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各地的“清党”活动

    5月份后，冯玉祥亲率中路军，命其主力直取灵宝，5月8日攻占陕州，22日克新安，向洛阳挺进，26日攻克洛阳。此后，冯玉祥命孙良诚部沿铁路东进，方振武部由登封、禹州向许昌进击。次日攻下孟津，30日克巩县、密县等地，冯军士气大振。

    这时武汉政府的北伐军4万余人正沿京汉铁路北上。武汉北伐军面临的对手是装备精良的奉军精税部队张学良、韩麟春部。

    奉军张学良只派少量部队扼守洛阳，拟阻挡冯军的东下。

    而以六、七万精税部队迫击武汉北伐军。然而张学良无法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继续坚守郑州、开封等地。6月1日，奉军全部向黄河以北败退，冯军和武汉北伐军攻下郑州，次日又克豫东重镇开封。至此，国民革命军与冯玉祥部队“会师中原”

    的作战方针完全实现。

    中原会师后，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局势：一方面冯玉祥和宁、汉双方的主力部队都集结于陇海铁路线上。此时，冯玉祥统辖豫、陕、甘三省，虎踞中原战略要地，扼控京汉、陇海两铁路交通要道。在宁、汉、张三足鼎立之势的情况下，冯玉祥的军事实力和所处的战略地位，便具有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另一方面，在宁、汉对立过程中，武汉政府内部危机却急剧严重了，湖北、湖南、江西等地均发生背叛武汉、投靠南京的事件。武汉政府内部早就因缺乏领袖、核心而矛盾重重，这时上层分子就开始动摇了。

    这种局势促成了武汉政府和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

    6月10日，郑州会议在陇海铁路郑州车站附近的陇海花园正式举行，会议由汪精卫主持。汪精卫召开郑州会议的主要目的在于“拉冯”、“讨蒋”、“分共”。经过讨论，冯玉祥和江精卫在许多方面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尤其在“分共”问题上，达成共识。

    会上湖南省主席何健说：“现在湖南的情况真是一团糟，稍微有几个钱的人，都无法安居了。连长、营长的父母兄弟，有的被拘捕了去当土豪劣绅惩办。”冯听了这些话，联系到陕、甘一带和部队里发生的那些和他的主张相冲突的事件，便对各地工农运动更加不满意了。

    由于此时的冯玉祥一直把蒋介石当作北伐之中坚，国民革命之领袖，因此，冯不同意“讨蒋”，而是规劝双方“息争”，主张宁汉联合继续北伐。

    郑州会议作出了如下决议：1．党务方面：取消西安、北京两个政治分会，另设开封政治分会，由开封政治分会指导豫、陕、甘三省党务。决定冯玉祥任开封政治分会主席，于右任、徐谦、刘伯坚、杨明轩、顾孟余等20余人为委员。并聘请乌斯马诺夫为顾问。

    常建国、郭洛：《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1期。

    2．政治方面：决定成立豫、陕、甘三省省政

    府委员会，并决定了三省省政府人员名单。3．军事方面：决定在河南的各军统由冯玉祥节制指挥，裁撤河南保卫军，归由冯重新编组，陇海路以北、平汉路以东的敌人，统由冯玉祥负责肃清，而所有在河南的武汉北上的国民革命军唐生智、张发奎部，则一律南撤，巩固长江方面的防务。

    刘骥：《南行使命》，《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72页。

    同时，军委主席团决定将第二集团军扩编为七个方面军，由孙良诚、靳云鹗、方振武、宋哲元、岳维峻、于右任、刘郁芬分别担任总指挥。

    郑州会议刚过，蒋介石便急于了解冯玉祥对南京政府的态度，致电冯，要求在开封会晤。冯由于刚刚在郑州会议上从汪精卫处获得巨大好处，而又要在自己的辖地与汪的对头谋面，冯感到难以向武汉方面交待。冯回电要蒋另约地点相会。

    6月下旬，冯和蒋经多次联络后，确定了在徐州会晤。

    冯抵徐州后，下榻花园饭店，20日，徐州会议正式开始。

    会议作出六项决议，涉及到党务问题，目前政治建设，对于共产党之办法，继续北伐问题，关于武汉政府问题，政治部改良问题，国民会议筹备问题，军事问题等等。而“对付共产党”、“继续北伐”可谓是双方共同的认识。

    蒋介石的原意是企图拉冯与他共同“反汪”，但在宁、汉对立的问题上，冯玉祥始终坚持“调解”宁汉争端，并强调武汉方面已开始进行“反共”，国民党内部不要自相残杀，由于冯的坚持，因而蒋介石便不再提“反汪”之事了。

    “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是冯玉祥在由左转向右的重要标志。不久，冯玉祥在河南公开发表了《敬告全国同胞及国民军同志书》，在这里冯玉祥错误地认为“在中国只有国民革命断无阶级斗争”，《冯玉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4~45页。

    共产党以“造成恐怖状态，然后造成指挥自

    己”。“专攻打内部同志、自己同胞，长此不已，断无不败”。于是，冯玉祥“厉行清党，不辞劳瘁”，并在多处作反共讲演。为了表示对蒋介石尽“盟兄”之职，6月25日，冯玉祥向所属部队及所管辖的地区发出《通告各部队时局近况电》，诬称第三国际和苏联政府援助中国革命是“坐收渔人之利”，公开打出反苏、反共旗号。6月28日，冯以中央政治委员会开封政治分会主席的名义致豫、陕、甘省政府一密电，指示其关于“清党”的措施，电称：“兹遵照中央最近训令意旨议决办法数条如下：1．不准跨党；2．共产党跨党领袖，一律解除职务，开除党籍，遇必要时，得以严重监视；3．在国民革命时期，不准以共产党名义活动，亦不准假国民党名义作共产党工作，违者按反革命条例治罪”。郭绪印、陈兴唐：《爱国将军冯玉祥》，第141页。为了在陕甘等地破坏中共党组织，全面“清党”，7月上旬，冯玉祥致电留守陕西的第二集团军总参谋长石敬亭，提出反共“三原则”：1．各机关如有共产党员，一律声明，在本军范围内作为顾问，不许兼任其它职务；2．跨党共产党员即日声明，脱离共产党；3．在本军范围内不许有违反三民主义之宣传。

