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滦州起义起，中经反对帝制，讨伐张勋，推翻贿选，首都革命，五原誓师，参加北伐，……表现出先生的革命精神。
其中，尤以杀李彦青
李彦青，曹锟任总统期间，担任北京政府总统府收支处处长，因克扣军饷，贪污巨额款项，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即枪杀了李彦青。，赶走溥仪，骂汪精卫，反对投降，呼吁团结，致力联苏，更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这正是先生的伟大处，这正是先生的成功处。”
冯玉祥之所以能从北洋军阀体系中脱颖而出，具备如此明确的革命精神，无不与中共党组织和一大批共产党人的帮助与支持分不开，冯玉祥及国民军发展的最鼎盛时期也就在冯征战西北的这一时期，他的许多战略决策和一些革命措施的实行均出自共产党人之手。在这一过程中，冯玉祥也和中共党人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李大钊与冯玉祥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李大钊以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委员长的身份，多方进行工作，促使冯玉祥思想转变——接受反帝反军阀的政治主张，参加国民党，从旧军阀转变为积极参加北伐战争的一代名将。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不久，李大钊亲赴京郊冯玉祥驻地拜访，与冯进行诚挚的交谈，向他阐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介绍苏联国内情况。冯玉祥十分感慨地认为：
“先生一夕谈，胜读十年书。”冯还通过李大钊结识了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及共产国际和苏联驻国民党代表鲍罗廷。冯玉祥曾回忆：“鲍罗廷和加拉罕也先后由人介绍相识，常找我谈话。
我们所谈的，主要是关于革命、宗教，以及取消不平等条约等等一类问题。……我们的接触，越来越亲密，越来越接近，于是我的思想和许多政治方面的见解也慢慢起了变化。”冯玉祥：《我的生活》（下），第421页。
1926年3月，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冯玉祥访问苏联的愿望得以实现。在冯赴苏途中，李大钊又通过国民党左派领袖徐谦做其工作，在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介绍冯玉祥加入国民党。在苏考察期间，冯玉祥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进一步认识到俄国革命的经验和中共的主张，使他的思想认识不断提高。他表示接受中共的主张，接受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决心参加国民革命，并于1926年9月17日，率领国民军举行五原誓师，起兵投入北伐战争。
为了改造国民军，李大钊曾动员国共两党干部进入国民军，使之成为北伐战争中的一支劲旅。1925年后，冯玉祥驻节张家口，李大钊亲赴那里，帮助在国民军中开展政治工作。
苏联顾问维·马·普里马科夫在1925年5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李大钊忙于在军队里建立政治俱乐部，他使冯玉祥同意通过政治俱乐部在军队里宣传国民党纲领。”
［苏］维·马·普里马科夫：《冯玉祥与国民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47页。
在李大钊的倡议下，中共中央和中共北方区委向国民军派出大量共产党员，“五原誓师前约有一百七、八十同志”。五原誓师后，冯玉祥感到政治工作人员不够用，特派警卫团长带他和刘伯坚的亲笔信，前往北京见李大钊，请求再派干部。李大钊接信后，立即派党员方仲明赴包头接洽，并将冯的信件转交中央。不久，从上海中共中央、北方区委和黄埔军校等地又派出200多名党员和进步青年到国民军中工作。一度使冯玉祥所属部队中的共产党员达近400人。他们当中著名的有刘伯坚、魏野畴、宣侠父、邓小平、史可轩等20余人，他们分别担任国民军联军政治部主任和其他重要职务。其中有：
刘伯坚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
刘志丹第四路军政治部主任
魏野畴杨虎城部政治部主任
贾从周刘郁芬部政治部主任
宣侠父孙良诚部政治部主任
李世乐韩复榘部政治部主任
卢绍亭方振武部政治部主任
张兆丰第五军第三师师长
史可轩中山军事学校校长
李林中山军事学校副校长
邓小平中山军事学校政治部主任
许权中中山军事学校总队长阎维新：《李大钊和冯玉祥》，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198页。
1926年9月后，随着国民军中共产党员人数增多，政工队伍扩大，李大钊根据中央指示，强调在国民军中的政治工作的三原则：首先，必须注意国民军中的政治工作；其次，党的系统和军事系统应分开，政治工作应直属总司令部；第三，不要限制冯的职权，并提出具体工作方法和意见。
《中央关于国民军工作方针的决议》1926年11月。
为了使冯军
中的共产党员能够广泛地团结国民军中各级军政人员，以提高政治工作的实效，李大钊写信报告中共中央，又函告刘伯坚请他注意团结冯的左右人员。“并告以令人材集中于最好之一师或一旅，俾冯及其部下将领得以睹其成效，俾知政治工作之确有成绩，吾党之政治工作能作出成绩。”
