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哲学语录:
有人问我天堂和地狱有什么区别,我总认为它们并没有很大的差别,我们也不需要等到死去的那一刻再去决定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每一天,我们几乎都面对着这样的选择,当你选择与他人和睦相处、相互帮助、精诚合作时,你的生活就是天堂;当你选择贪婪、抢掠、霸道、自私自利时,生活也就变成了地狱。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单靠自己的力量活一辈子。
因为来自农村,从小就热爱劳动,所以俞敏洪养成了勤劳的习惯。自小学起,他就希望通过劳动来吸引学生和老师的注意,毕竟自己的成绩不怎么诱人。
在北大上学的日子,俞敏洪每天都会打扫宿舍卫生。大学4年的时间里,他的宿舍完全没有排过卫生值日表。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奇特的习惯,就是每天拎着水壶去给宿舍的其他同学打水,权当作体育锻炼。室友们看俞敏洪打水也成了习惯,有时他忘记打水,大家还会开玩笑:“俞敏洪怎么还不去打水?”一般人看待这种白白付出的事一定觉得俞敏洪是个傻子,但是他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同学之间互相帮助是理所应当的。
10年后,也就是1995年底,俞敏洪出国游说的那几个同学,都是自己大学时的榜样,如徐小平、王强等。为了“诱惑”他们,俞敏洪特意带了很多钱,在美国、加拿大的那段时间都是大方花钱,让他们认为在中国也能赚钱。之后这些人也都回了国,却给出一个令人意外的理由——他们说:“俞敏洪,我们回来是冲着你过去给我们打了4年水。”他们又补充道:“我们大家知道,你有那样一种品质,自己有饭吃决不会让大家喝粥,就让我们一起回中国,共同干新东方吧!”于是,才有了今天的新东方。
身为一名老师,不在于教给学生多少知识,实用也好,不实用也罢,更重要的是,教给学生做人的品质、做事的道理。俞敏洪始终认为知识和技能可以通过努力得到,但是一个人的品质一旦形成就很难去改变,好比一个人非常聪明、有一技之长,但是没有用于正道,反而走上违纪犯法的路。他在北大2008年的开学演讲上,就讲到成就自己人生的两种东西,一个是理想,另一个是良心。何谓良心?良心就是要做好事,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有分享的姿态,有愿意为别人服务的精神。让自己的这些观点去影响更多的人,在俞敏洪看来也是一种使命,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鲁迅先生笔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民劣根性,并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消退,反而在你最不愿意看到它的时候出现,俞敏洪对此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
新东方收钱最多的时间是周六、周日,可这个时间银行是不上班的,也不会上门来收款。存放在办公室?别开玩笑了,新东方当时的办公室破旧不堪,墙壁用一只手就能捅破。想来想去,俞敏洪只能带上巨额现金回家,放在家里相对来说安全点。怎料到,一个犯罪团伙早已盯上他,尾随到他家中,一剂麻醉针就把俞敏洪放倒——这种大型麻醉针甚至能让一头大象瞬间昏睡过去——之后家里的现金、相机等贵重东西被洗劫一空。这件事发生在1998年,俞敏洪算是虎口逃生,生命并没有什么危险。
1999年,这伙劫匪故技重演,直接在他家门口行抢。由于上一次的经历,俞敏洪身边就多了一个司机跟随。对方四个人,己方两个人。司机与三个人搏斗一番,就找机会出去喊人,三个人紧跟其后冲了出去。俞敏洪就跟留下的壮汉对峙,二人厮打了足足七八分钟。这个过程万分凶险,俞敏洪一边厮打一边高声求助,因为他知道那个时间其他住户是应该在家的,他希望起码有人敢在门里吆喝几声,把这个匪徒吓走。即使不敢出来,打“110”报警也行。然而,在二人拼命的那段时间,十几户人家没有任何反应,也没人报警。后来等到警察来的时候,家家户户又都出来看热闹了。这些人与鲁迅笔下冷漠的中国人别无二致。那一刻,俞敏洪真正意识到这种冷漠的可怕程度毫不亚于自己被劫。