    按照冯玉祥的电令，陕甘各地的反共活动与其他地区一样，全面展开。西安警备司令部下令严禁共产党组织的活动，军警查封了陕西各地的工会、农会组织，收缴农会原来配发的武器，捕杀工农运动的领袖。强迫第二集团军驻陕部队中的共产党人“宣布脱离共产党，听国民党的统一指挥，守国民党之规则。”“凡共产党人，共产行为及一切宣传共产主义的各种印刷品和奇异口号，一律禁除，……如有违犯者以军法从事”。

    通令缉捕中共陕西省地方党组织领导人魏野畴、李予洲、杨明轩、刘天章等人。并将第二集团军中共产党员刘伯坚、安子文、宣侠父、邓小平、刘贯一等人扣押，随后以极为特殊的方式“礼送出境”。据当时被“礼送”者之一的方仲明回忆：

    “国民党徐州会议后，冯玉祥立即命令把150多名做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解除职务，押往开封某中学校。7月中旬的一天夜里，我们20多人被叫了起来，穿好军装，背起行囊，送上两辆闷罐子火车西行，我们也不知道干什么。天黑时，车到郑州，卫兵仍然守着我们。天快黑的时候，从北面开来一列车，挂上我们这辆车又往南开，出河南入湖北境，在靠进武汉的一个站，车不走了，把我们甩下”。《冯玉祥在陕西》，第146页。

    随后。按照“徐州会议”的要求，冯又以“清理党务”为名，电请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批准其提名的整理党务要员分赴陕、甘等地实行“清党”。举办“党政训练班”，培训反苏、反共的党务骨干，在各方面军总指挥部、军、师、旅、团、营设立“党务组织”，迫害中共党人。

    在甘肃，冯玉祥派杨耀东、任冠军、曾三省等7人来到兰州，另组国民党省党部筹备委员会。6月底，冯玉祥电令共产党员王孝锡、胡廷珍、马凌山、保至善前往郑州“开会”，途中，马凌山、保至善在西安被捕后牺牲。7月23日，冯玉祥勒令全省各级国民党和进步团体停止活动，共产党一律退出原有组织。8月11日，冯玉祥电示各地，“对共产党活动，务须严防严查”。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国民党省党部何履享等人开始在甘肃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张一悟、王孝锡、胡廷珍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30余人被通缉。刘郁芬按冯玉祥指令成立“甘肃省清党委员会”后，接连向各县发出：“缉查共产党活动”、“根本肃清逆党”、“处理共党分子办法”、“防范过境苏联外交官员的宣传活动”等一系列“训令”。

    载1927年12月《甘肃省政府公报》。

    《新陇日报》出现了“共贼王孝锡、王有章等煽惑青年……”等反共文章。

    曾任中共兰州特别支部书记的张一悟，集合兰州地区的30多名共产党员开会，根据全国形势逆转，兰州也日益恶化的严重局面，决定凡已经暴露身份的同志，必须迅速离开兰州。是年底，兰州的共产党员大部分转移。1928年春，刘郁芬的参谋长由兰州去宁夏途中被回民刺死，刘郁芬认为是共产党所为，进一步搜捕共产党，曾任兰州进步青年组织“青年社”主要成员冯玉洁、窦香菊等6人先后被捕；沿途车站、旅店到处张贴布告，附有照片，逮捕共产党员。不久，新改组的国民党省党部刺探到王孝锡在宁县一带活动，立即派人到宁县将王逮捕，旋即转押兰州，于1928年年底杀害。

    参见《甘肃党史资料》（内部刊印）第四辑第37页。

    王孝锡临刑前曾留绝命词：

    纵有垂天翼

    难脱今夜险。

    问苍天，

    何不行方便：

    驭飞云，

    驾慧船，

    搬我直到日月边。

    取来烈火千万炬，

    这黑暗世界，

    化作尘烟。

    出铁笼，

    看满腔热血，

    洒遍地北天南。

    一夕风波路三千，

    把家园骨肉，

    齐抛闪。

    自古英雄多患难，

    岂饶我今然！

    望爹娘，

    休把儿挂念，

    养玉体，

    度残年，

    尚有一兄三弟，

    足供欢颜；

    儿去也，

    莫牵连！

    王孝锡的绝命词表达了这位甘肃早期共产党人不屈不挠、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同时也是对国民党背叛革命，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罪恶行径的控拆。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冯玉祥由左转右后陕甘一带革命形势的低落和白色恐怖的形势。

    由此可见，此时的冯玉祥已视友为敌，不再顾及这些曾为国民革命、北伐战争出生入死，跟随他并帮助他重振国民军，转战绥、甘、陕数省，患难与共的战斗情谊了。这不能不说是冯玉祥一生中最大的悲剧，也是他的军队由鼎盛走向衰败的起点。

    然而，冯玉祥跟随蒋介石、汪精卫实行清党活动，大肆迫害中共党人和革命群众的行径，不仅没有吓倒英勇的共产党人，反而促使他们用各种方式开展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

    陕甘地区也多次发生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再次点燃了西北地区革命的火焰。

    渭华起义便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组织在西北领导的正规武装和农民暴动相结合的一次起义。中共八七会议后，作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战略决策，1927年底中共陕西省委派共产党员、黄埔军校毕业生刘志丹到驻在陕西临潼的由共产党员许权中掌握的部队中，开展策反工作。这支部队约1300余人，是由原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总队和中山军事学校学员组成。该部队中留存有较多党、团员。大革命失败后，冯玉祥曾下令该部出潼关。为了保存这支革命力量，暂时接受了陕西地方实力派冯子明的改编，作为冯部的一个补充旅，由许权中任旅长。刘志丹到许旅后，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举行武装暴动，脱离军阀队伍的文件精神和陕西省委的指示，经过认真周密的准备，1928年5月，在中共陕东特委和刘志丹、唐澎、刘继曾等人的组织下，渭南、华县农民和许权中旅在渭、华一带举行起义，并建立了苏维埃基层政权。因渭、华地处豫、陕交通要冲，严重威胁着冯玉祥在陕西的统治，也造成他后方不稳的危险，于是冯命宋哲元，率田金凯、魏凤楼、孙连仲等三个师进行围剿。由于寡不敌众，起义军不得不撤出渭、华一带。起义军失败后，保留下来的部分革命力量转战到陕西北部山区，继续坚持斗争。