通过对国民军的改造，广大将士的思想觉悟和部队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这支劲旅在转战西北、出师中原、策应北伐的数千里征战中，克服了缺少衣食枪弹的重重困难，不畏艰苦，击败了数倍于己的敌人，对北伐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在对国民军的改造过程中，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在国民军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其中包括南汉宸、刘仲华等高级军官，有些师旅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军支。一些高级军官如杨虎城、吉鸿昌、赵博生、董振堂、高树勋、何基沣、张克侠等逐渐倾向革命和进步，他们中有的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有的率部起义，参加革命队伍或投身民族解放事业，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辉煌业绩。所有这些都与李大钊及北方区委在国民军中的工作分不开。
北伐战争中，李大钊为冯玉祥出谋划策，使之胜利出师，策应北伐，加速了北伐战争的进程。1926年7月下旬，国民军在南口失利，已渐渐难以支持，形势十分危急，而此时的冯玉祥尚在苏联考察，李大钊根据形势变化，遂请于右任带翻译马文彦立即动身赴苏，敦促冯玉祥尽快回国主持国民军，策应北伐战争。并在7、8两个月中，三次电告于右任国内战况和国民军危局，请他转告冯玉祥，催促其迅速动身。五原誓师后，冯玉祥根据李大钊“出长安会师郑州”的建议，确定“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八字方针。按照这一方针，国民军出潼关，与奉、直鲁联军激战河南，并于5月底攻克郑州，与北伐军唐生智部胜利会师。
在实现会师郑州战略方针过程中，李大钊提出利用矛盾，分化敌人的策略，并亲自做阎锡山的工作，支持北伐。
1926年12月5日，李大钊致函中共中央，其中写道：“我认为目下的策略应当是：1．如能接近鲁张，仍当怂恿他们赶快去吃江苏这块肥肉，驱张而拒孙；2．收纳靳田魏等，使之北拒奉、东拒鲁，西向潼关与国民军携手；3．联络阎锡山，使之消极的不与奉合作。”《守常同志来信》，《中央政治通讯》1926年12月5日。[ZW)〗以上第一策指的是利用张宗昌和孙传芳、
张作霖的矛盾，鼓动张宗昌去夺取孙传芳的江苏地盘。1926年9月，中共北方区委联系人杨度去济南向张宗昌献计，建议他乘虚夺取孙传芳所据的南京，以报过去兵败之仇，张曾表示愿意归附国民政府。第二策是针对直系军阀驻河南的靳云鹗、田维勤、魏益三部，其中有的是国民军二军和三军的旧部。李大钊信中说：“如中央以为此策可行，即请去函推进此事，无论如何，总不使靳等归奉。”结果，促使靳云鹗等与武汉政府达成协议，大大减少了国民军和北伐军会师中原的阻力。第三策是联络阎锡山，使其不与奉军合作。
阎锡山是晋军首领，1883年生，山西五台山人，字百川。
1901年入山西武备学堂，1904年赴日本留学，次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武昌起义爆发后，参加太原起义，被推举为太原都督。后投靠北洋军阀，相继任同武将军督理山西军务、山西督军兼省长。北洋军阀混战时期，投机钻营，扩充实力，逐步发展成为一支具有一定实力的军阀部队。当时，晋军共有15个师，号称15万人。由于阎锡山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一直统治山西，晋军粮草充足，装备较好，具有一定的战斗力，驻防山西和绥远一带，与驻防陕、甘、绥三省的国民军相邻。这样，在反奉作战中阎锡山的向背，便成了国民政府和张作霖都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阎锡山其人老谋深算，见风使舵，在战场上总以自己的利益为转移。当直奉联合势力大大超过国民军时，他加入其间，在晋北向国民军发起进攻。当北伐战争顺利发展之时，他的态度又变化了。为了使阎锡山的态度尽快转向北伐军，李大钊在给中央的信中指出：“关于第三策，此间早已进行。在一个月以前就便托人向晋阎的驻京代表说，‘国民党驻京负责的人，很想知道晋阎对国民党的真实态度，为敌抑为友？他的代表听了此话，含糊其辞便跑回太原，在太原驻了十天。在得到阎锡山的首肯后，回来托人告诉国民党代表说：晋阎决心与国民党合作，至时彼唯从党令动作，但此时幸为严守秘密云云。”
由于有了李大钊的工作，阎锡山在对待冯玉祥的态度上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当张作霖电请他合攻国民军，或驱逐包绥一带冯玉祥部队，或向陕甘进攻冯军时，均被阎锡山拒绝。而当冯玉祥在绥远重新崛起后，阎又恐危及自己的利益，心存疑虑。阎派人询问李大钊“党对此有何善策？”李大钊代冯玉祥解释说：“冯在包头知公为难，刻已旌旗西拂，赴平凉督战矣。”希望阎勿念旧恶，共同抗奉。为了使阎锡山认清形势，增添信心，李大钊还指出：“现在革命军之势力，已足控制长江，国民军亦且雄视西北。……百川(阎锡山的字)果能率其十数万健儿，加入我革命军方面，则榆关以内胡骑全清，易如反掌耳。”李大钊还以情理和利害关系的分析打动阎锡山：“晋阎第一次革命即督山西，于今十五年矣。革命以来，历督一省而始终未遭更动以迄今日者，百川以外宁复几人？然而百川之苦心孤诣历尽，事秦事楚之艰难，而不惜卑身英节以保此位置者，岂仅为身家一己之尊荣乎？抑将守此以待，而为我国家民族完成革命之大事乎？如使为一己，则我与百川复有何言，如为民族革命之大事业者，则百川今日所处之境，真所谓千载一时之良机，不容或失者矣。”