可悲的是,国人的冷漠由来已久,从古至今,自小而大,“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观念根深蒂固。俞敏洪知道想要扭转这种观念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所以他在演讲、上课的时候都会有意无意地提到要学会关心,关心身边的人,关心周围的花草虫鱼,关心那“一叶一菩提”的美。
在新东方成立十七周年之际,俞敏洪提出把“关爱文化”作为新东方的核心,从此,关爱员工、教师、学生、家长,乃至社会将是新东方的工作中心。
“关爱文化”有必要吗?俞敏洪说:“新东方对员工好一点,员工自然就会对家长和学员好一点;家长和学员感受到了好,就会让新东方的口碑更好一点;新东方的口碑更好一点,我们的发展就会好一点;发展好一点,我们就可以对员工和老师更好一点。”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轨道,再者关爱也是俞敏洪和新东方的使命,他有责任将人文关怀进行下去,不仅是从行为上,还要从制度上进行更深一步的完善,从而使新东方在未来变成一个传递爱心、传递温暖的地方。
假如这条关爱的线在某个环节断掉,那么整个循环都会断裂,很难想象,一群毫不关心他人的人组成的一个团体,如何完成一个伟大而光辉的梦想。假如俞敏洪一开始就是一个攫取小利的市侩,可能今天就不会有一个教育集团叫新东方。
曾经,有一个墓园的守墓人在连续好几年中每周都收到一封来信,信里附着钞票,要他每周给寄信人儿子的墓地放一束鲜花。
一天,一辆汽车停在了公墓大门口,司机匆匆走进守墓人的小屋,说:“我们夫人在门口的车上,她已经病得走不动了,请您过去一下,跟她说几句话。”
守墓人来到车旁,一位上了年纪的贵妇人坐在车里,她气质高贵,眼神却十分哀伤,看上去十分虚弱,怀里抱着一大束鲜花。
“我是亚当夫人。”贵妇人说,“这几年我每个礼拜给你寄钱……”
“买花。”守墓人答道。
“对,给我儿子。”
“我一次也没忘了放花,夫人。”
“我相信您是遵守诺言的人。”亚当夫人温存地说,“今天我亲自来,是因为医生告诉我,我活不了几个礼拜了。死了倒好,活着也没什么意思。我只是想再看一眼我儿子,亲手为他放一束花。”
深受母爱感动的守墓人还想再说几句其他的事:“尊敬的夫人,您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可是,这几年您总寄钱来为您的儿子买花,我总觉得有点可惜。”
“可惜?”亚当夫人疑惑地望着守墓人。
“是啊,鲜花搁在墓园里,几天就干了。没人闻,没人看,太可惜了!”
“你是这么觉得的吗?我只是想让我在天国的儿子看到他喜欢的鲜花。”亚当夫人有些不高兴。
“是啊,夫人,您别见怪。我是想起来自己常去的孤儿院。那里的孩子们可喜欢花了,他们爱看花,爱闻花,却买不起花。这些墓里的人却都看不见花了。”
亚当夫人没有吭声。她小坐一会儿,默默地祷告了一阵,就离开了。守墓人有些后悔,觉得自己的话可能有点欠考虑,太过直率了。
从那以后,守墓人再也没从亚当夫人那里收到让他买花的委托。
几个月后,原本早已被医生宣判了死刑的亚当夫人又忽然来访,更让守墓人吃惊不已的是,她这回是自己开车来的。
“我把花都送给孤儿院的孩子们了。”亚当夫人看起来容光焕发,活力十足。她友好地对守墓人微笑着,“你说得对,他们看到花可高兴了,这真叫我快活!我的病好转了,医生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可我自己明白,那些孩子的笑脸让我觉得我活着还有些用处。”
赠人鲜花和快乐,自己却收获了生的希望。施与受,其实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你对这个世界付出多少爱,生活也回报给你多少快乐。助人的双手比祈祷的双唇更加神圣和高尚。当你帮助别人使其获得快乐之时,自己也能得到爱的回报。
活在这个世上的人不是独立的,很多时候,人们需要互相帮助。帮助人,并不需要多么刻意,也不需要倾家荡产,爱的付出不能用物质来衡量。美国作家埃·哈伯德说:“聪明人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帮助自已的唯一方法就是去帮助别人。”
做一根能穿线珍珠的线
俞敏洪哲学语录:
新东方每个人都是一颗珍珠,但是在穿成项链以后,价值会倍增。现在我愿意变成这么一根线,实际上我也正在做这个工作。线必须坚固耐磨,不管被什么磨都不能断,也就:是说我的忍耐力、承受力和宽容度必须是极大的,只要这根线不断,新东方珍珠项链还会更长。所以,我觉得我只要做好这根线就行了。