    应当指出的是，冯玉祥的清党活动尽管是按郑州会议，尤其是徐州会议上与国民党右派所达成的协议，并根据冯对蒋介石、汪精卫的承诺进行，而且是以彻底的形式进行的，所以对他来说，做了件“对不起朋友”的事，多年后他一直愧疚不已。但冯玉祥的清共毕竟与蒋、汪有着诸多不同之处。即在他所控制的军队和地区内，并未用完全形式的“铁血政策”，也没有用“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漏网一个”的口号，虽然杀害了一批中共党员、青年团员和革命群众，但多的还是用了较为温和的方式，诸如“愿意走者发给川资”的“礼送”、“遣散”和“个别逮捕”，以完成“清党”任务。

    1927年8月11日，冯玉祥在给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秘书长薛笃弼的电报中曾说：“对共产活动，务须严防严查，……惟对此项党人，只准拘留警闭，不准抢杀打罚，仰此尊照，促其悔过反正”，对于遣散各军中的中共党人，均发适当遣散费，科长以上1000元，其余50元。刘伯坚得到1000元后离开冯军。

    有一位基督教牧师浦化人，系中共党员，冯按照惯例，下令通缉，但令文中故意将浦化人写为“蒲化人”，其结果为：“此人下落不明，遂不了了之。后来浦化人被南京政府拘捕，冯玉祥又将浦保释。”简又文：《西北从军记》，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第69页。

    苏联顾问鲍罗廷乘火车离郑州经兰州返苏时，

    冯玉祥亲自到火车站迎送，并派高级官员张允荣和李连山二位筹办了礼品，护送鲍顾问由潼关经兰州而至库伦，使他平安返回苏联。郭绪印、陈兴唐：《爱国将军冯玉祥》，第143页。

    建立反蒋基地

    经过半年多的宁、汉对立，在国民党各方势力较量之后，1928年2月，蒋介石操纵召开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大会决定改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恢复了军事委员会。

    蒋介石当上了军事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并通过“整理党务”，“完成北伐”，及在武汉、广州、开封、太原设政治分会等项议案，交国民政府，责成军事委员会、北伐军总司令统筹全局，从速办理。

    国民党四中全会后，蒋、冯、阎(锡山)、桂(李宗仁)四派暂时取得妥协，他们的军队分别改编为四个集团军，从1928年4月开始同北洋军阀集团最后一支势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控制着北京政权的张作霖，在1928年2月间，连续召开几次军事会议，图谋保存政权和地盘，作全面部署，议决对京汉路和津浦路方面均取守势，而对山西则取急烈攻势。奉军以张学良的三、四方面军的主力及张作相部攻晋，以三、四方面军的一部分配置京汉路对豫北取守势；其他如褚玉璞、孙传芳、张宗昌三部配置于大名、济宁、临沂一带，采取防御战术。

    总之先下山西，再图南进武汉。

    蒋介石“北伐”的部署是：以第一集团军沿津浦路北上，循泰安、济南、沧州而直捣天津。第二集团军攻击京汉路以东、津浦路以西地区之敌，自新乡向彰德、大名、顺德一带北上，右与第一集团军、左与第四集团军相联络，会攻津、京。第三集团军自太原循正太路，出娘子关，截断京汉线，北上与第四集团军会师北京。第四集团军循京汉路，经郑州、新乡，向正定、望都一带集中，直攻保定、北京。

    孙传芳、张宗昌打算以泰安为天险，企图死守。蒋介石命令第一集团军方振武、贺耀祖两军发动攻击。5月1日，张宗昌自知济南陷入孤立，势难久守，便自动放弃向德州撤退，蒋军占领了济南。

    张作霖面临节节败退的形势，乃下令北洋军全线退却，重新调整防线：以德州、顺德为第一道防线，以沧州、石家庄为第二道防线。以马厂、保定为第三道防线，以保定为中心，向西线集中，以达各个击破“北伐军”的战略目的。

    5月13日，第一集团军占领了沧州、德州，奉军第一道防线已破。张作霖以奉军据守天津、北京一带，与津浦路的直鲁联军及孙传芳的直军连成一气，总兵力共40余万，战略部署是：

    津浦方面，诸玉璞部驻防津浦路的张高屯一带。孙传芳部的李宝章、郑俊彦两部驻守盐山、马厂。

    河南方面，袁振青、孙殿英两部驻杜生镇、交河，于学忠、孙传芳的主力驻任邱、河间一带。

    高阳方面，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在高阳的南滹河北岸一带，筑有坚固的防御阵地。

    平汉路方面，奉军高维峻、汤玉麟、闻泽生防守大同、柴沟堡一带。

    5月28日，蒋介石下达总攻击令，国民革命军一至四集团军向奉军全线总出击，并乘势追击。至6月2日，先后占领保定、高阳、河间、沧州一带。奉军退至琉璃河、固安、永清、胜芳、马厂一线。6月6日，张宗昌、孙传芳所部纷纷向天津、北京退却，而张作霖已于6月2日离开了北京，同时下达总退却令。各路大军概未发生激烈战斗。

    国民党军队北伐迅速向前推进。孙传芳看到大势已去，乃于6月3日通电下野。所部由郑俊彦率领向国民党军投诚。孙本人则逃往沈阳，寄食在张学良门下，以待时机。张作霖悄然离京，返回东北途中，当所乘列车到达沈阳附近的皇姑屯时被日本关东军河本大佐预埋的烈性炸药炸死。关内奉军由张学良、杨宇霆率领，陆续向关外撤退。

    6月4日，奉军陆续退出北京。8日，蒋军进占北京。11日，阎锡山、白崇禧联袂进入北京，蒋介石即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司令。

    6月15日，南京政府发表对内对外宣言，宣布“中国之统一”，“正告完成”，“此实结束军政，开始训政之时也。”到此时为止，北洋军阀的最后一个政权覆灭了，尚存在于东北的奉系政权，属于地方性政权，因此，可以说北伐完成了“统一”大业。

    6月20日，南京政府改直隶省为河北省，改北京为北平。

    国民政府四个集团军联合北伐，至此基本结束，此后冀东、淳河一带虽有围歼张宗昌残部的战争，但已属余波了。

    奉军退出北京时，张宗昌部除少数归顺蒋介石外，尚有3万余人离开天津，保留在冀东一带。本拟随奉军出关，但奉方因张宗昌部的纪律废弛，故不让其出山海关，后被齐燮元及安福系吴光新等收编。