《守常同志来信》，《中央政治通讯》第14期，1926年11月5日。
此信动之以情，晓以事理，使阎锡山颇受感动，即复信表示决心与国民党合作。
由于晋阎态度的变化，奉军“不敢深入黄沙白草无人烟之原漠”参见《北京党史资料通讯》第四期，1982年8月。穷追国民军，使国民军在平定甘肃、解围西安、出师东征、会师中原的战役中，免除了后顾之忧。
促进冯玉祥和于右任的团结，是李大钊关注国民军的发展和冯玉祥确立国民革命思想的重要步骤。1926年底，西安解围之后，国民军迅速崛起成为西北之雄师。
但是，国民军在连连胜利的情况下，也逐渐暴露出本身存在着的弱点。中上层将领在胜利的欢呼声中，个人地位和权力日益增长，旧军阀部队的习气开始复苏，相互猜忌、争权夺利、升官发财等内部矛盾迅速暴露并尖锐化。突出的表现，就是冯玉祥和于右任的相互怀疑和不满，在国民军入陕后，于右任的任职上，出现了“很大的冲突”。于右任在陕西地方将领的推举下就任国民军联军二、三军总司令，而冯则准备委任邓宝珊为二军总司令。这些问题的暴露和出现，对国民军出潼关与奉军作战极为不利。
针对这种情况，李大钊组织北方区委专门进行了研究、讨论。首先肯定了冯玉祥在国民军中不可替代的作用，要求在国民军中工作的中共党组织“应努力使冯、于、阎之关系弄好”。
《听了乔同志报告后的结论》，《中央政治通讯》1926年12月。
12月5日，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又致信中共驻陕西国民军中负责人魏野畴。要求国民军“现时一、二、三、五各军必须统一于冯玉祥总司令指挥下”，“不可号令歧出不相下”。而对国民党右派张静江破坏国民军团结之事进行揭露，“张静江并且有这样一个阴谋，要二、三、五军结合起来，奉于右任为首领同冯对抗”。《国民军二军中应注意之事——十二月五日给魏同志信》，《中央政治通讯》第13期，1926年12月9日。
经过李大钊等人一段时间的工作，冯玉祥和于右任相互之间取得了和解，消除了隔阂。1927年1月，冯玉祥率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进驻西安，为了取得于右任的支持，促进国民军内部的团结，冯玉祥决定：在西安成立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任命于右任为总司令，邓宝珊为副总司令。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是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机构。在总司令部下不设省长，只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四个厅和一个政治保卫部，并统辖驻陕各部队。共产党人参加了其中的领导工作，史可轩任政治保卫部部长兼保卫队长，保卫部实际是一个军法机关。共产党员不仅在冯玉祥所属部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从不同方面缓解了冯、于的矛盾。
后来，冯玉祥在率师东征之际，考虑到“陕中各将领犹未湔涤积习”，还发电通告国民军驻陕各路部队一致拥戴于右任，指出：“于总司令为党国所信托，作西北之屏障”，“凡我居留西北的同志”，“须谒诚拥戴首报可信赖之首领”，“以巩固陕局”和“推动革命工作”。
《冯玉祥告驻陕各将领》，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9日。
冯玉祥的这些做法，对于促进国民军的整顿，同样起了积极的作用。
李大钊被害以后，在冯玉祥及国民军将士中引起强烈反响，冯玉祥曾在潼关举行的追悼会上指出：“李同志因地域关系，与本军在南口转进以后，发生最密切的关系，李同志一死，北京革命工作，失去了领袖，本军亦受极大的影响。”
《冯玉祥追悼李大钊》，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31日。
由此可见，李大钊对于冯玉祥及国民军的发展壮大倾注了极大的心血，这些都使冯玉祥从切身变化的实践中，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致使他在此后的人生道路上走出了一条与其他旧式军人所不同的途径。
邓小平与冯玉祥
1982年9月，在冯玉祥诞辰100周年时，北京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9月14日，邓小平在接见冯玉祥的亲属时，对冯玉祥一生的功绩，作了全面评价。他以十分庄重的语气说：
“今天我们在一起纪念焕章(冯玉祥的字)先生100周年。
焕章先生是很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他一生有很长的时间为国家和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建立了丰功伟业。他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朋友。”
邓小平在回忆了共产党人在国民军联军与冯玉祥合作共事的情景后，又说：
“从辛亥革命以来，焕章先生一直是比较好的，即便有一段时间经过一些曲折。1927年蒋介石清党的时候，别人都在杀共产党，他对我们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礼送出境。”
邓小平参加革命活动，是20年代初到法国勤工俭学时开始的，而直接参加国内革命斗争，则始于从苏联归国后在西北地区冯玉祥的国民军中从事政治工作，因而在我们记述冯玉祥在西北的活动中，不可忽视邓小平与冯玉祥的关系。
