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

    冯玉祥平甘援陕的战略目的，是使陕甘一带成为其东进中原与北伐军会师的后方基地。

    为什么要与北伐军会师中原呢？这要从北伐军总的作战部署和战略方针以及北伐时的全国形势变化来看。

    北伐战争总的战略方针及各阶段的作战部署主要特点是：出奇制胜、力争主动，各个阶段都有各自的重点打击对象，而各个作战阶段的发动又紧密衔接，构成对北洋军阀的连续打击，不使其有重新组合和东山再起的机会。

    第一期部署：把握时机，先取武汉。

    这是北伐战争第一阶段在两湖战场打击吴佩孚集团的战略方针和作战部署。也就是说，抓住吴佩孚南北难以相顾的有利时机，利用京汉铁路便于运兵的优势，以速度争时间，参见侯大康《北伐战争探略》（《军事历史》1986年第2期）。

    直取武汉，消灭吴佩孚的主力。1926年4月后，吴佩孚正处在南北交困之时：在北面，冯玉祥所属的国民军与吴佩孚的直系军阀激战南口。在南面，湖南政局于1926年3月发生变化，湖南省防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进军长沙，赶走省长赵恒初，吴佩孚命湘军叶开鑫等部攻唐。唐生智不敌，退回衡阳，并请求广东革命政府予以支援。湖南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唐生智加入革命阵营，有利于革命势力的北进，如果唐生智败北，湖南为直系军阀掌握，则反会成为敌人进攻广东的基地。

    因此，于1926年5月，广东政府立即派北伐先遣部队入湘作战，支援唐生智，为北伐的大部队进军创造前提条件。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正式誓师北伐。以战斗力最强的第四军、第七军和第八军以及第一军的两个师主攻两湖，另以第二、三、六军等部分别担任在江西、福建方向的警戒，防止孙传芳的突然袭击。

    北伐军以速度争时间，进展神速，7月12日就攻克长沙。

    8月14日，吴佩孚攻下南口后，解除了北顾之忧。这时两湖战场大败的消息不断，他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急速率兵南下，于8月底在汀泗桥、贺胜桥等要地组织防御。但此时已是布防匆匆，兵无斗志。战斗中尽管督战的吴佩孚的大刀队不断砍下临阵败逃的团、营长的人头，甚至枪毙了三个败下阵的旅长，也阻挡不了北伐军所向披靡的势头。至10月10日，武昌为北伐军攻占，吴佩孚的主力基本被歼。

    第二期部署：及时东进，决战江西

    占领武汉后，北伐军是沿京汉路北上，直取北京，将张作霖的势力赶出关外？还是东进江西，消灭孙传芳集团？北阀军总部在攻占武汉前就已确定了东进的战略方向。

    为什么是东进而暂不北上呢？这是因为张作霖集团是北洋军阀中力量最强大的，过早与之决战，显然对正在发展壮大但实力仍较薄弱的北伐军本身不利；而且，沿京汉路北上。战线拉得过长，孙传芳随时有可能从江西、福建方向或鄂赣边境对北伐军进行侧击，那便有首尾不能相顾而招致全局失败的危险；从地理位置来说，江西地处吴头楚尾，向称“粤户闽庭”。

    只有占领江西，进而占领华东，扩大南方根据地，才有利于北上作战。此外，孙传芳看到北伐军直逼武汉，吴佩孚抵挡不住，也意识到“唇亡齿寒”的危险。因此，孙传芳改变了作壁上观的态度，于八、九月间调兵四万陆续入赣。这些情况，促使北伐军及时作出东进江西，消灭孙传芳主力的第二期作战布署。

    北伐军总部在尚未攻克武汉之时，趁孙传芳调兵未齐之机，便抢先一着，于9月6日由第二、三、六军及第一军一部占领南昌。这时，孙传芳的主力开进江西，向南昌反扑，北伐军被迫退出南昌。北伐军南昌撤围后，集中兵力歼灭南浔路的孙传芳主力。而孙传芳所属浙江省省长夏超突然宣布独立，不接受孙的节制，倒戈反孙，福建的周荫人部已为东路军所败。驻九江、德安一带的浙军周风岐也暗派代表向北伐军接洽投降，俟北伐军攻德安时在九江响应，等等。这时的孙传芳处境日益艰难。

    在这种形势下，11月2日，北伐军约10万人在江西发动总攻击，4日，占领九江。数日内便控制了南浔路北段和长江水道，断了敌军归路，南昌守敌遂成瓮中之鳖。8日，北伐军再次攻占南昌。孙传芳败退南京，江西全境战事结束。

    第三期部署：分路进攻，占领华东。

    在江西战事尚未结束之时，北伐军总部预见到形势的发展趋势，作出第三期部署：分路进攻，乘胜夺取闽、浙、皖、苏，歼灭孙传芳余部。《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90页。

    首先发动福建方向的进攻。北伐军根据制胜机先的战略要求，抓住孙传芳的主力尚在江西为争夺南昌而战的有利时机，于10月初由何应钦、白崇禧指挥东路军发起对福建的进攻。由于敌人内部分化，以第一军为主力的东路军进展顺利。

    12月中旬占领福州，1927年2月占领浙江，3月下旬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配合下占领了上海。

    蒋介石亲自统率的中路军在攻克南昌后，于1927年初，即分兵二路攻取皖苏；李宗仁指挥第七军从长江以北出黄柏、黄山，进取安庆，之后向津浦路南端发展；程潜指挥第六军从长江以南出景德镇、祁门，进取芜湖、南京。为了防止直奉军队南下，确保江浙战场的胜利，北伐军总部又令唐生智率第四、八军沿京汉路向豫南进击。

    中路军进展也颇为顺利。3月24日南京被攻克。至此，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均为北伐军占领，孙传芳集团基本被歼。