    这样，蒋、冯、阎、桂四派打败了旧军阀，会师北京，完成了北伐重任。但这时，新的矛盾又必不可免地出现了，正如毛泽东所说：“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之前，有一个对付张作霖的临时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之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复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49页。

    冯玉祥此时拥兵近40万，而且中原除河南、山东部分外，大部分兵力已逼进北京。京津地区驻扎有数十万冯所属的第二集团军，而且此次北伐中，冯玉祥自南口大战至五原誓师、平甘援陕、东进中原，会战京津，整个北伐战争的北方战场可谓由冯开辟。冯玉祥功不可没。自认为北伐功臣的冯玉样本想在战争结束后，蒋介石要论功行赏，在战后的利益分配上，也应明显地超出他人，分得最大的一部分利益，至少应离开西北地区，使自己40万大军有一块如中原地区这样的地盘。然而，冯玉祥的企盼还是落空了，其原因是蒋介石惧怕冯之势力超过自己，对其今后不利。早在蒋、冯、阎、桂四个集团军总攻北京时，蒋便采取“以阎制冯”的策略，让山西的阎锡山遏制冯军势力的发展。“为了便于操纵控制，故意抑冯抬阎，把兵微将寡的晋军分配去占领京、津及河北全省，把战斗力强的西北军放在后面。”徐铸成：《报海旧闻》，第147页。

    早在蒋介石下达进攻北京总攻击令前夕，即

    1927年5月30日，蒋曾到石家庄与阎会晤，此次会晤是在背着冯玉祥、李宗仁情况下秘密进行的。为换取阎对蒋“统一”

    领导的支持，蒋同意将进攻京、津的优先权交给阎。然后为搪塞冯玉祥，蒋又赴新乡会晤冯，借口北京各国公使均表态对冯无甚好感，而阎却是列强能接受的人物。用外国列强来压冯，使冯无以对答。因而阎锡山所属的第三集团军不费吹灰之力便拿下北京。6月8日，阎部商震、张荫梧两个军分别开进北平城，驻在天坛、旃坛寺等处。而冯玉祥所属第二集团军先头部队韩复榘军仅驻扎南郊，不得再深入。

    这样在战后北平地方权利安排上，对冯也极为不利。阎为平津警备总司令，其下属分别把持了平、津地方政权的各个职位。而战功卓著、牺牲最大的第二集团军仅分得北平特别市市长和崇文门税务局局长两个职位。

    在善后会议上，蒋为了达到彻底削弱各方势力的目的，以编遣委员会名义，要求冯玉祥所属部队由原来的34个师又20个旅被缩编为10个师，周斌：《回忆编遣会议》，《文史资料选辑》，第128页。

    而与其兵力相差无几的蒋介石却实际上可保留18个师。另外，在地盘分配上，第二集团军冯玉祥占有鲁、豫、陕、甘；第三集团军阎锡山占有晋、冀、察、绥及平、津两直辖市；第四集团军的李宗仁、白崇禧占有桂、湘、鄂、及汉口市；第一集团军的蒋介石占有广东及华中、华南等地区。显然，第一集团军所占地区最富裕，交通便利，又有出海口，而其他人却无法与蒋相比，尤其冯玉祥更是有苦难言。

    他想要平、津地区及河北省，蒋介石硬是不同意，这便为此后的分裂埋下祸根。

    北伐结束后，冯玉祥所属部队的待遇也无法与蒋军相比，冯军下级军官每月薪饷20元，中级军官40元，高级军官80元，士兵每月仅3元。而蒋属中央军的下级军官为60~80元，中级军官140～240元，高级军官最低为320元。

    冯玉祥在1927年抛弃了国共合作情谊，背离孙中山三大政策和国民革命精神，去追随蒋介石，其治军灵魂自然便和旧军阀一样，争利益、抢地盘则成了战后与各派交锋的焦点。那么冯玉祥和蒋介石之间的分裂也就日益明显、激化了。

    1929年初，冯玉祥在一次给军校学员训话时，开门见山地怒斥蒋介石搞独裁、政治上不民主、搞一党专政，军事上扩充自己的嫡系部队，排挤和缩减杂牌军，不让其他部队发展，不发饷，不发武器弹药，企图迫使这些部队穷散伙。冯玉祥不无感慨地说：“我们西北各省，都是地瘠民苦的穷山窝，陕甘两省旱灾，百姓穷苦，我们官兵吃的全是杂粮，中央不发军饷，我们吃什么？穿什么？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吃的是大米、白面。”

    《冯玉祥在陕西》，第221页。这是太不公道！太不民主了！

    1929年4月，蒋个石在击败了桂系的反蒋战争后，便准备着手解决冯玉祥势力，开始指责冯“联桂违抗中央”，更利用特务制造摇言，攻击冯“将攻晋谋出平津，由外蒙勾结苏俄”

    《1927—1934年的反蒋战争》上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编之六，大东图书分司印行，第60页。云云。

    这时，冯玉祥和蒋介石兵戎相见已难以避免了。为防止被蒋介石分而治之，冯玉祥被迫于5月下令部下韩复榘、石友三从信阳、襄樊撤退，同时令原在鲁、豫两省的部队向陕西撤退。

    经过近一年的与蒋讨价还价，冯不仅看清了蒋介石新军阀排除异己的真实面目，而且在竞争地盘的过程中对西北地区的战略地位又有了新的认识。这时在他看来，西北虽贫困，多灾多难，但地域辽阔广大，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与中原相比具有其特殊性和相对独立性，便于冯军的回旋。加之这里对西北军来说，社会基础较好，各地方势力均能接受冯玉祥及西北军。因而冯在考虑，一旦冯、蒋之间的战争爆发，陕、甘则有可能成为重要的战略基地。