邓小平1920年9月赴法国留学，到1926年初离开法国到苏联继续留学，居留法国达5年之久，其间他由一个青年爱国者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先后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担任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领导成员和中共党组织里昂区的特派员。1926年初，邓小平离法赴苏，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学习。
冯玉祥赴苏考察期间，除广泛地接触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官员之外，还亲自赴中山大学进行演讲，并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进行长时间的交谈。蔡和森多次向冯玉祥讲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述列宁是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俄国革命，并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中共吸取了列宁领导俄国革命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指导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绝不是生搬硬套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拿到中国去实行。他批驳了国民党右派攻击中共“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的谬论。蔡和森还派中山大学中共负责人朱务善、周达人，每周以两个下午，去察里村冯玉祥住处给他讲解中国革命的问题，如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因无革命政党领导而失败的原因。
由于蔡和森亲自对冯玉祥的工作，使冯玉祥加深了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理解，进一步加强了同中共合作的信心，坚定了继续参加革命行列和北伐战争的决心和信心。使冯玉祥深深体会到：“中国若不进行革命，改善贫民、士兵待遇，国家民族皆至危险”。而“革命彻底成功，必须有鲜明主义及正确党为之领导”。他在回国时，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请求，要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派人与他同行，帮助他改造国民军。中共及苏联政府欣然答应了这个请求，并为冯玉祥选派了一批优秀干部和顾问人员。在跟随冯玉祥回国参加革命的中共党员中，邓小平便是其中的一位。
据冯洪达、余华心记述邓小平的回忆，说明邓小平于1926年9月从莫斯科返回并参加了著名的五原誓师：
“当时，焕章先生要求我们党派人到西北军。我们从莫斯科一起来了20多个人。有三个人打前站，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时我才23岁，1926年跟李大姐的弟弟一起经过大沙漠，坐的是运军火的汽车。当时交通很不方便，我们在库伦呆了一个多月，才回到内蒙。回到内蒙以后，焕章先生五原誓师，李大钊同志还送来了作战计划。当时冯将军还检阅了部队，是马鸿逵的队伍。记得我们还和焕章先生在红城广场一起用餐，啃馒头，吃咸菜，那时候西北军的生活艰苦得很。”
见冯洪达、余华心《亲切的勉励》。
邓小平在参加了五原誓师之后，按照李大钊建议的精神，跟随国民军经宁夏、陇东到陕西，参加击败依附直系的河南军阀刘镇华的西安解围战役。国民军联军驻陕期间，邓小平担任了他回国后的第一个重要职务——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主任及政治教官。作为一名政治教官，邓小平不仅要从事军校政治课程的讲授，如关于社会主义概说、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共产主义ABC等，而且还深入到驻陕各部队开展政治宣传和教育工作。据解放后曾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杨嘉瑞的回忆，1927年邓宝珊在陕西乾县办起了一个军官教导队，由团长黄展云任队长，当时邓小平在该队担任过政治教官，并介绍黄展云加入中国共产党。王劲：《大革命时期邓小平同志在西北地区的活动》，《西北史地》1993年第1期。
中山军事学校曾为国民革命培养了一大批革命骨干。除了邓小平参与政治工作之外，这所学校的两位校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山军事学校校长史可轩(1890年—1927年)，名宗法，字以行，陕西兴平人。先后参加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在日本留学期间，亲耳聆听过孙中山的教诲。1926年8月，身为国民军旅长的史可轩，经王若飞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史可轩奉中共陕西省委指示，继续坚持陕西地方的革命斗争，后被反动地方军人田生春杀害。1975年，邓小平给在“文革”中横遭诬陷的史可轩的亲属复信，称“史可轩同志是个好同志，应确认为烈士，并予证明”。
