年—1968年)，名瑜，字宝珊。他是西北军陕系武装的著名爱国将领，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历任国民军二军胡景翼部旅长、师长、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军长、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第21军团军团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1949年1月起义，建国后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
邓宝珊生于甘肃天水，其父邓尚贤，原本为一介穷书生，后改经商，家境小康。他童年时候读过几年私塾，13岁时父母先后去世，在兄嫂的抚养下生活，由于家庭经济日渐拮据，便缀学赴兰州谋生，在一小水烟厂做学徒。 1909年夏，新疆伊犁新军在兰州招募新兵，邓宝珊报名应募，遂来到伊犁，编入新军标统杨缵绪部，不久被升为司书。1910年经新军协统部书记官金伯韬介绍，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后，伊犁革命党人于1912年1月7日发动新军起义，邓宝珊在李辅黄率领下，参加攻占清政府伊犁将军署和副都统署所在地惠远城的战斗。此役中邓因战功受嘉奖并升为参谋。民国后，因不满新疆追随袁世凯称帝的统治者，于1914年回家乡，并转入陕西，与同盟会会员郭希红等人在华山脚下杨家花园组织“共学园”，密谋反袁，称之为“华山聚义”。此后，在护国、护法斗争中聚集起一支武装力量——陕军集团，转战于渭河以北各县乡，给袁世凯在陕的爪牙以极大威胁。
1916年5月，邓宝珊在陕南镇守使陈树藩部胡景翼团任连长。1918年1月，曹世英、胡景翼先后由耀县、富平到三原，组织陕西靖国军。分任左、右翼总司令。5月，于右任受孙中山命潜回陕西，抵达三原。8月，靖国军总司令部成立，推举于右任为总司令，统一改编各部为六路军。1921年11月，胡景翼接受北洋政府改编，为陕西陆军暂编第一师，邓宝珊任该师岳维峻旅二团团长。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胡景翼奉命率部出潼关，协同冯玉祥，于5月在郑州附近大战河南军阀赵倜军，冯军因受到赵倜部下鲍德全沿黄河绕袭，情形紧急。邓宝珊任胡部前敌总指挥，指挥李纪才(虎臣)、弓富魁两个团攻破敌阵。此役中冯对邓宝珊评价颇高，他曾写道：“形势极为紧张。
恰好胡笠僧部邓宝珊、弓富魁、李虎臣各团营陆续开到，立刻增调上前迫击，始把绕攻的鲍部击溃。”于是冯玉祥认为，“胡笠僧部队出力很大。他们器械不全，饷项不足，竟能够奋勇参加斗争，实是出于我们的意料之外”。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冯玉祥接任河南督军，邓随胡景翼驻军安阳、刑台一带。
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冯玉祥与胡景翼、孙岳密谋共讨曹锟、吴佩孚，邓宝珊奉胡命联络冯玉祥。1924年10月19日，他前往冯驻地滦平与冯商谈，议定了秘密班师回京的日期，将部队定名为国民军。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一书中这样记述此事：
“我从古北口进驻到滦平，即秘密发信给胡笠僧，派代表前来会商班师日期。等了数日，邓宝珊奉派前来，我便召集了各处的代表在一帐篷中举行会议。张之江、李鸣钟、刘郁芬、刘骥、鹿钟麟、宋哲元等位亦均由各处前来参加会议。结果规定队伍总称为国民军，因为我们这次革命，是拥护中山先生主义，并欢迎中山先生北上，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党名叫国民党，所以我们的队伍也就取名国民军。”可以这样说，邓宝珊对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促成冯、胡、孙联合组建国民军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北京政变后，邓升任国民军二军旅长。1926年春，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奉系军阀和直系军阀合围京津一带的国民军。邓宝珊率所部官兵英勇作战，于马厂、杨柳青等地，抗击了数倍于己的敌人，后因寡不敌众，邓宝珊随国民军二军退到洛阳，继而退往陕西潼关、三原，在三原收集整顿了原留在陕西的国民军二军全部及豫西败退下来的官兵。邓宝珊积极参与国民军的创建并在保卫北京政变胜利成果中的种种努力，冯玉祥极为赞赏。
1926年9月，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在五原举行誓师，宣布响应南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邓宝珊不仅积极通电拥护五原誓师，而且参加援陕战役，在西安解围战中，战功卓著。冯玉祥挥师入陕时，委任邓宝珊为国民军联军援陕前敌副总指挥。
邓在陕县乾县开办军官教导队，聘请由冯玉祥介绍从苏联归国的邓希贤(邓小平)、史可轩等人担任政治教官，对学员进行民主革命教育，提高所属部队的战斗力。援陕战役打响后，邓宝珊不顾腿疾的折磨，连于右任特为他准备的乘轿都不用，跨上骏马，匆匆上了前线。
邓宝珊抵达成阳前线指挥所，同前线总指挥共同召集军事会议，研究攻下咸阳城的方案。经过激烈争论，集思广益，最后采纳了邓提出的打迂回战的建议。邓骑上战马，指挥骑兵直捣包围西安城的刘镇华部，并切断刘镇华东撤的退路。
刘镇华军因背腹受敌，一败涂地。西安又回到国民军手中。
西安解围后，国民军联军驻陕司令部成立，于右任任总司令，邓宝珊任副总司令，邓协助于右任、冯玉祥维持地方治安，为部队东出潼关安排各项工作。由于邓宝珊为人沉稳、干练，深受冯玉祥器重。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冯玉祥部由武汉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邓宝珊任第二集团军第五军军长，奉命出陕入豫，策应武汉方面继续北伐。1930年中原大战中，冯玉祥认为邓是一难得良将，乃邀其共同反蒋，邓即受命由西安返回河南，继派往许昌协助樊钟秀指挥冯军第八方面军对蒋作战。中原大战中，冯、阎失败后，邓暂时脱离军界，蛰居上海租界，与冯也失去联系。
邓宝珊以一甘籍陕军将领的资格加入冯玉祥军事集团序列，自北京政变到中原大战，邓跟随冯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对于一名军人来说，不失为一员战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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