俞敏洪自己说过:“论学问,王强出自书香门第,家里藏书超过5万册;论思想,包凡一擅长讲笑话;论特长,徐小平梦想用他沙哑的嗓音做校园民谣,他们都比我厉害。但我将他们三个的优点吸取过来,这就发生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我是他们三个的领导。”
中国自古有“文人相轻”的现象,知识分子越牛,他们之间就越难以相容。新东方是众多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激情的才子才女汇聚而成的团体,如何将他们在合适的距离和环境中串联起来,俞敏洪这根线至关重要。
1993年,俞敏洪远赴北美去拜访那里的同学。首站加拿大,那里有他想拉拢的第一个人——徐小平。
当时,徐小平在加拿大生活得并不是很好,甚至连份正经工作都没有,因为他想做的始终是唱片事业。两人见面后,俞敏洪向徐小平讲了近几年国内的巨大变化,讲得最多的还是新东方。在俞敏洪看来,像徐小平这样的人才不回国发展实在是太可惜了,但是他回来又不能在新东方当英语老师,毕竟他不是学英语的。俞敏洪听罢徐小平创作的歌,决定自己出资给他开唱片公司,就是这一举动感动了徐小平。俞敏洪回国不到一星期,徐小平也紧接着回来了。
但是徐小平回来后从事什么工作呢?徐小平发现移民是一个大浪潮,而新东方还没有移民这项业务。但是俞敏洪觉得光做移民的业务与自己的价值观不太符合,还需要做点附加的事好让它与新东方的业务范畴能够联系起来。两人商议一番,确定了两个项目:一个是免费对学生进行签证咨询,另一个是尝试徐小平授课模式。徐小平在签证方面的创新研究能力很强,设计了一整套的美国签证咨询流程和培训流程,这就代表新东方多了一个签证的核心竞争力。而徐小平的授课模式更有意思,不同于平常的“传道授业解惑”,他更多的是讲国外的生活怎么样,然后唱自己创作的歌曲,这样生动活泼、别开生面的方式很受学生们的喜欢。
回国后的徐小平担任新东方副校长之职,成立新东方出国留学、移民咨询处,创立新东方咨询思想和留学理论,并推行自己的“人生设计”理念,被当时的年轻人称为“人生设计师”。
跟徐小平相比,王强就比较难拉拢了:一方面他在美国生活得不错,有好的工作单位,有稳定的家庭“小日子”;另一方面,他大学就一直比俞敏洪强,现在如果他回去,是他当领导还是俞敏洪当领导呢?所以,俞敏洪去拜访他的时候也没多想,纯粹是老朋友见面而已。
但是,出现了两个转机。第一个转机发生在二人去普林斯顿大学参观的时候。走在大学校园里,东方人的面孔是很少见的,不过迎面遇到的几个中国留学生都能叫出俞敏洪的名字,这让王强很是吃惊。一个在北大那样默默无闻的人,为何现在可以在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如此露脸?王强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老俞,你现在是个人物了。”他不知道,从中国来到美国留学的留学生里,许多都在新东方学过托福。
第二个转机发生在一家中国饭店。某天晚上,王强请俞敏洪去一家湖南菜馆吃饭,一起去的还有他的老婆。点菜的时候,服务员走过来说:“俞老师,你好。”这下子王强就觉得太有面子了,笑道:“你指的是外面的鱼,还是鱼缸里的鱼,是哪个鱼?”虽然只是一个小插曲,但是给王强带来的印象极深。
即便有这两件事的刺激,王强也并没有马上回国,而是到了1996年10月。不过这期间,俞敏洪还是经常跟他通话,描述新东方壮观的大课堂,听得王强心驰神往。俞敏洪后来就把口语班交给他,而王强也提出了“美语思维”的理念,提出以“美语思维”训练学员,让学员先去了解美国人的语言思维。教学的教材都是王强自己编写的。
徐小平、王强和俞敏洪就是新东方的“三驾马车”。到了1996年底,包凡一听说徐小平和王强都回国了,自己也跟着回去了。于是,新东方的“四驾马车”成形。之后的几年中,胡敏、钱永强、杜子华、周成刚等人也相继加入,新东方变成“万马奔腾”。
在2013年《开讲啦》节目中,大学生提问该不该和朋友一起创业时,俞敏洪答道:“创业最大的纷争来源还是利益纷争,其实最好一开始就把结构利益全部理清楚。一些大学生创业时就是大家先干了再说,干出了一锅饭以后,这锅饭怎么分就不知道了。其实应该先说好了,这锅饭怎么分,我们再把这锅饭给煮熟了。”
一个团队聚起来比较困难,它可能需要共同的目标、志向、理想,它可能需要大家的价值观一致;但是要散起来就非常容易,而大多数团体散架的原因就是利益分配。