转引自《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6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5页。
中山军事学校副校长李林(？一1929年)，湖南宝庆人。大革命时期从苏联回国，在五原作战中负伤，1921年伤愈后到西安任中山军校副校长。大革命失败后前往广东海陆丰地区从事军事暴动和农民运动，1929年在江西作战中牺牲。
中山军事学校于1927年7月中下旬停办，此前，邓小平已离开西安，随冯玉祥所属部队开赴潼关前线。
为了进一步掌握革命武装，邓小平曾会同时任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队的许权中旅，逐步将该旅改造成为一支革命之师。
许权中(1895年—1943年)，陕西临潼人。辛亥革命时参加陕西起义，光复临潼县城。1918年加入陕西靖国军，后任国民军二军营长、团长。1925年加入中共。1928年率部参加渭华起义，失败后赴苏联学习。1933年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常委、副军长兼十八师师长。1936年任杨虎城部旅长，参加西安事变。后任旅长。抗战爆发后率部出征，参加华北抗战，屡立战功。曾任一七七师参谋长、师少将参议、第四集团军中将参议。1943年12月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由于许旅是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队的主要武装，许权中又是中山军事学校的总队长；同时政治保卫队的各级军官大都先后在中山军校接受训练，所以作为中山军事学校主要领导干部的邓小平对许旅的建设负有重要责任。在他的直接参与领导下，该旅成为中共直接掌握的一个正规旅。大革命失败后，史可轩、许权中将部队拉到陕北的宜川，与党所掌握的武装力量石谦旅会师，并于1928年5月参加渭华起义。
邓小平在冯玉祥处工作时间并不长，大致从1926年下半年至1927年6月，即使仅一年有余，但却能反映出中共与冯玉祥合作到分手之间的一个过程。邓小平对冯玉祥在“拥蒋”
还是“反蒋”的暖昧态度表现出坚决反对的立场。据李世军所著《回忆徐州会议前后的冯玉祥》一文记载：
1927年5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来潼关拉冯反蒋。邓在国民军联军总部的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讲了国内外形势，揭露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种种事实，最后当他高呼打倒军阀蒋介石时，冯玉祥的脸色变了，表现出不高兴的样子。这时从队伍的后排右角，走出一个穿灰布军装，个子不高，身体结实的青年，他向前迈了几步，高举拳头，操四川口音，连喊三声“打倒蒋介石”。冯玉祥怒形于色，立即宣布散会。这个青年随即被军法处带走。第二天，刘伯坚同志向冯玉祥保释，才放出来。当时，冯玉祥对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春涛说，“谁要打倒蒋介石，是他的自由，我不能干涉”，“在我这里，穿二尺半的，就不准喊打倒蒋某某人”。
李世军回忆说：直到1949年12月，当时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郭春涛在北京告诉他，当年在潼关欢迎邓演达大会上，喊打倒蒋介石口号的，是邓小平同志。
李世军：《回忆徐州会议前后的冯玉祥》，《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10辑。
从这份回忆中可见，邓小平面对冯玉祥政治态度的逆转进行了有效的抵制，他同许多中共党人一样，在冯玉祥经受不住国民党右派的物质利诱和政治蛊惑，政治立场动摇不定时，以鲜明的态度表明中共立场，不惜被误解，被捕被杀。充分表达了中共对冯玉祥及国民军所寄托的希望。
邓小平在评价冯玉祥功过一生时，对冯玉祥1927年前后的所做所为还是给予了充分肯定的。尤其是对冯在“分共”、“清共”时所采取的与蒋介石、汪精卫及其他国民党右派所不同的态度，评价很高。正如邓小平所说，1927年蒋介石清党的时候，冯玉祥对共产党的态度比较温和的，礼送出境。邓小平便是1927年7月底被冯玉祥礼送出境后到上海的。
值得记述的一点是，冯玉祥的大女儿冯弗能1926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曾与邓小平同班。1982年9月，在纪念冯玉祥将军诞辰100周年活动时，邓小平曾亲切地会见了冯玉祥的亲属及后代们。一见面，邓小平便询问56年前的同窗好友冯弗能，当别人告诉他弗能已经去世了，他深情地回忆道：“弗能是我在苏联东方大学的同学，她是我们班上年纪最小的，只有十五、六岁。”
由此可见，做为近代中华民族三大伟人之一的邓小平，在其青年时代便与近代著名的爱国将领冯玉祥并肩战斗，共同担负过民族民主革命的重任，而且就在祖国的大西北。
刘伯坚与冯玉祥
刘伯坚，原名刘永福，又名刘永固，后用名刘铸、刘铁侠。
四川平昌人。少年时期家乡读书，自幼勤奋好学，因成绩优异，中学提前毕业，在川东高师毕业后，又进入成都高等师范学堂(四川大学前身)继续深造。
1919年，震憾世界的“五四运动”爆发时，刘伯坚在他就读的成都高等师范学堂的学生运动中起了领头作用。在如火如荼的青年运动中，刘伯坚走出学校，奔走于学生与士兵之间，演讲、写文章，积极宣传革命的新思想，通过宣传“五四”运动的新思想，进一步坚定了刘伯坚追求真理，解救祖国的信心。他和志同道合的朋友相约，决定到法国去，到欧洲去，去寻找革命的真理。
1920年6月25日和朋友们乘船离开中国，9月抵达法国马赛。