    为确保陕甘战略基地，冯下令韩复榘、石友三撤回西北时，炸毁了武胜关隧洞，以防蒋军的追击。

    冯玉祥也回到陕西，决心单独出兵讨伐蒋介石。1929年5月19日，冯在陕西华县他的司令部里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反蒋军事行动。参加会议的有冯军的高级将领鹿钟麟、宋哲元、孙良诚、刘郁芬等人，主要研究讨伐蒋介石的问题。会上列举了蒋的四大罪状：1．党务方面，蒋私自圈定和指派国民党三全大会代表，违反党章；2．日本占领济南，为我国奇耻大辱，而日本既定撤兵，蒋竟然反请其缓期，丧权辱国；3．各军待遇不平等，且挑拔离间，拆散革命战线；4．豫、陕、甘灾情严重，蒋氏不闻不问，反将丰台、保定、徐州等处赈粮，悉数扣留，坐视并加速灾民饿死，因此，不能不兴兵讨伐。

    这次会议，还分析了国内形势，决定了冯玉祥的战略方针，即集中兵力，收缩战线，令山东、河南一带的部队，进一步向西集中，一律集结于潼关、华阴一带。冯以“护党救国”为旗帜，改称所属部队为“护党救国军西北路军”，自任总司令，指挥节制各部行动。

    冯玉祥的这一反蒋行动，是国民党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的结果，冯的反蒋无疑给国内各派反蒋势力打了一支强心针，增添了各路反蒋势力的信心。如能按照冯的计划，调各路兵马集结潼关、华阴一带，缩短战线，依恃三秦大地，沿陇海铁路，军事上能伸能缩，游刃有余，加上桂系势力已与蒋公开挑战，阎锡山也不满蒋的军事独裁，这就有可能迫使阎锡山联冯反蒋或至少取中立态度，足以与蒋对抗一番。但冯未曾料到，恰在此关键时刻，他的心腹将领韩复榘、石友三背叛他投向了蒋介石。

    5月22日，韩复榘将其所属的20个师在甘棠附近，联合石友三由洛阳发出“养电”，声称“为除民众痛苦，遭逢事变，惟望维持和平，拥护中央。”是日，又致电蒋介石，表示拥蒋。

    韩、石的离冯附蒋，对蒋极为有利。此前，蒋介石得知冯玉祥要攻击他，但又摸不透冯忽向西撤的真实意图。正当惊恐焦虑之时，忽闻韩、石投靠他的消息，不由得喜出望外，即刻复电嘉奖，并委任韩复榘为西北军总指挥，陕甘所有部队归其节制。石友三为讨逆军第三路总指挥，紧接着任命韩为河南省主席，石为安徽省主席。23日，蒋操纵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议革除冯玉祥“本兼各职”，永远开除党籍。冯下属的高级将领均宣布为撤职查办。又以蒋介石名义发表《告西北将士书》，下令讨伐冯玉祥。

    韩、石倒戈时，冯玉祥住在华阴，最初听到此消息时尚不相信，待到证明后，冯万分痛心，并开始对其余将领失去信心。

    凌勉之：《中原大战前的冯玉祥》，《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第137页。

    为此，他日夜不能寝，食不甘味，烦燥不安，不仅精神上受到重创，而且在属下的威信也受到极大影响。

    韩、石离冯附蒋后，冯玉祥部队开始出现不愿再西撤的倾向，属下均有不再过艰苦生活的思想。当然这种思想和冯本人有关，这两年间，冯玉祥为达到与蒋争地盘的目的，多次声称西北瘠苦，要部队远离西北，而且部下也以力争不呆在西北为奋斗目标。因此，当反蒋战火燃起，战略上需要西北作为后方基地时，高级将领和中下级军官均难以在思想上转变，而出现与冯抵触甚至叛离的事件也便在情理之中了。

    韩、石的叛冯行为，是冯玉祥和国民军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5月27日，冯通电下野上了华山。“从此入山读书，遂我初服；但得为太平之民，于愿足矣。”

    《1927年—1934年反蒋战争》，第63页。

    冯玉祥期望以陕甘为战略基地发动的反蒋战争不得不暂时休战。

    国民军的分化与反冯活动

    随着蒋冯之间矛盾的加深，冯玉祥的爱将韩复榘、石友三离冯附蒋，冯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不仅属下一些将领不满，抵触情绪与日俱增，而且一些原来归附冯玉祥及国民军的地方实力派也见风使舵，纷纷举起反冯的旗帜。

    1928年4月，甘肃发生了马仲英领导的“河州事变”和“凉州事变”两件大事，可谓回族民众反冯斗争的一次重要事件。

    河州(即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是甘肃南部重镇，这里居住着回族、汉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土族、藏族等民族，是西北多民族聚居之地。河州又是西北回族实力派军人的家乡。马福祥、马鸿逵、马鸿宾等西北军事将领均出生于此地。因此，国民军势力进入甘肃后，急欲控制这一地区。1926年，刘郁芬将自己的亲信赵席聘调任河州镇守使。赵乃刘之表弟和同学，加之在国民军中资格较老，因而做事独断、粗暴。冯玉祥联蒋反共后，国民军高级将领中的军阀作风也肆无忌惮地膨胀起来，在大汉族主义思想的作祟下，对少数民族以强凌弱，将庞大的军费和兵源负担强加于各族民众。征兵、征粮、筹款连年不断，甚至一年数次，民间负担加重，百姓生活苦不堪言。这便埋下了发生事变的社会因素。

    马仲英(1911一？)原名李英，字子才。其祖父马海渊为马麒之叔父，因行七，人称“七太爷”。父马宝，为马麒部营长，因患有神经病，马仲英以营副之名义代理营务。马仲英少年果敢，能言善辨，具有联络人众的才能，在回族军人尤其是青年官兵中有一定号召力。他秘密联络了马虎山、马占仓、马毛毛、海买东、刘知辉和其弟马仲杰，于1928年4月底开始在西宁举事。他们抢夺警察枪支，劫狱出囚，伏击官兵队伍，不日便发展到数百人的队伍。马仲英时年17岁，新婚不久，人称其为“尕司令”、“虎司令”。5月6日，马仲英返回河州西乡三法观，举旗反对国民军，继而在韩家集正式举旗。他们号召四面群众加入反冯队伍，提出“不杀回、不杀汉、单杀国民军办事员”的口号，出布告云：“国民军入甘以来，征兵派款，……人人切齿，个个心寒，是以我等兴戎，与国民军决一死战，与汉回种族之间，毫无关系，……仰我回汉人民，各安生业……”又一布告称：“吾军告为联盟，纪律务要严明。汉回一体保护，禁止任意欺凌。本部派有密查，随时到处逡巡，尚敢故违禁令，罚办绝不从轻。仰尔各营部队，必须切实凛遵。”家玉琴：《民国十七年河州事变记事》，《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第67页。马仲英还派人联络有声望的汉回人士，请他们到军中任职。初由韩家集一半通文墨的文人给部队起一“黑虎吸冯军”名称，后由双城马良改名为“西北边防联盟军”，马仲英自称总司令。