当初,徐小平、王强等同学回来的时候就问俞敏洪利益怎么分配,俞敏洪说:“没有利益分配,我不会让你们来上课然后给你们开工资的,因为我觉得这不符合跟朋友打交道的原则。我不希望你们变成我的部下,当然你们也不愿意做我的部下。你们以新东方为依托,各自去创办新的项目,但出国考试这个项目你们是不能涉及的。”
俞敏洪的想法是很切合实际的。俗话说“僧多粥少”,如果大家都盯着老项目,分割一番,每个人就根本不够吃,并且每个人的优势也显露不出来。所以,最后徐小平专做移民咨询领域,王强专做口语领域,大家在新东方自主创业、自负盈亏。结果就是新东方逐渐从单一的英语培训变成综合的教育集团,直至在美国上市。俞敏洪的领导艺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真正团结的意义。
日本漫画《海贼王》里曾经这样讲解过“团队”的意思:每个人有不同的能力和优缺点,大家各自做好各自的部分,你做不好我就打你。简单粗暴地说出了团结的真谛,这跟俞敏洪的观念不谋而合。我们常常认为团结就是大家抱在一起,有福共享、有难同当,以为这样就能“力量大”。但是,久而久之,它就会滋生依赖性。好比计划经济时期的大锅饭,短时间内能够脱贫致富,但是时间一长,问题就会出现。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团结。
团队的意义不在于人数的多少,还拿《海贼王》来说,草帽海贼团只有区区九个人却能在强者如林的海域生存,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有共同的奋斗目标——完成伟大航路的旅行。一个团体,只有在共同的奋斗目标下才能互相协作,如果大家心不齐,你想东,他想西,即使各自能力再强,最终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罢了。
新东方是一个个优秀的老师汇集而成的团体,俞敏洪实现了“1+1=∞”,既不是“1+1<;2”也不是“1+1≥2”,这正是他成功的地方。
“人生的道路很不平坦,靠你一个人绝对是走不完的,只有你跟别人一起为了同一个目标才能把这件事情做成。一个人的力量很有限,但是一群人的力量是无限的。当五个手指伸出来的时候,它是五个指头;但是当你把五个手指握起来的时候,它是一个拳头。未来除了是你自己成功,一定要跟别人一起成功,跟别人团结在一起形成我们,你才能把事情做成功。”俞敏洪如是说。
做人要懂分享,切不可当他人之路
俞敏洪哲学语录:
我小的时候身体状况比较糟糕,一直害怕被其他小朋友欺负,心里就想找个法子笼络他们。当时农村都比较穷,也没什么特别好的东西“贿赂”他们。后来,我就想到了分发糖果的方法,把每年亲戚带来的糖果藏起来,然后一一分出去。久而久之,我就成了那一片的孩子王。也许,这就叫“吃人嘴短”吧,但是我的目的算是达到了,让利的观念也是在那个时候萌芽的。
在《俞敏洪口述:在痛苦的世界中尽力而为》中,俞敏洪曾讲过这样一件事“在新东方内部开过这样一个会,会上我说:‘各位朋友我们是不是干脆不上市了?这样分分红也挺好的。’他们说:‘俞老师,我们不知道你家里到底有多少钱,反正我们还没钱,你就看着办吧。’别人的财路我是不能挡的,这个世界上有三种事情不能做:第一是不能挡别人的财路;第二是不能挡别人的爱路,就是爱情也是不能挡的,比如说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女朋友,第二天被另一个男的给抢走了,稍微急躁一点的都敢拿刀子拼命了;第三是别人嘴巴的饭,在一个人饥饿的时候是不能去抢的。”
俞敏洪在新东方遇到的第一道坎儿是挡别人的财路。
在别人已经发财在望的时候,他不能做半路杀出的程咬金。好比说,—个员工本来可以拿10万元一年,你却告诉他因为各种原因只能支付8万元。倘若公司还算不错的话,对方尚且可以接受;但如果你突然说一分钱都不给了,那他可要跟你拼命了。当时的新东方就是这样一个状况:如果成功上市,很多人瞬间变成千万富翁,而不上市,大家只能每年拿几万块钱。如此巨大的财富悬殊,无疑是告诉所有人,他们的财路被俞敏洪挡下了。这时,不能说新东方的人庸俗,而是现实状况摆在那儿,不做不行。所以,新东方的上市,俞敏洪完全是被推上去的。怪不得,直到今天,俞敏洪对此还是充满悔意,不过,后悔归后悔,事实归事实,日子还是得过。
王明夫的到来,让大家知道了市盈率的概念。他估算如果新东方上市,市值就会涨到80倍,这意味着手中握有价值100万元的占公司总股份1%的股票,上市后将价值8000万元;不上市的话,到年底也就能领100万元分红。8000万元即便放在银行里吃利息,也比100万元多。在如此巨大的利益差距的诱惑下,从高层领导到普通老师,大家心里每天嘀咕的就是上市、上市。