    经过北伐军的三期作战之后，北洋军阀中吴、孙势力基本被歼。这种形势，对北洋军阀来说，已到了生死攸关的地步。

    长江以北，完整的北洋势力只有奉系张作霖堪与北伐军相对抗。但奉张也已面临穷于应付的局面。

    1926年11月11日，张作霖入关抵津。他既图谋掌握北京政府的全部权力，又打算纠集力量，共同对付南方革命势力。11月14日，张作霖在天津住所蔡园召开军事会议，奉军、直鲁联军将领和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的代表参加。张作霖在会上一再申明团结北洋以图南北的意见。会议期间，在江西失败的孙传芳也化装秘密潜来天津。向奉张输诚乞援，再三检讨过去反奉的错误，表示东南大局静听奉张主持，并行跪拜礼，化敌为友，与“少帅”张学良拜盟，认张作霖为义父。张作霖喜出望外，立即摈弃前嫌，并邀孙传芳参加正在进行的军事会议。会上决定：(1)奉、鲁之间，由张宗昌率直鲁联军(张宗昌与李景林的联军)和孙传芳部过江对抗北伐军，进兵东南援孙，直鲁联军让出河北给奉军。奉军张学良部由河北入河南，督促吴佩孚反攻湖北。(因吴怕奉军吞并，声明要张作霖只助饷械，不必派兵。)(2)鲁、孙之间，孙传芳将苏、皖的北部让给直鲁联军驻防。江南沪、杭一带仍为孙传芳的地盘，由孙传芳部从浙江进攻北伐军。(3)孙传芳、张宗昌领衔通电拥戴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

    来新夏：《北洋军阀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47页。

    12月1日，张作霖在天津“蔡园”就任“安国军总司令”，6日发表反赤宣言说：“吾人不爱国则已，若爱国则非崇信圣道不可；吾人不爱身则已，若爱身则非消灭赤化不可。”8日，孙传芳、张宗昌分别就任“安国军副司令”，杨宇霆为“安国军总参议”。

    但奉军和直鲁联军的南下，不仅使老奸巨滑的吴佩孚感到被愚弄，而且使孙传芳的部下都深深地感到自己将有被奉军吞并的危险，因而北洋军阀内部矛盾重重，相互配合不利，这便大大有利于北伐军的胜利进军。

    蒋介石叛变，北伐受阻

    北伐战争的迅速进展，孙传芳、吴佩孚直系军阀的相继瓦解，工农运动的普遍高涨，以及国民政府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等等，极大地动摇了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尤其是1927年年初，当北伐军分路逼进令帝国主义国家瞩目的“乐园”——上海时，各帝国主义开始了对北伐战争的干涉。并在用武力直接干涉阻挠中国革命外，还采取了分化革命阵营的办法，寻找代理人来阻挠北伐战争。它们策划了一个狡猾阴险的“反赤运动”，以便利用所谓“温和派”(指国民党右派)来打击所谓“极端派”(指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从而达到继续维护其侵略利益的目的。帝国主义国家所谓“温和派”的首选人物便是蒋介石。

    “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后，蒋介石攫取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但随着蒋介石独裁野心的日益暴露，国民党内不同派别开始集合起来共同反蒋。加之北伐初期，蒋嫡系军队作战中屡屡失败，使蒋介石陷入困境，蒋曾哀叹：“吾今日已处于楚歌四面之中矣。”

    毛思成：《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760页。

    然而，权力欲极强的蒋介石，并

    不甘心把自己已攫取到的权力交出去，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威胁，他“会精聚神，力谋冲破重围转危为安之道”。迁都之争便是他为冲破重围，建立个人独裁专权而挑起的。蒋介石先是主张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进而随着武汉革命形势的发展，蒋认为，迁都武汉不仅不能实现他的阴谋，而且会对他篡夺革命领导权、建立独裁统治带来更大的困难。为不使国民党中枢落入武汉左派和唐生智手里，蒋介石改变他迁都武汉的主张，以“党政中央应与总司令在一起，设在前方”为由，力主改迁南昌，并利用手中军权，胁迫途经南昌的国民党中执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召开中央政治临时会议，决议“现因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住南昌”，待“东南底定”后再迁南京，公然挑起“迁都之争”。

    蒋介石改迁南昌的主张，遭到各界一致反对，武汉的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同蒋介石的行径进行了坚决斗争。宋庆龄、徐谦、陈友仁等回电要求“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照既定策略来鄂”。2月21日，国民党中央决定国民党中执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中央临时会议立即结束，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即日在武汉正式办公。

    武汉革命势力在迁都问题上战胜了蒋介石，但却不能阻止蒋介石继续走向反动。随着北伐军事行动的进展，蒋介石凭借自己掌握的军事力量，相继在江西、安徽制造了一系列摧残工农运动、屠杀共产党员的反革命暴行。1927年1月，他指使张静江、陈果夫等把持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和许多县党部的大权，并派其爪牙段锡朋等在南昌秘密组织了反革命团体“AB团”，破坏革命团体，枪杀革命干部和群众。接着捣毁了赣州总工会，杀害了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又用武力解散和捣毁拥护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九江等市党部和安徽省党部和总工会等。

    鉴于蒋介石分裂国民党，实行军事独裁和摧残工农运动的反革命活动愈演愈烈，1927年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全会的中心是提高国民党党权，限制蒋介石个人军事独裁。会议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等决议案，决定“使一切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等大权，均集中于党”。会议决定：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闭会期间，由中央常务委员会对党务、政治军事行使最终决议权，常委会不设主席。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设主席团，国民政府设常委，均不设主席。凡军长以上的军官任命和出征动员令，都须经军委会决议、中央执委会通过后才有效，总司令无权自行决定。上述决议、决定都有削弱蒋介石权力的作用。蒋介石没有出席这次全会。为了避免分裂，早日完成北伐大业，会议仍选举蒋介石为中央常委、军委主席团成员，并让他继续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对于限制和打击蒋介石的反动独裁有着积极意义。但全会仍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中常委，更重要的是没有削除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军事实权依然掌握在他手中，所以，也就不能从根本上有效地制止他的独裁和反动。