    赵席聘乃一介武夫，到河州以后，既不尊重回族人民习俗，处事又简单粗暴，完全以压制方式征粮、派款，人民的抗拒心理积蓄已久。马仲英发难前，适逢河州西乡和南乡回民发生新老教派之争，赵借口回民造反，逮捕和杀害了一些回民群众，激起广大回民的义愤。所以马仲英登高一呼，应者云集。

    同年5月至8月，马仲英率部三围河州，给国民军和刘郁芬在甘肃的统治造成危机。其间5月下旬，凉州二十七师师长马廷贤正从大河家庄往河州八坊搬家，以事有可为，乃掘其家地窖藏银38万，并抄了驻河州的马廷勷部下、团长马全钦的家，只因马全钦在马仲英发动事变时在宁河(今和政县)买家集阻击了马仲英部。

    河州事态的发生，引起了刘郁芬的惊恐，为了能及时制止事态扩大，刘郁芬主张“剿抚兼施，恩威并用”。当河州第一次被围时，刘迅速调集人马准备救援。马麒和时在河州的马廷勷来电，称愿负责围剿变兵，刘深恐有诈，婉言谢绝。这表明，刘未用清代左宗棠惯用的“以回制回”的策略，而是要用自己的部队前去弹压。他命马麒驻防西宁不动，不得擅自“派兵”，以免发生“误会”；命马廷勷回凉州防守。刘郁芬一面派兵围剿，一面拉拢一些回族上层人士，分化瓦解马仲英的部下。刘委任第二十五师师长戴靖宇为“剿匪总司令”，马国栋为副司令，率二十五师分两路进攻，南路由戴亲自指挥，东路由副师长李松昆指挥。两路并进，直向河州。马仲英部迎战失利，败退河州西乡。5月23日河州解围。之后，刘郁芬打算乘战胜之威，和平改编马部。赵席聘被调离，以驻平凉的副师长陈毓耀升任河州镇守使，由有影响的回族地方绅士喇世俊、马国栋等参加的战地政治委员会在河州进行安抚。新任河州镇守使陈毓耀派回族阿訇赴西乡，面见马廷贤，示喇世俊之函，劝他接受改编。马廷贤佯装答应，刘郁芬派来河州主持善后的总部参谋长俞培嘉以为大功指日可成，松懈警惕；又因粮饷困难，国民军开始陆续撤离河州。马仲英乘机迅速扩展部众，一度曾达到二万余人。6月27日，马仲英、马廷贤再围河州，另派一支人马经河州东北谋攻兰州。刘郁芬于军情紧迫中，连第二军政学校的学员都调入前线，参加战斗，同时电饬平凉方面张允荣所率三个旅到兰州增援。援军一部夺回了距兰州六七十里的牛心山，形势才暂缓和。然而攻兰之马仲英部撤退后改渡洮河而西，对国民军援河州部队形成包围；还有一部分进攻临洮，马仲英军声威大振。在此形势下，刘郁芬急调赵席聘部、十一师佟麟阁部、二十五师李松昆部由东、南两路大举增援河州。任赵为“河州剿匪总司令”，佟为副司令。

    7月14日，国民军再解河州之围。

    二次河州之围被解之后，马仲英向西川井沟一带退去。

    赵席聘以胜利者姿态入城，报复心理达到疯狂程度，亲自在城上指挥。炮击八坊，又纵令民团出城放火，使这个号称“小北京”的繁盛城区化为焦土，寺字拱北、市肆庐舍、财富古迹尽行被毁，一场延烧8天的大火造成千万回族群众无家可归的惨象，汉回仇杀此后更加严重了。

    二度解围河州后，刘郁芬再图招抚，派兰州回族上层人士阿訇前往劝导。但因八坊被烧，河州回民群情激愤达到顶点，马仲英势力又空前发展，招抚无效。8月，当刘郁芬为解除马仲英的威胁，向马仲英发动进攻时，马仲英反而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以数万之众第三次包围河州城。刘郁芬急调吉鸿昌三十师、二十五师刘兆祥旅增援，打退了马仲英的进攻，8月18日再次解河州之围。为了保证河州的交通供给线，刘又令佟麟阁、刘兆祥击败了土桥的马仲英部。国民军驻军大梁家、莲花堡，以维护兰州、河州间的交通。从此，河州战事具呈胶着状态。

    河州事变之时，凉州亦起事端。凉州镇守使马廷勷本无反冯之心，但刘郁芬却认为马廷勷是马仲英的后台。6月中旬，冯玉祥下令免去马廷勷凉州镇守使职，调任总司令部顾问。国民军旅长刘志远联络警察及镇守署人员数十人于6月30日突然袭击镇守使署，马廷勷仓惶出逃永昌皇城滩。继而国民军派往凉州的两旅之众赶到。国民军在搜索马廷勷在凉州的居所时，获得以往马与张作霖、吴佩孚来往信函，及金、银、衣物等。马廷勷在皇城滩集结散部2000余人，退驻青海大通。马麟暗接马廷勷到西宁。在马麟的鼓动、支持下，马廷勷于7月20日从皇城滩反攻凉州，时凉州城防司令韩风章仅有守城军警数百人，无力抵抗。22日，马廷勷破城而入，在凉州城大肆屠杀，追索自己出逃时失去的财宝。凡操直、鲁、豫口音和穿白衬衫以及留长发者，均视为国民军的人，任意杀害，死伤达3000多人。马廷勷在攻下凉州后，气势极盛，进兵古浪，进而进攻平番(今永登县)，威胁省城兰州。刘郁芬急调冯安邦旅阻击，双方相持于南大通一月有余。