上市之前是股份制改造,这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基本上,每个新东方人都分到了股份,就连后勤做保洁的阿姨也有。然而,一个问题出现了,大家手里拿着的这些股票说是钱,可又不是钱,心里没个谱。想到过去,自己的项目赚多少都算自己的,现在只能每月领那么点工资,年底领一次分红,到时能不能分红还难说。俞敏洪这时做了一项决议,他个人出资购买大家手里的股票,比如以100万元买占总股份1%的股票。如此一来,大家手中的股票就有了实实在在的估价。大家想一想也不会轻易出手,俞敏洪的目的算是达到了。
俞敏洪觉得“能让大家跟着我吃肉,绝不让大家跟着我吃菜”,新东方的每一个人都不容易,为下属谋福利也是他的一项使命。因此,他最终选择了公司上市。
“新东方刚刚开始办班的时候,学生很少,但我给老师的工资远远超出了周边培训机构的工资。老师们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给他们开那么高的工资?老师们的工资加起来是学生所缴纳学费的一倍,所以他们意识到我好像亏本了。我告诉他们,亏本算在我身上,等以后赚钱了我再拿,但是我不能亏待你们。就因为这样,老师们跟我一起拼命地教书,后来新东方越做越大,最后变成了一个大学校。当然,我赚了。这个时候,老师的工资也随之增长。”
上面这段话是俞敏洪2008年在武汉“名家论坛”上阐释自己的让利观念时所讲的。在一般人看来,给员工开那么高的工资不是疯了就是傻了,俞敏洪却不以为然。老师是新东方最宝贵的财富,是关键的竞争力,想要留住他们,除了形而上的梦想、追求外,还需要接地气的、实打实的经济利益。马云也说过:“员工离职的原因林林总总,只有两点最真实:一是钱,没给到位;二是心,委屈了。”
新东方分配股份的时候,俞敏洪一次性让出55%的股份——45%给了老师和管理者,10%留给将来的人才。新东方创办以来的十几年时间里,俞敏洪几乎没有往家里拿钱,所有新东方的产出,他都投入到新东方的建设中。表面上,俞敏洪把十几年的积累都分给了老师,他自己变得身无分文,但是随着新东方的做大,他还是得到了属于他的利益。
有个企业家跟俞敏洪讲过他大学时一个故事:
企业家的班上有个富家子弟,每个星期都会带6个苹果来宿舍。几个室友以为是一人一个,结果是他自己一天吃一个。虽然苹果是他自己的,他有权利不给别人,但是从此给室友留下一个印象——这个人太自私。后来,这个企业家成功了,那个富家子弟没有成功,就想加入企业家的公司做事。大家商量一番还是决定拒绝他的加盟,原因很简单,这个人在大学的时候就没有体现过分享精神。
每当俞敏洪演讲时提到分享就会引用这个例子。这个简单的小事却透露出一个深刻的道理:如果你有一个苹果,你把它分成若干份,与他人共享,那么你就很有可能收到他人回赠的其他水果,也许是一个梨、一个香蕉、一个橘子,这样你品尝的味道就不再只是一种,重要的是还能收获若干朋友。当然,这只是分享精神的缩影,俞敏洪坚信与人分享的结果一定不会是白白付出。
俗话说“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一份快乐与人分享,会变成两份快乐;一份痛苦与人分享,就会变成一人一半。分享精神就是这么神奇,感情、思想、财富都可以拿来分享,并且不会因为分享而减少。俞敏洪在北大做演讲时,就提倡大学生学会分享、懂得分享,要知道自私的人很难在这个社会上立足。
曾经,有一个墓园的守墓人在连续好几年中每周都收到一封来信,钞票被附在信封里,她要求寄信人每周给儿子送上一束鲜花。
一天,一辆汽车停在了公墓大门口,司机匆匆走进守墓人的小屋,说:“我们夫人在门口的车上,她已经病得走不动了,请您过去一下,跟她说几句话。”
守墓人来到车旁,一位上了年纪的贵妇人坐在车里,她气质高贵,眼神却十分哀伤,看上去十分虚弱,怀里抱着一大束鲜花。
“我是亚当夫人。”贵妇人说,“这几年我每个礼拜给你寄钱……”
“买花。”守墓人答道。
“对,给我儿子。”
“我一次也没忘了放花,夫人。”
“我相信您是遵守诺言的人。”亚当夫人温存地说,“因为医生告诉我,我已经是一个将死之人了,所以今天我到这来,想再看看我的儿子,并且亲手为他再放一束花。”
深受母爱感动的守墓人还想再说几句其他的事:“尊敬的夫人,您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可是,这几年您总寄钱来为您的儿子买花,我总觉得有点可惜。”
“可惜?”亚当夫人疑惑地望着守墓人。
“是啊,鲜花搁在墓园里,几天就干了。没人闻,没人看,太可惜了!”