    与此同时，蒋介石正在竭力设法取得帝国主义的谅解和支持。在南昌，他公开向记者发表谈话，表示他对帝国主义的“友谊”，要求英美给予“援助”。他又派遣吴铁城、戴季陶访问日本，寻求日本对他的支持。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迫不急待地要求帝国主义直接予以支持。为此他密令取消“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向帝国主义各国表示：“国民革命军是列强各国的好朋友，决不用武力来改变租界的现状。”4月1日，蒋介石命其驻沪专员拜访英国领事对“南京事件”深表歉意，并保证“决不使其扩大”，愿意承担全部责任。帝国主义在得到蒋介石的保证后，答应可以通过租界为其提供一切反共便利，驻上海的3万多名外国军队可以帮助蒋介石镇压革命。同时，蒋介石力争上海的大资产阶级和青帮的支持。4月1日，上海的江浙财团势力为蒋介石提供300万元经费；青帮首领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则决定建立反动组织“中华共进会”。

    在取得帝国主义支持和大资产阶级、青帮的许诺后，蒋介石加紧部署政变。从3月底开始，蒋介石同李宗仁、李济深、吴稚晖、张静江等人密商。4月2日，由吴、张等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名义，提出所谓“举发共产党谋叛呈文”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诬称共产党已决定“铲除国民党之步骤”，要求立即“查办”共产党。4月8日，蒋介石以总司令名义公布了“战时戒严条例”12条，严禁集会、罢工和游行，对所有新闻报纸实行严密的检查和控制，并限制工会和工人纠察队的活动。同日，吴稚晖、张静江等以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发出所谓《护党救国通电》，攻击共产党和武汉国民政府。这些迹象均表明，蒋介石叛变革命的部署已经完成。

    由于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左派的一再妥协退让，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处在毫无防御的境况中。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向工人群众发难，大肆屠杀中共党人和革命群众。这便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团势力的支持下，于4月18日在南京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与仍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南京国民政府以胡汉民为主席，蒋介石、吴稚晖、张静江、邓泽如等为常委。它对内发布的第一号命令，就是实行“清党”，列入首批明令通辑的名单就有鲍罗廷、陈独秀、毛泽东、恽代英等共产党人和邓演达、徐谦等国民党左派共190余人。

    而此时，武汉国民政府却处于四面包围之中：蒋介石新军阀在东，广东军阀在南，四川军阀在西，奉系军阀在北。但主要的威胁有二：一是东面的蒋介石新军阀，二是北面的奉系军阀张作霖。蒋介石据有闽浙两省的全部和苏皖两省的部分地区，并有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虽然他拥有的主力部队不多，战斗力不强，暂时难以对武汉政府发起进攻，但他打着革命的旗号，却是武汉政府最危险的敌人。尚未受到革命势力打击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拥有当时北洋军阀中最强的实力，在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势力的主力先后被击溃后，张作霖决定兵分两路与北伐军决战，一路沿津浦路南下，进抵苏北、皖北，威胁南京；另一路为奉系部队的主力，沿京汉路南下，陈兵于豫南的许昌西平、郾城一带，窥伺武汉，对武汉政府构成巨大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武汉国民政府与中共举行国共联席会议，决定暂不顾蒋介石的反叛，继续北伐。4月19日，在武汉举行第二期北伐誓师大会。以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为主力，任命唐生智为总指挥，进军河南，与奉系军阀作战。

    21日，北伐军沿京汉铁路向河南开封、郑州进发。

    至此，北伐战争进入了第二阶段。

    组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

    “四一二”政变后，宁汉对立，这是冯玉祥始料不及的，为此冯玉祥极度忧虑，对前途感到茫然。而蒋介石则不断派代表与冯联系，特别是以军饷援助拉拢冯，因为冯的军队长期粮饷困难。陕甘等地本为贫困之地，加上连年用兵，土匪遍地，西安又长期被围，财力枯竭。苏联援助冯部的枪械，因运输困难积压在蒙古库仑，远水解不了近渴。冯部新扩编的部队有的仅能以铁锹、大斧作兵器，财政上更是捉襟见肘。

    郭绪印、陈兴唐：《爱国将军冯玉祥》，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7页。

    在这种

    情况下要尽快摆脱困境，冯玉祥认为，只有打败北洋军阀，取得更大的军事胜利，经济上才有出路，政治上的成果也才能巩固和扩大。因此，冯的主张是“军事第一，一切都要服从军事，他的主张也代表了全军上层的意志”。刘骥：《南引使命》，见《文史资料选辑》4辑，第68页。于是冯确定了一个折中方案，即一方面仍受武汉政府领导，另一方面又不公开反蒋，这样一个中立立场暂时也能被各方接受。当时，唐生智也派代表探测冯对蒋的态度，结果得知冯并不同意反蒋，只是表示服从武汉政府的领导，出师潼关，与北伐军夹击敌人，会师中原。

    武汉政府在武昌誓师时，宣布组建以国民军联军为主体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委任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并要求冯立即率部出师潼关，以解决北方直、奉军阀的主力。

    冯玉祥被委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后，即在原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的基础上，决定组成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其主要成员为：总参谋长石敬亭，秘书长何其巩，政治部长刘伯坚，参谋处长吴锡祺，副官处长张自忠，军械处长吴树荣，军需处长舒双全，军医处长徐廷瑗，宣传处长黄少谷。