    当马廷勷组织兵力，绕道至冯安邦军背后，欲施行两面夹击时，1928年9月，冯玉祥派孙连仲率领的大部队赶到，与冯旅合兵反攻，马廷勷部不支节节溃退。9月30日，孙部高树勋师，魏凤楼师入凉州城，马廷勷见大势已去，难以支持，遂退到河州家乡。国民军以冯玉祥名义发布讨檄文，历数马与吴佩孚、张作霖“勾结”，“不受省令，破坏省政统一”，“暗与指挥河州之乱”等罪证；申言“已派大军十万，伸罚讨伐，务期生擒该逆”；宣布对所有协从“一概罔治”，“其有明白大义即时自拔来归者，官复原职，身家财产妥予保护”。《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第32、33页。

    此后，在对待凉州事变问题上，和平招抚的呼声日益上升。这是因为刘郁芬亲赴西安向冯玉祥请示对策，冯为保持陕甘后方基地，不愿出现后院起火的局面，希望甘肃政局尽快稳定。同时，甘肃回汉各派人士均竭力主张和平解决，一些地方绅士表示愿为和平招抚出力。刘郁芬10月初回到兰州后，任命马鸿宾回甘调停河凉事变。马鸿宾只身由陕返甘，调解事变，与马仲英、马廷贤谈判。马仲英等知为缓兵之计，拒绝接受国民军所提条件。马鸿宾又赴青海享堂会晤马麒、马廷勷，亦未奏效。调解工作拖延四、五十天，毫无结果。

    和龚、胡迅雪：《马鸿宾传》，华文出版社，1997年，第19~29页。

    马仲英又出击国民军，大军云集的国民军遂决定再战。11月29日，刘郁芬下达总攻击令。国民军6万余人出动，发起进攻。

    刘郁芬亲赴河州城以北的北塬督战，当天下午，国民军占领城外的香台塬、井沟等地。30日下午，西川的第一道防线已被突破。12月1日，韩家集又被国民军占领。3日，马仲英、马廷贤、马廷勷的部队已呈全线崩溃之势，开始退出河州。马廷勷奔西宁去见马麒，马麒恐获罪于国民军，令其入藏区暂避。

    马仲英、马廷贤则率部经洮岷攻天水，为吉鸿昌驱走。河凉事变虽被镇压，但马仲英西去新疆，仍在新疆活动达10年之久。

    这说明，西北地区民间的反冯势力在崛起，各地方实力派已不再像五原誓师后的一段时期内，鼎力支持冯玉祥。这意味着冯玉祥虽有依托陕、甘为基地开展反蒋活动之意，但这一基地已十分不稳，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只能空叹“西望长安”。

    1929年2月，新设青海省又发生了回族将领反叛冯玉祥委任的省主席孙连仲的一系列事件，这都说明冯玉祥欲在西北再立足已是十分困难了。

    导演“雷马事变”

    冯玉祥在韩、石倒戈后，一度在华阴下野，潜心读书。但戎马一生的将才，怎能耐得住山野隐居的寂寞，更何况冯尚拥有数十万大军，足以称得上反蒋势力中的佼佼者。1929年底和1930年冯又联合各派进行了两次反蒋战争，特别是第二次反蒋战争即“中原大战”，堪称一场恶战。

    1930年2月28日，经过一年多各方矛盾更迭及反蒋势力的重新组合，冯玉祥和阎锡山召集包括李宗仁桂系代表共计34人，在阎锡山府中开反蒋军事会议，即太原会议。号召国内各派共同反蒋，并达成协议。3月18日，阎、冯、桂所部57位高级将领，发表请蒋下野的“寒电”，列举蒋十大罪状。同时通电“推戴阎锡山为中华民国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3月下旬，冯在潼关组成陆、海、空司令副总司令部，冯部分五路，分别由陕、甘、宁、青陆续向河南进发，全部开往前线。此后，中原大战在西起襄樊，东止山东，南迄长江，北到山西，遍及整个中原的地区爆发。开始，反蒋各方取得一定胜利，占据了一些地区。但到9月东北张学良入关调停，加之反蒋同盟内部互相掣肘，不能配合，使战局迅速急转直下。到10月下旬，蒋先后击败对手，大获全胜，中原大战遂告结束。

    中原大战的结束，标志着冯玉祥苦心经营20多年的国民军彻底瓦解。

    中原大战失败后，冯玉祥仍回山西汾阳河道峪的村子里读书，但他此时并非甘心败北，仍竭力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而且仍想凭西北地区，重新建立根据地，开展反蒋斗争。冯在山西河道峪山村读书时，曾写信给原部下邓哲熙、李炘，表示自己想法：“今后……应在边远区域另找根据地……与贼作持久战……在政治上树立起坚固不拔之基础。”

    郭绪印、陈兴唐：《爱国将军冯玉祥》，第227页。

    为实现这一计划，冯玉祥发现兰州可做为一个突破口，从这里可获得他占据一个根据地的最佳位置。

    1931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调宁夏省主席马鸿宾代理甘肃省主席，马于6月15日来甘就职。雷中田是国民军东撤时留在甘肃的一个暂编旅旅长。1930年4月冯、阎反蒋时，冯系甘肃省主席孙连仲率兵东进，冯玉祥曾想委任马鸿宾代理甘肃省主席。马以时局动荡，蒋、冯、阎战争尚无结果，前景难测，坚辞不就，以便观望。冯便让省府委员王祯(财政厅长)、李胡杰(民政厅长)、张维(建设厅长)、赵元贞(教育厅长)、裴建准(军务处长)、喇世俊(印花税局长)、王廷翰(禁烟善后局长)、杨思(造币厂长)等八人共同维持省府事宜。以王祯代行主席职务，人称“八大委员”执政。兰州城防由雷中田负责，雷将其改编后的师部驻扎在省政府院内。

    冯玉祥东下中原后，甘肃遂成为地方势力割据状态，诸多野心家乘甘肃防务空虚，便以各种名义收集地方流民和兵痞，自成势力，导致政局动荡。马廷贤割据陇南，陈珪璋割据陇东，鲁大昌割据陇西，黄得贵割据固、海，马仲英割据甘州，青海马步芳也乘机占据临夏、凉州。还有一些零星小股，掠县劫州，形同流寇，致使各地田园荒芜，民不聊生。

    当雷中田得知，马鸿宾要当省主席时，惴惴不安，认为马鸿宾背景很大：其叔父马福祥在南京国民党中央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要职，其弟马鸿逵在京汉、津浦线上为蒋介石效力，加上他本人拥有宁夏老地盘，青海马家又是他同宗亲戚。雷中田感到自己孤树一帜，难免不受人排挤，而且有被马氏吃掉的可能。