“你是这么觉得的吗?我只是想让我在天国的儿子看到他喜欢的鲜花。”亚当夫人有些不高兴。
“是啊,夫人,您别见怪。我是想起来自己常去的孤儿院。那里的孩子们可喜欢花了,他们爱看花,爱闻花,却买不起花。这些墓里的人却都看不见花了。”
亚当夫人没有吭声。她小坐一会儿,默默地祷告了一阵,就离开了。守墓人为自己说出的话感到后悔,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话太直接了,可能会伤到亚当夫人。
从那以后,守墓人再也没从亚当夫人那里收到让他买花的委托。
几个月后,亚当夫人的突然来访,让守墓人吃惊不已,因为他知道亚当夫人得了不治之症,居然还能开车来这里。
“我把花都送给孤儿院的孩子们了。”亚当夫人看起来容光焕发,活力十足。她对守墓人友好地微笑着,“我赞成你的说法,他们看到花一定会很高兴!医生都不明白是什么让我的病好了,但我知道,正是因为那些孩子天真的笑脸,让我觉得我对这个世界还有益处。”
赠人鲜花和快乐,自己却收获了生的希望。施与受,其实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你对这个世界付出多少爱,生活也回报给你多少快乐。对别人伸出援助之手,是最为神圣和高尚的。助人为乐的同时,还能收到意外的回报。
活在这个世上的人不是独立的,很多时候,人们需要互相帮助。帮助人,并不需要多么刻意,也不需要倾家荡产,爱的付出不能用物质来衡量。美国作家埃·哈伯德说:“聪明人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帮助自已的唯一方法就是去帮助别人。”
生活中,你只需要对偶然遇到的弱小生命伸出一只温暖的手,给予对方你力所能及的帮助,也许就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
当我们方便他人的同时,我们也照亮了自己的前程。纵使漫漫人生路充满坎坷,关爱一定能穿透阴霾,温暖每一个人的心房。在赶路的同时,也请你携上这一份爱,善待生活当中你多遇到的每一个人,收藏生活中点点滴滴的感动与领悟,让心灵得到一个宁静安详的港湾。
学会向优秀的人学习
俞敏洪哲学语录:
新东方有一句话是“一只土鳖带着一群海龟在那儿干”,我就是土鳖,徐小平、王强、包凡一就是海龟。新东方为什么能干到今天?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土地比较干旱,海龟在土地上爬,有时会失去方向;土鳖本来就在土中间长,带着一群海龟,既能共同呼吸大洋彼岸的空气,又能熟悉中国的土地,结合起来可以多一点事情。
学生代表:我觉得您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有更深层的目的在里面,经常是放长线钓大鱼,尤其是在交朋友方面,交的朋友往往都是一些有用的朋友。所以我觉得您在交朋友方面有阴谋。
俞敏洪:其实,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但是你要把它归结为阴谋,就说明你心底的光明度还不够。老子有句话:“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私心的。我也不例外。关键是看你在跟别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怎样实现自己的一点私心。我觉得标准有两个:第一,实现你的私心,不能伤害别人;第二,如果在此基础上,这个私心的实现对所有人都有好处,那么就大胆去做。我个人做这些的方法,绝对不会说眼前看见一块钱,一把就抓住,然后说是我的;我会想一想,如果让别人捡走了,是不是我会拿到十块钱,很简单。所以千万不能把这个东西归结成阴谋。
《开讲啦》节目中,俞敏洪与学生代表有上面这段对话。表面上看俞敏洪在交友方面似乎存在一定的功利性、目的性,但是他道出了一个交友的标准:要交让你感觉到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东西的朋友。学到东西就意味你能跟着进步,交友时要“宁为牛后,不为鸡头”,就是跟在牛人的后面学习。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与人打交道,或者结交朋友,理应选择优秀的人,并不代表你势利、有阴谋。
王强是俞敏洪在北大的班长,出自书香世家,家里藏书数万册,俞敏洪读书的爱好就是跟着王强培养起来的。在俞敏洪心中,王强是第一个“牛人”。
俞敏洪把生活费一分为二的做法就是跟王强学的。每到周末,两人就会出去买书,俞敏洪对于买书不在行,所以看到王强买什么,他也买什么。王强被他搞得烦不胜烦,说道:“你能不能别跟着我?”俞敏洪说:“你是我的班长,你有责任帮助落后同学。”俞敏洪心里自然知道王强把他赶走的真实目的,那个时候,王强可是班上很多女生追求的对象,如果俞敏洪不跟着他,他就会带其他女生去买书。直到今天,在读书方面,俞敏洪还是尊王强为师,这个习惯一直持续着。每次新东方人聚会,大家谈论最多的还是读书,一旦谁哪本书没有读过,就会被其他几个人说“看看你,大学的时候就这么不用功,现在还是那样”。今天的新东方之所以读书氛围浓厚,原因就在王强。
除此之外,王强还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他的梦想是成为一个有社会地位、有声望的人。他的经历可以充分说明这点:1984年,北大毕业后留校任英语系助教、讲师;1990年,自费赴美国求学;1993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计算机科学硕士毕业;1994年,进入美国贝尔实验室担任高级工程师。出国留学的几个人之中,王强算是比较成功的一个。1996年,俞敏洪赴美“游说”王强回国。