    4月21日，冯玉祥通令全军并通告就职，随后便进行对国民军联军的改编工作，冯将所属的30万大军分为六个方面军。

    中央军即由第一、二、三、四、五、六、十三军共七路，加之独立第五、十、十三师，以及骑兵付建衡集团、骑兵第五师、骑兵第二旅、炮兵徐廷瑗旅组成，由冯玉祥亲自兼任总司令。其战略目标为：各路大军集中于陕西华阴、潼关、河南的灵宝一带，经洛阳向郑州迸发，担负着对敌正面进攻的任务，总兵力约6万多人，枪4万余支，炮80门，机关枪300架，迫击炮107门。

    东路军由刘镇华担任总司令，刘在西安解围后，将其残余的3万余镇嵩军交由冯玉祥收编，冯便将其所属部队仍由刘统帅。东路军由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军共四路人马组成，拟定该路军由孟津渡过黄河，从河北向京汉路方向进发，以切断京汉路北段，阻止京、津一带奉军主力南下。

    南路军总司令岳维峻，由第八路、第十二路田生春师，缑天相师。何全升、丑彦俊、胡景铨、张德枢、康振邦等五个旅组成。兵力约2．8万余人，枪1．9万多支，集结于卢氏、雒南间，经洛宁向洛阳前进。

    右路军孙连仲率第十四路军马克齐旅、马斌旅、姚震乾旅，兵力约l万余人，枪8000支。集结于龙驹寨、荆紫关一带，担任保护陕鄂交通。并将张耀抠师，开到河南邓县、内乡一带，拟令编入该军，经南阳向郑州前进。

    左路军总司令徐永昌，由第十五路及第九路井岳秀之一部组成。由陕北碛口渡河，经太原出娘子关。人数约8000人，枪约5000支。

    北路军总司令宋哲元，由第七路军及独立第一、第八、第二十三师组成，集中指定地点待命。参见《冯玉祥在陕西》第367页。

    其余陕甘等地各部队，均在原驻防地加紧训练待命。

    按照此战略布署，冯玉祥已集结大约20万兵力作为会师中原的主力，“仅关中一道，已集大军十五六万”。参见《冯玉祥在陕西》第368页。这样，待命出征的冯玉祥所属部队在各集结地日夜操练，随时准备奔赴前线。此次跟随冯玉祥出征的部队大多为能征善战的精锐之师，士气旺盛，战斗力强。只是装备尚不尽如人意，人多枪少，急需补充。冯急电武汉国民政府，请求拨款补助，在汇款未到之前，仍立足现状，毫不懈怠地做好出征准备。

    1927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之际，冯玉祥在西安宣誓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同时举行隆重的就任宣誓仪式。就职仪式会场就设在红城广场上，各路将士排成整齐的方阵，进入广场，在猎猎军旗下，聆听冯玉祥总司令宣读誓词：

    “谨奉国民政府命令，于十六年‘五一’劳动节在西安红城整率全体革命将士，以为大多数被压迫民族谋最大幸福之决心，联合革命民众，将全力献给于党，拥护党之主义及政策，与国际帝国主义者及其国内一切反革命势力，作最后决斗，完成国民革命。恳此目的，生死赴之。谨宣誓于青天白日之下。”郭绪印、陈兴唐：《爱国将军冯玉祥》，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9页。

    为了激发官兵的爱国思想，冯玉祥在宣誓完毕后，向官兵发表演说，阐述他组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及誓师北伐的重要意义，接着分析了目前第二阶段北伐所处的客观形势，号召全体官兵振奋精神，誓死拚命，彻底地埋葬奉系军阀张作霖及其所有的大小军阀势力。

    冯玉祥的宣誓词及演讲对官兵们无疑是一种莫大鼓舞和鞭策，士兵们个个群情激奋，斗志更坚，他们用口号和歌声表达自己不惜牺牲，前赴后继的决心。

    宣誓仪式前，为了方便各路大军从四面八方入城参加仪式，第二集团军司令部将西城墙打开一个缺口，修缮一个简易门，事后西安社会各界将其命名为“玉祥门”，以资纪念。

    冯玉祥就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宣誓仪式，结束后不久，冯军各路大军开赴与直鲁联军、奉系军阀决战的前线，这标志着冯玉祥此时虽对蒋介石还存在认识不清的问题，在国共两党问题上出现政见彷徨的倾向，但足以说明他投身国民革命的步骤加快，他的政治态度定会随着其军事实践进一步明朗。

    冯玉祥及其所属部队壮怀而激越的东征，便这样开始了。

    督师潼关

    潼关位于陕、晋、豫三省交界处，是历史上的一座著名雄关，历来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潼关是在东汉末年代新旧函谷关而起的一个重要关隘。

    它的具体设置年代约在公元191年至公元211年间。《通典》卷173《州郡三》。

    关城由谁修建，史书未明确记载。东汉末年董卓大乱之后，汉献帝失去了对全国的控制，军阀割据，相互混战，一时出现混乱局面。

    而关中地区被马超、韩遂等10余个割据势力所占有。为了牢固占领关中，利用此处有利地势开始设城把关，以防东方割据势力的入侵，便成为必然措施。否则不可能出现公元211年曹操破马超于潼关的战争。

    《通典》卷173《州郡三》。

    自此，潼关就成为以后封建王朝扼守关中与通往中原的关卡了。

    潼关的得名历来说法各异，《通典》载：“潼关因地有潼水。”故一般认为是由于它的西侧紧靠“潼潼有声”的潼河而得名的。

    黄河流出晋、陕峡谷后，在潼关处被秦岭山脉所阻，折向东去。这里南有秦岭，北有中条山，黄河受这两条山脉的夹持，所以关城附近的河床，最宽处约有一公里，窄处仅七、八百米。渭河便从这里汇入黄河。

    潼关之所以取代新、旧函谷关，除与东汉末年和三国鼎立后的战乱形势有关外，最根本的还在于它优越的自然条件。

    “潼关之南秦岭雄峙，东南即禁沟之险，西北有洛、渭二川汇黄河，抱关而下，西侧华岳三峰丛环诸山，高出云霄。”