刘伯坚先到比利时沙洛王劳动大学半工半读，又在比利时的霞洛瓦做过一段时间工人，与他同在比利时的还有聂荣臻、何长工等人。后来刘伯坚又去法国巴黎等地，一边做工，一边学习。1921年6月，刘伯坚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组织，次年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少年共产党”转为中国共产党。刘伯坚任比利时党的支部书记。此时刘伯坚常奔走于法、比两国，开始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杰出的活动家。1923年底，受中共中央委派，调往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并被公推为中共旅莫支部干事会负责人，连任旅莫支部书记三年之久。刘伯坚为人热情，乐于为人服务，他负责的旅莫支部被人们亲切地称为中共“党内驻苏大使馆”。
1926年5月，冯玉祥及随行人员到达苏联后，接待和争取冯玉祥与国民军的任务，就落到了他的肩上。
此前，刘伯坚已与国民军建立了联系，接待过国民军官兵来苏访问和学习。1925年秋末冬初，冯玉祥派鹿钟麟等一批国民军高级将领到苏联参观学习。刘伯坚、曾涌泉等人组织了一批东方大学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负责接待解决他们的食宿问题，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引导他们参观访问，学习苏联十月革命和国家建设方面的经验。1925年7月，冯玉祥又派了30名留学生赴苏深造学习，这一批青年也由刘伯坚组织接待，并负责他们的思想工作。
冯玉祥派往苏联留学的学兵，分送到莫斯科、基辅、列宁格勒等地的军事学校，学习步兵、炮兵、空军等诸兵种专业知识，参观考察苏军军事设施和兵工厂，大开眼界。为了协助苏联军方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和教育，并解决语言上的困难，苏方要求东方大学派一部分学生参与管理，刘伯坚派东方大学的李一特、赵秀峰、曾涌泉等分赴几所军校对这批国民军的留学生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曾涌泉被派往列宁格勒军校，负责帮助学空军的国民军军官。曾涌泉调往莫斯科后，刘伯坚又改派刘鼎接替他。在刘伯坚具体指导下，旅莫共产党人对国民军留学人员的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对争取国民军中更多的人投身革命，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冯玉祥及随行人员到达苏联后，中共旅莫党组织立即抓住机会积极开展工作。5月17日下午，刘伯坚、曾涌泉和武胡景以《前进报》记者身份，到欧罗巴旅馆去拜访冯玉祥，并赠送冯玉祥一套《前进报》。刘伯坚向冯玉祥畅谈了国际国内形势，并对国内政局的变化发展作了精辟透彻的分析，给冯玉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刘伯坚在与冯玉祥的经常接触和交往中，向冯详细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和政治工作方法，指明彻底解放工农，建立富强的新中国的道路，阐明推行孙中山三民主义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理论和方针、方法。
刘伯坚除了做好冯玉祥上层人物的工作外，还注意在冯的部属中发展和加强党的力量。冯玉祥有一个亲信副官，叫张振亚，就是在冯玉祥访苏期间由刘伯坚、曾涌泉介绍加入共产党的。后来，张振亚带一个旅潜伏在冯部，抗日战争爆发后，张率领全旅将士到晋察冀参加八路军，并在晋察冀担任了敌工部部长。
冯玉祥在苏联期间，经过苏联政府领导人、共产国际负责人和在莫斯科的刘伯坚等中共人士的谈话和争取，冯玉祥表示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要向苏联共产党学习；军队要改组，要向苏联红军学习；红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好，国民军中也要设立政治部。在第三国际的积极推动下，苏联无偿援助了冯玉祥一批武器，主要是轻武器和弹药，此外，还派了军事顾问乌斯马诺夫(原任苏联红军第三军团长)、翻译可尔夫去帮助冯军工作。冯玉祥很器重刘伯坚，他向共产国际提出，要求派刘伯坚和他一道回国去主持政治部的工作。共产国际同意了他的请求。1926年8月，刘伯坚遂与冯玉祥以及苏联顾问等一起回国。
刘伯坚回国后，立即在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的领导下，投身到改造国民军的艰巨工作中。改造国民军是一件十分艰难的工作，因为这时自1926年初南口败退之后，这支部队已陷入土崩瓦解、走投无路的困境，全军给养困难，士气低落，军心涣散。
五原誓师后，刘伯坚提议将国民军联军总部由五原迁至包头，由于包头位处交通枢纽，北可以保证通往苏联的国际交通线，东可以直接取得中共北方党组织的领导。冯玉祥因信任刘伯坚，决定移师战略重地包头。
总部迁到包头后，为了把冯玉祥的这支部队改造成为名符其实的革命军队，刘伯坚主要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建立各级政治工作机构；另一方面是举办各种干部训练班或军政干校，培养军队的骨干。
刘伯坚在政治部内设立组织处、宣传处、总务处三大机构。同时在各军、师、旅、团、营中设机关，选派中共党人赴各政治机关担任主任一职。