俞敏洪还有一个朋友叫徐小平,认识徐小平是件有趣的事。当时,他在教一门西方音乐史的选修课,俞敏洪听了一节觉得这个老师才华横溢,很想认识认识。一个星期后,他去敲徐小平家的门,说自己听完课很感动想向其请教。他进屋后才发现,这里已经聚集了一群年轻教师。原来,这是徐小平的一个习惯,每到周五晚上,他就会招一批老师来自己家里聊天。当时俞敏洪问自己能不能留下来,徐小平说:“不行,我们聊的都是男男女女的事,像你这样的纯情少年会被污染的。”幸好俞敏洪反应快,说:“徐老师,我正好在这方面需要一些启蒙教育。”于是,俞敏洪“蒙混过关”留了下来。听着他们聊天,俞敏洪忽然发现没人帮着烧水,后来,他就帮大家倒水、煮方便面。连续去了四次,到第五次的时候,俞敏洪突然不去了。为什么不去呢?他就赌那帮人已经离不开他,心想,也该是时候显示出来自己的重要性了。果不其然,徐小平的电话打来,说:“你个兔崽子怎么还不过来?”俞敏洪赌赢了——他们确实已经离不开他这个小子了。之后的一年里,俞敏洪经常去听这些人聊天,大家不同的思想不断涌入他的脑海。1996年,俞敏洪赴美“挖人”,徐小平就是第一个。用他的话说:新东方不缺少老师,缺少的是有思想的人物,需要能管理新东方思想的人。
徐小平跟王强的文人气质不同,他更像是一个艺术家,毕竟他是搞音乐出身。王强还跟着他在北京大学艺术团待过,当时王强做团长,徐小平任指导老师。徐小平的梦想是能够在中国办一个唱片公司,推自己的歌、推自己的唱片。
俞敏洪与新东方另一个“顶梁柱”包凡一认识是因为上下铺。进宿舍的时候,包凡一先“霸占”了下铺,而俞敏洪也想睡下铺,看着眼前的壮汉,硬来不行,俞敏洪心生—计,谎称自己晚上有尿床的习惯,最后成功得到下铺的使用权。
大学时期,包凡一的行为算是典型的犬儒主义:一周不洗澡稀松平常;穿衣服是从箱子里一件一件穿,穿脏了就扔床底下,当一箱子衣服全拿完了,就把床底下的衣服捡出来看看哪件更干净,然后继续穿;假如实在没得穿,就把那些脏衣服放到一个大桶里,撒点肥皂粉,最后用脚一通乱踩,用,水一冲——完事。你要问他为什么不用手去洗,他说用手洗衣服是对人类智慧的侮辱,人类的手怎么能去洗衣服呢。就是这么一个人,大学4年的时间一次被子没叠,前三个月你还能看到被罩,过三个月被罩没了,又三个月被面没了,他的大学整个睡在一堆棉花絮里。
包凡一身上有两点好处:一是前文提到的自我打击能力。可能是因其犬儒主义的优势,他能够一眼看穿人的伪装,然后把这个人损得体无完肤,最后逼得大家只好互相打击、互相嘲讽。二是他的古文水平特别高。估计是受到他父亲(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的影响,他对古文极度热爱。据说在他还不会说话的时候,父亲就已经在教他背古文了。所以,包凡一5岁背《离骚》,8岁通读《金瓶梅》。俞敏洪在大学学古文就是从背《离骚》开始,二人曾打赌俞敏洪不可能在一周之内背下《离骚》,毕竟包凡一可是从5岁背到7岁,结果还是俞敏洪赢。因为包凡一的影响,俞敏洪越来越喜欢读古文、背古文,从《古文观止》开始,再到《老子》《庄子》和四书五经,他的中文水平自然而然地随之提升。
向优秀的人学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俞敏洪在一开始就发现他们身上的优点——王强的好读、徐小平的才华、包凡一的韧劲,然后跟着他们学习,即使自己某天懈怠了,这些朋友也会督促自己。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有什么样的交际圈决定着你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人的一生如果结交了好的朋友,就可以与之患难与共,相互砥砺,不仅可以成为情感的慰藉,也可以成为事业成功的基石。曾国藩在写给他的次子曾纪鸿的信中说:择友乃人生第一要义,必须选择志趣远大的人。
曾国藩的处世经可以说是一部他广交朋友的处世经。他的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也可说是在朋友的相互砥砺和影响下取得的。因此,他深刻地领会到了人生择友的重要性。所以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在事业上都时时注意广交益友。这一点他在京城的13年生活中,就有充分体现。
曾国藩在写给家里的书信中,向家人介绍了当时所结交的部分朋友:“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唐镜海先生、倭仁前辈,以及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数人;穷经学理者,则有吴子序、邵惠西;讲习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此四君者,皆闻余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深浅,要结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近来闻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人,恐徒标榜虚声;盖求反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标榜以盗虚名是大损也!”