    《潼关县志》卷上《形势》。

    正是由于这“关门扼九州”、“飞马不能逾”的险峻地势，东汉末年以后各朝帝王大都在这里设城把关，以控制关中与中原的交通要道。

    如此重要的交通要道，可谓西北门户，三秦咽喉，兵家争之便在情理之中。然近代以来陕西军阀混战，相互割据，兵乱扰民，地方终日不得安宁。土匪武装打开城池后，常以寻找敌人为名，轮番闯入商户、住宅，翻箱倒柜，掠夺财物，施暴于良家妇女。因此，潼关一带的百姓视兵如虎狼，敬而远之。而冯玉祥率军进驻潼关时却是另外一番景致。

    1927年5月6日，冯玉祥率第二集团军中精锐部队进驻潼关。部队开进城时，冯下令全军不得有丝毫扰民，违者严惩不贷。因而数万大军进入潼关城，秋毫无犯，不入民宅。城内百姓闻之，“只通过街巷为士兵们送水喝，秩序井然”。百姓们喜形于色，称赞道，民国以来才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老总”。

    抵达潼关的当天，冯玉祥便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名义向各界发布出师宣言，并告各军：

    “革命促玉祥要即日东出潼关，关外民众呼救之声，更使玉祥不能多有一分钟的停留，今日率军东行师次渭南，念途中所见，以原如沐，麦浪青青，令我欣怀于丰收可望，民众有赖，深为久苦天灾人祸之关中父老兄弟姊妹庆幸，更得为革命前途庆幸。同时又回想到，自玉祥到西安三月余来，虽竭尽心力，与关中诸将领共同努力，为革命奋斗。然值经乱既久，以后复苏固属不易，而军民且日在争食交恶之中，每做一事阻碍丛生，以言免除老百姓的痛苦，而须日日向老百姓发粮秣，以言整顿军队，而各部队日日以无衣无食见苦，在此种矛盾情形之下，进行革命工作，玉祥身当其冲，无一刻不与困难博斗。

    勉持至今，得以整军出关，谅为关中各同志所谅解，兹有数事。

    不能已于言者，本临别叮咛之意，分述为后。

    1．于总司令为党国所信托，作西北屏障，其对于革命之精诚勇敢，历数十年为一日。历史具在，不至今日始述，凡我居留西北的同志，不做革命而已，要做革命必须竭诚拥戴这极可信赖之首领。以巩固陕局，推动革命工作。月前陈逆树藩入豫，企图再祸关中。一时渭河以北，暗潮甚烈。玉祥将出关会师。一般人又以后防为虑，若将有大乱发生的隐忧。此因由于许多人不明白玉祥与于总司令对于后防已有切实的计划与部置，而另一方面实有人尚未能完全信赖于总司令，故易为流言所动，望我后防全军将士，一致爱戴于总司令，视之为慈母，敬之如良师，后防自无可虑，前敌胜利必有把握。

    2．已经得命令出关的各部队，须由各将领拿出慷慨誓师的精神，激励自己，激励全军，一洗数年来只累陕民无补国家的恶名，及以前二军在河南的过失。本军此次师以义动，要以我辈的热血，为民众换取幸福，为中华民族换取自由平等，虽牺牲一切终有价值存在。人生不过数十寒暑，我辈已届中年，过此不图，不仅虚此一生，且将以污秽之名，贻之当世，并为后人所唾骂。孰得孰失，望诸将领放大眼光去看，自可了然。幸勿再以眼前的小利害，误了自己远大的前程。

    3．凡未得到命令出发的各部队，须先裁汰老弱，及油滑不堪恶习已深的份子，害群之马既除，然后才有认真整顿训练之可能。其次要把窳败的军械除去，不要土造枪，并断绝土造枪的来源，不再制造。总之一兵要当一兵，一枪要当一枪，如此做去，不仅可以整理军队，也就是减轻老百姓的负担。爱惜老百姓，须知要有好军队，才能够说得爱民。要军队能严守纪律，才能够说得上不扰民。要做到饿死不取民物，冻死不入民宅，才能够说得上真正的爱民。不扰民要先革去军队一切的坏处，才能够说得上革命。若离开整理训练军队，而空言爱民，不扰民，空言革命，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说话。诸将领生长陕省、驻军陕省，不先从整理军队入手，为民除害，而反日事为民添累，于心何安，遑言革命。叠接报告，驻陕各路颇能振奋自新。以第八路的第一师、第十路、第十二路之一部，为最有成绩。此后尤望努力前进，其它各部队更应猛自醒悟，急起直追，不要甘作革命时代的落伍分子，与革命离弃，而得到一可惜的结果。

    4．应特别注意，在军队中提高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并在驻军地方，极力援助地方党部，及各种社会团体的发展。其理由已屡见于本总司令部各种文电布告中，这里不再重述，只是在责任上多提明一次。望各将领深一层明白我们要干革命，不是胡干的，必须要了解革命的道理，知道国民党是怎样一个党，及国民党所领导的国民革命，是怎样一个革命，革命军队，对于人民的关系如何。不然不是挂了招牌不卖药，便是挂了招牌自己还不知卖的什么药，这样干革命不仅可笑可耻，而且可悲可痛。

    驻陕各将领们，玉祥此时倚车待发，用最真诚而又最热烈的意思，向你们申述。望能感动你们救这贫苦无告的同胞，为大多数的父老兄弟姊妹谋最大幸福，得到最好的效果。”《冯玉祥在陕西》，第350~352页。

    此时的冯玉祥对北伐信心十足，他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名义向全军下达了总攻击令，第二集团军的中央军以孙良诚为前敌总指挥，方振武、马鸿逵为副指挥。5月6日即克灵宝，7日攻下陕州，随后相继占领卢氏、洛宁、渑池等县。奉军张治公部顽强抵抗，退守铁门、新安一带。