刘伯坚非常重视宣传工作，将原来的国民军机关报《西包头日报》改版为《中山日报》，并选派中共北方区委调来的贾丽南担任主笔，刘贯一、贾一中任记者。同时，各军、师都办起了自己的小报，有油印的，也有铅印的。这种宣传方式在旧军队中是绝无仅有的，对于冯玉祥部队的彻底改造发挥了重大作用。
为了提高部队素质，刘伯坚在五原、包头、银川、兰州、西安等地办了多处军政干校，招收进步青年学生、下级军官和有文化基础的士兵入学，经过短期培训，输送给部队。刘伯坚每期都亲自去讲课。他讲课生动有趣，深入浅出，一般下层军官和士兵大都听得懂，因此颇受欢迎。刘伯坚还利用一切时机向部队进行政治教育。他提出废除打骂士兵等旧军队中的不良制度，实行官兵平等的措施，使部队面貌焕然一新。
刘伯坚很注意上层军官的统一战线工作，经常向他们进行新三民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他不仅深得冯玉祥的信任和器重，也和其他一些高级将领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邓宝珊、杨虎城、吉鸿昌、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人对他都很敬佩。
原国民军高级将领之间时有摩擦，发生纠纷时，都愿找刘伯坚调节、评理。1927年4月，刘伯坚与王叔振在西安结婚，婚礼由冯玉祥主持，国民军许多高级将领前来表示祝贺。
值得一书的是刘伯坚帮助冯玉祥筹划五原誓师，并向世人展示了冯玉祥思想的转变和他投身国民革命的坚定信心。
五原誓师是冯玉祥国民军转败为胜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它是刘伯坚等中共党人具体帮助和组织进行的。
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在绥远省五原向全国发出了参加国民革命的宣言。这一宣言，是冯玉祥及国民军进入新阶段的行动纲领，是国民军获得新生命的重要标志。而誓师宣言则是由刘伯坚起草，并经国民党左派于右任等人润色的。
为了说明和展现刘伯坚对冯玉祥思想的影响，了解冯玉祥传奇的一生及思想转变的轨迹，特摘录如下：
“冯玉祥本是一个武人，半生戎马，未尝学问。唯不自量，力图救国，无奈才短识浅，对于革命的方法不得要领。所以飘然下野，去国远游。及至走到苏联，看见世界革命起了万丈高潮。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受国外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双重压迫，革命运动早已勃兴，又受世界的影响，民族解放的要求，愈加迫切。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即由此而生。于是我明白了救国的要诀已经由他开辟了道路。
中山先生说的好，行易知难。我既是知道了，自然是刻不容缓地马上干起来。又因最近中国的国民从国民军退后，受压迫比以前更厉害。我的热血沸腾起来，情不获己，遂赶快回国，与诸同志上革命战线，共同奋斗。我这是没有办法而去，有了办法而来。走的时候，不是洁然鸣高；来的时候，不是什么东山再起。现在当归国之始，有些必要的话，特掬诚以告国人。
我是生在工人的家庭中，父为瓦工，贫无立锥，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人，自幼失学，及长入伍当兵，逢着庚子年八国联国攻打中国，结下辛丑条约。我受了极强烈的刺激，愤政府失败，改革的思想于是萌芽。后来受了革命的影响，也形成了推倒满清的志愿。辛亥武昌起义，我与张之江、李鸣钟、张树声、韩复榘诸同人，同王金铭、施从沄、白稚雨诸烈士，举兵响应，而有滦州之役。不幸为王怀庆所欺，功败垂成。王、施、白及诸烈士即时成仁成义。我和张、韩、张、李均被递解回籍，仅以身免。民国以后，我又出来治兵，苦心经营，以成陆军第十六混成旅。袁世凯叛国称帝，我在四川与蔡松坡联络，并助成四川独立。民六张勋复辟，我正去职，养病西山，疾到廊房，先马厂誓师而起兵；进攻北京，击溃败兵。民七南北军战于长岳。第十六混成旅停兵武穴，牵制南下之军。民国十三年曹锟贿选窃位，吴佩孚骄纵横暴，且武力统一政策，以乱以扰粤。而直、鲁、豫、鄂受其直辖，为祸更烈。并逞其凶残，惨杀工人、学生，尤其为国人所共弃，后来又动全国之兵，攻打奉天，穷兵黩武，涂炭生灵。我与胡景翼、孙岳均痛心疾首，不能不取断然行动，遂班师回京，举行首都革命，倒曹败吴，并驱逐帝制余孽溥仪，以完辛亥革命未竟之功。这一次的意义，一是讨伐贿选，为中国争人格；二是反对武力统一，用免兵祸；三是铲除帝制祸根，免得再闹复辟的乱子；四是开远东民族解放的局面。当时段祺瑞以革命政府相标榜，我们看着他遭过失败，养晦多年，当有觉悟，所以请他出来当临时执政，以便作解放民族的事业。不料他出来以后，仍是引用私人，败行失政，解决金佛朗案，使国家受莫大的损失。国人至今痛恨他的革命政府完全是假的。对于民众，不但不解放，而且严重地压迫。弄到后来，演成‘三一八’的毒杀案子，枪击学生，出了极暴烈的惨剧。政府成了杀人政府，岂有再拥护他的余地，所以又有倒段之举。以上这些事实，都是从革命的路线上而作的。他人不知，仍斥为几次倒戈，责我为惯于逼宫。这是由于不明白革命，所以我特写述出来，好使国人对于我有明确的认识。有人骂孙中山先生，说他中山真有点革命癖，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就是要革命；若是他的儿子做了大总统，他也是要革命的。在他人以为这是骂孙先生，其实孙先生的伟大，正是在此。一个革命者，只要看见统治者作得不对，就得要革命。无论他的亲戚也好，长官也好，站在民族的意义上，这些个人私情，一概都顾不得。吴佩孚张嘴闭嘴所提的纲常名教，尽可由学究们放在故纸堆里保存。不能拿到二十世纪的民主国里害人。但是有一层，我虽然作过几点革命事业，我却没有鲜明的革命旗帜。