    恰逢此时，冯玉祥托从日本归国的甘籍部下李世军给雷中田捎来一封密信。其要点是：夺取甘肃政权，建立反蒋根据地，扩充实力，联络当地军队，与汉中王志远师及固原苏雨生共同行动，占领天水和宁夏等地。并给雷中田鼓劲：“应努力进行”，交咐他：“此时在甘，备望慎重将事，是为至要。”为确保雷中田在兰行动万无一失，冯还为雷制定了详细计划：针对马鸿宾在兰州兵力有限，而其主力仍留在宁夏的特点，以苏雨生和王英从南部和东部分头进攻银川，用夹击的方式迅速攻占马鸿宾的老巢宁夏；以王志远所部从汉中向北进攻天水，从东和南两面将马鸿宾牵制住，使其首尾难顾，兰州势必空虚，雷中田在兰发动事变，马鸿宾无援兵可调，夺取甘肃政权就容易成功。

    1931年8月25日，马鸿宾由驻地小西湖进城到省府办公，雷中田得到报告，即下令关闭城门，并派他的副官曹某(山东人)带手枪队20余人，去捉拿马鸿宾。但马已事先闻讯，翻墙逃到城隍庙内隐藏，继而又转到城内官升巷某职员家中躲起来。

    由于当时未捉到马鸿宾，雷中田决定第二天(8月26日)开始军事行动，命令警察局长高振邦解除黄河以北一带马部武装，并扣押华林山、小西湖等处马部武装。双方展开激战，一时间兰州城内炮声四起，马听到枪响后，为不使地方受糜烂，主动出来找到雷部要求停火。雷见马后，立即下令各处停止进击，这样马以自己被扣押的方式挽救了城内的一场大战。

    在扣押了马鸿宾后，雷中田经甘肃省党、政、军、农、工、商各界联席会议决议，组织临时省政府，推举马文东、李朝杰、雷中田等13人为委员，公推马文东为临时省主席兼教育厅厅长，李朝杰兼财政厅长……公推雷中田担任甘肃省全省保安总司令……《民国日报》，1931年8月30日。

    冯玉祥在山西汾阳河道峪得知这一喜讯后，立即向雷中田等人发出一系列指示：

    第一，速将事变经过电告反蒋的广东政府，并电请广东方面，以国民政府名义“任命雷中田为甘肃驻军总司令，陈珪璋为甘肃陆军第一师师长，鲁大昌为第二师师长，王家曾为第三师师长，高振邦为第四师师长，马步芳为第五师师长”。

    郭绪印、陈兴唐：《爱国将领冯玉祥》，第231页。

    第二，向雷中田发出重要指示，要求其严密看押马鸿宾，竭力扩充军备，与南京方面断绝关系，在兰州须为民众谋利益，争取各界支持。

    第三，在经济已极端困难的景况下，表示将以巨款支援雷中田。

    “雷马事变”本身就是国民党内部为争夺甘肃地方统治权的一场斗争，雷马双方均不能代表广大民众的意志，同样也受到统治集团内部各方势力的指责和反对。事变发生后，立即引起许多方面的反应和斗争。杨虎城提出入甘“戡乱”的主张，于右任在国民党中央极力促其实现；马福祥坚决反对陕军入甘，力主和平解决“雷马事变”，马鸿逵也致电雷中田主张和平解决，并说“什么条件都可商量”。蒋介石原来认为马福祥的力量可以控制西北，到此时已发生动摇。但为防止杨虎城图谋西北，又想利用杨马并存，互为钳制。同时青海、宁夏之间，亦有矛盾。当事变发生后，马麟带着他的骑兵两千余人撤离兰州，驻扎河口，虽致电雷中田表示愿做调停人，但始终持旁观态度。另外，刘郁芬也派代表到兰，表示想回甘肃。而甘肃本省的各界人士，都希望避免战祸，保持和平。雷中田、高振邦这时在处理马鸿宾问题上亦存在着严重分歧。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对马鸿宾的“捉、杀、放”上，实质则为“杀”与“不杀”

    的矛盾。

    雷中田想杀掉马鸿宾，但又拿不定主意，找不到一个借口，而高振邦却认为不杀比杀好，但也不敢贸然放马。所以高不顾雷的不满，将马移住在警察局内加以保护，马很受优待，也较自由。

    到了9月，蜇居四川已久的吴佩孚，闻知兰州发生雷马事变，致电南京马福祥说他要游历西北并调停事变。马福祥请示蒋介石后，同意吴到西北，蒋还赠川资5000元以示赞同。

    吴率200余人由川入甘，经文县、武都到天水。一到天水就以“兴国军”名义委任了大批军、师、旅长、顾问、参议等。雷派代表赴天水，并优礼备至，拨款2万元，为其设立“吴上将军行辕”之费。11月7日，吴抵兰州，即着手调停“雷马事变”。吴到甘并促使雷释放了马鸿宾，给甘肃人士一种错觉，误认为吴是政坛老手，具有平息战乱之绝技。加之“九一八”事变爆发，吴在甘各地倡导国民政府应派兵东北抵御日军，并作《满江红》表示请缨作战为国雪耻的决心。因而吴的举动竟博得雷中田及甘肃人士的好感。11月15日，雷中田、高振邦等人，以甘、宁、青、新等五省军政要人的名义发出通电，拥护吴佩孚出山。

    拥吴通电一发出，便给蒋介石向甘肃进兵制造了借口。

    蒋遂令潼关行营参谋长兼甘肃宣慰使孙蔚如，率兵分路向甘肃进军。这种大军压境的方式，给雷中田以重大打击，不得已在12月中旬，雷、高释放马鸿宾后，先后也败离兰州，孙蔚如部随后进驻兰州。历时三个多月的“雷马事变”以冯玉祥势力的彻底失败而告终。蒋介石势力在甘立足。

    冯玉祥精心策动的甘肃“雷马事变”，至此完全失败，他建立西北根据地的设想便付诸东流。不仅如此，通过“雷马事变”，冯玉祥凭借军事力量反蒋的势力也彻底瓦解，因此，此后只能按有人曾建议过的那样，不必一定在枪杆子中兜圈子，而在政治主张上，真正靠近进步方面，同进步力量合作，提出革命的口号，发挥自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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