    前线不断传来胜利的捷报，促使冯玉祥以更加紧迫责任感继续调兵遣将，运筹帷幄。他每日凌晨即起，须坐在办公桌前，批阅各地战况电报，下达作战命令，指挥着千军万马，在陇海铁路线上与北洋军阀中最顽固的一支敌人决一死战。

    在潼关时，冯玉祥积极倡导爱国爱民革命精神，大力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北伐战争的伟大意义。部队进驻潼关后，冯便及时提出“打倒贪官污吏劣绅土豪”的响亮口号，以此激励民众。他时常召开民众大会，亲自宣讲新三民主义和会师中原的意义，以提高广大官兵和民众的觉悟。潼关有一个残酷搜刮民脂民膏，百姓早已深恶痛绝而敢怒不敢言的姓郭的劣绅。“郭系潼关城内人，曾在四川做过县知事，回潼关后任城区保卫团团总。”此人依仗权势，大肆聚敛财物，欺压百姓多年，在当地恶名远扬。潼关群众在冯玉祥及第二集团军官兵的支持下向郭开展斗争，群众揭露了他多年压榨当地百姓的罪行，并由驻军没收了其部分财产，“然后用郭贪赃枉法剥削人民的钱，雇穷人住在东山之巅的大钟旁，按时向城内居民报时”，《冯玉祥在陕西》，第218页。

    中午12点还鸣炮二响，以方便群众，同时也警示人们与贪官污吏作斗争。冯玉祥还给潼关派了一位清廉正直、具有革命干劲的青年军官作县长，这位名叫王作舟的县长勤政廉政，颇受地方群众的爱戴。为了除暴安良，他曾化装为挑担卖茶的贩子，多次深入到南午庄巨匪孙跟胜匪穴侦察敌情，终于为当地老百姓铲除了这一祸害。“从那时起，各种土匪大大敛迹，地方治安显著安谧。”《冯玉祥在陕西》，第218页。

    冯玉祥在潼关还倡导改革不合理的旧制度和旧观念，破除迷信。曾下令搬掉城内各庙的神像，号召百姓相信科学，提倡文明生活方式。妇女缠脚是数千年来封建制度的残余，而潼关及陕西一带妇女绝大多数有缠脚习俗，严重地影响了广大妇女的身心健康，并给她们带来极大痛苦。第二集团军政治部在潼关城内组织了“放足会”，动员青年妇女尤其是幼女放足，为了扩大影响，真正让所有居民理解认识缠脚的危害，放足意义，政治工作人员通过组织演讲会以及演剧、漫画等宣传形式，移风易俗，破除陋习。为了动员居民们能真正放足，开大会时，将所收集的数以千计的裹脚布悬挂会场两侧，使人能以情动心，事属创举，收效颇大。《冯玉祥在陕西》，第217页。

    冯玉祥在潼关时，经常在街头出现，人们见他身着灰布军装，头戴列宁帽，身体魁梧，串脸胡须，满面红光，神采奕奕，无丝毫官架子。冯玉祥出身贫苦，一向保持十分俭朴的生活，即使在任直系旅长、师长时，也有“布衣将军”之美称。他对旧中国官场上的浮华作风深恶痛绝，而且身体力行，极力抵制。据说1922年冯玉祥任陕西督军时，一次时任“直鲁豫巡阅副使”

    的吴佩孚在洛阳做五十大寿，陕西省长刘镇华一向有送礼、奉迎的看家本领，当即给吴送去80多把万民伞和许多金银古董，而冯玉祥的礼物却是一罐冷水。吴为人刚愎自用，且心胸狭隘，收下这份礼物，犹如被冯当头浇了一盆凉水。自然，冯玉祥在北洋军阀时也难以得有提升机会。只不过军阀混战，战事频繁，当前方吃紧之时，军阀首领们往往想到了冯玉祥还是个能征善战的骁将，而那些整日迎来送往，阿谀奉承之人则往往如“银样蜡枪头”，真刀实枪地在战场上拚杀，谁也抵不过冯玉祥，因而冯才会有不断地发展。

    冯玉祥不仅对上峰的奢侈不满，而且对己要求颇严，常以戒奢从俭自律。1926年9月15日，冯刚由苏联回国，来到五原，五原县长即于当晚特备了猪、羊、鸡、鸭、鱼等佳肴美食，为冯洗尘，以表敬意。冯大发雷霆，拒不接受，当即将县长打了20军棍，随后通报全军，以儆效尤。

    在潼关时，冯玉祥不仅俭朴自律，而且关心百姓疾苦，尽力为民办事。潼关城内各街道狭窄，凹凸不平，交通不安全，冯动员民工加以整修、拓宽，一来改善城内交通状况，二来为大军出征提供方便。修路期间，冯玉祥亲自巡回督工，强行拆掉有碍交通的建筑，使城内马路面貌焕然一新。

    政治立场的左右摇摆

    北伐后期，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北伐胜利果实被窃取。

    当此危急关头，手握十余万雄兵的冯玉祥已无置身事外之可能。事实上，蒋介石在拉拢他，汪精卫也极尽利诱之能事，而中共也曾将挽救革命希望寄托在冯玉祥身上。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北方地区的工、农运动进一步深入，陕、甘一带的工农运动中难免有过“左”行为，当时，陕西省内驻军庞杂，军用征发频繁，农民不堪负担，有的县党部发动农民抗纳粮、抗纳税、抗差役等等，这些都直接触动到冯玉祥的利益，从而引起了他的不满。在农民革命运动面前，冯玉祥没有看到农民运动反帝反封建的大方向，而只从运动中出现的枝节上开始抵触工农运动，怀疑中共。他曾对部下讲话时断言：农民反对绅士的斗争对革命是有害的。对刘伯坚介绍的西安《新秦日报》社长共产党员蒋挺松(听松)写文章支持农民运动，大为不满。他规定对陕西的共产党报刊进行严格检查，规定对有“越轨行动”的农民进行惩治，直至枪决。