因为我对于革命，只有笼统的观点，没有明确的主张。革命的主义，革命的方法，在以前我都没有考察。所以我只有一点两点改革式的革命，而没有彻底的作法；我也赤裸裸的地说出来，好使国人知道我所做的忽而是革命，忽而又不像革命，其缘故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就革命的观点上说，过去若说是一个中国革命者，是一个中山主义者，我都不配。至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世界革命的话，更是说不上了，不意当时有人说我赤化了。现在扯起来，真是惭愧！当时的冯玉祥，哪里够得上赤化！不但骂我的，不知赤化是什么；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赤化。骂我的人，也说不出根据来，只说不该与苏联亲善。我想世界各帝国主义者，用不平等条约压迫中国，致中国的死命，只有苏联自动地取消不平等条约，以平等待我们民族，自是引起我国的好感，使我们彼此亲善。若对于以平等待我的人而不与之亲善，反去巴结以奴隶待我的国家，这是何等之国的心理？这是要请国人明白的！至于吴佩孚乱造谣言，说我与苏联结了什么密约，尤其是荒唐之语！我向来是痛恨卖国贼与外人结密约，岂有躬自蹈之之理！苏联把种种不平等条约自动地取消了，哪里有再结不利于中国的条约之理！
况且我个人的性格所在，绝不肯作这种鬼的事。如果有什么密约，也不能久瞒于人。什么密约，什么条件，何以绝无所闻？
若说苏联帮助中国革命，有所怀疑，要知道苏联是以解放世界上被压迫者并扶持弱小民族为己任。主义在此，什么不利于人的事都作不出来。吴佩孚肚子里，比谁都明白；他明白冯玉祥不是一个结密约的人，无论如何作不出来这种事来。他又明白离赤化离得很远，够不上戴赤帽子。而他偏要说什么密约，又是什么讨赤，完全是骗人来共同反对国民军，以泄他自己的私忿。大家不知道，随声附和，实在是上了他的大当！吴佩孚先是召号的所谓讨贼战争，后来忽一变而为反对国民军的战争，国民军退天津，退北京一再让步，谁知你越让他越攻。军阀何以如此呢？军阀本身实在无力量，乃是帝国主义在背后主持，因此我们知道要想战胜军阀，必须先要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压迫之甚，几使中国不能生存。工人农民及一切受苦受难的人，为什么这样穷？这样苦？就是帝国主义所给的。帝国主义的各国，强迫中国订下了许多不平等的条约，于是在中国有租界，有租借地，有海陆军驻扎权，有航行权，有领事裁判权，修铁路、开矿山，把持中国的海关，强制中国行协定关税。压迫剥削，不一而足。例如抽关税，只能值百抽二五，使中国国库少收入，整理财政无从着手。而最大的害处，是在阻碍工商业之发展，致中国经济之死命。使他们的货物尽量输入，使中国的原料贱价输出。于是中国每年进口货超出口货，其价值在三万万两银子之谱。赔款及外债，本息偿还，单是在关、盐两税项下拨付的，每年就是9千8百万元。至于他们在中国经营的矿山、轮船、多种工厂，各地银行纸币所吸去的大批现金更是无算。又因关税不自主，不能保护国货发展，致使洋货遍中国，吸去的银钱又不可胜计。如此，中国只得穷困，而且穷到死的地步！帝国主义经济的侵略，把中国弄穷了；又用政治的侵略，陷中国于危境。东交民巷的使国，是何等的强横！稍微明白中国的政局，没有不知道的。他们对于中国的内政，动辄加以干涉。如上年大沽事件，干涉国民军，即是一例。其最厉害的，是利用中国军阀压迫民众，唆使军阀互相战争不已，以巩固其在华之权利，遂使民国成立十五年，年年都有战祸。已经被它弄穷了的中国，又加上十几年的战争，于是农民、工人、商人、学生、机关职员、新闻记者、士兵一切民众，穷的穷死，其原因都在于此，痛苦的来源，已经求出来了。我们要解除这深切的痛苦，惟有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我们就投袂而起，与革命同志们，共同担负这个使命。现在我所努力的，是遵奉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所有国民党一、二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决议案全部接受，并促其实现。今后将国民军建在民众的意义上，完全为民众的武力，与民众要结合。军队所在地方，工人组织，农民组织，均当帮助。并联合其他民众之团体，共负革命之责任。同时对于学生、教员、商人、机关职员、新闻记者各阶段之利益，均极力顾全。意义是解放被压迫之中国民族，以与世界各民族平等，铲除军阀之压迫，使工人不受剥削，农民不受苦，商人不破产，学生有书读，教员及机关职员都有薪水发，新闻记者不发生生命的危险，以及其它人民的痛苦，均为解除。至于政治主张，我是一个国民党党员，是国民政府委员之一，一切由国民党决定，国民政府主持。我唯有与诸同志集合全体的力量履行就是了。谨此宣言。”冯玉祥：《我的生活》（下），第490~495页。
五原誓师后，在刘伯坚等人的帮助下，冯玉祥大力整顿队伍，重振旗鼓，不仅使濒于败亡的国民军起死回生，而且使国民军逐步摆脱旧军阀影响，成为一支具有比较鲜明的革命倾向、同共产党积极合作的革命武装。同南方正在北伐的十余万国民革命军南北呼应，开辟了北伐战争的北方战场。正如毛泽东所说：“当着革命军向武汉前进，以至打到武汉、打到河南的时候，发生了……冯玉祥参加革命的事情。”当时，“冯玉祥率领他的军队在绥远省宣布脱离北洋军阀的系统而参加革命”。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41、159页。
从此，冯玉祥及国民军对中国政局和北伐战争的影响日益增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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