曾国藩所交之友对他个人的影响和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刘传莹,清朝学者,湖北汉阳人,专攻古文经学,精通考据。曾国藩通过与刘传莹的交往,大大弥补了自己古文字上的不足。1846年,曾国藩在城南报国寺养病,于是便向刘传莹请教古文经学与考据。刘传莹也正因为自己只在古文经学方面有造诣,遂向曾国藩请教理学。于是,二人互相切磋,取长补短,成为至友。曾国藩通过与刘传莹的交往,拓展了学识,在学术领域走上全面发展的道路。他在给同乡好友刘蓉的信中,表达自己在学术上的见解和志向时说:于汉、宋二家“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为文复臻于无累”。不计门户,取长补短向来是成功的方向。
何绍基,字子贞,精通书法,擅长吟咏。曾国藩与其交往中,觉得何绍基所长,正是自己的不足。从此以后,他非常重视写作和赋诗。
另外,他还经常与吴廷栋、何桂珍等人讨论理学,向邵懿辰请教今文经学。
这些朋友,在京城都颇有名气。同他们的交往不仅增长了学识,也大大提高了曾国藩在京城的个人声望。他在家书中称自己“昔在京颇著清望”。这也是他在京城迅速发迹的原因。
曾国藩在交新友的同时,也十分注意联络旧时志向相投的那些老朋友。这一时期的学术观点和思想上比较相近的人主要有刘蓉、郭嵩焘、江忠源、欧阳兆熊、罗泽南。
刘蓉,字孟蓉,号霞仙,湖南湘乡人。郭嵩焘子筠仙,湖南湘阴人。曾国藩在赴京科考途中在长沙认识了“少有志节”的刘蓉,又通过刘蓉认识了正在长沙参加乡试的郭嵩焘,于是三人“欣然联欢为昆弟交”。
江忠源,字岷樵,湖南新宁举人。在北京,经由郭嵩焘的引见,与曾国藩相识。交谈过后,江忠源告辞,曾国藩对郭嵩焘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当时承平日久,众人都十分惊疑。刘蓉称赞江忠源,“交友有信,与士卒同甘苦,临阵常居人先,死生患难,实可仗倚”。在与曾国藩的交往中,以有血性、有胆有识,被引为益友。曾国藩称赞他“儒文侠武”。日后江忠源果真成为湘军的主要干将。
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与曾国藩是同县人。他家境十分贫寒,却能“溺苦于学,夜无油炷灯,则把卷读月下,倦即露宿达旦”。他的道德学问,时人称他为有数的人物。他研究程朱理学,标榜自己为宋儒。年轻时,他连遭不幸,丧母、丧兄嫂相伴而来,继而长子、次子、三子连丧,其妻连哭三子之丧,双目失明。罗泽南并未因此沉痛的打击而一蹶不振,反而“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人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因此,曾国藩十分敬重他。常在书信中表示敬慕之意,称他为家乡的颜渊。后以儒生的身份带兵征战,立勋名于天下。颜渊,即颜回,孔子的学生,家境贫寒,一生没有做官,住在简陋的小巷里,用竹筒吃饭,用瓜瓢喝水,却自得其乐。
曾国藩所交益友众多,其中有给他出谋划策者,有赏识提拔者,有危难之时,两肋插刀者。不同程度的烘托了他的事业。因此,曾国藩更深刻地体会到:“择友为人生第一要义。”
当今的社会更是彰显择友的重要性,当我们每个人初入社会开创自己的事业时,你在中学和大学期间所形成的友谊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深厚的友情不仅为你打开了不同寻常的机会之门,而且也大大增加了他的知名度。
换句话说,由于众多朋友的帮助,你的能力也扩大了许多倍。似乎拥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够在做任何一件事时获得朋友们无私而热心的支持,朋友们好像总是全心全意地增进你的利益。
很少有人对自己事业生涯中朋友的作用做过恰如其分的评价。绝大多数成功人士都认为,他们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是因为其自身卓越的才能,是因为他们自身的拼搏努力。他们总是津津乐道自己所创的辉煌业绩。并且将自己的成功全部归因于自身的聪明、才智、精明、努力以及积极进取。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众多的朋友就跟无须报酬而又无处不在的商人一样,在任何一个时候都会对他们的事业提供服务与帮助。
科尔登就曾经说过:“真正的友谊就像健康一样,其价值通常只有在失去它时才会认识到。”
此外,朋友们的立场和个性将对你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选择朋友时,必须确立这样一种原则,那就是尽可能地选择那些比你优秀、在各方面领先一步的人做朋友。必须努力地和那些你所仰慕和推崇的人交往,这并不是意味着要结交那些在金钱上更富有的人,而是结交那些有着高深的文化素养、受过良好的教育、并有着更广泛的信息来源的人。只有和这样的人交往,你才能尽可能多地汲取有助于你成长和发展的养料。而且在与他们的接触过程中,你也逐渐会提升自己的理想,追求更远大的目标,并付出更大的努力,以便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够成为一个强者。当然,我们希望你走出孤僻的性格,成为善交朋友的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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