    ［苏］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569页。

    驻潼关期间，宁、汉对立局势日趋严重，冯玉祥一方面继续争取国共双方及苏联政府的支持和援助，另一方面力求不对“左”的势力承担政治责任，只是固守已有地盘，在高举北伐大旗的前提下，同时谋求更多的利益。蒋介石早在“四一二”

    政变前就派私人代表向冯游说。蒋提出与冯玉祥联合阎锡山共同对付奉军，并许诺每月接济冯玉祥军饷250万元。这对经济处于极度困境之中的冯玉祥来说，的确具有注射强心针之效用，促使冯玉祥在宁、汉对立中采取了不偏不倚的态度，来保持和维护这种三角关系。一方面冯玉祥服从武汉国民政府领导，接受武汉政府的委任，继续实现会师中原的计划，另一方面与蒋介石保持一种暖昧关系，下令在潼关禁止一切反蒋宣传，对政治工作人员中有人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颇为不满。于是，一夜之间潼关墙上的反蒋标语消失了，一批反蒋的宣传小册子也被收回了，曾经宣传过农民运动的报刊被迫停刊了。

    冯玉祥之所以在督战潼关之时，政治立场出现如此变化，这除了蒋介石采取政治、经济上的利诱之外，还与冯玉祥自身对民主革命缺乏正确认识有关。正如他所说，他对革命仅有“笼统观念，并无明确主张”。冯玉祥：《我的生活》（下），第492页。“我原是一个军人，不理政治只知革命，没什么方针、计划。”《冯将军魂归中华》，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284页。正由于这种肤浅的认识，使他轻信蒋介石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捍卫者，是民主革命的中流砥柱，从而在革命危机关头站在蒋介石一方。至于对工农运动和中共态度的变化，则完全是由于此时的冯玉祥尚未摆脱旧军阀的影响所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参加民主革命是以发展自身军事实力、扩大地盘为出发点，尚不具备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冯倾向苏联、中共的原因之一，也在于他受到直系、奉系、鲁系军阀的排挤，为维护自身利益需要借助苏联和中共的军事援助及政治影响力。当工农运动深入发展触及到冯玉祥自身利益时，他便不可避免地退缩了。在他的心目中，只有军事实力才是最可靠的。正是由于这种思想认识，因而在极为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冯玉祥的立场出现动摇，是不足为怪的。

    痛悼李大钊

    正值冯玉祥督师潼关，其先头部队已赴河南豫西一带与奉系军阀激战之际，冯玉祥从《顺天时报》上获悉：4月27日，北京的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下令将已被捕在押的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等20余名国共两党党员和革命人士秘密绞杀。这一噩耗传来，使国内外震惊，更让冯玉祥感到悲痛不已。

    绞杀李大钊等人的刽子手便是反动军阀张作霖。

    奉系军阀张作霖，原不过是一个土匪头目，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被清政府收编，任新民府游击马营管带。1906年由东北巡防营务处总办张锡銮编入巡防队，充前路统领。

    辛亥革命时，任奉天国民保安会军事部副部长，迫害革命党人，效忠清廷。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投靠袁，被委任为第二十七师师长，并向日本帝国主义靠拢。1916年升任奉天督军兼巡按使，旋改任奉天督军兼省长。1918年又被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他驱逐吉林与黑龙江督军孟恩远和鲍贵卿，控制了东三省，成为奉系军阀的首领。1920年与直系军阀联合，推翻段棋瑞的皖系政府。次年兼充蒙疆经略使，节制热、察、绥三特区都统。1922年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失败，退回关外。1904年联合段祺瑞、冯玉祥等，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打败直系，开始把持北京政府。由此可见，他不仅是个“东北王”，而且“问鼎中原”，统治东北、华北长达10余年之久，是民国以来统治北部中国最久的军阀。

    张作霖依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长期镇压人民反帝爱国民主运动。“五卅运动”中，他秉承英、日等帝国主义旨意，指使奉系军阀邢士廉、李景林、张宗昌等，在上海、天津、青岛等地，血腥屠杀人民，疯狂镇压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军阀运动。正如当时评论的“奉系军阀在五卅运动中实际上起了很大的汉奸作用”。《战士周报》，转引自阎维新《李大钊和冯玉祥》，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252页。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在北京各外国公使的指使下屠杀和镇压了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爱国群众，制造了“三一八”惨案，使北京的社会秩序陷入混乱。鲁迅曾经称这一事件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次日，北京当局便下令对李大钊等人通缉。国民军撤离北京后，奉军占领京津一带，更加疯狂地迫害群众运动。北京先后发生一系列屠杀事件，《京报》主笔邵飘萍、《社会日报》主笔林自水被捕枪杀。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更成为奉系张作霖和一切军阀的眼中钉，一再被通缉，企图捕杀。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迎接北伐革命高潮，李大钊把国共两党的许多人士调离了北京，转移到其他地方。而他自己却多次拒绝了亲友们要他离开北京的劝告，毫不顾及个人安危，毅然担负起领导全部北方革命的重任。为了应付突然事件的发生，他把党的机密文件作了妥善安排之后，于1926年3月底，和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构一起，由翠花胡同8号国民党市党部所在地，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兵营里。

    李大钊在北洋军阀心脏里坚持卓有成效的斗争，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的无比恐惧和极度仇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张作霖开始策划并实施谋杀李大钊和进行反苏活动的阴谋活动。据当时《申报》报导：

    “张作霖一面训练了一批执行任务的警察，关在京师警察厅内，不许外出，以免走漏风声，一面密令汪大燮等人分别与英、美、日三国公使接洽，得其同意，派兵入东交民巷，搜查苏联大使馆兵营。帝国主义公使表示，此乃中国内部之治安问题，因俄使已不在辛丑条约国之内，除受国际上的待遇外，使馆界内优越权利，无享受之可能。中国内部之事，应由中国自行处理，使团方面概不过问。”《申报》1927年4月16日。

    张作霖在得到帝国主义的默许和支持后，有恃无恐，决定马上动手。4月6日上午，张作霖派200多名警察、宪兵和特务，包围了苏联大使馆及其附近一带街巷，冲进苏联大使馆，实行疯狂的大逮捕。

    李大钊正在屋内伏案写字，一群宪兵、警察、特务蜂拥而入。一个特务立刻辨认出李大钊。特务们露出狰狞的面孔。

    随即将李大钊和他的夫人及两个女儿一同捕去，先后被捕的还有范鸿劼、谢伯俞、杨景山等共产党员以及邓文辉、张挹兰等国民党左派人士。

    李大钊被捕后，敌人想从他口中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情况，以便彻底摧毁党的北方组织。但李大钊既不为威逼所迫，也不为利诱所动，始终以共产党人的气概，应付敌人的种种伎俩。

    李大钊在狱中的表现，当时的许多报刊予以公开报道。

    《顺天时报》4月8日称：李大钊“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除自称是马克思学说的信仰者，加入共产党外，其他一切行为都守口如瓶，没有确实口供。《晨报》4月17日报道：李大钊被捕十天来，多次受审讯，除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承认不讳外，其他一概不知。

    李大钊被捕，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青年学生、社会名流、进步群众，以及他的同乡好友，争相奔走营救，社会舆论纷纷呼吁。北京的25所大学校长，联名发表声明，要求此案按法律程序移交法庭处理。但是新旧军阀却勾结起来，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对李大钊等人阴谋加害。蒋介石“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民国日报》1927年5月12日。张宗昌也打电报，胡说李大钊为“赤党祸根”，“巨魁不除，北京终已危险”。

    4月28日，北京城笼罩在异常恐怖的气氛之中。“部分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反动军阀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偷偷地在警察总监的一间客厅里，对李大钊等人进行判决：将李大钊等立即处以绞刑。

    李大钊被判决后，态度从容，视死如归，第一个走上绞刑台，英勇就义。

    李大钊殉难的噩耗传出，天悲地哀。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以及各地革命群众纷纷表示出宛如“晴天霹雳一般”震惊，武汉、西安等地，各界群众纷纷追悼李大钊烈士，对反动军阀的暴行进行愤怒声讨。

    李大钊与冯玉祥友情颇深，冯认为李是一位有学问、值得信赖的人。当李大钊等人在北京被捕后，冯玉祥立即拍电报，向奉系军阀严正警告，并积极营救。但因西北地处遥远，冯为此而营救不得，日夜悬念，正在万分焦虑之时，传来李大钊等人被害的消息。

    冯玉祥和于右任等人在追悼李大钊电中称颂并高度赞扬了李大钊的革命功绩。称李大钊为“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思想界的泰斗，对于共产主义素有研究，并为共产党发起人之一”。是“在北京指导国民革命运动最忠实最努力和最有力量的领袖”。冯玉祥还在电文中深刻分析了奉系军阀及北洋军阀残害国共领导人和革命人士，是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唆使所为。“李大钊等20名同志虽被绞杀于张贼之手，日本帝国主义者实为凶杀主谋，英帝国主义者是首先赞成的恶犯，其他各帝国主义者，均是与日、英同谋杀人的强逞。”《冯玉祥在陕西》，第363页。

    冯玉祥通过奉张杀害李大钊等人一事，还认识到这不仅是对国民革命的打击，而且是对国共合作局面的破坏。“第一，这是帝国主义及军阀的惯伎，要挑拔国民党与共产党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的关系，而使之破裂；第二，张作霖承受帝国主义的唆使，便想软化国民党与他妥协，延长他的狗命，打消将要成功的国民革命”。

    由此可见，在这里冯玉祥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认识还是深刻的，对李大钊的不幸遇害也不仅仅基于是他们之间个人的情谊，而是将李大钊当作国共合作的象征。李大钊的遇害是国民革命的一大损失，因而他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更加深恶痛绝。

    冯玉祥立即宣布：1．全体官兵在潼关总部召开追悼大会，并令全军一律戴孝；2．电令各部队，各地方机关举行大规模的追悼活动；3．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使全体官兵认清：此种重大惨案，完全是国际帝国主义和张作霖一手制造出来的！

    要“打倒帝国主义刽子手张作霖，打倒凶手主谋的日、英帝国主义”。号召全军完成李大钊等烈士未完成的事业，实现他们未尽的志愿。

    冯玉祥以万分悲痛的心情写下了《吊李大钊等20位同志》的史诗，并勒石于碑。诗文如下：

    何故被绞兮？

    为革命！

    何处被捕兮？

    于苏联大使馆在之北京！

    何处残忍置诸同志于死地兮？

    帝国主义的刽子手张作霖。

    何人主谋凶杀兮？

    帝国主义倡首的日与英。

    我方率军东来兮，师次潼关。

    凶耗惊传兮，黄河流水为之呜咽。

    三军齐下泪兮，万众号啕。

    为大多数被压迫民族而痛哭兮，

    非为同志而寿天。

    死我同志兮，增我灭敌之决心！

    革命潮流终不被绞杀兮，

    将复为之激荡而高涨与奔腾！

    人孰不死兮？死有异同。

    二十位同志之死，为世界工农。

    革命者的肉体虽可死兮，

    其精神永留被压迫人民心中！

    后死者之责任兮，

    起来向贼猛攻！

    继死者之志愿而奋斗兮，

    达到革命成功！

    冯玉祥及国民军第二集团军官兵对李大钊的悼念，反映了冯玉祥及其广大官兵对李大钊的深厚革命感情。李大钊的浩然正气，无疑成为鼓舞冯玉祥及其将士胜利前进的巨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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